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29, 2018

RFA报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干涉别国主权

2018-06-28 
    澳大利亚一家智囊机构新近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已超越中国国界,扩展和影响到外国企业,有干涉别国主权的可能性。 
    英国《卫报》的报道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被指控为是一个奥威尔似的监视大众的工具,该体系已开始起到塑造外国企业行为的作用。中国当局通过社会信用体系把那些有越轨行为的人列入黑名单,以此来迫使人们规范行为。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还在持续发展的、野心勃勃的庞大工程。它利用大数据信息和人工智能程序,根据被监视对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来评定被监视对象的社会信用分数。得分低的公民被禁止享用交通服务等;而得分高的人们则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中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其社会信用体系涵盖全国所有的13.5亿的人口。
    中国政府说,该体系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民间的相互信任和他们的道德行为。根据中国国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今年三月的有关声明,任何犯有类似在火车上吸烟、用过期车票、没能按时付罚款、传播假信息或在飞行期间制造事端等越轨行为的人都可被列入黑名单。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信息, 2017年,已有615万中国人次失去了乘坐飞机和火车旅行的权利。
    目前在堪培拉 “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作访问学者的上述研究报告作者,萨曼莎-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在新近发布的题为《社会信用:科技加强集权统治的全球性后果》的报告中指出,很多人对中国社会信用工程对其它国家影响的认识还不足,但实际上,该体系已经起到了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意愿来塑造外国企业行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存在违反别国主权的潜在可能。
    她举例说,中国政府前不久向国际航运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网站上把台湾和香港列为是中国领土的做法,就是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扩展和影响到外国企业的很好例证。
    霍夫曼指出,中国政府根据航空公司如何认定台湾身份而给予社会信用分数的做法可用来实施两个政策:一是迫使这些公司接受中国版的“事实”;二是压制对台湾地位的任何另类认定。
    海外中文政论网刊《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他同意这个论点,中国政府多年来向外国企业施压,迫使他们作出违背自身利益和自己国家有关法律的事情。若不阻止,中国政府的这种试图把自己的体系和价值强加给别国个体的做法还会继续下去:
    “首先,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用来监督本国公民的,但这个工具现在的确开始扩展到外国公司身上了。中国政府对那些与自己有经济往来的国家和公司一直都在试图施加压力,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利用自己的多年来一直在迫使外国公司做各种让步。这个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如果持续发展的话,会带来很多危害。”
    “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访问学者霍夫曼在上述报告中还表示,截至201811日,所有持有中国营业执照的公司(在中国运营的公司必须拥有的)已经都被纳入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这些外国公司拿到了印有18位“统一社会信用号码” 数字的新营业执照。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些商业身份号码来跟踪它们的所有举动,并向中国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通报企业的违规行为。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是否可以看到有关自己的社会信用记录,也不清除外国公司是否向中国当局因社会信用分数而做出了让步或因此改变了行为。
    该报告的发布,正值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陷入困境。在该报告发布的同一周里,澳大利亚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为议会通过一项旨在反制外国通过隐秘、强制性和腐败手段干涉澳洲政治的法律铺平了道路。
    据美国民间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也指出,在中国,按时上缴税赋和遵循政府要求的企业可以得到条件较好的贷款和较容易得到公开招标;而不去按政府要求办事的公司则会面临更困难的商业环境。
    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博讯的主编韦石就此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国际网络政策研究院”的这份报告发布的很及时,中国政府的确总是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向外国公司施压,强迫接受它的要求等。而许多外国公司也表现的很屈从:
    “其实,中国政府迫使外国公司按照它的意愿做事儿的努力造就开始了。记得2007年左右,因雅虎公司向中国公安部门提供石涛等三位记者在雅虎上的信息而导致他们被捕的事吗?现在这类事情受到关注是因为最近中国政府要求外国公司认定台湾属于中国,牵涉到了其它国家的外交政策。我认为,西方公司针对中国的要求和压力应该有所抵制,不能总是屈服。”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证监会最近已将第一批特定严重失信人名单报送铁路和民航部门,对“不按时履行公开承诺的上市公司相关责任的主体”和“不按时履行证券期货行政罚没款缴纳义务的当事人”这两类资本市场的“老赖”进行联合惩戒。报道还说,相关名单已于61日在“信用中国”网站发布。

Thursday, June 28, 2018

关于阶层固化和社会割裂,我们应该了解什么?

(好奇心日报,2018623日)
        阶层固化和流动,涉及甚广。这篇主要讨论的是社会固化和割裂的风险。
        “有时候,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而是去解释世界。”
        在某个关键时刻,关于如何解释这个世界,如何与未来相处,我们需要听听睿智、独立的声音。
        我们邀请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的 20 余位专业人士,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问题纷繁而且复杂,但与年轻一代的未来生活息息相关。被访者希望,留给未来年轻一代的这个世界运转良好而且文明进步;在复杂而且迷茫的世界中,保持独立与理性。
         那个长期以来的问题,中产阶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加速器,洪涛教授有不同的见解。他对一个精英主义倾向的中国有一种深刻的担忧。他说: 改革开放后精英主义起来了,发财的人认为我发财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能力;做官的人认为我做官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是贤能;有文化的人看不起普通人,因为你不会讲英语,不是西方留学回来,你讲话讲不过他,学历也没他高。人格观念是泊来品,中国人传统上也较少有人格平等的观念。社会在整体上倾向于赢者通吃,强者优先。”
         这种前景并非无先例可循,拉美化的社会就是一种。“多年前就有人说过,中国要提防拉美化。……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其实分裂为两个国家,其一是富人的、权贵者的少数人的国家,其二是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的、相对弱势的多数人的国家。”洪涛教授补充说道。
         王建勋副教授说,何止两个中国,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实际上存在着多个中国。
         如果不能解决社会断层、发展差异的问题,这会造成更大的割裂。
         这种割裂实际上已经在更近的尺度内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2017 年底、 2018 年初,深圳、北京等地同一个小区内商品房与“自住房”之间的隔墙问题引发居民之间冲突,就是一个缩影。  何帆教授论及此:“这个问题它不在于说那道墙,没有那道墙,大家在心理上也已经竖了一道墙。阶层之间缺乏沟通,公众之间缺乏相互理解,这是个事。这个事政府解决不了,政府把那个墙竖起来,还是把那道墙拆掉,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沟通和理解),本来应该是互相之间谈判最后解决的。(但)大家又没有这种谈判的机会,彼此之间都有自己的自私、傲慢、偏见,这个就很难办。”
         阶层固化、社会割裂,这是一个结果。多位学者将目光投向城市化过程、对城市化的理解、城乡二元对立的现状、违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逆城市化政策……所有这些问题共同造成了眼下的结果。
         一方面是担忧破坏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稳定器的自身是否稳定,另一方面则是中产阶层是否能承担促进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功能。某种意义上,城市化问题成为其中的一个最重要节点。
         这可能需要更长久的时间。
         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 40 年时间,中产阶层真正形成或者被提及也是近年才有的事。40 年前,中国的民间社会还很弱小。“目前从经济或者各方面来看,还是处于一个初发期、萌芽期,真是小。它要长成一个比较大的时候,还要假以时日,包括对自身的责任、权利、意识。”他说。
         美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要乐观一些,作为长期驻德国和中国的记者,他既研究德国,又研究中国。他以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例子说:“ 1848 年有个革命,全欧洲的革命。这些保守主义的反动分子(reactionaries)一直有,但那时候失败了; 1870 年,德国统一,他们也失败了;一战以后,魏玛共和国也失败了。但慢慢成功了,可能是 100 年以后才算成功。 1949 年,西德才建成了德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比较稳定的民主政府。不是说中国也需要 100 年,但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时间比我们想的要长一些。”
         “长期来看,富有、受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国家用简单的方法是不太容易控制的。但我现在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张彦对《好奇心日报》说。
