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22, 2024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经济遇到了大麻烦

(纽时,2024119日)

       2023年,美国经济的表现远远超出预期。人们普遍预测的经济衰退并未发生。许多经济学家(虽然不是我)认为,要降低通胀,需要多年的高失业率;相反,我们经历了无懈可击的通货紧缩,通胀率迅速下降,却没有付出明显的代价。

       但世界最大经济体(或第二大经济体——取决于衡量标准)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一些分析人士预计,在取消为遏制疫情而采取的严厉“清零”措施后,中国经济将出现繁荣。然而,中国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表现不佳,除了官方公布的GDP增长了5.2%之外。但人们对这个数字普遍持怀疑态度。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很少将其经济统计数据政治化——不过特朗普若重新执政,我的答案恐怕就不好说了——但专制政权经常这样做。

       在其他方面,中国经济似乎步履蹒跚。即使是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正在经历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和高青年失业率。这不是一场全面的危机,至少现在还不是,但有理由相信,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停滞和失望的时代。

       几年前似乎还将要称霸世界的中国经济为什么陷入了困境?

       部分原因在于领导不力。习近平主席开始变得像是一个糟糕的经济管理者,其任意干预的倾向——这是专制者惯做的事情——扼杀了民营部门的积极性。

       但即使习近平领导得更好,中国也会陷入困境。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已经变得不可持续。正如斯图尔特·帕特森所指出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非常低,这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金融抑制——对储蓄支付低利息,并向受青睐的借款人发放低息贷款——这压低了家庭收入,并将其转移到政府控制的投资中;薄弱的社会保障网络导致家庭积累储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等等。

      消费者购买力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至少相对于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而言是这样——中国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需求来维持产能的使用?正如迈克尔·佩蒂斯指出的,主要的方法是促进极高的投资率,超过GDP40%。问题是,投资这么多钱,很难不发生回报严重递减的情况

       诚然,如果像本世纪初的中国那样,在追赶西方经济体的过程中拥有快速增长的劳动力和高生产率增长,那么很高的投资率可能是可持续的。但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显示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生产力似乎也在停滞不前。

       简而言之,这不是一个能够将GDP40%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国家。

       这些问题至少在十年前就已经相当明显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变得尖锐起来?国际经济学家喜欢引用多恩布什定律:“危机酝酿的时间比你想得要长得多,而它发生的速度又比你的预想快得多。”中国的情况是,政府通过推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多年来掩盖了消费支出不足的问题。事实上,以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房地产业规模已经大得离谱。但泡沫最终会破裂。

       在外界观察人士看来,中国必须做的事情似乎很简单:结束金融抑制,允许更多的经济收入流向家庭,并加强社会保障网络,让消费者觉得没有囤积现金的必要。这样,中国就可以减少不可持续的投资支出。

       但也有一些强大势力从金融抑制中获益,尤其是国有企业。当谈到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时候,这位被视为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听起来有点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他谴责创造“懒人”的“福利主义”。

       那么,我们应该对中国有多担心呢?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前的经济让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然而,日本最终很好地控制了经济减速。它避免了大规模失业,从未失去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在接下来的30年里,每个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的实际GDP实际上增长了50%,与美国的增长率相差不远。

       我非常担心的是,中国的应对可能不会那么好。面对经济困境,中国的凝聚力如何?中国是否会试图通过出口激增来支撑其经济,从而与西方推动绿色技术的努力背道而驰?最可怕的是,它是否会试图通过军事冒险主义来转移人们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

因此,我们不要对中国的经济下滑幸灾乐祸,这可能会成为所有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