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17, 2010

周有光: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

戴按:

这是老同学朱学渊转来的文章,感觉不错,共鸣之处很多。105岁老人,思想一点不衰老,眼界一点不狭隘,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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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灵子

今年北京的三月仍属寒冬,在穆旦描述为“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不到六点钟,窗外便又冷又昏黄。前一天下起今冬第十场雪,平日喧闹的城市少有得安宁。胡同里三只小猫在四合院门口游逛,六只绿色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

周有光住在这片老城区近30年了,四间房加起来不到50平米,他从不介意,称“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九平米大的书房里有一张黄漆小书桌,90厘米长、55厘米宽,漆掉了许多。左边摆着书稿,右边搬开电子打字机,便能挪出一片写字的位置。105岁的周有光坐在书桌前,笑眯眯讲起话来,开心的时候他会以手掩口,仿佛大笑失了礼仪。

他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了不起”。“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敦煌很了不起,这个现在看起来如此荒野的地方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文化呢?历史上,敦煌是从巴米扬开始一直延伸过来的犍陀罗文化带(注:印度佛教文化和古代希腊文化的混合),绝大部分都被伊斯兰教毁掉了,只剩下东面头上敦煌这一段,而且不是这个文化带里水平最高的。”

他随手在面前的稿纸上写出犍陀罗的英文Gandhara,由于不能确定拼写是否准确,很抱歉地笑笑:“我现在年纪大了,原来知道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了。”

从宗教谈到文化,从文化谈到历史、政治、经济,三个小时过去,老人仍不觉疲倦。晚饭时保姆进来打断他,要他下次再讲,他问我: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吗?我婉谢,他说:那我还要再讲一会儿。

周有光1906一九○六年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这条巷子很有意思,还住过瞿秋白、赵元任,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在常州中学读书时,他钦佩一位叫吕叔湘的学长会背《诗经》,两人那时结识,想不到后来都从事语言研究。

上世纪二十年代,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要他拍一张西装照片寄去,他因为一直在常州,“土得很”,结果到照相馆戴了一个领带,又系上一个领结,成了日后同学必提的笑料。

周有光的专业是经济学,曾去日本留学,之后回国在大学任教,并曾任职当时“四小银行”之一的新华银行,派驻纽约。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从美国回来。

“人家说我是'左倾幼稚病',但我们那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都特别爱国。我搞经济学,以为对战后的国家有用处,没想到回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他认为二十世纪两件事对中国改变最大:第一个是日本侵略中国;第二个是共产党,改变了整个中国。

抗战时期他与家人从上海迁到重庆,天天“跑警报”。一次下班路上遇到空袭,炸弹带起的气浪将他甩到沟里,清醒之后他安然无恙,但周围的人全死了。经历过打仗的苦难,他反而生出一种乐观精神来,

建国之后接踵而至的反右、大饥荒、下牛棚、抄家……在他看来都“无所谓,小事情”。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幸运。1955年10月,年近五十的他接受上级委派,改行参与中国文字改革。1957年就“反右”了,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经济学教授都是反右重点。他的好朋友、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他很好的博士生也自杀,他都不知道。

朋友说如果他不是到了北京,到了文字改革委员会,肯定要做二十年监牢。“我算是逃过了一劫,不然二十年下来,即便不死出来也没什么用了嘛。”

周有光在语言文学领域建树颇丰,参与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创办现代汉字学,提倡研究比较文字学,填补了当时许多空白。他说这也不过是幸运而已,“当时等于很多荒地没人开垦,只要去就容易有收获。”

由于圣约翰大学以外交闻名,周有光一生中多次被邀请到外交界去做事,夫人张允和断然反对。“她是对的,假如我参加政治,就麻烦了。”

张允和出身安徽名门望族,家中四姐妹都相貌出众,品学兼佳。叶圣陶曾感伤地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老三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张允和则嫁给周有光。周有光伉俪一辈子恩爱有加,这么多年来喝茶时永远“举杯齐眉”,以示对彼此的敬爱。

张允和93岁去世后,周有光也做好准备。“我比她大四岁,她去世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想不到活到现在。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1989年离休之后,周有光大量阅读、撰写文化学和历史学的内容。90岁到100岁之间,他出版了文集《百岁新稿》,今年1月,又出版《朝闻道集》,收录平日思考心得。他自嘲是“两头真”的学者,

年轻的时候一味天真盲从,到了老年又开始探索真理。

“我105岁了,明天要死了,讲错了没有关系。但你们写文章要当心了。”他又笑起来。

问:《朝闻道集》里开篇就提出小康与大同的关系,您认为小康是现实,大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周有光:假如我们研究古代到现代、西方到东方,会发现所有的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有理想出现。文化太低的时候,没有理想,只有迷信。中国了不起的地方是,2500年前孔夫子就提出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他举出小康的践行者(禹、汤、文王、武王等),却举不出大同的实践者来,为什么?因为大同是理想,小康才是现实。理想是人类文明的原动力,指导我们往前面走,可它不是建设国家的具体步骤,实际发展中永远达不到的。

什么是小康?小康不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不是一人一个月拿2000块钱,它是永远前进的实际的生活。我们要研究发展具体的生活,要发展经济,同时政治、文化也要跟上。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简单就是这三样东西:经济从农业化、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是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文化从神学思想到玄学思想再到科学思想。

问:那您认为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各占什么位置?