         1. 发展阶段的差异,让中国呈现多个形象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副教授) 
         我们有好几个中国。这是大城市。如果你再到那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那又是一个中国。如果你再到那些小县城,那又是一个中国。你再到农村、再到中西部农村、西部最穷的农村,那又是一个中国。我们有很多中国。 
         我也有这种感受。与 1980 年代、 1990 年代比,现在好的大学里来自农村的孩子可能越来越少。当然,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一些调查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种看法,确实如此。
         这毫无疑问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其实在我们过去这 20 年当中,大量资源集中在了这些大城市、这些好的地方。如果你生活在大城市,你会接受更好的教育,你更有可能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当然也因为招生制度不公平所造成的,它本来就对这些城市招得要多,比农村里边(多)。
         我觉得诸多原因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包括投入不平衡,城市的学校比农村的学校要好得多。如果说 20 年前 30 年前差别还没那么大的话,今天差别可以说非常非常大。因为城市里有更多的资源,我们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了城市里面。城市里马路建得很好,楼很高,地铁很多,农村里什么都没有,投入严重不平衡。这种人为的原因导致农村孩子们接受的教育更糟糕,机会当然就更少。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这些农村的孩子从小就是留守儿童。他们没法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爷爷奶奶根本无力关心他们的教育问题,他们自己也没受过什么太好的教育,也没有精力去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就造成了这些孩子学习可能普遍不如城市的孩子好。
         我觉得问题非常多,各方面可能都需要改变,才能够扭转现在这种局面。多年前我就跟外国来的一些教授、朋友说,不要因为来了北京、上海、深圳,你就知道这是中国。这不是,这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有好几个中国。这是大城市。如果你再到那些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那又是一个中国。如果你再到那些小县城,那又是一个中国。你再到农村、再到中西部农村、西部最穷的农村,那又是一个中国。我们有很多中国。
2. 为什么在一个常态下,没有战争,没有其他问题,能够停止高考 12 年?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对知识的尊重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是人类的一个天性。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在 1949 年后,我们确实经历了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反常过程。 
         “新教育”在 1949 年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给中国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而这批人才我们今天去分析一下,就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从“新教育”产生出来的各个层面知识人,你可以看到,他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并不(只)是来自于家庭优良的中产阶级、先富阶级、资产阶级,不是这样的,也有来自底层的。来自底层的,第一代人可能就考一个初中,可能就读一个高师,这种免费的师范教育,或者只读到了教会学校,因为教会学校也不要钱。那么在民国时期,这才使得中国的社会阶级开始有一个很大改变。
          1949 年之后,毛(泽东)反智的思维出现。他对知识有一种很不以为然(的态度)。从最高统治者(的角度)来讲,这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遇到过的。
         我读中国史还是比较细致的,我们没有遇到一个统治者,怎么对智慧带有这样一种很瞧不上的姿态?我没看到过。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统治者,怎么能够讨厌知识?因为当时给我们传递的就是什么?那句话怎么讲,意思就是有知识的人可能是最低贱的(注: 1958 5 18 日,毛泽东为丹东市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写了批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一种价值观。
         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对知识的尊重应该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性,是人类的一个天性。尊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在 1949 年后,我们确实经历了这么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反常过程。那么这个反常过程是什么?就是把民国时期给中国积累的人才逐步消化完。
         大概等到江泽民、朱镕基退出政治之后,其实民国所留给中国的人才,包括自然科学的钱学森、人文科学的季羡林,这一拨人去世之后,就是民国所积累的给中国留下的遗产,基本上也全部结束了。后来我们自己培养的,就到了我的老师辈,大概都是 1950 年代读书,到了受“文革”影响,“文革”之后开始恢复,那么这一拨人现在也都到了垂暮之年。这一拨人接受的是 1949 年之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教育,也经过了 1950 年代的政治改造和 1960 年代的政治风波。但是他们有一点,这一代人是亲历了民国的学人,毕竟他的老师还是陈寅恪,还是一拨来自民国的老师。它使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能够保持某种对知识的(尊重)。
         (再后来),我是高考恢复之后前三届的。高考恢复之后,才使中国真的在 1949 年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常态国家。今年高考恢复 40 周年,有人找我访谈。我说,我们不仅应该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它使我们获得了读大学的机会,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在一个常态下,没有战争,没有其他问题,能够停止高考 12 年?12 年耽误了多少人?我在一篇文章算过,按照当年的报考和录取数,我们耽误了大概 600 多万人。这 600 多万人是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而没有接受高等教育。这个东西就很荒唐了。
         恢复高考使得中国重归了常态国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慢慢又出现了一个扭曲。这个扭曲就是:不(关心)社会整体进步而片面发展经济,导致(进入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荒唐(时代)。经济增长压倒一切,对知识结构、知识财富的不上心,不尊重。世界上 200多个国家,我觉得可能也只有我们是这么一种状态。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问题。
         那么,本来这个时候,高考对中国相当一部分有产者来讲,已经成为鸡肋,有和没有实际上都无所谓了。你注意到没有?我的观察,最近十年,高考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富阶级、官僚阶层,已经不是问题。他们的孩子都在国外留学。中国的教育搞到这个样子,本来就应该反思: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留在国内接受中国的教育?我们和世界教育的差距在哪儿?为什么我们愿意把孩子送到哈佛去,而不愿意送到北大来?
         这个反思就应该去改善我们的教育,恰恰我们下面是走扭掉了。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港澳台学生,可以不上政治课,可以非意识形态化教育,没有意识形态地传授知识,但是国内的平民子弟,来自底层的,对社会观察已经很清楚。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痛苦?他们都很清楚,结果还一天到晚灌输那种令人生厌的政治信条。这时,我们的教育本身就很荒唐了,很扭曲了。那么,这种很扭曲,再加上现在整个社会用工,大规模人才流动当中,又限制身份。
         这一系列事情导致就回到你问题的主题——社会的固化。本来高考、做工、流动人口才使这个社会充满活力。有活力的人、有办法的人、有想法的人到城市中打拼。城市是流动的。之后,社会结构就该“告老还乡”。发展农村,让农村重新自然地活起来。结果我们现在整个把这个都扭掉了。
3. 城市化的过程,本来应该是中国国民素养得到改善的过程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对家庭来讲,可能他在北京打工 20 年,那么可能他是打工第一代,但是他的第二代在 20 年后,可能通过高等教育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整个国家才能在这过程当中得到进步。 
         (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逆历史潮流了,逆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潮流。城市本来应该是最大限度接纳外地人口。如果不是后来中国发生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我们今天中国人口不论达到多少,现在 80% 的人口都应该在东部、南部沿海这些城市群当中。20 世纪初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崛起使我们错过了东部经济带的发展。后来我们又不懂这种布局,去开发西部,反而是越弄越糟糕了。这样使我们的贫困人口、没有知识的人口比重一直很大,越来越大。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人口一定会向城市流动。这种流动应该是政府不能管制的流动,应该是一个自然的、(需求导致的)市场流动。这种市场流动,政府能够做的,就是政府拿税收去调剂,比如给农民工子弟学校补贴。如果你聘请一个正儿八经的师范毕业的学生做老师,我给你补贴多少钱。台湾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今天台湾教育能够冲到世界前茅?就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政府一直在对教育实行引导式补贴,你办教育,政府支持你。如果你办一个中等教育,从国立大学聘请一个教授过来,这个钱政府来出。我当年在台湾教书,专门了解过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完全都弄扭掉了。
        本来城市化过程中,应该是中国国民素养得到极大的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工、打工的、做生意的,他们的后代,城市都应该尽最大的限度、最大的可能给他们土地,办学校,让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过这种教育的城市化改造,逐步城市化,整个国民的素养才会改变。特别在经济下行、经济不好的时候,更应该(这么做),甚至可以把它作为稳定城市正常运转的一个经济性手段。不应该是赶回去,而是应该把这些人请进来,(让他们从农村)把孩子带出来。你在北京卖菜,政府就应该帮助他在附近盖学校。
