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November 30, 2017

纽时:北京驱逐外来务工者,数万人寒冬中流离失所

(储百亮,2017121日)
         北京——在北京远郊区的夜晚,让中国这座首都城市有饭吃、有人打扫、且供应充足的农民工们,胆战心惊地等待着可能会毁掉他们寻找更美好生活希望的敲门声。
         在远离市中心摩天大厦和历史性建筑的摊大饼式的北京远郊区里,住满了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警察和安全检查人员正在那里进行排查。住在或工作在被认为是危险或非法建筑里的人被勒令搬走,有时,在他们的住所、店铺,甚至整个工厂被拆除之前,他们只有几小时的时间收拾东西。
         北京正在进行一次人们记忆里声势最为浩大的清理外来人口行动,已经导致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流离失所;更多的农民工都在琢磨他们还能在自己住的地方,乃至在北京还能呆多久。
         市政府说,要求农民工搬走,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安全。不久前,一个外来人员聚居的地方曾发生了一场致命火灾。但许多农民工说,政府正在以火灾为借口,来加大驱赶他们、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力度。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
         “一夜之间,我的谋生手段突然被毁掉,就好像遇上强盗似的,只不过这是政府干的,还说这是因为他们关心我们,”来自河南的38岁妇女张贵欣(音)说,她的水果和蔬菜摊已被拆除。
         “我在北京八年的时间里,从来没看到过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张贵欣站在新建村自己被拆除的摊位边上说。新建村是北京南郊的一个外来人员社区,那里的清理工作是迄今为止最为激烈的。“北京不想要我们。我们只能回老家。”
    驱逐外来者的事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0月展现给人民的愿景之间,形成了不和谐的鲜明对比。习近平在10月份获得了担任中共领导人的第二个任期,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富裕社会。拆除外来人口定居点的行动,让农民工在寒冷的冬天突然失去了家园,让他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建立在代表劳苦大众的基础上的政党领导人,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农民工?
    “习近平是从我们老家出来的,”党慧娥(音)说,她是来自陕西的农民工,习近平年轻时期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度过的。党慧娥说,她被勒令在三天之内搬出住所,她有一个九个月大的婴儿。
    “这个国家有法律吗?”她问道。“法律是你制定的,你是国家主席,你制定的法律有什么好处可言?”
    两周前,新建村里住满了农民工和他们的孩子们。现在,这里的一半地方是被拆除建筑物的瓦砾和废墟,另一半地方的建筑物几乎都已搬空,等待着拆迁大队的到来。尚未搬走的居民正在把自己的东西装进箱子和纸盒子里。
    在他们搬出的建筑里,吃了一半的方便面和被遗弃的玩具见证了生活被突然中断的时刻。
    “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很难想象这曾经是我的家,”来自河南的20多岁的农民工王国伟(音)说,他正拉着一个箱子走在到处都是垃圾和瓦砾的大街上。他说,他的生产汽车零部件的雇主已经帮他在北京找到了一个新住处。
    “我不知道能住多久,”他说。“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在什么地方能呆多久。”
    北京的几十个外来人员社区里正在上演着同样的一幕。农民工说,他们觉得北京把他们当害虫对待,早就不让他们得到有户口的当地人和有永久居住权的人所享受的教育、医疗保健和住房方面的福利。
    “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也是我们的首都,这是人民的首都,”满脸通红的中年清洁工施永祥(音)说。他来自中国西北,现住在北京东北边缘的半壁店附近,那里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
    “北京没有外来打工的人能行吗?”施永祥问道,路边两名菜贩点头表示同意。“我们干的都是本地人不愿意干的活儿。”
    这些农民工一般住在北京的边缘,住在成排的三、四、五层的公寓楼里,他们住的地方通常很狭小,但并不是破旧不堪。街道两旁有着活动繁忙的超市、便宜餐馆、理发馆和手机店。
    在这次清理行动之前,当地的官员们除了偶尔检查一下、对他们征税之外,多年来一直对这些建筑物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他们却突然宣布这些建筑由于火灾隐患或缺乏许可证属于违法建筑。
    “盖这个楼的时候、他们来检查的时候,或者我们交押金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没说过这是非法的,现在却通知我们要搬出去,一点都没得说的,”来自中国中部的42岁的司机罗海刚(音)说。两天前,他接到了搬出自己单间公寓的通知,他正忙着收拾东西。
    北京市政府表示,清理工作势在必行。这之前,新建村的一栋外来务工人员公寓发生了火灾,造成19人死亡,其中的17人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火灾发生后,官员们匆匆忙忙地在全市范围内查出了25395处安全隐患,并表示“为了不让悲剧重演”,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下令进行为期40天的专项行动,清理排除城市中的安全隐患。
    “今天开始,能拆就拆,不要等到明天,”中共北京丰台区委书记汪先永在泄露到互联网上的对官员内部讲话中说。“今天拆了,你不就能踏实地睡大觉了吗?”
    最初,北京市领导并没有理会来自被迫流离失所的农民工的抱怨。但是,遭驱逐的工人在寒冷的冬夜拖着他们的行李在街上行走的照片传到社交媒体上之后,引发了异常强烈的公众反对。就连一些官方新闻媒体也发声批评这个匆忙的拆迁行动。
    “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是支撑起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正常运转的基层劳动力,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尊重、去理解的劳动者,”中国主要的官方电视台CCTV在其网站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这些说。
    慈善团体也纷纷出来帮助流离失所的工人。
    无家可归的农民工的照片“让我想起了电影里犹太人被赶出家门、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的情景,”家住北京的35岁的专业摄影师刘博文(音)说,他帮助成立了一个为流离失所的农名工寻找住处的服务。“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
    批评北京市这项行动的人在文章和公开信中,指责北京市政府以火灾为借口,加速驱赶外来人口,这次专项行动之前,市政府一直未能减缓北京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死者尸骨未寒,首善之区的一些人自己不做深刻反省,却挥起驱赶‘低端人口’的鞭子,”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北京市一名官员否认称农民工为“低端人口”,并暗示批评者试图挑拨社会分裂。
    但北京市政府已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试图减少北京的低收入农民工人口,用拆除违法建筑和大范围排查居住证的方法迫使外来人口离开。市政府警告说,北京市的人口膨胀问题已经让城市不堪重负,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从1990年的1090万飙升到2016年的近2200万。
    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人口中有810万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其中大多数从事低报酬的工作,但也有人从事白领工作,一些白领也因最近的大拆除而流离失所。
         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北京市解决其庞大的人口问题,这让北京市进一步强化了驱赶外来人口的行动。市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把工厂、学校和市场迁出北京,迫使低薪的农民工离开。
    北京市制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把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同时还要腾出空间来吸引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高收入专业人员。
    尽管有这些努力,但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官员们仍未能阻止外来者在北京居住,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市需要这些人来当厨师、快递员和清洁工。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30几岁的农民工张永辉说。他来自陕西,几个月前,因为没有找到煤矿的工作,他来到了北京。“他们会把我们赶走一段时间,也许一年,但以后还会悄悄地让我们回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

纽时:习近平推动成立新反腐机构,引发法学界批判

(储百亮,20171130日)
    北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推动一个新的反腐败机构的成立,该机构将拥有大范围的权力,可以绕开法院将任何从政府领工资的人拘留好几个月,让他们无法与律师接触。这个计划出人意料地遭到中国一些著名法律学者直言不讳的反对。
