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这才是“吴戴裱不纳睡”的真正含义

 （By Eric，10/26/2021）

        在昨天的“今日美政”中，我谈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真正起因，并非是什么印花税风波，更不是因为英国过度征收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赋税。即使是“无代表不纳税”，也仅仅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今天我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询问，为什么英国议会就不能给美洲代表几个席位，来解决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呢？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 “看不上这些乡巴佬”？

        显然不是的，那只是一个戏剧性的简化说法。既然很多人关心美国早期历史的真相，我今天就再详细地介绍一下。

        我刚才说，“无代表不纳税” 是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即使英国议会给美洲殖民地议会席位，美洲殖民地其实依然不会派代表去的。这里有很多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原因。

        英国自 1688 年光荣革命之后，国王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而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当时英国的议会，可不是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公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 representatives，当时要参加投票的门槛是非常高的，想要投票的人必须拥有大笔财产，还要包括地产，才有投票权。那么这部分人占人口的多少呢？在我们要谈的美国革命之前，这个时候距离光荣革命还不到 100 年，有资格参与投票的人，在英格兰还不到人口的 3%，苏格兰就更惨，不到人口的 0.2%。但不得不说，这依然是一个民主的雏形，只是代表性并不高。这个选举制度并不代表人民，而只是代表非常少的权贵和富豪阶层。（这让我想起一个著名的华裔媒体人一直在宣称现代西方民主一人一票的制度不好，权责不对等。他希望西方要回到 200 年前的英国民主状态，有钱人才享有投票权。我只想说这位保守主义者的保守尺度，已经超越了大清朝了。）

        但这个时期已经是启蒙运动之后了，洛克的政府论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经问世，主权在民的思想开始逐渐地影响着欧洲的民众，尤其是逐渐开始要求社会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英国落后的选举制度开始备受责难，尤其是投票权需要和拥有地产绑定，这使得很多在城市里开工厂和做生意的企业主和商人 bourgeoisie 无法获得投票权。英国议会中充斥着富裕的地主阶层，双方的关系就相当紧张。事实上英国议会排斥一切试图挤入议会的新兴力量，这当然也就包括了来自美洲殖民地的，他们更加看不起的“乡巴佬”。英国议会的改革，要到 1832 年，才将可以投票的人口开放到了 7% 的成年人，到 1918 年，才包括了全部成年男性，到 1928 年，才开始包含女性。英国议会增加自己的民主代表性，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当时的美洲殖民地上的人民，他们的民主实践却远远超前于他们的英国母国。殖民地中强烈的新教传统，尤其是清教徒传统，使得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洛克的学说在美洲大陆尤其受欢迎。他们认为按照洛克的说法，凡是我在一片土地上注入了我的劳动，那么这片土地就是归我所有的。这基本上解决了英国议会传统中，必须有地产才有投票权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英国阻挡了绝大多数人拿到选票，而在美洲则基本上不存在，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地产，而按照洛克的学说，政府必须有保护这些地产的责任。因此在美洲，高度的地方自治之下，投票权迅速普及，当然，这时候还只是在男性白人之中。

        从以上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政治制度的差别。英国议会绝不愿意接受新的代表，而美洲大陆则早已习惯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议会。这就导致了美英两个统治集团之间的博弈心理。

        从英国一头来看，我怎么可能让美国殖民地的人进入我的议会呢？当时英国 800 万人，而美洲殖民地大约 250 万人。如果我英国议会接纳美洲代表，那么至少要多创造出四分之一的议会席位，也就是要多增加一百多个席位（当时下议院有 550 多个席位）。这简直是英国议会中那些大地主们的噩梦。如果这一噩梦成真，就会导致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美洲大陆的人如果有代表权，那么我们英国城市居民凭什么没有？英国的选举制度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而反过来，从美洲殖民地的人来看，他们真的想去千里迢迢的英国派几个代表吗？其实他们也不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美洲殖民地的传统，这些代表必须是代表广大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请记住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区别），他们无法去做私下的利益交换，而只能忠实地代表美洲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和当时的无论是托利党还是辉格党联盟。他们必然是一个新的党派。而他们代表的利益，其实是和英国相对的。我们昨天提到过，美洲殖民地的税率只有 1 – 1.5%，而英国本土税率则是 15%，这可以说完全是两个不同属性的利益集团。亚当斯密就在自己的“国富论”中曾经提到过这种不平衡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

        美洲的代表在各种事务上，都与英国的现实格格不入。而一旦要讨论美洲的事务，他们又是绝对的少数，根本无法为美洲殖民地争取利益。这和全中国人民一起投票决定某块领土的归属权是一个道理。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美洲殖民地的人们，其实根本也不想真的派代表去英国议会。

