（2012-03-19，原载少年中国评论）
戴按：此文提出不少值得思考的看法。文中的黑体和黑斜体为原作者所加。
一、历史一点都不新鲜，刚刚发生的事情，21世纪以来起码两次了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87655
从这个帖子的一句话----
坚持法制不是仅仅为了李庄，坚持自由权利不是为了google，坚持民主选举不是为了影帝而恰恰是为了王立军----说起。
首先表个态，我对自由主义不认同，对八宝饭没啥好感，我只是说说我个人的看法。但我得承认，上面这句话，是文宣的典范，简洁、有力，充满节奏感、让人难堪，让人不得不正视。以后我儿子学作文，我就希望他写这样的文字。
大概10年前吧，或许稍微更早一些。有两个刊物被封：《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这两个刊物，客观的说对我有很大的共产主义启蒙作用，对这一点我始终心存感激。
不过，这些刊物的主持者是是一些老干部，他们有3点原则是不变的
1 党是好的，党中央是对的，我们要促党左转
2 有苏联的例子在，鼓吹自由民主的人搞坏了苏联，也搞坏了我们的党，我们要反对他们。
3 往回走来得及，我们能回到社会主义（但是有几个干部在嗡嗡嗡吃苦了，所以并不赞同嗡嗡嗡，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应该理解为49-66，76-84）
这些刊物在一个资本家可以入党，三个代表不断被强调的年代，显然很扎眼。但这些刊物一时半会封不掉，为啥呢？因为有几个高干罩着。比如邓力群，比如魏巍。所以我还能在学校阅览室看到。
忽而一日，刊物被封了。老干部们相对无言，看不到任何人支持他们，只有一个例外——自由派。
自由派有人发了公开信，写给邓力群的。大意如下——
老邓您当年当过中宣部长，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当年您让谁说话谁就能说话，让谁闭嘴谁就能闭嘴，我就奉您的命令闭嘴过。今天，您的刊物被封了，说我不开心，那是假的，我很阴暗地觉得老邓被人封嘴很有趣。但是，出于我的政治立场，我得说，“邓力群也有说话的自由！”。今天没人替你说话，我替你说话！
这个公开信显然是带着讽刺心态说的，但是，自古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你老邓已经不是中宣部长了，人家雪中送炭，而且是唯一的一根炭，哪怕来自你不喜欢的人，哪怕你不想要退回去。也该大大方方的道声谢。我把这个事情和一些老干部说了，他们什么反应？
无言以对。
过了几年，他们又去唱红了，毕竟人家一把年纪，求个心理安慰也就养老了。我呢，虽然始终认为自由派的政治观点很幼稚，没有操作性，虽然始终认为自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从此也就和这个群体渐渐分开。当然，还有不少年轻人留在老干部的周围，有的是因为激情，有的是看到了仕途机会。
10年过去了，2012年3月15日 大戏开场。马克思说的对，历史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我才30出头，不过已经从正剧看到闹剧了。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410480
但是很显然，不用到别处，就在这个bbs里，一本正经地参与闹剧演出的人还不少啊。历史总会往前走的。共产主义的定义是什么：“人的自由发展！”自由民主你不要，自然有人踩着你过去。踩你的人，可能是敌人，也可能是人民。总之你已经去了历史的垃圾堆，还没资格喊冤。
我前几天发了这么一条微博http://www.weibo.com/2001863161/xEQ7Yo28a
从制度上说，苏联死不是因为改革，言论自由。相反，苏联死是因为没有渠道让百姓表达对苏联基本盘的支持。许多人依据灭亡前的投票和民调结果说多数人支持苏联，没错。不过，为啥这种民意不能通过政治制度转变为决策力量呢？平时不让反对意见存在，不开放政治，危急时也没法动员人民对付少数干部暗箱操作。
我不是想影射什么，我发这个微博的时候，薄书记还好着呢。历史映射现实，这是必然结果。我不是算命先生，只是表述一个事实而已。虽然私有制的自由民主是个神话，但我承认，在公有制下如何实现自由民主，是个难题，难到什么程度？难到太祖都只是把第一步实验了一下。
这不是坏事，天上不掉馅饼，只有艰难困苦中诞生的东西，才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二、薄熙来还有机会，国家资本主义也会前进
注：本文并非逻辑完整的论述，部分已经在其他文章里谈过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可先阅读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170《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
以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67947.shtml
薄熙来是什么路线？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
（认为薄熙来是共产主义路线的请去找孔庆东和张宏良，没准他们还会给你介绍肖传国当队友。你们前程远大恕不奉陪）
国家资本主义哪里来的？
逼出来的，有苏联教训在前，有美帝压力在后，再加上美国金融集团自废武功，中国这个最先走上自由化道路的共产党国家没有拆到底，在21世纪拥有一个巨大的国有资本集团。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这两年的趋势如何？
加强。
为啥？
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缺乏购买力，需求不足。
自由资本主义遇到需求不足，会争相削减投资，把危机放大，立刻制造一个1929。只有垄断资本才能互相协调，用投资来创造就业，进而保证需求。所以从力量对比上看，全国范围内都是国进民退，不光重庆一地。国有资本抢回了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丢掉的很多阵地，民间资本也开始转而依附于国家资本。
重庆的国家资本主义近年发展如何？
更强。
体现在哪？
投资率，参见去年黄奇帆讲话，重庆的投资率80%。当然全国的投资率都不低，但重庆尤其高。
投资来自哪里？
央企、本地国企和被引诱来的民间资本。
为何重庆比别的地方高？
首先是薄熙来的关系多，央企大举进入。其次是国开行等单位支持，大量贷款。不过更重要的是薄熙来为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国资、民资、外资大量流入。
什么环境？
充足的土地和廉价劳动力。
怎么来的？
行政手段消灭农民，大搞城乡统筹（其他地方也在做），收缴农民土地，全市土地流转。在全国土地指标都紧张的情况下，重庆把远离城市的农民宅基地收了，拆了平房，让他们到城市里住楼房。再复垦土地，这样，楼房占地比平房小，有耕地盈余。于是重庆在耕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有了更多的土地指标，这些土地指标都用于郊区征地，自然土地供应充足。同时农民进城，变成足够的劳动力。
这其实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重庆的力度更大，基层官员的“劝说”水平更高。更重要的是，重庆能在省级单位内部做到土地自由流转，把大量山区土地置换为近郊的高价值土地指标。所以重庆做的好。重庆的人均收入增长不算出色（增长快了就不是好投资环境了），但真实就业率提高很快。
打黑是怎么回事？
投资率高了，流入资金多了，于是市面相对繁荣，政府能收到更多的税，雇佣更多的人手，而且给这些人相对不错的收入。中国的公务员、警察、税吏相对人口偏低，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所以30年来需要社会组织，也就是小型黑社会来负责基层组织秩序。现在薄熙来雇了足够的人手来替代他们，所以能打黑，同时不会让经济停摆。同期其它地区的政府也增加了大量不在编人员，治安也明显好转，重庆做的更强一些，不能说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但肯定算是相对做的不错。
全国和重庆的趋势都不错，能走下去么？
有点麻烦。因为资本主义归根结底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把投资周期拉长，强行投资制造短期需求。每一轮投资都会导致生产能力相对更大比例的过剩。换句话说，投资是把经济危机往未来推。只要资本要牟利，那么回收利润的时候就是危机到来的时候。如果稍有衰退，很容易出现全面崩盘。必须用强硬的意志继续投资，把问题再往未来推一轮。一旦意志稍弱，或是遇到一点技术障碍，就是高铁这种结局。
此外，大量投资使社会资金量增加，会诱发通胀。所以投到一定程度会不敢投，也就是滞涨。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资本不要利润，自然就没有相对过剩。换句话说，国家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并不远。只差让人民拥有资本一步。
如果不能搞彻底的社会主义呢？
那麻烦就大了，一部分资本放弃利润，其他资本不放弃，会导致这部分资本被压制，进而被消灭，或是出现明显的亏损，其他资本失控，一旦某项重大投资造成坏账，会出现全面衰退的连锁反应。换句话说，哪怕改良到90%，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起码还有一半的难处呢。
薄可能彻底搞社会主义么？
难。
从经济结构上说，薄是为资本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发育环境，才吸引来足够投资支撑就业的。何况大批投资来自于重庆甚至中国之外，很多还是国开行等国有银行的贷款，法理上根本不能被重庆人搞“地方公有制”。
只有这一个障碍么？那全国能改良不？
从人力上说，社会主义需要足够的基层力量，需要真正有理想的骨干。这种东西通过改良是改不出的，因为改良意味着某些接受这方面观点的人会被逆向淘汰。更何况现在的社会已经充分资本主义化了。比如说打黑，首要的前提就是增加的基层人力必须拿到比纯打工更多的钱。甚至对身边人，薄也做不到理想主义动员，薄自己也必须采取“利禄驱人”的模式来建立权力结构。
为何理想主义带不出队伍？
原因很多，不过最决定性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理想。理想主义不是一心向善，而是复杂社会科学。中国现在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不是一个半农业化社会——历史上尚无合适的先例。苏联在人口和社会生活模式完全工业化后一代人就完蛋了。从意识形态上说，不要说唱红这种浮于表面的红色文化，就是纯正的毛泽东、列宁时代的意识形态放到今天也不够用。
啥样的制度能带来合法性？
就目前而言，世界上唯一能勉强维持工业社会稳定，解释统治集团合法性的制度是欧美的资本主义——议会政治制度。
这套制度怎么来的？
来自小生产者和资产阶级的联合。
欧美模式，就是西方以私有制搞经济、议会搞政治、非政府组织协调基层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两个起源：商团和18-19世纪的理想主义。商团-资产阶级-金融霸主的脉络不说了，大家都懂，资本主义怎么能不让资本家出头呢？但这个理想主义源头却常常被人忽略。
所谓的欧美模式理想主义源头，其实就是小生产者在小社区里的直接体验。那时候分工简单，技术门槛低，大家觉得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在乡村集贸市场里所有小生产者是平等的，都能达到效率最大化。那时候政府也简单，尤其是小社区的政府，大家觉得只要有个选举，选一个自己认识的候选人管管帐，雇几个保安，政府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所以，民主选举、自由市场、低税率就是大家期望的好东西，也是大家全部的政治经济需求。万一还有点防火修桥的小事，就由经济宽裕的人物挑头，搞个临时组织，也就是ngo出来就足够应付。
这些条件如果都满足了，小生产者还真想不出还需要搞什么东西来打搅自己的生活。要是腐败的政府或是贪得无厌的贵族想来收税抢劫，小生产者们很乐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联合，一起造反。这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一次次起义的原因。到了最后，农业时代的统治阶级被扔上断头台，资产阶级组织政权，小生产者（城市工人）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大家皆大欢喜。
这套模式这么好么？革命真的换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无产阶级（小生产者的继承者）真能和资产阶级和谐相处？
扯淡，资产阶级不这么想。合伙制企业怎么能不从同伙身上揩油呢。一旦私有制、议会制、社会团体这些东西成为统治社会的标准模式，资产阶级迅速就在新玩法下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原因很简单，只有一个字：“钱”。
钱能赚更多的钱，小生产者的利润多半要养家，资产者的钱大部分用来生钱。小生产者只能看到眼前的亏赚，大资本可以全球搜集信息甚至操纵市场。这说明自由市场一旦超出了乡村集市的范围，就没有真正的平等，永远是少数大资本赚钱，小生产者夹缝生存，乃至破产。社会因此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议会政治也免不了用钱。原来一个小社区总共也就几十上百户人家，家长们站到一个大厅里就能讨论问题。讨论清楚了，举手一表决就ok。这里默认交流信息，传递信息都不需要钱，也占不了多少时间。可一旦人多起来，搞政治的人要领工资，要找顾问；传递信息要开电台、设报纸；推销言论要雇人手，要印传单；这些开支都不是普通人能支付的。
所以，权力和经济增长的增量迅速归于资本——资本的代言人可能是资产阶级，也可能是夺权的高级经理。
这套模式既然是假的，为啥又说是唯一像样的工业社会模式？
假的比没得好。中苏过去那套的确走不通，欧美模式倒是吸收了马克思的不少经验。此外，这套模式的确改造了整个地球受教育阶层的思想——没办法，全世界都学欧美工业化，教育体系的各种细节也一并抄来了。即便是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比如中苏，实际上也是走议会政治的外壳，比如人大和苏维埃，也承认一人一票的普选制。甚至地方人大也抄的是人家的分权议会制。从这个角度说，这套制度的确有普世性。
前面说到这套制度的外壳并不是资产阶级设计的，而是小生产者设计的。这也意味着这东西符合人的直觉，便于被人接受。大家生活中见到的市场都是菜市场，所以觉得自由市场不错；大家生活中处理的事情都是小圈子的事情，所以容易觉压制得一民主就效率高。中苏实际上没走出公有制下的民主道路，而是用共产党来代替西方资产阶级的贵族议事会，再去管理那个议会民主的外壳。
不过，这种模式是招人烦的，尤其是连外壳的正常运行都不保证的时候。比如说，从小学起，如果一面宣称班干部是选举，一面实施事实上的教师指定制，带来的反感肯定大于直接指定。人大和苏维埃也是如此。
地球上有没有拒绝欧美模式的案例？
也有。既然民主外壳下的实际不民主招人烦，那么干脆去了这个外壳，把农业时代统治集团的血缘神话、宗教神化都拿回来，往往还更稳定一些，比如说朝鲜。
重庆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走这种模式，比如红二代强调领导人的合法性，红歌强调政权的合法性。
但问题在于，你没法把这个东西全面铺开，没法像朝鲜那样封闭社会。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人人受教育能上网的发达工业社会，你这么搞，长期来看是招反感的。走不通。
中国人现在咋想的？
由于旧的民主外壳带来的逆反心理、基层组织30年来的腐败涣散，还有欧美强势文明的渗透，再加上距离产生美。普通中国人潜意识里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可能超过大部分国家。网上觉得有了国家主义就不要民主的小资实际上是绝对少数。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经济减速的时候一定会对非选举政府的合法性表示怀疑，甚至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也如此。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骂声越来越高的原因。
那咋办？
坦率的说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资本主义的主流地位不会改。中高层官员们很现实，他们需要稳定，放开搞私有化，他们实际上斗不过民营资本家。更重要的是危机一波紧似一波，只有继续搞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强行投资才能多撑一段时间。所以薄熙来下台，重庆乃至全国都会继续走国家资本主义路线。最多是不唱红歌而已。