    即使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计划也很大胆。虽然中国共产党有依靠秘密拘留的恶名,但也宣称依法治国对现代经济至关重要。数十名中国律师和来自中国主流学术界的法学教授冒着遭受报复的风险,公开反对这一计划,这是对习近平第二任期议程的首次重大公开挑战。
    习近平在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内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反腐败运动,用这场运动把竞争对手送进监狱,让党内领导层人心惶惶,并把自己塑造成了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根据本月公布的法律草案,新设立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将让习近平反腐运动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在大学和国有企业任职的数百万更多的人。
    中国目前的反腐败监督机构是共产党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虽然权力广泛,但只对8900万名党员有管辖权。习近平的新委员会是一个负责监督所有政府出资的企事业单位的国家级机构,政府的企事业单位有多达6200万名员工,其中许多人不是党员。
    反对者说,新的《国家监察法》违反了中国宪法,该法让新的监察委员会在中国法律、尤其是那些旨在防止任意逮捕的法律之外全权操作。
    最近,在北京一个有约40名志趣相投的法律学者参加的会议上,来自上海的法学教授童之伟表示,“监察法草案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些地方明显有所倒退;监察机关权力太大,且缺乏来自官方的权力制约。”
    通过反对这个新的委员会,童之伟和其他人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强大程度和独立性,以及是否能制约党的领导人的权力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后者常常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上个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看来已加强了习近平的权威,开启了中国的铁腕统治新时代,展示了一个党无所不包地控制社会的前景。反对这个新监察委员会的人所呼吁的,是一个与之相反的理想:任何人,包括习近平在内,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
    “共产党说自己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行事,但现在共产党又说它领导一切,”北京的历史学者洪振快说。“如果你要领导一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话,你怎么能遵守法律呢?这是这个监察委员会的核心问题所在。”
    在中国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站出来反对新的监察委员会是需要勇气的,中国很少容忍人们批评党的重大举措。在习近平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头五年里,许多直言不讳的维权律师被监禁,有的被拉到电视台上坦白认罪,习近平也对宪政等自由主义理念表示了谴责。
    批评拟议中的监察委员会的人当中,有许多是在北京和上海的著名大学执教的法学教授,他们一直避免参与维权案件。在最近几周站出来批评新委员会时,他们一直努力把自己表现为忠诚的反对者。
    这些律师和法律专家们小心谨慎,他们不是在挑战共产党的统治,而是要求共产党履行自己对法治的承诺。
    自1990年代的江泽民起,中国领导人都曾发誓要维护法治,都把法治作为让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就连习近平也在口头上承诺尊重法律和宪法,但他也宣称“党领导一切”。
    监察委员会的批评者不是通过街头抗议,而是通过在法律专业人士会议上的发言、以及网上发表的联合声明和法律评论,来表达他们的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他们的批评仍相当尖锐。
    他们说,新的监察机构将会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建立在没有充足法律依据之上的新机构将拥有的权力非常模糊,其权力将等同于、甚至超过中国法院和立法机构的权力。
    “这是对法治精神的严重打击,”北京的律师程海说,他在一份批评监察法草案的公开信上签了名。“原则上,每个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也应该受到保护。”
    一些批评该法律草案的人士与网络审查员玩起了猫鼠游戏。他们在中国流行的社交媒体微信上发文,严厉批评监察委员会,他们的文章被迅速删除。
    “如果批评没有自由,那么征求意见毫无意义,”一条网上评论这样说。这条评论也被审查员删除了。
    在一定程度上,法律专业人士的反对意见反映出一种他们被背叛了的感觉。中国政府去年首次推出这个监察体制的建议时,一些律师曾希望,它将会给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建立更牢固、更公平的法律基础。
    “最初,我们对监察委员会感到很兴奋,”香港大学的法学教授付华岭说。
    中国已经有一个由共产党运行的反腐败机构。其名称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嫌疑人在没有上诉权、不能与律师接触的情况下进行秘密拘留之后,将他们送交检察机关。
    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后,任命了自己的盟友王岐山负责党的反腐败机构,该机构采取了声势浩大的行动,拿下了数十名最高层的党政官员。反腐败运动帮助加强了习近平的牢固控制,但也引发了滥用和刑讯逼供的指控。
    纪检委上周宣布,中国互联网最高监管机构盛气凌人的前负责人鲁炜正在接受调查,并宣布,鲁炜的倒台表明了习近平的反腐败行动没有停止。
    新的监察委员会将接管党内监督机构的职能,但也将扩大调查范围。党内监督机构的工作重点仅限于党员,但监察委员会将有权调查政府企事业单位的任何人,包括数百万不是党员的政府雇员。
    新的监察委员会将“进一步以法治形式加强党的领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研究人员樊鹏在一篇最近发表在网上的评论文章中写道。
    这个新委员会也将有对人进行三个月秘密拘留的权力,还可能将秘密拘留的时间再延长三个月。这将让监察委员会拥有目前党内检查机构只用于党员的同样严厉的拘留权。
    “这就摘下了国家有别于党的这块遮羞布,”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研究中国法律与政治的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在谈到该法律草案时说。“与其说是朝着强加更多法律约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我认为,这可以说是党的机构把法律体系吸纳进来的表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对设立监察委员会的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126日。不过全国人大的代表席位都被效忠于共产党的官员占据着,这些人不太可能推迟或修改这项草案。这项法律很可能在明年3月全国人大举行的下次年度会议上通过。
    虽然大多数反对者看不到推迟新委员会成立的希望,但他们说,仍然希望能减少那些他们称之为监察法最危险的缺点。
    “最终的决定取决于党中央领导,”童之伟说。“作为法律专家、作为公民,我们只是在尽我们的所能来履行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埙子:还剩下的那些公寓和租客

(墙外楼,20171130日,原文附照片19张从略)
    “就是自己吊死的呀!估计是还有其他事儿,加上这次直接砸墙拆屋地撵人,一时想不开。”
1 | 缘起
        很简单,我2014年初刚到北京的时候住过这次被清退的这种公寓房,前后住过两栋,分别在平西府村和东三旗村。我精力、物力、财力都很有限,无法到大兴现场、皮村现场和马连洼现场去,只能去我住过的地方看看,看情况如何,如果糟糕,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哪怕帮人搬家或者联系买票。这是除了记下我现在租住的地方三公里内所有招待所,告诉我住公寓的朋友联系方式,并清空我住处的阳台预备给他们放东西之外唯一能安慰我自己的办法。去之前我找到了一个店,买了24包青岛食品厂出品的钙奶饼干,装了两个大塑料袋。
2 | 交通以及路上见闻
1.去平西府
        我是乘坐北京地铁2号线后换乘北京地铁8号线,下车后和人拼了辆地铁口趴活儿的车到达了第一站平西府村的。用时40分钟。这个村子是我20142月初到达北京的第一站。我在这里住了半个月的小旅馆,每天50块钱。地铁上没有听见被清退的人的对话,换乘了8号线之后,反而听了一路两位北京市民的对话。
         他们没有庆幸外地人和“低端人口”被清走了。他们是理解并同情被清理的人的。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多冷啊,这么干,万一家里有老人,会出人命的。”
         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得到了这样一条信息:他们所属的街道办事处现在去他们家检查,登记家里的长住人口-----这让他们非常反感。
         下了地铁我直接坐进了地铁口趴活儿的一辆“黑车”,车上已经有两位乘客了,所以立即出发了。
        车上的两位乘客是男女朋友。我问了他们公寓的情况,他们说不知道,但是不敢住了,在找房子,已经初步看定了两家。男生是刚入职的程序员,女生是实习编辑。
        7分钟之后,我们到达了平西府。
2.去东三旗
         我是打车去东三旗的。这两个村子相隔不远。打车10分钟到。20142月底,在平西府住了半个月便宜旅馆的我综合考虑了各种情况,搬进了门口就有快速公交站的东三旗村。这趟快速公交车,从从东三旗村口直接开到我当时实习单位的门口。
         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主动和司机聊起了公寓清退的事情。司机一口保证,东三旗绝对不会清退!“您是东三旗人吗?”“是,我们这边是集体的土地,我们虽然也有公寓出租,但是怎么盖房当时村里边都是有规定的,还有一点,我们村盖房,我们自己也在住的,不是纯为了出租。再说了,你当他们傻呀,我们再是农村的,这边挨着天通苑,我们又都是北京人,闹起来不定谁难看呢!”
