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27, 2024

PETER BAKER:两个美国,两个总统?特朗普与拜登的决战将意味着什么

 NYT2024126日)

       他们都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坚毅桌”前坐过,都有过将法案签署为法律、任命法官、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向武装部队下达作战命令的经历。他们都知道成为地球上权力最大的人是什么感觉。

       本周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结果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总统大选中一决高低。然而,这不只是美国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两名都曾入主白宫的男子对垒,这也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蓝美国与红美国各自的总统展开交锋。

       如果尼基·黑利不能在成功机会微乎其微的最后努力中赢得出人意料的结果,现任总统拜登与前总统特朗普之间日益逼近的最后决战将超越几代美国人所熟悉的自由与保守的两党二元分歧。是的,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事关意识形态,但根本上也事关种族、宗教、文化、经济、民主、因果报应,而且最重要的是,也许事关认同感。

       这事关两位总统对美国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除了年龄和近年都当过总统外,这两人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拜登眼里,他领导的美国拥抱多样性、民主制度和传统规范,认为政府在最佳情况下是改善社会的力量。而在特朗普看来,他领导的美国是制度已被黑暗阴谋腐化的国度,是德不配位的人比辛勤劳动的普通人更受照顾的地方。

       美国内部的严重分歧并不新鲜。事实上,这些分歧可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制宪会议和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一较高下的时代。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分歧以前几乎从未达到过今天所见的严重程度,如今,红美国与蓝美国在地理、哲学、经济、教育和信息上的距离不断加大。

       美国人不仅不同意彼此的观点,而且还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我强化的互联网和媒体生态圈。他们对202116日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看法,要么是一个原型法西斯组织为违宪夺权发动的骇人听闻的叛乱,要么是一场也许有些失控的正当合理抗议,但已被另一方利用,让爱国者变成了人质。

       蓝美国和红美国在堕胎和枪支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法律。44个州中的党派划分已根深蒂固,这些州在秋季大选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知道它们支持的是哪个美国,这意味着他们将基本上看不到其中一位候选人,而候选人会把重点放在六个决定大选胜负的战场州。

       在一个日益部落化的社会,美国人描述他们差异的语言已更带有对人不对事的性质。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自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以来,认为共和党人不道德的民主党人的比例已从35%上升到了63%,而认为民主党人不道德的共和党人的比例则从47%上升到了72%1960年时,只有约4%的美国人说,如果他们的孩子与属于另一个党的人结婚,他们会不高兴。到2020年时,这个比例已上升到了近40%。事实上,如今的婚姻中只有约4%一方是共和党人另一方是民主党人。

        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前政治主任迈克尔·波德霍尔泽上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思考美国时,我们必犯的重大错误是,将其想象为一个单一国家,是像大理石花纹那样混在一起的红美国和蓝美国,但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是红美国和蓝美国这两个国家的联邦共和国。这不是一个比喻;这是地理和历史的现实。”

       目前的划分反映了自20世纪60年代民权立法后,共和党占领南方、民主党占领北方以来最重大的政治调整。特朗普已将共和党变成一个深深扎根于乡村社区、憎恨全球化的白人劳工阶层政党。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则越来越多地成为受过更多教育、经济条件更优越者的政党,这些人在信息时代过得越来越好。

       克林顿政府前顾问、研究政治趋势的道格拉斯·索斯尼克说,“特朗普并不是这种调整的起因,因为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和他在总统任上加速了这些趋势;这种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21世纪新数字经济中的赢家和输家划分形成的,最能预测一个人是赢家还是输家的就是受教育程度”。

       这两种美国的领导人以各自的方式行使权力。作为白宫目前的主人,拜登拥有现任总统所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但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也一直在充当在任总统的角色,他从未承认自己在2020年大选中失败,民意调查显示,他的大多数支持者认为,他才是合法总统,而不是拜登。

       即使没有正式头衔,特朗普也已为在华盛顿和各州首府工作的共和党人制定议事日程。去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凯文·麦卡锡与拜登就预算法案达成协议后,特朗普鼓动了一场导致议长下台的共和党内部政变。他还正在就如何处理陷入僵局的援助乌克兰问题以及美国边境政策向现任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提出建议。

