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2022年 习近平盛极而衰

 （法广：2022-12-26）

       2022年底，当全世界早已恢复正常的时候，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这个年底突然重复2020年初武汉人所经历的煎熬：医疗资源挤兑、求医无门，药房找不到退烧药、火葬场外灵车排长队等候......从“坚决清零不动摇”到“放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意想不到地终结了第三任加冕营造的辉煌时刻。

       10月23日，习近平第三任差不多圆满开启的一刻，坐在他身边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突然被安全人员毫不客气地带出会场，没有欢送，没有鼓掌，习甚至不肯为他让路全身裸退的胡氏欠身致意。

       这个“意外事件”让汉学家侯芷明感觉习近平“像黑社会老板一样”行动。全场闭门开会的20大就在向媒体短暂开放的一刻向世界暴露了党国高层的暴戾、紧张、僵尸化、深藏不露终于泄漏无遗的阴谋。

       即使如此，一切按照习总书记的预定计划布局，党中央不再有任何的摆设和伪装，政治局全都是清一色的亲信。人们心中可能的改革派，团派、红二代统统出局，没有一位女性代表，常委全部六十以上，“潜伏爪牙忍受”，在精心策划选择性反腐，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之后，习在20大实现了江胡前任不敢梦想的结果，开辟第三任。

       中共自邓时代以来为保共党江山而设立的自我纠错机制：包括废除领导人终身制，总书记连任两届，每届五年以及现任领导人隔代指定接班人、七上八下等一系列约定都被抛到阴暗的角落。

       那几日应是习近平最辉煌的日子，闭关三年，终可以放心去G20峰会“风光”了，尽管习近平在印尼私下“教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镜头让世人震惊，央视称颂习近平与拜登会面时“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和一条轨道。”

       权倾天下的习近平忽视了他上任十年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持续高压，他两年多的坚决清零不动摇对人民的严重窒息，对经济活动形成的严重破坏，以至于曾经经济繁荣的中国面临着长期萧条的局面，他都忽视了，习惯于服从政权的人们期盼他在二十大实现第三任后放弃清零，松缓空气，然而，他们的期盼落空了。

       11月26日，习近平再次重申坚决清零不动摇。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分析，习为什么二十大后还没有放弃动态清零的口号，因为不想把弯子转得太急，殊料白纸行动狂飙突起，本来想来个滑翔式软着陆，结果是一头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很难看。

       习不想给人造成向民间退让的感觉，他要维持领袖的尊严和权威，他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在一个适当的日子宣布“清零胜利”。然而，11月24日，乌鲁木齐10位维吾尔人因封控被烧死在自己家中的悲惨事件，让长期忍受清零，忍受大白欺凌的人们，在共情心理驱使下，上街了。

       上海青年在乌鲁木齐路群聚，第一次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人们惊异地注意到，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一些年轻的女子孤零零地站在街头手举白纸无声抗议，上海、成都街头喊出了十月份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亮出的“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的口号。

       全中国21个省市，几十所大学瞬间爆发了以白纸为象征，具有强烈政治诉求的反抗运动。法国汉学家白夏指出，中共建政以来都不曾发生过指名道姓要求总书记下台的事情，仅仅提及他的名字都是禁区。但是，这一次，中国人喊出了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白纸运动持续不过几日，习近平的“坚决清零不动摇”却被彻底动摇了，原因可能包括中国的疫情彼时已经扩散到不可控的地步；徒劳地兴建方舱以及徒劳地大规模核酸检测已让地方财政枯竭；更重要的习近平可能害怕引爆更激烈的反抗。

       清零，习近平好大喜功的象征，社会主义制度比其他所有制度优越的象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幌子，就这样一夜之间被扫入垃圾堆。

       强大的中共政权骤然给人感觉“慌不择路”，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分析说，“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对他的热情比许多共产党精英要高”的习近平，“似乎已经失去了中国老百姓对他的尊重”。“今年对习近平来说，这种情况以不幸的方式结束了。他的新冠病毒政策被他自己的政府所否定，在自己人民面前丢了大脸。”

       一些观察人士分析11月底爆发的抗议时指出，清零这个词还没有大行其道甚至疫情爆发前，有些先驱者已公开点明习近平政权的底色，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2018年，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当年7月写下『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批评习近平“倒行逆施”，武汉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2020年3月染疫去世，引爆了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第一次网络言论自由的喷发。不久之后，富翁与公知身份兼具的任志强在一篇暗指习近平的檄文中直至中国执政党隐瞒前期疫情，却召开17万人抗疫大会揽功，任文称“这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二十大开会前三天，中共一切准备就绪，迎接习近平辉煌登场，彭载舟登上北京四通桥，亮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的横幅，11月27日到28日，上海、成都等中国多个城市的青年集体朗诵这些口号，声援被囚禁的彭载舟。

       当局急转弯的速度之快令世人惊讶，取消大规模核算，取消去外地的限制，取消健康码。医院没有做好容纳大量重症病人的准备，没有足够病床、没有足够药物、更没有足够有效疫苗。“一夜回到解放前”，大西洋月刊评论说，好象三年的时间白白浪费了，一起都得从头开始。

       就像荷兰驻上海记者Eva Rammeloo所描述的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旧的恐惧被新的恐惧取代”，从“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变成了让人民“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

       整整三年，为了执行一个人的意志，隔离，封锁，清零，天价的资源白白浪费了，却为了自诩的“制度优势”，”没有实现完整接种，没有进口任何有效的疫苗，医院也没有准备好重症病床，中国这个布洛芬第一大生产国，甚至连起码的退烧药都没有为自己的人民准备好。

       作家慕容雪村驳斥“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的话术：“你不能打着保护的旗号，把几千万、几亿人像囚犯一样、畜生一样关起来”。他说，一个政府不管以什么名义把人民“觅食、谋生、求医”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剥夺，就是“赤裸裸的迫害”。

       世卫组织紧急卫生部主任瑞安12月21日表示，中国爆炸性大蔓延早在取消清零限制之前就已爆发了，这意味着长达数月的清零除了强化对人身的限制，并未真正起到任何减少病毒爆发的作用。这一说法同时意味着，官方隐瞒了真实的数据。一些专家的担心是，如此高密度高人群的爆发性传染会不会导致新的变种从而侵害世界？

        “突然间就哀鸿遍野、天下缟素，人世间一夜开启地狱模式，国难转化为民丧，悲哀从每个人的心身显露到脸上.......” “深圳刘心武”发推批评关键时刻听不到“政府一定把你们照顾好”的声音......

       “中日政经评论”发推说：“2022年对于习来讲，本该是美好的一年，是他成功取得三连任，登向权力顶峰的一年，但却成了他盛极而衰的一年和五味杂陈的一年......”