         政府应该提供一个标准,学校的标准应该达到我的每个标准。像台湾一样, 1980 1990 年代,台湾的教育就是制定教育的标准。你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应该达到有什么程度毕业的人在这儿当老师。如果你聘请一个北大毕业的到这里当老师,政府给你补贴,每个月给老师补贴多少钱。这样才能把学校办好,经过 10 年、 20 年,一点一点,整个国民素养才能改变。
         对家庭来讲,可能他在北京打工 20 年,那么可能他是打工第一代,但是他的第二代在 20 年后,可能通过高等教育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整个国家才能在这过程当中得到进步。
         中国的底层教育应该是这样,通过城市辐射、城市吸纳,城市把农村人口逐步城市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因为我们没有竞争,只有统一管理。从幼儿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我们都是来自于一个模式,一个权力系统授权,这是不好的。这是教育落后,也是教育没有活力很重要的一个外部原因。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民国教育和国外教育,为什么好?比如我们看美国的教育为什么能够出现多的奖项?给人类做那么多贡献?因为他的学校的格局是多样性的——教会背景的、基金会背景的、国家拨款的、公立的,各种性质都保留。我们民国时期的教育,来自于省内的、国立的、教会的、民间的,都有。南开大学当年是自己筹集资金、清华大学靠庚子赔款、北京大学是政府拨款、燕京是教会的钱、圣约翰是教会的钱。这些学校来自不同的拨款系统,它才使这个学校和另外一个学校(相比),办出自己的特色。另外在竞争比较当中,学生考虑说我为什么考北大? 我为什么考清华?他会有一个价值认同。我们今天是毫无比较,只是在讲程度差别,(比如)北大国家拨的款多,所以老师、学生往那儿集中。
        这是很糟糕的。
4. 中国社会的拉美化、精英主义趋势值得警惕
    洪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其实分裂为两个国家,其一是富人的、权贵者的少数人的国家,其二是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的、相对弱势的多数人的国家。 
         1990 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不断往精英主义方向发展,这是一个趋势。在一些电影中,一些社会边缘人群,比如同性恋、胖子,受到了嘲笑,他们的形象被丑化。普通人,非成功人士,在整个社会评价体系中的地位是很低的。这是中国自 1990 年代末以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发展趋势。
         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不仅在扩大,而且在不断加深、加固。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出现并不奇怪,合乎中国自身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逻辑。原因很复杂,一个方面当然跟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改革开放初期,大部人的家底都差不多,但现在不同了,因为积累不同,拉开了距离。其次,在 1980 年代,一个人可以白手起家,不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未必要受较好的教育。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了。从政策层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政策,总体倾向于拉开距离,当然,这有利于对财富创造的激励,但是,也使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从中国固有文化的角度看,平等不是中国的主流传统。平等观念进入中国是在20世纪初,而影响较大的,也就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精英主义起来了,发财的人认为我发财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能力;做官的人认为我做官是理所当然,因为我是贤能;有文化的人看不起普通人,因为你不会讲英语,不是西方留学回来,你讲话讲不过他,学历也没他高。人格观念是泊来品,中国人传统上也较少有人格平等的观念。社会在整体上倾向于赢者通吃,强者优先。这从一些小事就可以看出,道路总是优先满足汽车通行,其次助动车,其次自行车,最后行人。单位要提拔一个人,所有的资源、荣誉、机会都集中于他,保证他要与其他人拉开距离。结果自然是,有钱的更有钱、有权的更有权、有文化的人更有文化。权贵的后代,总体上会受更好的教育,有更广泛的人脉,有更多的机会,往往也更会做人,因此,在起点上,他们就与普通人家的子弟拉开了距离。总之,已经获得的优势,将积聚成更大的优势,而一旦有微小的劣势,也会变成更大的劣势。
         这样经过若干年之后,社会的分层就很明显了,而且,上下两层的距离越来越大。财富在集中,权力在集中,文教资源也在集中。金钱、权力、文化都在向着上层汇聚。近来盛行“贤能论”,有财有势的人,还要证明他们之所以有财有势,是因为他们德行高的缘故。这样一来,普通人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他们的穷和弱,还要表明他们的德行的缺乏。这是权势集团同时握有文化霸权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来真很悖谬,在柏拉图《理想国》所设想的一个好国家里,德行高的统治者是不能营家室、不能蓄私产的。对照一下就不难明白,现在的这种德行等级制(贤能制)是怎么回事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人喜欢批评新自由主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倒是很新自由主义的,而且是一种极其精巧的新自由主义。
         多年前就有人说过,中国要提防拉美化。一方面,是一小部分占有大量财富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他们(至少他们的第二代)往往还拥有西方教育背景,他们独立地构成一个“经一政一教”三位一体的圈子。他们是国际化的,是两头在外的,是超国家的。另一方面,是地方化的大部分普通人,包括城市的中、小白领和大部分农村人口,他们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教方面都没有什么发言权,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是被动的、认命的、消极的。在这种状态下,国家其实分裂为两个国家,其一是富人的、权贵者的少数人的国家,其二是沉默的、没有发言权的、相对弱势的多数人的国家。
5.中国财富阶层固化的根源
    洪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当前的阶层固化及其状况,与西方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颇为类似,即权力、财富、文化高度集中于同一拨人身上。 
         现在扶贫政策当然有助于贫困人口的脱贫,但效果是有限的。沿海地区,城市里头房价涨一点,扶贫的那些东西算什么。现在的格局是,已经占据优势的,随着发展,优势会更大。以前邓小平讲“先富带后富”。现在先富的人,因为他的领先而变得更富。他迈一步,你要迈十步,或者,百步,你怎么跟得上?
         西方为什么能够消灭贫困?为什么能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制度。因为穷人被赋予了政治权利,得到了政治权力。马克思就曾经这样评论西方国家的普选权:由于有了普选权,国家作为国家,就宣布私有财产无效,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被废除,他引用汉密尔顿的话说:“广大群众战胜了财产所有者和金钱财富。”在普选制下,富人在财富上的优势,被他在人数上的劣势限制了。中国的富人固然也没有投票权,但是,他在财富上的优势很容易使政策倾向于他,更不用说中国的财富往往与权力勾结在一起。中国的普通人处于双重无权的地位,既没有政治权力,也没有经济权力。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民主比所谓社会主义政策来得更重要。民主给予他们以权力,他们可以通过所拥有的权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而社会主义政策只是使他们被给予,他们被动地等待别人的恩赐。
         中国当前的阶层固化及其状况,与西方 19 世纪中期之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颇为类似,即权力、财富、文化高度集中于同一拨人身上。它们的这种状况,随着 19 世纪中叶起的普选权的确立、社会政策的实施而开始改变。普选权的确立是关键。因为有了普选权,政府的政策才能在根本上倾向于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而不是少数权贵。
         总之,中国财富阶层固化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固化,即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大多数人处于无权的、被动的、消极的状态。极少数人操持着一切。无权的多数人,只能靠政府的一些善意,但是,这很靠不住。掌握政、经、教权力的人很容易结成联盟,交换彼此的优势和利益,使各自的利益倍增。从根本上看,他们同出一源。精英之间总是惺惺相惜,要这些权力哲学的信奉者来垂顾沉默的、无势力的大多数,总是很难的。
6. 城市只想解决劳动力问题,不解决农民工进城生活问题,结果制造出更庞大的畸形社会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个家庭,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一年能见上一面就不错了,这都叫什么生活?你可知道中国有 2.7 个亿农民工,也就是差不多有 1/6 人口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任何社会都难以想象。这社会还能这么维持。 
    大家都看到了农村在凋敝,其实也越来越意识到它根本症结在什么地方,但就是推不动,就是没有办法。农民对土地没有根本的权利。
    农民对土地的产权是不明确的,说集体所有,什么叫集体所有?集体所有是谁所有?它必须要落实到农户、落实到个人头上,才真正归他所有。你看已经发生了多少案件,都是以集体所有的名义,其实是被抢夺走了。集体所有是不落实的。如果这个东西是我的话,它一定就得属于我,我对它拥有完全所有权。你有了所有权之后,才有其他权利。现在非得把这分开,说你没有所有权,然后只有什么经营权、收益权、使用权,那就等于没有啊!
    各种研究到这儿就饶。这是个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凋敝不可避免。现在大家都说农民,把他们看成不会过日子的人似的。农民有那么傻吗?农民比你们聪明多了,比你们有智慧多了。你只要给他应有的权利,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自己知道该怎么让自己过得幸福,这不是人的本能吗?
    你非得说教他怎么致富,你让他集体才能致富,这么多年,你教出啥来了,对吧?人家本来是青年一代到城市打工,而且青年一代本身已经认同城市生活方式,你让他在城市工作,为什么不让他在城市生活?所以现在农民工问题其实非常大,而且它持续时间太长。大家原来觉得好像是一个有一定期限的过渡状态,然后这些人慢慢就城市化了。可是现在你都是人为的屏障,你就不让他城市化。你说这些年轻农民工,他们在城市能结婚吗?能在城市安家立业吗?能在城市教育、抚育子女吗?能在城市养老吗?这些问题你都不解决的话,你就让他们在城市干活,然后干完活,你们就回去。这怎么可能有解啊?这问题我们也说了多少年了。我们提出的叫“分割化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就是你一代一代地生产出这样的农民工来,你只解决劳动力再生产,不解决它完整的再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他的家庭,保障,子女养育、教育……你现在还不让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里读书!