薄熙来还有机会么？
绝对有，原因很简单。国家资本主义只要不完全转向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危机，只是把危机往后推，同时增加危机的潜在规模。薄熙来在重庆实际上没干几年，不要说投资商抽利润，就连大部分贷款还只是在还利息。所以说，薄熙来并不需要考虑下一轮投资如何动员，这一轮的便宜却占到了。一旦后任接手，实际上后任拿到的是一个潜在危机比全国其他地方都大的盘子，对付起来要加倍的麻烦。如果经济真的全面减速，重庆可能会先爆开，至少比全国大部分地方更容易爆开。
而且，重庆的问题是已经建立了太大的财政盘子，还有大批政府新增基层人力，一旦财政出问题，黑社会秩序必然重现（其他地方也一样，但这里反弹会更大），甚至在重建中带来更多的混乱。
总而言之，薄熙来虽然是被赶走的，但也可以说走的恰到好处，政治资本收获不少，麻烦统统留给后人——又不是我要走的。薄熙来下台在政治上是打击，但多半能保住党籍，还可能保留级别不低的闲职。一旦重庆比其他地区先出现问题……卷土重来的资本不小啊。
欧美模式是假的，我们也没有好的模式，未来咋办？
没有理由所有问题都一定要有答案啊。现在的确是一个资本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改良资本主义也不能独善其身，下一步世界冲突会激化，内部矛盾也会纷纷呈现，旧制度，不管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欧洲的半吊子改良资本主义，统统不好混。
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并没有准备好接管这个时代。作为共产主义者，我只能说2012是一个大戏的开场，或者说2008-2012是资本主义最后一幕的开头。整个世界就像1911年的大清朝，旧制度不知所措，新制度也不知在何方。接下来的世界恐怕将是一个混乱无比的时代。美苏核武器带来的几十年和平怕是要结束了。在这个时代，乐观的人要看到希望，悲观的人也请乐观起来。
虽然我过去几年对薄熙来没啥好话，但今天他倒台了，我倒也不想说他有多邪恶。他只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且身上受到太多遗产的限制，他的个人品行和个人偏好实际上并不能强烈影响历史大势。90年代，我有亲戚在大连的血汗工厂上班，在铁栅栏工厂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老板例行地扣下几个月工资和工人的身份证。但我也不认为她们到了东莞会有更好的命运。
我不是说薄个人没有能力。他算是官僚体系中嗅觉更灵敏，比较能适应新时代的人。薄熙来下台当天，bbc就说他是中国最西化的政治家。当年全国往自由化的方向滑，他是自由主义旗手，“经营城市”概念的提出人；如今国有资本主义主义的时代到了，他又比其他官僚领先了半个身位，抢到了不少政治资产。但他终究不是新时代的人，或者说我们都不是，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不能开创新时代。所以他也没法完全规避体制内的例行攻击。
但我不认为他的下台会改变国家资本主义的惯性。只要总危机不到无法遏止的一天，中国乃至世界的资本主义就得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尽力维持。温家宝或者习近平都不可能和这个大势对抗——事实上，他们一向很懂得向形势低头。哪怕今后一两年中国社会多了一点自由主义的外壳，内核还必然是官僚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薄熙来的粉丝请勿过于担心。
而一旦总危机出现，薄的暂时失势完全可能变成恰到好处的退让。他多半还会在资本主义最后一幕里拿到更有趣的角色。
三、政治需要格调——对网上谈政治的兄弟说几句不讨趣的话
薄熙来离任，看一些相熟的id发言，不管是在微博还是bbs上都是一片愁云惨雾，大有天塌下来的势头。当然了，王立军夜奔时他们还说情况再恶化就上街游行，要打游击云云。现在倒也没有见到行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据说是12个城市有13人次上街，其中1个是借着高铁跑了两次，五毛颇是大笑了一番，说你们自由派就是嘴炮， P的群众基础没有。现在风水轮流转了，上山的人凑够一打没？
我倒不是想笑话什么，我在说很严肃的话题。政治这个东西，固然黑，但不是无规则，而且规则对任何一个阵营都有效。前一阵子的五毛党风潮怎么来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集体堕落，缺乏历史和社会知识，谈起社会历史问题来漏洞百出，拒绝承认现实，被抓住把柄之后还造谣骂街，让许多对原来还对自由派颇有同情的人撤回了自己的支持。用许多id都说过的一句话来说：“被恶心成五毛了”。
既然知道自由派是怎么“恶心”人的。那就应该避免自己“恶心”别人，否则那不是自掘坟墓，把盟友往敌人那里推么？换句话说，你谈政治的时候不能造谣，不能说大话，不能骂街，不能三句不到就直奔下三路而去。不能动不动像乌有之乡那样上门打架，要消灭别人的言论自由。
可是，王立军事件以来，看看体制派，五毛党这边出了多少谣言？出了多少言之凿凿的“小道消息”？有多少人先说“反恐”再说“精神病”？所谓的领军人物，比如司马南之流，又多少次宣称“形势大好？”。对于置疑的观点，又说了多少脏话？被事实打脸之后有多少人认错了？有多少人转向下一个谣言，等着下一次打脸？这些做法不恶心人么？实事求是就那么难？
我个人以为，出来道个歉，不是丢脸，而是最大的脸面，是最大的人心。要是在乎自己那点面子，不在乎政治观点对人的影响，那你其实还不适合谈政治，劲舞团更适合你。
甚至造谣骂街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过分的是为这种玩法寻求理论依据。比如“用革命的谣言对付反革命的谣言”，这话其实就等于“和尚摸得我也摸得”。问题是你知道“和尚摸尼姑”的下场了，知道这样会把大批有正常智商的人恶心走，为啥还要图一时的手上快活，到尼姑的大腿上掐一把呢？你就那么希望降低自己这一边的平均智商？
再诛心一点，这种做法对哪一派有利？张宏良、司马南之流到底是哪一派的？他们是不是和茅于轼互为卧底啊？
要知道，被自由派SB拖到同一水平，必然会被SB用丰富的经验打败，新SB总是斗不过老SB的。或者说，一旦你采取了和SB同样的玩法，SB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也反对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而且也不算新手了 。2000年左右开始上网，那几年自由派风头最盛的时候我整天在网上和自由派吵架。西祠等过气的网站不说，光是天涯社区我就吵了5万多分（天涯一个帖子3分）。现在应该还有不少老id还记得马前卒那个id在天涯和自由派的乱斗。
不过呢，吵架归吵架，我有几个原则。1 不骂街 2不造谣 3 摆事实讲道理 4 保存对手所有的发言记录，必要时用来噎他自己。所以呢，看着一起辩论的盟友或者敌人一个个被封，换id，我这个id用了10多年也能混到今天。
不造谣不吵架不骂街，用敌人的话噎他自己，让对方气急败坏骂街。这不仅仅是用来保护id的，更是给旁观者看的。网络辩论，想说服对手很难，我也从不追求能让对手认错——事实上我更喜欢看对手气急败坏骂街。因为网络辩论，你争取的是旁观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我在关天茶舍不停地被人骂，被人指名道姓的写文章批判，结果呢？
2006年关天茶舍搞直选，自由派打算实践他们的民主自由。马前卒这个最惹人恨的id当选四版主之一（结果是我放弃了这个版主位置，第五名递补，放弃原因暂无法明言）。在一个王丹经常去指导，前版主可以把“关天版主”写入简历去应聘主编的自由派根据地，在一个曾是自由派小知识分子圣地，马前卒这个自由派敌人能当选版主，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我认为，当选的原因就在于我的讨论原则。这些原则替我争取到了沉默的选票。
我不是说这种虚拟选举能用来模拟政治斗争。但这至少说明了一点——宣传工作需要格调。在一个人人识字，大家都想谈谈政治的时代，千万别把你的听众当愚民。如果你相信你的听众只喜欢骂街，喜欢泄愤，一旦拥有选择权就会被对手骗走。那么，你的听众唯一能做的就是认定你是SB——自由派不就经常做这种事么？
政治讨论，首先必须认定别人和你有同样的智商。否则小资产阶级潜意识里的优越感就会毁掉你的全部形象。
最后说点闲话，讨论有格调不仅仅是为了形象，更是为了自己。上网十几年，我觉得我还是多少有点长进的，从只会引用别人的话噎人，到自己也能装模作样的写点成文的理论，其中的长进，很大程度上是网络辩论逼出来的。要讨论问题，要压倒对手，还不能骂街造谣，这个压力自然就逼着我去读书，去查资料，去锻炼自己的逻辑水平。读了书，查了资料，有了逻辑思考能力，早晚能量变到质变，让自己脑袋里多点实在东西。
不管你主张什么政治观点，都免不了要走“由破到立”这条路。从“拒绝XX”、“被XX恶心”到“我主张XX”，前者可能更容易做，但群众需要听的是后者。这条路可能有很多种走法，老马说的上网辩论、用规则限制自己，或许也能算是一种模式，各位权作借鉴吧。总之，我貌似感觉自己开始往路上走了，以后还是离不开网络这个修炼场，希望到80岁的时候我还有力气上网砸砖。
(原文连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306)
Monday, March 19, 2012
吴祚来﹕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一场被当作喜剧旁观的悲剧
（作者﹕吴祚来 原載德國之聲網站）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作者﹕吴祚来 原載德國之聲網站）
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Wednesday, March 14, 2012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作者：余英时；來源：2012年03月14群学网）
戴按﹕余英时先生此文的分析有理有據，文中X符號表示亂碼，黑體字為本博所加。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他雅意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彙》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然而也不免有幾分躊躇，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落筆。
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此對於汪精衞詩詞本身的分析和評價，我只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衞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如果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似乎並沒有告訴我，汪已投靠了日本。無論如何，在窮鄉僻壤的安徽潛山鄉間，汪政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後才弄清楚所謂「漢奸」問題的。
第二次發現汪精衞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XXXXXXXXXXXXXXX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一六三）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按：吳詞也引在本書註釋中，讀者可以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詩詞，我更相信我最初對〈落葉〉詞的理解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XXXXXXXXXXXXXX首詩看，他不但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應完全不同。（見後）
總之，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卧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彙》，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二年〈得龍忍寒金陵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旨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不能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頁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鉅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高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鉅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色，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允。從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XXXXXXX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同上，頁一七四）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適在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二○○四年，頁二○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 年八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八日條云：
上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頁四七）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二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裏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他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三年，上冊，頁九四）
可知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條日記說：
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一月八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十月二十二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 [!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上冊，頁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同上，頁二○一─二○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 [!9A4A]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十一月二十六、七日）離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衞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否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制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與虎制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正是他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裏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十月七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冊，頁二○二─二○四）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條：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XXXXXXXXXXXXXXXXXXXXX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邉右嘁杂酁橹行摹！梗┩晡逶氯盏娜沼浨『锰峁┝艘粋?最生動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倥c倭寇 ── 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 ── 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專程到日本名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注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面給你看看。