        一路聊,很快就到了。
3.从东三旗回现在的住处
        (提醒:本节含有令人极度不适的内容,请谨慎观看。另外,为了还原当时的场景,这部分我尽量采用对话体,对话和原话可能不同,但都力求还原,不会夸张和二度创作。再次提醒:本节含有令人极度不适的内容,请谨慎观看。)
         从东三旗出来,已经过了1127日的晚上12点,很显然没有地铁可以乘坐了,我只好再次打车。
        就是这45分钟的路程里和司机聊天所知道的信息,让我当场嚎啕大哭。以下尽量以对话还原。
    (前情略)
         “听口音您是老北京吧,那这次清退的事儿对您影响也不大吧,挺好挺好。”
         “老北京算不上,我是通州的!好个JB,我在上地附近开小饭馆儿,生意还行,因为靠近软件园么!这次好,我们周边的饭馆儿,就我知道的,二十来家接近三十家,包括我的,直接贴封条了。屁的通知都没有。”
         “啊?不会吧?那您岂不是亏钱了?”
         “那能怎么办,亏着呗,开会前也是给我们贴了半个月封条,净亏125,找谁说理去?这次还不知贴TM到什么时候呢!”
         “那我多句嘴哈,您家服务员怎么办的?”
         “嘿,你别说,这我可有的说了。太不是东西了!马连洼西边你知道吧?这次也集中清退了,我原先把宿舍放那边了,这次帮着我们员工搬家,你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出什么事儿了?直接房子推平?趁机抢劫?”
         不是的,吊死人了!都是租客。昨天早上吊死一男的,三十来岁。今天早上吊死两口子。昨天那个男的还是我帮着抬出去的呢!”
         (我很震惊,以至于没理解到司机的意思,我沉默了一小会儿,继续发问)
         “怎么死的?跟谁有仇吗?”
         “就是自己吊死的呀!估计是还有其他事儿,加上这次直接砸墙拆屋地撵人,一时想不开。”
          “啊?!!”
        “对呀!你说这,我本来还想让我们员工暂时先回家,等开门了再来的,这下子我哪儿敢呀!我总不能让他们也上吊去吧!事儿一出,我赶紧的就先帮我们员工抢救东西,我开着车到处找,找到东三旗这儿来了,赶紧定了房。我包了一整栋楼的两层,跟房东说了单床改上下架子床,我们员工加上我,刚好够住。还好我动作快。今天搬来好多人。”
         (司机说这些的时候哽咽了。我也哭了。中间好多相互安慰的水话,略。)
         “你说清退就清退吧,我真觉得回老家未必就比在北京差,可是你不能这么干呀。都说旧社会逼死人,眼前可是新社会。唉。”我下车之前,司机哽咽着这样说。
3 | 在平西府
         我是在晚上810分左右到达平西府村的。
         直观的感受就是:太萧条了!比我3年多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萧条了太多太多,原先熙熙攘攘的街道现在可以两辆汽车并行,路上几乎见不到人。我先从村口走进去,一路观察路边的店铺,一边留意路边的招租信息。
         看了一路,原先随处可见的“公寓XXX元到XXX元都有,拎包入住”的牛皮鲜被“店铺转租”和“求租”代替。其中“店铺转租”贴得到处都是。
         走进去之后,我折转身,开始往出走,同时为了访问方便,假托有好朋友到北京工作,我为朋友探路为由开始沿路访问周边店铺和摊贩。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保证样本的多样性,我访问了小火锅店(给了16块的自助火锅钱。161位,没有用餐)、路边小食摊(买了十几元的猪头肉卷大饼,吃了一点,剩下的带回住处了)、手机卡店(30元买了一张非实名手机卡,还没想好怎么用)、花店(10元钱买了3朵花,回家插瓶了)、服装土杂店(买了1瓶杀蟑螂的药,刚好我现在住处要用。三十多元)、路边超市(买了饮料和香烟,11元。饮料4元,香烟7元,饮料喝了,烟我最近熬夜多,刚好要抽)、小的服装品牌专卖店(买了防水耳塞,我之后游泳健身的时候能用到,花了十多元,具体多少记不清了),临离开的时候进了两条巷子,访问了两家房东,顺便进了其中一条巷子的一间招牌是“重庆小吃”的小饭店,花了8元,喝了小碗的疙瘩汤(早上拉肚子了,囧),在小饭店里遇见一群年轻小哥,聊了很久。我访问的人数是20人左右,或许更多些,但应该不会超过25人。
         其中到的最主要的信息是:这边一定会清退的,至于时间,那不知道,能搬走还是早点准备,小姑娘我劝你不要操你朋友这份心了,肯定住不长远。虽然如此,我访问那两家公寓的房东还是表示:姑娘,你来住行,你人好,你朋友,还是年轻男生,我们就不保证了,不过现在房子很贵哦,说真的条件也一般,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具体的价格,两家差不多,一间有床、衣柜,可以做简易的吃食、有独立小卫浴的小公寓,视乎面积,8001200元不等。——这个价格是现在这里房子正常市价的2倍,几乎和我现在同别人合租一间不算偏远的老小区的主卧价格持平。
         在那家“重庆小吃”里面,我遇见了一群年轻小哥,他们打算换房子,其中一个北京口音的小哥说了下面的话:“这里肯定要拆的,你就别想了。你不知道吗?这个村儿的大队书记早一个礼拜就把他们家人都弄走了。咱们还能比过他的嗅觉和动作?赶紧搬吧!”