       曾为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的纪思道则以“扒下习近平皇帝的新衣”为题评论：“现在很明显，他被许多人视为一个顽固、无情和不太有效的独裁者。”“无论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发生什么，一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作者援引『中国数字时代』创始人萧强的话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

Eva Rammeloo：“新冠清零”一夜消失，过去三年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纽时，2022年12月23日）

       上海——近三年来，我从公寓出门涉及一套类似飞行员起飞前必须先检查一遍的程序清单。口罩？戴了。抗病毒洗手液？带了。智能手机上的健康码是绿的？是的。真的有勇气出门，冒下在某个我去的地方遭突然封控的风险？有。

       后来，中国繁琐的“新冠清零”制度和危言耸听的宣传突然消失了。几乎一夜之间，这个直到最近一直在“坚定不移贯彻”新冠清零方针的政府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冒着很大的公共卫生风险，让病毒在焦虑且完全困惑的人口中迅速蔓延。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一直相对安全。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外出吃饭、跳舞和工作时，几乎没有感染病毒的风险。但我们也有自己的恐惧，我们害怕突然遭到严格封控，害怕被转运到有上千张床和临时厕所、而且整天开着大灯的巨型集中隔离设施。我买东西常去的商场或我工作的办公楼可能随时会因为一例疑似病例而被封控数日。即将被封控的传言足以引发工人和顾客大逃亡。有一次，我路过我家附近的一家餐馆时，看到里面的顾客蜷缩在窗户旁，试图让自己能舒服一点入睡。那之后，我开始在出门时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器和洗漱用具。

       我在2020年疫情之初把两个年幼的孩子送回了荷兰。那之后，我一直往返于两国之间，有时在荷兰陪孩子，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当记者。每次在荷兰度过那些过于短暂的假期都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总有不要感染新冠病毒的焦虑，这样我才能被允许返回中国。我再次入境后在中国酒店接受隔离的时间前前后后加起来已将近三个月。

       其他人的情况比我还糟，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由于中国收紧了边境管制，许多在海外有亲戚的人已经好几个月甚至几年无法与他们见面了。旅行限制、随时可能发生的全城封控，以及“清零”带来的经济损失，导致人们失去了工作或生意。上海从今年3月下旬开始实施长达两个月的严厉封控，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食品短缺，民众受到心理创伤，患者无法就医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还发生了宠物被公共卫生工作者和警察残忍杀死的事情。但上海并不是唯一经历了这些痛苦的中国城市。

       今年6月，我在上海重新开放后的第二天回到上海时，可以从周围人们的脸上看出他们的精神创伤。人们家中的冰箱里装满了食物，以防再次封城，排队接受强制性核酸检测的人们麻木呆滞地缓缓前行。整座城市仍处在“大白”的控制之下，“大白”指的是无处不在的、从头到脚穿着令人害怕的白色个人防护服的政府卫生工作者和警察。他们将棉签捅进人们的喉咙，或把人从家中拖出来运往集中隔离点。很难想象那些控制着每个人命运的“大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会试图在塑料防护罩下和护目镜后寻找带有一丝同情心的眼睛，但常常失败。他们就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我只是在骑着小摩托车干跑腿差事的“大白”身上、或在“大白”们之间开玩笑时，才短暂地看到了他们的人性。

       人们早已知道，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异更具传染性，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危险通常更小。然而，尽管中国遏制新冠病毒的措施扼杀了经济，政府却一直没有走出这种混乱局面的计划。我每天路过的地方越来越多的铺面用木板封了起来。一名年轻的“大白”告诉我，他接受的是工程师教育，但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集中隔离设施当保安。为了大家的利益牺牲个体是共产党挂在口头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不成立。社会在遭受集体痛苦，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一忍再忍的民众在11月下旬走上街头说他们受够了，那之后，中国领导人终于坚持不下去了。政府改变了说法，而且改得如此之突然、如此之彻底，以至于给人们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卡通人物刚跳下悬崖后悬在空中，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坠落那样。官方的说法从“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变成了让人民“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几亿没有自然免疫力的中国人现在都面临着感染新冠的风险，包括许多尚未完成全程接种的老年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死亡人数正在上升。

       直到最近，我脑子里的大部分空间都用在了努力跟上最新防疫规定，以避落入“大白”魔爪上。但人们不能马上消除长期形成的、不断被政府加强的恐惧感。当局放松了核酸检测要求后，出于习惯，我有时还会去我家附近的核酸采样点，尚未被仓促拆除的采样点已经为数不多。棉签捅进我的喉咙给我一种舒服和安全的感觉。

       当然，许多人对取消“新冠清零”只是感到高兴。我在一个村庄采访过的一名女子仅今年一年就经历了三次封控。现在她感染了病毒，而且看上去一副病态。但她说，“什么都比待在家里好。”

       中国人民遵守常常不合理且不合逻辑的“新冠清零”规定的意愿，总是令我印象深刻。虽然个别人会在家中抱怨，但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政府的恐惧宣传。否则，全国各地这么长时间坚持“新冠清零”政策是不可能的。人们现在以同样的热情接受官方的新说法也不令人惊讶。政府现在说，防止感染病毒是个人的责任，对于许多健康人来说，感染新冠只不过像是得一场较重的流感。

       为实现“新冠清零”目标忍受了这么多焦虑，让生活受到这么多扰乱之后，中国人还得面对病毒，只不过是旧的恐惧被新的恐惧取代了而已。除了口罩和消毒剂，他们现在还得去抢购止痛药和感冒药，为不断增长的新冠病毒感染浪潮做准备。也许新冠病毒这次会老天开眼，只导致少数人死亡。也许不少人会死于病毒。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过去三年的努力和牺牲都是为了什么呢？

未普：習近平主義的美國內容

 （RFA，2022-12-21）

       去年9月，筆者曾寫過一篇「拜登主義的中國內容」。本篇將討論習近平主義的美國內容。將二者聯繫起來看，可能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

       拜登主義正式誕生於2021年8月美軍狼狽撤出阿富汗之際，其重要內核與中國有關。對撤軍之舉，拜登解釋說，這並非是關於阿富汗的決定，而是關於美國將開啟「實力使用新時代」的決定；在這個新時代，美國將專注於對抗中國和俄羅斯，特別是中國；對正在崛起的威權主義，美國將聯合盟友共同對抗。這就是拜登主義。拜登主義的確立，標誌著美國對華戰略正式發生了180°的轉變，從克林頓、小布什總統時期以接觸為主的戰略，經過特朗普，轉換為拜登主政政的以競爭為主的戰略。

       另一方面，在習近平執政這段期間，中國的對美戰略也發生了重大轉變，一種可以稱之為習近平主義的中國對外關係思想應運而生。本文將討論以下幾個問題：甚麼是習近平主義？習近平主義的對外關係是何時產生的？其主要內核是甚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本文借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資深講師張峰的習近平主義（The Xi Jinping Doctrine）概念。張峰於2019年7月30日在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刊文「中國對外關係的習近平主義」（The Xi Jinping Doctrine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從習近平主義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對美戰略的思考與變化。他說，習近平主義是體現在習近平言論、著作和指示中的思想體系，其表層參考框架是「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內設三個認知框架：「民族復興」、「命運共同體」和「中國貢獻」。張鋒認為，習近平主義凸顯了21世紀中國對外關係的挑戰。

       在我看來，談對外關係的習近平主義不能不談習近平不同於前任的思維轉換。和江澤民和胡錦濤相比，習近平在自己任期內提出了許多不同的對外關係理念，如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升西降、平視世界、中國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等，都是習近平醞釀數年的思路。特別是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都是習上任不久就提出來的。習近平主義的對外關係新思路，並非是被動地應對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的邏輯轉換，而是習近平的主動轉換。