曉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十月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戴按﹕余英时先生此文的分析有理有據，文中X符號表示亂碼，黑體字為本博所加。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註釋本的汪精衞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衞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他雅意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彙》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然而也不免有幾分躊躇，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落筆。
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此對於汪精衞詩詞本身的分析和評價，我只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衞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衞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如果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衞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似乎並沒有告訴我，汪已投靠了日本。無論如何，在窮鄉僻壤的安徽潛山鄉間，汪政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後才弄清楚所謂「漢奸」問題的。
第二次發現汪精衞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 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裏，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儘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註釋）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XXXXXXXXXXXXXXX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是汪精衞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一六三）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按：吳詞也引在本書註釋中，讀者可以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壁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他詩詞，我更相信我最初對〈落葉〉詞的理解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XXXXXXXXXXXXXX首詩看，他不但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他同路人的反應完全不同。（見後）
總之，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卧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衞，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彙》，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二年〈得龍忍寒金陵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旨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不能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頁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鉅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高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鉅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色，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衞有欠公允。從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XXXXXXX比較合乎情理的瞭解。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預設並非汪精衞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
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記：
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同上，頁一七四）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適在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 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二○○四年，頁二○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衞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衞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佈，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 ── 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 年八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八日條云：
上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頁四七）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二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
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週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云，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云，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絃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裏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衞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
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他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說：
（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三年，上冊，頁九四）
可知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條日記說：
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鑒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
同月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
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一月八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十月二十二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衞（按：即日本首相近衞文 [!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云須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上冊，頁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復，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同上，頁二○一─二○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裏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衞文 [!9A4A]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衞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註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裏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十一月二十六、七日）離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敍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衞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衞：「是否來唱雙簧？」精衞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衞亦不能肯定。（見馬敍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衞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敍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衞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制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與虎制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正是他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裏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淒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按汪氏詞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十月七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以上關於汪精衞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衞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衞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裏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註，《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冊，頁二○二─二○四）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條：
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衞、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XXXXXXXXXXXXXXXXXXXXX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發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邉右嘁杂酁橹行摹！梗┩晡逶氯盏娜沼浨『锰峁┝艘粋?最生動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慾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衞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敍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衞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衞，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慾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倥c倭寇 ── 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佔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敍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衞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衞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衞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 ── 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 ── 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條記云：「汪精衞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專程到日本名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衞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佔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衞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他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衞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注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面給你看看。