       随着特朗普已几乎确保他将获得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许多曾经反对特朗普的民选共和党官员(除了明显的例外)已在最近几周迫不及待地表态支持他。结果是,很难想象华盛顿今年能达成任何主要的政策协议,如果没有特朗普的同意或至少是默许的话。

       目前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没有确切的先例。以前只发生过两次两名当过总统的人再次对垒。一次是1892年,前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与在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再次竞选时获胜。第二次是1912年,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挑战了自己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虽然塔夫脱是罗斯福提拔上来,但两人的关系已变得疏远),虽然罗斯福的挑战没有成功,却为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获胜铺平了道路。

       那两次大选都未曾反映学者和政治专业人士在今年的大选中看到的那种划时代时刻。历史学家们寻找相似性时,经常提到美国内战前的时期,当时,正在工业化的北方与仍是农耕社会的南方在蓄奴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尽管今天再提退出联邦让人难以置信,但加利福尼亚州有些民主党人、得克萨斯州有些共和党人时不时会谈这个问题,这一事实表明,许多美国人感到彼此有多么疏离。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肖恩·威伦茨是最近与拜登见面的一批学者之一,他说:“每当我提到19世纪50年代时,所有的人都在想,我们将爆发内战,我并非这个意思。我不是在做预测。但当制度正在以人们看到的方式被削弱、被改变或转型时,可以用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我觉得,人们还不了解目前的情况有多么不正常。”

       拜登和特朗普都是历史上受欢迎度不高的总统。在争取连任的大选年开始之际,拜登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仅为 39%,这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所有现任总统在相同时刻的最低支持率。在对喜爱程度这个略有不同问题的回答中,拜登和特朗普不相上下,41%的人表示对拜登有好感,42%的人表示对特朗普有好感。

       但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虽然82%的民主党选民对拜登有好感,但只有4%的共和党选民对拜登有好感。类似地,79%的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有好感,只有6%的民主党选民对特朗普有好感。

       索斯尼克的最新分析显示,在大选年开始之际,拜登在选举人团中可能获得226票,特朗普可能获得235票。要想获得当选所需的270票的话,他俩中的一人必须赢得六个州可供争夺的77票中的一部分,这六个州是亚利桑那、佐治亚、密歇根、内华达、宾夕法尼亚和威斯康辛。

       因为拜登和特朗普都当过总统,美国人已经知道自己对两人的看法。这将让拜登和特朗普都更难在公众面前定义自己的对手,不能像小布什总统在2004年对约翰·克里、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对米特·罗姆尼所做的那样。

       但今年的未知因素也很独特。81岁的现任总统已经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总统,而77岁的前任总统则在四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面临91项重罪指控。没人能有把握地说,这些动态将在未来285天里如何发展,拜登和特朗普都已开始用这段日子开展总统竞选活动。

       尽管选民们也许已对未来四年入主白宫的人如何行事有所了解,但目前一点也不清楚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将对获胜那方做出怎样的反应。拒绝接受、扰乱、进一步分裂甚至暴力,似乎都有可能。正如威伦茨所说,“目前的情况不正常。我认为人们了解这点很重要。”

Tuesday, January 23, 2024

沉思的托克维尔:2024,美国民主的十字路口

        (修明1644 20240122日)

       2024年最重要的事件,无疑是美国大选。欧美的各个智库、媒体,无论是欧亚集团、经济学人、时代还是世界银行,都认为美国大选会决定世界的命运。某种程度讲,今年的大选比2016年还要重要,因为2016年的特朗普只是个观点有点出格的候选人,而2024年的特朗普已经完全蜕变为破坏民主的独裁者。

       华盛顿邮报的封面“民主在黑暗中死亡”,绝非危言耸听,如今的美国在政治操守上已经触底,宪政体制的存亡就在一瞬间,如果这次大选特朗普赢了,美国社会没有坚守住最后的底线,那山巅之城的陨落将指日可待,山巅之城陨落了,世界格局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4年,将是美国民主存亡的十字路口。

                  1    特朗普突破了底线

       每次和朋友聊起美国大选,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特朗普当选的严重性,今天我就聊聊特朗普的威胁究竟在哪,为何他对美国宪政的威胁是最大的。