       這種轉換，從時間上看，實際上從習近平上位時就已經開始了。2012年，習近平剛上台時，國內一些國際關係學者認為，新領導層在外交方面，應會延續以前的政策，不會特別積極。但習在外交上的新戰略和主動出擊的大動作讓他的智囊們很快跌破了眼鏡。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這樣解釋習的外交新思維︰「習近平的積極外交政策主要源於他自身的志向、信念和戰略要求。」習近平的「大國外交」戰略最早披露於2012年，旨在立足世界，謀求中國利益。2014年，習提出中國要努力贏得「國際地位」，「讓中國夢走向國際舞台」。之後，他又屢次表示，「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就是「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等。

       那麼，習近平主義的重要內核又是甚麼呢？依我之見，拜登主義的重要內核是對抗崛起的威權主義中國，而習近平主義的內核則側重於美中爭霸，實現共產黨的使命。這個習近平主義解釋了，為甚麼習近平的對外政策在他上任不久，就放棄了「韜光養晦」，轉為主動出擊；也解釋了為甚麼習不厭其煩地要講好中國故事，強調為世界問題提供中國方案；還解釋了為何習總是強調美中之爭是制度之爭和意識形態之爭。最後，習近平主義還解釋了，為何習認為這個世界越來越危險，中國的敵人正試圖對中國「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同時，它還解釋了為何習近平堅持和普京建立不是聯盟勝似聯盟的關係，等等。挑戰美國霸權，是習近平主義核心中的核心。

       由此，我們或許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美國和中國在兩國關係上都發生了思維轉換；2）中國的轉換早於美國，習近平自上任起就有備而來，而美國則是經歷了三任總統，從奧巴馬、特朗普到拜登才完成轉換；3）美中關係的現狀是美國被動反應中國轉換的結果，而不是相反。

袁莉：“清零”三年：中国人的集体创伤和一个永不会道歉的政府

 （纽约时报，2022年12月16日）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核酸结果呈阳性的照片。他们描述自己的症状时好像那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发烧、咳嗽、疲劳、身体疼痛、丧失味觉和嗅觉。他们说，很高兴不用再担心被送去隔离，不用再担心牵连邻居被关在家里数周时间。

       北京一家独立书店的老板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写道：“珍惜能生病的时光， 保护这最卑微的权利。”

       自从全国各地罕见地爆发了抗议活动、政府于上周突然放弃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以来，许多中国老百姓已接受了新生活。他们一直渴望重新获得一些基本权利，尽管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目前正在迅速传播。

       但在宽慰之下是一种集体的、难以治愈的深深创伤。被悲伤、焦虑和抑郁笼罩着的人民想对国家出了什么问题算一个总帐。一些人现在甚至近乎异想天开地认为，政府应该承认严厉的清零政策是个严重的错误，并应该为政策造成的伤害道歉。

       艺术史学家、前政协委员李公明在微信上发文，敦促南方城市广州的当地政府帮助愈合疫情造成的情感和社会创伤。他写道：“第一步恐怕离不开承认错误、向逝者致哀、向国民道歉， 然后是依法问责、国家赔偿。”他周一发的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另一篇网名“半痴子”的人在微信上发文，呼吁公众要求官员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沉重代价负责，文章把“清零”政策称为“无厘头闹剧”。文章说，对一些撒谎和误导国家的卫生官员来说，光道歉可能还不够，他们应该被起诉。文章作者要求国家将清零政策的附带死亡——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绝收治导致的死亡，以及与“清零”政策相关的事故死亡一一统计出来。

       中国很少公布被视为“新冠清零”次生灾害受害者的姓名。其中一起灾害发生在西南省份贵州，一辆将人们转运到集中隔离设施的大巴途中翻车，导致27人死亡。另一起发生在西部城市乌鲁木齐，一栋住宅楼的火灾导致了10人死亡，这场火灾引发了上个月全国各地的街头抗议活动。

       半痴子的文章写道，列出他们的名字和死因是“给生命一个最低限度的尊严”。这篇文章也已被删除。

       社交媒体用户点了几个国内著名卫生专家的名字，这些人曾为支持政府的清零政策夸大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危险，但在政策出现180度大转弯后，他们又改变了说辞。网上疯传官媒《人民日报》近几个月来截然不同的大标题的截图，人们开玩笑说，该报当天看都正确，但合订本就自相矛盾了。

       接受采访的人告诉我，他们希望政府道歉，因为这能为他们承受的一切提供一些安慰。

       一名要求我只写她姓张的江苏省大四学生说，她今年已被迫做了100多次核酸，前前后后被封控的时间加起来有四个月，包括秋季学期的大部分时间。她感到抑郁、消极，读到新冠病毒的新闻时动不动会哭。

       她曾相信政府传播的关于西方疫情的错误信息，并因此支持今年4月的上海封城。她现在对当初的立场表示后悔。她说，现在知道的更多了，她想让中共为“对于那些在清零中无辜死去、因长期封控失去收入的人以及被政治机器洗脑的所有人，政府都应该认错并道歉”。

       本专栏采访的大多数人与张女士一样，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不使用全名。

       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言（音）说，在正常社会里，对像“新冠清零”这样的严重政策错误，公众要求的不会只是道歉。“岂止是道歉，还要换一个党来执政了。但在我们这个语境下不是这么回事。”

       跟我聊过的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道歉，但没有人指望政府会这样做。他们说，中共只能是“伟光正”，这是许多官方讲话对中共的描述。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已把对中共领导层的异见和批评几乎全部压制下去了。

       言说：“这种呼声非常勇敢，我也希望能看到道歉， 但是小概率事件。”

       在执政的73年里，中共从来没有为中国人民在其统治下遭受的任何残暴行为道过歉。没有为灾难性的大跃进导致逾2000万人饿死道过歉。没有为文化大革命使国家陷入长达十年的混乱和经济崩溃道过歉。也没有为独生子女政策道过歉，这项政策导致了许多强制堕胎，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并面临人口危机的国家之一。

       中共甚至扼杀了被称为“伤痕文学”的文学类型。伤痕文学出现在文革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写的是人们在那场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苦难。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高级研究学者许成钢说，中共从来不希望有人过度关注他们的伤痕，因为他们会不可避免地想知道伤痕是从哪里来的。许成钢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

       中共高级吹鼓手胡锡进意识到了要求道歉的所有危险。他在自己拥有近250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发的一篇长文中写道，将“新冠清零”政策称为“人祸”的人“偏激”了。

       胡锡进的文章引发了大片愤怒和失望的声音。许多大学生指出，他们感觉自己在校园里是囚徒。一个来自上海的评论留言说，他们的孩子被关在一个55平米的公寓里三个月。“不应该反思吗？不应该杜绝这种乱象，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评论者问道。

       中共已加强了对叙事的控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周四在头版发表的评论中，大谈特谈国家正在如何恢复生机，然后用了一万多字赞扬中共和习近平如何带领国家度过了新冠疫情。文章写道：“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政府将坚持宣传自己获得胜利的信息。它想让公众接受这种叙事，忘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接受现实。

