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30, 2018

胡德平: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

——重温中共中央[1991]15号文件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2018-09-27
         19917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一份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对私有企业和今后工商联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这份文件俗称中央15号文件。
         15号文件的核心内容主要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对现在的私营企业主,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地类比和等同”。第二句话是“更不要像五十年代那样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三句是“工商联绝非‘一代而亡’,而是重任在肩”。“这项工作的成功,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重大贡献。”中央15号文件的印发至今已经27年,它有不适应改革进度的地方,当然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而进,但上面说的三点内容仍未过时。当时起草文件的背景,还是全国大反“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还需等下一个来年。中央还同意了文件这一提法:“我国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并在党的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更为规范的表述。
    本文史限于文件中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资改造的问题,结合当前实际谈点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的国营企业和民族工商业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经济各行业的公私合营,速度之快确有中国的特色。首先是巨大的政治动员力量。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同志亲自讲话,这种动员令的作用石破天惊,无人可以阻挡,从而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任务。民族工商业者首当其冲,用公私合营和平赎买的方式,完成了对资改造。可取之处,这种公私合营的办法是和平的方法,严格区别开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暴力的做法。其次,对于民族工商业者来说,对公私合营道路的选择也是被迫无奈的。全国的粮、棉、大部分农副产品、土特产品都进行了统购统销的管制,民间银行率先进行了国有化,一切流通渠道只有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两条渠道。民族工商业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别无出路可走。在工商业者中,白天挂牌,晚上抱头痛哭者当不在少数。第三,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97日的谈话为证。在公私合营的运动中,什么资产评估,无形资产,经营管理人才的合理安排,面向市场生产一切都无从谈起。《上海的早晨》一书中形象地反映了公私合营后,资方人士一句经典的话,大意是这样的:原来的生产要考虑花色品种,现在按照计划指令,大批量的生产,生产效率快多了。
    我国公私合营速度之快,大大超过党中央的预期,很多中央领导人并不认为是什么好事,但潮流形成之后,任何批评意见都是无意义的了。1956127日,毛泽东同志是如何评价这场对资改造的运动呢?他讲:“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70页)过去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果今天还难以理解的话,就让实践回答吧。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这种机会,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我国现在的民营企业,多以有限责任公司的面目出现,不少公司还发展为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或成为国际性的公众公司。说来也怪,民有性质的公司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竟占到全国的70%左右。我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产生的民有企业是要发展下去,还是又要借助历史的惯性,重走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的老路呢?
    近日,吴小平的文章认为“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难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吗?我国的股市初立阶段,有人就提出这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大好机会。结果股市建立伊始就变形走样,丝毫不反映经济的总体情况,反而成为大庄家聚财的可心工具。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是为人民的需求服务,不是为民富国强服务,而是为“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公有制又是为谁服务?吴小平有些话好像又在说反话,所以我意思的针对性是否准确,待查。
    某副部长强调“企业的民主管理”,怎么把政协的“协商民主”的机制搬到民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他说的“职工与企业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不是打着共享、民主的旗帜搞“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吗?这和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陈有西律师对此的质疑是完全有理由的。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关村的民办科技企业的“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产权模式,经营方式差远了。现在应是改革的深入发展期,而舆论确是如此灰色,政府官员认识又如此混乱,说改革要攻坚,要壮士断腕,不亦难乎?
         926日,一主流媒体刊登一文,报道“截至目前,已有40余家上市民企发布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触及或跌破平仓线的公告”。“其中十余家公司采取紧急停牌的方式自救,部分公司则主动向国资背景股东‘出让’控制权自救。”文章竟说:这种做法不但有利于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质押平仓风险,而且还会对股价形成利好,有利于延长企业有续期。如果是在一个公平市场上来说这些个案,当然无错,但现实情况是,做实业的民有公司在企业项目的立项、批地、贷款都存在着普遍的,不一视同仁的问题,这不就是歧视性的对待吗?这个极其危险的情况,连党中央、国务院都不回避,我国的主流媒体更要正视民营企业遇到的这些重要问题,呼吁解决的办法,千万不要拿民营企业被迫认可的办法,当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过去五十年代经过公私合营,走过的国家资本主义之路,今天绝不再走。
    在民有经济遇到很大困难的当下,我觉得,今天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和昨天人们的思想认识差别太大了。昨天已经认识清楚,解决了的问题,今天又用一种新的形式复活起来。仍用一条挤压民有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当然公营、私营在公平,一视同仁的环境中,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革,这不但不应反对,而且还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经由否定之否定走上一条历史复兴之路的。
         201634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强调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党章都写明了这一点,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为此,特别介绍一下1991年中央15号文件,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2018927




“你骂红卫兵试试?”


(明镜网,2018-09-29 
        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心中不禁感慨。虽然我觉得自从看了很多心灵鸡汤之后已经大彻大悟的想通了,不再谈政治话题,不再跟人争论政治观点,不再关注国事民生,要心怀满满的正能量外加中国梦,过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过好小日子的老年生活,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还是忍不住想说话。
    这篇文章是讲了这么个事儿:
    日本侵略者进入我国之后,陈寅恪的父亲为了抗议,用绝食表明自己决心:坚决抵制日本侵略者。由于老人身体体弱多病,不久就去世了。陈寅恪为父亲料理完丧事之后,跟随着学校到了云南昆明。
    陈寅恪原本打算带着家人举家搬迁到英国,他去牛津大学任教。但是走到香港的时候,二战爆发了,兵荒马乱,没有办法出国,就只能暂时在香港住了下来,并且在香港大学任教。陈寅恪以为在香港应该会没有那么多的战乱,可以在这里安心的搞文学了,没想到不久之后,日军就占领了香港。
    陈寅恪带着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已经东躲西藏很多年,他已经不想再这样躲下去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使得他早年患有的眼疾更加严重,稍不注意,甚至会失明。因此陈寅恪将自己的家人安排送走,自己坐在家中,等着日本人上门来。
    当日本士兵气势汹汹的推开了陈寅恪的大门,准备大肆抄家时,却看见了坐在屋子中间的陈寅恪。他不像其他人家那样惧怕日本人,而是气定神闲地坐着闭目养神,丝毫不把日军放在眼里。
    日军把陈寅恪团团围住,一位日本军官用生硬的中文问道:你是谁?陈寅恪慢慢的睁开双眼,直接用东京方言将日军大骂一顿。日本军官先是愣在那里,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听到别人这样训斥自己的原因。过了一会,日本军官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原来陈寅恪早年在多国都留过学,并且是语言大师,他所讲的是日本最高级的地道的东京方言,而这位日本军官恰恰是陈寅恪的校友,但是比陈寅恪的年级低。所以这位日本军官只能带着自己的手下灰溜溜的走了,并且吩咐手下以后都不要来打扰他。
    在这篇文章后,有26986条留言。因为我没下载APP,所以留言看不到,但是看到了一条被点赞无数而置顶的留言:你骂红卫兵试试。
    这个在日本鬼子面前毫无惧色敢大声痛骂的知识分子,这个让日本鬼子认怂且尊重的知识分子,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里,因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身份,被列为重点打倒的对象。红卫兵们对其多次抄家(日本鬼子都没敢抄的家我红卫兵抄了),并且在他家门口周围张贴大字报,用高音喇叭对其骚扰、恐吓,以及最后将他们全家扫地出门。最使他伤心的是,他在战乱中颠沛流离多年都未舍得丢掉一直珍藏的大量书籍、诗文稿,都被洗劫。这个敢骂日本鬼子的人还真没敢骂红卫兵,倘若他真的像骂日本人那样骂红卫兵,他哪还能挣扎到69年,66年就被打死了。据说蒋介石在台湾听说他的死讯,手里的水杯掉在了地上,流泪了。这个传说不知道真假,但我有点相信是真的。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被称为500年才出一个的教授,蒋介石曾称其为国宝。1948年,蒋介石下令:国宝们一定要去台湾。陈寅恪也真想去来着,带着家人乘飞机到南京,第二天飞上海,但最后未能去成。老蒋为他的死掉了眼泪,听来可信度较高。我也希望他当年能跑到台湾去,这样他会多留下一些文学研究的著作。我知道我这样想政治不正确,但我认为他的研究和著作不是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事儿,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失去了,就是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损失。与其让他在大陆思想改造,不如让他去台湾搞点学术了。
    日本鬼子为什么挨了陈寅恪的骂不但没杀他反而无声退下并下令以后不准骚扰他?我猜不杀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眼前这个人虽然是中国人,但是会说高层次的东京方言;二是眼前这个人虽然是中国人,但他曾是他的校友;东京方言,曾是校友,就这两条打消了他对眼前这个“中国人”施暴的念头,所以手下留情了,仅此而已。这一点他们真不如我红卫兵大军。破四旧,砸毁了多少名胜古迹,毁掉了多少珍贵的历史文物,挖祖坟,砸庙宇,烧牌匾,对自己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只有厌恶和仇恨,哪里还有丝毫的尊崇或敬畏之心呢?搞武斗,对手不都是校友或别的学校的同学么?要论对自家人下狠手,恐怕没人能比过当年的红卫兵。
    前些天某个日子来临时,我所在的某作协群有不少人在怀念,用词之肉麻令人作呕发指:说全世界只有那个人是没有缺点的领袖,是最彻底的伟大,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还有一个人说,毛主席多么英明啊,用红卫兵打击了官僚体制,又用贫下中农教育了广大青年学生。文革真是一场有意义的探索啊……
    我看了心里那个奇怪啊,这还都是些读书人啊,怎么脑子里全是屎啊!以牺牲千万人性命和国民经济崩溃为代价的探索,能叫探索吗?如果这叫探索,那么这一次探索沒能成功,是不是还要来二次呢?一场宫斗,非得赋予它高大上的意义,这样的民族,是不是还会宫斗不止呢?
    “你骂红卫兵试试”。这几个字太具有穿透力,这里面的疯狂,无须多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作者:秋天的颜色,微信)