4 | 在东三旗
         我是在晚上11点左右离开平西府村,去往东三旗村的。
         和平西府村相比,东三旗村就繁华得多、热闹得多,我去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东三旗村依旧很热闹,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的那种热闹。街边的店铺几乎没有关门的,人还很多,路边摆摊的也有很多,走长长的村路进去,我见到了4群人在这么晚的时间搬进来。
         我住在东三旗村的时候,上文所述的那种一间有床、衣柜,可以做简易的吃食、有独立小卫浴的小公寓,一般15平米的,是300元。这边交通方便,加上已经过了几年,于是我带着原先那种规格的房子现在600元左右的心理价位,又假托朋友来北京,趁乱访问了那4群正在搬进来的人其中的几位,并且访问到了其中3栋公寓的房东。
         我得到了以下信息:原先那种规格的房子,现在已经涨到了800900元,并且供不应求,最近好多人在搬进来,并且是一群人一群人的搬进来,最少都是一次性租34间房子。3位房东都表示,这都是被清退的人找的宿舍,一般都会要求把单人床改成架子床,他们都会同意。一位热心的年轻女房东跟我说:“姑娘,我看你挺文面的,你最好还是别住这儿,不划算,真的也不太安全。”
         其中一群搬家的人都是姑娘,是马连洼附近清退的。一个姑娘拖着箱子问我:“你是记者吧?你根本不像是找房的。你要是去马连洼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器材千万藏好了,那边现在有卧底,专门抓你们,收你们的器材。”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只好默认了她对我身份的判断,道了谢,离开了这群人,去访问其他人了。离开之前,我留了12袋钙奶饼干给那个提醒我的姑娘,让她自己留着吃或者是分给大家,她很高兴地留下了。
        很浅显地访问完这些搬进来的人之后,已经是28日凌晨了,实在太晚了,我只好匆匆沿路访问了一些摊贩(10人左右,七八人?具体不太记得了),然后打道回府。
         访问摊贩没有花钱,他们都很乐意和我交谈,得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他们摊贩、店主和房主有一个微信群,现在每天交流最新的公寓信息和各种关于东三旗村的或者政策或者小道消息。平时微信群用来预报停水停电信息,房租水电费公告,群主是东三旗村的一个什么官儿。
         在我已经打到车等车的过程中,我看见了我3余年前住在东三旗村的时候卖烤串的那个西安回民小哥,他还在卖他的烤串。我买了4串豆腐皮,花费6元。我住在东三旗的时候,他是有老婆的,现在老婆和他离婚回西安了,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离婚的原因是那一段传言东三旗村要拆,他老婆想回老家去,他觉得没挣上钱,不愿意回去,两个人谈不拢,就离婚了。
         听这个小哥讲完他离婚的原因,我打的车司机打电话来了,我看了表,是28日凌晨039分。
        到我带着剩下的12包钙奶饼干回到位于西南二环边住处的时候,是28日凌晨128分。也是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间。
5 | 关于此文的一些说明,关于一部分我自己
1.关于此文的一些说明
         我拍了一些照片,后附。
         访问很匆忙,我没有录音,但我保证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我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不知道该如何客观地写这些东西(不是推卸责任,是真的不知道),只能尽力避免在文字中流露感情(除了下面的一节的某些部分,可能会有一点),并提供尽力我能提供的信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相信,我是天主教徒,我可以在天主台前起誓,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能表达我真诚的方式了。
         很可惜,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没有给我的访问录音或者录像。
2.关于一部分我自己
         这次的清退事件,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不少人被殃及,我现在同人合租,能提供的帮助有限,只能记下了我现在住处周围3公里左右所有的宾馆、招待所、旅馆的地址和电话,发给他们,并清空了我住处自己的阳台,准备他们来放东西——目前已经有一个住隔断被砸了的朋友给我发了短信,说要在我家放一只行李箱;我每天会抽一点时间收集最新的救助信息,出门打车的时候请司机发、吃外卖的时候请外卖小哥发、收快递的时候请快递小哥发,这是我琢磨出来的,能最有效实现信息对接的方式,据我了解,已经有人用上了,可以给大家参考。
         同时,我收获了来自他们最朴素的善意:白天上班不在家的时候,我的快递他们总是给我打电话,约定时间送来,超过他们的工作时间也送;我收到外卖的速度比以往快了很多很多;我定的桶装水,超过了我本来定的规格。我不图这个,我真的很高兴能有效地帮助他们。
         回家之后我和我的恩师聊天,他说:你和邓XX是学生中最有良知的,他要是在北京,一定也会做些什么。我要是在北京,做不到你这样。
         看到老师这句话,我哭了。
         邓师兄是影像上的天才,他有天生的道德感,是扎根于他生长的土地的,我不是。相反地,我天生道德感缺失,明白其他事情却很早,只是道德感是天生缺失的:我很晚才明白不能和已婚人士恋爱;我曾经很想通过一点细微的手段杀死我的某一任已经分了手的男友,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我就是想看他死;甚至我十几岁的时候看那个时候爆出来的虐猫视频,很有快感……
         我是通过阅读、通过一路遇见的善良的人们(尤其是我的外婆和我那些可敬的老师们,我会铭记他们一生。有他们,我太幸运。),通过我的信仰,一点点后天建立起了道德感和同情心。我天生是恶的,是他们让我选择了善良。我不怕说出这些,因为我用自己的理智和后天建立起来的一切控制了自己的恶,我现在有两只可爱的喵喵,我很爱他们;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是个善良的人,甚至善良得过了分……
         我完全理解冉·阿让,因为我和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我另一位恩师说过:“我对你们的唯一期望就是做一个普通的好人。”在这次的清退事件中,作为一个“普通的好人”,扪心自问,我知行合一,尽力帮助朋友,尽力有效地帮助更需要的人,去到能去的可能的现场并留下这篇文章,我做到了我能做的一切,我没有辜负恩师的教诲。
         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再关注了,我廿余天后要参加2018年研究生招生考试,这篇文章之后,我可以安心复习了。很抱歉,我没有做到更多,但就目前所有我做的事情来说,我良心已安。
         这廿余天用好了,在很多短平快的部分分数会有比较大的提升,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希望今年可以成功入学。因为种种原因,在这件事上我蹉跎数年,以至于没能做成自己热爱的事,以至于深负恩师所望,我很遗憾,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请对我说声“加油”吧,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关于转载,无需征得作者同意,具名即可。如能按一般稿费标准捐款到靠谱的救助机构则更佳。成稿仓促,如有错别字万请海涵!
    埙子20171128日凌晨初草
         20171128日下午3:00定稿

牛弹琴:一个又一个瑕疵的细节,造就了“塔西陀”陷阱

(传送门,2016-05-12)
1
    西方有句俗语:魔鬼藏在细节里(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初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但仔细琢磨,西方人的夸张,未必没有道理。
    有些看似正常的细节,其实只要认真思索,确实隐藏着一个又一个魔鬼。如同一个又一个微小的证据,方能构成一个无法辩驳的案件;一个又一个漏洞百出的细节,则可能摧毁公信力,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塔西陀陷阱”(Tacitus Trap)。
    可能比较掉书袋了。看看最近沸沸扬扬的一个案件吧。
    比如,突然间,摄像头集体坏了,难免不会让人疑惑,怎么摄像头也闹群体性事件呢?