       一些人对这种做法已有预料，并决心要抵制这个国家长期遭受的集体失忆症。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应对创伤。

       30多岁的程序员余（音）每当谈起今年春天的上海封城时都会哽咽。“我感觉被按在地上拿铁锤锤了三个月，”他说。“然后它还说是为了你好。”

       他仍有两个反复出现的噩梦。在一个噩梦里，他身处布满铁丝网和有毒空气的战区。在另一个噩梦里，他会听到大喇叭里的一个单调声音不断大喊，“下来做核酸。”然后是的检测结果：阴性、阳性、阴性、阳性。

       他认为把发生了事情记录下来很重要。他花了整个夏天写了一本电子书，搜集了政府的公告和可靠的在线信息，讲述了2500万上海居民今年3月到7月的遭遇。他相信所有的人都明白政府撒了多少谎，对待人民的做法有多么残酷。他在序中写道：“仿佛做了一个荒诞的噩梦， 不由感叹类似的悲剧为何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一再重演。”

徒步的骑手：萨缪尔·亨廷顿的盎格鲁-新教神话

 （推特，2022-12-04）

                                 一、“短语的奴隶”

       2017年7月18日，评论家卡洛斯·洛扎达（Carlos Lozada）在《华盛顿邮报》发文，称川普为“一位过世政治学家的奴隶”。他讲的这位过世政治学家就是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洛扎达认为，当时川普治下的美国，“更贴切地说，是亨廷顿的美国。”[1] 川普称自己只讲实用，不相信理论，也没有迹象显示他读过亨廷顿的书。他何以成为亨廷顿的奴隶？这听起来有些神秘，似乎流于牵强，但晚近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这种“神秘”现象，也不止一位学者观察到。早在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观察到：“一些务实的人相信自己不受理论影响，他们往往是过气经济学家的奴隶。大权在握的狂人自以为听到上苍呼唤，他们无非是从几年前的三流学者那里提炼出自己的狂热而已。”[2]

       亨廷顿晚年倡导的两个具有共同内核的观念——“文明的冲突”和“盎格鲁-新教的美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在西方学界、政界风靡一时，各种民间版本广为流传。二战以后，美国学界不再盛行用文化解释政治冲突，而是倾向于把政治跟文化分开，在分析国际和国内冲突时，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文化的归文化，用具体的国家利益相悖或意识形态对立解释政治冲突。不过，一些有教会背景和政治神学色彩的右翼理论仍然继续主张美国是“昂格鲁-新教”国家，甚至称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跟其他国家的矛盾是“文明的冲突”。在美国，这种理论的受众主要是福音派会众和右翼倾向的选民。亨廷顿晚年的主要工作是挖掘百年前的旧学，把各种民间版本的“盎格鲁-新教”传说和“文明的冲突”观念重新学术化，并借助他在学界的地位和大众媒体迅速传播。这类观念在川普时代得到政治强化和部分实践。

       本文追溯“盎格鲁-新教”观念的历史渊源，考察美国内在的两种历史文化传统：一方面是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等级制、种族主义、排外、宗教末世论色彩浓厚的传统。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把前者称为“第一种传统”，把后者称为“第二种传统”。

       龚纳·梅达尔（Gunnar Myrdal）曾把第一种传统归纳为“美国信条”，认为它是美国历史文化的正统：“美国人，不管国家来源、阶级、地域、信仰、肤色，都有个共同点：一种社会精神和政治信条。人们难免会做出这种评判：这一‘美国信条’是这个内部截然不同的伟大国家结构的粘合剂。一旦察觉到这个美国信条，嘈杂的声音就变成了旋律。由此，人们就会进一步看到另外一个现象：跟西方文明中任何其他大大小小的国家相比，美国有着最清晰地表达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普世理想体系。这个理想体系比任何地方的类似理想都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欣赏。美国信条并不像在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只是政治和司法秩序运作隐含的背景。当然，美国的政治信条并没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令人满意地实现。但是，作为应当实现的原则，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个信条。”[3]

       从托克维尔到梅达尔，学者对美国历史文化的叙述大多以第一种传统为主线。这种叙述把第二种传统作为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插曲，社会和政治常规的例外。199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反思这种单一传统主导的叙述，认为另一种传统根深蒂固：等级制、父权家长制、种族主义、宗教狂热、排外等。[4] 这种传统发源于“盎格鲁-新教”，在各个历史时段跟第一种传统共同构成美国历史文化的常态，甚至共存于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盎格鲁-新教的美国”等观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两种传统相互交错、相互补充、相互争斗。

       在人文、政治和社会领域，“我们是短语的奴隶。”[5] 学者找出表达特定人群时代情绪的简单易记短语，经媒体传播，家喻户晓，大众并不细究这些观念是否成立，在遇到现实问题时不再依据事实思考，而是做“短语的奴隶”，直接把诸如“文明的冲突”、“盎格鲁-新教的美国”等现成短语套用到复杂的现实上去。这两个短语承载的观念深深植根于美国传统中，体现了跟“自由、民主、平等”传统相互对立、相互补充的“第二种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讲，川普即便没有看过亨廷顿，却不妨碍他做亨廷顿的奴隶。不过，更确切地说，川普和晚年亨廷顿都是美国第二种传统的奴隶。川普的很多支持者和亨廷顿的很多读者则成了体现美国第二种传统的“文明的冲突”和“盎格鲁-新教的美国”等短语的奴隶。

                      二、不断缩小的文明圈

       萨缪尔·亨廷顿在学术生涯的最后十五年出版了三本著作：《第三波浪潮》、《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这三本书其实是一本，都是“用文化解释政治现象”，讨论的核心问题都是“民主是否仰赖特定的文化-宗教传统”。在《第三次浪潮》中，亨廷顿观察到，自197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主要出现在南欧、东欧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基于这种观察，亨廷顿流露出怀疑民主普世性的迹象，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文化-宗教决定论。[6]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发表《文明的冲突？》时，标题后面有个问号。他把“文明的冲突”称为一种假说：“这是我的假说：在这个新世界，冲突的根本源头主要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人类的重大分化和冲突的主导源头将是文化。在世界事务中，国家仍将是最强大的力量，但全球政治中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是未来的战线。”[7]三年后，他把这篇20多页的文章扩充成一部300多页的论著时，标题去掉了问号，增加了一个确定性短语：“世界秩序的重建”，文化-宗教决定论大致成形。2004年，亨廷顿出版《我们是谁？》，在文化-宗教决定论中又增加了移民、种族和语言因素。这两本书就像同一本书的上下两部：上部用文化-宗教差异解释国际冲突，下部用文化-宗教-种族-语言差异解释美国的国内冲突，核心问题都是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认同，即美国是一个什么的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迎接国内外的挑战。[8]

      在接受印度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访谈中，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是他发明的一个短语，[9]但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否定了这种说法。在《文明的冲突？》中，他引用波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论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文章：“这足以构成文明的冲突——一个古代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化社会以及二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做出的可能是非理性的，但绝对是历史性的反应。”[10] 从亨廷顿的文章看，刘易斯发表于1990年9月号《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可能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观念的直接来源。

