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此文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局局长张德勤与我同龄，15岁进黑龙江一军工企业工作，1978年后逐步钻进中共中央智库。他与一位也在军工单位工作过的我的老朋友一样，是个铁杆毛左派。这是网路疯传的他的一篇代表作，可视为毛左派的政治纲领。黑体字为戴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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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宪法关于公民“对于任何囯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的规定，现对温家宝六个方面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第一，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
2009年2月2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中，温家宝说：“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一百年前的封闭落后的旧中国，也不是 30年前贫穷僵化的中国”。2008年9月27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夏季达沃斯年会上，他还说30年前的中国“处于封闭的落后状况”。并且一再强调那时 “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全党全国一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断代性标志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重大分期点。他却说30年前的中国和60年前的旧中国、100多年前的满清王朝一样“封闭落后”，这实质上是否定新中国成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标志社会制度根本转变的划时代意义，否定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历史，否定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成就。
“从1949年到1976年，粮食的人均占有量从418斤增加到615斤。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工业化基础建设的情况下，尽管人民群众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在当时是世界公认的奇迹。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1.2%。这个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求是》2009年8月16日)现在年均9％以上的GDP，是把外国在中国办的企业的产值计算在内的，它约占25％左右。由于前30年帝国主义搞封锁没有洋人在中国办企业，因此按可比性较强的工农业总产值来比，前30年的8.2％就会高于后30年的不到8％。这样，怎么能说前30年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他采取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本质，背弃实亊求是就会走上邪路。
他在2007年两会期间会见中外记者时说，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3月17日，见各新闻媒体)。他还在2008年两会上会见记者时指出：“如同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囯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2007年2月27日在主流媒体上他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提出由于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因而在处理囯家关系时不能“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联系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把社会主义中国总理的身份自贬为“学生”并向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老师”鞠躬；在美国自由女神像下把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说成“基于自由的创造”；在美国人大搞“中美国”(即把中国变成依附于美国的经济体)的情况下，大讲中美“同舟共济”、“相救如左右手”，便不难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即“普世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这和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所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认为全人类价值高于社会主义价值，因而应当少讲甚至放弃阶级斗争尤其是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在根本上是接近的。他所说的应当实行普世价值主张的“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说穿了就是要把给西化派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式的附庸资本主义即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自由，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
他在2008年3月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对当前这次思想解放提出要做到“祖宗不足法，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突出强调这三点，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人所共知，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者)拨乱反正的斗争越来越有力；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要求摆脱弱势群体地位的愿望空前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资改派把“不问姓社姓资”叫做第二次思想解放、把“不问姓公姓私”叫做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提出“三不足”，无疑在客观上起着鼓励右派在解放思想时不要怕被人骂为丢祖宗、不要怕拨乱反正的强大声势、不要怕人民群众普遍反对的作用。
他对于当前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多次强调“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重要”。我们知道，这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就是说，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如信心之类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对这种危机，应揭露它的实质和危害，以保护人民利益，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他却不但以“相救如左右手”的姿态去挽救美帝国主义，而且用大树信心来鼓劲。这样，便使“只有救美国才能救中国”、“只有美国才能救中国”的声浪大增。
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就会大滑坡。《色•戒》这种宣
传卖国主义的影片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就说明殖民文化、汉奸文化占据了什么地位。
在实事求是时时讲的氛围中竟会产生严重的“诚信危机”，立党为公时时讲的共产党中竟会发生相当多的买官卖官现象，人性大爱时时讲的社会中竟会充斥毒奶、毒酒、毒大米，就说明思想道德的滑坡有多么严重。