周有光:经济上,中国的农业化高度发展,但是工业化阶段落后于西方。今天我们的工业化有所起步,靠的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经济方面就是接受外包,outsourcing,讲穿了就是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为人家服务。这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可是你不走这条道路起不来,印度也是用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我们成了“世界工厂”,他们是“世界办公室”。

我们参加世贸组织谈判了15年,俄罗斯到今天谈判还不成功,它批判中国说参加WTO还不是受人家的剥削吗?是剥削,但是这跟老的剥削不一样。以前你什么都没有,所有好处都是我的,现在是你也吃到一点,虽然我吃得多你吃得少,但是你愿意受我剥削。外包就是让双方都有差价可取,实现双赢。

台湾的宋楚瑜来大陆,在北大讲到均富,他讲错了。这是共富,不是均富。均富是一种平均主义,大家要平分,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共富是邓小平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学不是道德学,讲道德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主义讲道德,大大饿死了。历史是不讲道德的,我们都是野兽变来的,都是人吃人的啊。

问:可是现在先富并没有带动后富,反而是贫富分化更严重了。

周有光:现在存在两大问题:贫富并不均等,贪污腐败严重。这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经济发展了,四大家族把国家资产廉价买来,造成垄断,这是贪污;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发动政变把苏加诺时代打掉了,经济有所发展,可是发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是贪污;俄罗斯今天的百万富翁都是原来共产党的头头们……中国也是一样的,国营翻牌变成私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都是野蛮的原始积累,很难避免的。假如搞得好,可以相对好一点。

现在大家讲中国崛起,我觉得还没有,只是初步的工业化。外包的成分里劳动力含量越多,外包水平越低,我们还在最低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现在在改,外包的技术要提高,争取占多一点份额,解决一部分失业问题。今天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经济没有发展起来。

这两天报纸都在讲许多工厂招不到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农民都不愿意来。这是一个好现象,这就要提高工资水平,低工资的生产就包到外面去了。

问:您认为中国还没有进入信息化时代吗?

周有光:信息化在中国也已经开始,但是今天碰到大问题了。Google现在要退出中国,为什么一个民营公司要退出美国总统会出来讲话?这说明它不单单是一个公司的问题,也不单是科技的问题。罗斯福曾提出四大自由(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现在是五大自由,第五个就是网络自由,网络不应该被控制。

按照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后所有国家都不能保密了,因为信息化是一直伸到每个人家里面的,但是我们国家一定要保密,这就发生矛盾了。

我们是在往信息化走,但是当你可以接触到政府不愿意你接触的东西,政府就慌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的办法就是把它拦起来,搞绿坝,后来搞蓝坝,比绿坝更厉害。我的电脑放在那边,原来能看的东西许多现在都看不了了,我家里装了卫星电视,现在也有很多频道看不到。但是Google退出中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新花样,现在不是有twitter吗?Google不是最后的东西,很快要被新技术超过。到时候要怎么应对?

问:那政治方面的发展呢?

周有光:政治方面,今天不同国家水平不一致。有神权国家,比如伊朗,有君权国家,就是专制制度,比如**,有民权国家,像欧美。神权到民权相差一万年历史呢,从政治发展来看,伊朗是一万年以前的国家。所以摆不平,弄得不好要打仗。最近有人说现在的世界不是越来越太平,是越来越危险,但是怎么解决这个危险谁都不知道。因为历史没办法预言。

马克思的许多预言就错了。马克思说工业越发展,工人就越多,所以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他没想到工厂里面后来没有工人了。我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三个工程师,玻璃墙后面都是自动化作业。后来我又在美国看到没有农民的农场,在夏威夷,一个农场只看到五个人,都是机械运作。这是马克思不能预料到的。再比如,股票制度也改变了资本主义。美国工厂里的股票一半都是工人买的,工人做了老板,自己又被剥削又是剥削人的,事情就复杂了。

俄罗斯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真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分为三个阶段,一战以前是初级阶段,一战到二战是中级阶段,二战之后是高级阶段,马克思去世太早(注:1883年去世),只看到初级阶段的前半部分,因此《资本论》只是哲学推理,不是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否定,从实践上也被否定了。
但是我们这里还在捧他,因为我们的旗帜不能拿下来。

问:按照您总结的社会发展规律,民主社会是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

周有光:凡是专制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要民主。我们最忌讳的就是民主,不过我是乐观主义者,事情是慢慢来的,不要着急嘛。我在外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为什么搞得这么慢,我说中国有5000年,你们只有200年,所以你们着急我们不着急,急也没办法。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制定法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制订了一些很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实际上就是承认私有制度。我们说“搞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外国人就笑话,你们不是参加了世贸组织吗,哪里来的两个市场经济呢?可是我们要这样讲,安慰自己嘛。

我觉得民主是必须走的道路,不可能避免的,就像一个小孩子要长大,老了要死,一样的道理。民主不是某些国家的新发明或专利品,它是三千年间人类的经验积累。我们跑在后面,好处是已经有了改革开放。

外国的研究说我们进入民主社会,最快需要30年,最慢是150年。为什么是150年呢?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跟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到现在就是150年。可是假设我们能走得快,30年也行。

问:什么条件下可以用30年完成?

周有光:我认为有两个前提,一方面上面要开放,一方面群众思想水平要提高。有人这样说,中国政府里的重要人物本来都是没有文化的。毛泽东能写字作诗,但是没有现代文化。他有的是古代文化,是封建文化,所以他做皇帝了。邓小平去过法国,虽然不是留学生,但看过世界,就进了一步。另外群众水平要提高,现在一批批留学生回来,会有影响。有人说如果中国都是留学生了,那个时候就好办了。但我说没有那么简单,从美国回来照样有私心,有了权照样会贪污。

问:不丹的民主实践似乎证明未必需要民众素质的普遍提高?