       亨廷顿论题的国际语境是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他的基本判断是，冷战以意识形态划界，敌我阵营大致一方是社会主义，另一方是资本主义。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不再是划分阵营的标准，而是以文明的“断层线”划分。如果把这种判断放到晚近历史中看，亨廷顿其实等于讲，冷战过后，世界各国的阵营划分又回到了冷战前的界线，因为意识形态只是二战后几十年划分阵营的标尺。

       《我们是谁？》是《文明的冲突及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延续，把冲突的舞台从国际搬到美国国内，冲突的主角由“西方”或“基督教文明”变成“盎格鲁-新教”传统，相应地，冲突的配角和对立角色也由伊斯兰教、儒教、日本等文明变成讲西班牙语、信天主教的“拉丁裔移民”，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如果把亨廷顿的这两本书放到一起看，大致是一个文明圈不断缩小的思想历程。在发表《文明的冲突？》时，他认同的文明圈是“西方”，所关注的“冲突”是“西方”文明跟其他几个文明圈，尤其是跟伊斯兰文明圈、儒家文明圈的冲突。到出版《我们是谁？》的时候，他认同的文明圈已经缩小到“盎格鲁-新教”，“只用英语做美国梦”的盎格鲁-新教传统的美国人：“没有西班牙语的美国梦。只有昂格鲁-新教社会创立的美国梦。墨西哥裔美国人只有用英语做梦，才能分享那个梦、那个社会。”[11]

       晚年亨廷顿把世界构想成一个文明核心圈层层对外冲突的序列：在国际上，西方文明跟其他文明冲突，在美国国内，盎格鲁-新教文化再跟其他族裔的文化冲突。在国际上，西方文明要排斥和遏制其他文明，尤其是伊斯兰和儒家文明；在国内，盎格鲁-新教文化要排斥和遏制其他文化，尤其是拉丁文化。这种构想假定了文明或文化是无法改变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一成不变，伊斯兰教文明和儒家文明都无法接受西方文明；美国的拉丁裔，尤其是墨西哥裔移民，经过两代、三代都无法接受美国文化——用亨廷顿的语言讲，即“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明图景体现了一种暗淡的世界观：人群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奴隶，注定不能接受普世的文明价值和相应秩序，而是各自画地为牢，把文明的边界变成政治冲突的战线。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盎格鲁-新教理论遭到来自学界、政界和民间的反驳。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一种理论最有力的反驳往往不是另一种理论，而是事实——历史事实和现实世界正在展开的事实。美国历史和晚近的世界历史都不支持亨廷顿的假说。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政治冲突是内战，不是与其他文明的冲突。美国内战是“昂格鲁-新教”的内部冲突。历史学家最保守估计，至少60万人死于那场战祸，比美国任何一次跟其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都惨烈。而且，引发内战的很多问题——种族、等级、南北矛盾等，仍然左右着今天美国的政治。在世界范围内，近一百多年，最惨烈的冲突发生在西方文明内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是西方文明跟其他文明的冲突。

       从历史上看，文明形态差异和政治冲突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从现实情况看，也是这样。台湾比大陆有更多儒家传统，更像中国传统社会，但跟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冲突并不比大陆更激烈。文明形态差异跟政治冲突之间有某些事实相关性，但亨廷顿把前者当成后者的主导原因，过于笼统、武断和草率。

                         三、“美国信条”下的多元主义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所针对的是美国的多元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趋势：“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产生的信条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即学界和政界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化学说的攻击。”亨廷顿列举的多元主义现象包括：基于种族、族裔和性别的群体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大量来自异国文化的移民坚持自己的传统；双重国籍和双重国家效忠的移民不断增加；美国学界、商界、政界精英日益高涨的世界主义和跨国身份认同等。这是来自美国内部的威胁。同时，还有来自外部的威胁：“美国的国家认同，就像其他民族-国家的认同一样，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也受到全球化促发的需要更小、更有意义的基于‘血缘和信仰’的认同的挑战。”[12]

       亨廷顿借用龚纳·梅达尔的术语“美国信条”描述美国传统。梅达尔认为，自由、平等、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美国信条”像粘合剂一样，把来自不同国家和种族的移民凝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家。不过，跟梅达尔的定义不同，亨廷顿认为“美国信条”不应当只是“政治原则”，而必须有“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文化内核 ：“大多数美国人把（美国）信条作为国家认同的关键要素。但是，这个信条是建国定居者独特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产物。那种文化包括英语、基督教、宗教信仰、英格兰的法治观念，包括统治者的责任和个人权利、个人主义的新教异议价值观、工作伦理、对建立人间天堂——‘山巅之城’的能力和职责的信念。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被这种信条及其创造的经济机会和政治自由吸引到美国。”[13]

       梅达尔虽然也认为“美国信条”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新教中为自由而战和民主的精神，英格兰法律中的正义、公道和平等原则，尊重《宪法》的美式保守主义，以及自然法与美国的清教传统，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信条”的核心价值来自启蒙哲学中的人性解放。[14] 亨廷顿则强调“美国信条”的种族-宗教-文化起源：它是盎格鲁-新教这一特定种族、特定宗教、特定文化的产物。在他看来，起源决定着当下，过去决定了现在，来自于其他国家、种族、文化、宗教的移民只有认同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文化传统才算认同美国。

       基于这种认识，亨廷顿认为，美国正受到移民，尤其是拉丁裔移民的威胁，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美国将是否保持单一全国语言、盎格鲁-新教核心文化的国家？忽视这个问题，美国人等于默许自己最终变成两个拥有两种文化（盎格鲁和西班牙）、说两种语言（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两个族群。”他就此断言:“西班牙裔和盎格鲁裔的分化可能取代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分化，成为美国社会最严重的分裂。”[15]

       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亨廷顿的忧虑在美国曾经发生过多次。历史上不断有人警告，盎格鲁-新教社会正受到黑人威胁、天主教威胁、爱尔兰移民威胁、德国移民威胁、南欧移民威胁、东欧移民威胁、犹太移民威胁、中国移民威胁……除了英格兰移民以外的几乎所有大规模移民，都曾经被认为是对盎格鲁-新教传统的威胁。[16]而且，每次移民威胁论都会强调，威胁美国的新一波移民跟以前融入美国的老移民不一样：以前的移民能够融入，但新移民因为文化、宗教、习俗、人种等原因，无法融入美国。历史上，人们把这种思潮和情绪称为“本土主义”（nativism），它往往与种族主义纠缠不清。

      为了避免种族主义之嫌，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中特别指出，他强调的是“盎格鲁-新教文化的重要性，不是盎格鲁-新教人群的重要性”。他也认为，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国家认同不再建立在民族和种族基础上，而是一以贯之地坚守盎格鲁-新教文化和建国信条。[17]但是，与梅达尔颇具包容性的“美国信条”不同，亨廷顿的“盎格鲁-新教”信条具有鲜明的种族-宗教-文化排他性。其他种族、其他宗教、其他文化传统的美国人可以认同“美国信条”，但不一定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这种现象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尤为突出：大部分美国选民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的“美国信条”，但并不认同福音派新教体现的不宽容、家长制、神学政治、反同性恋、反堕胎和反科学的文化。

