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在右翼网站布莱巴特新闻(Breitbart News)上，一段谷歌TGIF（意为“感谢上帝，到周五了”——译注）每周例会的视频曝光，在这个会议上，员工和公司领导层会就小吃台提供更健康的食品、特朗普的当选等各种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布莱巴特新闻将这段2016年的视频描述为“铁证”，因为在视频中，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向大家讲述了他对那位自由世界新任领导人的看法。
剧透：评价不高。
“我自己，作为移民，作为难民，我当然对这次选举非常不满，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也有这种想法，”他用带鼻音的平淡声音说道。他看上去很不安的样子，跟他一起在台上的其他谷歌高管也是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它跟我们的许多价值观相冲突。”
保守派一直在传播社交媒体公司压制他们观点的谣言——特朗普最近也一直在鼓吹这样的说法——他们抓住这个视频不放，作为谷歌存在偏见的证据。但布林身为一名俄罗斯流亡者，并且创办了这个星球上最奇特的公司，他不是这位总统的粉丝，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对于其动机的攻击，谷歌发言人说，“在那次会议上，或者在任何其他的会议上的言论，并不能表明政治偏见影响了我们创建或运营产品的方式。”
一堆废话。我不是故意傲慢。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公众和华盛顿对于一个涉及谷歌和审查制度的更重要议题基本视而不见，却对这一荒谬丑闻备加关注。
我说的是谷歌正在考虑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不到10年前，它带着义愤离开了那里。有报道称，它可能会再次在那里提供一系列服务，包括作为其旗舰产品——搜索引擎的审查版。
谷歌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我，这个引发争议的项目（代号“蜻蜓”）是“探索性的”，“距离在中国推出搜索产品还很远”。最有趣的是，对这种可能性的愤怒似乎主要来自谷歌员工——是他们表示强烈反对，而非来自外部。
这里介绍一下历史背景：谷歌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它请来微软技术领袖李开复担任谷歌中国区总裁。到2009年，谷歌控制了超过36%的市场份额，服务于数亿中国大陆用户。
它当时提供的是一个删节版的搜索产品，其中包括在页面底部的免责声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谷歌留在那里的理由是，为信息不通的中国人提供更多信息是件好事。
“至少中国用户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谷歌前法务高层黃安娜(Nicole Wong)最近在我的播客上向我解释说。
更多的信息有助于松开政府的束缚，这个愿望没有成真。
到2010年，谷歌厌倦了由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对其系统越来越多的压制和入侵。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谷歌撤回香港，提供一个不受审查的版本，此举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更大的中国市场。“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势力，”布林当时说。他还在他的Google
Plus页面上写道，“政府对政治异议的过滤显然是互联网自由的最大威胁。”拒绝审查是一种大胆的姿态，使谷歌与苹果等其他为了生意而向中国政府妥协的公司分道扬镳。
快进到今天，谷歌被错误地指责在美国进行言论审查，而它真正在做的事情是考虑重新接受中国的审查制度。
如果这让你有所迟疑，就对了，华盛顿的政客们应该把他们所有的道貌岸然拿来针对中国问题，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值得仔细研究的。也许正因如此，谷歌才避免让现任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去参加最近的参议院听证会，这样他就用不着解释谷歌对中国2.0的想法：现在虚伪加倍了。
对于放低身段，在中国攫取它所需要的东西，谷歌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更多的数据。
黄安娜和李开复告诉我，此举的关键推动力就在于此。我本周也对李开复进行了一次播客采访。
在李开复的新书《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国、硅谷和世界新秩序》(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中，李开复认为，只有那些能够为计算机大幅增加数据量的人，才能享受人工智能的进步，也就是计算的未来。
他指出，现在，随着中国积极使用传感器，以及所谓面部识别，其实就是监控系统，中国人同手机之间的关系比美国的更加密切，消费者更愿意用隐私权换取数字便利，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可以获得比美国公司多10到15倍的数据。李博士和其他人称之为谷歌必须尽快弥合的“数据鸿沟”——如果它想保持竞争力的话。
“你总是想要更多的数据，尽可能多，”李开复说。虽然该公司可能会再次强调其释放效应，但他指出，即使只有20%的市场回归，这样的大量信息对谷歌也至关重要。
黄安娜表示同意，并指出，不这样做可能会让中国在下一个计算时代占据优势。
“为了发展真正强大的人工智能，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好吧，如果有一个威权政府说，‘嘿，我们现在所有人都要进行面部识别，’你就突然有了很多数据，”她说。“如果在美国或欧洲或其他地方，你必须征得同意，并且同意是可以撤回的。收集数据有各种各样的障碍，这意味着我们会比较慢。我对此没有意见，只是中国确实有能力利用这样的技术，如果他们首先成功，它将成为主导技术。”
其他知情人士表示，这里的算计不在于数据，而是关乎错失利润丰厚的商机。无论哪种方式，这些唯利是图的担忧正是谷歌在中国曾经反对的。鉴于这种转变，我希望该公司能够安排好那些往往是吵吵闹闹的全体会议，并透明地向员工、用户和监管机构解释，为了回归中国，它愿意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我特别希望听到布林的声音，他已经不再每天参与谷歌的事务。但他在这个话题上的相对沉默很有意思——特别是，对这个问题他经常有话要说。
2012年离开中国时，他带着强烈的感情写下了下面的话，这与他现在的表现大相径庭：
“无论你对数字生态系统或谷歌有什么样的看法，请不要将不受政府干预的自由开放的互联网视为理所当然。如果信息的自由流动威胁到权势者，那些掌权的人就会试图压制它。”
说得好，布林。请再说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