周有光:不丹2007年竞选成立新的国会,留学归来的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改革。有人问不丹国王,百姓没有要求民主,你为什么要搞民主?他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民长远的幸福,必须推行民主。”

不丹国家小,国王有威信,讲了话百姓信任。但是大的国家情况复杂,势力太多,你不做国王我做国王,改革搞不成功。

问:文化方面呢,中国是否从玄学进入了科学阶段?

周有光:神学的特点是依靠“天命”,玄学重视“推理”,科学重视“实证”。举个例子,神学阶段说太阳不会动;后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得出结论太阳围绕地球转动,这是玄学,没有实证,但在当时是大大的进步;科学阶段就真正提出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我们还在唱东方红太阳升,这是太阳颂歌,是原始自然崇拜,还是最原始的思想啊。

文化方面我们的问题很大。中国是了不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了。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落后,但借助文艺复兴起来,在科学、民主这两件大事情上跑到了前面。我们不敢学民主,只学科学,科学还只引进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除经济学之外没有开放,许多学科非常落后。

比如经济学,中国以前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共产主义否定资本家,说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自己没有创造价值。可现在连社会主义国家也承认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创造。创业最难,美国工业发达,

依靠不断培养优秀的创业者。管理是重要的生产力,今天已经成为公认的常识,发展成为许多门学科。苏联把资本家都杀光了,没有人管理,所以经济失败。

我有朋友在中央党校做教授,他把中央党校的教科书拿来给我看,我一看哈哈大笑。外面写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讲的很多是凯恩斯。这个应当说是进步,社会科学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可我们还不能这么讲。

社会学,这是阶级性最强的,我们不学。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阶级,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并非只能你死我活。但“历史唯物主义”否认社会学的存在,苏联长期不知道有这门学问,我们更是在文革之后才重建这个学科,比苏联晚二十多年。

政治学,现在变成许多门管理学。按照新的政治学理论,全世界的官只要百分之一就够了,电脑可以代替许多官。中国有七千万的官,可按照这个研究,七百万都太多了。

教育学,我们的教育糟得不得了,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来,大家希望他做一点好事情,可是他做不出。为什么?不是他不想做好,这个牵扯到我们的整个制度。现在中国教育有两个大问题。第一大学没有学术自由,都是做官的人管理,荒谬到大学里搞行政工作的处长相当于教授。第二存在大量的无效劳动。中小学生每天搞到很晚,累得要命,但时间都浪费了。比如来一个大人物,学生就要出去列队欢迎,这怎么可以?

问:您认为我们现在向西方文化学习得还远远不够?

周有光:文化一定是多种文化的混合。单元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不能继续发展了,要有外面的文化来嫁接。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时期就了不起了,但是后来开始衰落。汉代有印度佛教传进来,经过了几百年演变,到唐代与儒学为中心的华夏文化混合起来,这是华夏文化的第二个时期。许多好东西都是印度文化带过来的,比如中医、雕塑、建筑、歌舞等等。到了清朝又有西洋文化的嫁接,这是第三个时期。我们今天是学习西洋文化,因为它的文化比我们高,不单是因为他们生活水平高。

改革开放之后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说世界文化的接力棒要传到中国来了,许多人很高兴。我不参加这些讨论。八十五岁以后人家要我写点文化的东西,我就提出“双文化”论。

首先文化不是东方、西方这么分的,谈文化要拿历史作根据。古代有好多个文化摇篮,后来逐步融合成四个地区传统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和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到北美称西方文化。这四种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时期相互流通,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不知不觉发展为不分地区的国际现代文化,由世界各国“共创、共有、共享。”

比如说电灯,今天不能说美国文化了,是世界文化。从西欧传到北美的西方文化,发展民主较早,开创科技较快,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主流,被称为“西化”。但其他传统文化对国际现代文化都有重大贡献,不能低估。

另外文化流动也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河西河东”论是由“自卑综错”变为“自尊综错”,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夜行高呼”的懦夫壮胆。

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问:您如何看待今天国内纷纷建立国学院、以及百家讲坛讲国学引发的热潮?

周有光:首先“国学”两个字是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不过要研究古代的东西我是赞成的。要注意的一点是,复兴华夏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更新。不是以传统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辅助现代文化。具体怎么做呢,多数人认为应当符合三点要求:提高水平:整理和研究要用科学方法;适应现代:不作玄虚空谈,重视实用创造;扩大传播:用现代语文解释和翻译古代著作。

许多人批评于丹,说她讲得不好,但我认为于丹做了好事情。她为什么轰动,是群众需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需要知道我们文化的传统。他们有自动的要求,文化寻根与小儿女寻找亲生母亲一样自然,失去“母亲文化”很久了,自发的理性追求当然特别强烈。于丹碰上这个时期,一下子成了红人。她请出孔子跟群众见面,让文化饥民喝到一杯文化甜粥。

问:现在有学者借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呼吁恢复繁体字,您怎么看?