       在抽象的意义上，亨廷顿反对以民族和种族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支持多民族、多种族的美国，但具体到现实世界，他却把特定种族-宗教-文化作为国家认同的内核。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世界，美国的盎格鲁-新教“种族-宗教”内核没有足够的包容性，往往被当作本土主义排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第二种传统的标志。

       在美国第二种传统的排他性阶梯上至少有三个等级：最高等级是“西方文明”，有比较强的包容性，在最广泛意义上，甚至几乎等同于现代文明：宪政制度、个人自由、权利平等、民主选举等。第二个等级是基督教新教文明，已经有较强的排他性，把天主教和犹太教排除在外，更不论其他文明和其他宗教。第三个等级是盎格鲁-新教文化，不但有宗教教派限定，而且有族裔限定，是排他性最强的一级。亨廷顿晚年经历了这三个等级，逐级下降，在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达到最低点——只有说英语的盎格鲁-新教的美国梦，没有其他文化、其他宗教、说其他语言的美国梦。

       按照这种限定，大量美国人只能有残缺的美国梦，他们或者文化血统不符合要求，或者宗教不符合要求，或者英语达不到标准。亨廷顿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理论或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那种纯粹的盎格鲁-新教美国梦从殖民地时期起就从来没有在美国存在过，两百多年的美国史一直都是各宗教教派并存、各族裔杂居、第一代移民讲母语或双语。是承载“美国信条”的共同的美国梦，而不是特定的种族-宗教-文化认同，把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和讲不同母语的人群凝聚成一个国家。

       固然，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有着鲜明的英格兰传统，但托马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表述的“美国信条”——人人平等，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跨宗教、跨种族、跨文化、跨语言的，是所有美国人的共同财富，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美国建国时确立的格言“e pluralum anum”——“由多归一”，是这种包容性的写照：在共同的“美国信条”之下，各州、各族、各教派组成统一的国家。而且，随着不同族群移民的涌入，美国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如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所言，形成了一个“盎格鲁-新教-非洲裔-天主教-印地安-德国-爱尔兰-犹太-意大利-斯拉夫-亚裔”社会。[18] 不只是在种族和族裔的意义上是如此，在宗教-文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四、盎格鲁萨克逊本土主义

       回顾美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每一波移民潮都刺激本土主义兴起，而所有本土主义都以盎格鲁-新教为排外的旗帜。1840年代，来自爱尔兰的移民曾达到美国人口的10%。美国反爱尔兰移民情绪高涨，因为爱尔兰移民信奉天主教，反天主教随之成为全国性运动。天主教徒在一些行业受到排斥。兹以美国最高法院为例。早在1836年，天主教徒罗杰·泰内（Roger Taney）就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但爱尔兰移民涌入刺激起反天主教潮流后的近60年中，没有一位天主教徒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直到1920年代，三K党仍然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天主教运动。

       1890年代，移民曾经占到美国人口的14.8%，后来美国历史上移民占人口的比重从来没有打破那时的纪录，包括亨廷顿提出拉丁裔移民威胁论的年代，移民只占美国人口的11.2%。1896年，弗朗西斯·沃尔克（Francis Walker）在《大西洋》月刊发文称：“大量东欧和南欧的无知、粗蛮农民汹涌而来，降低了美国公民的质量。”更糟糕的是，移民中有成百上千的“聋哑、弱智、瞎子、傻瓜、疯子、叫花子、罪犯”。在沃尔克看来，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口不适合美国的公民自治和民主选举制度，如果他们人数越来越多，将会毁掉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设计。[19]

       类似的遭遇也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再以最高法院为例。1916年，当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时，遭到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前总统威廉·塔夫特（William Taft）、众多联邦法院法官以及数十名参议员反对。反对的主要理由之一：他是犹太人。布兰戴斯法官被任命后，有最高法院法官拒绝跟他出席公开活动，说不想身边有个犹太佬。

       经历一个多世纪后，针对爱尔兰移民、南欧移民、犹太移民和天主教徒的偏见已经不再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如今，美国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中有六名是天主教徒、两名是犹太人，只有一名勉强算是昂格鲁-新教徒。川普政府中起用的很多官员是曾被沃尔克认定没有接受美国制度能力的移民的后裔。历史上，无论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融入美国社会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50年左右被美国社会实质性接受，一个世纪左右才完全融入，不再被视为非我族类。在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这几个移民群体也改变了美国社会。

       亚当·瑟沃尔（Adam Serwer）最近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指盎格鲁撒克逊之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伪科学的学术导向，在美国19和20世纪之交的反东欧、南欧移民潮中流行一时。本土主义者需要一种说法，解释为什么波兰、俄国、希腊、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跟以前的移民不一样，为什么他们来了会构成威胁。”[20] 跟当时民众的集体心理和社会情绪相适应，理论家发明了美国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起源论，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追溯到古代的北欧部落。

       1938年4月号的《美国社会学评论》有篇题为“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神话”的文章，概述了美国学界和政界这种说法的来龙去脉。文中引述几位英国学者的看法，认为当时美国流行的盎格鲁撒克逊理论既不符合英国史，也不符合美国独立前的殖民地历史；之所以在美国流行，跟历次反移民浪潮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生学在美国兴起有关。美国版的优生学大致是说，盎格鲁撒克逊是最优越的种族，需要保住这个血统在美国人中的主体地位。这种思潮波及社会、文化、政治和法律的各个方面。1924年，美国订立了历史上种族主义色彩最浓厚的移民法，不但基本断绝了亚洲人移民，而且把南欧、东欧移民数量也降到了此前的零头。

       英国历史学家里查德·陶尼（Richard Tawney）在美国访问时曾发出感慨：短暂行程中听到的“盎格鲁撒克逊”比他在英国生活了大半辈子听到的还多。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柴斯特顿（Gilbert Chesterton）也有同感：“我们英国人混杂了不列颠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丹麦人、诺曼人和毕卡尔人的血统，到底有多少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血统在里面，只有爱狂想的古玩家感兴趣。而瑞典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像瀑布一样不断向美国倾泻；至于在美国咆哮的人种漩涡中还残留多少英国人就已稀释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只有精神病才感兴趣。”[21]

       即便在100年前，有迹可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口也已经占美国人口的少数。根据192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白人，包括拉丁裔白人，占美国人口的87.1%，其中祖上来自不列颠和北爱尔兰的人口全部加起来才占白人人口的41.4%。而不列颠的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不被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两个族裔在1920年人口普查中的占比已经不再单独统计，而是统统把他们归入英国人。在1790年的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约占英国裔人口的五分之一。1820年后，这两个族裔移民美国的人口在英国裔移民中的占比高于五分之一。换言之，100年前，在美国人口中，祖上跟“盎格鲁撒克逊”能沾上边的最高估计也不到的36%。如果排除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盎格鲁撒克逊裔占美国人口的比重小于三分之一。[22]

       1920年至今的百年中，南欧裔、东欧裔、拉丁裔和亚裔移民远远超过来自英格兰的移民，盎格鲁撒克逊裔人口占比进一步缩小，加上跟其他族裔通婚，纯粹盎格鲁撒克逊人占美国人口比重已经无从可考。在1920年代的优生学狂热过后，也很少有严肃学者再关心这种问题。