    还有,可以很耐摔的执法记录仪,也仿佛受了感染,表示自己摔坏了。当然,后来又说,记录仪是在瞎胡闹,你根本就没出场,实际是手机拍的,手机真是不经摔的。
    还有一个比较污的细节,到底是怎么个特殊服务。小姐说,是拿手做的;那边又说,套里有证据。于是一些有经验的男人女人在群里闹腾了:这人是不是有特殊的癖好,连这个还要浪费个套,于是,有心理学家还洋洋洒洒写出了考证的文章……
    牛弹琴(微信:bullpiano)不是心理学家,对公信力也一直保持着极大的信任,但一个又一个看似很寻常的细节,凑到一起,难免不显得很离奇,以至于一些人会犯嘀咕:是不是我们的常识,都不够用了。
    这就是细节的力量。除非真是绝顶高手,不可能做事天衣无缝。这或许又可以拿一个定理来作证,那就是“墨菲定律”(Murphy's Law),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看过电影《星际穿越》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定律更有感触。这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种是肯定的:一场灾难,总是一个又一个糟糕的细节堆积而成,问题不可能100%掩盖,总有一个细节会让你露出马脚
    或者还可以这样说:一个又一个真实的细节,构成的是铁证如山;但一个又一个有瑕疵的细节,弄成的是蛛丝马迹。
    要让大众信服,必须一些细节先让自己信服。如果下意识地为了方便,出现了一个有瑕疵的细节,那对不起,结果往往是灾难性地,因为可能又须编造出一大堆细节来佐证这个细节,漏洞越来越多,疑点越来越大,最终,即使是很容易说明的真相,也因为这个瑕疵的细节,成为百口莫辩的事情。
2】 
    回到“塔西陀”陷阱。这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这位老兄经过观察后提出了这个经典理论,当政府失去了公信力,以后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么样的事情,民众都不大相信。
    但我总觉得,任何一个政权,之所以能够立足,刚开始时都不会没有一点公信力。但一个又一个瑕疵的细节,却可能慢慢地消减了这种公信力,并必然会出现最后一根稻草。
    比如,一个非常受关注的事件,你总是告诉大家一些离奇的细节,大家难免不会疑虑,这是真的吗?如果这种疑虑不断深化,你下一次即使告诉大家的都是真的事件,大家也会本能地先怀疑。
    这其实就是小学课本了“狼来了”的故事,很多孩子都懂的。
    但我们成人社会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政府说,PX没毒,也确实没毒,但一些民众就是不相信,要集体散步;警方说,这个案件就是这样的,很简单,警察没问题,没有打人,但仍有一些人选择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你没有掩盖什么?
    这种公信力的丧失,最终将是一个政权的灾难。
    记得2014年习总书记去兰考县,就对干部们意味深长地提到了这个政治学理论。他详细解释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
    他接着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Wednesday, November 29, 2017

金 鐘:當代批毛三個方面軍

——2017年10月7日波托馬克文化沙龍發言提綱
(开放网,017-10-13) 
    毛澤東去世已經41年,自由社會不少人認同他和希特勒、斯大林為20世紀三大惡魔之首,但在13億人口的中國,毛仍然是被崇拜的偉人,他的像高掛在天安門上、印在鈔票上,他的文集年譜還在大量印刷,更有領導人想做「毛皇帝第二」。開放雜誌三十年不移的立場是:不批判不清算毛的罪惡,中國就不能實現政治改革、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我們出版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發表過不少具影響力的批毛文章,作過許多有關毛的人物專訪。
    研究毛澤東,面對一個時代的現象,應取更宏觀的視角,不局限於他在中國大陸27年的統治,至少應該追溯到二戰期間,涵蓋兩岸和國際共運。毛和他領導的共產黨雖然取得1949年打敗國民黨的勝利,但對毛的批判在國內外一直沒有間斷,而且,這些批判都為毛不斷升級的暴政所證實。這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歷史經驗。這裡謹概括批毛的三大方面:
    一、毛體制的倖存者和見證者——包括李銳、李志綏醫生、辛子陵等中共高級幹部,和學者、作家劉賓雁、吳祖光、李慎之、茅于軾等知識分子,及年輕一代的劉曉波、袁騰飛等人,他們都以著作、言論和切身體驗,公開揭露和斥責毛禍國殃民的事實。1980年四千高幹藉討論歷史問題決議之機,大量傾訴毛的極左錯誤,李維漢例舉毛50年代以來的十大錯誤,胡克實、夏衍、王光美等指毛是專制主義者、出爾反爾、嫁禍於人、言而無信、不擇手段。方毅更指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這些批毛者代表中國人的良知和正義傳統。毛一手造成的大饑荒,是中共統治期間的核心事件。毛深知罪無可恕,只有全力掩蓋,鎮壓異己,親自多次向外國人說謊:中國沒有飢荒!糧食部長陳國棟揭露周恩來幫毛封殺餓死人數達數千萬的官方調查,令人驚訝不已……
    甚至毛發動文革的幫兇林彪,最後也成為毛的反對者,他和策劃殺毛的兒子林立果叛逃失敗後,留下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一篇當時無與倫比的討毛檄文。嚴斥毛的獨裁統治是社會法西斯主義,將國家機器變成絞肉機。我們見證過林彪事件使文革遭到破產的過程,歷歷難忘。但是,鄧小平在文革後走資專政並舉,一手遮天壓制黨內外批毛思潮,提出「四個堅持」,延續毛的政治路線至今,錯過了毛去世推行體制轉型的歷史機遇。不過,可以相信無數批毛志士留下的地火不會熄滅,在未來的民主轉型中,中國內部的非毛勢力將發揮主導作用。
    二、台灣是批毛的典範——台灣現在本土化高漲,已經「不反共」。毛只是歷史課本的一個話題。但是我們翻開一部國共鬥爭史,可以清楚看到,從三十年代到毛去世,整整四十年,國民黨抗共的實質,仍然是以反毛為主要目標。抗戰勝利後的重慶和談,雙方分歧的焦點:軍隊國家化與取消武力割據,正是觸及毛思想的要害:槍桿子裡出政權。不僅蔣介石指毛不講信義,「禽獸不如」,咏雪詞是稱王稱霸的帝王思想,而且名學者胡適、張君勱等都公開要求毛放棄武裝割據,國家才能和平統一。事實上,毛畢其一生,都是迷信暴力,以暴力打天下,以暴力維持統治權力,導致在建國後的和平時期七千萬人喪生。國民黨在1947-1948內戰危機時刻,卻仍恪守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遺教,實行制憲行憲,數億人民投票普選國大,然後選舉總統,進入憲政民主。國府敗退台灣,勵精圖治,在經濟起飛後,實現民主轉型,至今已實現6次總統普選。
    中共參與了1946年的政協憲草,但由於毛根本沒有憲政理念,一門心思要擴張武力打倒國民黨,毛蔑視蔣介石「民主無量、獨裁無膽」。他在大陸擁有獨裁權力後,確實有超越秦始皇千萬倍的膽量,肆無忌憚,直到死於一場浩劫。毛1976年臨終遺言,說一生只做兩件事:將國民黨趕到海島去了和發動文革。兩岸比較,「成王敗寇」的慣律已然被推翻。台灣成為大陸人夢想自由富裕的燈塔,中國則陷於「崩潰的邊緣」!這難道不是台灣在另一個中國的批毛,取得「逆轉勝」的成功嗎?台灣當年的「反共八股」,誠已過時,但對照中共暴露的專政殘虐,我們只能說「不幸而言中」。毛獨裁有膽,已是「史無前例」,他自命的兩件事都經不起歷史的評判。如劉曉波所說,毛把十億個中國人變成零,最後他自己也變成了零。
    三、共產國際對毛思想的否定——對中共19大的研討中,我認為中共黨代會史上最有進步意義的應是19569月的八大。這個比較開放的大會跟隨蘇共20大反個人崇拜及推行人道主義政治路線,宣布階級鬥爭結束,強調發展經濟、大會及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因為早在斯大林時代,蘇共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有看法,認為是普加喬夫(俄國農民暴動領袖)的中國版,毛是人造奶油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在八大透露中共黨員69%是農民)。在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毛曾指責斯大林支持王明的右傾路線,戰後又要「把中國送給美國和蔣介石」,不許中共革命,包括敦促毛蔣會談和國共劃江而治,「搞南北朝」。——這是毛耿耿於懷的對蘇共貶低中共的宿怨。
    斯大林1953年去世後,國際共運開始「解凍」,蘇共20大一聲炮響,開啟共運走向修正主義的自我反省,直到蘇聯瓦解蘇共倒台。這一並非內外敵人促成的歷史演變,分明是人類社會的一大進步。但是,毛澤東死守階級鬥爭教條,陶醉於內戰的武功,將戰爭誇張到萬能的地步,在1957年莫斯科共黨會議上,竟然發出核大戰死三億人也有好處的狂言。在國內背叛八大路線,煽動階級仇恨,直到文革大瘋狂。對蘇聯則不斷妖魔化,污衊蘇共走向緩和的「三和」「兩全」內外政策,甚至誣指資本主義已經在蘇聯復辟。更將大饑荒的人為原因,歸咎蘇聯撤援逼債(現已證明是謊言)。赫魯曉夫多次嘲笑中國胡鬧的大躍進,指文革是「軍事官僚專政」。毛從公共食堂、土法煉鋼,到關閉大學、禁言禁書、造反派奪權、法制蕩然,政府癱瘓……哪一樁不顯露「山大王」無法無天毫無現代素養的劣根性?和烏托邦理想主義豈可相提並論?我們也只能說,蘇共對毛的不信任,「不幸而言中」。
    中蘇分歧終於在毛死於天怒人怨之後,偃旗息鼓。鄧小平拖延到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才恢復正常關係。但是這場讓中國付出慘痛代價的「反修鬥爭」的大是大非,至今中共當局還是瞞天過海,沒有一點正式的檢討和交代。根源何在?涉及批毛。劉曉波說得好:毛澤東沒有影響世界歷史進程,他只能關起門來折騰中國人。蘇共與毛三十年的對抗,以其強大的物質力量和迎合世界潮流的意識形態,抵禦了毛欲稱霸世界的狂妄,引領共產陣營浴火重生,走上民主之路。毛的神主牌雖然還在北京支撐著那個罪孽深重的政權,但是,蘇共戰後的道路,給中國未來提供了一個選項,那就是令毛至死不安的共產體制的和平演變。  
2017-10-11整理於紐約0)

Tuesday, November 28, 2017

梁京:十九大后的糟糕开局