周有光:恢复不了的。他们问我这个,我说你去问小学教师,最好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小学教师赞成什么就是什么。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五十年代要进行文字改革,因为当时中国的文盲是85%。怎么现代化呢?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另外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越来越简化,从历史来看、理论来看都是这样。

我倒认为现在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我有一次问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宣传,因为有些人会不高兴。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
文竞争呢?人家今天学中文是好玩嘛,等于学唱歌跳舞一样,要学到能用的程度还不行。所以还要简化,想办法让世界能接受,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想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问:您看待事物的角度都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国家,而不是国家本位的。

周有光:全球化时代到来,需要与过去不同的世界观。过去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国家。这个视角一转换,一切事物都要重新估价。

比如以前所有书上都说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这不对,实际是德国与苏联密约瓜分波兰,从而发动战争。这种大的事情历史都没有说清楚。最近波兰和爱沙尼亚把苏军烈士纪念碑从市中心迁移到苏军墓地。俄罗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无视苏军解放当地的功勋。当地人民认为,苏军侵略本国,不应当再崇拜下去了。苏联究竟是解放者还是侵略者呢?

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遇到朝鲜战争时就不好办了,我们说是美国人发动的,美国人说是北朝鲜发动的。后来第一版就没写这个条目,1999年第二版我们尺度放松了,同意是北朝鲜发动的。

过去我们宣传,抗日战争主要是共产党打的;现在承认,国民党的战区大,军队多,抗日八年,坚持到底,日本向国民党投降;八路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编号,帽徽是国民党的党徽,不是五角红星。所以我们是在进步的。

问:按照全球化的思路,将来的历史都要重新写,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尤其需要重新评估。比如我们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但这个理论已经被证明失败了。

周有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样是对的。我们一直不承认这一点,只说是戈尔巴乔夫不好。苏联垮台的时候,一个美国记者在当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表示惋惜。苏联垮台之前大家举手拥护共产党,垮台之后大家又都举手反对共产党,说明之前的拥护都是假的。所以叶利钦宣布俄罗斯独立,说“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发展的必要前提”。他想清楚了。

根据外国的研究,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空想,资本主义才是现实,这就像我们说大同是理想,小康是现实。现在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要重新研究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面四个是现实,后面一个是理想,性质不同,不能成为并立阶段。历史没有终点,以共产主义为历史的最高阶段,不合逻辑。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工业社会主义化,大饥荒,大清洗,证明此路不通。

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饿死、被杀害的非自然死亡人数7000万,新的国外研究是8300万,多出来的1300万是什么构成,我还没有找到材料,但是外国杂志上已经这样讲了。就算7000万,也不得了啊。香港曾经有评论说中国大陆很幸运,因为第一毛泽东死得早,第二毛泽东没有儿子,不然像金正日这样中国还要继续倒霉呢。苏联是饿死6000万,但是它人口少,比例比我们高。所以苏联自己垮台了。

我们提的几个东西是对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都是很好的。我们的确做了不少好事情,这要承认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救了共产党。他上台的时候中国穷得不得了。许多人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到了经济破产的边缘,这句话不对,早就已经破产了。我在北京,是政协委员,应该算是特殊阶级了,但花生米都吃不到。我家里面有母亲、孩子、几个保姆,粮票都不够用。人家说政协有俱乐部,吃饭不用粮票,可以同夫人一起去吃。我们就经常去,很滑稽的是,每天碰到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这还不是破产吗?

问:中国从前是亲美的,后来转而亲苏,您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

周有光:中国的传统一直是亲美,胡适这一派都是中国老的传统。所以后来共产党忽然要反美,连胡适都不赞同。陈独秀跟胡适说要反对帝国主义,胡适说哪里有帝国主义?中国一直没有反帝传统。美国一直是帮助中国的,它的门户开放的确是叫世界共同剥削中国,但是没有瓜分中国,把青岛还回来了。可是外蒙古却被苏联拿走了。有人说,苏联要掀起世界革命,中国是亚洲最理想的发展对象,所以它通过共产国际的组织和革命思想的渗透,策动中国反帝。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最大的帝国主义。

我受的教育也是美式的,我念的大学就是美国人办的,后来也在美国生活。你假如骂我迷信美国我也承认,问题是我不迷信美国,我能迷信苏联吗?不行。我要迷信苏联迷信不了。它许多重要的东西跟我的理解不一致的。毛泽东可以,他没有现代知识,他连钢铁怎样炼成功都搞不清楚。改革开放以后,报纸登出来北京小学里老师问小学生,厨房里能炼出钢铁吗?小学生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温度不够。这一点毛泽东就不懂嘛。他想法很简单,国家要强就要有军火,军火多要有钢铁,钢铁很容易,一个人搞十斤钢铁,全国加起来比美国就多了嘛。这不是开玩笑吗?

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夜里发现车两边都像白天一样火光通明。那时候因为这个把长江两岸的树都搞光了。从前能保护森林有两个道理,第一树有神,不能随便砍;第二树是地主的,砍了要给钱。大炼钢铁时期树可以随便砍,很快长江两岸的树都砍光了,长江黄河化到现在也没有解决。你要把它砍掉很容易,要它长出来,一百年也不行。

问:您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是中上等生活水平,但回来之后经历那么多运动、波折,内心有没有后悔过?