        郎无情，妾无意，大家一拍两散。“无代表不纳税”，其实就好像是说“没彩礼就不嫁人”，实际上根本就没看上对方。

        但“无代表不纳税” 还是有其真实含义的。美洲殖民地真正想要的，是掌握自己制定自己税率，尤其是自己贸易政策的权力。

        在税率方面，老实说，美洲殖民地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祖国老娘派了军队来为你打仗，你连军费的一半都不肯出，拿“一毛不拔”来形容这些早期殖民地上的美国农民，真的不为过。但是，英国在贸易政策上，却是对美洲相当不公平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税制是和贸易，尤其是进出口紧密结合的，所谓的税，更多地是体现在进口商品中，而不是普通人的收入中。不过即使如此，当时的进口税也不高，殖民地一般货物的进口税是 10%，来自英国的货物税率更低。但无论如何，这些税率的制定，都不在美洲殖民地人的手里。

        早在英国内战之后，当时英国就通过了一个叫航海法案 The Navigation Acts 的法条，目的是为了保护英国海上贸易的垄断权。 其中规定，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只能由英国船只装运。任何销往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必须先到英国本土，经过拔毛削骨，剥一层皮之后，再转运到殖民地。英国殖民地不得生产能和英国本土竞争的工业产品（当时主要指纺织品）。这些法案的目的，在于保护英国本土的实力，去抗衡当时在欧洲大陆不断崛起的荷兰、法国等国，但这种奇怪的压制老二保住老大的做法，使得美洲殖民地这个老二，非常地不爽。事实上，严重地压制了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后来引发美国革命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根本的冲突原因，也依然是英国为美洲殖民地制定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都没有考虑殖民地人民的诉求，由英国议会单方面制定。

        讲到这里，大家就可以明白，所谓“无代表不纳税”，实际上指的是，美洲殖民地希望摆脱英国的桎梏，尤其是摆脱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贸易限制。他们希望能够自己来制定自己的贸易政策，和纳税不纳税，基本上没有关系。但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则是一句老百姓更听得懂的话，贸易并不直接涉及老百姓利益，但税收即使再低，老百姓也能感受到。

        简单说，“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这就是一句革命口号。这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历史真相。但令人唏嘘的是，最早开始喊这句口号的美国，却是现今发达的民主国家里，民主代表性最差的。这不仅表现在美国不同州的选民其选票的权重不同，更有甚者，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70 万人口，一个议会代表都没有。不说说好的“无代表不纳税”吗？那么是不是首都人民都可以免税了呢？

        除了贸易的不平等以外，英国当时对美洲殖民地的另一个限制，是对其货币发行的限制，这一限制导致北美生活的人苦不堪言，甚至回到了物物交换的原始状态，这也是英国当时重商主义导致的压制老二，保护老大的结果。

        英国当时施行的是金银双金属本位制，英镑的发行由英格兰银行垄断。这一货币制度在美洲殖民地引发了一个可怕的结果，就是全美洲几乎无钱可用。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是因为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受到我们上面提到的航海法案的限制（实际上这是一个充分的重商主义的体现），美洲大陆永远是入超的。无论美洲大陆卖什么货物去英国，获得的现金很快又因为贸易回到了英国。奇怪的是，英国当时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你即要保持对美洲殖民地的出超，要赚他们的钱，又不允许对方发行货币，所有美洲的货币又必须是从和英国贸易中获得，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下蛋” 的政策。但当时的英国人几乎对此无感。这也可以看出英国当时在世界上的那种傲慢，对自己老二都傲慢。可怜的美洲殖民地人民只能被迫使用和墨西哥人交易中获得的西班牙货币。他们还使用过烟草做货币，贝壳做货币，总之，美洲人民虽然富裕，但真的没钱。这个矛盾的表述今天听起来很好笑，但在当时却是真实情况。

        后来殖民地开始变相地使用纸币，比如说烟草的欠条，或者把土地做抵押换来政府的一些票据，这些票据就可以作为货币在殖民地流通。后来一些殖民地政府真的急眼了，干脆就直接开始自行发行纸币，这种纸币的接受程度很好。但这带来几个问题：不同殖民地州之间发行的纸币无法稳定兑换；英国政府不承认这些纸币的合法性，和英国交易或者支付英国官员工资的时候，这些纸币不能被使用；最重要的是，这些纸币的发行是完全没有抵押物的，这导致一些州的纸币很快沦为了和废纸差不多。到了独立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也还长期存在货币不统一，某些州滥发货币的情况，就是这一历史的遗留问题。

