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
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1924-2010）是美国著名左派学者。其最有名的著作「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0年初版，以后有多次修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中文版，译者为张爱平等。此书的更准确译名似应为「人民的美国史」），是本人1980年代中在Univ of Delaware历史系读书时的教科书之一。
转贴此文，并不意味着本人完全赞同津恩对美国政治制度及政治人物的批评，而是想通过非主流的声音，了解历史美国的阴暗面，更全面地认识美国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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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克林顿执政时期
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年轻英俊的阿肯色州州长、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击败了共和党人乔治·布什。国内的经济状况正在日益恶化，而克林顿也许诺要进行“变革”。但选民投票的热情并不高，有45％的人没有参加投票，而参加投票的这些人中也仅有43％的人把票投给了克林顿。布什得到了38％的选票。总共有20％的选民抛弃了两大党，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得克萨斯的百万富翁罗斯·佩罗，因为他许诺说要一改传统的政策。
“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把民主党推向权力的中心，所以全力支持克林顿。它的计划是向黑人、妇女和工人们作出更多的许诺，以继续保住他们的支持；但对保守的白人选民，它则声称不仅要采取措施加强对犯罪的控制，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此，克林顿在任命某些阁员时，确实显示出他对劳工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支持。但对财政部和商业部这两个关键部门，他任命的却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的法人代理，而他的外交班子，包括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顾问，则全部是冷战时期两党班底中的传统角色。
克林顿在选举获胜后不久就表示：“我希望重新确立美国外交政策中必不可少的连续性。”实际上，还在大选前夕，他就曾公开表示说．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他只打算把布什时期的军事预算削减5％。入主白宫后，他也一直坚持这一点，使军事预算维持在2620亿美元的水平。
克林顿采纳了共和党人的一个观点，即美国必须准备同时打两场地区性战争。这与科林·鲍威尔将军曾经作过的声明完全相符，他在评论苏联瓦解时曾对《防卫新闻》（1991年4月8日）表示：“我们现在既找不到魔鬼，也找不到恶棍。我们只好降而求其次，找卡斯特罗和金日成。”布什的国防部长狄克·切尼，尽管算不上是鸽派人物，但他在1992年也曾说：“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以致于很难看清楚它们。”
执政两年后，克林顿就提出要给军队更多的拨款。《纽约时报》发自华盛顿的报道（1994年12月1日）说；“共和党提出了批评，指责政府给军队的拨款不足，为平息这种批评，克林顿总统今天在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宣布说，在今后6年，他将增加军事开支250亿美元。”
克林顿入主白宫仅6个月，他就派空军轰炸巴格达，理由是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科威特时，伊拉克曾策划对他搞暗杀活动，现在美国要对此进行报复。但能证明这一指控的证据不仅非常少，而且还是来自臭名昭著的、腐败的科威特警方。尽管当时在科威特打算对这些被控参与暗杀阴谋者进行审问，但克林顿却并不想等调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据政府发表的声明说，美国的飞机以“情报总部”为目标轰炸了邻近的城区，至少有6人丧生，其中包括伊拉克一位小有名气的艺术家及其丈夫。结果并没有使伊拉克的情报设施遭到重大的破坏，假如不是一点也没有的话。《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克林顿先生所作的总结性声明，让人想起了布什总统和诺曼·斯瓦茨科普夫将军，他们在海湾战争期间也曾下过断言，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并不真实。”专栏作家莫利·艾文斯认为，轰炸巴格达的意图是要“传达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而这种做法完全符合恐怖主义的定义。“恐饰分子的发狂行为，在于他们在进行报复时不分青红皂白，或是为引起注意，或不顾一切……针对个人是这样……针对国家也一样。”
克林顿的外交政策也像传统的两党政策一样，强调任何外国政府，不管其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记录如何，只要是掌握政权并与他们保持着有利的贸易往来，美国就应同它维持友好关系。对“稳定”的担心超过对“道义”的关心，看来这是克林顿政府与俄罗斯打交道时的动机。在理查德·尼克松去世时，克林顿和叶利钦两人都对他备加赞扬。叶利钦称尼克松是“世界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克林顿则说尼克松一生都“在全世界热情宣扬民主和自由。”而就是此人违背他当总统时立下的誓言，继续进行越南战争，还回避对他的犯罪指控，只是多亏他的副总统，他才得以赦免。克林顿的对外经济政策与美国历史上的一贯作法是协调一致的。在历史上．两大党都是更关心公司的利益（不管它们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而不是劳动人民的权益，两党也都把对外援助看成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工具，而不是人道主义行为。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对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态度就像银行家一样，既精明又实际。它们坚持要这些穷国用他们大部分的贫乏的资源来偿还富国的贷款，甚至为此不惜削减大众所享受的社会服务，尽管他们实际上早已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把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上，这使原苏联集团国家的人民不得不用假想的“自由”经济来养活自己。先前的制度尽管被认为缺乏效率，但他们还曾经享受过社会福利，而现在连这些福利都根本得不到。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自由贸易”的概念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他积极谋取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以便能使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获得通过。这一协定消除了贸易流通的障碍，使公司资本和货物不受限制地通过墨西哥—美国边界。
在外交政策方面，克林顿采取的一个行动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向海地军事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接受1991年被他们废除的民选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回国担任总统。对此，海地人既感到高兴，但同时又充满了怀疑，因为美国历史上一直推行的政策是支持海地腐败的独裁者。