Thursday, September 27, 2018

两粒未发芽的种子:《邮报》与五角大楼文件案

 左亦鲁,《读书》2018年第8
  能拥有某种专属称呼,往往代表着声誉和传统。斯皮尔伯格把他关于《华盛顿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的电影命名为《邮报》(The Post),想必也有这层意思。影片讲述了一个传统大报捍卫新闻和表达自由的故事——更具体些,是主流媒体如何对抗一个不受欢迎的共和党总统。联想到特朗普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CNN等媒体围绕“假新闻”(fake news)的种种争论,《邮报》这个电影简直不能更应景了。
  除了由斯皮尔伯格执导,本片的主演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和汤姆·汉克斯,三人过去加起来共获得八座奥斯卡小金人和不计其数的提名。再加上曾以《聚焦》(Spotlight)——另一部关于新闻自由和媒体良知的电影——获得最佳原创剧本奖的乔什·辛格(Josh Singer),无怪乎以毒舌吐槽著称的《诚实预告片》(The Honest Trailer)半开玩笑地说,《邮报》索性把“冲着奥斯卡去的”直接加进片名算了。
  《邮报》的确是一部非常“主旋律”的电影。它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委托一个小组完成了一份检讨美国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七年间对越政治和军事干预的报告,也就是“五角大楼文件”。“吹哨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出于对美国对越政策的不满,将这份文件先后交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希望唤醒公众讨论和监督。《纽约时报》的报道开始于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华盛顿邮报》在五天后跟上。尼克松政府向法庭申请禁令阻止发表文件,案子最终打到最高法院,并以两份报纸的胜利告终。
  故事的“套路”非常好莱坞。与《圣经》中那些关于拯救和救赎的故事一样,五角大楼文件案代表着一种“宪法救赎”(constitutional redemption)的叙事。在故事中,“好人”(埃尔斯伯格、新闻媒体、持多数意见的法官)和“坏人”(尼克松政府)一目了然、黑白分明。更重要的是,过程虽曲折艰难,但胜利总会在最后一刻到来。这不仅是普通观众最喜闻乐见的故事,如宪法学者杰克·巴尔金所言,也正是这种故事的存在,使人们在面对暂时甚至长久的不公时,仍旧对国家和宪法保持信仰。
  然而,在第九十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瞄着奥斯卡而去的《邮报》却颗粒无收。过于迎合“主旋律”和“政治正确”,稍不小心就会滑向保守甚至平庸。《邮报》和五角大楼文件案中其实蕴含着两粒饱含戏剧和理论张力的“种子”,但遗憾的是,斯皮尔伯格却没有让这两粒种子生根发芽。
      第一粒种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
  发表五角大楼文件是否会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是的话,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两者究竟孰轻孰重?
  《邮报》对这一张力的处理是浅尝辄止的。在获得文件后,当编辑和记者在主编布雷德利家争分夺秒地撰写报道时,法律顾问和布雷德利就在隔壁房间进行了一次讨论。法律顾问质问布雷德利:“你能确定发表这批文件后,不会有任何一次军事行动、任何一名士兵的生命和任何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因此受到损害吗?”法律顾问提醒布雷德利,《纽约时报》之所以用三个月去审阅这批档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试图尽可能避免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华盛顿邮报》却只有七个小时,这足够识别并排除其中的国家安全隐患吗?布雷德利的回答是:我当然不知道,所以才把你们叫来。然而,律师就能够做出这种判断吗?《邮报》对此再无着墨,争议就这样被回避掉了。
  随着电影深入,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张力被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以一种更极端和戏剧化的方式提出。在庭审时,法官这样提问:“如果‘二战’时提前掌握了诺曼底登陆D日的计划,你们会提前发表吗?”法官的假设把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间潜在的冲突推到极致。《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对此的回答是:“我不认为进攻欧洲的计划和对美国卷入越南的历史调查之间具有可比性。”这一回答很有技巧。律师通过降低甚至否认五角大楼文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批文件不过是一份“历史调查”,而不是作战计划或机密情报——釜底抽薪地化解了法官的假设。这批文件其实没那么重要,对国家安全也没什么影响,一切纯粹是尼克松政府反应过度了,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的对立并不存在。纵观全片,这不只是律师法庭辩论的策略,整部电影也不断在用“过度反应论”来消解甚至取消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间的紧张。换言之,《邮报》所讲的不是一个天平上“新闻自由”的砝码最终压倒“国家安全”的故事,而是天平上只有“新闻自由”,从来没有“国家安全”的砝码。
  但现实中反对的声音一直都在。至少最高法院内部意见就不统一。几位持异议的法官就认为,文件发表会导致“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伯格(Warren Earl Burger)大法官还特别强调,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司法机关并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判断。公布文件是否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严重?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把这种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交由九位法官决定是否合适?在“辉格党史学”式叙述下,这些声音和考量在《邮报》中很难被听到。
  更进一步,假如五角大楼文件的确对国家安全毫无威胁,这也会降低五角大楼文件案的光荣与伟大。伟大往往源自选择甚至牺牲。被放弃的一方分量越重,选择越挣扎和困难,越能突显最终被选择对象的价值。如果这批文件只属于无关紧要的“故纸堆”,那新闻自由的胜利也就变得不那么激动人心了。换言之,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间既存在冲突和紧张,但又是某种“共生”和“相互成全”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的“矮化”或是导致《邮报》全片张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这粒种子充分展开,就像打开了一座戏剧和理论张力的富矿。国家安全是一种极端或例外状态,它就像“压力测试”,可以试探并呈现出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绝大多数权利的极限、边界甚至裂痕。新闻自由、表达自由、隐私、法律正当程序乃至人身安全,无论内在逻辑还是外部关系,在国家安全面前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暴露和考验。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例外状态意味着“法秩序自身的悬置”“界定了法秩序的门槛或是界限”。当日常政治的法秩序被悬置,种种权利也来到了灰色地带。借用但丁《神曲》的概念,国家安全使权利保护进入了合法与非法、保护与不保护的“边狱”(limbo)。
      “一只手缚在身后”还是“并非自杀契约”?
  假如一枚小型核弹即将在你所居住的城市爆炸,你眼前的恐怖分子或嫌疑人掌握爆炸的时间地点,你是否愿意采取一些侵犯恐怖分子权利的手段(如刑讯逼供)来挽救上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冲突的极端例子。把一切推到极限,选择其实可以被简化为:是要个人权利,还是国家安全?面对这种极端的“二选一”,存在两种立场:一种可被称为“一只手缚在身后”,另一种则是“并非自杀契约”(not a suicide pact)。
  前一种立场借自前以色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阿隆·巴拉克(Aharon Barak),它代表了一种权利和法治至上论。与很多国家相比,以色列对安全(不安全)的感受或许更加深刻,但恰恰是这位以色列大法官提出,即使是面临战争或恐怖主义威胁,对权利的保护仍不可有丝毫妥协——哪怕这意味着国家不得不“将一只手缚在身后与敌人作战”。把这一立场适用到五角大楼文件案,意味着新闻自由必须压倒国家安全,哪怕这会造成“士兵阵亡、对同盟的破坏、与敌人谈判难度增加、外交斡旋无法进行、战争延长和我方被俘人员释放的延迟”。这是我们为了新闻和表达自由愿意承担的风险。
  “一只手缚在身后”在修辞上有一个“陷阱”,它容易让人感觉缚起一只手只是增加了获胜的“成本”,只不过要比两只手作战来得困难。原本十招就能克敌,现在必须变成三十招或五十招——但这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但“一只手缚在身后”不曾明言,多数人也未曾细想的一个可能是:只用一只手,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涉及恐怖袭击和战争,“打输了”往往意味着大量无辜生命的逝去甚至国破家亡。面对这种代价,仍要把一只手绑在身后吗?
  在这方面,《邮报》的深度甚至不及《战略特勤组》(Unthinkable)这样的好莱坞动作片。片中的“H”是一名冷血的刑讯专家,为了情报他可以把种种“unthinkable”的酷刑施加于恐怖分子及其家人。在影片的高潮,当H为了得到最后一枚核弹地点而准备在恐怖分子眼前,对其两个未成年孩子用刑时,女特工坚决地予以拒绝:“我们是人!就让炸弹爆炸吧!”女特工做出了她的选择。两个孩子得以逃脱H的魔爪,但恐怖分子至死也未说出最后一枚核弹的下落。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就落在这枚即将爆炸的炸弹上。是让一座城市和成千上万生命毁灭,还是眼睁睁看着两个可爱的孩子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所有观众都会感受到这种撕扯,也会做出各自的选择。张力也因此而生。
  “一只手缚在身后”亦可得到理论化的表述与支撑。在事关焚烧国旗是否受保护的“得克萨斯诉约翰逊案”(Texas v. Johnson)中,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大法官就曾主张,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和认同并不在国旗或其他任何具体、实在的有形物,而是宪法里凝聚和保护的价值。借用布伦南的逻辑,“一只手缚在身后”的理论基础是强调:维系和定义共同体存续的是抽象、无形的理想和价值,而非具体、有形的个人和实体。“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我们”这个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自由、法治和权利保护等各种价值和理念。当我们为了有形和具体的存在而放弃无形和抽象的价值时,“我们”和共同体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反之,当我们为了理想和价值而缚起一只手甚至牺牲时,“我们”却获得了永生。哪怕最后输了,我们是以“我们”的面貌输的,我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坚持和原则。那一刻,破就是立,死就代表着生。
  “并非自杀契约”则代表了另一种立场。在权利和共同体安全间,它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特米尼诺诉芝加哥案”(Terminiello v. Chicago),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H. Jackson)法官在异议中警告:“如果最高法院不把实践智慧加入原则逻辑,那么就会出现把宪法的《权利法案》变成一份自杀契约的危险。”但真正将它发扬光大的是波斯纳。“九一一”事件五年后,波斯纳出版了一本探讨国家安全与针对关押、审讯、监听和言论自由等权利关系的著作,书的名字就叫《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
  顾名思义,“并非自杀契约”的逻辑是:宪法的确保护各种权利,但写下这些权利是为了让共同体变得更好,而不是毁灭这个共同体。美国宪法序言开头第一句话即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人民,为了组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其中“更完美的联邦”(a more perfect union)是关键。凝聚、向心、“合”——而非撕裂、离心与“分”——才是权利保护的真谛。以新闻和表达自由为例,之所以要保护公众知情、舆论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权利,是因为它们有利于共同体的维系和改善。但共同体既是这些权利受到保护的原因,也是否定和限制这些权利的理由。当权利的行使伤害到共同体存续这一底线,权利必须受到限制。
  布莱克门(Harry A. Blackmun)法官在五角大楼文件案中也表达了异议:“归根结底,第一修正案只是宪法的一部分……宪法的每个条款都很重要,我不能以降低宪法其他条款为代价,采取一种对第一修正案不受限制的、绝对主义的保护。”一言以蔽之,宪法上的权利不能颠覆宪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并非自杀契约”朴素的道理。在“并非自杀契约”的背后,是霍布斯的自我保存作为第一自然律和“必要性无法可循”(necessitas non habet legem)的古老法谚。
  受“九一一”事件的刺激,“并非自杀契约”不只在学者的思考中被激活,更是进入了大量影视文艺作品,其典型的代表就是“九一一”同年推出的《二十四小时》。主人公杰克·鲍尔简直就是“并非自杀契约”原则行走的化身。在必要性和国家安全面前,无论是刑讯逼供甚或为了满足恐怖分子要求处决自己的同事,杰克·鲍尔从不犹豫。剧中的上级甚至总统虽然对杰克·鲍尔的抗命独行和游走于法律边缘常大动肝火,但在更深层次上,他们和观众一样心知肚明,自由和法律的秩序有时必须由不自由和非法的手段守护。被新一代影迷奉上神坛的诺兰《蝙蝠侠:黑暗骑士》讨论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了维护哥谭市的法律与秩序,蝙蝠侠深知自己必须在法外行事(蝙蝠侠为了抓住小丑而建立的全民监控系统,更是有着浓厚的后“九一一”色彩)。就像片名所体现的,蝙蝠侠虽然是骑士,但只能是黑暗骑士。
  “一只手缚在身后”和“并非自杀契约”分别代表了一段光谱的两个极点。前者是个人权利至上、自由和个人主义的,后者则是共同体利益至上,更倾向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前者深受康德影响,后者的精神导师则是霍布斯。前者更像《三体》中的程心,后者的代表则是罗辑、章北海和维德。两者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高下对错之分,现实中更多是在这两个极点间的平衡与取舍,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选一。正因为极端,这两种立场才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和理论张力。但遗憾的是,《邮报》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两极中间的拉扯、纠结和选择。
      第二粒种子:新闻-表达自由与平等
  《邮报》中隐藏的另一个张力点来自新闻-表达自由与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梅丽尔·斯特里普扮演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格雷厄姆这一角色上。拍摄五角大楼文件案,有很多“英雄”和“好人”可供选择:吹哨者埃尔斯伯格、布莱克门和布伦南等自由派大法官、身处一线的编辑记者,甚至给《纽约时报》担任辩护律师的著名法学家亚历山大·毕克尔(Alexander Bickel)。但斯皮尔伯格选择凯,说明他想为老故事找一个新角度——他想在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中加入平等的元素。
  凯在影片中有两个作用:一是当包括布莱德利在内的男性迟疑甚至退缩时,是她的勇气和决断领导着众人。就像在《邮报》的官方海报中,凯和主编布莱德利沿着望不见头的台阶而上,凯在前引领,布莱德利落后几步紧紧跟随。二是提醒观众,一个出身如此优越且身处一个为自由而奋斗的群体中的女性尚且要面对种种性别歧视,女性平权可谓道阻且长。
  《邮报》中有四场表现性别权力结构的戏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场是凯和布莱德利第一次会面,镜头语言让我们跟凯一起走进餐厅:餐厅中全是身着正装的男性,他们在闲聊和看报,空气中烟雾缭绕。凯拎着公文包抱着一摞厚厚的文件走进来,还碰倒了一把椅子,显得突兀又笨拙。凯引来众人侧目——她不仅打破了宁静,更打破了男性对空间的垄断。接下来是一段凯和布莱德利的对话,观众可以感受两人的熟悉和友谊,直到凯提出女性读者流失的问题,并建议布莱德利对女性议题多些关注,轻松融洽的气氛戛然而止。布莱德利非常粗暴地打断凯:“你少管闲事!”斯特里普完美呈现了那一刻凯的错愕、受伤和尴尬。
  第二场戏是凯出席上市前的管理层会议,会议室内同样烟雾缭绕,站满了身着深色正装的男性,排斥感和压迫感显而易见。另一位男性高管阿瑟·帕森斯——而不是凯——才是实际的权力中心。凯在会议上的表现也难称合格,她紧张忘词,要靠被她称为圆桌骑士“加拉哈德”(Galahad)的弗里兹救场才勉强过关。第三场是《华盛顿邮报》上市的答谢宴,在长长的宴会桌旁,凯仍旧是这个由光影营造的压抑灰暗场景中唯一的女性。最后则是最高法院。在口头辩论结束后,媒体一窝蜂地涌向《纽约时报》主编罗森塔尔,备受冷落的凯只有从旁边离开。
  后两场戏其实都是凯的光辉时刻,但她(以及她所代表的女性)仍处于绝对少数和弱势。不过在这两场戏中,导演又都安排了一条“女性通道”,给人以“希望的种子已经播下”之感。在凯参加上市答谢宴前,宴会厅门口的楼梯上站满了女秘书和助理,凯迎着她们的目光步入门后那个男性世界;同样,当凯从最高法院拾级而下时,围在她周围的同样是一张张充满尊重和敬佩的女性面孔。
  但性别平等这粒种子同样没有发芽。性别平等只是本片添加的一味调料,而不是在理论和价值层面与“自由”构成张力的另一极。凯的挫折和困境的确多少代表了女性在那个时代所遭受的不公,但凯最终的“胜利”和“超越”却只属于她个人,不反映任何体制性或结构性的改变。在此意义上,反倒是那些在“女性通道”旁默默注视凯的女性更具代表性。
  与第一粒“种子”一样,“新闻-表达自由vs.平等”同样是一座张力和深度的富矿。五角大楼文件案所处的时代,也正是表达的自由与平等间张力开始显现的时候。在《分裂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Divided)一书中,著名宪法学家欧文·费斯(Owen Fiss)就不无伤感地感叹:“自由主义者正在和自己作战。曾几何时,表达自由让大家团结一致,现在却变成了分裂和冲突之源。”七十年代是分裂的开始。
  分裂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平等的加入。民权运动、反战抗议、嬉皮士和反文化以及女权运动使美国社会的利益和诉求变得前所未有的多元。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各种平等问题开始纷纷“入侵”表达自由。
  性别平等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色情作品的保护上。女权主义者开始与她们的自由派盟友分道扬镳。在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看来,色情作品绝非“言词而已”(only words),保护它们并不是保护表达自由;恰恰相反,色情作品代表了社会结构的不公,代表了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保护它是进一步固化对女性的歧视。而在涉及焚烧十字架、新纳粹和3K党等“仇恨言论”和种族主义言论时,表达自由又开始与种族平等的价值激烈交锋,并导致了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与自由派的决裂。除了性别和种族,或许还可以加上阶级或贫富这一因素。在当代关于竞选经费(campaign finance)改革的讨论中,主张对竞选经费不应设限的一派认为,给候选人捐款就相当于捐款人在进行政治表达——正如不能限制一个人一天只能发表一次政治言论或一次只说三句话一样,同样不应对捐款金额做出限制;反对方则指出,取消对政治捐款的限制会放大有钱人已有的优势,同时压缩和弱化穷人的发言权和言论,这是对“一人一票”平等原则的践踏。
  在一定程度上,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重大表达自由问题都很难再被简单化约成只关乎“自由”,而变成自由与平等间的冲突与平衡。在美国语境下,这意味着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两大“巨人”间的战争。就在最高法院这个开庭期,我们又看到了性向平等加入了与表达自由的“战斗”。在“蛋糕案”(Masterpiece Cakeshop, Ltd.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中,一位蛋糕店老板认为制作婚礼蛋糕是自己的表达,并以表达自由为由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而被拒绝的同性伴侣则主张蛋糕店老板违反了科罗拉多州反歧视法案,是在基于顾客的性取向进行歧视。最高法院最终选择基于宗教自由支持蛋糕店主的主张,这种对表达自由的“回避”或许正恰恰反映了表达自由与平等间冲突的棘手甚至无解。
  从戏里再切换到戏外,关于《邮报》参与角逐的第九十届奥斯卡奖,众人瞩目的焦点显然是针对性骚扰的“#MeToo”和“Time's Up”运动,以及凭借《三块广告牌》获得最佳女主角的弗朗西斯·麦克多蒙德获奖致辞中对男女同工同酬和“包容条款”(inclusionrider)的呼吁。当“暴风骤雨”已在现实降临,《邮报》中对性别议题的隔靴搔痒显然很难取悦学院评委。
  当然,电影不是学术论文,没有人奢望在电影中进行深度理论探讨。但电影毕竟是造梦的艺术,它本应为我们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带领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探索更宽广的边界。故事本应比现实丰富和精彩。但当电影中的故事在张力、深度和复杂性上远落后于现实时,这或许多少可以解释《邮报》的奥斯卡遇冷。不过话说回来,如果《邮报》让所蕴含的那两粒种子充分生长,是否会因触犯到新的“天花板”和“政治正确”而过犹不及,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理查德·波斯纳著,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Aharon Barak, The Judge in a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言词而已》,凯瑟琳·麦金农著,王笑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例外状态》,吉奥乔·阿甘本著,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五年版)