(自由亚洲电台,2017-11-28 
         北京政府借火灾事故用强力手段来驱赶所谓“低端人口”,引发了十九大之后中国第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各界舆论可以说是同仇敌忾,不仅给北京新领导蔡奇加以巨大压力,也会令习近平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事件给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带来了一个很糟糕的开局。
         社会舆论反应如此强烈,一方面固然是北京市政府做得太过分,但我相信,舆论的爆发不仅是因为这个事件,而且是“气不打一处来”,反映了许多人对十九大新贵蔡奇无视一般人感受的“治国理念”和执政风格的强烈不满。这些新贵们一面肉麻地吹捧习近平,大搞过火的形式主义“学习十九大、宣传十九大”,但一转脸,就对最贫弱无助的底层百姓露出了冷血的凶相。
         官场和官员的这种丑态虽然并非什么新近才有的现象,但随著习近平越来越明显地提拔“自己人”,以蔡奇为代表的新贵们越来越无所顾忌,终于给人们宣泄不满创造了机会。还有两个因素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个就是所谓的“红黄蓝事件”,另一个就是《人民日报》的文章发明的“低端人口”这个新的政治语汇。
         “红黄蓝事件”其实是一个比驱赶外地人口更为可怕的恶性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中国的权贵为了发财,可以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他们竟然敢把这样一个完全无法保障幼童基本安全的幼儿园,做成一个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这样邪恶的想像力实在是超出了常人的想像。至于“低端人口”这个新政治语汇,我相信将比调侃权贵的“赵家人”一词,更有政治能量和时代意义。这个词显然不是反体制的人发明的,因此折射了当权者真实的傲慢心里。这个词在未来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将和美国的“黑鬼”一样,成为一个非常令人反感的负面词,能够动员千千万底层民众的反抗意识。
         权力的贪婪和傲慢,加上无能和乱作为,是统治者发动法国式大革命最有效的配方。当年法国的统治者并非不想平息底层尤其是平息农民阶级的不满,但他们却做不到,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与底层人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居高临下地关心弱者,反而会更加点燃底层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怒之火。
         北京市要驱赶几百万所谓“低端人口”,是习近平的既定方针。我不大相信,这一次社会舆论的谴责,能够改变这个既定方针。北京市和所辖的各个区县领导,都是立了军令状的,办不到就要丢乌纱帽。但是,这种靠军令状来治国的路数,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此次北京强力驱赶外地人口提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虽然已经有一些城市,比如温州,以拆除违章建筑为借口,成功地把大量外地人口赶走,但北京也用这样的手段来驱赶几百万“低端人口”,会对整个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会对中国的国际形像带来什么影响?这是北京的当权者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此次批评当局的人不仅人数众多,且来自各个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倾向。自由派以维护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的话语来批评当局,是很自然的。而来自左派的批评则更加耐人寻味。他们指出了当今的中共官僚,已经完全没有当年中共的那种与底层贫民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这个事实。这是更中要害的批评。让这样一支完全与百姓对立的官僚队伍“不忘初心”,完全是对牛弹琴。

资中筠:中国的“颂圣”情结

(中国禁闻网,2017-11-10)
    建国六十年来,军事成就最大:新政权刚建立十五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就造出了原子弹。在军事领域对国际先进水平跟得最紧;经济建设走了大弯路,以至于到1976年濒于崩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赖走向市场经济和向外开放之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现在已经到了拐点,可持续性发生问题;政治改革步履维艰,始终迈不出关键的一步;而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则破坏大于建设。这种破坏是渐进的、逐步加剧、逐步扩大范围,到“文革”达于全面摧毁。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六十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为什么这么快就达成舆论一律,多少硕学大儒否定自己积几十年学而思、思而学之所得,放弃“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在什么程度上是被迫,什么程度上是自愿?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试从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探讨: 
                (一)客观形势 
    中国再一次出现大变局,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中国读书人失去了代表“道统”的身份,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这是最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新政权废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加引号是因为实际上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那么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不在学院,而在中南海。不但“朕即国家”而且“朕即真理”。过去天下士子考科举,需要熟读经书,而不是当朝皇帝的御笔批示。今之“政治学习”需要熟读的不是马恩经典著作,而是领袖言论。“导师”也说要建立“新文化”。若全盘“马克思主义化”果真能做到,那就是全盘西化。这当然不可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如何结合?一种外来思想需要嫁接到本土的思想资源上,结果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的已经初步建立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与马克思的学说关联甚少,而是“斯大林加秦始皇”。这里
面多的是历代帝王的统治术加现代集权,少的是以民主宪政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学。这是在执政之後,在取得政权之前是嫁接到陈胜吴广—李自成,“文革”期间则是二者的奇异结合。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对是非的判断权全部收缴上去,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愚民政策臻于极致,读书人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逐渐成为习惯,也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自信。“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建立在“自反而缩”的基础上的,就是坚信自己是正确、有理的,如果这点自信没有了,无所坚守,自然再难谈什么骨气和“浩然之气”。于是“士林共识”没有了,一人一旦获罪,在亲友、同事中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在精神上也彻底孤立,这是最可怕的境地,犹如天主教的革出教门。过去中国的皇权体系,“政、教”相对说来是分离的,现在反而把对信仰的操控与政权合一起来,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论是大倒退。 
    做到这一点,端赖持续不断的对全体知识界贯穿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最初首当其冲的是最高级的知识精英,即大学教授和科学院的高级研究人员。他们之中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在之前的“镇反”运动中已经遭难,知名的如雷海宗、叶企荪等。1950年,燕京 大学一位美籍教授回国,学生为之送行,送了一块“春风化雨”的匾,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燕大的党支部做深刻检讨。借此,清华、燕京等与外国关系较多的大学展开了“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运动。抗美援朝开始後,发展为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运动。大规模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从1952年开始。各大学学识渊博、平时备受尊崇的教授们在大会小会交代历史、检查思想,批判和否定自己半生的著述。越是学术成就大、地位高的,越难“过关”。下面坐的多为自己的学生,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老师更加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反动性”。 