曉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十月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衞，這是很可珍貴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Friday, March 9, 2012
苏杰：《三重门》作者身份的语言学分析
戴按：我对韩方之战毫无兴趣，但苏杰此文介绍的文本鉴定方法，颇有意思。
(来源：新思想网站)
韩寒被质疑有人代笔，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其间断断续续，我大致看了两方的主要论辩文字。方舟子是我一直很敬佩的人。与方舟子一起质疑韩寒的麦田、彭晓芸等人，他们的理性和克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质疑者有不少分析论证，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相比之下，韩寒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手头的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时间看韩寒父子的相关作品，不过，我心中的天平，已经向质疑者一方倾斜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学期我有一门课是“西方校勘学概论”。“校勘学”英语是textual criticism，也可以译为“文本鉴别学”。我打算把质疑韩寒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与同学们分析讨论，于是找来《三重门》和韩仁均的有关作品，从质疑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比对分析。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向韩寒一方倾斜。
谁都无法证明？
面对代笔质疑，韩寒晒出手稿。质疑方说，手稿太干净了，不像创作稿；所以，即使笔迹是韩寒的，也不能证明文字是他撰写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韩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谁都无法证明的东西”，“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那这就意味着，全中国只要看哪个作家不顺眼，然后就可以说，你的文章不是你写的，那这个作家就百口莫辩。作家这个行业很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质疑成立的话，那这个作家就不用混了，我觉得他就直接完蛋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不用继续了”。
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文本的作者身份，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吗？
当然不是。近几十年，欧美各国有一个方兴未艾的边缘学科，叫“司法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司法语言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文本鉴别，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下面我先参考马尔科姆·库尔撒德（Malcolm Coulthard）的经典论文《个人语言特点和作者身份认定》（Author Identification,Idiolect and Linguistic Uniqueness），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单的介绍。
语言指纹
语言学家解决作者归属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庞大人群中，每一个个体的言说和写作，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英语叫idiolect。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常用词汇集合（或者叫常用词表）。这个词表，与其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常用词表可加以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为每个人的词表所包含的词语项不相一致，还表现为每个人对不同词语项有着不同的偏好。
打个比方。大卖场里的货物不下几万种，理论上我们都是可以选购的，也就是说，这是open selection；但我们经常买的，也就不满一百种吧。这每一种选择（selection），都是出于我们的偏好和习惯，体现了一定的个性。单一的“选择”（selection），譬如有人每个月都会买雀巢咖啡，区分度不是很大，因为有不少人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可是，如果多个“选择”形成一个集合（co-selection），那么区分度就会很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譬如经常买雀巢咖啡+涪陵榨菜+中华牙膏+绍兴黄酒+弥猴桃+喜跃猫粮的，整个大卖场记录里，恐怕就只有一个家庭。
“因而虽然从理论上讲，任意说话者/书写者在任意时间可以使用任意的词语，但在实际上会有典型性的个人化的好尚拣择。这意味着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换句话说，特定说话者/书写者在语言上所形成的印象是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辨认的，就像签名一样。”
把基于co-selction的个人语言的独一无二的特点（idiolect）称作“语言指纹”，这很形象。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语言指纹”与生理指纹之间的重要不同。
“生理指纹的价值在于，每个样品都是可以通过比对进行同一认定的，也是穷尽性的，也就是说，包含了对于个体身份进行同一认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语言样本，即使是很大的语言样本，也只能提供相关个人语言特点的非常局部的信息。”因而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语言指纹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文本进行比对检测。
虽说如此，但“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也不是全无作为。因为实际案例中常常有一些线索，可以将所要比对的文本样本局限在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之间，从而大大地简化了问题。实践中有一些通过“语言指纹”对作者身份做出同一认定的著名案例。
UNA炸弹客案
美国有一个人，在1978年至1995年之间，每年一次，向多个地方邮寄炸弹，先后炸死3人，炸伤23人。最初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几年后FBI注意到，受害人都是在大学或者航空公司工作，因而取“大学”（University）和“航空”（Airline）的首字母，称神秘人为UNA炸弹客。
1995年，6家报刊机构同时收到自称是UNA炸弹客的人寄来的一个35000词的文章，题目是“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该人提出，如果文章可以发表，就停止邮寄炸弹。
1995年8月，《华盛顿邮报》增刊发表了这一文章。三个月后，有一个人联系FBI说，从文章中的一处特别措辞来看，这个文章像是他十多年未见过的兄弟写的。他以前注意到这一措辞，印象深刻。FBI通过搜索，在蒙大拿州荒野中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并逮捕了这个人的兄弟。
这个嫌疑人叫泰德·卡茨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生于芝加哥，极端环保分子。幼称神童，16岁考入哈佛大学，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5岁被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聘为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的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小木屋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FBI在小木屋里发现了卡茨斯基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十年前在报纸就同一主题发表的大约300词的文章。FBI分析专家认为35000词的文章和300词的文章存在语言上存在重大相似性，有相同的常用实词、虚词以及固定短语共12个：at any rate（无论如何）；clearly（显然）；gotten（得到）；in practice（实际上）；moreover（再者）；more or less（或多或少）；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 presumably（大概）；propaganda（宣传）；thereabouts（所在）；以及由词根argu（“论-”）和propos（“指-”）所派生的一些词语。于是专家认定，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被告律师也请了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个语言学专家反驳道，这些相同的词语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使用任何词语，所以词汇的重叠不具有甄别意义。
FBI专家用互联网搜索进行了检验。当时互联网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发现了有三百万个网页包含这十二个词语中的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过，当他们搜索包含所有这十二个词语的网页，却只得到69个；经过仔细考察，这69个网页都是《华盛顿邮报》那篇35000词文章的网络版！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个人词汇选择集合的独一无二性，证明了利用这一个人语言特点对文本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可行性。
这方面的案例还有不少，不过我觉得仅此一例已能说明问题。
下面我以《三重门》和韩仁君作品作为文本样本，对其常用词汇集合进行初步的调查和分析。
材料与调查
关于《三重门》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韩寒可能不是《三重门》正真的作者；二，韩仁均是嫌疑最大的代笔者。我们先来检验第二句话。我们尽量多地搜集韩仁君公开发表的文字，将其作为文本样本，与《三重门》进行比对，看两者常用词汇是否一致。
这里列出我们所用的材料，并尽可能附上网络资源，以便大家检核。
《三重门》，16万字。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38109.html?from=like
韩仁君作品，约11万字。包括以下：
《说说我自己》，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eu.html
《儿子韩寒》，来源：http://msn.qidian.com/ReadBook.aspx?bookid=1338594
《捉鸟记》、《黄主任的担心》、《暗号照旧》，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264737/
《难成着属》（上），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107705&page=1&1=1#8107705
《潇洒走一回》、《小康村里好事多》、《排队奇闻》、《难得糊涂》、《巧熄鞭炮声》，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9122.shtml
《抢夺冠名权》、《拿不出》、《笨贼》，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8869.shtml
《临时爸爸》、《争取》，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2963a010111up.html
《从留级到休学》、《长在肚子上的西瓜秧》，来源：学术期刊网
《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养猪难卖》、《罚款》、《心灵感应》、《两家人和一群鸡》（即韩仁均微博所谓“鸡不可失”），来源：期刊《故事会》、《现代农村》。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调查比对，我们发现，《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在常用词语的使用频率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以下是几个例子。
【没想到】《三重门》13例，韩仁均作品3例（其中1例是引用韩寒的话）。
《三重门》
1．没想到林雨翔天生——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对书没有好感。
2．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临开学了不翼而飞。
3．雨翔发自肺腑地“啊”一声，问：“梁梓君，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在哪里？”
4．雨翔望着星空， 说： “其实我不想来这里， 我也没想到会来这里。”
5．万没想到被林雨翔先用掉，只好拼了老命跑。
6．雨翔道：“没想到人这么少，而且虫那么多——”
7．学生都为之一振，万没想到钱校长道：“但是，我还要强调几点……”
8．雨翔大大地窘迫，没想到自己已经酸到这个地步。
9．钱荣没想到 “哭妹” 真哭了。
10．（社长）说：“好！没想到！你太行了。你比我行！”
11．没想到万山大惊失色。
12．我做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睡了一个钟头，没想到还能及格！
13．钱荣说：“没想到啊，一个男的深情起来这么……”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韩寒说，我只是看到它很好玩，没想到它会拉屎，要是它不拉屎多好。”
2．《难得糊涂》：“他更没想到，通过这次照相，自己又学到了文化馆摄影老师没有传授的本事。”
3．《小康村里好事多》：“没想到村民们怎么也不答应。”
【谁知】《三重门》1例，韩仁均作品15例。
《三重门》
1．“谁知谢景渊道：‘老师凶点也是为我们好……’”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
2．《儿子韩寒》：“谁知他倒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丢失。”
3．《儿子韩寒》：“谁知‘好好吃’太不易了，第二回重蹈覆辙。”
4．《儿子韩寒》：“谁知韩寒中午放学到我的办公室时挺高兴，似乎不计‘前嫌’了。”
5．《儿子韩寒》：“谁知护士见状说，手掌跟部会更痛。”
6．《儿子韩寒》：“谁知韩寒竟奇迹般地走了过来，居然会走路了。”
7．《儿子韩寒》：“谁知，韩寒向老师借来笔和纸，马上画了一幅画。”
8．《黄主任的担心》：“谁知刚伸出一半，里面就‘呼’地窜出个什么来，差点撞上黄主任的头。”