    可能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比较特殊,但是像有一些城市,比如成都早几年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当时成都市的教育局局长是我大学同学。当然,农民工也抗争了,农民工堵路,他去处理。他说,我要作出承诺,保证不让一个农民工孩子失学。他们不光是教育,成都等于在城乡统筹方面做了好多尝试和努力。教育方面就解决了,所有孩子都可以公平地在城市里面(上学)。
    当然,超大型城市可能会有你的问题,但是不是不能解决。你一刀切,就不许农民工的孩子在这儿读书,享受公平教育资源。现在整个农村教育资源跟城市就是两重天。(结果还造成)留守儿童问题。有些父母在城市里发展得还可以,他的孩子也在城市里读了小学、中学,但是高考又必须回到老家去。但有的人都离开老家好几十年,老家什么也没有,让孩子回去高考,那不是疯了吗?这些问题我觉得都要从根本上去解决,从制度上去解决,否则的话,你说你只从什么政策上调整调整、倾斜倾斜。不管用啊,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今天你看新生代农民工,我们也做了好多年的研究。我都觉得他们的婚姻问题都特别令人焦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在打工比较集中的南方,出现了好多种男女关系的形式——临时性的,搭帮过几天;一夫多妻的。他也不是正式妻,就是一个男孩,好多女朋友。
    中国的这种现状,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不可想象。一个家庭,正常的家庭生活都没有。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一年能见上一面就不错了,这都叫什么生活?你可知道中国有 2.7 个亿农民工,也就是差不多有 1/6 人口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任何社会都难以想象。这社会还能这么维持。

Wednesday, June 27, 2018

邓聿文:中国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 纽约时报2018627日)
        40年前的511日,中共《光明日报》发表了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将此前中共内部进行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向高潮,在这场讨论中,以时任中共主席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开始失势,此场讨论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的进行时中,当年参与该文撰写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些人士发表了纪念文章,面对当今意识形态全面左转的现状,只能感慨系之。40年前的那场讨论,确实反映了在文革1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思想压制后,中共思想理论界的活跃与觉醒。其实,不仅思想理论界,在中共权力层,也开始萌动着对毛式制度和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没有当时一些相对开明的权力人物的支持,单是几个思想解放的党内秀才,是不可能掀起这场真理标准讨论的。
    此场讨论的一个结果,就是邓小平逐渐在党内占据优势地位,掌控了思想理论和政策制定的发言权。邓小平本人曾说过,按照“两个凡是”,他是不可能重新出来工作的。但在邓成为中共事实上的领导人后,他却主张不争论,除了他的政治利益,邓也担忧在国家发展路线确立后,再搞“无谓”的争论将会扰乱大政方针,无助于经济建设。
    如果说,1978年真理标准的讨论拨正了中国发展的航向,那么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再次拨正了中国的发展航向。此前,由于1989年六四事件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中共内部保守派崛起,其治国理念是重新抬出阶级斗争理论,在所谓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下把国家工作的重心放在反西方“和平演变”上,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是陈云李鹏等,思想理论界的代表是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保守派以几个极左刊物《中流》和《百年潮》为依托,发表了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姓资姓社”的争论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并扭曲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被迫南下上海深圳,通过南方的舆论渠道“反击”北方的中央。
    中共党内和史学界一般将真理标准的讨论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将“姓资姓社”的争论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现在,中国到了需要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从中国思想理论的窒息程度以及中共的政治回转来看,如果要使中国不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就必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该主要讨论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需要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既然官方重回马克思的理论源头寻求执政正当性及为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持马克思主义的“光环”,也就不能让官方独家垄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而这只有将马克思的思想还原其本来的样子,才能做到。
    习近平前不久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对马克思本人及马克思主义做了高度评价,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等等。既然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以及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那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根据新的时代特征而创立的习近平思想及其实践,就理所当然地、合乎逻辑地是“正确的”,中共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执政地位和习近平的领袖地位因而也就具有无可非议的“正当性”。
    以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例,他将其界定为中共的领导,指中共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而习近平的这个论断,按照其阐释,乃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后者曾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要达此要求,党就必须牢牢掌控政权和领导权,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内在逻辑“需要”,不如此,显示不出共产党的“先进性”。将习近平思想中的这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变成政策在实践中推广开来,也就是“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于是我们看到,党的领导在十八大后全面加强,党要做到在全社会无缝覆盖。进一步,“党领导一切”演变成“党的领袖领导一切”,维护党的领导变成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
    然而事实很可能不是这样,但要从理论上否定它,不宜引入其他的理论例如自由主义理论作参照系。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对削弱中共执政的正当性有作用,但由于中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解释其执政正当性的,所以,驳倒该解释的最好办法也就要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本身。换言之,需要把一个真实的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呈现给大家,这就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任务。
    马克思一生的思想并非固定不变,早年的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有很大不同,马克思在晚年,就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国际共运的领袖们所僵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只知摘引马恩“语录”,不会根据形势变化领导工人运动,并将之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他们反对合法斗争,说党不应当参加议会选举等一切合法活动;大讲“革命”,要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借用中国的政治用语,这些人就是打着马恩“教导”旗号而不顾国情的“左派”。
    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虽然也有马恩上面所批评的这种情况,但更多是出于统治需要而故意忽视曲解,因此,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要将被官方有意忽视和抛弃的马克思思想的其他部分“捡”回来,尽可能复原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含义,准确完整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
    例如,根据中国学者秦晖的解释(《新视角》杂志2018年第2期),各国共产党最看重的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其实是基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资本家暴力对待工人的现实,促使马克思认为,只有用工人的暴力来推翻资本家的暴力,工人才能得到解放,而一旦工人掌握了国家政权,暴力就不再需要,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暴力革命思想是有其针对性和前提条件的,即针对资本家的暴力压迫,如果资本家不用暴力对待工人,工人也就无需用暴力对待资本家。恩格斯晚年就扬弃了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而主张工人以议会为舞台,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曾任赵紫阳的政治秘书、至今还被软禁的鲍彤先生5月中期在Twitter上也为马克思辩护,指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首先是争取罢工,争取个人自由组织工会,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改善待遇;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由真选举产生的,可以随时撤换的,而且只拿熟练工人平均工资的领导机构来执行的。他指马克思的这些主张,在十月革命里找不到半点影子。
    举上述二位例子,并不是说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就一定是权威和正确的,但他们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跟正统解释不同的思路。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再理解就是要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能定于一尊,要在争鸣中寻求若干共识。
    当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不是面面俱到,应该有所侧重,我认为,要重点讨论以下这些问题:(1)马克思对人类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规律的认识是否合乎人类的历史实际和资本主义的实际,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预言的不一致;(2)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它们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有没有前提条件;(3)马克思的自由思想是否包含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4)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转向问题;(5)列宁和斯大林是否篡改和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6)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解释现实。
