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华大使伯恩斯：美中之间是一场理念的竞争，一场理念之战

 （法广，26/02/2024）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近日在受访时透露了对美中紧张关系及其影响的看法和担忧。他指出，对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但也是“最危险的关系”。对于伯恩斯来说，如何平衡美国在中国的各种利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伯恩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节目采访时说，“我们在这里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平衡这些利益是美中关系的现实。我们必须负责任地竞争，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但我们也必须接触”。

       CBS报导提及，美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曾经对中国趋之若鹜。数十年来，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一直是吸引他们来华开展业务的磁石之一。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已变得如此充满危机和风险，知识产权被盗和 《反间谍法》的扩大被用来恐吓商界，以至于美国公司已经按下了暂停键。此外，美中关系也变得充满争执，部分原因是北京对台湾和南中国海的武断行为，以及去年穿越美国大陆的间谍气球事件等案例。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已陷入困境：出口增长放缓，地方政府债务缠身，青年失业率飙升。

       伯恩斯在采访中说：“40年来，离开中国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从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投资者手中流入的资金”。至于这是为什么，对当局来说这是多大的问题，伯恩斯的解释是，“这对（中国）这个经济体来说确实是个问题。这里有14亿人口。他们必须保持增长，而外国资本非常重要。你问为什么？我认为，中国政府向世界其他国家传递的信息存在矛盾。一方面，他们说：‘我们开门营业。我们希望美国、日本的企业来这里’。但另一方面，自去年三月以来，他们已经突击搜查了六七家美国企业”。

        伯恩斯补充说：“突击搜查。他们闯入美国公司，将其关闭，并提出我们认为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美国公司包括贝恩咨询公司和明茨集团，明茨集团是一家为其他可能想在（中国）这里投资的公司做尽职调查的公司，去年遭到了突击搜查。该公司的五名中国员工被拘留，现在仍在拘留中。另一家（美国咨询）公司凯盛融英(Capvision)也遭到了突击搜查。国营电视台（央视）对此进行了报道，以免传达的信息不明确。报道指责西方咨询公司从事间谍活动，窃取国家安全和军事机密”。

       当主持人问道，中方既希望投资回流，却又在突击搜查美国公司时，伯恩斯说：“是的，他们已经通过了一项 《反间谍法》修正案，而且写得非常笼统，以至于美国商人可能会因为从事在世界其他地方完全合法且可以接受的行为而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收集数据以进行尽职调查，从而决定是否要投资一家公司或组建合资企业，不是吗？”

       主持人问道，“你认为中方害怕这些公司，这些尽职调查公司发现什么？他们在担心什么？” 伯恩斯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想控制有关中国人和中国公司的数据。因此，我认为这是美国公司在这一领域开展业务的核心问题”。

       与此同时，伯恩斯还提到中国仍然存在美国公司知识产权被盗的现象。他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在时任领导人邓小平的领导下向西方开放后，各类美国公司开始涌入中国。现在，美国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沃尔玛在全国拥有300多家门店。在上海，购物者可以买到李维斯（服装），逛苹果专卖店，喝焦糖咖啡星冰乐。星巴克在中国有6000家门店，在上海就有1000家门店，他们还想继续开店，因为咖啡——几百年来（中国）这里一直是茶文化的天下。现在，至少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咖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他们喜欢星巴克”。

        伯恩斯在采访中说，“如果你追踪中国从毛泽东逝世到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我们看到了党的集权。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在这里受到了更多的压制。这是过去十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这一趋势的部分原因是习主席推翻了许多曾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市场改革”。

       伯恩斯说：“中国经济已经增长了40多年，是有经济史记载以来增长最快的国家——8%、9%、10%、11%的增长率。他们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但现在的情况是，增长率正在放缓。大多数经济学家预测，未来十年的增长率将为2%、3%、4%，甚至更低”。

       当被问及如果经济增长降低是否可以支撑中国社会时，伯恩斯说：“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我认为他们的优先事项可能相互竞争。中国这里的政府当然希望经济增长，但他们也有国家安全的考虑。他们想控制数据”。主持人插话道：“但控制权更重要，对吗？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看起来是这样”。伯恩斯表示：“我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你听到了，我们也听到了两种信息”。这位美国大使称，“我在这里察觉到的是，中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投入了更大的精力”。