9．《难成眷属》：“谁知那小手用劲往回一缩，传来‘哇’地一声哭叫。”
10．《难成眷属》：“谁知今天因为小珊失散而又和肖丽意外地想见了。”
11．《难成眷属》：“谁知老太太好事做到底，实行一条龙服务。”
12．《排队奇闻》：“谁知道小伙子一个转身又回到女同胞的队伍里。”
13．《难得糊涂》：“谁知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
14．《养猪难卖》：“谁知收猪的汉子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猪不收！’”
15．《小康村里好事多》：“谁知市里这回却认真了起来。”
副词【光】《三重门》11例，韩仁均作品0例（有1例，是引用他人作品）。
《三重门》
1．光专家头衔就有两个。
2．梁梓君说这种信纸不用写字，光寄一张就会十拿九稳泡定。
3．林父光家教就请掉五千多元钱，更将雨翔推上绝路。
4．市南三中旁光明目张胆的电脑房就有五家。
5．光上课下课就十来万字。
6．可见思念之情不光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还存在于脚上，心有所属脚有所去。
7．人不能光靠爱活下去。
8．雨翔笑道：“光你挤出的汗也够我洗个淋浴！你受得了？”
9．雨翔听了暗笑，道：“他们光身上的衣服都要二三百块钱一件呢。”
10．钱荣说：“光读书不能称鸿儒……”
11．光凭这点，它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你可别光盯着黑板，考虑什么中心呀选材呀，你得仔细打量一下讲台上的语文老师。”
（备注：这是引用2000年第8期《少年文艺》载广东兴宁一中林苑宁同学写的《教你作文——有感于应试作文》。）
【不幸】《三重门》22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
2．不幸财力有限，搬不远。
3．不幸坏马吃回头草这类事情和精神恋爱一样，讲究双方面的意愿。
4．不幸估计不足，差点跳水里，踉跄了一下。
5．不幸被一个国家先用了。
6．那才女收到雨翔表哥的文约，又和雨翔表哥共进一顿晚餐，不幸怀春，半夜煮文烹字，终于熬出了成品。
7．梁梓君硬是加快速度，终于有了临产的感觉，却不幸生下一个怪胎。
8．梁梓君不幸误以为林雨翔是个晦迹韬光的人，当林雨翔还有才华可掘。
9．不幸掷艺不精，扔得离目标相去甚远，颇有国家足球队射门的英姿。
10．不幸老K平日树敌太多，后排两个被他揍过的学生也虎视眈眈着。
11．不幸“丰富生活”的口号仿佛一条蛔虫，无法独立生存，一定要依附在爱国主义教育上。
12．不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笑脸变成不稳定结构，肌肉乱跳。
13．林雨翔握紧拳，刚要张口，终于不幸，大坏气氛的事情发生了，Susan早雨翔一步，说：“有什么事么？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14．不幸忙中出错，原来空出一块地方准备插一幅图，事后遗忘。
15．不幸的是慕名来靠这座山的人也越来越多。
16．不幸的是雨翔误入歧途。
17．两节数学课还算是数学老师慈悲为怀，隔壁二班，抽签不幸，碰上一个数学班主任……
18．雨翔始料未及，不幸考了个鲜红，四十五分。
19．免得说起来是不幸被动被甩。
20．不幸的是对钱荣垂涎的女孩子大多都骚。
21．钱姚斗得正凶时，林雨翔不幸生了在市南三中的第一场病。
22．林雨翔天生不会嘲讽人，说：“你的英语真的很不错啊。”理想的语言是抑扬顿挫的挖苦，很不幸的，情感抒发不当，这话纯粹变成赞扬。
【这人】《三重门》26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林雨翔这人与生具有抗议的功能，什么都想批判。
2．林父这人爱书如命。
3．说雨翔这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4．林雨翔觉得罗天诚这人的性格很有研究价值。
5．林雨翔心里在恣声大笑，想这人装得像真的一样。
6．林雨翔暗吃一惊，想难怪这人不是大雅不是大俗，原来乃是大笨。
7．你这人也太自私了。
8．卡夫卡这人不仅病态，而且白痴。
9．说牛炯这人文章不好就借什么“东日”“一波”“豪月”来掩饰。
10．牛炯这人凶悍得很。
11．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抽筋了！
12．背后骂林雨翔这人自私小气。
13．林雨翔突然想这人也许正是“鲁迅文学院”里“走出”的可以引以骄傲的校友。
14．林雨翔拍手说：“好！这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活该！”
15．这人是学校副校长兼政教处主任。
16．第二个讲话的是体育组教研组长刘知章，这人不善言谈。
17．使钱荣这人更显神秘。
18．不相信林雨翔这人如此多灾多难。
19．还有一派前卫的文笔，如“这人真是坏得太可以了，弄得我很受伤”。
20．谭伟栋这人似乎被一号室的感化改造了。
21．雨翔对这人早已好感全无。
22．万山这人虽然学识博雅。
23．雨翔“哇”了一声，说这人写的情书和大学教授写的散文一样。
24．雨翔深知钱荣这人到结账时定会说没带钱。
25．而且钱荣这人比美国政府还会赖债。
26．为了让学生了解Bell这人，无谓把Bell拼了一遍。
分析与结论
【没想到】和【谁知】在语义上有交叠。《三重门》和韩仁均对于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此长彼消，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显示出不同的词语偏好。
副词【光】、【不幸】、【这人】，《三重门》用得很多甚至有点滥。比如有几例“不幸”，改为“怎奈”可能更恰当；有几例“这人”，完全是冗辞。相比之下，韩仁均作品中这三个词语用得极少甚至几乎不用（现有材料未见用例）。这应当是韩仁均与《三重门》作者在常用词表方面的显著差异。
两点说明。一，韩仁均作品和《三重门》都是叙事文字，所叙述的内容、所反映的生活有相当大的重叠面，语言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间都有编辑过手。编辑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减少文本语言的个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对编辑因素不予考虑。
从韩仁君作品与《三重门》在常用词表上的不同和偏好，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排除韩仁君代写《三重门》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这几个词。之所以列出这几个词语，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这几个词语比较典型；二，我有其它的用意，这个后面会谈到；三，这几个词语已足以说明问题。在司法鉴定中，排除比认定同一要容易的多。用DNA（区分度很高）进行同一认定，也只是表述为99.99%，但血型（区分度很低）的不同，就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在对《三重门》和韩仁均的不同用语习惯进行局步的揭示之后，我们用备受争议的韩寒新概念作文做个检验，看看更接近哪一个。
如前所说，【没想到】、副词【光】、【不幸】、【这人】，这四个词语在《三重门》中频频出现，在韩仁均作品中极少甚至几乎不出现。而经过检索，我们发现，这四个词语在篇幅不长的韩寒“新概念”作文中却出现了三个，具体如下：
《书店（一）》：“光介绍什么叫‘猪’就用了六七页。”
《书店（一）》：“光画面质量就让人心寒——齐天大圣非人非猴。”
《书店（一）》：“也有专门研究称谓的，告诉你女人无论老少，一律‘小姐’，佩服自己怎么没想到，‘小姐’、‘大姐’乱叫。”
《杯中窥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
《书店（二）》：“领头签名的人比较不幸。”
前几天，最早质疑韩寒的麦田在微博中说：“《杯中窥人》和《三重门》是同一作者，并且，不是韩仁均。”我们的调查分析，印证了麦田的感觉。
那么，《三重门》的作者是不是现在写博客的韩寒？要在语言上进行同一认定，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不过，经过初步的考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里仅举一例，以逗其绪。
【杀戮】
韩寒《我的2011》：“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关于“杀戮”这一措辞，网上的评论，有说“霸气外露”（《南方人物周刊》），有说“重口味”，总之，不同寻常。
百度了一下，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的意思，似乎始于韩寒，也大致仅限于韩寒。
网络上使用“杀戮”一词人也有一些，比如电子游戏“打怪”，比如微博“拉黑”，都有人用“杀戮”，表示“灭”掉，使其不再在眼前出现。虽然被“杀戮”的对象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杀戮”一词仍然是用其词典义项。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比起词典义项，则是拐了个不小的弯儿，非常特别。
《三重门》：“林父一时愤怒，把整个出版界给杀戮了，说：‘现在这种什么世道，出来的书都是害人的！’”
《杯中窥人》：“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
另有网络校园小说缪歌《多种元素》：“慢慢地读了这些人的书，让我感触最大的是李敖。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一一杀戮，就连国民党也在所难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显然是在韩寒《杯中窥人》相应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写。
尽管搜集到的韩仁君的作品大概已占其所发表文字的80%以上，但这毕竟还不是穷尽性的调查。我的例证和结论，欢迎大家核对，质疑。随着材料的增多，我的例证有可能需要修正，甚至结论也需要重写。但是我相信，用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对《三重门》以及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做出认定的。
结束语
方舟子不计成败利钝，对真相近乎偏执地追求，对于学术腐败造假流行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方舟子，多少人如芒刺在背，悄悄改回自己的简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韩寒以前曾公开表示对方舟子的支持和赞赏，并开玩笑说，如果方舟子质疑自己，自己就什么都承认。可是，当方舟子的矛头指向自己时，还真的就成了严峻的考验。
方舟子跟薛涌有过几次交锋，“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栏目有几十篇批评、声讨薛涌的帖子。可是薛涌却在很多问题上声援方舟子，为方舟子呐喊。方舟子的峭直，薛涌的雅量，都让我感佩。
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是合理的，并不是构陷，是在追求真相，而不是要搞臭谁。这一事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跟韩寒的应对不当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享受了名声和利益的公众人物，面对质疑，应当诚恳认真地应对（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然而韩寒却悬赏用钱砸人，尖刻轻薄地嘲笑谩骂，或者用韩寒的话叫“杀戮”。几年前的网络骂战，韩寒一支健笔，曾横扫江湖；然而——
这人光杀戮，没想到不幸……
我从《三重门》中找出这十个字，求证真相。这十个字算是韩寒的文字胎记，也是暗示着这场文运劫数的谶语。我愿以此讽劝韩寒，请韩寒三思。
另外，听说韩寒再次起诉至法院，我颇不以为然，为之踌躇良久。江湖事，江湖了。名满天下，纵横江湖的大侠，今日被人质疑武功，却到县衙大堂击鼓鸣冤，请青天大老爷作主。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真的很不“酷”。
高晓松微博说，韩寒最近也意识到自己的膨胀，有许多反省。那我就再进一言：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来源：新思想网站)
韩寒被质疑有人代笔，到现在已经快两个月了。其间断断续续，我大致看了两方的主要论辩文字。方舟子是我一直很敬佩的人。与方舟子一起质疑韩寒的麦田、彭晓芸等人，他们的理性和克制，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质疑者有不少分析论证，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相比之下，韩寒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由于手头的工作比较忙，一直没时间看韩寒父子的相关作品，不过，我心中的天平，已经向质疑者一方倾斜了。
新的学期开始了。这学期我有一门课是“西方校勘学概论”。“校勘学”英语是textual criticism，也可以译为“文本鉴别学”。我打算把质疑韩寒事件作为一个个案与同学们分析讨论，于是找来《三重门》和韩仁均的有关作品，从质疑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比对分析。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心中的天平，开始向韩寒一方倾斜。
谁都无法证明？
面对代笔质疑，韩寒晒出手稿。质疑方说，手稿太干净了，不像创作稿；所以，即使笔迹是韩寒的，也不能证明文字是他撰写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最近，韩寒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谁都无法证明的东西”，“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成立的话，那这就意味着，全中国只要看哪个作家不顺眼，然后就可以说，你的文章不是你写的，那这个作家就百口莫辩。作家这个行业很特殊，因为他们都是在家里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质疑成立的话，那这个作家就不用混了，我觉得他就直接完蛋了，他的职业生涯就不用继续了”。
这未免有点危言耸听。文本的作者身份，真的没有办法证明吗？
当然不是。近几十年，欧美各国有一个方兴未艾的边缘学科，叫“司法语言学”（ Forensic Linguistics）。司法语言学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文本鉴别，确定文本的作者身份。下面我先参考马尔科姆·库尔撒德（Malcolm Coulthard）的经典论文《个人语言特点和作者身份认定》（Author Identification,Idiolect and Linguistic Uniqueness），对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单的介绍。
语言指纹
语言学家解决作者归属问题的理论出发点是，在操同一种语言的庞大人群中，每一个个体的言说和写作，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英语叫idiolect。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一个常用词汇集合（或者叫常用词表）。这个词表，与其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常用词表可加以区分。这种区分，不仅表现为每个人的词表所包含的词语项不相一致，还表现为每个人对不同词语项有着不同的偏好。
打个比方。大卖场里的货物不下几万种，理论上我们都是可以选购的，也就是说，这是open selection；但我们经常买的，也就不满一百种吧。这每一种选择（selection），都是出于我们的偏好和习惯，体现了一定的个性。单一的“选择”（selection），譬如有人每个月都会买雀巢咖啡，区分度不是很大，因为有不少人也会有同样的“选择”。可是，如果多个“选择”形成一个集合（co-selection），那么区分度就会很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譬如经常买雀巢咖啡+涪陵榨菜+中华牙膏+绍兴黄酒+弥猴桃+喜跃猫粮的，整个大卖场记录里，恐怕就只有一个家庭。