Tuesday, September 25, 2018

路爱国: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红歌会,2014-10-10 来源:乌有之乡网刊
路爱国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私有制下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什么?
  不久前,党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执政能力与执政地位分不开,加强执政能力,为的是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9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正如中央文件指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党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领导方式和能力,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腐败现象严重等等。这些问题的确需要认真解决,否则,的确严重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能力。 
  但在目前,对共产党执政能力最大的潜在威胁来自私有化。根据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不需要共产党掌权,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正像资产阶级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公有制为基础一样,共产党掌权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从长远来看,由于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生产关系,推进私有化对共产党执政地位产生最致命的威胁。
  苏联和东欧的实践表明,共产党下台必然意味着重建私有制;历史还将证明,无论以什么名义,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最终丧失执政地位。如果其他问题可以经过共产党本身的努力得到解决的话,例如历史上的各种党内外教育运动加强了共产党的战斗力,那么,私有化则是一条不归路,一旦在这条路走下去,共产党本身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扭转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从共产党的利益出发,维护公有制应该被当作维护其执政地位的不可逾越的底线,而推进私有化无疑于促使共产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迅跑。可以说,私有化是世界为数不多仍在执政的共产党所能采取的最不明智的举动。
      一、为什么推进私有化将导致共产党丧失政权
  首先,推进私有化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是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区别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无论中国还是国外,几乎所有执政和在野政党都认同国家富强、祖国统一、人民富裕的目标,包括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们无不宣称自己为国家、民族利益服务,无不宣称自己是领导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人选。共产党与所有这些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主张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主张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实现这些目标,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万恶之源,使人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使劳动人民成为财富和国家的主人。一句话,共产党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主张消灭私有制。
  消灭私有制就是建立公有制经济的过程,而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经济是现代人类历史的创举。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没有现成的道路好走,因此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掌握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什么形式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具体步骤如何,需要建立怎样的相应机制等等,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而且只能通过不断探索和试验,在实践中逐步完成,因此,中国共产党政府从不排斥改革创新,事实上,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过程就是一部不断改革创新的历史。但是,无论进行怎样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对共产党来说,消灭私有制应该是一个不能动摇的大方向。如果一个执政的共产党非但不大力建立和扩大非私有制经济,不断完善新生的公有制经济,朝着最终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努力,反而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甚至通过种种方式,动摇甚至挖掉已经建立起来的公有制基础,导致已经基本上消失的私有制死灰复燃,甚至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个党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背离了自己的根本宗旨,把自己混同于剥削阶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建成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而不管最高纲领还是最低纲领都要求消灭剥削制度即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个建党的初衷体现在“一大”党纲中,也体现在随后的党章中。新中国的建立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历程,见证了共产党是一个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党,它忠诚实践自己的纲领,兑现自己的庄严承诺,长期得到中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和支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犯过错误,出现过失误,但并没有动摇广大人民对党的信念,因为党的宗旨没有改变,错误和失误是在实现自己宗旨的过程中出现的,而这个宗旨是得到广大人民普遍认可的。
  但是,如果共产党政府推进私有化,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表明共产党中途转轨,放弃自己建党初衷和宗旨,扭转了长期以来以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昭示天下的传统形象。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公有制这个安身立命之本,共产党不得不把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但是,与公有制这个磐石相比,市场经济犹如起伏不定的江海。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只有涨潮没有退潮,只有繁荣没有衰退,无论经济增长多么出色,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低潮。综观世界,由于经济波动导致执政党下台和政府更替的事例司空见惯。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民有权要求一个搞不好经济的政府下台,包括那些未必对经济困难负有直接责任、但却碰巧在位的执政党。因此,对共产党来说,把经济增长当作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无疑于把执政的命运押在了变换不定的事物上,极大增加了自己未来地位的不确定性。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波动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共产党继续坚持公有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经济发展即使遇到暂时困难,仍然不大可能动摇它的执政地位,因为共产党在所有制问题上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只要人民仍然支持公有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就是不可替代的,它仍然有机会领导国家重振经济,例如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相反,如果共产党推行私有化,把自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经济发展或者“实现小康社会”上,经济一旦出现较大波动,人民生活一旦出现较大困难,对共产党执政将带来毁灭性打击,因为这表明它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到那时,共产党又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其他政党竞争上台,如果后者宣称自己更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小康”?
  亚洲四小龙和我国其他周边国家的实践表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甚至实现一定程度的经济赶超,并不必然需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在发展经济或者说“实现小康”方面,共产党执政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但是,在公有制条件下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执政者则非共产党莫属,因为唯有共产党不但主张发展生产力,而且主张消灭私有制,在公有制为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不但主张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主张全社会共同富裕,平等分享社会财富;不但主张“实现小康”,而且主张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用“小康社会”代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任何执政党都可以把前者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惟有共产党执政才会把后者当作自己的目标。)
  第二,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改变了工人阶级作为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奴隶的地位,夺回了本来属于他们的劳动果实,随后,通过建立公有制,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变成了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者。掌握生产资料的阶级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共产党政府代表工人阶级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其他不掌握或者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的阶级即使长期存在,也根本不能对共产党执政地位形成实质性挑战。作为代表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主人的先锋队,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推进私有化意味着鼓励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一方面催生出新生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重新沦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力的群体,其中一些人甚至变成朝不保夕的“弱势群体”。随着工人阶级丧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由国家的统治阶级变成了被统治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共产党继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地位实际上相当于1949年以前的革命时期,即代表不掌握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而它的使命应该是领导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把生产资料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目前吊诡之处在于,在现实中,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只不过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已经不是统治阶级了。这种极度矛盾的错位状况不可能持久存在,它不符合我们所有已知的历史逻辑。
  随着私有化的深入,随着大量国有企业改制,不但新工人几乎全部以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许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基本原理说,雇佣劳动者在市场经济下的确获得了“自由”,也就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只不过,即使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公平价格,他们在劳动场所的命运也只有被榨取剩余劳动一途。无论在市场还是在工厂,资本永远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铁律。
  私有企业的壮大必然造就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从自己拥有的企业/商业的工人身上不断获取利润,积累财富,随着财富增长,他们必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努力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以便保卫自己的利益。市场化和私有化越深入,资本家阶级掌握的财富越多,他们寻求政治主导权的愿望就会越强烈,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实力也会更强大。从长远来看,如果私有化方向不变,总有一天,资产阶级会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谋求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权力,直到最终掌握国家政权,名正言顺地按照他们面貌改造整个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想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它在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面前就会越来越无招架之力,被迫下台只是迟早的问题。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推进私有制、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共产党亲手造就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过程。
  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驾驭资产阶级。但问题在于,究竟是共产党驾御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驾御共产党,不取决于共产党本身的愿望或者意志,而取决于双方的力量对比。指望依靠意志力量维护自己执政地位不过是一厢情愿。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教育等非物质力量作用有限,因为批判的武器永远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甚至变成了“弱势群体”,连共产党政府的正常运做都越来越依靠资产阶级纳税,共产党又能依靠什么来驾驭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呢?在不少地方,“能人”即有钱人已经取代了共产党,公然、合法地成了地方经济或村民致富的所谓带头人,致使群众开始把富裕的希望从共产党身上转到了这些富人身上,以前指望和依靠共产党,而现在则不得不指望和依靠有钱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相当于事实上向富人出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把群众推向资产阶级怀抱。
  资产阶级并不真正支持共产党,也永远不会支持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在目前共产党仍然执政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来的服从不过是生存之道,他们在等待自己的成熟,也在等待共产党本身的演变。只要私有化大方向不变,时间就在他们一边。一旦势力壮大,时机成熟,他们必然自立门户,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或者公开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与他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类一样主导国家政治,根据资本家的利益制定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律和秩序。
  面对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和日益衰落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很可能不得不悄然改变自己的立场,用某些貌似中性、实则暧昧的提法,模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淡化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目标,力图通过改变自己,向有产者/资本家阶级靠拢,获得他们的拥戴和支持。“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出,正是在现实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压力下,共产党谋求政党转型的一个初步表现。事实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建立之初开始,从来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提出“三个代表”,实际上是向“全民党”转型的一种暗示,而接受资本家入党等具体实践,正好暴露和验证了这种提法的真实意图。只要允许资本家入党,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便会蜕化为业主/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所谓“全民党”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过渡形式罢了。
  所以,不要说共产党变成“全民党”已经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即使中国共产党真想成为一个全民党,打算代表相互对立的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实践中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尤其在阶级分野日益分明的今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共产党不但抛弃自己代表的无产阶级,脱离其他劳动大众,同时,除非心甘情愿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否则,也会在被利用之后遭到日益渴望政权的资产阶级抛弃,最终陷入孤家寡人境地。
  第三,推进私有化极大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
  在“国退民进”(实质上是“公退私进”)过程中,维持政府职能的经济来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共产党不能不越来越依靠来自私有企业的税收过日子。这种经济依赖性必然改变共产党的依靠力量和服务对象,从根本上限制了共产党执政的效率和行动能力。这个问题越往基层越明显。目前,全国县级以下国有企业几乎消失殆尽,私有企业成为所谓“利税大户”,没有这些企业纳税,地方政府甚至不能保持正常运转。这就把把共产党基层政权逼进了一个死角,私有企业成了共产党政府的衣食父母,除了依靠他们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媚富、傍大款,直到官商勾结,沆瀣一气。事实表明,一旦丧失了公有经济的支撑,一旦私有企业变成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官商勾结具有必然性,不这样做反而是不正常的。
  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政府必然被要求向纳税户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为纳税人服务”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政府话语中,大有取代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个传统口号的势头。说到底,正是由于私有化的发展,使新兴资本家阶级变成了所谓纳税大户,给了他们要求共产党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权利。
  不仅政府税收要依靠资本家,而且地方经济发展也要依靠资本家,资本家阶级从而获得了要求政府为自己服务的双重资格。越来越依靠资本家阶级的共产党政府,不能不与广大劳动人民形成对立,这在发生劳资冲突的时候尤其明显。这时,本应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些共产党基层政府,出于自身生存和地方经济的考虑,生怕伤害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常常不惜牺牲劳动者利益来“维护良好的投资环境”,为资本家利润积累创造条件。的确,假如各级政府自己不掌握生产资料,如果不依靠有产者投资和组织生产,又能依靠什么来“繁荣”当地经济呢。
  这种利益关系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尤其在地方,私有化迫使共产党政府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结果,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完全服从中央,在发生矛盾或冲突的时候,其决策和行为越来越摇摆于两端之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指示,还是满足当地“纳税大户”的需要?是服从全国大局,还是地方利益为先?衡量的天平越来越向地方资本势力倾斜,导致中央政令不通,上传下达渠道阻塞,共产党令行禁止的非凡行动能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管不了地方的现象愈演愈烈。共产党越来越说到做不到,即使有心杀敌,也难免无力回天。
  共产党历来以高超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著称。但这些年来,中央政府心想事成的记录可以说越来越糟,基本是想什么,偏偏做不到什么。说要“共同富裕”,实际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说要在20世纪末消灭贫困,实际上不但目标没有实现,贫困问题反而变成了社会痼疾;说要反腐倡廉,实际上腐败之风越刮越盛,甚至不少地方的干部前腐后继,成片烂掉;说要搞好生态环境,实际上环境治理投资不少而成效甚微,滥用资源和破坏生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说要保持社会稳定,实际上“群体事件”呈增长趋势,刑事案件频繁发生,自杀死亡数字惊人,矿难死伤人数排到了世界前列,社会安全感大大下降;等等。其他一系列问题,例如官员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偷税漏税、各种违规操作、吸毒贩毒、嫖娼卖淫、赌博、卷土重来的传染病、失学、失医、造假、圈钱等百姓关心和痛恨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多次提出要加以根治,实际上没有一个得到彻底解决。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几乎无一不能在中国找到,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现象在人们眼中慢慢成了“正常现象”,成了社会生活的“天然”组成部分。这说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把中国视同于其他社会,而人民也无可奈何地越来越不指望享受社会主义优越性了。