第二，致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在公有制经济逐步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温家宝策划和主持制定的“非公36条”，大大推进了产权私有化。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指出：“根据有关资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数字），2006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是48%比52%；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2%比68%；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7%比63%”(毛泽东旗帜网，2009年7月3 日)。这导致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主人公论坛网2008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同时，使“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导致问题越积越多。就拿和城市的贫富差距来说，便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这样，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便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更不用说成千万的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
他说：“经济适用房，大多数是面向中产阶级的。”(2007年11月19日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工商界人士晚歺会上的讲话，新华社报道)大家知道，尽管有些人把中等收入者也算作中产阶级，但大多数人的共识是，它的主体是不同于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层次的资产阶级。据有关专家统计，拿2005年私营企业主群体同1956年我国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私营企业主人数为当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人数为当时250万的18.8倍，资本额按可比价格计算为当时24亿元的639倍。因此，新资产阶级的存在，不仅是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且是连极右派也承认的事实。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改革后的三十年，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个有钱人，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人民日报社《强国论坛》，2006年12月6日)问题在于，他明明知道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便走上了邪路，却硬要坚持这种所谓的改革。
制定并参与推行苏联休克疗法的美国“教授”萨克斯对我国的改革路径早就明确地说过：“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与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2004年2月9日）温家宝也说：“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公正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国家政通人和、兴旺发达；就是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让每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得以迸发，成功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在英国剑桥大学的演讲)把改革开放的实质归结为实现“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无疑也会导致“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使中国变成西方囯家的附庸。
这样，自然会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
第三，致使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
温家宝在前面提到的2007年2月27日的文章中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联系他的其他言论便可以看出，这实质上是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说不清，现在说不清，将来难说清。
“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这实质上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即社会主义革命有理，这个大道理是不对的；社会主义要服从经济建设。生产方式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生产力有个归谁所有的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都表明社会主义是纲，包括文化工作、经济工作在内的具体工作是目。大讲社会主义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应当“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用以经济建设为纲取代以社会主义为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实质上是主张在国内熄灭我们的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必然会助长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
“正是这种多样文化的并存、交汇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这实质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根本动力、根本标准即真正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融合”进西方囯家以钱为纲、以资为本的庸俗发展观里去。
正是在这种庸俗发展观的影响下,出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所指出
的“带血的GDP”和许多人所说的“浪费型GDP”的问题，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这
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包括：
(一)假冒伪劣产品充斥。仅以豆腐渣工程为例，湖南凤凰山大桥等多处在建工程的垮塌；网上所讲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囯际规定的60％，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经济无政府主义泛滥，使重复建设大量发生。这自然会使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促使发生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
(三)造成经济同时过热过冷的二元现象。地方政府在以GDP为纲的理念之下，投资建设
的有关行业如钢铁、水泥、房地产是过热的，而制造业则是过冷的。这必然造成宏观调控进一步失效，使整个经济结构失衡并助长通货膨胀。
(四)体制、机制的弊端形成障碍。例如，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7年下降为35.4％。(参见《中国统计摘要-2008》第35页)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的“灰色收入”达4.8万亿元，这大多是通过行贿受贿等途径获得的。但由于对这类体制、机制改革很少，所以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相当大。
(五) 黑市经济非常猖獗。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家，使他们短期内
获取5－10倍的暴利，而老百姓根本买不到。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
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大量充斥着暗箱操作的权钱交易。
(六)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网上说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7％以上，如果扣除这些，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七)对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伤。大批工人的雇佣化、贫困化；约5000多万职工下岗失业；广大农民工超时劳动、工伤增多、矿难频发、常常被拖欠工资，怎么能不影响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八)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高10倍左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这使我们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这种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剥削越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的局面。