                         五、盎格鲁萨克逊神话的政治起源

       当代史学家劳拉·博耐特（Lora Burnett）搜索了国会图书馆各时代的报刊数据库，发现美国独立后半个多世纪中，很少有人讲“盎格鲁撒克逊”。“盎格鲁撒克逊”在报刊中出现的频率猛增是在1836年之后，跟当时蓄奴与废奴之争同步，成为南方维护奴隶制的主要理由：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是能够自治的优等种族，黑人没有自治能力。[23] 由此可见，与其说“盎格鲁萨克逊”优越论在美国的兴起是历史的产物，不如说是政治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兰克·汉肯斯（Frank Hankins）观察到，欧洲和美国追求种族纯洁的思潮和运动都跟在动荡时期国民追求团结的政治努力有关。其基本逻辑是：自己的种族优越，优越的种族创造优越的文化和宗教，所以要保持种族纯洁，不能让外族玷污，不能让其他宗教渗透：“我们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德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在战后美国的三K党运动中也看到这一点。本质上，这是盎格鲁撒克逊美国确认自己天生优越，并以一种好斗的方式告知各色人等：这是我们的国家，要由我们统治。”[24]

       这种追求种族纯洁性的情绪也反映在一些新教教派的种族主义狂热运动中。1925年7月2日，一位名叫乔治·麦圭尼斯（George McGuinnis）的牧师在报纸上号召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到科罗拉多集会，称“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后裔”，“被上帝拣选统治陆地和海洋的种族”。[25]

       汉肯斯注意到，当时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倡导者大都在德国接受高等教育，而德国学术界，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盛行一时，把文明或文化的优越和特定种族挂钩，其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单一民族国家”理念。当时美国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约翰·博尔盖斯（John Burgess），从德国留学回到美国后出版了《政治学和比较宪法学》，传播他在德国接受的种族和文化理论，但把德国教育中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置换成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在他看来，国家就是“同一个种族栖居在同一个地理区域”。按照这个标准，他认为德国是个还没有最后成形的国家，因为很多日耳曼人还居住在国境外，同时，很多斯拉夫人、瓦隆人、法国人和立陶宛人却居住在德国境内。至于美国，为了保持国家一致，必须限制和排除影响国家统一性的移民。[26]

       汉肯斯批评博尔盖斯的单一种族国家理论，认为“在种族方面，说德国是个条顿国家和说英国是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违反事实。如果是在人类学意义上，而不是在诗化和浪漫的意义上讲，美国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个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国家。”[27]

       比汉肯斯稍晚的弗莱德里克·德特威勒（Frederick Detweiler）也指出，那种认为昂格鲁萨克逊人比其他种族和文化更热爱自由民主的看法与历史不符：“这个国家建立其上的地基固然有英格兰人的土壤。可能五分之三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但是，在美国独立前，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估计，殖民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独立，拥戴英国国王，他们大多为英国移民和英国移民的后裔。而荷兰裔、法国裔、北欧裔没有这种保王情结。这种现象并不说明其他族裔更爱好没有君主的宪政民主，但也不说明盎格鲁撒克逊裔比其他族裔更天然拥护没有君主的自由民主。[28]

       美国从内战前到种族隔离时代一直有学者认为，南方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比北方白人优秀。历史学家汉密尔顿·艾肯罗德（Hamilton Eckenrode）在1923年出版的《杰佛逊·戴维斯：南方总统》一书中，称奴隶制时代的南方白人为“热带的北欧人”，是正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并把南方比作“雅典”，把北方比作“司巴达”。[29]詹姆斯·亚当斯（James Adams）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的悲剧》中发现，南方人流行把农业生活浪漫田园化，在受到更多北方对奴隶制的批评后，则用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抬高自己，称美国南方白人是更纯粹的北欧人种，统治能力比北方白人更强。[30]

       1940年代，贡纳·梅达尔在美国做研究时发现，所接触的南方人中很多有这种怀旧心态，相信南方人是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后裔，北方人则是英国下等人的后裔。显然，这种信念跟历史不符。学者需要创造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支持南方种族优越论。到二战前，流行的盎格鲁萨克逊理论认为，因为南方接受的移民远远少于北方，所以南方人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更纯正。当时，人们讲的移民主要是指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东欧人、犹太人等，一种普遍的心态是，这些来自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的移民威胁着美国的盎格鲁-新教制度和传统，降低了美国人的质量，有把美国变成一个像爱尔兰、意大利、波兰、俄国那种国家的危险。[31]

       盎格鲁萨克逊的种族-宗教神话是政治的产物，在历史上也服从国际和国内政治的需要。按照这个神话，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起源于北欧部落，在血缘上跟德国北方的日耳曼人是近亲。事实上，从美国独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语是美国除了英语以外的第二大语言，各地不但开设了很多德语学校，而且有德语报纸、德语教会、各种讲德语的公益组织等。一战期间， 美国和德国关系恶化，德国移民和德裔美国人随之成为被排斥的对象，德语成为被打击的语言。甚至有国会议员提案，要求接受联邦教育拨款的州禁止教英语以外的语言，这显然是针对德语。一战前后，美国至少有14个州通过法律，禁止公立和私立学校教德语。

       1919年，内布拉斯加州通过了“希曼法案”，禁止在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教会教德语。有位路德宗教会学校的德语老师名叫罗伯特·梅耶（Robert Meyer），他教一名10岁的四年级学童读德语《圣经》，被巡视的县检察官发现，遭到起诉。县法院判梅耶有罪，罚款25美元。梅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他的代理律师是位爱尔兰移民后裔，在法庭上称“希曼法案”是“世界大战引发的仇恨、国家偏执和种族偏见”的产物。州政府辩护称，这个法案是为了让所有居民都变成“100%的美国人”。[32]

       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普通法历来承认，自由人要有序地追求幸福，有些必不可少的权利”，老师教授移民母语、学童的家长让孩子学习母语都属于这种追求幸福不可或缺的权利。“认为掌握德语本身有害，是不合理的。相反，人们一般认为掌握德语是有益的。在学校教这种语言是原告的职业。他教德语的权利和家长请他教自己孩子的权利属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自由。”[33]

       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相当于说，《宪法》保护德裔美国人用德语做美国梦的权利。80年后，亨廷顿称，只有用英语做的昂格鲁-新教创立的美国梦，没有西班牙语的美国梦。最高法院坚守的是美国的第一种传统，亨廷顿晚年返归的是美国的第二种传统。

                          六、保守主义不同于文化偏执

       川普败选后，共和党众议员马昭莉·格林（Marjorie Greene）和几名极右同僚要成立弘扬昂格鲁撒克逊政治传统的决策团。媒体披露之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称之为“本土主义狗哨”。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和以诚实、勤劳获得成功的理念上面，不是建立在身份、种族和宗教上面。共和党是林肯的党，是为所有美国人争取更多机会的党，不是本土主义的狗哨党。”[34]

       在遭到广泛谴责之后，国会极右团体弘扬“盎格鲁萨克逊政治传统”的计划已经胎死腹中。这种失败表明，亨廷顿晚年倡导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种族-宗教-文化理论在实践中难以获得支持，甚至在共和党右翼中都难以为继，只能作为一种情绪表达。在这种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一些昂格鲁-新教理论的倡导者更喜欢用“保守主义”这一更笼统的概念来表明自己的文化倾向。