  的确,与亚非拉美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目前,除了GDP增长较快这种数量差别之外,以及除了共产党执政的政府之外,中国在经济社会体制上与它们已经没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同等经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医疗、全民文化等领域也已经丧失了任何优越性。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国家。
  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会说到做不到?一个解释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心想要实现某些目标,凭借共产党的传统强项,即强有力的组织和行动能力,它是不难做到的。但在现实中,许多应该解决的问题的确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很难把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共产党有意放纵不管、任其发展。真相在于,共产党的办事能力已经大大减弱,在一些情况下,它非不为,实不能也。
  导致共产党治理效力降低的元凶就是私有化。一方面,私有化导致产生两个决策中心,除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公开的决策中心,还有掌握财富和生产资料者这个潜在的决策中心,后者对前者形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对其行动能力发挥严重掣肘作用,往往使党的决策不了了之或者功亏一篑。另一方面,私有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推进私有化把劳动者变成打工仔,他们直接听命于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雇主,这与公有制条件下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对群众而言,政府既然不能提供就业,保住饭碗当然比响应党或政府的号召更重要。这就使共产党与劳动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对群众的号召力也必然越来越低。
  动员和组织群众本来是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力量所在。如果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共产党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组织涣散,行动不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律法规多么健全,法制建设多么完善,并不能真正增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一点,看看我们近年来的实践,再看看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政府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或低效,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第四,推进私有化彻底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相对立。共产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表现为: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资本创造价值;剥削有罪;造反有理;一切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进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反对以个人私利为核心的价值观,提倡大公无私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把个人融入集体和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倡团结友爱、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光明磊落、勤俭节约;批判和摈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旧观念旧思想;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
  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
  但是,推进私有化使社会的阶级和利益结构发生急剧变动,私有经济的不断扩大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巨大冲击,使私有观念随私有产权一道卷土重来,重新开始占据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众所周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通行丛林法则,崇尚所谓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是私利,温情脉脉面纱掩盖的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随着私有产权的建立和扩大,价值观重新被颠倒过来。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与提倡个人发家致富的私有制社会格格不入,推进私有化把共产党推向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在意识形态上丧失了过去一贯的光明磊落,既不肯放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又不能与资产阶级决裂,于是腰杆不直,说话不硬,底气不足,甚至言不由衷,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挑战面前开始溃不成军。由于共产党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与私有经济的现实格格不入,为了不致显得过于迂腐甚至荒谬,共产党不得不“与时俱进”,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妥协,寄希望于不知不觉间完成意识形态的转向。
  例如,共产党主张消灭剥削,而推进私有化实际上以鼓励剥削为前提,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而反抗剥削反倒可能被戴上破坏“先进生产力”的罪名。共产党主张逐步消灭阶级,主张人人平等,但私有化不但必然产生阶级分化,而且导致两极化愈演愈烈。当工人失去工作、打工者拿不到报酬、许多人不得温饱、而有产者财源滚滚、富人穷奢极欲的时候,人人平等只能沦为笑谈。共产党主张劳动光荣,而私有化使劳动者重新成为为他人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对那些超时工作的“血汗工厂”工人或任何打工者来说,劳动光荣又从何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对劳动者有害,对资本家也未必有益。总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根本不适用私有制社会,因此才会日渐衰微、气息奄奄,逐渐从社会主流变成了支流。
  再如,共产党历来要求共产党员尤其党的干部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但如果这样做的后果无非造就出一批穷奢极欲的富豪以及日益卑微化的劳动大众,坚持党员干部操守的意义又在那里?在利己主义被奉为社会信条的时代,对干部实行脱离群众的高薪根本不可能养廉,因为日复一日地面对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和奢侈生活方式,党员干部不甘下风的攀比心理必然膨胀,手中的权力很容易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这样,保持清廉尚且不易,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更是难上加难,这种要求实际上不再具有普遍可行性,变成了对个别“圣人”而不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普通党员同样面临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在私企工作的党员,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党章的要求,是站在工人阶级一边与资本家斗争,组织起来,夺回劳动果实,推翻剥削制度,还是响应政府推动“民营/私有企业”发展的号召,老老实实作资本家的驯服劳动工具?当党员们兢兢业业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时候,如何体现共产党的价值体系,如何发挥共产党先锋队作用?总之,推进私有化使共产党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的价值观,更难以把以往的雷锋、王进喜、甚至改革中的许振超这类工农兵模范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学习楷模,保持党员先进性实在是无从谈起。
  随着私有经济日益强大,大众传媒不再主要是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喉舌,而越来越变成了资本/资本家阶级的工具。在金钱运做下,许多传媒大肆宣扬剥削阶级价值观,大树特树资本主义社会备受推崇的个人发财致富和所谓企业家(实为资本家)精神,让他们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着私有化的推进日益深入人心,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由于缺乏公有制的支持,自己推进私有化的行动否定了自己的宣传,因而越来越丧失公信力,丧失人民的信任,越来越像是一种虚假宣传。
  总之,这些年来,我们目睹了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全面思想混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几近崩溃,社会道德大幅度沦落,金钱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上升为个人成就的核心标志。在丧失了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和社会理想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被当作凝聚社会人心的粘合剂。然而,诉诸民族主义是各式各样其他政党的拿手好戏,其极端形式表现为民族压迫甚至种族灭绝。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它坚持阶级学说,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置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前提下。如果沦落到惟有祭起民族主义旗帜的地步,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就不存在了。
  第五,推进私有化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最终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
  与历史上任何革命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仅仅是改朝换代,用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没有剥削的崭新社会。产生剥削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私有制,因此,所谓推翻剥削制度,说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在这个基础上消灭剥削,实现按劳分配,走共同富裕道路,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带领中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基础。
  共产党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仁人志士的追随,能够由弱到强,打败所有强大的敌人,直到夺取全国政权,正是由于它的这个宗旨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大吸引力,它提出的推翻剥削制度、劳动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理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共产党执政的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是否在口头上宣称代表人民,因为任何政党为了争取选票都会这样声称,而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建立和发展公有制,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掌权的执政党。任何剥削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
  推进私有化则完全否定共产党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历史。
  推进私有化等于全盘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旧社会各种丑恶现象丛生,许多有志之士当年怀着改天换地、建立新中国的愿望,加入到共产党队伍中,无数优秀党员和赞成党的事业的仁人志士为中国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直至生命。然而,推进私有化导致旧病复发,原来已经灭迹或基本消除的社会恶疾再次泛滥,“旧社会”现象重现,例如,少数人家财万贯,许多人不得温饱;有权有势者耀武扬威,“弱势群体”低三下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上笑贫不笑娼;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共产党恐怕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旧社会,从而难以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革命历史的正确性。试想,如果推翻一个私有制,最后不过证明是用另一个私有制取而代之,革命带来的变化只不过是各阶级成员的调整,那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就不存在本质区别,而共产党坚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无非是利用人民的支持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这样,人民又有什么特殊理由一定要拥护共产党继续执政呢?
  推行私有化不仅否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而且否定共产党的建设历史。共产党执政后逐步建立起公有制,成功地从源头上消灭了旧社会丑恶现象。建国初期,公有制不占主导地位,各种所有制并存,私有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但是,由于这种状况导致两极分化重新抬头,旧社会现象出现故态复萌苗头,此外,私有企业与新生的公有经济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断出现摩擦甚至冲突,为了维护新生的革命政权和年轻的社会主义事业,维护革命的成果,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以建立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奠定了公有制基础,创造了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推进私有化则反其道而行之:农村小农经济的复归基本上否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国有企业让位给私有企业基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各个经济领域基本上否定了国有化措施;打破“铁饭碗”基本上否定了有保障的全民就业;各行各业的产业化/商业化基本上否定了原有的社会服务体系和教育体系;等等。一句话,推进私有化使整个社会重新化公为私,这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合理性,否定了围绕生产关系变革的各种运动和措施的合理性,也否定了共产党建国后前30年的基本方针路线,客观上把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定位于一场历史性错误。
  如果消灭私有制、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不再被认为是正确的宗旨和实践,而推进私有化反倒是正确的,那么,在建党80多年历史中,除了推进私有化的改革年代,共产党三分之二以上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就不能不是在错误路线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显然,推进私有化必然导致共产党用自己的行动否定自己的历史,这也难怪这些年来翻案之风盛行,从否定建国以来各种运动,到质疑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甚至建国之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身。从发展私有经济的观点看来,共产党领导推翻私有制的革命实无必要,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更属于瞎折腾,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大部分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无非使历史走上弯路,耽搁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推进私有化割裂党的历史,通过否定共产党的基本宗旨,改写了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也就等于否定了自己,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放到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如果共产党在自己大部分历史中执行错误路线,那么,对这样一个历史不光彩、在根本原则上摇摆不定、见异思迁的政党,人们自然有权质疑它当前执政的合法性,甚至质疑它取得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推进私有化不可避免的政治恶果。
  二、共产党演变的几种可能性
  综上所述,私有化是对共产党执政地位最严峻、最致命的威胁,因为它摧毁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根本宗旨,动摇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削弱共产党政府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颠覆共产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导致否定共产党自身,使共产党难以实现长治久安。
  公有制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充分条件,正如苏东波所表明的,它并不能保证共产党不丧失政权。维持共产党政权还需要一系列其他重要条件。但是,公有制是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推进私有化,即通过“国退民进”(读为“公退私进”)重建私有制,结果只能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必要条件,让共产党最终丧失政权。
  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共产党面临以下几种演变可能性:
  一种是名存实亡。私有化过程中,少部分人掌握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日益壮大,当他们手中的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组成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在执政问题上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由于不再掌握生产资料,共产党力量大为削弱,不足以与掌握生产资料、羽翼丰满的资产阶级政党抗衡,因而,共产党或者被非法化,禁止参加政治,从而完全转入地下;或者作为合法存在的在野党苟延残喘,成为资产阶级政党游戏中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丧失了战斗力和重新执政的希望。
  另一种是名改实亡。共产党内有些人可能希望共产党逐渐演变为例如社会民主党,即资产阶级政党中主要代表所谓中产阶级的分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党,原有的共产党也就不复存在了。即使如此,这个党在与大资产阶级政党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很可能长期处于下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导致两极分化严重,中间阶层不发达,社会将在较长时期呈现金字塔结构,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之后恐怕也难以名实相符。同时,共产党领导层如果有这种打算,这种转变很可能不会顺利,有可能以共产党分裂告终。
  第三种是名亡实亡。在日益强大的资本/买办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共产党本身演变成大资本代言人,变成资产阶级政党,具体步骤是不断修改党章,改变党的组成,把越来越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进党内,从而改变党的性质,最后改变共产党的名称,完成蜕变转型,变成代表中国最有势力的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共产党垮台符合谁的利益?符合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西方国家利益,符合国内被推翻和正在重新崛起的剥削阶级的利益,特别是符合国内新兴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假如不幸出现这样的结局,尽管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动荡、分裂和其他一系列恶果,导致历史大倒退,但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它拥有5千年的历史,未来也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带领人民奋斗进取、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时代却结束了。
  共产党执政和公有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两个基本支柱,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大厦。失去了公有制这个支柱,必然导致动摇共产党执政这个支柱,最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历史性重大挫折。中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全球社会主义事业的悲剧。
  当然,共产党面前还有一条利党利民利国的选择,那就是重新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经过这些年上下其手、摧枯拉朽式的“公退私进”,目前中国的私有经济已经相当强大,重建公有制困难重重。但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在涉及共产党生死存亡、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来不得彷徨犹豫,不允许知难而退。尽管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是,凭借中国共产党依然拥有的权力和其他资源,只要下定决心,发扬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全心全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也许仍然有可能克服障碍,重新建立公有制的基础和主导地位,从而避免共产党下台、国家拉美化的前景。