       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16-2020,和2021-2024,第一个阶段,特朗普并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他最多是观点极端,行为怪异,但美国法律允许言论自由,特朗普的话并没有触犯法律,更何况,共和党内比特朗普观点极端的人多的是。

       比如特朗普的副手彭斯,在堕胎、同性恋等社会议题上比特朗普极端得多,彭斯是支持完全禁止堕胎,而特朗普的态度一直很暧昧。

       再比如经济领域,任意一个茶党成员都比特朗普要极端,特朗普除了减税,其他经济政策都不怎么符合古典自由主义,比如疫情期间,特朗普发了2万亿美元现金,在贸易上,特朗普也是违背自由贸易、比较优势原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还多次拜访工会,为蓝领工人争取权益。

       经济观点上,特朗普不仅不右,反而有点左。

       特朗普危险的不是政治观点,而是他对民主制度的态度,2020年大选后,特朗普的行为彻底越轨了,他公然质疑选举结果,认为拜登是靠作弊取胜,他不仅散布阴谋论,还号召支持者、副总统彭斯,各州选举官员推翻选举结果,最终酿成了211月的国会山事件。

       特朗普进而创造了多个第一,成为200年来第一个不承认选举结果的总统,第一个涉嫌号召支持者暴力推翻政权的总统,第一个被认为涉嫌煽动叛乱,没有参选资格的总统候选人。

       这里就要谈到宪政民主的本质,民主的本质是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方式和平更迭政权。你可以说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个游戏,但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复杂的,明晰的,有所限制的,双方都要按规则玩,并且愿赌服输。

       纵观宪政民主制度诞生前,权力的更迭要么是世袭要么是极度暴力的。世袭制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现代人普遍相信主权在民而不是君权神授,而且你不能保证代代优秀,说不定哪天出个智障,王朝就终结了。

       除了世袭制,暴力夺取政权也很常见,比如三世纪后的罗马帝国,还有古代中国的分裂时期,都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出政权,不同强权打来打去,最后闹得生灵涂炭。直到今天,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频繁爆发军事政变甚至内战,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些国家不乏名义上的民主国家。

       美国,西欧的宪政民主,之所以被称为成熟民主,而不是劣质民主,关键是参与者都遵守规则,愿赌服输,承认选票的神圣不可侵犯。而非洲、东南亚国家,虽然也有选举,但参与者经常不承认选举结果,动辄以舞弊的名义掀桌子,然后发动军事政变。

       是否愿赌服输,一直是良性民主和劣质民主的分界线,而特朗普突破了这条底线。试想一下,不承认选举结果的后果是什么?既然选举是非法的,那为什么还要遵守这套游戏规则,为什么还要遵守法律,既然这些全是华盛顿那些“蜥蜴人”的阴谋,那干嘛还要选,直接拿枪造反不更好吗?

       罗马共和国的凯撒,苏俄的列宁就是这么干的,而特朗普离列宁只有一步之遥,他差的只是一支完全效忠他本人的军队,没有军事力量让特朗普最多只能发起示威,而无法暴力推翻政权。换句话说,特朗普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不是特朗普本人的底线更高,而是美国的政治机构、美国社会仍存在较高的韧性,能够抵御特朗普的侵蚀。

       特朗普行为如此恶劣,以至于再疯狂的川粉也不敢效仿,比如去年中期选举,MAGA候选人选举前叫嚣不承认选举结果,结果选完后每个人都乖乖地愿赌服输,这导致特朗普的行为到现在也是孤例,足见特朗普在美国有多特殊。

                 2    为所欲为的特朗普

       2020年的特朗普可怕,今年的特朗普可能会更出格,因为今天的特朗普相比20162020都更没有退路,他只能背水一战。

       2016年失败了,特朗普最多成为一个笑话,不会有任何实际的麻烦,而现在的特朗普,则是诉讼缠身,保守估计,特朗普涉及的诉讼已经多达91起,其中涉及泄露国家机密,逃税,涉嫌煽动叛乱等重罪。美国司法部,FBI,和两个州的法院、州务卿,都试图追究特朗普的责任。