周有光:没有。那时的确觉得中国有希望,为什么我们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呢?因为共产党主张民主。我抗战时期在重庆,国民党成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许多党派都在里面,周恩来是协商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每个月要开一到两次座谈会,十几个人小规模讨论国家大事。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也是搞经济学的,我每次都参加他这个座谈会。周恩来每次讲都说我们共产党就是主张民主的,我们都很相信,讨厌蒋介石的专制。现在的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在美国的确生活可以好一点,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把财产看做第一位的。一个人要为人类有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创造不论大小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开创了现代汉字学就是创造,我设计的汉语拼音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现在没有人骂了,以前曾经有一个杂志出一个专号骂我,说我搞汉语拼音就是洋奴。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的一生?

周有光:我的一生是很普通的,没有什么评价。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只是出乎意料地活到105岁。能不能活到106岁,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管。我的生死观是这样的:生是具体的,死只是一个概念。死不能说今天死明天还要死,死是一秒钟的事情。没有死,只有生。另外我主张安乐死。我有时候睡得糊里糊涂,醒过来上午下午都搞不清楚,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不是很愉快吗?

Tuesday, June 8, 2010

张勤德: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

戴按﹕此文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德勤与我同龄,15岁进黑龙江一军工企业工作,1978年后逐步钻进中共中央智库。他与一位也在军工单位工作过的我的老朋友一样,是个铁杆毛左派。这是网路疯传的他的一篇代表作,可视为毛左派的政治纲领。黑体字为戴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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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囯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现对温家宝六个方面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 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 “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求是》2009年8月16日)现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的产值计算在内的,它约占25%左右。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因此按可比性较强的工农业总产值来比,前30年的8.2%就会高于后30年的不到8%。这样,怎么能说前30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他采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本质,背弃实亊求是就会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月17日,见各新闻媒体)。他还在2008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囯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体上他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在处理囯家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联系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把社会主义中国总理的身份自贬为“学生”并向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老师”鞠躬;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说成“基于自由的创造”;在美国人大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的情况下,大讲中美“同舟共济”、“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这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所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说的应当实行普世价值主张的“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说穿了就是要把给西化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资本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

他在2008年3月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强调这三点,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人所共知,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者)拨乱反正的斗争越来越有力;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要求摆脱弱势群体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资改派把“不问姓社姓资”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三不足”,无疑在客观上起着鼓励右派在解放思想时不要怕被人骂为丢祖宗、不要怕拨乱反正的强大声势、不要怕人民群众普遍反对的作用。

他对于当前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多次强调“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我们知道,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就是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如信心之类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对这种危机,应揭露它的实质和危害,以保护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却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态去挽救美帝国主义,而且用大树信心来鼓劲。这样,便使“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只有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声浪大增。

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就会大滑坡。《色•戒》这种宣
传卖国主义的影片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就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

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么严重。

第二,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在公有制经济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温家宝策划和主持制定的“非公36条”,大大推进了产权私有化。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是48%比52%;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2%比6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7%比63%”(毛泽东旗帜网,2009年7月3 日)。这导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网2008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同时,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导致问题越积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来说,便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这样,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便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

他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大家知道,尽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它的主体是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层次的资产阶级。据有关专家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社《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问题在于,他明明知道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却硬要坚持这种所谓的改革。

制定并参与推行苏联休克疗法的美国“教授”萨克斯对我国的改革路径早就明确地说过:“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2004年2月9日)温家宝也说:“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把改革开放的实质归结为实现“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无疑也会导致“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使中国变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这样,自然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第三,致使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

温家宝在前面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联系他的其他言论便可以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说不清,现在说不清,将来难说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这实质上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即社会主义革命有理,这个大道理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要服从经济建设。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是纲,包括文化工作、经济工作在内的具体工作是目。大讲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应当“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用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社会主义为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实质上是主张在国内熄灭我们的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助长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

“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实质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即真正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合”进西方囯家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庸俗发展观里去。

正是在这种庸俗发展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指出
的“带血的GDP”和许多人所说的“浪费型GDP”的问题,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这
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

(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仅以豆腐渣工程为例,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的垮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使重复建设大量发生。这自然会使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促使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造成经济同时过热过冷的二元现象。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投资建设
的有关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而制造业则是过冷的。这必然造成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使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并助长通货膨胀。
(四)体制、机制的弊端形成障碍。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35页)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达4.8万亿元,这大多是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获得的。但由于对这类体制、机制改革很少,所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当大。
(五) 黑市经济非常猖獗。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家,使他们短期内
获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买不到。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
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着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
(六)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网上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七)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伤。大批工人的雇佣化、贫困化;约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广大农民工超时劳动、工伤增多、矿难频发、常常被拖欠工资,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八)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高10倍左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这使我们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种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剥削越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的局面。
(九)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现在中国29
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乌有
之乡》2008年3月28日)
(十)利用外资逐渐演变成被外资利用。“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海外热钱大肆投机房地产,严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和土地资源。”(《理论动态》2008年4月30日)“从合资到控股,百吨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遭外资低价圈占,仅国家的税费这一块就损失12个亿。”(《报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于“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特点。实际经济中的经济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经济形式,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张宏良,《瞭望》2008年4月号)可见,银行被外商控制,将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极大危险。
(十一)民族企业受到很大挤压和歧视。为国家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民族企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扩大外需,而这就要和其他穷国竞争,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但这反过来会使内需进一步萎缩。对外资给予税收超国民待遇,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 ,也使民族企业长期处于极不利的竞争位置。

随着当前这场和庸俗发展观影响的扩大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危机不断加重,恶性通货膨胀也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发生,会使我们的囯民经济受到更大损害,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使8万红军损失5万是件坏事,但它使相当部分人警醒过来,下决心改变了错误领导,又是一件大好事一样,30年来终于比较全面、彻底地打破了他们编造的“补课(搞一段资本主义)式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方国家那种民主、自由、人权才能遏制腐败、强国富民”两大神话,使相当多的同志警醒过来,下决心拨乱反正,则是天大的好事。