克林顿的国内政策也是民主党候选人的传统政策，这就是更多地迎合支持该党的选民，如黑人、妇女、劳工。但是，即使是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具有进步性，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因为很显然，他还想讨好保守派，也害怕侵犯公司的利益。也正是由于这些局限，数额巨大的军事预算开支才被保留下来。
克林顿提出的经济纲领，起初还宣布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但很快这个纲领的方向就改变了，而把重心放在了减少赤字上（在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国债增加到4万亿美元）。这一重点转移就意味着，不会再把庞大的开支用于普遍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儿童护理、住房、环境、艺术或创造就业上了。
克林顿作出的一些小小姿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的需求，因为在这里，四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每一个大城市都有无家可归的人露宿街头；妇女因为小孩无人照顾而不能寻找工作；空气和水的污染达到了危险的程度；35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健，其中1000万是儿童。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拥有地球上5％的人口，却消费全世界总产品的30％。但是，财富的分配被严重地两极化了，占人口1％的人拥有35％的财富，接近5.7万亿美元。在贫困的城市里，儿童的死亡率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工业化国家。仅1988年一年，就有4万婴儿不到1岁就死去了，非洲裔婴儿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两倍。
要达到大致的机会平等，就要求对财富进行大幅度的重新分配，花大量的钱用来创造就业机会、提供保健服务、发展教育和保护环境。也曾经有过两种可能的资金来源以实现上述目标，但克林顿政府一种也不愿利用。
来源之一就是削减军事预算。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一个军事开支问题专家兰德尔·福斯伯格建议说：“60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如果经过若干年来完成，那将有助于美国对外政策的非军事化，这也适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的需要和出现的时机。”这样的话，一年2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就可以节省下来，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
但是，像所有以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一样，克林顿政府并不愿意宣布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坚持军事优先表明美国将会保留这一力量，可能是永远保留，但不是用来对付苏联了，而是为了经济和政治利益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干涉，因此，不允许因任何迫切的国内人道需要而干扰这一点。
另一个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可能的资金来源，就是超级富翁们的财富。全国1％的最富有的人，在过去的12年里他们因减税而获得了超过万亿美元的收入。只要征收一项财富税就能得到这笔钱，再加上一项真正的累进所得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收入非常高者所征收的税率曾达70％—90％的水平），将能为社会计划弄到大约1000万美元。这样，就有4000或5000万美元可以用于普遍的医疗制度和完全就业计划、住房建设、公共交通、艺术和环境保护。
代替这样一种宏大计划的，是继续像从前一样，只给穷人提供少许帮助，继续让城市走向溃烂，为年轻人提供无用的工作，制造出大批游手好闲的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这些处于边缘的人群转向吸毒和犯罪，对其他人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
为应付这种局面，民主党和共和党联合通过了犯罪法案，修建起了监狱，把更多的这些陷于绝望的人关押起来，他们中有许多是年轻人和非白人。这是对那些日益感受到暴力犯罪威胁的人所作出的一种姿态。因此到1994年，按人口计算，美国是世界上监狱人口最多的国家，有100万人。
如果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领导委员会”希望通过取消宏大的社会计划和强化对犯罪的控制及扩大军事力量，来赢得中间派选民的支持，那他们是不会成功的。在1994年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取代民主党在参、众两院以充足的多数成为两院中的多数党。他们立即以避免出现“大政府”为名，提出取消从“新政”以来就构想了多年的社会计划。获胜的共和党声称他们的计划得到了人民的“授权”。但事实并非如此。只有37％的选民参加投票，而仅有半数略多的人投了共和党的票。如果说谁有权作出“授权”的话，那就是占总人口的63％的人，但很显然，他们已经疏远了这种不受欢迎的、由两个政党操纵的政治决策过程（1988年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二的选民希望候选人不是共和党的布什，也不是民主党的杜卡基斯）。
实际上，在80年代和90年代进行的公众舆论调查表明，美国民众所赞成的宏大的社会计划，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所愿意提出的。这些调查显示，61％的人支持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制度，84％的人赞成对百万富翁征收超额累进所得税。
同时，两大党都对“福利”提出批评（好像公司、银行等都不曾从政府获得大量福利似的）。1994年12月，《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65％的人说“政府有责任对不能自理的人进行照顾。”
如果民主意味着政府对人民意志的某种承认，那么很显然，直到1995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履行这一点。1994年9月《洛杉矶时报》进行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新党。”这证实了戈登·布莱克两年前进行民意调查时得出的结论，当时有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新的国家改革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次严重的国家危机（这样的危机在90年代中期的美国就存在），一次因贫困、吸毒、暴力、犯罪、疏远政治以及对将来缺乏信心等等引起的危机，如果没有某种伟大的、社会性的公民运动，几乎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这样一场运动，将需要把鼓动和参加反奴隶运动、劳工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等的力量都联合在一起，把国家带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在1992年的某个时候，共和党曾举行过一场募资午餐会，参加的个人和公司要付40万美元的入场费。布什总统的发言人马林·菲兹沃特就曾对记者说：“是的，进入这个制度是要花钱买。”当时有人就问，没有这么多钱的人怎么办？他回答说：“那他们只好通过别的途径进来了。”
对那些要求变革的美国人来说，这可能会是一个线索。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要求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