       尽管在华经营充满挑战，伯恩斯还是谈到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美国公司选择离开中国市场。他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大市场。因此，少数美国公司离开了中国，但大多数公司留了下来。一些美国公司正在将至少部分业务转移到新加坡、越南和墨西哥”，“它们不想离开”。

       伯恩斯补充说：“也许它们不会离开，但它们不会投资，在看清政府的发展方向之前，它们不会进行重大投资。然而，由于有14亿潜在消费者，一些公司，如迪斯尼，正在增加（在华）投资”。

       当被主持人问到对华关系是否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关系时，伯恩斯说：“这是美国目前在世界上最重要、竞争最激烈、也是最危险的关系，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左右也（将）是如此”。

       就他之前所说美中之间“离婚不是选项”的比喻，伯恩斯解释说，“没错。我们两国必须共同生活。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大的矛盾。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与此同时，中国又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关系到75万美国人的就业。农业，中国是美国农业的最大市场。我们五分之一的出口农产品销往中国。去年的出口额为409亿美元”。

       伯恩斯指出：“有些人说，‘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应该结束这种经济关系’。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将是75万美国家庭的晚餐无法摆上餐桌。因此，在我的工作中，这是一项异常艰难的平衡工作”。他谈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伯恩斯表示：“我们在这里有相互竞争的利益，平衡这些利益是美中关系的现实。我们要竞争。我们必须负责任地竞争，保持两国之间的和平。但我们也必须接触”。这位美国大使在采访中还提到，美中两国的公司和技术专家“正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量子数学方面展开竞争。所有这些技术进步都将带来新一代军事技术。我们的两支军队正在争夺军事优势——谁将在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即印度-太平洋，成为最强大的军队”。

       自去年加州拜习会两国元首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后，伯恩斯介绍说：“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又回到了一个更加稳定和稳固的状态，但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他说，去年的间谍气球事件是两国关系的低谷。但同时也出现了中方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在台湾附近大幅增加巡逻军机架次以及在南海对美国军机“不安全”的拦截行动。

       就他认为南海紧张局势是否会降温时，伯恩斯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补充说“然后在台湾，佩洛西议长访问之后，我们已经看到，16个月来，中方的空中和海上活动的频率大大提高，这是非常令人生畏的，旨在恐吓台湾当局。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撤回。我认为最终，他们希望成为并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国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方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就冷战结束时西方盛行的历史终结论，伯恩斯说：“将过去的冷战与现在进行比较是很有趣的。这次与旧冷战的不同之处在于：苏联拥有强大的军队和核武器。它的经济非常薄弱，根本无法与我们竞争。中国的经济非常强大。我们面对的一个敌手，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比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都要强大”。

       当被主持人问道如果美苏之间是冷战，那么美中之间应被称做什么时，伯恩斯说：“这是一场理念的竞争，一场理念之战（It's a competition of ideas, a battle of ideas）。我们的理念，美国关于民主社会和人类自由的伟大理念，与中国的关于共产主义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强大的理念相比较。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此，这是一场关于谁的理念应该引领世界的较量。我们相信这些（应该）是美国的理念”。

关于“龘”，这个字的来历并不美好

 （中国瞭望，2024-02-10）

　　今天是除夕。既然今天仍然是个工作日，那我就还是说点工作日风格的话——也就是扫人之兴的话。

　　按照农历，明年是甲辰龙年，于是中国某个一年一度的知名电视节目搞了个宣传语，叫“龙行龘龘”（龘读dá）。这后面两个字笔画繁多，字体稍小一些就混淆不清，成了黑糊糊的两坨污迹，但据说它形容了群龙腾飞的样子，营造出了一种热闹喧腾的氛围。

　　回想我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刚接触计算机时，用的中文操作系统还是金山公司的金山DOS，里面只支持GB2312字库，其中只有6763个汉字。六千个汉字虽然已经不少了，但实际上很多生僻字都没有收入，所以在使用中，不时就有打不出来的字（包括前总理朱镕基的“镕”字）。在GB2312字库里，“龘”字当然也是没有的。

       事在人为。既然生僻字也总会有用途，那么在数字化时代，人们一定能找到解决方法。通过GBK和GB18030等新的字符集方案，成千上万的生僻字（以及繁体字）得以在电脑和手机上打出和显示，大大方便了生僻字在数码产品和互联网上的使用和交流。