“因而虽然从理论上讲，任意说话者/书写者在任意时间可以使用任意的词语，但在实际上会有典型性的个人化的好尚拣择。这意味着应该有可能设计出一种‘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换句话说，特定说话者/书写者在语言上所形成的印象是可以用来进行身份辨认的，就像签名一样。”
把基于co-selction的个人语言的独一无二的特点（idiolect）称作“语言指纹”，这很形象。但是，我们也应注意“语言指纹”与生理指纹之间的重要不同。
“生理指纹的价值在于，每个样品都是可以通过比对进行同一认定的，也是穷尽性的，也就是说，包含了对于个体身份进行同一认定所需要的所有信息。相比之下，语言样本，即使是很大的语言样本，也只能提供相关个人语言特点的非常局部的信息。”因而我们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语言指纹库”，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文本进行比对检测。
虽说如此，但“语言指纹”的识别方法也不是全无作为。因为实际案例中常常有一些线索，可以将所要比对的文本样本局限在几个人（通常是两个人）之间，从而大大地简化了问题。实践中有一些通过“语言指纹”对作者身份做出同一认定的著名案例。
UNA炸弹客案
美国有一个人，在1978年至1995年之间，每年一次，向多个地方邮寄炸弹，先后炸死3人，炸伤23人。最初看不出有什么规律，几年后FBI注意到，受害人都是在大学或者航空公司工作，因而取“大学”（University）和“航空”（Airline）的首字母，称神秘人为UNA炸弹客。
1995年，6家报刊机构同时收到自称是UNA炸弹客的人寄来的一个35000词的文章，题目是“工业社会及其未来”。该人提出，如果文章可以发表，就停止邮寄炸弹。
1995年8月，《华盛顿邮报》增刊发表了这一文章。三个月后，有一个人联系FBI说，从文章中的一处特别措辞来看，这个文章像是他十多年未见过的兄弟写的。他以前注意到这一措辞，印象深刻。FBI通过搜索，在蒙大拿州荒野中的一个小木屋里找到并逮捕了这个人的兄弟。
这个嫌疑人叫泰德·卡茨斯基（Ted Kaczynski），1942年生于芝加哥，极端环保分子。幼称神童，16岁考入哈佛大学，后获得数学博士学位。25岁被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聘为助理教授，两年后辞职，在蒙大拿州的荒野中的一个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的小木屋里，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
FBI在小木屋里发现了卡茨斯基所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十年前在报纸就同一主题发表的大约300词的文章。FBI分析专家认为35000词的文章和300词的文章存在语言上存在重大相似性，有相同的常用实词、虚词以及固定短语共12个：at any rate（无论如何）；clearly（显然）；gotten（得到）；in practice（实际上）；moreover（再者）；more or less（或多或少）；on the other hand（另一方面）； presumably（大概）；propaganda（宣传）；thereabouts（所在）；以及由词根argu（“论-”）和propos（“指-”）所派生的一些词语。于是专家认定，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被告律师也请了一个语言学专家，这个语言学专家反驳道，这些相同的词语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使用任何词语，所以词汇的重叠不具有甄别意义。
FBI专家用互联网搜索进行了检验。当时互联网的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发现了有三百万个网页包含这十二个词语中的有一个或者多个。不过，当他们搜索包含所有这十二个词语的网页，却只得到69个；经过仔细考察，这69个网页都是《华盛顿邮报》那篇35000词文章的网络版！
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个人词汇选择集合的独一无二性，证明了利用这一个人语言特点对文本的作者归属问题进行司法鉴定的可行性。
这方面的案例还有不少，不过我觉得仅此一例已能说明问题。
下面我以《三重门》和韩仁君作品作为文本样本，对其常用词汇集合进行初步的调查和分析。
材料与调查
关于《三重门》的质疑，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韩寒可能不是《三重门》正真的作者；二，韩仁均是嫌疑最大的代笔者。我们先来检验第二句话。我们尽量多地搜集韩仁君公开发表的文字，将其作为文本样本，与《三重门》进行比对，看两者常用词汇是否一致。
这里列出我们所用的材料，并尽可能附上网络资源，以便大家检核。
《三重门》，16万字。来源：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938109.html?from=like
韩仁君作品，约11万字。包括以下：
《说说我自己》，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e0eu.html
《儿子韩寒》，来源：http://msn.qidian.com/ReadBook.aspx?bookid=1338594
《捉鸟记》、《黄主任的担心》、《暗号照旧》，来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7264737/
《难成着属》（上），来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8107705&page=1&1=1#8107705
《潇洒走一回》、《小康村里好事多》、《排队奇闻》、《难得糊涂》、《巧熄鞭炮声》，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9122.shtml
《抢夺冠名权》、《拿不出》、《笨贼》，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2368869.shtml
《临时爸爸》、《争取》，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2963a010111up.html
《从留级到休学》、《长在肚子上的西瓜秧》，来源：学术期刊网
《压在箱底的花棉袄》、《养猪难卖》、《罚款》、《心灵感应》、《两家人和一群鸡》（即韩仁均微博所谓“鸡不可失”），来源：期刊《故事会》、《现代农村》。
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调查比对，我们发现，《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在常用词语的使用频率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以下是几个例子。
【没想到】《三重门》13例，韩仁均作品3例（其中1例是引用韩寒的话）。
《三重门》
1．没想到林雨翔天生——应该是后天因素居多——对书没有好感。
2．万没想到这位语文教师早雨翔一步失了节，临开学了不翼而飞。
3．雨翔发自肺腑地“啊”一声，问：“梁梓君，没想到没想到！你现在在哪里？”
4．雨翔望着星空， 说： “其实我不想来这里， 我也没想到会来这里。”
5．万没想到被林雨翔先用掉，只好拼了老命跑。
6．雨翔道：“没想到人这么少，而且虫那么多——”
7．学生都为之一振，万没想到钱校长道：“但是，我还要强调几点……”
8．雨翔大大地窘迫，没想到自己已经酸到这个地步。
9．钱荣没想到 “哭妹” 真哭了。
10．（社长）说：“好！没想到！你太行了。你比我行！”
11．没想到万山大惊失色。
12．我做得一点兴趣都没有，睡了一个钟头，没想到还能及格！
13．钱荣说：“没想到啊，一个男的深情起来这么……”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韩寒说，我只是看到它很好玩，没想到它会拉屎，要是它不拉屎多好。”
2．《难得糊涂》：“他更没想到，通过这次照相，自己又学到了文化馆摄影老师没有传授的本事。”
3．《小康村里好事多》：“没想到村民们怎么也不答应。”
【谁知】《三重门》1例，韩仁均作品15例。
《三重门》
1．“谁知谢景渊道：‘老师凶点也是为我们好……’”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谁知这天韩寒正好丢了钥匙，结果这天他在房门外的楼梯上蜷缩了一夜。”
2．《儿子韩寒》：“谁知他倒是一样东西都没有丢失。”
3．《儿子韩寒》：“谁知‘好好吃’太不易了，第二回重蹈覆辙。”
4．《儿子韩寒》：“谁知韩寒中午放学到我的办公室时挺高兴，似乎不计‘前嫌’了。”
5．《儿子韩寒》：“谁知护士见状说，手掌跟部会更痛。”
6．《儿子韩寒》：“谁知韩寒竟奇迹般地走了过来，居然会走路了。”
7．《儿子韩寒》：“谁知，韩寒向老师借来笔和纸，马上画了一幅画。”
8．《黄主任的担心》：“谁知刚伸出一半，里面就‘呼’地窜出个什么来，差点撞上黄主任的头。”
9．《难成眷属》：“谁知那小手用劲往回一缩，传来‘哇’地一声哭叫。”
10．《难成眷属》：“谁知今天因为小珊失散而又和肖丽意外地想见了。”
11．《难成眷属》：“谁知老太太好事做到底，实行一条龙服务。”
12．《排队奇闻》：“谁知道小伙子一个转身又回到女同胞的队伍里。”
13．《难得糊涂》：“谁知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
14．《养猪难卖》：“谁知收猪的汉子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猪不收！’”
15．《小康村里好事多》：“谁知市里这回却认真了起来。”
副词【光】《三重门》11例，韩仁均作品0例（有1例，是引用他人作品）。
《三重门》
1．光专家头衔就有两个。
2．梁梓君说这种信纸不用写字，光寄一张就会十拿九稳泡定。
3．林父光家教就请掉五千多元钱，更将雨翔推上绝路。
4．市南三中旁光明目张胆的电脑房就有五家。
5．光上课下课就十来万字。
6．可见思念之情不光是存在于头脑之中还存在于脚上，心有所属脚有所去。
7．人不能光靠爱活下去。
8．雨翔笑道：“光你挤出的汗也够我洗个淋浴！你受得了？”
9．雨翔听了暗笑，道：“他们光身上的衣服都要二三百块钱一件呢。”
10．钱荣说：“光读书不能称鸿儒……”
11．光凭这点，它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韩仁均作品
1．《儿子韩寒》：“你可别光盯着黑板，考虑什么中心呀选材呀，你得仔细打量一下讲台上的语文老师。”
（备注：这是引用2000年第8期《少年文艺》载广东兴宁一中林苑宁同学写的《教你作文——有感于应试作文》。）
【不幸】《三重门》22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后来不幸收到出版社的退稿信函。
2．不幸财力有限，搬不远。
3．不幸坏马吃回头草这类事情和精神恋爱一样，讲究双方面的意愿。
4．不幸估计不足，差点跳水里，踉跄了一下。
5．不幸被一个国家先用了。
6．那才女收到雨翔表哥的文约，又和雨翔表哥共进一顿晚餐，不幸怀春，半夜煮文烹字，终于熬出了成品。
7．梁梓君硬是加快速度，终于有了临产的感觉，却不幸生下一个怪胎。
8．梁梓君不幸误以为林雨翔是个晦迹韬光的人，当林雨翔还有才华可掘。
9．不幸掷艺不精，扔得离目标相去甚远，颇有国家足球队射门的英姿。
10．不幸老K平日树敌太多，后排两个被他揍过的学生也虎视眈眈着。
11．不幸“丰富生活”的口号仿佛一条蛔虫，无法独立生存，一定要依附在爱国主义教育上。
12．不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笑脸变成不稳定结构，肌肉乱跳。
13．林雨翔握紧拳，刚要张口，终于不幸，大坏气氛的事情发生了，Susan早雨翔一步，说：“有什么事么？没有的话我回家了？”
14．不幸忙中出错，原来空出一块地方准备插一幅图，事后遗忘。
15．不幸的是慕名来靠这座山的人也越来越多。
16．不幸的是雨翔误入歧途。
17．两节数学课还算是数学老师慈悲为怀，隔壁二班，抽签不幸，碰上一个数学班主任……
18．雨翔始料未及，不幸考了个鲜红，四十五分。
19．免得说起来是不幸被动被甩。
20．不幸的是对钱荣垂涎的女孩子大多都骚。
21．钱姚斗得正凶时，林雨翔不幸生了在市南三中的第一场病。
22．林雨翔天生不会嘲讽人，说：“你的英语真的很不错啊。”理想的语言是抑扬顿挫的挖苦，很不幸的，情感抒发不当，这话纯粹变成赞扬。
【这人】《三重门》26例，韩仁君作品0例。
《三重门》
1．林雨翔这人与生具有抗议的功能，什么都想批判。
2．林父这人爱书如命。
3．说雨翔这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4．林雨翔觉得罗天诚这人的性格很有研究价值。
5．林雨翔心里在恣声大笑，想这人装得像真的一样。
6．林雨翔暗吃一惊，想难怪这人不是大雅不是大俗，原来乃是大笨。
7．你这人也太自私了。
8．卡夫卡这人不仅病态，而且白痴。
9．说牛炯这人文章不好就借什么“东日”“一波”“豪月”来掩饰。
10．牛炯这人凶悍得很。
11．你这人脑子是不是抽筋了！
12．背后骂林雨翔这人自私小气。
13．林雨翔突然想这人也许正是“鲁迅文学院”里“走出”的可以引以骄傲的校友。
14．林雨翔拍手说：“好！这人的下场就是这样的！活该！”
15．这人是学校副校长兼政教处主任。
16．第二个讲话的是体育组教研组长刘知章，这人不善言谈。
17．使钱荣这人更显神秘。
18．不相信林雨翔这人如此多灾多难。
19．还有一派前卫的文笔，如“这人真是坏得太可以了，弄得我很受伤”。
20．谭伟栋这人似乎被一号室的感化改造了。
21．雨翔对这人早已好感全无。
22．万山这人虽然学识博雅。
23．雨翔“哇”了一声，说这人写的情书和大学教授写的散文一样。
24．雨翔深知钱荣这人到结账时定会说没带钱。
25．而且钱荣这人比美国政府还会赖债。
26．为了让学生了解Bell这人，无谓把Bell拼了一遍。
分析与结论
【没想到】和【谁知】在语义上有交叠。《三重门》和韩仁均对于这两个词语的使用，此长彼消，在一定程度上互为补充，显示出不同的词语偏好。
副词【光】、【不幸】、【这人】，《三重门》用得很多甚至有点滥。比如有几例“不幸”，改为“怎奈”可能更恰当；有几例“这人”，完全是冗辞。相比之下，韩仁均作品中这三个词语用得极少甚至几乎不用（现有材料未见用例）。这应当是韩仁均与《三重门》作者在常用词表方面的显著差异。
两点说明。一，韩仁均作品和《三重门》都是叙事文字，所叙述的内容、所反映的生活有相当大的重叠面，语言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二，《三重门》和韩仁均作品都是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间都有编辑过手。编辑的影响（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减少文本语言的个性而不是相反。我们可以对编辑因素不予考虑。
从韩仁君作品与《三重门》在常用词表上的不同和偏好，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排除韩仁君代写《三重门》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调查的范围绝不仅限于这几个词。之所以列出这几个词语，是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这几个词语比较典型；二，我有其它的用意，这个后面会谈到；三，这几个词语已足以说明问题。在司法鉴定中，排除比认定同一要容易的多。用DNA（区分度很高）进行同一认定，也只是表述为99.99%，但血型（区分度很低）的不同，就可以直接排除嫌疑。
在对《三重门》和韩仁均的不同用语习惯进行局步的揭示之后，我们用备受争议的韩寒新概念作文做个检验，看看更接近哪一个。
如前所说，【没想到】、副词【光】、【不幸】、【这人】，这四个词语在《三重门》中频频出现，在韩仁均作品中极少甚至几乎不出现。而经过检索，我们发现，这四个词语在篇幅不长的韩寒“新概念”作文中却出现了三个，具体如下：
《书店（一）》：“光介绍什么叫‘猪’就用了六七页。”
《书店（一）》：“光画面质量就让人心寒——齐天大圣非人非猴。”
《书店（一）》：“也有专门研究称谓的，告诉你女人无论老少，一律‘小姐’，佩服自己怎么没想到，‘小姐’、‘大姐’乱叫。”
《杯中窥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很不幸得先学会谦虚。”
《书店（二）》：“领头签名的人比较不幸。”
前几天，最早质疑韩寒的麦田在微博中说：“《杯中窥人》和《三重门》是同一作者，并且，不是韩仁均。”我们的调查分析，印证了麦田的感觉。
那么，《三重门》的作者是不是现在写博客的韩寒？要在语言上进行同一认定，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不过，经过初步的考查，我觉得，很有可能。这里仅举一例，以逗其绪。
【杀戮】
韩寒《我的2011》：“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
关于“杀戮”这一措辞，网上的评论，有说“霸气外露”（《南方人物周刊》），有说“重口味”，总之，不同寻常。