       对特朗普来说,赢得选举不仅是获得权力,还是摆脱追杀的唯一手段。他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可供后退。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如果自己当选总统,将彻底清算违抗过自己命令,或追究自己刑事责任的官员。目前这个名单包括,退役将领凯利,拒绝特朗普命令的米利将军,还有调查他通俄的FBICIA官员以及调查他煽动叛乱的司法部官员和参与16日调查的国会议员。

       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自己要对政治对手进行打击报复。而且很有可能,一旦他当选,国会和法院都无法阻止他。国会弹劾总统的门槛太高,需要绝对多数的三分之二,只要共和党内部没有出现大规模叛变,国会就很难约束特朗普。

       司法系统的约束也有限,现在最高法院三个大法官是特朗普任命,保守派占绝对优势,很难相信他们会惩罚特朗普。

       16日国会山事件的调查已经持续了两年,有太多证据表明特朗普威胁州内选举官员,甚至威胁副总统彭斯篡改选举结果,但最终仍然需要上诉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和陪审团做出判决,很难想象完全保守派占主导的最高法院会判特朗普有罪并禁止他参选。

       而且通过特朗普,我们也发现美国法律存在很多漏洞,去年讨论的很多法律问题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比如特朗普是否煽动叛乱,罪犯能不能参选总统,深究下去才发现原来美国法律的漏洞也很多,200年来之所以平稳运行,也离不开整个精英群体对潜规则和社会共识的遵守,这些漏洞直到特朗普时期才被发现。

       这个角度说,2024大选也是美国法治的十字路口,自2022年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后,最高法院的支持率就跌到了谷底,今年对特朗普的判决,很可能会再次引发人们对最高法院改革的呼声。事实来看,美国最高法院也确实需要改革了,至少应该限制单个总统提名法官的人数,并为大法官设立任期制。

       如果民主党能同时以较大优势掌控总统和国会,最高法院的改革必将提上日程。

       (现在一半多的美国人对最高法院持负面态度,民主党中,只有24%持正面态度)

                   32024年美国的几个判断

       结合现在美国的形势,我下几个判断。

       1、拜登会赢,但过程注定曲折。

       2020年一样,特朗普会制造各种阴谋论,尤其是质疑邮寄选票,进而否认选举结果,不排除川粉会再制造一个“国会山事件”。今年的美国,注定经历动荡。

       2、今年对美国是一个契机,如果社会形成新的共识,可以完善宪政制度和法律,加强社会共识,美国会就此触底反弹,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美国经济问题不大,软着陆可能性高。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猛,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公司和产业,美国股市在降息后也会继续上涨。

       4、这次特朗普败选后,共和党会真正开始反省2016年以来的路线,对基本盘、选举策略都会进行重大调整。这个调整期可能需要4-8年,民主党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

       5、中美关系在今年会保持稳定。拜登在选举期间不会搞事,但是不排除因为选情紧张,美国会暂时收紧移民、第二身份办理和签证业务,而且大方向看,中美关系还是难有根本性转折。所以想出国的朋友,还是抓住机会赶紧办吧。

       最后,再给个人一些建议,现在国内外环境高度不可预测,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总是没错的,目前的大环境下,有海外身份,总归不是坏事,一是你生活有了更多选择,想拼事业就在国内,想躺平就去欧洲,想去感受世界技术前沿,获得最好的高等教育就去美国,无论是投资需还是子女教育(不走高考独木桥)、养老,多一个选择总是没错的。

Monday, January 22, 2024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

(纽时,2024119日)

       2023年,美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出预期。人们普遍预测的经济衰退并未发生。许多经济学家(虽然不是我)认为,要降低通胀,需要多年的高失业率;相反,我们经历了无懈可击的通货紧缩,通胀率迅速下降,却没有付出明显的代价。

       但世界最大经济体(或第二大经济体——取决于衡量标准)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在取消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严厉“清零”措施后,中国经济将出现繁荣。然而,中国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表现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了5.2%之外。但人们对这个数字普遍持怀疑态度。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很少将其经济统计数据政治化——不过特朗普若重新执政,我的答案恐怕就不好说了——但专制政权经常这样做。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似乎步履蹒跚。即使是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正在经历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和高青年失业率。这不是一场全面的危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

       几年前似乎还将要称霸世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陷入了困境?