　　当然，除了比较“正经”的应用之外，生僻字也常常用在其他一些“不正经”的场合。比如“囧”这个字，是“冏”的异体，本来意为“光明”，但台湾网友发现它很像一张耷拉眼眉、张开嘴巴的苦瓜脸，还恰好与“窘”字同音，于是把它从生僻字堆中挖掘出来，当成中式“颜文字”（表情符号）使用。在北京夏季奥运会举办的2008年，这个字在海峡对岸也流行开来，一下子火得一塌糊涂。但流行文化总是乍起乍落，后来徐峥拍摄的《泰囧》在2012年上映时，这个字便有点过气了。如今，“囧”字更是早已不复当年那种席卷全网的气势，幸运的是，也没有完全退出舞台。

                              行你个龘头鬼

　　至于“龘”这个字，由于其特别的三叠字结构，在网上也一直小范围流行，通常是和品、晶、森、犇等其他三叠结构的字一起出现，让网友感慨一下中国造字文化的神奇。然而网络文化终究只是民间的自娱自乐，一旦官方开始主动推送这个字，性质就不同了。

　　“冏（囧）”这个字，在古代多少还有一些应用，主要是人名用字。《尚书·周书》本有《摄命》一篇，早佚，后来在《伪古文尚书》中讹为《冏命》，但无论“摄”还是“冏”都是人名，是指周王室中一个叫“伯摄（伯冏）”的人。三国魏有曹冏，著有一篇叫《六代论》的政论文章，为后世留下了“百足之虫，至死不僵”这一著名成语。西晋又有司马冏，是“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之一。此外，也有人用它的本义吟诗作文，如江淹《杂体诗·孙廷尉绰杂述》中便有两句是“冏冏秋月明，凭轩咏尧老”。

　　“龘”则基本上就是个只存在于字书（字典）中的死字，而且恐怕只有一千三百年左右的历史。如今网上几乎众口一声地说它首见于南朝梁顾野王的字书《玉篇》，但据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考证，《玉篇》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个版本，顾野王所著的原版本收字较少，释文较多，但唐、宋时期的《玉篇》一边补入了很多字，一边又删减了很多释文。尽管原本《玉篇》今天只剩零星残简，但根据一些间接证据推测，其中并无“龘”字，它很可能是到唐代版本的《玉篇》才增补进去的。

　　不过，从字音和字形来看，“龘”是“龖”的后起异体，也就是觉得两条龙还不够，非得三条龙才行。“龖”的出现，就比“龘”早多了，在东汉初年许慎所撰的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中就有，但遗憾的是，它仍然基本是个死字。在许慎之前的先秦和西汉典籍中根本没有这个字。即使算上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也只在甲骨文中出现了一次（“克龖”），而且只是个专有名词用字（按清华大学黄天树教授的释读，“克龖”意思是“战胜名为‘龖’的方国或部族”）。许慎把它解释为“飞龙也”，也许确有所本，可惜并无其他材料可以佐证，属于孤证。

　　许慎之后，到南北朝末年，才有一个叫卫元嵩的道士，在他所撰的道教著作《元包经》中用到了这个字：“震，龖之赫，霆之砉。”然而，该书故意用了大量冷僻字，以体现道教的神秘主义特色，这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道。总之，遍搜中华古籍，无论是“龖”还是“龘”，都深藏于故纸堆的犄角旮旯中。这样一个死字，被官府如此力推，这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还是头一遭。

　　我一直认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深入其脉络，掌握古人用平常字样表述的思想和情感。比如“贤”，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用字，但有趣的是，它竟然是“贝”字底。贝壳在商代曾是主流货币形式，因此很多带贝字旁的字都和商业、财富有关，如贸、货、财、寶（宝）、買（买）、賣（卖）等。对于“贤”字，学界基本公认，它在商代本来是“多财”的意思，所谓“贤人”，就是富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转义为“多才”或“多德”，虽然同样是个褒义词，但颂扬的重点已经变化，不再着眼于财富了。从重财到重德，背后是商人和周人两种世界观的巨大分歧。从今天的眼光看，虽然商朝那种崇天帝、重鬼神的宗教文化颇为阴森吓人，但周朝那种轻视商业和法律、一切要求合乎礼制的宗法制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也是中华文明的无奈——如果完全不引入域外的思想和制度，那么除了商制、周制和秦制，你就别无选择，哪一个制度都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当然还有另一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就是不想像上面这样费脑子，而只是刨弄一些怪词僻字，假装有文化。对于喜欢这种调调的人，那我就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和官府一起“龙行龘龘”吧。