    紧接着“三反”、“五反”、文艺界批判电影《武训传》、“反胡风”、批判“红楼梦研究”,等等,再後来就是众所周知的“阳谋”,精神领域无一幸免。许多教授的自我批判被选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今天看来,其自贬、自虐的程度惨不忍睹。刊登出来的是知 名人士,实际上大小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写过无数此类今天令自己汗颜的“思想检查”(笔者当然不例外)。从此独立人格荡然无存,不但是非标准,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 
    主要批判的内容,恰好就是支撑读书人精神的上述第二点传统— —重气节。具体批判的重点为:“清高”(自以为不问政治,政治要来问你)、“骨气”(有阶级性,反对剥削阶级宣扬的反动“骨气”,对“人 民”必须“折腰”)以及“旧道德”(家庭伦理、朋友信义等都以阶级 划线,反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乃至鼓励投(革命之)机(转变越 越好,不必怕落“投机”之嫌) 
    另一条主线是追随苏联。第一次令高等院校元气大伤的改组,就是依照苏联模式,那一次的“调整”特点是高度实用主义,重工科、抑文科,甚至理科(纯自然科学)也服从于工科需要,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干脆取消。从此大学失去自主权,中西的通识教育传统都被扬弃,只生产“听话、出活”的工匠,再无独立思想可言。在自然科学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苏联大肆宣扬李森科、米丘林时,中国生物学界亦步亦趋批判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压制一切不同意见,不少知名科学家放弃科学真理加入批判队伍,而以谈家桢、胡先骕为代表的坚持科学良心的科学家遭同行的公开批判。但是苏共二十大前後,李森科在苏联失宠,于是中国科学界也奉命开始转向。当时的科学院院长竺可桢“代表有关方面”向他们道歉 。仅此一例,已可见即使在重实证的自然科学界,政治已经压倒科学真理,多数知名科学家也屈服于高压之下了。以後顺应政治斗争需要,科学泰斗公开发表文章肯定“亩产万斤”,原子物理学家发表文章论证大气中核试验的放射微尘于生物无害,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时恩威并施,或者领导层间或有较为开明的,最後都被压倒。1956年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报告”,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前提下,表示尊重和团结知识分子,随後一批高知被发展入党。紧接着一场“阳谋”,知识分子又遭大规模洗劫。不少刚入党的又变成右派, 开除出党,有的还来不及转正,就划归“敌人”了。在大饥荒尾声的1962年,陈毅副总理作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帽”讲话,使知识界又升起沐浴皇恩的希望,奔走相告,额手称庆。但是紧接着就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于否定了这次讲话,此後“阶级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卒至打入“臭老九”,相当于元朝的“九儒、 十丐”。 
    早在1958年,领袖已经为“一穷二白”踌躇满志。“穷”者,全民皆被剥夺,私营工商企业完全消灭,农民失去土地,再无人有恒产;“白”者,中华民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近百年的文化革新都被洗刷一空,五色斑斓的瑰丽画面变成一张白纸,供一人在上面狂书乱画。到“文革”开始,连十七年的教育都被否定,中小学教员都被认为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以至于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在“与一切传统决裂”的口号下,一切基于人性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划线。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最後,文化教育领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一个白卷英雄。斯文扫地、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者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中华民族文化浩劫于斯为最。 
    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有透彻的论述,他指出:极权主义宣传摧毁一切道德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对真理的尊重。在这种社会中,道德中的大部分因素——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弱者和普遍尊重个人等,都将消失。这一论断已经为事实所证明。这是新的道德沦丧的起源。 
                 (二)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主观因素 
    当然达到文化专制的前提是“武化”统治。胜利者挟雷霆万钧、横扫玉宇之势,君临天下,手无寸铁的“秀才”们不由得不为之慑服。但是简单地把一切归之于高压下的恐惧,完全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导向人格卑下,既不全面,也不公平。深层次的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1.“家国情怀”的延续。中国人,特别是其精英,百年来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屈辱,最大的诉求是国家统一、民族兴旺。这一诉求高于个人荣辱。所以,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话,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下决心委身于新政权、追随新领袖,其他的都可以放 弃和牺牲。这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1949年,化学家傅鹰在美国正在犹豫是否回国,读到解放军炮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的消息,他根据以往经验,以为仍将以中国政府道歉了结,没想到新政府对英国态度如此强硬,大受感动,于是决心回国。这种心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即使接受了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未摆脱寄希望于“明君”的传统。革命领导的个人魅力、传说中的长征英雄事迹,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足以使没有参加革命的人自卑。另外,新政权开始正处于“其兴也勃”的时期,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 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 
         2.二战後的世界形势和潮流。当时两大阵营的对立,非此即彼。 选择留在大陆等于选择留在一个“阵营”。二战之後,国际知识界左倾也是一种潮流,因此不少知识分子相信“这边”代表未来,急于跟上世界潮流,怕为时代所抛弃,作“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特别是朝 鲜战争之後,中国与西方多数国家是敌对的关系。政治上的选择与意识形态的“站队”无法分开。思想上有任何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倾向,就有“里通外国”之嫌。国家的敌人与思想的敌人相重合。尽管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的说法,在实践中却难得分开,稍一不慎就落入政治罪人,人人自危,只能兢兢业业接受“改造”。外部“敌人”的存在被统治者充分利用。所以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後,眼看自己在中上层干部中一贯正确的威信有所动摇,领袖曾布置高级干部学习柳宗元的《敌诫》。用外敌的威胁转移对内政缺失的注意力,用以巩固其权威,是统治者常用的手法,在特定的环境下,对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效。 
         3.知识成为原罪。1949年以前受过高等教育者,多半非工农子弟,伴随着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同而来的是无法摆脱的“原罪”感,“阶级烙印”有如罪犯的金印。“书香门第”不是荣耀而是耻辱,这是对几千年传统的逆反。即使贫寒出身的子弟一旦受了高等教育,也被认为“变质”。除了少数已是“左派”的知识分子外,多数对“马列”理论不熟悉,所以许多饱学之士都有一种自卑感,真心诚意愿意重新学习,用新的理论来审视自己过去的学问。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开始学俄文,却很少人学德文,可见实际目标还是学苏联而不是马恩经典。 