Monday, September 24, 2018

美媒:川普政府的秘密反中国计划

By Jonathan SwanAxios2018-9-24
        根据川普政府的两位参与敏感的内部讨论会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计划发起一场政府范围的”针对中国的大型攻击。这两位未获授权与媒体讨论该计划的消息人士告诉我,这项工作预料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
        
消息人士说:针对中国的攻击计划既有言论也具有实质性,由政府部门参与,包括白宫(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领导)、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一位白宫官员告诉我,我们不仅把俄罗斯视为坏蛋,坏蛋 是俄罗斯和中国
        
白宫计划公布有关中国对美国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敌对行动的新信息,并采取行动。
        
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我,政府官员将宣布中国在网络攻击、干预选举和工业战争(例如知识产权盗窃)方面进行的恶意活动
        
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已经整理了大量数据,以支持其对中国的指控, 我们将公布中国人如何渗透美国,以及我们正在采取的对付行动。
        
消息人士还说,此一行动的幕后推动力来自国家安全部门 网络盗窃问题更频繁地出现在总统的每日简报会上
        
政府官员没有解释为什么政府现在采取这一行动。多年来,中国一直是贸易和网络方面的侵略者,川普政府已经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同时,川普对习近平主席保持着友善的言辞,希望他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川普对这种言辞的支持程度尚不清楚。据一位熟悉该计划的消息人士称,他对此开了绿灯。川普很可能继续对习近平采取正面的态度来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把最激烈的言辞交给纳瓦罗这样的中国问题鹰派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secret anti-China plans
By Jonathan SwanAxios2018-9-24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planning to launch a major, "administration-wide," broadside against China, according to two sources briefed on the sensitive internal discussions. These sources, who weren't authorized to discuss the plans with the media, told me the effort is expected to launch in the next few weeks.
        What we're hearing: The broadside against China — which is planned to be both rhetorical and substantive — will be "administration-wide," including the White House (led by senior officials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reasury, Commerce and Defense. "We're not just going to let Russia be the bogeyman," one White House official told me. "It's Russia and China."
        The White House plans to unveil new information about China's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America's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to act on i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will call out China for its "malign activity" in cyberattacks, election interference and industrial warfare (e.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 administration source told m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marshaled tons of data to support its charges against China. "We are going to show how the Chinese have infiltrated the U.S. and what we are doing to counter it," the source said.
        Behind the scenes: "The push is coming from the national security apparatus," the source added. "Cyber theft has been appearing more often in the PDBs [President's Daily Brief]."
        The unknowns: Neithe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explained why the administration is pursuing this now. China has been an aggressor on trade and cyber issues for years,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started a trade war with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Trump has maintained cheery rhetoric towar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hopes of cooperating on some issues.
        The extent to which Trump will lead this rhetorical push isn’t clear. But he's green lit it, according to a source familiar with the planning.
        There's a good chance Trump will keep saying positive things about Xi to protect their relationship, delegating the hottest rhetoric to China hawks like Peter Navarro. 

Saturday, September 22, 2018

曹习华: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2018-9-16, 微信公信号,  作者是长沙市委党校副教授 )
        1
    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变化,让人们容易忽视社会的其它变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之中,这种变革的性质类似历史上的1953年,但又超越1953
    经过1949年建政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1953年中央决定,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63-1968年左右,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主要就是对经济基础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叫“一体两翼”或“一化三改”,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封建社会之后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像苏联、中国都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通过革命的手段直接从封建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所以理论界一直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早产论”、“补课论”等论调。
    事实上,无论是苏俄还是中国,都是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事实来回应了“早产”“补课”的论调。问题是,原来准备十到十五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只用了三年就基本完成了。到1956年,中国宣布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所以今天有学者或政治家,在谈及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仓促冒进,给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影响,深为遗憾。
    但是,从1978年开始,在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领导下,中国启动了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连续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就基本完成了原来预计的七十年的目标,即2050年的目标。这时温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就应该未雨绸缪,思考一百年后怎么办。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2000年解决温饱,建党一百周年即2020年,解决小康,建国一百周年即2050年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当时预计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人均GDP一万美金左右,汽车进入千家万户。而现在的中国,即将到达这一关口,也就是2050年预计的目标,提前三十年实现了。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工业化水平和企业发展程度早已脱胎换骨,不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作坊式存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具备建设理想的社会主义条件,中国进入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已经成熟
            2
    相对于上一次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次社会主义改造有几个新的特点。
    一是改造时间上不急于求成。不设置改造时间长度,而是遵循发展规律,做到水到渠成,自然过渡。正因为要水到渠成,自然过渡,所以即使中国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也不成文、不宣传,而是以信仰引领,组织推动,政策导向,朝着目标坚定前行
    二是改造内容上更加全面。不仅仅是经济基础,也包括上层建筑。所以按照“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次社会主义改造,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的改造。
    三是改造的领导上要鲜明突出。上一次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大张旗鼓地强调党的领导,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957年,发生了反右斗争,最后因为反右扩大化,伤害了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一次特别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以达成全民共识。
    四是改造的具体方式更加灵活。经过建国七十年包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和思想积累,原来的理论会被扬弃。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模式不会复活,对市场经济不会否定,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做法不会重演。
             3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毫不动摇地发展国有经济,通过有别于上一次公私合营形成的纯公有制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既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资领域,也支持国有资本参股控股民营企业。特别在一些民营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可能造成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的时候,富有担当精神的国有资本开始收购民营企业,这在今天的上市公司中已不乏鲜见。如今年79号,金一文化控股实控人钟葱钟小冬兄弟一元钱卖掉了市值近9亿的股份,而买家是海淀区国资委下属企业。
    表现在政治领域,就是要进一步实现权力公有制。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没有权力公有制,会出现富有的权力阶层、特权集团,社会主义建设会出现严重问题。为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问题要同时解决,解决方法就是继续打造一个超越利益拥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之党的政治建设要放在首位,党要领导一切,党的建设要全覆盖,无死角。特别在新经济组织,即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中,要成立党组织,在新社会组织,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也要成立党组织。在进行经济改造同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任显然不同以往,最终既做到权力公有,也做到资本公有,正是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表现在文化领域,改变文化自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放任现象。在涉及到意识形态方面,要敢于亮剑,统一思想,形成强大的正能量。如像“反骨”这样的乐团,只能改名为“正骨”乐团,才能进行公开巡回演出。要彻底扭转事实上存在的对西方的文化自卑,传承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基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营造文化自信的氛围。要进一步规范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管理,全面做好舆情引导。
    表现在社会领域,建立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所有NGO都要接受党的领导,借鉴北京朝阳群众经验,充分发挥社区和群众共建共治优势。在精准扶贫完成后,全面开启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养老三免费工程,同时政府给全体公民免费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通过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免除全体国民的后顾之忧,化解民众反映强烈的贫富差距过大、生活成本太高负担太重问题,建立和谐美好社会,在民生保障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要教育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包容和支持,企业不可能发展壮大。如BAT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国家在网购税收上的豁免,在涉及金融创新上的支持,在游戏领域上的宽容等等,这些国家赋予的政策、制度红利是应该惠及全体国民的,事实上惠及了企业背后形形色色的股东,如果诸如此类股份制企业不能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长期缺位,本身就背离了公正公平原则。
    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消灭私有制。这里的私有制,不仅仅是经济上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包括政治上的权力私有制。在总结了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得失基础上,要同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权力公有制的“双公有制”。因为资本一旦公有,而权力依然私有,人类就会进入法西斯主义,成为权力待宰的羔羊;而权力一旦公有,而资本依然私有,人类就会进入羊吃人社会,成为资本的奴隶。
    把权力和资本都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让人民既不受资本的剥削,也免于权力的恐惧。通过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政治形态的未来中国,将会展现社会主义的崭新魅力,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走向。
    (文章已于2018-09-16修改) 






吴小平: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大风号,2018-09-11 
         在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私营经济已经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经过多年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左右,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丧失殆尽。但在当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从否定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角度,再次重申了党对按劳分配制度的肯定态度,明确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发展私营经济的理论政策。时间流逝,党的13大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 97年的15大则强调,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语气再次升级。2007年的17大把私营经济的地位再推一把,认为公私经济地位平等,共同促进,共同发展。
         进入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但在大量高新技术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存在巨大鸿沟。考虑到老龄化、经济增长优势和资源禀赋,此时我国追不上,将来可能一直追不上。而且,国与国的竞争态势开始倒退向百年前的重商主义,美国等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的对中国进行围堵,不公平的要求中国敞开市场,不合理对中国关闭市场,不友善的实施地缘政治威胁。此时,如果不能集中国家力量,完全让市场说话,彻底走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阻力。已经取得的优势和成果,也可能逐步丧失。
         我们确实看到,在历史上,一战二战前后,面对优势对手的层层紧逼,苏俄、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发展经济都表明:一方面允许大规模私营经济存在,一方面要求他们高度围绕国家意志发展,紧密服从国家发展要求,是短时间内获得国家竞争优势、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不二法门。
         谈起竞争,人与人、企业与企业、行业与行业、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视野是不同的。面对当今国运之争,当前强国之战,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统筹发展,必须令行禁止。仅以社保入税为例,这一问题引发部分私营企业界的敌意和不满,但我们必须看到:统一标准、上下一致、执行有力的社保统筹,是中国面对“未富先老”的社会发展现状和落实“老有所养”的执政承诺的唯一选择。也是缓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长期执行后贫富显著拉大的必然选择。如果大家都执行不同标准,有好处就各种公关,没好处就四散奔逃,一旦补贴就各种集中,一旦真集中就哭爹叫妈,这样的群体是没有纪律的,是没有深谋远虑的,是不足以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的。
        私营企业,有其优势,有其劣根。