       部分原因在于领导不力。习近平主席开始变得像是一个糟糕的经济管理者,其任意干预的倾向——这是专制者惯做的事情——扼杀了民营部门的积极性。

       但即使习近平领导得更好,中国也会陷入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正如斯图尔特·帕特森所指出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金融抑制——对储蓄支付低利息,并向受青睐的借款人发放低息贷款——这压低了家庭收入,并将其转移到政府控制的投资中;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导致家庭积累储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等等。

      消费者购买力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至少相对于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而言是这样——中国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来维持产能的使用?正如迈克尔·佩蒂斯指出的,主要的方法是促进极高的投资率,超过GDP40%。问题是,投资这么多钱,很难不发生回报严重递减的情况

       诚然,如果像本世纪初的中国那样,在追赶西方经济体的过程中拥有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和高生产率增长,那么很高的投资率可能是可持续的。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生产力似乎也在停滞不前。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能够将GDP40%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国家。

       这些问题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变得尖锐起来?国际经济学家喜欢引用多恩布什定律:“危机酝酿的时间比你想得要长得多,而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的预想快得多。”中国的情况是,政府通过推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多年来掩盖了消费支出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房地产业规模已经大得离谱。但泡沫最终会破裂。

       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必须做的事情似乎很简单:结束金融抑制,允许更多的经济收入流向家庭,并加强社会保障网络,让消费者觉得没有囤积现金的必要。这样,中国就可以减少不可持续的投资支出。

       但也有一些强大势力从金融抑制中获益,尤其是国有企业。当谈到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时候,这位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听起来有点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他谴责创造“懒人”的“福利主义”。

       那么,我们应该对中国有多担心呢?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然而,日本最终很好地控制了经济减速。它避免了大规模失业,从未失去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个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实际GDP实际上增长了50%,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远。

       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应对可能不会那么好。面对经济困境,中国的凝聚力如何?中国是否会试图通过出口激增来支撑其经济,从而与西方推动绿色技术的努力背道而驰?最可怕的是,它是否会试图通过军事冒险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

因此,我们不要对中国的经济下滑幸灾乐祸,这可能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

Saturday, January 20, 2024

易富贤: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背后 — 我被中国政府封杀的内幕

 RFA2024-01-19

       中国决策层不敢完全采纳我的建议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因为他们被蔡昉、翟振武等人的预测吓坏了,于是在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1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的人口数据,连续两年负增长。最令人震撼的是,只出生902万,远少于2016年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1550万。其实2023年的出生数仍有水分。截至20234月,产检建档只有788万,即便仍有少量未建档,但已建档的有部分会自然流产和人工引产,二者相抵,误差不会太大。结婚数与下一年的出生数极强正相关,我曾根据2022年的总结婚数、初婚数、20-34岁结婚数,推算2023年出生768万人、859万人、837万人。也就是说,2023年官方公布的出生数,与产检、婚育逻辑不符。

                                二孩政策背后的博弈

       20123月《改革内参·高层报告》发表我5万字的《重新认知中国的人口问题》,呼吁停止计划生育,预测二孩政策只能暂时将生育率提升到1.4。该报告在2020年被作为对1979-2018年中国决策影响最大的116篇论文之一(也是唯一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的一篇),入选三联书店出版社的《改革40年:经济学文选》。

       但是2012年蔡昉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出版《人口形式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反对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因为他们预测生育率将达到4.4,每年出生4700多万,人口要到2045年才会负增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也预测,每年会出生4995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我的《大国空巢》,被新华网选为“十大推荐好书”,当选“2013年度中国100本风云图书”榜首,在出版10个月内重印5次。但是中国决策层不敢完全采纳我的建议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因为他们被蔡昉、翟振武等人的预测吓坏了,于是在2014年只实行单独二孩政策。

       2015年单独二孩政策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大国空巢3》(彩色连环画,通俗易懂)、《大国空巢4》。我预测,如果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只会上升到2018年的1.4,然后下降到2026年的1.0。《大国空巢3》已经送交印刷厂,准备在8月中旬出版,9月份国研中心以该书为背景资料,召开“国研智库”人口政策专题论坛。