第四,致使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

通过实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消极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等,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然后把这种不满转嫁到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从而制造内乱、分裂,以实现殖民地化,是赵紫阳集团搞垮党和国家的惯用手法。多年来,这个集团在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方面犯下了大量罪行。对此,甄卫国在《09建言》中列举了十五条。

一是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贱卖给外商,“仅十多家银行由此造成的损失便达17000多亿元”(张宏良,《乌有之乡》2007年6月5日)。
二是今年2月27日美国财政部披露,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 达到12050亿美元。加上美元贬值等等,致使“全国每人被剥夺一万多元血汗钱”(仲大军,《毛泽东旗帜网》2008年11月)。
三是将600吨黄金存放在美国,置国家战略储备于危险境地。
四是通过协助外商搞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并购中国品牌、限制国产设备,严重阻碍了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五是类似于商务部郭京毅那样的“法规卖国”行为。
六是使跨国粮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导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榨油企业大量亏损之类。
七是极力将中国变成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导致资源和财富大量流向西方。
八是在海外投资造成非正常巨亏,例如中国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等等。
九是一些人包括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
十是民运组织的开支2009年将达1.8亿美元,这些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的民主基金会等机构的捐款等等。
十一是他们大量散布卖国主义谬论,如赵紫阳说: “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软禁中的谈话》笫323
页〉,等等。
十二是丑化和否定我们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计给汉奸卖国贼包括汪精卫翻案,等等。
十三是茅于轼、曹思远等几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拿洋大人钱之类。十四是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等等。网上不少文章说一位国务院高官的儿子温云松(化名郑建源)是平安保险的靠山,有资产700多亿,是真是假,应向人民讲清。
十五是近几年许多大中城市外国(主要是美国)人办的各类“培训班”有数千家,对我百万青少年毒化洗脑,等等。(主人公论坛网,2009年6月)

每个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更不用说党员、干部,都有义务站出来揭批他们的这些卖国罪行,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多数人口诛笔伐之日,就是西化派垮台之时。

第五,致使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

温家宝的一些话,和赵紫阳的言论相当接近。例如,《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香
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透露,赵紫阳通过对看望他的亲信发表谈话并传播出去的方式,继续发号施令时说过:“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第369页)。2005年在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温家宝说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

对“八九风波”,温家宝往往归结为民主问题。2008年温家宝在美国接受了美国CNN主
持人 “你认为二十五年之后,中国会不会举办全国性的选举,其中或许有两个政党出
来角逐你现在的位置”的提问时答道:“二十五年后的事情我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将不断发展。”这等于说,他并不清楚25年之后中国还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一定能再坚持25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张当时温家宝在天安门广场随同赵紫阳看望示威者的照片,询问他从那次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教训。温答:“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我想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有关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这也是说,中国从那场风波中得到的教训,其核心不是防止“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而是民主问题。

赵紫阳的一些亲信旧部,和温家宝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如大骂共产党非法的“新西山会议”策划者高尚全等人便是这样。

温家宝配合过赵紫阳集团的战略部署。在赵紫阳讲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指像欧洲社会民主党那样搞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84页)之后,其喉舌《炎黄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指导下稍有改良的资本主义旗帜。而温家宝便在这个月的27日,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宣扬“普世价值”的著名长文。

温家宝受到赵紫阳集团重要成员们的极力举荐。2007年9月,《亚洲週刊》等不少香港
报刊报道:“今年9月7、8 日,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作为特邀嘉宾,随同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著名理论家谢韬前来香港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杜导正在多个场合都会朗读温家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等多条语录。他们还说“体察民情是温总理执政的工作作风”,突出点出了谁执政的问题。这难免被人看成是希望温家宝成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

不少人认为温家宝被极右派当作他们的“大领导”。例如,对于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开设的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所说的“作为对大领导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他们觉得这里所说的“大领导”,指的就是温家宝。

这些,便致使赵紫阳集团更加疯狂。最近李锐、胡绩伟等12个赵紫阳的老部下和亲信在香港联名出书,呼吁“为赵紫阳平反,以后逐渐平反「六四」”(《多维新闻网》2009年4月10日)。还有的公开叫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页)“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囯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魏巍同志指出:“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还带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就是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是发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彻底的反共派。”(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 30 日)显然,他认为赵紫阳集团这些极右派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第六,致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不少人都知道,网上盛传温家宝的夫人张万莉是大珠宝商,儿子温云松是平安保险的后台,有资产700多亿元,而英国汇丰银行又是他的大后台。真相如何,应向全国人民讲清。如果此事属实,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他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自然会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为“老大难”,从而损害人民利益。

例如,腐败现象相当严重。《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 “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报告说:“约60%以上的中国人相信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
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中国信息报》报道,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超过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0.04%的人口掌握了70%社会财富,相当多的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没长多少。“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可支配资产的富豪多达41.5万人。中国的百万富豪人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7月8日)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并没有如同 GDP那样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艰难。由于富者的子女与穷人的子女不一样,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业不成问题等等,父辈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地位会传递给后代,出现代际转移。这必然造成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贫富悬殊使部分群众心理失衡,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