          4.“颂圣文化”的延续和大发扬。如前所述,“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太平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後来冤假错案得以“平反”,则感激涕零,“天王”更加圣明。“文革”之後,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一切罪责一笔勾销,就此对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心安理得地拒绝反思。
    以上几点是最初阶段接受“改造”的“自愿”因素。以後,一轮紧似一轮的“阶级斗争”使强制的成分日益增加,但已无退路,衣食住行的厚薄有无,以至婚姻、亲情、友谊的自由一切操之于“组织”,想要“归隐”也无可能。同时又被示以“出路”,只要努力改造,达到“脱胎换骨”,就有希望被接纳。这是一种漫长的修炼过程,或可比作经过炼狱达到天堂之路。有人将之比为“温水煮青蛙”,每次政治运动是一次加温,但又对不同人群有所选择,所谓打击5%,团结大多数,于是人人争相加入那95%,直到“文革”95% 都被“横扫”。 
    当然每个人的阅历与处境不同,思想轨迹各有差异。每一轮的整人运动裹挟一大批人进一步丧失自我,同时另一些开始怀疑、有所觉醒的人数也在增加。“文革”的狂飙使全民陷入疯狂与愚昧,而混乱失控的局面又无意中提供了某种自由思考的空间,那种达于极致的荒 谬反过来唤醒了许多人的理性和良知,心中的“神”一经动摇,人性就从混沌中开始寻找回归之路。这种情况在部分知青中尤为突出,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乱读”了许多“禁书”,无意中大开眼界,吸取了迥异于官方教条的知识营养,成就了新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代文化骨干,有的後来进入高等院校,有的散落民间,成为今之颇有成就的“自由撰稿人”。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三十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借此冲破牢笼,封闭的国门再一次打开,中国人与百年前的先辈一样,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长期 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和权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来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为现实。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幸而长寿的老一代学人,劫後余生,又焕发新的活力,恢复自信,在学术上仍能有所贡献。恢复高考初期入学的青年学子有幸得到这一代老先生的亲炙,在某种程度上, 薪火得以传续。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虽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但是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为1949年以来所仅有,涌现出一批好学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学子,如果有机会发展下去, 有望继承“五四”的传统,对在新时期重建新文化有所作为。 
    但是,这场思想解放与“五四”前後的新文化运动不可相提并论。 其致命的弱点在于收放仍在“如来佛手心”。掌权者为特定的政治需要服务,给予一定的鼓励,但不打算作彻底的反思和清算,基本体系不容突破,旧势力的阻力十分顽强,所以在前进中道路迂回曲折——镇压“民主墙”、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人道主义„„ 知识分子仍然动辄得咎,心有余悸,没有安全感。这一轮新的启蒙仍以“武化”手段结束。以此为分界线,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在“思 想上保持一致”的口号下,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以在位领导的是非为是非。1992年的“南巡讲话”,挽回了经济倒退,而对政治 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一方面是毫不放松的思想钳制,另一方面是拜金主义、商业大潮和恶性市场竞争,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文化进一步低俗化。当前, 尽管以言获罪之事仍不断发生,但比前三十年环境已相对宽松,也存在体制外的其他出路,但是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更盛,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 
    再以前面所列“士”的三点传统来看今之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些在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中特别强烈,同时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主流媒体以外 的报纸、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後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後继,承载了 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但是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人才国际流动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 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 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後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 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至于主流文化,一切新老传统的特点中唯有颂圣文化如鱼得水。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是得利者。在此情况下,直接或间接“颂圣” 表现为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 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 “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此举招 来网上一片骂声,但是并未引起“舆论哗然”,他们感受不到任何压力。那位文化明星依然为主流媒体所追捧,频频以“大师”面貌亮相。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古之颂圣还有真诚的一面,出于对某种纲常的认同。今之“颂圣” 多数言不由衷,明知其非。在大会、小会上一本正经地说,大小笔杆 子成本大套地写的内容,在茶余饭後私人之间却是讽刺讥笑的话题。人人都做两面派,丝毫没有歉疚感。古之欺君是大罪,今之“君”似乎有意需要被欺。古来帝王还相信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所以史官还有一定的写真事的空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这一点对青年一代毒害尤甚,使他们对当代事、近代史完全无知,对古代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借近几年经济增长之力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有的重新肯定古今一切“传统”(例如所谓三个传统——儒家、(1949年以後)前三十年、後三十年——一并继承,就是不提1840年以後那一百年),有的公然倡导“政教合一”,还有赤裸裸地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极端国家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的道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不满转向洋人。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无论理论上如何不合逻辑、如何歪曲历史,无视客观现实,在表面上却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在位者以“××亡 我之心不死”(过去是“帝国主义”、“帝修反”,现在是“境外敌对势力”)来掩盖施政的缺失,压制国内的不平之鸣;摇旗呐喊者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上述“含泪劝家长”一文,用的借口也是家长维权讨个说法,就要为“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罪名吓人。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抵制改革,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再次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新老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後”,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摘自《士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