    上述这些问题是官方理论界不愿直面也不敢讨论的,或者说,即使涉及对上面某个问题的讨论,也是在中共钦定的教条下来给予解释,很少敢越雷池。因为一旦不设理论禁区放开来讨论,就会发现,产生于近20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是无法或者很难解释今天的现实的,中共所继承和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列宁和斯大林重新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距。如果允许争论,势必会在官方内部和整个社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党所寄望的思想一统就难以实现,中共要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建执政合法性,就需要改变统治方式,至少释放一定的民主和自由。
    有鉴于此,有人会说,主张中国再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愿望是好的,但官方根本不可能去发动,因此不具可行性。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我说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没指望官方发起,而倡导在民间进行。
    上述两次争论主要局限在中共内部,是党内不同势力在思想理论上的较量。不过,到了21世纪后又出现过两次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思想争论,后两次争论已经移出官方,而主要在民间层面交锋,即2004年的“郎顾之争”及国有产权改革大讨论,20062008年对物权法“公私产权”的争论。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过去限于党内的思想讨论也越出体制,甚至越出思想理论界,而向民间延伸,就带有很强的民间参与的色彩,尤其是2004年的“郞顾之争”,刚开始纯粹是民间不同学者的争论,后来才扩及官方,而其范围之广,也是其他几次争论不及的。
    自媒体的出现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争论的参与。虽然现在舆论环境严酷,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空间。可以先由民间学者包括官方学者以私人身份参与讨论。海外也是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利用海外无舆论管控的优势,推进这一思想解放运动。
    民间的争论如果能够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让社会认识到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马克思原来不是马克思,这将大大有利于和官方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起到思想解放的作用,为未来的变革打下思想基础。

Tuesday, June 26, 2018

资中筠:杀君马者道旁儿,中美贸易战即将迎来终极对决

(极简金融邦,2018-6-20  
  先解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有骑手骑一匹好马飞奔,两旁围观者一个劲鼓掌喊加油,使他无法停下来,最后这匹马力竭而死。当年蔡元培因学潮而辞职时说过这句话。
  最近外交上发生之事,使我想起这句话。
  我注意到有的读者希望我对当前的中美贸易之类的话题发表意见。而我恰好有意不凑这个热闹。我一向认为,外交谈判,特别是危机处理,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是非常复杂、细致而专业之事。不在其位,就不该谋其政。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也不具备条件做出严肃的、有独到之见的评论。
  首先,不掌握全面情况。媒体以及各种自媒体铺天盖地的海量信息,如果是真的,也只是已经公开的部分;至于所谓“秘闻”之类,更是真假难辨。热心的旁观者自以为了解的情况未必是真实情况,至少不是全部。再者,此类交涉本来不是大众之事,细节非常重要,不到适当的时候不宜公开。举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在此事公布之前,两国之间已经有一系列交往,双方都严格保密。如果此事在不恰当的时候泄漏出去,成为舆论热议之事,那可能会造成极大障碍,使中美解冻长期搁浅,以后的中美关系史可能是另一样。
  贸易谈判争的是“利”,而不是“气”。是在知己知彼(了解各自的利益和底线所在)的基础上讨价还价,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这绝不是靠口号和豪言壮语解决得了的。记得在中国入WTO的艰苦谈判过程中,偶见当时的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见记者的讲话我颇为认同,因而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大意):我最怕(公众)把谈判过程与国家荣辱联系起来,每让一步就是丧权辱国,进一步就是为国争光,实际上绝不是这么回事(时隔多年,措辞记忆可能不准确,不过大意不会错)。
  既然是谈判就必然各自有进有退,有坚持,有妥协。而且贸易不仅涉及两国的总体利益,还涉及各自国内不同行业的不同利益。内部的利益集团也会对一线谈判者施加不同方向的压力。这些都需要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发挥高度的智慧与艺术。尽管其结果将与每一个国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不在其位者却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作为围观的一员,本人无意置喙。
  不过今年年初特朗普访华时,鉴于媒体对他讲话的误读,我曾忍不住发表短文,现摘录一段与本文有关的:
  (特朗普)在人大会堂发表的几句话引起热议,我所见到的媒体评论,多数认为他是讨好中国,改变了在贸易上对中国强硬的态度。我认为这是完全误读,忍不住要说几句。
  引起人们关注的主要是他在照例谈到美国对华贸易巨额赤字之后的“但书”:“但是,我不怪中国。归根到底,谁能责怪一个国家为了自己公民的利益而占另一个国家的便宜呢?我要说中国干得好。”
  就是这句话引起误解,认为特朗普是正面称赞中国。实际上这只是为下一句话作铺垫:
  “但是(又一个“但是”)实际上,我要责怪过去几届的(美国)政府,居然允许这种失控的贸易赤字出现,还听其不断增长。我们必须纠正这种情况,因为这样是不行的……这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如果说特朗普在其他问题上有时出尔反尔的话,在对华贸易上始终没有变过。他就是认定中美贸易美国吃亏了,而且吃了大亏,这是几届前任的失误,他一定要扭转这种情况,采取措施。就是貌似称赞中国的那段话也没有改变这个意思。
  ……只怪美国自己不争气,以前政府无能,让你们占了便宜,现在到我手里,可没这么好说话了。这段话的用语说是外交辞令也可,实际是语带讥讽。从讲话整体来看,还是坦率相告,今后在对华贸易上美国一定会采取强硬措施。这样明显的警告,被解读为取悦中国,是有些一厢情愿了。而且鉴于特朗普对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常常表示轻视,而且也说过WTO对美国不公平,估计他自以为维护“美国优先”的利益时,将更少对常规的忌惮。
  不敢自诩有多少预见性,至少已为不久后的事实所证明。
  从当前的大局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美欧等国在对待中国的认知上有较大转变,这种转变已开始一段时期,现在朝野各方基本取得共识。那就是,过去时隐时现的“中国威胁论”已明确占上风。所以在对待中国的总体态度上也有所改变,这是这回的贸易摩擦不同往常之处。谈判的过程会有曲折,对方公开表态的辞令或软或硬,时而“友善”始而“强硬”,但这个大趋势不会改变。不必为某句话、某一回合的进退一惊一乍。造成这一转变的因素当然很复杂,而相当长期以来动不动就说自己“厉害了”,说对方“吓尿了”,以此为代表的宣传高调起了推波助澜的的作用。特别是这种舆论常出现在主流媒体,即使是各种网络平台,在外界看来,中国得以公开的舆论是受到鼓励的,至少是可以容忍的,自然会解读为代表决策取向。
  这就回到本文的题目,骑手和“道旁儿”都该对马有所珍惜。我不止一次引用顾维钧的一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个人可以做此选择,但国家是不能玉碎的。旨哉斯言!没有人有权利让国家“玉碎”。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之类的话应该慎言。要想清楚这“一切”内涵是什么?用这个“代价”换来什么结果?谁来承担这一“代价”?恐怕真正的知己知彼,清醒地估量力量对比,“韬光养晦”还不应作为一时权宜之计。
  暴风雨前的宁静,中美贸易战即将迎来终极对决!
  经贸易战一役,美国人应该算是彻底领教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终于按耐不住派出代表团来华磋商。说是磋商可能有客气的成分,在不少人看来,美国这是下最后通牒来的。
  尽管中国政府对会谈内容严格保密,但网络上一份关于美国代表访华谈判的部分内容,还是传了开。由于没有官方核实,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其来源的可靠性,所以就没发表任何观点。
  但通过几天观察,这份共计八项内容的清单,确实能够反应美国的真实贸易诉求。只是这份清单太过片面,它只罗列了美国方面所提要求,却对美方相对应的补偿措施只字未提,这显然就有意引导舆论的嫌疑。
  比如这第一项,关于平衡中美贸易逆差,中方自今年61日起,连续两年减少对美贸易顺差各1000亿美金(合计2000亿美金)。而作为补偿,美国则承若取消“天安门制裁法案”,实质性对华放宽出口管制;之前限制美国政府采购中方企业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措施,也一并取消;同时,再恢复中国产禽肉出口美国等,共计五项补偿性条款。
  再如关于保护美国知识产权项,只要中方履行规则保护美国权益,美国则认可中方在WTO框架内制定的有关合资和股比要求不属于强制性技术转让范畴。这就相当于默认了中国利用市场换技术的一贯政策,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倒并不惧怕技术流失,而是不希望看到单方面的付出。
  除此外,中方若按照要求停止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美国则承诺终止对中方的301调查,并保证未来也不会使用。同时,又将终止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25%关税的相关措施。另外,还将终止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甚至,可以考虑对中兴网开一面,调整出口禁止令。等等…
  客观来说,这次磋商美国还是挺有诚意的,为的是实现一个双赢的局面。但最终双方却不欢而散,美谈判团轻轻得来,又轻轻得走。而中方,也三缄其口,各大主流媒体仅仅一笔带过,让声势浩大的中美会谈,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然而,这仅仅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宁静。美国已厌倦了无休止的谈判,61日将会是最后期限,若中国政府拒绝美方所提出的方案,特朗普政府将升级贸易战,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将集中爆发。
  也就是说,未来一个月内,我们将面对两个结果,一是中美达成共识,联手改造中国市场。或者,中美谈判破裂,我们将有幸目睹一场“行星撞地球”般的大片。
  可能未来这一个月就将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假如中美联手,2000亿美金商品的进入,等于万亿人民币级的消费体量。从宏观角度,中国将从原先的生产型大国,慢慢向消费型大国转型。
  消除贸易壁垒后,美国商品的竞争力优势明显,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只有大幅提升国民收入,才能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受冲击。所以美国人此番并非是来抢占中国市场,而是要做大中国市场。
  再来说说生产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的区别,做个形象的比喻,其实就是干活和花钱的区别,你认为自己会喜欢哪样?目前美国就是最大的消费型国家。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境外高品质商品入境后,不用代购,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海外商品,自然是极大的利好。
  另外,根据第六项协议,美国要求中方扩大开放服务行业的市场,也就是第三产业。这绝对是天大的利好,美国第三产业高度发达,假设美式医院落地中国,中国吸血式的医疗模式就将逐步淘汰,成为历史。
  再者,美式的教育落地中国,则意味着中国的学生不用出国,即可接受先进的教学理念,甚至可能获得更多直通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机会。而中国填鸭式的教育,那种枯燥乏味,又繁重的课业,也将彻底成为历史。
  再加上金融业的开放,民企的贷款成本也将大幅降低。还有,一旦美资顺利介入,即意味着中国实业将迎来春天,房地产则面临巨变,未来房价将恢复理性,恢复其居住属性。
  最关键的是,一旦中国成功转型为消费型国家,人民币国际化将提上日程。因为消费型国家货币输出是常态,外汇管制就变得毫无意义。而人民币成功国际化后,即意味着货币超发时代的结束,那种存银行就等于贬值的时代将成为历史。
  而这一切,都可以归功于摆脱垄断的好处,但也正因如此,中国政府始终无法接受谈判条款,因为这才是他们所说的核心利益
  如果真有人认为政府是想真正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那就太天真了。你觉得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会比印钱更好的创造财富的方法?一旦本币实现国际化,必然要先结束外汇管制,让货币自由兑换,这就意味着必须得遵守货币纪律,不能再肆意滥发钞票。
  他们所谓的国际化,只是想在外汇管制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向世界输出通胀。
  另外,老百姓面前总共就教育、医疗、养老这三座大山,老美若将学校和医院带了进来,就直接把其中两座给搅黄了。而且开放一旦成为常态,随后将慢慢冲击所有的垄断领域。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拒绝合作的可能性挺大,但若拒绝,美国又将加大制裁,中兴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接下来可能是一大批走出去的国企,重新被拧回来。
  等六月份制裁清单一出,一手是技术限制,一手是市场限制,2000亿美金的逆差同样无法避免,真的是左右为难。所以,美国这霸权主义,能不让人讨厌嘛!