Friday, September 21, 2018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明镜网, 2018-09-17 
时间:2018916日下午
地点: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主持人樊纲: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50人论坛就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是做论坛,我们是以讨论40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未来要进行的改革与开放和进一步发展所需要采取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我们来以讨论这个议题来纪念我们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今天大家同聚一堂,我们一方面来讨论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庆祝回顾50人论坛的20周年。
    为了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我们学术委员会也跟秘书处一起做了几个纪念品,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大家的兜里面的一本书《50人的20年》,是由我们50人论坛的成员大家共同投稿共同写的一本书,回顾2050人论坛讨论的很多问题,有些小的故事,包括我们怎么运行。第二个就是把过去一些珍贵的照片合成一个集子,出了一本相片集,叫做《一晃20年》,还请清华大学美院的老师做了点艺术设计,为每个人刻着名字做了一个小的雕塑,这个雕塑的艺术含义,我们通过一个视频可以看一看,一方面大家可以把纪念品从兜里边拿出来,一边咱们看一看小的视频。(播放视频)
    与此同时,新浪网为50人论坛制作了50人的20年纪念改革开放的视频节目,采访了18位论坛成员,我在这儿也放一点小视频的片段,大家看一看。放这个片段是为了让大家去到网上去看更多的片段。(播放视频)
    在我们50人论坛发展的过程当中,包括这次50人论坛20周年的准备过程当中,我们的企业家对我们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也做出了大量的贡献。这次新浪网也对五位企业家进行了采访,他们包括对50人论坛的一些评论我们也看一段小的视频。(播放视频)
    谢谢企业家们的祝福,企业家的这些期望也是在一定程度代表了社会对我们50人论坛的期望。要做到百年老店,也要不断地发展,所以在这儿也透露一个计划,我们这次会开完以后,50人论坛将进入第三次的换届,要更新了。上次我们是换了五位,这次要换十位,都是在50岁左右以下的,年轻化,只有年轻化了才能不断地发展。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有这么一个计划,我们开完会之后,就请大家来开始进入这个程序了。
         20年来,50人论坛的发展离不开在座诸位专家、学者、50人论坛成员的努力付出,我们都是忙人,各自都有各自的工作,但是大家聚到一起,确实讨论了很多问题。在此我代表学术委员会表示感谢,也得到了各界媒体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就大家共同鼓掌,来结束关于50人论坛20年的纪念板块。谢谢大家!(鼓掌)
    下面论坛开始,我们请五位50人论坛专家作为主旨发言,但是主旨发言每人只有十分钟,我们开个头,今天来的人很多,大家开始举手发言,争取大家都有发言的机会。
    第一位发言是吴敬琏老师。
    吴敬琏:非常高兴迎来我们改革开放40年和我们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年这个喜庆的日子,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我们怎么来进入来纪念改革开放的40年和50人论坛成立20年。我想最好的纪念这两个喜庆的办法就是认真地回顾我们这40年和20年的历程,总结这40年和20年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原因。找到这个正确的方向,找到正确的路径。然后从我们40年和20年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我们今后前进的方向和路径,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纪念的办法。经过这样的研究、分析、思考和总结,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和路径,砥砺前行,这样就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第二点意见,什么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和我们50人论坛工作的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去界定,而且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40年的主要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的方向,而且由它适合于我们情况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我们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这种气氛就能够保持甚至改进。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曲折的时候,那么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的建设的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出现了减慢甚至出现了倒退。
    我想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是不是总结得恰当,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这个40年、20年的节日里面,大家来共同研究、共同讨论。
    第三点意见,因为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目标的指导之下,是曲折地前进,40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和起伏。那么研究这样一些波折和起伏是能够使得我们加深我们对于改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的深度。比如说我们70年代末期开始了改革,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的方向是市场取向,或者当时的说法是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但是到底这个市场经济是什么样,因为我们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隔绝了多年,所以是用一个基本上是苏联学来的他们那套政治经济学在解决问题。进行了几年以后,并不太成功,于是就出现了80年代初期的曲折,就是推向计划经济为主。
    经过了这个曲折,在1984年总结了这个教训以后,就进了一步,就是三中全会我们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叫做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时候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各自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经过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的反复的讨论、选择,经过这一段争论大致上在1985年,1985年就是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经过讨论、争论,最后选择了我们如果用科尔内分类法,就是2B模式,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模式,党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七五建议里面叫做三团结的改革,就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和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条件体系,这通常叫做七五三条,这七五三条实际上就是由科尔内的话来说就是2B模式。但是这个又出现了曲折,1986年开始是叫做配套改革,但是几个月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执行不下去。所以到了1987年,就选择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国家调节市场引导企业。按照科尔内分类来说,这就是他说的1B模式,这是一个不成功的模式。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
    到了1988年和1989年的风波以后,又出现了一次曲折,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还是没有能够突出计划,所以口号改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本来有人是主张回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小平说不能改,一个字不能改。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经济的性质还是计划经济,这是个总框子,于是就出现了三年的经济衰退。这个曲折导致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过了一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50条纲领,确定了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提议,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得我们在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真正腾飞了。
    可是到了本世纪初,21世纪初期,特别是20052006年又出现了新的曲折,就是认为要强调国家的管理,强调国有经济的重要地位,甚至出现了某些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很快这个曲折又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在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的纲领,这个改革的纲领应该说在我们改革的过程中比起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而且对于改革的目标设定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336项的改革,是覆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曲折,但是所幸的是,经过每一次曲折,其实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就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第四点意见,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你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那么有没有出路呢?有人说这怎么弄呢?没有办法。其实是有办法的。它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我们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这些决定,把它落实。看来这个落实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最后一点,我建议一下我们50人经济论坛可以一项一项来讨论,上一次我已经说过一次,336项一项一项的讨论,需要调整的就调整,在我看来总体来说是适当的、是正确的。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要调整。
    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我们50人论坛应该在理清思想、推动改革上做出我们的贡献。谢谢!
    樊纲:就像吴老师说的,我们50人论坛每年都有若干个课题,这个课题分成一项一项的,课题往往针对某一个方面改革做一些专题性研究。那些研究可能不对外界开放,但是确实是50人论坛的一个使命,是工作的一项。
    下面有请楼继伟发言。十分钟时间。
    楼继伟:谢谢吴老师,谢谢樊纲。吴老师刚才从历史和改革各方面的维度讲了一下当前的使命。我就比较简单了,我就讲一个方面,重点讲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命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直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但是,问题仍就不断地冒出来,以不同的面貌冒出来,所以不得不再次强调一下这项改革。而且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实效。
    概念我想说一下,经济发展通常面对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交织的局面,前者可以采取反周期需求管理的办法应对,后者发生在经济的供给侧,即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机制和效率的提升,主要靠改革。因此,经济学原理和国际比较所称的“结构性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没有改。
    结构性改革的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政策的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中央之所以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我理解主要是提醒大家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比较典型的是“里根新政”、“撒切尔改革”等,都是结构性改革,都是危机推动的被动改革,不改革就做不下去。“撒切尔改革”的时候,英国叫做“英国病夫”,“里根改革”的时候,企业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70%,企业不愿意投资,经济出现危机。近年来,我们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改革的成效逐步显现,但是总体来看,改革还是要完善,改革的步伐还有进一步加快的空间。
    “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按说说的是环境标准、安全标准,包括有可能是技术性的这些质量标准,不符合这些要给企业时间改,实在不行就是下指标,就是把目标当手段。
    这个就是采取传统的办法,靠行政手段,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因此,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说一下供给侧改革的改革,分着说一下劳动力、资本、土地。劳动力方面重点是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加快改革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这方面谈起来太多了,点一点吧。
    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另外,要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流动性,在制度上促进劳资双方的平衡。2015年,OECD测算,我国对于非临时职工的保护在全球72个国家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极左翼的政府时期制定并沿用至今的相关法令。
    我们的实际感觉是我们的排名比欧洲高出许多,但是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因这个因素造成了扭曲,还不如欧洲,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不是都依法办事,在法律层面执行的还不够严格,一方面使合法合规经营的企业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对善于灵活变通的企业留下了寻租空间,对社会道德是负激励。
    劳动力要素方面讲了很多,我只讲一两点。在资本方面,重点是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前段时期,我们过度地混业,造成了一系列的金融乱象,在风险集聚的同时,也不断地提高资金成本,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习总书记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为实体经济服务。”
    目前,治理金融乱象的时候,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无论是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无论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所以就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不要忘记前面还要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这方面我是觉得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注意了后面,没有注意前面,或者注意了前面,没有注意后面,所以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简单点一点三个生产要素方面一些改革和重点,实际上就是常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α,这个生产函数Y,就是13个要素,劳动力labour,土地land,加上资本capital,前面有各个回归系数,所以前面括号之外成立一个α,为什么成立α?因为这个公式做出来是总供给,但是一回归历史发现,得出来不是当时的总供给了,为什么呢?因为α在变,通常就被解释为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解释为α。
    我们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着眼于这个神秘的α,也只有将结构性改革落实到位,才能真正将α释放,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提升我们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谢谢!
    樊纲:谢谢楼继伟。我这插一句。刘副总理走了,他坐在这我的时候,我在矛盾,欢迎刘副总理百忙当中,楼继伟说,刘副总理走了,不说点什么,刘副总理说悄悄地走,这个一来一往,确实反映了50人论坛的特点,50人论坛20年,多少人成了高官,从最初的低官成了高管,人民共和国财长、央行的行长,但是我们都是平等,不搞官场的这些程序,这也是我们的特点,我们集思广益,有不同的观点,同时我们有不同的身份,我们的学者,我们的官员,我们的企业家,大家共同讨论问题。所以,在这正好也是20年的纪念,我们这些一来一往,而且刘副总理非常重视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讲一讲,也是希望把它发扬光大下去。插这么一句话。
    下面请白重恩发言。
    白重恩:谢谢。今天我是准备了PPT。我想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市场制度基础”,今天我们的会议既是纪念50人论坛20周年,也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我们改革开放中市场制度的一些特色的思考。
         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市场制度环境方面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这样一个报告,然后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排序,有十个方面的小的排序,然后还有一个综合排名,这里面其实是有第11个,是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但是国际劳动组织非常反对这个排序,后来就不发布了,我们有十个。
    前面的括号之外的数字是最新的排名,括号里面的数字是2014年的排名,可以看到某些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还有在排序上的退步,当然排序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停滞不前,其他国家取得进步,我们在排序上就会退步。不一一读了,总体来说,尽管综合排名有了改善,但是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下面我想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经济增长到底是怎么取得的?因为经济学中都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是很难实现的,但是我们的制度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什么?
    第二,如果说过去有一些机制,使得我们的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得增长,那么这样的机制未来是不是还是有效?
    第三,如果未来会有效的话,未来我们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作者提出来这样一个答案,尽管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刚才世界银行的那些排序都是按照如果一个企业照章办事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的企业都照章办事,确实很多事都很难,但是我们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我们把它叫做一种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特惠的模式到底在什么条件下,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比较完善的普惠制度,当然也不需要特惠,但是完善的普惠制度,要形成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在普惠制度还够完善的情况下,如果也没有特惠,某些企业也得不到帮助,大家都得不到帮助,可能所有的企业都不能实现它的盈利和潜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特惠尽管不公平,但是还是使得某一些企业得到了发展。
    当然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它带来的损失有多大,如果说特惠的对象都是一些低效的企业,肯定是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如果说特惠的对象是一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那么经济就可以获得增长。那么是什么样的机制使得这些特惠的对象是相对比较高效的企业呢?刚才在前面加深了几个词,一个是地方政府有能力,第二是也有激励。地方政府选择那些特惠对象是受到激励的引导,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愿意选择这些效率比较高的企业来成为特惠对象呢?我们说,是从他个人的收益来考虑。这种收益不是那种狭义的个人的经济收益,可能是他的成就感,可能是他的政绩,当然也有可能是狭义的经济收益。我们认为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激励,选择这样的比较高效的企业,作为它的普惠对象。