社会治安不断恶化。 “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 8万左右。

物价继续大幅上涨。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日新指出;“2006年物价指数持续上升1.5%
时,对现金、存款、购买力都打了个折扣,平均每人损失300元。现在又在大幅上涨,
每人该损失多少元?叫他们怎么生活啊!”(《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第3页)

对这些问题,赵紫阳集团往往以历朝历代都有来辯护,但他们无法正确回答30年来从总体上说腐败现象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治安恶化和私有制经济、分配不公等等是什么关系,物价失控和市场经济的弊端有没有联系等问题。

这里所引用的资料因无法一一核实,难免会有错误,但基本事实肯定是驳不倒的。只要基本事实站得住脚,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在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怎么办上,就终归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我国正面临发生内乱、分裂、殖民地化的严重危险。“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这充分揭示了美国人所称呼的“中美国”的实质。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切实解决党群关系上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为此进行更坚决、更有力、更有效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应当防止赵紫阳集团利用这些矛盾制造事端,引发內乱分裂,乱中夺权。“联合左派,推翻政府”;“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就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极其险恶的战略图谋,我们必须时刻万分警惕。为了防止发生比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惨重百倍的民族大灾难,我们只有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一项任务;只有注意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尽力争取更多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爱国统一战线;只有揭露西化派假共产党的真面目,防止人们把对假共产党的不满发泄到真共产党身上:只有把打垮赵紫阳集团作为突破口,进而战胜包括西化派和补课派在内的整个资改派,才符合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才比较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务必要紧紧抓住当前这个30年来最有利的时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打垮资改派、实现大转折”的伟大胜利!”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跋)

戴按: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1924-2010)是美国著名左派学者。其最有名的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0年初版,以后有多次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中文版,译者为张爱平等。此书的更准确译名似应为「人民的美国史」),是本人1980年代中在Univ of Delaware历史系读书时的教科书之一。

转贴此文,并不意味着本人完全赞同津恩对美国政治制度及政治人物的批评,而是想通过非主流的声音,了解历史美国的阴暗面,更全面地认识美国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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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克林顿执政时期

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年轻英俊的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击败了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国内的经济状况正在日益恶化,而克林顿也许诺要进行“变革”。但选民投票的热情并不高,有45%的人没有参加投票,而参加投票的这些人中也仅有43%的人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布什得到了38%的选票。总共有20%的选民抛弃了两大党,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得克萨斯的百万富翁罗斯·佩罗,因为他许诺说要一改传统的政策。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把民主党推向权力的中心,所以全力支持克林顿。它的计划是向黑人、妇女和工人们作出更多的许诺,以继续保住他们的支持;但对保守的白人选民,它则声称不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此,克林顿在任命某些阁员时,确实显示出他对劳工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支持。但对财政部和商业部这两个关键部门,他任命的却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法人代理,而他的外交班子,包括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则全部是冷战时期两党班底中的传统角色。

克林顿在选举获胜后不久就表示:“我希望重新确立美国外交政策中必不可少的连续性。”实际上,还在大选前夕,他就曾公开表示说.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他只打算把布什时期的军事预算削减5%。入主白宫后,他也一直坚持这一点,使军事预算维持在2620亿美元的水平。

克林顿采纳了共和党人的一个观点,即美国必须准备同时打两场地区性战争。这与科林·鲍威尔将军曾经作过的声明完全相符,他在评论苏联瓦解时曾对《防卫新闻》(1991年4月8日)表示:“我们现在既找不到魔鬼,也找不到恶棍。我们只好降而求其次,找卡斯特罗和金日成。”布什的国防部长狄克·切尼,尽管算不上是鸽派人物,但他在1992年也曾说:“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以致于很难看清楚它们。”

执政两年后,克林顿就提出要给军队更多的拨款。《纽约时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1994年12月1日)说;“共和党提出了批评,指责政府给军队的拨款不足,为平息这种批评,克林顿总统今天在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宣布说,在今后6年,他将增加军事开支250亿美元。”

克林顿入主白宫仅6个月,他就派空军轰炸巴格达,理由是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策划对他搞暗杀活动,现在美国要对此进行报复。但能证明这一指控的证据不仅非常少,而且还是来自臭名昭著的、腐败的科威特警方。尽管当时在科威特打算对这些被控参与暗杀阴谋者进行审问,但克林顿却并不想等调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据政府发表的声明说,美国的飞机以“情报总部”为目标轰炸了邻近的城区,至少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拉克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及其丈夫。结果并没有使伊拉克的情报设施遭到重大的破坏,假如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作的总结性声明,让人想起了布什总统和诺曼·斯瓦茨科普夫将军,他们在海湾战争期间也曾下过断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不真实。”专栏作家莫利·艾文斯认为,轰炸巴格达的意图是要“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而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恐饰分子的发狂行为,在于他们在进行报复时不分青红皂白,或是为引起注意,或不顾一切……针对个人是这样……针对国家也一样。”