  最后,小小提醒一句,真正让你们坐立难安的,是你们屁股底下的位子。政府终将恢复其服务于民的本质,而不是维持垄断的工具。

《人物》:大数据背后,是谁在监视我们的生活?

(新浪科技,2018-6-19,李斐然 文
      我们的故事
  北京城里有许多故事不为人所知,一个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真相是,在这里,总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周一早高峰时间挤在地铁里刷财经新闻的一些人,会在周五下班路上收到系统为他们推送的八卦新闻,因为算法知道这是他们此刻最想看到的内容。做人脸识别的公司知道我们每天晚上什么时间卸妆,什么时候敷面膜,周末早上赖床到几点,因为在这些时候,人脸识别通过率会骤然变低。
  在真实世界里,性别只分男和女,但是原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车品觉说,阿里巴巴曾经就有18个性别标签,它知道有些账号白天是男性用户持有,而晚上使用的却是女性。判断依据是用户资料、浏览商品类目、对话使用称谓,以及那些我们自己或许都未曾察觉的访问习惯——点击屏幕的轻重,经常输错的错别字,在浏览器窗口是喜欢在新窗口打开、还是反复使用前进后退键,正是它们告诉机器,此刻对着屏幕滑动商品页面的究竟是谁。
  大数据里的我们,拥有异常真实的群体画像。因为我们在面对手机的时候非常诚实,永远对它说真话
  世界上知道这些秘密的只有你,和机器另一端的数据科学家。在机器语言里,我们不止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串设备识别符。它每秒钟监测超过400个变量,记录每一个行为轨迹。
  今年57岁的韦思岸(Andreas Weigend)知道无数这样的故事。他出生在德国,原本在赫赫有名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研究上帝粒子,但在2002年,他选择投身大数据世界,成为了亚马逊首席科学家,后来他曾任阿里巴巴数据顾问、人人网早期外部投资人,也曾为摩根大通、汤森路透、沃尔玛、AT&T等机构提供数据咨询。
  他教会机器一个理解人类的方法是:获知一个用户地址后,还要抓取这个地址周围5公里内的书店分布状况,因为这决定了用户有多大概率在亚马逊买书、会在什么情况下买书。这条准则后来被应用到了阿里巴巴的数据分析实践,所以当淘宝知道你家5分钟步行路程内有超市的时候,它就不会频繁向你推荐油盐酱醋,但是它看到你的搜索记录,获知你皮肤敏感,而15分钟路程内的商场都没有你习惯用的护肤品,那么,这些商品将会出现在你的屏幕上。
  韦思岸将数据分析师每天的工作形容为‘人性实验’,就像科学家通过实验探索物质的本质,数据分析师通过程序研究人的行为特征。技术改变了人的物理概念。定义我们的不仅仅是账户和密码,还有我们的爱好、情绪、行为习惯。不管我们在互联网上如何伪装,换新的名字、新的头像,机器总能轻易识破。数据记录下的习惯,是我们的另一个身份定义。
  这些故事让他兴奋,同时让他感到不安,韦思岸告诉《人物》,‘我能看到最近十几年我们的生活因为技术发生了颠覆性变革。但是它真的让我们变得更自在吗?我没有答案。’
  在数据的世界里,我们面对手机的每一个举动,都在成为机器学习的材料,训练人工智能更加理解人性。曾经那些高深玄奥的人生命题——我们是谁?好朋友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这些答案都可以从搜索记录、社交网络的聊天记录和手机传感器里找到。
  截止2018年第一季度,超过10亿人每月使用微信及WeChat6.17亿人在淘宝购物,全国搜索引擎用户达6.4亿,他们时刻创造新的海量数据,也在被勾画着异常精准的群体画像,机器在一步步接近一张清晰的人性图景。数据是这个时代最特别的商品,它的产生几乎毫无成本,却造就了无数科技独角兽、日渐强大的上市公司,以及数以亿计的产业利益。
  大数据日渐了解我们,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会让我们成为广告主的商品、被人剖析个性的样本、掌握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能预测我们的未来轨迹。
      ‘隐私’
  不止一位数据科学家确信,隐私已经是一件‘算法上不成立’的事件。我们知道自己在分享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分享些什么,更不知道,这种分享将会意味着什么。
  听一个分析师讲述数据挖掘过程,就像是见证了一场悬疑推理,唯独这一次,福尔摩斯活在大数据里。一切从手机App安装软件中的SDK开始,这是一个搭载在App中的软件开发工具包,其中嵌入了统计分析工具,实时收集用户信息。当然,这是经过你授权同意的,就在你可能从来没有认真读完的用户协议里。
  从App下载到手机那一刻起,揣测人生的尝试就开始了。仅仅是安装过程中所抓取的硬件设备信息,App已经对你有了一个大概印象——如果一台手机一个月内有10次连接同一个星巴克的WIFI20次连接同一个定位在写字楼的公共区域WIFI30次连接一个家庭WIFI,再算上这些WIFI的地理位置,以及WIFI名里的关键词,那么,一条几近清晰的生活——工作的路线轨迹,get
  在学者的论文里,这被形容为一个‘数据失控’的时代,没有人能控制自己的数据,我们的数据时刻被人监视。
  不过,实际经手数据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人们担忧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比如姓名、电话、地址。在业界,工程师给隐私下过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隐私,就是那些不允许自由流动的数据,比如被法律禁止交易的身份证号、个人征信、医疗记录,它们只能固定储存,不允许随意读取。事实上,现在App收集信息也确实越来越受到限制,比如IOS10以后的系统已经禁止读取许多设备硬件信息,安卓系统也在逐步限制软件能够获取的用户信息范围。
  不过对公司来说,以上这些信息固然重要,但更值钱的是另一些数据——你的喜好、兴趣、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而这些数据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还不属于隐私。