晨枫老苑：龙的翻译是否是Dragon:话语权来自实力不是音量

 （文学城，2024-02-13）

       龙年了，龙究竟应该翻译成Dragon还是Loong成了话题。

       直到最近，还不知道龙还有过Loong这么个译名。看到过龙芯用Loong这个名字，还觉得奇怪。有说法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什曼的著作提到中国龙时，注音用的就是Loong，但解释用的是Dragon。后来，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首部《华英字典》将龙译为Dragon，沿用至今。

        现在，中国网民对中国龙被译为Dragon表示不满，一致要求改译为Loong。浙江省委宣传部也下场了，声称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龙”等传统文化符号出海已成大趋势；龙的翻译事关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不可不较真”。

       希望这只是浙江省委宣传部里一些人的个人见解，老实说，国家有很多事需要关注，把精力用在这上面，是用错了地方。

       如果要中国化，用拼音，龙应该是“Long”，但必然与英文里现有单词long（长）相混淆，不妥。然而，Loong算什么？既不符合中文拼音，也不是英文里约定俗成的说法。这只是当年一个传教士用来罗马注音的标注。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英语人士来说，是个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说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谈不上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这根本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说法！也不反映“龙”的任何特质，只是个发音相近的表述。这才是妥妥的半殖民地时代的遗迹！

       如果要就“龙”较真的话，中国不再用China，中国人不再用Chinese，中文也不再用Chinese，而是用“Zhongguo”、“Zhongguoren”、“Zhongwen”岂不更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定义权和话语权？龙只是象征，中国才是本尊啊。哪有象征比本尊还要重要的道理？

       那豆腐（toufu）、功夫（kong fu）、太极（tai chi）等都得改？

       Dragon是英文里一个现成的表述。没错，英文里的龙与中国龙不是一回事。英文里的龙喷着火、长着翅膀、暴虐贪婪，通常是不是好东西；中文里的龙由蛇身、马头、鹰爪和鹿角组成，通常代表权威天道，也常代表好运吉祥，但未必和眉善目。两者只有法力无边这一点是共同的。

       如果英文里中国龙需要专门的表述，那中文里Dragon是不是也需要另外找一个译名？要不也直接音译：“德拉贡”？

       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也是半殖民地时代的译名，代表的不是中国人的话语权，而是洋人的话语权，是不是也得改？宾利、劳斯莱斯、劳力士是殖民地时代的港译，都有过符合标准音译规则的新华社标准译名（本特利、罗尔斯-罗伊斯、罗莱克斯），既然那么重视话语权，是不是改改回来？要不自己语言里的话语权都漠然视之，倒是对外语里的话语权很热心，这算什么情怀？

       话语权是重要的。话语权来自实力，而不是音量；来自尊重，而不是纠缠。

       就Loong和Dragon而言，歧义不是来自共用，而来自刻意的误用。熊猫也一样，在中文里，熊猫又是熊又是猫，在英文里，Panda倒是与熊或者猫不会混淆，但不妨碍有人刻意把可爱的大熊猫描绘成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阿拉斯加大棕熊一样的恶兽。正名有用吗？

       心思歪了，可爱的大熊猫也会面目狰狞

       与其在Loong还是Dragon上花力气，不如扎实把中国的事情做好，把中国打造成既强大又友善的超级大国。

       鹰是好鸟吗？鹰可以是威严、勇猛的象征，但鹰犬可不是好东西。狮子生来为王吗？狮子和老虎一起，是妈妈用来吓唬小孩的坏蛋：“再不听话，叫老虎狮子来吃掉你！”

       龙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中国的形象决定了龙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而不是反过来。