(九)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害。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现在中国29
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23个行业中占优势地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乌有
之乡》2008年3月28日)
(十)利用外资逐渐演变成被外资利用。“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7月19日)“海外热钱大肆投机房地产，严重透支了老百姓的购买力和土地资源。”(《理论动态》2008年4月30日)“从合资到控股，百吨世界级金矿(贵州烂泥沟金矿)遭外资低价圈占，仅国家的税费这一块就损失12个亿。”(《报刊文摘》2008年5月12日)由于“我们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都集中到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完全由银行决定，这就是现代金融业的特点。实际经济中的经济形式虚拟化了，财富流动不再和实物相联系，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经济形式，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从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张宏良，《瞭望》2008年4月号)可见，银行被外商控制，将给我国的经济安全带来极大危险。
(十一)民族企业受到很大挤压和歧视。为国家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民族企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扩大外需，而这就要和其他穷国竞争，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但这反过来会使内需进一步萎缩。对外资给予税收超国民待遇，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 ，也使民族企业长期处于极不利的竞争位置。
随着当前这场和庸俗发展观影响的扩大有直接关系的经济危机不断加重，恶性通货膨胀也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发生，会使我们的囯民经济受到更大损害，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当然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长征途中的湘江战役使8万红军损失5万是件坏事，但它使相当部分人警醒过来，下决心改变了错误领导，又是一件大好事一样，30年来终于比较全面、彻底地打破了他们编造的“补课(搞一段资本主义)式改革有利于经济发展”、“西方国家那种民主、自由、人权才能遏制腐败、强国富民”两大神话，使相当多的同志警醒过来，下决心拨乱反正，则是天大的好事。
第四，致使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
通过实行产权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政府职能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消极腐败、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国资流失、三农问题等等，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然后把这种不满转嫁到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上，从而制造内乱、分裂，以实现殖民地化，是赵紫阳集团搞垮党和国家的惯用手法。多年来，这个集团在出卖祖国和人民利益方面犯下了大量罪行。对此，甄卫国在《09建言》中列举了十五条。
一是把大量的国有资产贱卖给外商，“仅十多家银行由此造成的损失便达17000多亿元”(张宏良，《乌有之乡》2007年6月5日)。
二是今年2月27日美国财政部披露，到2008年6月底，中国所持有的美国“垃圾股票”、“垃圾债券” 达到12050亿美元。加上美元贬值等等，致使“全国每人被剥夺一万多元血汗钱”(仲大军，《毛泽东旗帜网》2008年11月)。
三是将600吨黄金存放在美国，置国家战略储备于危险境地。
四是通过协助外商搞商业贿赂，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并购中国品牌、限制国产设备，严重阻碍了我国的自主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
五是类似于商务部郭京毅那样的“法规卖国”行为。
六是使跨国粮商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导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榨油企业大量亏损之类。
七是极力将中国变成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导致资源和财富大量流向西方。
八是在海外投资造成非正常巨亏，例如中国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等等。
九是一些人包括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
十是民运组织的开支2009年将达1.8亿美元，这些经费主要来自美国的民主基金会等机构的捐款等等。
十一是他们大量散布卖国主义谬论，如赵紫阳说： “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这样，有人一定会说我是卖国主义，但这却是客观的现实”〈《软禁中的谈话》笫323
页〉，等等。
十二是丑化和否定我们的革命先烈、民族英雄，千方百计给汉奸卖国贼包括汪精卫翻案，等等。
十三是茅于轼、曹思远等几乎所有西化派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拿洋大人钱之类。十四是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孙子海外的形式存在的隐性官僚买办，等等。网上不少文章说一位国务院高官的儿子温云松(化名郑建源)是平安保险的靠山，有资产700多亿，是真是假，应向人民讲清。
十五是近几年许多大中城市外国（主要是美国）人办的各类“培训班”有数千家，对我百万青少年毒化洗脑，等等。(主人公论坛网，2009年6月)
每个稍有爱国之心的炎黄子孙，更不用说党员、干部，都有义务站出来揭批他们的这些卖国罪行，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多数人口诛笔伐之日，就是西化派垮台之时。
第五，致使赵紫阳集团的气焰更加嚣张。
温家宝的一些话，和赵紫阳的言论相当接近。例如，《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香
港开放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透露，赵紫阳通过对看望他的亲信发表谈话并传播出去的方式，继续发号施令时说过：“土地永佃制、承包制，九百九十九年都不要变”(第369页)。2005年在两会期间会见记者时温家宝说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永远不变。”
对“八九风波”，温家宝往往归结为民主问题。2008年温家宝在美国接受了美国CNN主
持人 “你认为二十五年之后，中国会不会举办全国性的选举，其中或许有两个政党出
来角逐你现在的位置”的提问时答道：“二十五年后的事情我很难预料。但是我相信中国的民主将不断发展。”这等于说，他并不清楚25年之后中国还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一定能再坚持25年。主持人出示了一张当时温家宝在天安门广场随同赵紫阳看望示威者的照片，询问他从那次经历中得到了什么教训。温答：“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时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我想你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有关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这也是说，中国从那场风波中得到的教训，其核心不是防止“颜色革命”、和平演变，而是民主问题。
赵紫阳的一些亲信旧部，和温家宝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如大骂共产党非法的“新西山会议”策划者高尚全等人便是这样。
温家宝配合过赵紫阳集团的战略部署。在赵紫阳讲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总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方向(指像欧洲社会民主党那样搞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第384页)之后，其喉舌《炎黄春秋》在2007年2月初便宣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公开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指导下稍有改良的资本主义旗帜。而温家宝便在这个月的27日，发表了前面提到的那篇宣扬“普世价值”的著名长文。