  ‘大数据能做很多事情,通过合理分析解释世界。最好的事是,这些东西完全不触及隐私。’大河在一家公司的数据相关部门工作,她认为,隐私是法律明令禁止收集和交易的身份证号、手机号、户籍地址等个人身份信息,而她的工作完美避开了它们。‘刚刚分析的这些画像,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看到的只是设备。比如我能看到一个在回龙观的安卓设备,早上9点去了望京晚上9点又回来了。他的轨迹我都知道,但是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它又能匿名,又很精准。’
  一个不愿意署名的数据工程师说,要说有问题,是那些私下倒卖个人身份信息的黑市有问题,20块钱买一个人的征信报告,几百块钱就能买高净值人群打包数据,这些跟社会信息相关的是隐私,需要管。但是互联网公司收集的都是‘浅层信息’,这没关系。
  小乔曾经在一家以‘大数据分析’为主力业务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她的工作就是利用公司通过大数据得到的用户画像,组织线下营销活动。她说,自己并不那么担心习惯被人察觉,因为在她的经历里,好多都是‘忽悠人用的,又不准,怕什么’?特别是在北上广,每个人都那么不一样,用户画像根本行不通,也就在三四线城市,弄个噱头忽悠一下人。
  ‘(我们)什么信息都能得到,但是没什么用,也懒得看。’一个不愿署名的程序员这样说,‘互联网公司让你感到害怕,只是因为你在App里,没有掩饰你是什么样的人,而App把这些看在眼里——你不会出柜,但会偷偷在淘宝上搜索润滑剂;你不会跟人说荤段子,但App上看到翘臀美女还是会点进去;你对外痛击侵犯版权,但看到四位数价格的正版软件,还是去搜了盗版的下载⋯⋯
      实实在在的人民币
  对于掌握海量用户数据的大公司,真实的人性画像等于钱,因为他们能找到非常精准的目标用户,比如商家想要卖一款针对5岁以下孩子的推车,他们就可以提供‘家里有5岁以下孩子、订单中却未发生过此类母婴商品购买行为’的用户群。他们将海量用户喜好、兴趣、习惯等数据组建成数据库,这样向品牌商和广告主推销:这些消费者数据也是一种资产,你知道他们习惯买什么、什么时候想买,它能如预知未来一样,直观看到未来可能收割的营业额,不是某种估计的指标或指数,而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
  这大概是广告主最喜欢的时代。Facebook曾推出一项行之有效的算法lookalike。比方说,一家公司想卖啤酒,它只需要提供100个曾经购买过这款酒的用户群体,数据会将它们视为种子用户,寻找和种子用户相似的另外500个人。他们有相似的兴趣爱好,相似的行为习惯,他们可能并没有买过啤酒,但是基于他们的行为特征相似性,该相似群体极有可能在推送后马上得到转化,买下这款啤酒。
  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些‘隐私’的开放无感。武山在一家行业排名很高的互联网公司工作,利用大数据进行算法推荐。每天在工作的时候,他能够看到全体用户在App上的行为轨迹信息,包括电话、地址、搜索记录、每一屏交互行为等等。这是他的工作内容,可是他说,这也让他不安。
  ‘虽然都说数据开放、数据开放,但还是觉得,这些数据真是太开放了,没有做好保护啊!比如内部员工可以查到用户在App上的行为习惯啊,还有App收集用户信息的时候,哪些该收集,哪些不该收集,在我看来也算隐私啊,应该有一些机制保护吧?’武山说,‘可我不知道有没有行业标准,现在我是全靠自律的。就是如果我想看,我随便都能看到啊!’
  据《财经》此前的报道,国内个人信息泄露数达55.3亿条,平均每个人有四条相关个人信息泄露,这些信息最终在黑市反复倒手,直至被榨干价值。其中,80%的数据泄露来自企业内鬼,黑客仅占20%。去年6月,广东苍南警方发布通报,有苹果公司国内员工涉嫌以非法手段获取苹果手机关联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注册苹果账户时所填个人信息,涉案22人中有20人在苹果国内直销公司及苹果外包公司工作,每条以10元到18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非法倒卖个人信息至少20多万条。
  就在不久前,一名Facebook安全工程师被解雇,因为在网上搭讪女性的时候吹嘘,自己能够看到所有人的信息,‘我是一个专业的跟踪狂’。而一位豆瓣用户则发文称,与前男友分手后遭到持续跟踪骚扰,前男友利用某电商App登录漏洞,查到了她家人、闺蜜、朋友的姓名、住址、电话,可是即便经过投诉,最终也没有阻止跟踪狂的持续登录。
  现在,买东西需要填个注册表,或者下载新App后需要关联用户信息,都会让武山不舒服。他说,这可能是他的‘职业病’。
  在互联网上,韦思岸做过的最疯狂的人性实验,是关于自己的。从2006年开始,他主动将自己所有联系信息公布在自己的网站上。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他的实时地址、电话、邮箱、行程、工作日程、即将搭乘的航班号及座位号。他公布了自己在旧金山和上海的住址,精确到楼层房间号。
  这和他的父亲的经历有关。韦思岸的父亲因为被诬陷是间谍,曾被强行关进监狱,坐了六年牢。后来,韦思岸查阅父亲的个人档案时,意外地发现,即便父亲出狱后,安全部还在持续监视他,还给身为儿子的自己建了档案,收集信息。
  这个经历极大影响了他的数据观,‘我们不能抱着一个天真浪漫的观点,还以为我们能够拥有隐私。我见过数据是怎么对待我的父亲的,我的父母曾经一度一无所有,我们不应该天真地以为,一切不会再重现。’
  ‘我把联系方式放在网上,可要是让我公布我的搜索记录,我绝对不愿意。’他说,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话号或者住址并不是私密信息,你的朋友知道,你的同事也可能知道,但搜索记录中所透露出的个人喜好、习惯,则是非常私密的个人信息。
  一个安卓App开发者曾经试图跟女朋友解释自己近乎无所不能的工作:在App安装后,他能够获得大量授权,推断数据里的人群做什么工作、常去哪里、毕业于什么学校、有什么爱好、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外遇、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现在是外出度假还是在家呆着,甚至通过读取银行通知短信,推测实际收入。有时候为了客户需要,他还得推测人心,排除伪君子,比如如果手机里下载高端财经App,打开频率却几乎为零,那么这个人的标签要么是不小心下错了软件,要么就是‘比较装’⋯⋯
  这些推测并不完全准确,也没有涉及身份信息,却已经让身为普通用户的女朋友感到冒犯,冲他大发脾气:‘你这人怎么这样?你为什么要看我们这么多数据啊?谁叫你拿这些授权的?是你老板逼你这么干的吗?’