孙立平：真tm的无聊，茴字有四种写法

 （立平坐看云起，2024-02-10）

       无聊的时候，做什么的都有。这不，有人又将一些早已扔到故纸堆里的生僻字弄出来：

                   龙行龘龘（dá），威震八荒；

                   前程朤朤（lǎng ），光照万丈；

                   生活䲜䲜（yè），富饶丰裕；

                   百业駸駸（qīn），繁荣昌盛；

                   志气玱玱（qiāng），昂首向前；

                   功名玓瓅（dì lì），誉满乾坤；

                   智慧棽棽（shēn），洞察秋毫；

                   创新鱻鱻（xiān），引领潮流；

                   福禄穰穰（ráng），满门喜庆；

                   德行穆穆（mu ），四海敬仰；

                   岁月峥峥（zheng），时光静好；

                   人生璨璨（can），尽显辉煌

       马斯克遥望星空，为人类寻找未来。我们的一些人就喜好到故纸堆里寻找烂掉的东西。不会好好说人话吗？

       布迪厄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区隔。就是在不同的人群中故意设立一些把他们隔离开的东西。古代的一些生僻字，其实就是做这个用的。你不认识我认识，你不会写我会写。还有一些故意误导人们念错或写错的字，也是干这个用的。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⑿，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鲁迅先生《孔乙己》中的这个著名的段子许多人都知道。

       据说，孔乙己所说的茴字的四种写法分别是:

                    第一种写法是:“回”。

                    第二种写法是:“囘”。

                    第三中写法是:“囬”。

                    第四种写法是:“口”中间加上一个“目”字。

       你tm的写出五种来有狗屁用，难道就这么点出息？

       抱歉，正在微博上呼吁不要在沙滩上燃放鞭炮，要保护我们的沙滩。有点激愤，题目中说了粗话。再次抱歉。

中国人口危机幕后：火箭科学家用数学模型推算人口趋势，引出独生子女政策

 （加美财经，Feb. 12, 2024）

       华尔街日报的长篇报道，分析了当年中国如何误判人口趋势，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是基于一位导弹科学家利用数学模型的计算，这项错误计算所产生的后果比预料的要严重的多。

       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超过许多人的预期，引发了人口崩溃的恐惧，而如何应对，却可能会因为40多年前的误判而变得复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于1980年开始实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担心人口过多会阻碍经济增长。一位在莫斯科接受过导弹训练的科学家，推动中国的这一政策，他把用于计算火箭轨迹的数学模型，应用于人口增长。

       40 年后的今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老龄化比其他主要经济体要早得多。少子化和高龄化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没有兄弟姐妹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年轻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而且每年都在减少。

       中国政府对这种心态，到目前为止可说是束手无策。

       根据最近的政府数据，去年中国的出生人数减少了 50 多万，加速了 2022 年开始的人口下降。官员们提到育龄妇女人数迅速减少——比一年前减少了 300 多万，并承认 “人们的生育、推迟结婚和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政府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人口开始萎缩的时间甚至更早。

        数据公布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将只有 5.25 亿人口。这低于他们之前预测的 5.97 亿人，也比现在的 14 亿人急剧下降。维多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墨尔本人口研究负责人彭秀建说：”我们对2022年和2023年的预测已经很低了，但实际情况却更糟。”

       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接近平均每名妇女生育一个孩子，不到保持人口稳定的 2.1 更替率的一半。

       而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生育率徘徊在 3 左右。当时，中国正在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即将开始经济改革。一群科学家告诉他们，除非开始限制生育，否则一百年后中国将有超过 40 亿张嘴要吃饭，这让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感到震惊。

       在 1980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科学家撰写的文章，建议中国寻找应对人口过剩的办法，”把生育率降到 1……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那年秋天，中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但是，这个计算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

                                          人口担忧

       中国并不是当时唯一担心人口过剩的国家。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全球人口迅速增长，人们担心人类的繁殖速度将超过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早在近两个世纪前就提出了这一观点。

       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正在重振科学研究。社会科学家受到红卫兵的迫害，而其他从事与军事有关工作的科学家则受到部分保护。这群人中包括宋健，他是中国原子弹计划之父钱学森的门生，也是中国研究卫星和火箭的顶尖科学家之一。宋健曾在莫斯科学习，获得了数学分支控制论和军事科学的高级学位。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军方官员将他派往戈壁滩上的火箭和卫星发射场。现年92岁的宋最终成为中国主管科技的高级内阁成员。

       1975 年，宋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访问荷兰屯特大学，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兰数学家吉尔特·扬·奥尔斯德（ Geert Jan Olsder）。三年后，两人在芬兰的一次会议上第二次相遇。奥尔斯德现年80多岁，他谈到自己与其他数学家的研究。是如何从全球资源有限的警告中受到启发，以及如何将数学模型应用于出生率。