    问题是这样一种特惠的模式是否可持续呢?就要看特惠模式到底它除了可以帮助某些企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说到有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带来资源的错配,如果给我们一些企业提供很多资源,其他企业要获得资源就比较难,这就会带来挤出效应,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说特惠对象都是低效的企业,不仅不公平,而且效率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特惠对象是比较高效的企业,对效率的影响就不是太大。地方政府除了有激励来选择这些有效率的企业来帮助之外,还要有能力。我们在追赶型的经济中,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识别哪些行业是下面这个阶段可以比较快速发展的行业,所以识别比较高效的特惠对象还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经济发展,随着追赶型的特征越来越弱,要让地方政府还能有效地识别高效的特惠对象,变得越来越难了。所以我们过去的这种特惠模式,在未来能够起到良好作用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这种特惠模式还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腐败问题、地方保护,因为地方政府保护了某些企业,愿意保护他的特惠对象,使得非特惠对象很难进入本地市场。另外,特惠对象跟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特惠对象是消费者,而是某些企业,所以消费者利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地方政府适应了,很喜欢特惠的模式当中,因为从中得到至少有权力选择哪些特惠对象,没有很强的激励改善普惠制度,这是一个长期问题。最后一个是特惠模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全国性的问题,地方政府没法解决,比如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地方政府无能能力。
    长期不可持续有这种问题,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才能知道怎么做得更好,如果地方政府没有激励,其实是很困难的。这样的激励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这也是一个问题,过去在特惠的制度模式之下,地方政府很难程度上受到特惠对象的影响,但是为了让他有激励,完善普惠的制度,应该说有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消费者,能够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才有激励建立普惠制度。所以我们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另外,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在这个过渡期怎么办?在这个过渡期,如果说我们减弱了地方政府提供普惠的能力或者是激励,都会带来短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要想办法来克服这样的问题。
    形成完善的普惠制度很困难,简单地讲一下世界银行排序当中比较落后的地方,比如设立企业,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从158名到93名,似乎是进步很大,但是这个是对于某些企业,很多企业因为简政放权确实更容易设立企业了,但是仍然有很多领域有很高的这种准入障碍,这些在它的数据中都反映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纳税这方面有退步,相对来说我们的税收负担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负担越来越重。这方面我们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改善,希望有更好、效率更高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盈利空间,更多地去投资,来改善环境,降低他们的负担是一个方面。在社保征收和营改增的征收能力都改善的情况下,当征收改善了,我们就有空间降低法定的缴费率和税率,这样可以为我们企业降低税负。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如普惠金融制度也是非常困难,投资者保护怎么来让投资者有信心来进行投资,这也是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最后,总结一下,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我们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这是我想跟大家汇报的。谢谢!
    樊纲:谢谢。下面请林毅夫发言。
    林毅夫: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我讲三点意见。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我们的人均GDP156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年前,50人论坛成立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40年,每年9.5%的增长,去年我们的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并且也是在过去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虽然过去40年的成绩很亮丽,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比如说在80年代、90年代,同样给我们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他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结果是他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他们都存在,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的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面讲非常清楚,应该是好的。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还搞得更复杂一点,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不可否认,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的发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40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这也是总书记在2006517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这是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必然产生理论;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必然产生思想。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也同时要进行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大家在打贸易战,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的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非常少,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通常是沿着他们的理论、他们的思路、他们的经验来做的,结果出发点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比如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他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就是怎么样来改变他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总的来讲,在1995年的时候,《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进,同时提出新的理论,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援助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的到来。谢谢。
    樊纲:下面最后一位主题发言人,请杨伟民发言。
    杨伟民:我们50人论坛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来纪念改革开放40年和50人论坛20年,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近一个时期社会上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这里边有来自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刚才吴老师回顾了若干曲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新时代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必须要加快改革。也不是小改革,而是要全面深化。不是虚改革,必须要啃硬骨头。不是假骨头,必须落地有声。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我觉得有这样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过去改革开放的很多措施其实就是为了速度、为了赶超。当时是必要的,但是也给政府决定资源配置一个理由。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所以下一步的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我记得总书记讲过类似的意思。所以要通过改革,要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这种机制,我觉得这三者是现在我们重大的三大失衡。现在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后是更多体现在我最后说的一句话上,而不仅仅是经济亿发展的问题。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过去我们认为所有制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因素,过去我们也注重了所有制改革形成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是今后我们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我认为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者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过去的改革我们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过去我们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纵向部门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我们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一样粗的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减权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
    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在创新发展的今天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西南交大做得效果非常好,原来科研成果不能转化,放在抽屉里,现在基本上都能转化了。让他们成为科研成果产业化或者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主体。过去都是由学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来转化,这个效果很不好。同时要保护民营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过去改革我们主要集中于针对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三大市场主体现在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就讲到这里。谢谢。
    樊纲:谢谢杨伟民。(茶歇)
    樊纲:我们抓紧时间,大家聚一次不容易,今年等于我们多聚了一次,20周年,大家都很多话要说,改革开放40年,大家都很多想法,以及对未来的建议等等。谁开始举牌?
    王一鸣:谢谢主持人。中国的改革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是比较适合国情的,就是在双轨制基础上的渐进式改革,我们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在国企外围培育一块体制外力量,倒逼国企改革。先放开部分价格,然后再并轨。
    改革现在也带来一系列的遗症,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而且相互制衡,由于过去传统体制遗留的这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管理模式,依然有比较大的惯性,所以你会发现,改革过程中时不时遇到一些问题,就是政府对资源的配置干预又会强化,就是存在干预过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再有,我们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我主动地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个是一个难点。
    这种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这种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我们以前经常自以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我们93年就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既然是决定性的,就要下决心往这个方向走。
    下一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商品和服务经过30多年,将近40年改革,基本市场化了,99%以上市场化了,但是要素依然是双轨制。
    刚才楼部长讲到供给侧改革,核心也是这一块,就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包括技术、人才,还有现在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信息,信息以后对经济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我们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就是它是隔离了,实际上我们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劳动力还是有差异的,利率没有完全市场化。中国P2P为什么那么多?比世界上多的多。中国的银行为什么那么多非标产品?说明我们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这种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现在说平台型企业,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这个也引起了国际上学届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二个要素。
    第三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下一步改革,怎么样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激励性的机制,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产权的激励,可能是最好的激励方式,我们怎么在产权激励上能够动脑筋,想办法,找到有的解决方案。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盛洪:刚才吴老师讲产权化最核心的就是市场化、法制化,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家的作用,50人论坛的作用,主要这几个方面:
    第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要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
    第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提出如何过渡的步骤、方法、路径。
    第三,在进入到市场化以后,其实经济学家就没有作用了,市场化最重要的特点,市场中的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焕发出巨大的效率的提高。
    现在还有一个作用,当我们看到市场化可能会遭到破坏,或者遭到逆转,我们也要出来提出警示,我现在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可能面临这样一种时刻。
    简单地来总结一下中国市场化过程,就是两点:第一,我们走向了市场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样一个转变,就焕发出了巨大的效率提高,财富的涌流。第二,同时在市场化的初期,我们的政府的参照系是他们在计划经济当中获得收入的参照系,所以他对市场化的这样一个比较显著的转变,一时还是按照过去的参照系去分割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当时那个比例比较低,换句话说,这叫做宏观税率。
    但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我们的政府分割国民财富的这样一种机制,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种分割比例是越来越高的。
    前几年我也提出来,大约是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还有像土地财政和更广义的就是我们的所谓劳保等等这一方面,构成了我们的宏观税负。宏观税负高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前期有一些研究,最近又有一个报告在研究,但是这个报告现在没有发出来。它提出了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做了几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净资产收益率在降低。
    我们用无风险利率加上合理的风险溢价,一相减,得出的数字是负数。意思是其实企业的利润边际已经被减没了,甚至是负数了,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越来越低。
    今年以来是什么情况呢?最近以来什么情况?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
         1,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按照全部工资,这其实是增加了。
         2,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我们要提出一个警告,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谢谢大家!
    李扬:现在热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我谈一点粗浅的观察。最近随着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这个事情比较突出,我最近做了一些调查,不是那种非常系统的调查。接触了一下广东,尤其是深圳管国资的领导,以及浙江管国资的领导。得到的印象是说,他们这几个我们印象中是民企,民营资本是最发达的大本营,现在国资在凯歌行进,觉得这是不得了的,赶到一个好时候。
    仔细分析为什么在这些地方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致上四个原因。
    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我们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我们会看到统计局的数字,我觉得那个数字还是真的,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但是广大的民企是在中下游。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说我们的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给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
    过不下去有很多的办法,其实已经有一轮下不去了,就怕跑跑,资产负债表整个没了。这一轮我觉得是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就是说你不这样做,你恐怕就得不到资金,你成本降不下去。你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国进民退这个事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弊端恐怕也是显然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定论吧,国企的效率比民企普遍还是低一些的。目前看起来收益率不错,但是是很特殊时期,而且是在政策保护下得到的。不能因此就觉得它怎么样了。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改变之后,开始派领导了,开始往这样一些民企派领导、派书记等等,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这正是一个契机,是我们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实际上我们是有现成的章法的。第一,管资本不管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国企来收购的方式,注入了资本、注入了政策,你不要管企业,不要去派干部,不要去把它的人一下子都换掉,不要做这个事。
    第二,混合所有制。也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因为国企改革这两个方向应当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我觉得借这样的机会我们恐怕要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在这样一次浪潮里,我们不认真落实国企改革的基本战略的话,过两年后果是比较令人堪忧的。
    其实我上次在50人论坛也说过,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有救市的问题,其实西方国家也是国有化私有化交替在做,在这个过程中是遵循市场规则的,所以这样救市措施基本上都会使得政府当局,就是财政和央行是赚钱的,中国救市是不赚钱的,是赔钱的。如果考虑考虑像刚刚说的这样一个方式的话,在最困难的时候进入,好了之后再卖回去,再还给私人企业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出一个非常有效率的而且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的路。谢谢。