      对抗
  在技术的世界里,边界是最难讨论清楚的话题。大部分公司都在反复强调,我们虽然收集大量数据,但是十分重视隐私,绝对不会泄露你的名字。事实上,许多大公司的确是这样做的,它们内部有非常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比如微信有比较复杂的ID体系,系统内部有用户的唯一ID标识,但是第三方开发者不能获得这个唯一ID,即便是同一个用户,在不同公众号下被第三方开发者收集到的ID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就完全阻止公众号之间用户数据的随意买卖交易。
  负责用户挖掘的微信斑马系统只支持一万人以上的人群画像分析,从而实现‘分析一群人而不分析一个人’,而在分析过程中也会主动控制精度,比如分析用户住址时,只定位到小区,不再基于气压传感器定位高度,做楼栋和楼层的定位。
  在一次媒体采访会上,阿里巴巴的一个技术负责人说:‘数据肯定是往越来越严控的方向发展,我们采集信息的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所以一个基本原则是,这些信息的获取要从提升产品的角度出发。’比如对有的App来说,获取WIFI信息是为了挖掘用户社交关系,这让人感觉越界,但是对金融、支付类的App来说,知道WIFI地址可以快速判断这是不是用户常用地址,这笔交易有没有可能是盗刷,它能有效防范资金风险。
  不过,虽然花了两个小时反复解释现有隐私保护如何严格,临走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补了一句:‘不过啊,最近网上那种做个心理测试啊,点进图片生成自己的照片啊那种,我劝大家还是不要点了,那种背后一般都存在很大的信息收集的。’
  这种看似无害的休闲App可能不会直接窃取手机号、身份证号等身份信息,但就在点击授权、进入游戏的那一瞬间,它很容易完全获得你的社交关系和网络行为习惯。今年3月份,Facebook被爆隐私丑闻,存在影响8700万人的严重数据隐私滥用,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社交关系、兴趣偏好、点赞记录等个人信息,而这一切就是从类似的心理测试开始的。剑桥分析公司通过左右这些用户在Facebook收到的推送,影响他们在美国大选中对候选人的态度,最终帮助特朗普当选,这些数据也‘不知道被复制了多少次’,甚至有可能存储在俄罗斯。
  并不是没有技术办法对抗这样的数据危机。在英国,有专门保护个人隐私的公共机构,直接向英国国会报告。它提出了数据管理者登记制度,要求每个处理个人信息的机构都要在信息专员办公室登记,否则就算为刑事犯罪。很多公司也有谨慎的数据使用哲学。谷歌会把用户的姓名、账号、联系方式、地址等信息,与行为数据完全分开,不会将两者关联使用。而雅虎会有专门的研究员,在实践中界定数据搜集的隐私边界。
  许多数据科学家将自己设计的隐私保护对策详细公布在论文中,有人将分散信息流控制和差分隐私保护技术应用到云计算,还有人通过模糊处理(obfuscation)技术对用户隐私全程加密,另一种有效的操作方法是制造噪声,根据用户历史记录制造等比例的行为噪音,这样试图解读用户行为的服务商就很难辨别哪个是用户真实需求,哪个是系统制造的噪音,从而保护用户真实的隐私。
  但是,在真实的大数据前线,还轮不上这些对策上场,仗已经败了。技术理想的敌人其实比想象中更原始——严谨规则背后,不讲规则的人。
  程路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在国内一家交友类社交平台工作,负责大数据处理。运营的同事要做市场推广活动,要看用户数据,他想看用户最近在聊什么,然后根据用户喜好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理论上讲,这也是业务需求,他想抽样,我也不介意。’程路说,聊天记录经过加密处理,他很快做了抽样,断裂可追溯信息,对用户信息做了脱敏。但是运营同事不愿意,他要求看全量数据。
  全量数据是什么概念?它是一个用户在App上的所有数据,能够非常精准地描述用户,他的身份背景、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甚至每天的喜怒哀乐,都能从行为痕迹里推测出来,但是这是对隐私的极大挑战。程路试着跟对方解释,只是做市场推广的话,使用脱敏后的抽样样本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查看全量数据。
  但意外的是,这个提议没有得到理解。运营的人不同意,公司CTO不同意,连CEO也不同意。他的一个同行说,‘我挺惊讶的,做这一行的还有这种想法。’而另一个同行评价他,‘心态这么不稳,怎么在中国生活?如果知道自己的房子、车子、保险、信用卡、婚恋、酒店入住、户籍信息、工作信息等等全部真实的信息每天都在各个公司的销售那里买卖转手百来次,你还会有什么感想?毫无心理波动。’
  可是,这对程路来说,违背了自己的技术理想。‘这就好像借着你的手,把别人的日记挨页翻给人看一样。’他反问,‘要是你的日记,你愿意吗?’
  最后,决定数据命运的是来自CEO轻描淡写的评论,‘这有啥啊,你就给他呗!’
  程路把全量数据给了业务部门,同一个礼拜,他辞职了,‘一半的原因是这件事吧,道不同了。’在这里,他还时不时要面对数据交易,会有大公司的销售人员拿着报价表找他谈合作,表单上每一类用户群体都有一个大概标价,爱旅游的、每天点外卖的、打游戏时长每天超过4小时的,每一个群体都有一批相对应的广告主喜欢。所以,只要细化出了用户特征,就能有机会把它卖钱,这是一笔大生意,但这让他感到很不舒服。
  现在,他在一家外资游戏公司,选择新工作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考虑,现在的大环境里很难找到一个不越界的公司,那就找个没那么强烈想要收集社交数据的地方。他说,这样工作起来心里会舒服点。
  韦思岸说,对抗隐私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只有严惩。‘我们不能天真地期待数据公司能够有足够的自我驱动力,替我们维护数据中的隐私部分。对这些公司而言,惩罚是它们唯一听得懂的语言。’
      数据未来
  我们正在面对的数据未来是,人或许比想象中更容易预测,而算法可能比我们更了解世界。
  2008915日,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宣告破产,引发次贷危机,而最早察觉到这件事的是Linkedin的数据科学家。他们注意到,914日明明是一个周末,网站数据却十分活跃,不断有人疯狂联系工作、更新简历、发送消息,而所有这些行为都来自雷曼兄弟的员工。
  随着技术优化,现在甚至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就能洞察真相。就在今年初,使用健身记录软件Strava的用户发现,仔细查看App所提供的跑步热力图,能轻易推测出美军驻阿富汗军事基地的具体位置。因为它会实时追踪用户位置数据,以高亮形式呈现在地图上,而在当地用户很少的战乱地区,每天集体跑步的美国士兵在热力图上圈出了异常明显的行动路线,基地位置、出勤时间、巡逻路线在图上一目了然。
  2012年,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亚当·萨迪克(Adam Sadilek)和微软实验室的工程师约翰·克拉姆(John Krumm)共同发布了他们的研究,‘如今已有大量研究能够预测人的未来行程,比较典型的是可以预测一小时以后,人会去哪儿。’他们的论文这样写道,‘相反,我们着手解决的是更开放的难题——预测数月甚至数年后,人们会在哪儿。’
  他们收集了32000天里307个人和396辆车的GPS数据,构建模型,准确度高达80%。在他们的描述里,未来的营销广告甚至可以精确成这样:‘需要理发吗?4天后,你将会出现在这家美发厅附近,到时候可以获得5美元的折扣。’
  大河说,有次数据团队私下聊天,聊着聊着突然有人问,一个人活一辈子,是不是也能用大数据分析出来?
  结果,几个人嘻嘻哈哈地开始推演,很快把自己吓到了。在理想状态下,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每一个阶段,还真有可能预测出来——出生在哪里,家庭背景什么样,父母收入水平怎么样,小时候的性格行为习惯,结合当地教育水平指数,再算上从新闻中提取的实时经济波动曲线等等,很多以为是意外的东西,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计算概率。
  讨论到最后,有人嚷嚷,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闹了半天,活着就是一个数学概率问题啊?
  事实上,这是一部分数据科学家的愿望。他们希望打通每个环节的数据,获得全域大数据,开启‘上帝视角’,最大限度挖掘数据。在乐观者的描述里,那会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机器会基于大数据替我们选择最划算的商品、最合适的医生、最好的路径,以后也不再会有交通堵塞,每个人的运行轨迹会实时调整配置,一路绿灯⋯⋯
  但是,也会遇到另一种可能:你的健康数据显示你的胆固醇过高,需要锻炼,节制饮食,可是你的购物车里下单了油炸食品,签收人是你本人,运动传感器显示,你没去跑步,还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剧,因此,潜在招聘官判定你的性格含有‘意志薄弱’的标签,打算拒绝你的求职申请。
  这是一家大公司技术负责人曾经面对的一个真实的选择。在他的故事里,数据研究者找到他,希望他打通数据,利用用户的购物数据辅助招聘决策。但是那一次,他选择了放弃。一大理由是跨度太大,准确率无法保证,另一个理由是,这样做让他多少感到伦理越界,‘大数据亦有所不为’。
  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依然有人相信,世界上总有数据没有办法解释的那部分人性。韦思岸说,他依然更相信Serendipity,机缘巧合。‘我不想被定位、细分、转化、分析,我可不想成为一个被大数据模型定义的人。’
  尽管早已不是一名物理学家,但是他依然笃信许多物理学法则,比如能量守恒、关系反转。大数据最美好的部分,不是最终发现了揭示人性的完美模型,而是不断探索人性的过程。
  他说,技术最美妙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提供无数的可能性。技术挖掘用户数据,让人感受到越界,但同样地,它也能用来曝光那些封闭信息的官僚机构和组织,用技术的方式打破他们的掩饰,让数据完全透明,为公众所用。现在的关键,是展开公开的讨论,找到这条边界。
  无论如何,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数字化包围的世界,不愿意放手。统计显示,人们平均每天要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在睡不着觉的晚上,23%的受访者会抱着手机睡觉,而其中的3%则强调,自己必须要天天握着手机,才能入睡。
  光纤传回数据的时候没有声音,它不会提醒你,这里正在发生什么。在更好的规则到来前,大数据世界将依然是一个没有警笛的沉默战场。就像是这座城市里被忽视的周五晚高峰地铁上的八卦、没有打开的高端财经App、被印在报价表上的个人喜好,还有那些为了它苦恼、争吵、麻木、抗争的人类故事一样,它们只存在在一串字符与另一串字符的连接中,极少为人们所知。
  (本文部分数据来源CNNICQuest MobileTalkingData、友盟、尼尔森、国家统计局等公开数据及上市公司公开年报,尤榕萍、万雨可、姚胤米对此文亦有贡献,文中提及的中国数据工作者均为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