温家宝受到赵紫阳集团重要成员们的极力举荐。2007年9月，《亚洲週刊》等不少香港
报刊报道：“今年9月7、8 日，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作为特邀嘉宾，随同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著名理论家谢韬前来香港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杜导正在多个场合都会朗读温家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等多条语录。他们还说“体察民情是温总理执政的工作作风”，突出点出了谁执政的问题。这难免被人看成是希望温家宝成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
不少人认为温家宝被极右派当作他们的“大领导”。例如，对于中国著名时评网站凯迪网开设的屠杀左派讨论专栏所说的“作为对大领导的建议，我觉得这是化解经济危机，解决我国目前内部矛盾的唯一转折机会。先狙杀毛左，后走上正路，这是对人民负责！棋局无解，唯有奇峰突兀”。他们觉得这里所说的“大领导”，指的就是温家宝。
这些，便致使赵紫阳集团更加疯狂。最近李锐、胡绩伟等12个赵紫阳的老部下和亲信在香港联名出书，呼吁“为赵紫阳平反，以后逐渐平反「六四」”(《多维新闻网》2009年4月10日)。还有的公开叫嚷：“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裁的、专制的党，不应该反对吗？”(中央党校教授杜光，《杜光文存》第11页)“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旗帜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颠覆。”(囯防大学研究员辛子陵，《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要“以暴力克服暴力”；“军队里面也有明白人，如他们认为不能通过民主的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实现，就可能发生军事政变。”(谢韬，《在成都座谈会上的讲话》，《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魏巍同志指出：“我们应分清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修正主义集团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他还带着共产党的帽子，穿着共产党的外衣，有时还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而极右派如果上台，那就会撕去一切伪装，对共产党就会是血腥凶残地镇压，现在的西山会议派和大资本家汪兆钧之流就是代表，他们对共产党是发自骨子里的仇恨，是彻底的反共派。”(乌有之乡网，2008年8月 30 日)显然，他认为赵紫阳集团这些极右派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第六，致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更大损害。
不少人都知道，网上盛传温家宝的夫人张万莉是大珠宝商，儿子温云松是平安保险的后台，有资产700多亿元，而英国汇丰银行又是他的大后台。真相如何，应向全国人民讲清。如果此事属实，再加上前面所说的他致使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思想得到更大解放、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产生更大影响、庸俗发展观造成更大危害、卖国求荣的犯罪行为更严重地发生，自然会使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成为“老大难”，从而损害人民利益。
例如，腐败现象相当严重。《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目前，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3以上。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 “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报告说：“约60％以上的中国人相信暴发户的财富是通过非法手段攫取的。”
两极分化不断加剧。《中国信息报》报道，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超过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 0.04%的人口掌握了70%社会财富，相当多的平民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养不起老。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至少是没长多少。“中国拥有100万美元可支配资产的富豪多达41.5万人。中国的百万富豪人数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7月8日）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并没有如同 GDP那样上升，相反，普遍感到生活艰难。由于富者的子女与穷人的子女不一样，可以受到好的教育、就业不成问题等等，父辈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地位会传递给后代，出现代际转移。这必然造成富者愈来愈富，穷者愈来愈穷。贫富悬殊使部分群众心理失衡，有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
社会治安不断恶化。 “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 8万左右。
物价继续大幅上涨。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日新指出；“2006年物价指数持续上升1.5％
时，对现金、存款、购买力都打了个折扣，平均每人损失300元。现在又在大幅上涨，
每人该损失多少元？叫他们怎么生活啊！”(《从数字看改革开放后30年》第3页)
对这些问题，赵紫阳集团往往以历朝历代都有来辯护，但他们无法正确回答30年来从总体上说腐败现象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两极分化为什么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还严重，治安恶化和私有制经济、分配不公等等是什么关系，物价失控和市场经济的弊端有没有联系等问题。
这里所引用的资料因无法一一核实，难免会有错误，但基本事实肯定是驳不倒的。只要基本事实站得住脚，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在对这类问题应当怎么看、怎么办上，就终归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综上所述，可见当前我国正面临发生内乱、分裂、殖民地化的严重危险。“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或国外政策都深受美国影响，基本上所有的政策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乔良，乌有之乡网2009年7月18日)。这充分揭示了美国人所称呼的“中美国”的实质。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切实解决党群关系上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为此进行更坚决、更有力、更有效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应当防止赵紫阳集团利用这些矛盾制造事端，引发內乱分裂，乱中夺权。“联合左派，推翻政府”；“在21世纪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就是国内外阶级敌人极其险恶的战略图谋，我们必须时刻万分警惕。为了防止发生比苏联党垮台、国解体惨重百倍的民族大灾难，我们只有把反对内乱、分裂、殖民地化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一项任务；只有注意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尽力争取更多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爱国统一战线；只有揭露西化派假共产党的真面目，防止人们把对假共产党的不满发泄到真共产党身上：只有把打垮赵紫阳集团作为突破口，进而战胜包括西化派和补课派在内的整个资改派，才符合毛主席的策略思想，才比较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务必要紧紧抓住当前这个30年来最有利的时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打垮资改派、实现大转折”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