        奥尔斯德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宋健用流利的英语与其他人交谈，并对数学建模表现出明显的兴趣。他相信如果两个人没有相遇，中国仍然会开始某种人口政策，但也许会晚一些。他写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长串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石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宋完善了他的建模，并与一个科学家团队开始计算不同的生育率会如何影响中国的人口数量。1979 年底，他开始向官员们提交报告。他计算出，按照每个妇女生育三个婴儿的固定生育率，到 2080 年，中国人口将达到 42.6 亿。

        凭借计算机辅助数学模型和政治关系，宋的报告引起了高层领导的注意。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苏珊·格林哈尔赫说，宋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将阻碍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她说：”他用一种即将到来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危机的可怕说法，来说服人们。”

       为了避免人们的怀疑，官员们表示，如果出生率下降太多，中国也可以改变政策。在 1980 年的一封公开信中，共产党说：“30 年后，目前特别可怕的人口增长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短短十多年内，生育率已降至更替率以下。年轻女性群体仍然庞大，这使得人口持续增长。但新生女婴的数量却在迅速减少。

                                             影响

        几十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指出这一政策过时且存在缺陷。他们说，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宋志平的人口数学中缺少了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的行为。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包括强制堕胎和绝育在内的粗暴措施，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在宣传建立小家庭的好处，这些产生了独生子女好的观念。这种模式也没有考虑到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如果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更愿意生男孩。结果，年轻女性现在是中国人口困境的核心。她们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而且每年都在减少。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格林哈尔说，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是按照中国政府的目标成长起来的，她们的人口数量较少，但素质较高：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独立自主。她说：”这些女性不会接受回到家庭做家庭主妇。 “

        研究人员说，除了文化和社会变革外，宋的模型还没有考虑到经济力量，比如邓小平改革引发的向城市的大规模移民潮，这在推低生育率方面的作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小组的退休人口学家左学金，在十多年前就对人口内爆敲响了警钟，他说，可能需要采取限制生育措施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多年来，人口过多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问题。很难让政府和公众相信，中国将面临人口快速下降和老龄化的问题，”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宋则认为计划生育是正确的决定。他在母校暨南大学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已经成功拆除了可能导致 “人口爆炸 “的炸弹。宋写道：“（人口）零增长是现代人类的宿命，也是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他估计中国的人口要到 2035 年以后才会开始减少。这个估计偏差了十多年，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从 2022 年开始减少。

       中国政府称，独生子女政策阻止了 4 亿人出生，并经常将此作为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包括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人口学家对这一数字提出了质疑，称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中国的生育率会自行下降。

                              人口学家的困境

       即使在 2015 年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中国领导人也没有完全废除生育限制，只是转向了二胎政策。现在，北京正在敦促人们生育三个孩子，宣称需要回归 “生育友好型文化”。

       企业家、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需要更多的婴儿。

       旅游服务提供商携程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北京大学经济学研究教授梁建章，与他人共同创办了一家专注于人口和公共政策分析的私人智库育娲人口研究所。梁估计，中国需要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5%（大致相当于教育支出）用于直接补贴，以促进生育并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才能使生育率恢复到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1.4。他的公司每年为长期员工的每个孩子发放 10,000 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直到孩子 5 岁为止。

       人口学家正在努力赶上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步伐。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还是基于中国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并假定生育率为 1.19。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部门负责人帕特里克·格兰德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想反馈长期趋势，并不是为快速变化而设计的。他同意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即中国的生育率更接近1.0。他说：”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的生育率变化如此之快，我们的人口（预测）结果会比两年前的预期要小。”

       联合国计划在 7 月份更新预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妇产科资深科学家、中国生育限制的批评者易富贤，一直认为中国的情况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还要糟糕。易认为，根据其他可用数据（如入学率和新生儿疫苗接种数量）拼凑出的出生人口估计数，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减少了。他说：“几十年来，中国所有的人口政策都是基于错误的预测，中国的人口危机超出了中国官员和国际社会的想象。”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社会学家蔡泳说，一代年轻人一旦下定决心，就很难改变。蔡说，随着官方信息和政策向新一代宣传扩大家庭规模，现在的生育率有可能提高，但 “就算会提高，也不会是在短期内”。

经济学人：习近平能赢回市场信心吗？

 （加美财经，February 8, 2024）

       经济学人的文章说，今年以来，中国股票投资者经历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旅程。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却仅在1月份就下跌了1.5万亿美元。散户投资者纷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泄不满。股市暴跌如此惨烈，以至于 2 月 6 日，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听取汇报；第二天，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负责人易会满被解职。