       但是国家卫计委知道后,极为恐慌。他们一方面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将计划生育选题纳入出版物重大选题(需要计生委和主流人口学家同意才能出版),一方面在87日给国研中心发出《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综便函(2015313号》,阻拦出版我的书。我在国家卫计委的朋友获得公函复印件(照片略),摘录如下:

       “经了解,近年来易富贤,利用博客、论坛等网络新媒体,以网名‘水寒’ ‘中山水寒’或实名发布大量文章,并通过出书、演讲、接受采访等方式,攻击和否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家庭积极响应号召,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目前,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人口发展呈现新特征,人口众多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将长期坚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计划生育相关工作,合理引导舆论,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因该书稿内容敏感,出版后容易引起公众误读或媒体炒作,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

       出版社经过反复审查,认为没有问题。国研中心主任也批示同意出版。但是国家卫计委仍然不同意出版,核心原因有二:1、我呼吁停止计划生育;2、我的人口数据和预测与国家卫计委的不同。

       当时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翟振武等人完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建议在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预测生育率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到2023年、2050年还有1.751.72,这三年的出生数分别为2189万、1550万、1322万。该书是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的理论依据。后记提到:“在整个测算过程中,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领导给予高度重视。李斌主任、王培安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听取各分报告测算报告,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并听取了总报告的汇报。”

       但是即便根据《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而不是2189万,更不是4700多万、4995万。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只出生902万(生育率只有1.0),而不是1550万。

                              我被中国政府封杀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是国家计生委的头号大敌。20163月,我受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主办方原本也邀请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与我一起讨论人口政策的,但他们都未参加。在参会途中,我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认为老龄化、劳动力萎缩使得中国经济超不过美国。我原本是想为当时狂热的民粹主义浇冷水,缓解中美之间的战略误判,但国家卫计委如获至宝,抓住了我“唱衰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把柄。4月,我还在中国,在国家卫计委的朋友就私下告诉我,国家卫计委在着手封杀我。

       2016520日,国家卫计委发出《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意见(国卫办宣传发(201621号)》,提出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负面信息的管控”。当时我的微博、博客是关于计划生育“负面信息”的主要发布地,大量网友向我申诉,国际、国内媒体关于计划生育的案例大多是通过我的微博获得的。“负面信息”会影响在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的人事调整和机构改革。88日,这份文件下发给各“有关部门”,同日我被列入中国官方黑名单,我的微博、博客等账号被封,国家卫计委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心腹大患。

                                  人口提前负增长

       2017522日,在北京大学大的一个研讨会上,我指出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至少有9000万水分,被《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数十家国际媒体报道。中国相关部门极为恼怒,对我进行了为时数月的调查。

       201812月、20191月我完成两份报告,指出2018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1,人口开始负增长,也被众多国际媒体报道。但是,2019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绿皮书,预测人口要到2030年才开始负增长。民间学者也反驳我。

       国务院《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测,2020-2030年生育率将稳定在1.8,人口将要到2031年才会开始负增长。权威人口学家、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IUSSP2021年“年度桂冠奖”得主曾毅预测,在全面二孩政策下,2020年、2030年、2050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691.631.55,人口要到2031年才开始负增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也预测,中国2020-2025年生育率为1.702045-2050年为1.75,人口要到2032年才开始负增长。

       有关部门对我极为恼怒,删除我过去20年在中国网站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关闭我在天涯、凯迪等论坛的账号。2019115日、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前后在中央电视台、记者会上指责我造谣。

       202013日,人民网公布“2019年十大谣言”,其中我的学术结论高居第三。同一天,李文亮医生因传布有新冠病毒的谣言被武汉警方训诫。也就是说,李文亮是武汉市级谣言的传播者,我是全国性谣言的制造者。

       现在,国家统计局承认中国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比官方的预测提前9年。最近国家统计局再次宣布,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生育率只有1.0。而其他证据(比如卡介苗的批签发量、2022年上海公安局泄露的人口数据、百度指数等)都证实中国人口确实是在2018年开始负增长。

       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但在人口数据和预测上却如此草菅人命,说明中国的决策体系存在“致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