百度了一下，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的意思，似乎始于韩寒，也大致仅限于韩寒。
网络上使用“杀戮”一词人也有一些，比如电子游戏“打怪”，比如微博“拉黑”，都有人用“杀戮”，表示“灭”掉，使其不再在眼前出现。虽然被“杀戮”的对象是虚幻的东西，但是“杀戮”一词仍然是用其词典义项。用“杀戮”表示严厉批判，比起词典义项，则是拐了个不小的弯儿，非常特别。
《三重门》：“林父一时愤怒，把整个出版界给杀戮了，说：‘现在这种什么世道，出来的书都是害人的！’”
《杯中窥人》：“李敖尚好，国民党暂时磨不平他，他对他看不顺眼的一一戮杀，对国民党也照戮不误。”
另有网络校园小说缪歌《多种元素》：“慢慢地读了这些人的书，让我感触最大的是李敖。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一一杀戮，就连国民党也在所难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显然是在韩寒《杯中窥人》相应文字的基础上进行的改写。
尽管搜集到的韩仁君的作品大概已占其所发表文字的80%以上，但这毕竟还不是穷尽性的调查。我的例证和结论，欢迎大家核对，质疑。随着材料的增多，我的例证有可能需要修正，甚至结论也需要重写。但是我相信，用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可以对《三重门》以及相关作品的作者身份做出认定的。
结束语
方舟子不计成败利钝，对真相近乎偏执地追求，对于学术腐败造假流行的中国社会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方舟子，多少人如芒刺在背，悄悄改回自己的简历。“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韩寒以前曾公开表示对方舟子的支持和赞赏，并开玩笑说，如果方舟子质疑自己，自己就什么都承认。可是，当方舟子的矛头指向自己时，还真的就成了严峻的考验。
方舟子跟薛涌有过几次交锋，“新语丝”网站“立此存照”栏目有几十篇批评、声讨薛涌的帖子。可是薛涌却在很多问题上声援方舟子，为方舟子呐喊。方舟子的峭直，薛涌的雅量，都让我感佩。
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是合理的，并不是构陷，是在追求真相，而不是要搞臭谁。这一事件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跟韩寒的应对不当有很大的关系。作为一个影响力巨大，享受了名声和利益的公众人物，面对质疑，应当诚恳认真地应对（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然而韩寒却悬赏用钱砸人，尖刻轻薄地嘲笑谩骂，或者用韩寒的话叫“杀戮”。几年前的网络骂战，韩寒一支健笔，曾横扫江湖；然而——
这人光杀戮，没想到不幸……
我从《三重门》中找出这十个字，求证真相。这十个字算是韩寒的文字胎记，也是暗示着这场文运劫数的谶语。我愿以此讽劝韩寒，请韩寒三思。
另外，听说韩寒再次起诉至法院，我颇不以为然，为之踌躇良久。江湖事，江湖了。名满天下，纵横江湖的大侠，今日被人质疑武功，却到县衙大堂击鼓鸣冤，请青天大老爷作主。用韩寒自己的话来说，真的很不“酷”。
高晓松微博说，韩寒最近也意识到自己的膨胀，有许多反省。那我就再进一言：
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Monday, March 5, 2012
冯象：误译耶稣
(原载新思想网站 )
戴按：被许多基督徒视为绝对真理的圣经，其中文译本存在许多谬误，导致基督徒以讹传讹，可叹。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
历史批判的关键，在于跳出传统教义同解经学的循环解释，从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等出发，考察产生各个文本传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文化。这现代圣经学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两位大哲，霍布斯（1588~1679）和斯宾诺莎（1632~1677），上世纪下半叶渐次融入西方主流神学院的课程内容，只是一般保守派教会还不肯接受。所以艾氏才说，如今神学院的毕业生若是想当好牧师，得把老师教的通通忘了才行。这实在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有的伦理悖论：信仰被做成了即异化为冷冰冰的一门职业技能，灵魂背弃智慧。
老问题，则是作者从俗，引述经文用了旧译和合本（1919）。和合本舛误极多，传教士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带着近百年前新教诸派初具中国特色的烙印；据以了解或研究古以色列的先知、罗马时代的宗教思想抑或西方基督教，就很容易出错。我们看文章论及的两个例子。
《约翰福音》八章有一插入的片断，脍炙人口，叫“耶稣与淫妇”的故事。“加利利先知”（耶稣）回答圣城的经师与法利赛人（捉奸者）：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文章却引了和合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8:7）。
这里，“可以”二字画蛇添足，把语气变了，成了条件句，仿佛耶稣是酌情允许砸淫妇的（前年香港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参照天主教思高本，已删去二字）。其实，即便捉奸的是挪亚般的“完人”（《创世纪》6:9），先知也不会同意用石头定死罪。捉奸者深知这一点。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逼耶稣否定摩西颁布的刑律（《利未记》20:10），抓个把柄告他。倘若人子同意（包括酌情“可以”）定死罪，则他教导的仁爱、怜悯、宽恕就成了伪善。不想耶稣一言不发，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写。然后起身反问，诉诸一条更为“基要”的上帝诫命，即爱人如己（爱邻人如爱自己，同上，19:18, 34），并以此为宽赦的依据：只要罪人肯悔过自新，就不应机械地适用石刑。只不过，耶稣所说的“罪”并非捉奸者要定的那“罪”，或律法上的罪名。
于是，待捉奸者惭愧而退，先知告诫妇人：去吧，今后别再堕罪里了（meketi hamartane，《约翰福音》8:11）。和合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看似直白，实则偏了。因为耶稣关心的，不是她的婚外性行为或犯通奸罪，而是要她彻底悔改，抛弃“旧人”的一切罪愆而做好进天国（获拯救）的准备。正如耶稣曾在恩屋池（beth hesda’，旧译毕士大）给人治病，对痊愈的说：看，你康复了，别再堕罪里了（同上，5:14）。也是敦促悔罪皈依，而非指那人的沉疴起于法定的某项罪过。那意思，近于他传道伊始，对所有人，律法上不论有罪无罪，宣讲的那一句福音：悔改吧，天国已近（《马太福音》4:17）！
原来“罪”（hamartia）对于耶稣，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即皈依者必须摆脱的现世之恶，而非律例规定的这样那样罪名。故他的告诫，并无轻饶通奸，下不为例（“不要再犯罪”）的意思。同理，先知拒绝定妇人的罪，也不是容忍违法行为。之前那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实际是指出众人皆在罪中，哪怕最严格自律、谨小慎微的法利赛人，亦不例外。如此，才好理解人子对圣法（torah）的态度，“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律法]……即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划，定将全部实现”（同上，5:17）。
拉比耶稣不像使徒保罗，是尊重圣法的权威与效力的。紧接着“淫妇”故事，耶稣自称“世界的光”，要人通过他领受“生命之光”。法利赛人不服，说那是一张嘴的孤证，依法不得采信。先知道：我的判断必真实，因断案的非我一人，那差遣我的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8:16）。人子引天父为另一位见证，否定了孤证的说法（同上，5:31-32）。他还告诉法利赛人：我就要去了。你们会把我寻觅，会死在自己的罪里（同上，8:21）。那罪，一如他要淫妇悔改之罪，也不是具体的罪名，而是所有不愿悔改的人（包括信徒在内）的生活世界，及下地狱的命运。
这段讽喻除了可疑的文本身份（详见拙文《读注》），还藏着一桩“奥秘”，那就是，故事不可能如读者的第一印象，发生在受膏者（基督）的敌人身上。试想捉奸者既然要用律法来难为耶稣，自己就一定是处处守法的“无罪”之人，当然也不会认同先知对罪的创世论阐发或扩张解释，从而感到“受良心谴责”（据部分抄本），而“从年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溜走”（《约翰福音》8:8）。先是不满耶稣向妓女税吏等罪人施爱，复又“受良心谴责”，这些人是谁呢？应该是跟从了耶稣，但仍旧“奉割礼”的同胞，即福音书所谓“信他的犹太人”（同上，8:31）。惟有他们才会被拉比的箴言说服，认识到自己对律例的看法错了。而这一片断置于第八章开头，而不在别处（如一些抄本），恰好引出后面耶稣同圣殿里听他讲道的“犹太人”决裂。那些“犹太人”信徒不是别个，正是人子受难后还想着把“老师”寻觅的“法利赛人”（同上，8:4）。但因为不曾悔改彻底，终不免“死在自己的罪里”，哪怕他们从未犯法。易言之，这本是同一宗教运动内部的一次“路线斗争”。然而站在经过保罗修正，遗弃了割礼等圣法原则而走向外族的“普世主义”新宗教的立场，此类唯律法主义“异端”或“法利赛人”不啻最可怕的威胁，故而必须妖魔化。结果，便形成了福音书描绘的敌对关系，一伙“撒旦子孙”对基督的“试探”（同上，8:44）。
第二例，在《马可福音》末尾，如下：
耶稣被捕前率众徒走出圣城，入油榨园（gath shemane，旧译客西马尼）祈祷。他蓦地哀伤焦躁起来，对门徒说：我的灵悲痛已极，几如死了一般（《马可福音》14:34，化自《诗篇》42:5，参较《马太福音》26:38）。文章引和合本：“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马可福音》刻画的耶稣，可不是遇事发愁的伤感少年；他饱经风雨，会发怒也会骂人（例如训斥彼得：你给我后边去，撒旦！8:33）。说他因想到即将被弟子“交出去”，面临残酷的处死而“惊恐”，就过了一点，“难过”又有所不及；“心里忧伤”则近于才子佳人戏的唱词了，况且原文不是“心”，是“灵”（psyche，本义气息、呼吸）。而此处“灵”不可解作“肉”的对立面，如希腊哲人的学说；应按照希伯来用法，指生命，或灵肉一体整个的人（故新修订标准本干脆略去，以“我”代之：I am deeply grieved，我悲痛已极）。
同样，人子被钉上十字架，咽气前那一声喊（也是文章引用的）：父亲啊，我把我的灵，托付与你的手了（《路加福音》23:46，引《诗篇》31:5）！此句的“灵”（pneuma，本义风、气），亦是喻指生命。“托付”（paratithemai），和合本作“交在”（你手里），不妥。因为人子来世，为拯救世人而受难、复活，并非简单地交出灵魂（咽气），而是奉献生命，完成天父嘱托的使命。这道理古人都明白，所以拉丁语通行本译作：Pater, in manus tuas commendo spiritum meum；德语路德本：Vater, ich befehle meinen Geist in deine Haende；英语钦定本：Father, into thy hands I commend my spirit，皆是“托付”（commendo, befehle, commend），不作“交在”。
就译艺而言，取“托付”而不用“交在”，还有一层考虑，便是近义词的区分。“交在”或“交出”，福音书里一般是译希腊文paradidomi及少数同源词（didomi的派生词）。仍以《路加福音》为例，撒旦诱惑耶稣，说：权柄荣耀……都已交在（paradedotai）我的手里，随便我愿意给谁（4:6）。再如基督的名言：那就凯撒的交与凯撒，上帝的归上帝（20:25），“交与”（apodote）是同源词。原文“交出”还有“背叛/出卖”的意思，如“人子注定了要交在人的手里”（耶稣语，9:44）；犹大去见祭司长，“密谈交出耶稣的办法”（22:4）；“那个把我交出去的，他的手就在我身边，在桌上”（耶稣语，22:21）；都是说门徒叛卖老师。“托付”（paratithemi）则词根不同，本义“置于一旁”。《路加福音》写耶稣受难，迥异于前两部福音，有一种崇高而安详的韵味——除了插入（善本均略去）的形容被捕前人子祈祷的那两节：乃有一位使者从天上向[耶稣]显现，给他力量。极度痛苦之中（agonia，和合本：伤痛，误），他祈祷愈加热切，汗珠如血（直译：汗如血珠），大滴大滴落在地上（22:43-44)——如果解作耶稣将灵魂“交在”上帝手里，“断气”或者“咽气”（apheken to pneuma，《马太福音》27:50；exepneusen，《马可福音》15:37），就不甚准确，混淆了原文词义。这是译家不可不留意的。
行文至此，忆及之前《读书》还登过一篇（见二零一零年七月号），讨论理雅各译注《道德经》，颇有见地。然而说到《新约》，试图比较两部经典的思想文字，就完全错了。不妨也一块儿谈谈。文章提及《腓立比书》二章的基督赞（2:6-7）：
他虽有上帝的形象，
却并没有把等同于上帝
当作夺来的资格不放；
相反，他出空了自己，
取一个奴隶形象，
诞作众人的模样。
“出空了自己”（heauton ekenosen），和合本作“虚己”。作者由“虚己”联想到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道”，便是受了误导。保罗引用此歌，不是要团契（koinonia，和合本：交通，误）成员学习耶稣以退为进，用虚取实。新汉语本（2010，和合本的修订本之一）改为“倒空自己”，稍好，但略带贬义。当作“出空”，呼应下句“取一个奴隶形象，诞作众人的模样”。通说这首歌原是基督会众的洗礼颂，信徒欲效法耶稣，入死“出空”而获新生。此为传统解释。其现代教义，用以解释三位一体、言成肉身的基督论，则历史不长，始于十九世纪。
“虚己”还让作者援引了和合本的另一句误译，“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3），以为其理类同理雅各对老子的诠释：不想不求，反而实现自己的目标，称之为“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静虚而不竭”，是谓“虚用”，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古人的智慧。和合本“虚心”的原文，ptochoi to pneumati，意为“灵中贫苦者”或“苦灵”。灵，即整个的人；或作精神，则有甘愿贫苦之意。贫苦（ptochoi），本义蜷曲、畏缩，乞讨状，如荷马史诗的用法：“因一切旅人、乞丐(ptochoi)皆与宙斯同在”（《奥德修记》6:207）。但在耶稣时代，多指穷人，与富人相对，如《路加福音》6:20以下：福哉，贫苦的人（ptochoi），因为上帝的国属于你们……但是祸哉，富有的人，因为你们已得了安慰。
耶稣运动起于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下层劳动阶级，故而秉承希伯来宗教褒扬贫苦、贬抑富贵的传统。这一点，最初将耶稣的教导同他的讽喻故事，由福地子民口上的亚兰语（“希伯来话”）陆续移译为“海外侨胞”（diaspora Jewry）笔下的希腊文，再逐步编写成书的“马太”“马可”和“路加”们，都是注意强调或暗示的。清末以降，新教诸派漂洋入华，也是在贫苦民众中传播最为迅速，至今犹然（参见《中国宗教报告（2010）》，页190以下）。那么，为何当年传教士译经，会舍弃基督的穷人福音的纲领（“福哉，苦灵的人”），而代之以“虚心的人”呢？又是什么样的传教经验、策略跟社会文化语境，使得那断然“出空了”神格或“夺来的资格”（harpagmos）的人子，来到炎黄子孙中间，化作了“虚己”之“道”，以便“道成肉身”？
换言之，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明乎此，则和合本的造句遣辞，虽然不宜用来研究西方宗教，对于中国特色的新教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倒是一座富矿，是值得用力发掘的。
二零一二年元旦于清华园，原载《读书》3/2012
艾尔曼（Bart Ehrman）：《上帝的难题》（God’s Problem: How the Bible Fails to Answer Our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 Why We Suffer）, HarperOne, 2008。
艾尔曼：《耶稣，被遮断：揭开圣经里隐藏的矛盾（及我们为何一无所知）》（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HarperOne, 2009。