       美国的“激进”与“保守”都是在“美国信条”之下才不脱离正轨。“美国信条”既是国民信守的理想，也是国家对国民的承诺。这个理想和承诺的核心就是《独立宣言》中讲的人人享有平等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共同的“美国信条”之下，所谓“激进”无非是要快点兑现那个承诺；所谓“保守”无非是说不能冒进，而是要根据现实条件有秩序地一步一步实现那个承诺。历史上，其他宗教、种族和文化移民的汇入并没有毁掉那个理想和承诺，而是使之更加包容、更加强大。这是美国的第一种传统。

       按照这一传统，《独立宣言》中的建国理想就是“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共识。虽然现实跟理想之间有很大距离，是非善恶交错，但这更加表明坚持“美国信条”中体现的建国理想的必要。梅达尔对此有细致的观察：“有时，人们甚至能感觉那种在对毫不妥协的崇高理想的坚守和参差不齐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人们体会到，也许正是在这个仍然有些组织无序的年轻国家让现实变成理想的难度，也就是美国无处不在的‘错误’，用国家信条的崇高标准衡量被认为的‘错误’，让理想更加突出。美国不断地为灵魂而挣扎。这些社会伦理原则被锤炼成简单易记的公式。所有心智交流方式都被用来在每个人精神打上这些信条的烙印。学校讲课教它们，教会布道讲它们。法院判决用法律术语宣布它们。”[35]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第二种传统，它不是要一步一步有秩序地实现《独立宣言》中的建国理想，履行《独立宣言》中的建国承诺，而是反对那个理想和承诺；不是追求人人平等，而是按照财富、种族、宗教和先来后到把人群分成三六九等；不是依照“美国信条”有秩序地改良不合理的现状，而是把各种等级和不平等固化；不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人群对良善政治秩序的追求，而是主张起源决定论。 亨廷顿晚年倡导的是这种传统。

       弗朗西斯·福山对亨廷顿晚年返归第二种传统的趋向多有批评。他指出：“现代民主在历史上的源头植根于西方基督教，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不是新观点；从托克维尔、黑格尔到尼采等思想家，都看到在很多方面现代民主事实上是基督教普世教义的世俗版本。但是，现代民主起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起源后具有普适性。民主之所以得到传播，是因为它是一种让统治者负责的有效方法，不只是因为它有高贵的文化源流。”[36]

       福山也观察到，美国的现实跟亨廷顿晚年的描述并不相符。比如，亨廷顿推崇盎格-新教徒的工作伦理，但事实上，当今美国工作最辛苦的并不是盎格鲁-新教徒——至少不是只有他们，而是来自亚洲、拉美的第一代移民。在有机会的地方和有希望通过努力实现梦想的地方，人们才会努力工作。美国仍然不乏努力工作的盎格鲁-新教徒，但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工作并不努力，甚至没有动力接受高等教育，成为排外的主力。他们代表的不是“美国信条”，而是用种族-宗教特色的本土主义阻挡“美国信条”的传承。显然，亨廷顿晚年成了这种本土主义情绪的学术代言人。但这种向后看的情绪不可能代表美国的未来，也不可能是美国人国家认同的未来。

       书本提供知识，也提供偏见。亨廷顿的著述也是提供这两者。他的理论对当今世界和美国的现象有一定解释力，但包含不少基于宗教、种族和国家来源的偏见。从历史角度看，亨廷顿晚年的论题是美国两种传统相互冲突的延续。每代人都觉得自己遇到的挑战前所未有，但看一下历史——好在美国历史不太长，每代人的问题都不是前所未有，一些被问题刺激出来的反应也有与以往类同的模式，所谓穿新鞋走老路。借用洛扎达和凯恩斯的语言讲，川普时代，亨廷顿在美国政界的“奴隶”试图实践他的国内和国际政治愿景，结果是世界空前的对抗，美国国内空前的分裂。

       在可预见的未来，“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文化内核会继续保持生命力，但美国只有内核远远不够，不足以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凝聚成一个国家。“美国信条”远比产生“美国信条”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更博大、更有凝聚力。

[1] Carlos Lozada, “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 Washington Post, July 18,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book-party/wp/2017/07/18/samuel-huntington-a-prophet-for-the-trump-era/.

[2]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6) p. 383.

[3]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p.3.

[4] Rogers Smith, “Beyond Tocqueville, Myrdal, and Hartz: The Multiple Traditions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3 (September 1993), pp.549-566.

[5] H. J. Eckenrode, Jefferson Davis: President of the Sou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p.5.

[6] “The Legacy of Sam Huntington”, Harvard Kennedy School's Institute of Politics, November 30, 2010,

[7]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22.

[8] “The Legacy of Sam Huntington”, Harvard Kennedy School's Institute of Politics, November 30, 2010,

[9] “Late Samuel P. Huntington”, In Conversation, March 26, 2015,

[10] Bernard Lewis, “The Roots of Muslim Rage,”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September 1990), p.60, in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32; also in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p.213.

[11] Samuel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256.

[12] Samuel Huntington, “The Hispanic Challenge”, Foreign Policy (March and April, 2004), p.32.

[13]Ibid., p.31-32.

[14]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pp.8-17.

[15] Samuel Huntington, “The Hispanic Challenge”, Foreign Policy (March and April, 2004), p.32.

[16] Robert Levine, “Assimilation, Past and 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 (Spring 2005), p.93.

[17] Samuel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xvii.

[18] Robert Levine, “Assimilation, Past and 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 (Spring 2005), p.93.

[19] Francis Walker, “Restriction of Immigration”, The Atlantic, June 1896,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896/06/restriction-of-immigration/306011/.

[20] Adam Serwer, “‘Anglo-Saxon’ Is What You Say When ‘Whites Only’ Is Too Inclusive”, The Atlantic, April 20, 202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4/anglo-saxon-what-you-say-when-whites-only-too-inclusive/618646/.

[21] Frederick G. Detweiler, “The Anglo-Saxon My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No. 2 (April 1938), p.184.

[22] Ibid.

[23] Lora D. Burnett, “In the U.S, praise for Anglo-Saxon heritage has always been about white supremacy”,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6,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21/04/26/us-praise-anglo-saxon-heritage-has-always-been-about-white-supremacy/.

[24] Frank Hankins, The Racial Basis of Civilization: A Critique of the Nordic Doctri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26), pp.163-164.

[25] Ibid. p.164.

[26] John Burgess,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Boston: Ginn & Company, 1893).

[27] Frank Hankins, The Racial Basis of Civilization: A Critique of the Nordic Doctrin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26), p.174.

[28] Frederick G. Detweiler, “The Anglo-Saxon My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 No. 2 (April 1938), p.188.

[29] [29] H. J. Eckenrode, Jefferson Davis: President of the Sou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3) p.12.

[30] James Adams, America’s Traged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34), p.154.

[31]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4), p.1189.

[32] Meyer v. State of Nebraska, 262 U.S. 390, 400 (1923).

[33] Ibid.

[34] Kevin McCarthy, Twitter, April 16,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