       随着国有企业开始购买股票，股价略有回升。未来几天，价格可能还会进一步上涨。然而，退一步来看，令人沮丧的大局不容乐观。自 2021 年达到顶峰以来，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的市值下跌了近 70 亿美元，跌幅约为 35%，而美国股市的市值却上涨了 14%，印度上涨了 60%。

       这一下跌预示着一个根本问题。国内外投资者曾一度将中国政府视为经济的可靠管理者。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流失，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后果。

       不到十年前，中国市场一片欣欣向荣。外国投资者急切地想要挖掘这颗世界经济新星的潜力。中国以每年超过 6% 的速度稳步扩张，令人印象深刻。

       2014年，境外投资者可通过香港直接投资中国股票，外国证券投资蜂拥而至。四年后，金融公司MSCI开始将内地股票纳入全球指数。中国政府则希望实现市场专业化，以吸引外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并建立一个资产类别来取代房地产。

       一批富有的商界人士和投资者正在崛起，他们在习近平的鼓励下要实现中国梦。他们隐含的理解是，无论中国的政治如何，都可以相信中国的官员会引导经济走向繁荣。中国将继续以令人羡慕的速度增长，中国人民仍将把财富和经济稳定置于政治自由之上，外国投资者也将获得丰厚的回报。每个人都能致富。

       出了什么问题？问题之一是习近平的决策过于谨慎。2020年开始的科技监管打压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动态清零到突然退出是一场惨败。政府在房地产危机问题上摇摆不定，这场危机耗尽了居民的储蓄和情绪，并将经济拖入通货紧缩，截至1月的一年中，房价以2007-09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速度下跌。

       政府理所当然地希望避免泡沫再次膨胀。但也希望避免给居民提供施舍，并将增长重点放在 “高质量”行业上，因为相信这些行业将帮助中国与美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相抗衡。然而，即使是这些行业，去年的利润也在下降。中国缺乏所需要的刺激措施。

       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失望程度较少受到重视。他们不仅要面对糟糕的决策，还要面对中国与美国关系恶化可能危及其投资的风险。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是内地股票的净卖家。资产管理公司曾一度为中国被纳入全球指数而欢呼雀跃，但现在他们却在精心设计产品，将中国排除在外。投资者开始关注人口众多的印度和拥有尖端技术的日本。

       香港也深受其害。来自大陆的公司占其市值的四分之三。1 月 22 日，印度短暂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

       最令人担忧的是，内地投资者也在丧失信心。正如本周简报所报道的，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超常增长之后，中国富人的命运正在经历痛苦的逆转。他们的房产和金融投资都在下挫，调查显示，许多白领去年都被减薪。

       有证据表明，更多的资本正在流出中国。那些无法绕过中国资本管制的人，正在转向更安全的货币市场基金，或逃往在大陆上市的追踪外国股票的基金。

       所有这些都将打击中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对家庭调查的分析表明，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持有中国大部分的金融资产。他们的困境将产生连锁反应，减少消费，影响投资决策。被困在内地的投资者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将部分辛苦赚来的现金投入股票。

       相比之下，外国人可能更难被吸引回来。这将使中国付出代价，尽管外国投资者仍持有中国股票的一小部分。但是多年来，他们为资产价格提供了有益的外部制衡。此外，他们在十年前进入市场时，中国企业的资本支出和研发投资也有所增加。反之，外资的离开可能会损害创新。

       习近平似乎知道出了问题。除了辞退易会满，政府还抑制了卖空行为，并命令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买入股票。这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支撑股价。但这种干预只会暴露中国对市场的不信任，凸显投资者离场的原因。

       习近平不仅没有接受广泛变革的需要，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在国内，他严厉压制对经济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国企业的疑虑也在增加。海外投资者越来越难获得财务数据。

       12 月，中国提出了关于游戏行业的新规定，但在市场反应恶劣后又悄然取消。1 月份，尽管通货紧缩仍在继续，但央行拒绝降息，令市场大跌眼镜。

       所有这一切只会让投资者感到恐惧。

       改革的真正障碍是习近平的坚定信念，即他和共产党必须完全掌控一切。要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就必须重新思考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但习近平不太可能放松他的控制。

 

投资者曾一度认为，中国的政治不会影响他们赚钱的能力。现在他们知道政治是无法回避的，因此会更加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