冯象：《读注》，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11.16。
《新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
杨慧林：《关于“韬光”的误读及其可能的译解》，载《读书》7/2010。
周颖：《新约圣经：绝对神权还是历史产物》，载《读书》6/2011。
《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金泽/邱永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戴按：被许多基督徒视为绝对真理的圣经，其中文译本存在许多谬误，导致基督徒以讹传讹，可叹。
《读书》去年六月号有篇文章挺好，《新约圣经：绝对神授还是历史产物》，介绍艾尔曼先生的《误引耶稣》（Misquoting Jesus, 2007）。艾氏在北卡大学教授《新约》及早期基督教有年，著述极勤，文风活泼，还常上电视，在美国圣经学界可算个公众人物。他的书若能准确地译为中文，对于学界和普通读者，都是一件功德。
不过文章有两处小疵，经文引述则涉及《圣经》汉译的一个老问题，似可略加检讨。当然瑕不掩瑜，再说一遍，这文章大体是不错的。
先说小疵。一本讨论经文传抄跟校勘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连挂九周“售出三十八万册”，作者觉得“出人意料”，录了一句《华盛顿邮报》，称《误引耶稣》为“最不可能成为畅销书的畅销书”。其实“最不可能”云云，跟中译本把书名改作《制造耶稣》一样，是营销手法，上海人叫“摆噱头”。在美国，走出学界向老百姓和信众讲《新约》“误引耶稣”，那个效应，是毫不逊色于我们这边的写手言之凿凿，指毛主席诗词哪几首出自胡乔木之手的——要想不吸引眼球也难。此外，九十年代以来宗教全球复兴，圣经学、宗教研究在西方成了热门学科同传媒话题，也是《误引》得以畅销的市场条件。
文章末尾，谈到艾氏的思想经历，怎样由虔诚的福音派信徒成长为“不可知论者”（agnostic），给人的印象，仿佛他是因为钻研了版本校勘，发现经书的历史“本源”才“离经叛道”的。事实上，艾氏在别处多次声明，放弃基督教，跟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现代圣经学知识与历史批判方法没关系。真正让他困惑、心生疑窦的，是所谓“约伯疑难”或“好人为什么受苦”的拷问。经过长久的思考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认为这道难题在一神教教义的框架内，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并升华为生活的慰藉；这才告别教会，转向了不可知论（参阅艾尔曼《上帝的难题》及《耶稣，被遮断》）。至于课堂作业要学生“横向读经”，就是找出福音书里的平行故事，比较语汇情节的异同，这办法古人早有记载，还列出一组组的“对观句段”（synoptic pericopes），发展了精微的神学解释。故此，承认部分经文为托名作品，或者由不同渊源（时代、地域、个人或社团）的片断或文本传统编辑而成，跟主张经书神授，奉为圣言或上帝之言，这两种立场虽然对立，却未必动摇得了信仰，是可以妥协而共存的。毕竟，信仰不靠（有时也不容）论理：人性孱弱，奥义无穷；宗派纷争，永无宁日。教义即人意亦即政治。传世抄本犹如历代译文，充满了消弭不了的歧义跟矛盾，原本是不足怪的。
历史批判的关键，在于跳出传统教义同解经学的循环解释，从语言学、考古学、比较宗教学等等出发，考察产生各个文本传统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文化。这现代圣经学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两位大哲，霍布斯（1588~1679）和斯宾诺莎（1632~1677），上世纪下半叶渐次融入西方主流神学院的课程内容，只是一般保守派教会还不肯接受。所以艾氏才说，如今神学院的毕业生若是想当好牧师，得把老师教的通通忘了才行。这实在是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特有的伦理悖论：信仰被做成了即异化为冷冰冰的一门职业技能，灵魂背弃智慧。
老问题，则是作者从俗，引述经文用了旧译和合本（1919）。和合本舛误极多，传教士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带着近百年前新教诸派初具中国特色的烙印；据以了解或研究古以色列的先知、罗马时代的宗教思想抑或西方基督教，就很容易出错。我们看文章论及的两个例子。
《约翰福音》八章有一插入的片断，脍炙人口，叫“耶稣与淫妇”的故事。“加利利先知”（耶稣）回答圣城的经师与法利赛人（捉奸者）：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先拿石头砸她！文章却引了和合本，“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8:7）。
这里，“可以”二字画蛇添足，把语气变了，成了条件句，仿佛耶稣是酌情允许砸淫妇的（前年香港出版的和合本修订版，参照天主教思高本，已删去二字）。其实，即便捉奸的是挪亚般的“完人”（《创世纪》6:9），先知也不会同意用石头定死罪。捉奸者深知这一点。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逼耶稣否定摩西颁布的刑律（《利未记》20:10），抓个把柄告他。倘若人子同意（包括酌情“可以”）定死罪，则他教导的仁爱、怜悯、宽恕就成了伪善。不想耶稣一言不发，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写。然后起身反问，诉诸一条更为“基要”的上帝诫命，即爱人如己（爱邻人如爱自己，同上，19:18, 34），并以此为宽赦的依据：只要罪人肯悔过自新，就不应机械地适用石刑。只不过，耶稣所说的“罪”并非捉奸者要定的那“罪”，或律法上的罪名。
于是，待捉奸者惭愧而退，先知告诫妇人：去吧，今后别再堕罪里了（meketi hamartane，《约翰福音》8:11）。和合本：“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看似直白，实则偏了。因为耶稣关心的，不是她的婚外性行为或犯通奸罪，而是要她彻底悔改，抛弃“旧人”的一切罪愆而做好进天国（获拯救）的准备。正如耶稣曾在恩屋池（beth hesda’，旧译毕士大）给人治病，对痊愈的说：看，你康复了，别再堕罪里了（同上，5:14）。也是敦促悔罪皈依，而非指那人的沉疴起于法定的某项罪过。那意思，近于他传道伊始，对所有人，律法上不论有罪无罪，宣讲的那一句福音：悔改吧，天国已近（《马太福音》4:17）！
原来“罪”（hamartia）对于耶稣，乃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即皈依者必须摆脱的现世之恶，而非律例规定的这样那样罪名。故他的告诫，并无轻饶通奸，下不为例（“不要再犯罪”）的意思。同理，先知拒绝定妇人的罪，也不是容忍违法行为。之前那句话，“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实际是指出众人皆在罪中，哪怕最严格自律、谨小慎微的法利赛人，亦不例外。如此，才好理解人子对圣法（torah）的态度，“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律法]……即使天地灭了，这律法也不会少掉一点一划，定将全部实现”（同上，5:17）。
拉比耶稣不像使徒保罗，是尊重圣法的权威与效力的。紧接着“淫妇”故事，耶稣自称“世界的光”，要人通过他领受“生命之光”。法利赛人不服，说那是一张嘴的孤证，依法不得采信。先知道：我的判断必真实，因断案的非我一人，那差遣我的父与我同在（《约翰福音》8:16）。人子引天父为另一位见证，否定了孤证的说法（同上，5:31-32）。他还告诉法利赛人：我就要去了。你们会把我寻觅，会死在自己的罪里（同上，8:21）。那罪，一如他要淫妇悔改之罪，也不是具体的罪名，而是所有不愿悔改的人（包括信徒在内）的生活世界，及下地狱的命运。
这段讽喻除了可疑的文本身份（详见拙文《读注》），还藏着一桩“奥秘”，那就是，故事不可能如读者的第一印象，发生在受膏者（基督）的敌人身上。试想捉奸者既然要用律法来难为耶稣，自己就一定是处处守法的“无罪”之人，当然也不会认同先知对罪的创世论阐发或扩张解释，从而感到“受良心谴责”（据部分抄本），而“从年老的开始，一个接一个溜走”（《约翰福音》8:8）。先是不满耶稣向妓女税吏等罪人施爱，复又“受良心谴责”，这些人是谁呢？应该是跟从了耶稣，但仍旧“奉割礼”的同胞，即福音书所谓“信他的犹太人”（同上，8:31）。惟有他们才会被拉比的箴言说服，认识到自己对律例的看法错了。而这一片断置于第八章开头，而不在别处（如一些抄本），恰好引出后面耶稣同圣殿里听他讲道的“犹太人”决裂。那些“犹太人”信徒不是别个，正是人子受难后还想着把“老师”寻觅的“法利赛人”（同上，8:4）。但因为不曾悔改彻底，终不免“死在自己的罪里”，哪怕他们从未犯法。易言之，这本是同一宗教运动内部的一次“路线斗争”。然而站在经过保罗修正，遗弃了割礼等圣法原则而走向外族的“普世主义”新宗教的立场，此类唯律法主义“异端”或“法利赛人”不啻最可怕的威胁，故而必须妖魔化。结果，便形成了福音书描绘的敌对关系，一伙“撒旦子孙”对基督的“试探”（同上，8:44）。
第二例，在《马可福音》末尾，如下：
耶稣被捕前率众徒走出圣城，入油榨园（gath shemane，旧译客西马尼）祈祷。他蓦地哀伤焦躁起来，对门徒说：我的灵悲痛已极，几如死了一般（《马可福音》14:34，化自《诗篇》42:5，参较《马太福音》26:38）。文章引和合本：“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
《马可福音》刻画的耶稣，可不是遇事发愁的伤感少年；他饱经风雨，会发怒也会骂人（例如训斥彼得：你给我后边去，撒旦！8:33）。说他因想到即将被弟子“交出去”，面临残酷的处死而“惊恐”，就过了一点，“难过”又有所不及；“心里忧伤”则近于才子佳人戏的唱词了，况且原文不是“心”，是“灵”（psyche，本义气息、呼吸）。而此处“灵”不可解作“肉”的对立面，如希腊哲人的学说；应按照希伯来用法，指生命，或灵肉一体整个的人（故新修订标准本干脆略去，以“我”代之：I am deeply grieved，我悲痛已极）。
同样，人子被钉上十字架，咽气前那一声喊（也是文章引用的）：父亲啊，我把我的灵，托付与你的手了（《路加福音》23:46，引《诗篇》31:5）！此句的“灵”（pneuma，本义风、气），亦是喻指生命。“托付”（paratithemai），和合本作“交在”（你手里），不妥。因为人子来世，为拯救世人而受难、复活，并非简单地交出灵魂（咽气），而是奉献生命，完成天父嘱托的使命。这道理古人都明白，所以拉丁语通行本译作：Pater, in manus tuas commendo spiritum meum；德语路德本：Vater, ich befehle meinen Geist in deine Haende；英语钦定本：Father, into thy hands I commend my spirit，皆是“托付”（commendo, befehle, commend），不作“交在”。
就译艺而言，取“托付”而不用“交在”，还有一层考虑，便是近义词的区分。“交在”或“交出”，福音书里一般是译希腊文paradidomi及少数同源词（didomi的派生词）。仍以《路加福音》为例，撒旦诱惑耶稣，说：权柄荣耀……都已交在（paradedotai）我的手里，随便我愿意给谁（4:6）。再如基督的名言：那就凯撒的交与凯撒，上帝的归上帝（20:25），“交与”（apodote）是同源词。原文“交出”还有“背叛/出卖”的意思，如“人子注定了要交在人的手里”（耶稣语，9:44）；犹大去见祭司长，“密谈交出耶稣的办法”（22:4）；“那个把我交出去的，他的手就在我身边，在桌上”（耶稣语，22:21）；都是说门徒叛卖老师。“托付”（paratithemi）则词根不同，本义“置于一旁”。《路加福音》写耶稣受难，迥异于前两部福音，有一种崇高而安详的韵味——除了插入（善本均略去）的形容被捕前人子祈祷的那两节：乃有一位使者从天上向[耶稣]显现，给他力量。极度痛苦之中（agonia，和合本：伤痛，误），他祈祷愈加热切，汗珠如血（直译：汗如血珠），大滴大滴落在地上（22:43-44)——如果解作耶稣将灵魂“交在”上帝手里，“断气”或者“咽气”（apheken to pneuma，《马太福音》27:50；exepneusen，《马可福音》15:37），就不甚准确，混淆了原文词义。这是译家不可不留意的。
行文至此，忆及之前《读书》还登过一篇（见二零一零年七月号），讨论理雅各译注《道德经》，颇有见地。然而说到《新约》，试图比较两部经典的思想文字，就完全错了。不妨也一块儿谈谈。文章提及《腓立比书》二章的基督赞（2:6-7）：
他虽有上帝的形象，
却并没有把等同于上帝
当作夺来的资格不放；
相反，他出空了自己，
取一个奴隶形象，
诞作众人的模样。
“出空了自己”（heauton ekenosen），和合本作“虚己”。作者由“虚己”联想到老子“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道”，便是受了误导。保罗引用此歌，不是要团契（koinonia，和合本：交通，误）成员学习耶稣以退为进，用虚取实。新汉语本（2010，和合本的修订本之一）改为“倒空自己”，稍好，但略带贬义。当作“出空”，呼应下句“取一个奴隶形象，诞作众人的模样”。通说这首歌原是基督会众的洗礼颂，信徒欲效法耶稣，入死“出空”而获新生。此为传统解释。其现代教义，用以解释三位一体、言成肉身的基督论，则历史不长，始于十九世纪。
“虚己”还让作者援引了和合本的另一句误译，“虚心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3），以为其理类同理雅各对老子的诠释：不想不求，反而实现自己的目标，称之为“韬光”（sheathing the light）；“静虚而不竭”，是谓“虚用”，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古人的智慧。和合本“虚心”的原文，ptochoi to pneumati，意为“灵中贫苦者”或“苦灵”。灵，即整个的人；或作精神，则有甘愿贫苦之意。贫苦（ptochoi），本义蜷曲、畏缩，乞讨状，如荷马史诗的用法：“因一切旅人、乞丐(ptochoi)皆与宙斯同在”（《奥德修记》6:207）。但在耶稣时代，多指穷人，与富人相对，如《路加福音》6:20以下：福哉，贫苦的人（ptochoi），因为上帝的国属于你们……但是祸哉，富有的人，因为你们已得了安慰。
耶稣运动起于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下层劳动阶级，故而秉承希伯来宗教褒扬贫苦、贬抑富贵的传统。这一点，最初将耶稣的教导同他的讽喻故事，由福地子民口上的亚兰语（“希伯来话”）陆续移译为“海外侨胞”（diaspora Jewry）笔下的希腊文，再逐步编写成书的“马太”“马可”和“路加”们，都是注意强调或暗示的。清末以降，新教诸派漂洋入华，也是在贫苦民众中传播最为迅速，至今犹然（参见《中国宗教报告（2010）》，页190以下）。那么，为何当年传教士译经，会舍弃基督的穷人福音的纲领（“福哉，苦灵的人”），而代之以“虚心的人”呢？又是什么样的传教经验、策略跟社会文化语境，使得那断然“出空了”神格或“夺来的资格”（harpagmos）的人子，来到炎黄子孙中间，化作了“虚己”之“道”，以便“道成肉身”？
换言之，我们将上述和合本的一些表达归于误译，只是就学术或译艺的基本要求而论。但传教士译经绝不是做学问，而是为了布道牧灵，达成诸教派的妥协合作。所以，历史地看，此类舛错未必都是学力不逮或圣职疏忽所致，而可能体现了新教中国化过程中，牧灵者有意无意的选择。明乎此，则和合本的造句遣辞，虽然不宜用来研究西方宗教，对于中国特色的新教思想与实践的理解，倒是一座富矿，是值得用力发掘的。
二零一二年元旦于清华园，原载《读书》3/2012
艾尔曼（Bart Ehrman）：《上帝的难题》（God’s Problem: How the Bible Fails to Answer Our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 Why We Suffer）, HarperOne, 2008。
艾尔曼：《耶稣，被遮断：揭开圣经里隐藏的矛盾（及我们为何一无所知）》（Jesus,
Interrupted: Revealing the Hidden Contradictions in the Bible [and Why We Don’t Know About Them]）, HarperOne, 2009。
冯象：《读注》，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8.11.16。
《新约》，冯象译注，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0。
杨慧林：《关于“韬光”的误读及其可能的译解》，载《读书》7/2010。
周颖：《新约圣经：绝对神权还是历史产物》，载《读书》6/2011。
《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0）》，金泽/邱永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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