    胡鞍钢:我想简要的回应一下林毅夫提的还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经济学家或学者怎么样更多的是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未来。因为总书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深刻的,也是百年世界会有大变局。
    我们2011年做了一个“2030中国与世界”,当时是用安格斯•麦迪森的数据,现在又进一步用世行的数据,基本上看到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南方在崛起。这么讲,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后,南方的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50%,现在已经超过了55%。可能到2030年,保守的估计的话,可能会达到世界总量的2/3。如果到2050年的话,可能规模还会进一步的演化。因此,就改变了世界。如果从1820年到2000年,就是南北大趋异的时代,现在进入南北大趋同的时代。
    我们回过头就要讲,中国到底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促进南北方差距的缩小,这也是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的一个目标。那么现在中国所提出的方案,从20年前江泽民同志提出走出去的战略到20年后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我称之为三大计划,“一带一路”,亚投行的模式,还不光是这个,还包括丝路基金。特别是这次又成立了国际发展署,更加规范的去做ODA。因此,中国确实是在本世纪初提出抓住20年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抓住了。
    今后的发展来看,怎么样去创造和提供战略机遇期,为全球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崛起。
    我前面到非洲做了一些调研回来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报告,就是全力助推非洲经济起飞工业化,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网络化、信息化等等。因为我们注意到2000年以后,非洲大陆整个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5%。而且战乱大体都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别是这次中国和非洲论坛,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能不能为这些南方的国家,我也回应一下林毅夫所提出的提供发展的经验,发展的案例。
    因为最近我也是给非洲的一些部长他们到中国来培训,介绍中国的五年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他们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也有规划。但是怎么落地等等,他们都提了。
    第三个来看,确实有发展理论。我想就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有可能为这些国家创造最大的市场,至少从现在来看,我们还是可以为他们通过减免关税,包括基本上是取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实行零关税,能不能覆盖到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大的中国市场。也包括了我们现在在非洲的技术转移等等。在这方面还有相当大的潜力,我也觉得需要来认识。谢谢。
    吴晓灵:新时代改革新使命。
    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畅通,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赏罚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
    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才能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制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要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发言完毕。
    许善达:我谈一个看法,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来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间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一下。因为原来我们国家一般来说都是科教文卫,这些都放在一个口里头。我觉得从最近的形势发展,我们各国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科技应该有这么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的。
    第一,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讲一个简单例子,我们的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边,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
    我想今后对于我们中国科技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和如何让它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所谓高质量发展,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很好的来研究一下。
    这里头我感到我们跟美国、跟这些发达国家比较的话,在支持科技发展的制度上,确实还有很多欠缺。有些政策表面上看跟科技发展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的仔细一推敲的话,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政策对于科技发展实际上还有一点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围绕着科技发展所需要创造的制度环境,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找出其中我们做得好的继续往前推进,做得有缺点的怎么改进,做得不好的怎么把它废除掉,需要什么新的我们提出建议,进入决策考验范围。
    谢谢大家!
    潘仲光:我想新生命应该就是要在科技方面要领先全世界,这里我做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们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在谈的科技就是人工智能、无人工厂、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讲难听一点,都是下游的应用,是市场应用,如果不掌握上游的技术,这些应用也拓展不开来,我根据自己的经验讲几个案例。
    大概三个区块:新能源、芯片处理、显示技术,这是上游。新能源的聚变能以及立体光伏,在聚变能方面太台湾同胞其实已经有世界纪录了,但是他们找不到钱,所以最后还是把这些科技卖给日本人、美国人。
    在芯片处理方面,像台积电,他们已经在研发3纳米,有很多教授在这个方面都是取得了世界纪录。这方面他们也是找不到钱。
    在面板技术,下一代可折叠、虚拟实境的面板,比较可笑的是,我们国内有16家工厂,都是国有企业,他们全部去挖韩国人,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韩国人的技术,三星现在是95%的市场垄断,在下一代的显示技术,他们全部挖的这些人都是三星的二流、三流的工程师,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三星的这些技术、LG的技术当初都是从台湾地区买过去的,或者学过去的。台湾反而是这些相关的技术人员,他们也是找不到投资人,因为国内刚才白老师有说过,政府有很多政策,只能给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不会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但是它要给私人或者是私有企业的话,他们都是不敢的,这方面建议有一些改善。
    美国的科技当然研发还是世界第一,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母校卡耐基梅隆,他们是愿意跟合作的,你只要出钱一起合作,这是光明正大的,而且这些专利都是可以合法转移的,不需要做一些潜伏在某些机构里面的这些人,这些都不需要做了,因为其实是有合法的做法,而且他们是非常欢迎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每年都有跟自己的母校做合作,我也建议我们的很多机构可以公平、公正、光明地跟这些机构来做合作,技术也是合法的转移。谢谢大家!
    刘晓艳:因为我们来自市场,所以说一些对市场的现象的感受和观察,现在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执行力非常,各种重磅的改革政策层出不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市场对深化改革的呼声又比以往更强烈,这些现象是很奇怪的。而且一方面我们在推动生产要素的有效的应用,另外一方面又发现,真的是你觉得生产要素在发散,没有在聚集,而是在发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四个方面,请大家考虑一下。
    第一,我们所有改革规范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说要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是未来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所有的各个部委、各个条线的改革措施,是不是应该更加统筹一些。有两个方面:
         1,当你规范的过程当中,堵后门、侧门的时候,前面要打开。
         2,各种改革规范措施,能不能考虑不要叠加。打企业打一拳可以,连续打五拳,不是变得更健康了,可能直接就趴下了。这种要考虑。
    第三,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对历史性的一些问题,还是要有一些尊重,有些问题是30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的,想用短短一两年时间去改变,有时候治病用重拳,这个不太符合中医的原理。
    第四,法制没有问题,非常欢迎用法制,要解决两个前提,科学立法,有些时候,特别是一些行政规章,没有那么科学的时候,去严格地执行,其实行政管理要有一定的解释权的,而且这个解释权最好是职能部门和职能岗位去解释,如果说你是换了一个非职能的部门和非职能的岗位去结实的时候,你会发现执行起来,整个社会就会绷的很紧,没法再做下去,所以这一点是不是也是整个改革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有些政策为什么一出现会觉得哗然,觉得很奇葩,谁在解释一些行政规章,怎么样做到更科学的立法,这是我们整个法制化的前提。谢谢!
    马建堂:大家都在主张、呼吁、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有没有标志性、试金石性的改革,有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有没有真正让大家吃定心丸的改革,我想改革可能如果有的话,对民营经济地位、作用、认识的再深化,可能是一个领域。
    最近这几天,吴小平的这篇文章观点引发了很多讨论,固然和吴小平这篇文章观点比较糊涂、错乱有关系,当然也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有一些意见可能主要也体现在对减负负担没有明显减下来、融资贷款仍然很难有关系,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怎么看待民营经济。
    过去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包括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和理解?在座有很多民营企业的领导、民营企业的董事长,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非公经济提供了50%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创造了60%多的GDP,民营企业提供了70%左右的出口,民营企业创造了80%左右的就业岗位。
    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执政基础的一个部分、一个主要的内容?这方面的认识还需要深化,这方面的探讨还有空间,如果在这些认识上、在这些探讨上有进步,我想民营经济的信心就会增强,担心就会削弱,然后与它相关的那些改革很多就会倒逼,就会顺势而成。我说完了。谢谢!
    宋晓梧:我觉得十九大提出来下一步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讲,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应该是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要素刚才刘部长也讲了,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个方面。我想还是讲讲劳动力的问题。
    最近我看到美国商务部关于美国为什么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几条理由。其中第二条就是讲的,中国的政府过分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以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从美国把工作岗位夺走了。具体的内容里面讲的并不是市场在配置劳动力资源,劳动力没有集体谈判,工人没有罢工权。谈得挺具体。
    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来回头想一想,不管美国怎么说,我们现在到底怎么评价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我想提出一个数据。
    在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里面,在4.2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了2.8亿,就是说农民工占到了整个现在城镇就业的比例将近70%,是67.5%。这样一种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是非常扭曲的,我们考察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在整体就业人员中这种双轨制。这也是刚才一鸣讲的,这样一种双轨制,究竟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的要素市场化朝什么发展,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这个问题。但是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大家谈外汇的问题,谈国企补助的问题谈得比较多,而对于劳动力市场,美国商务部的报告是作为第二条提出来的。我在国内基本没有看到应对这方面的材料。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非常简要的,我对白重恩的关于特惠和普惠的问题做一个回应,我们俩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究竟职能怎么定位,是把地方政府变成一个公司,直接在那指挥竞争,还不是特惠的问题,直接就是分解招商引资、投资指标、党政工商齐动员,年底考核,是直接指挥经济,当然也有特惠在里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地方政府作为一级政府是不是政府,应该不应该在那里直接的配置资源,还是从这个问题上来考虑,可能解决得更彻底一些。
    张曙光:谢谢。我为这个会议写了一篇论文,我念一下。
    题目叫“从孟母三迁看中国的国际战略——为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而作”。
    现在提倡国学,大家都知道孟子三迁的故事。孟子少时家住在坟墓附近,他就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认为“此非吾所以处吾子也”所以举家搬迁,一迁近于市,二迁近于屠,皆以为不妥。第三次迁徙,于学宫之旁,孟子嬉戏乃学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也”,遂长居于此。
    等到孟子长大,读私塾,成为大儒,世称雅圣。可见孟母眼光之远大,心胸之开阔,决策之明智。
    这个故事说明,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学习和成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可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个人可以迁移,国家不能迁移,但是国家可以选择。
    事实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就要看与谁结友、与谁为伍、与谁同行,这是历史的大道理,而不是小儿的过家家。
    共和国70年的历史,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见证。从19491978年,我们实行了一边倒的国策,与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友,并与之结盟,进而国内政策也以其为楷模。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反复折腾,几经危机,老百姓还填不饱肚,。政权的合法性还发生动摇。于是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他途。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国际战略,对发达国家开放,与发达国家为友,向发达国家学习,也推动了国内体制和政策的调整,结果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社会面貌也大为改观,以至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这就是40年的基本经验和基本道路。
    说到这里,应该提到毛泽东和邓小平,尽管在他们当政的时候也有过很多决策失误。邓小平也公开承认这一点,但仍不愧是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1972年毛泽东欢迎尼克松访华,改变了至今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打开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触的大门。进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尽管对他发动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尚存在争议,但此举包含的战略和政策转向的意义是明显的。西方政治家看懂了这一点,双方配合,才有了1978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50人论坛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包括其与美国经济学家的对话。
    从目前来看关于全方位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必须有主有次,有重有轻。不能事无巨细,眉毛胡须一把抓。集40年之经验,全方位开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对发达国家开放。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这个主要方向不能动摇、不能改变。在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可能更不是问题。向其他方向的开放,不应喧宾夺主,更不应成为改变和对抗主要方向的手段。
    就此而言,对于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绝非好事,从中国的长远发展考虑,我们不应当只顾眼前的进退得失,采取寸利必争、分毫不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态度和政策,而应当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达成妥协,尽早结束争端,改善外部环境。当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为此需要对内外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谢谢。
    郑新立:我发言的题目是“发挥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特朗普发动的美中贸易战使我们出口增长受阻,解决这个问题,打赢美中贸易战,扩大内需是一个根本之策。
         7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扩大内需。我认为扩大内需的提出,是在对当前经济运行态势准确的把握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现有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百分之四点几,我们是6.7%。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绝对额、增量的绝对额已经少于美国,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地拉大,而不是缩小,这就正中了特朗普的下怀。
    第二,我们M2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到名义经济增长速度之下,M2增长速度8%,经济增长速度6.7%,加上通胀指数,M2的增速已经低于经济增速。
    第三,民间投资增长低迷,最低的时候增长了百分之二点几,连续几年,现在是5%6%,低于国有单位投资增长,低于全社会投资的增长。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已经由65%最高的水平,现在下降到60%了,还得继续往下降。
    第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中国的上市公司中间营收额低于企业的还本付息额的企业已经占到17%,由于连续经济下行,企业不景气,这样下去孕育着金融风险。
    中央政治局会议把扩大内需的任务交给了财政,写了发挥财政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这个事财政杠杆主要是管结构的,需求是货币政策是它的职能,这个任务没有交给货币,而交给财政,中央也有它深刻的考虑,这跟目前我们的金融问题上的几个认识上的误区有关系。
    第一,怎么看待经济的货币化率,M2是分子,GDP是分母,现在已经200%多了,我们过去过于妖魔化它,把它讲的太厉害了,实际上只看
    其一,没看其二。其二是我们经济的证券化率跟发达国家比低的多,美国经济的证券化率170%,日本的证券化率160%,中国的证券化率只有49%,中国股市总额原来是世界第二,现在被日本超过了,变成了老三。我们直接融资不发达,导致我们间接融资要担当大任,所以货币化率高一点,M2多一点,这是正常的、必要的、合理的。
    第二,怎么把握M2的增长速度,90年代,中国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我曾经两次到美国向弗里德曼请教,弗里德曼是一个金融统计专家,货币经济学的鼻祖。他说,他研究了日本、韩国和台湾省经济快增长时期的经验,在经济快速成长期,M2的增长速度等于GDP的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理的,长期的高于2倍就会出现通货膨胀,长期的低于两倍就会出现通货紧缩,真是大家,说的神、准。
         1990年到2010年,20年时间,中国M2的增长速度恰恰等于GDP的增长速度的两倍,2010年之后,M2的增长速度逐步下滑,一直到现在低于名义增长速度。
    我觉得快速增长期中国还没有过,根据国际的经验,人均GDP19000美元以下都属于快速增长期,我们八千多美元,距离19000美元还有很大的差距。总体来说,中国仍然处于快速增长期,M2的增长速度保持在GDP增长速度的两倍左右是合适的。
    第三,我们要扩大直接融资,上市要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另外要扩大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资产证券化这20多年国有企业规模有了很大增长,主要是靠债务融资实现的,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它们的债务率。
    第四,不能用收紧银根的办法来抑制房价,房价过高需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北京房价比纽约房价高3倍呢?因为美国有一个城乡化一体化的房地产市场,通过郊区的房子的发展,对市区的房价起到自动的抑制作用,我们没有这个机制,我们要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制度,打通城乡之间房地产的这种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从而从根本上抑制城市房价的上涨。
    管涛:我的发言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艺术”,讲四点意见:
    第一,改革开放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中国渐进性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对于很多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涉及到既得利益集团处于不同的立场,要求更加稳妥推进改革,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有利于凝聚共识、推进改革,如果改革遭受挫折的话,会给改革增加新的阻力。
    第二,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道有舍才有得的选择题,这有两个政策含义:
         1,任何政策的变化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在这种情况下,要区分政策调整的后果和意外的冲击。对于政策调整的后果,我们应该保持政策定位,对于意外的冲击就要考虑调整政策的节奏和力度。
         2,有的时候改革政策调整不一定有决定的对错,最后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政策,取决于最后是不是做成功了,成功了就是一个正确的政策选择。
    第三,改革开放预案比预测重要,改革开放涉及到利益的调整,那么会有很多这种变化,特别是进入攻坚战,以前的很多经验不能简单地照搬,特别是又遇到目前的这种稳中有变的内外部形势,在这样的情况下,预案比预测更加重要,我们要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做好政策调整的方案准备,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办,这样有备无患。
    第四,改革开放要讲求协调配套、整体推进,实际上这就是大家争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条件论、次序论,没有绝对的条件,没有绝对的次序,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恐怕也得注意,一方面我们不能够消极等待,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积极冒进,我们要在操作的过程中动态地评估条件和顺序,这样的话保证了改革开放能够平稳地推进,提高改革开放的胜算。谢谢!
    陈东升:我是很少参加会议。给经济学家们出一个题目,其实改革开放我认为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或者制度,产权所有制改革焕发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成长发展。40年的进步,主要是政府、国企、民企、外企、四股力量推动。三股力量应该没有争论,关键是政府的作用。作为后发国家,政府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30年改革开放,我的观点是政府应该逐步退出在经济中的作用。其实今天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争论,所有大家的对立和差异,政府在经济里面的作用,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进程当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本质是这个,国企我不认为是问题,国企的问题来自于政府,政府又是一个要素的组合者、参与者,国企又是它的一个腿和它的一部分,其实政府的强势是通过政策、通过要素,同时又有国企在扮演角色。我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下一步的开放,中国所有的问题,四股力量中政府应该处在什么角度上,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大家都心里是明白的,我认为中国的成功也是这四股因素,未来中国解决它的困难和问题,是政府的要素和作用。谢谢!
    段永基:我说两点,一个是对50人论坛的评论,20年前一批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勇敢的责任担当的精英,组成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根据中组部同志跟我说,他们调查了全国的智库,认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办的最好、最重要、最有贡献的,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大贡献的智库机构。
    为什么坐在这?主要是各位专家在学术委员会领导下,在学术研究上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在政策建议上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提出的建议都是具有不但强调理论上的进步和科学,也强调了操作上的可行性。对外又保持了和党中央高度一致,中组部笑着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要不然就给我灭了。
    民营企业界衷心地感谢各位专家、学者,20年来,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永葆青春、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第二,呼应一下杨主任、马局长、楼部长,改革要深化还得进一步解放思想。目前的经济形势从我接触的民营企业,感觉到的是形势日趋严重、信心大减,四个字“哀鸿遍野”,所以到底深化改革怎么搞?确实现在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李扬说是一个机会,我被调到国有企业干过,市委市政府很重视让我干,但是组织部的意见是,让段永基管中关村是黄鼠狼看鸡窝,我们就不明白,我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毛泽东思想抚育的,我们怎么成黄鼠狼看鸡窝了呢?所以不是那么乐观,国有企业混合经营下,我们也是很难的。
    当时我就好多次发言,我都讲了,我们老讲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经济基础,如果国有企业是八路军,至少民营企业是新四军,可是老把我们当忠义救国军,就给番号,既不给粮草,也不给弹药。刚才马局长讲民营企业的56789,杨局长讲的两个关键点上的改革开放,都是思想不解放。产权制度改革思想不解放,阻碍了深化改革,希望经济学家在这方面多做一点重量级的呼吁。谢谢!
    樊纲:如果没有更多发言,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了。大家可以看到,尽管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5分钟的发言,大家还是非常认真地做了准备,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认真和积极地参与,秘书处要把它好好地记录下来。我们的记录都是原汁原味的,报给有关部门参考,所以大家的意见争取有关部门能够看到。在这顺便说一句,我们50人论坛今年还承接了中财办的四个项目,本来9月份要结题了,现在可以稍微延长一点,10月份要讨论四个项目了,要完成四个项目,到时候大家也来积极参与。
    刚才前面说的,大家也要积极参与和配合,我们要换届,刚才段总还说了一句,希望保持青春,保持青春的意思是,咱们20年都老了,该年轻化,我们要换届,大家要积极推荐,还是很复杂的一个程序。我们会把程序发给大家,要推荐、要筛选,还要介绍情况,你推荐的人具体信息等等,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配合,积极参与这个工作。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