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也像传统的两党政策一样,强调任何外国政府,不管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记录如何,只要是掌握政权并与他们保持着有利的贸易往来,美国就应同它维持友好关系。对“稳定”的担心超过对“道义”的关心,看来这是克林顿政府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的动机。在理查德·尼克松去世时,克林顿和叶利钦两人都对他备加赞扬。叶利钦称尼克松是“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克林顿则说尼克松一生都“在全世界热情宣扬民主和自由。”而就是此人违背他当总统时立下的誓言,继续进行越南战争,还回避对他的犯罪指控,只是多亏他的副总统,他才得以赦免。克林顿的对外经济政策与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作法是协调一致的。在历史上.两大党都是更关心公司的利益(不管它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权益,两党也都把对外援助看成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工具,而不是人道主义行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对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态度就像银行家一样,既精明又实际。它们坚持要这些穷国用他们大部分的贫乏的资源来偿还富国的贷款,甚至为此不惜削减大众所享受的社会服务,尽管他们实际上早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把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上,这使原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不得不用假想的“自由”经济来养活自己。先前的制度尽管被认为缺乏效率,但他们还曾经享受过社会福利,而现在连这些福利都根本得不到。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他积极谋取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便能使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这一协定消除了贸易流通的障碍,使公司资本和货物不受限制地通过墨西哥—美国边界。

在外交政策方面,克林顿采取的一个行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向海地军事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1991年被他们废除的民选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回国担任总统。对此,海地人既感到高兴,但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推行的政策是支持海地腐败的独裁者。

克林顿的国内政策也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传统政策,这就是更多地迎合支持该党的选民,如黑人、妇女、劳工。但是,即使是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具有进步性,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因为很显然,他还想讨好保守派,也害怕侵犯公司的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数额巨大的军事预算开支才被保留下来。

克林顿提出的经济纲领,起初还宣布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但很快这个纲领的方向就改变了,而把重心放在了减少赤字上(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国债增加到4万亿美元)。这一重点转移就意味着,不会再把庞大的开支用于普遍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儿童护理、住房、环境、艺术或创造就业上了。

克林顿作出的一些小小姿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因为在这里,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妇女因为小孩无人照顾而不能寻找工作;空气和水的污染达到了危险的程度;35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健,其中1000万是儿童。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地球上5%的人口,却消费全世界总产品的30%。但是,财富的分配被严重地两极化了,占人口1%的人拥有35%的财富,接近5.7万亿美元。在贫困的城市里,儿童的死亡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仅1988年一年,就有4万婴儿不到1岁就死去了,非洲裔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要达到大致的机会平等,就要求对财富进行大幅度的重新分配,花大量的钱用来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保健服务、发展教育和保护环境。也曾经有过两种可能的资金来源以实现上述目标,但克林顿政府一种也不愿利用。

来源之一就是削减军事预算。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一个军事开支问题专家兰德尔·福斯伯格建议说:“6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如果经过若干年来完成,那将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非军事化,这也适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需要和出现的时机。”这样的话,一年2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就可以节省下来,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

但是,像所有以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一样,克林顿政府并不愿意宣布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坚持军事优先表明美国将会保留这一力量,可能是永远保留,但不是用来对付苏联了,而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因此,不允许因任何迫切的国内人道需要而干扰这一点。

另一个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可能的资金来源,就是超级富翁们的财富。全国1%的最富有的人,在过去的12年里他们因减税而获得了超过万亿美元的收入。只要征收一项财富税就能得到这笔钱,再加上一项真正的累进所得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收入非常高者所征收的税率曾达70%—90%的水平),将能为社会计划弄到大约1000万美元。这样,就有4000或5000万美元可以用于普遍的医疗制度和完全就业计划、住房建设、公共交通、艺术和环境保护。

代替这样一种宏大计划的,是继续像从前一样,只给穷人提供少许帮助,继续让城市走向溃烂,为年轻人提供无用的工作,制造出大批游手好闲的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群转向吸毒和犯罪,对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为应付这种局面,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通过了犯罪法案,修建起了监狱,把更多的这些陷于绝望的人关押起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年轻人和非白人。这是对那些日益感受到暴力犯罪威胁的人所作出的一种姿态。因此到1994年,按人口计算,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00万人。

如果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通过取消宏大的社会计划和强化对犯罪的控制及扩大军事力量,来赢得中间派选民的支持,那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以充足的多数成为两院中的多数党。他们立即以避免出现“大政府”为名,提出取消从“新政”以来就构想了多年的社会计划。获胜的共和党声称他们的计划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37%的选民参加投票,而仅有半数略多的人投了共和党的票。如果说谁有权作出“授权”的话,那就是占总人口的63%的人,但很显然,他们已经疏远了这种不受欢迎的、由两个政党操纵的政治决策过程(1988年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选民希望候选人不是共和党的布什,也不是民主党的杜卡基斯)。

实际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的公众舆论调查表明,美国民众所赞成的宏大的社会计划,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所愿意提出的。这些调查显示,61%的人支持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制度,84%的人赞成对百万富翁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

同时,两大党都对“福利”提出批评(好像公司、银行等都不曾从政府获得大量福利似的)。1994年12月,《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65%的人说“政府有责任对不能自理的人进行照顾。”

如果民主意味着政府对人民意志的某种承认,那么很显然,直到1995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履行这一点。1994年9月《洛杉矶时报》进行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新党。”这证实了戈登·布莱克两年前进行民意调查时得出的结论,当时有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次严重的国家危机(这样的危机在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存在),一次因贫困、吸毒、暴力、犯罪、疏远政治以及对将来缺乏信心等等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某种伟大的、社会性的公民运动,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样一场运动,将需要把鼓动和参加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的力量都联合在一起,把国家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在1992年的某个时候,共和党曾举行过一场募资午餐会,参加的个人和公司要付40万美元的入场费。布什总统的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曾对记者说:“是的,进入这个制度是要花钱买。”当时有人就问,没有这么多钱的人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他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进来了。”

对那些要求变革的美国人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线索。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要求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