        可以说，英国虽然对美洲的税率不重，也为美洲殖民地提供安全保护，也在美洲殖民地上花了不少钱。但无论如何，这总不像是一个亲儿子。美洲殖民地在英国人眼里，更像是养的一头奶牛，只希望能挤出牛奶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和健康，但并没有真正把美洲作为自己帝国的一部分来为其提供发展的空间和帮助。这也是美洲最终走向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日美政：华盛顿长大了也是个熊孩子

 （10/25/2021）

        我们都知道，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小时候是个熊孩子，玩斧子砍了老爹的一棵树。长大后的华盛顿英明神武，一举成为了美国的国父，开创了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说他还是个熊孩子呢？

        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一本新书 《自由是甜蜜的：美国革命秘史》（ Liberty is Sweet: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伍迪霍尔顿 Woody Holton，他是美国独立战争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之一。他的名著《不守规矩的美国人和宪法的起源》（Unruly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曾经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

        霍尔顿教授在接受访谈时，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既然是民主国家，就肯定不能是一部分人占统治地位，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这一点在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不注意这一点，一个民主的国家就会分裂掉。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里，比如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他们试图用法律来规定议会里必须有足够的少数族裔或者教派的代表，但他们依然很难管理好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民，从根本上还无法达成一个相互共存的理念。一方总想欺负另一方，另一方就总是提防着对方，谁的日子都过不好。

        那么，霍尔顿教授的话就显得很重要了。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我们在学习美国历史的时候，美国的建国者们都是白人，甚至绝大多数都是奴隶主。教科书告诉我们，他们几乎个个是传奇的人物，他们高瞻远瞩，他们信念超前，他们心存志远，他们大公无私。但是，这个国家 15% 的黑人们会问，可是，可是他们奴役我们的祖先啊。如果我们是黑人，我们也很可能问同样的问题。但是，如果黑人起来要求伸张自己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要求拉倒那些奴隶主的雕像的时候，很多人立刻觉得兹事体大！很多人立刻会喊：“嘿，不要破坏我们的历史！”。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美国的历史，到底是谁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完全站在白人的角度，完全从白人的角度来诠释美国历史呢？

        霍尔顿教授的书试图打破教科书给我们的刻板印象，好像美国的开国者们都是一些圣洁的绅士，他们是因为追求自由的理念，追求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力，追求摆脱国王的暴政，才发动了美国的独立战争的。霍尔顿教授说，事实和我们想象的差距很远，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首先，美洲殖民地上的人们，为什么要发动独立战争？是因为殖民地的人民对英国统治者极度不满吗？霍尔顿教授说，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相是，在美洲殖民地的人们，事实上对英国政府和王室相当满意。因为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利益相当丰厚。美洲殖民地的税率低于英国本土同样职业的人的税率达到十倍以上，殖民地的平均税率只有 1- 1.5%。很多教科书都模糊地告诉你，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奋起反抗英国，因为”无代表，不纳税“，但是，扪心自问，你自己会去为了 1.5% 的税去和政府拼命吗？这是不合基本逻辑的。

        了解一些美国早期历史的人立刻会说，不对，后来增收的印花税才是革命的导火线。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印花税。这是一种以政府信用为各种法律文件背书的做法，政府因此收取一定的费用。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知道这个印花税重不重了。如果你交易 200 英亩的土地，你需要交多少印花税呢？2 个先令。2 个先令是多少钱呢？是十分之一英镑。那个时候北美人的收入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8 世纪晚期美洲殖民地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是：92 英镑 （而同期英国本土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只刚刚超过 60 英镑）。这就相当于今天，你的年收入是 92000 美元，你要买 200 亩耕地，你需要向政府交：100 美元手续费。你年收入 92000 美元，你会为了增加这 100 美元手续费和政府拼命吗？

        所以，这根本不是美国革命真正的起因。相反，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事实上，印花税由于受到广泛的反对，1766 年，在美国革命之前 9 年，就已经取消了。

        关于这个印花税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英国会突然要求在美洲殖民地上收印花税，又是一个让你听了啼笑皆非的故事。

        那么，这个印花税为什么要收呢？是不是英国政府贪婪呢？完全不是。在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只有东海岸边上的13 个最初的殖民地。美国现在的中部地区从北到南全部是法国的殖民地。双方在接壤的部分有些冲突，相互修建城堡要塞枪地盘。而当时的英军军官，我们英勇的乔治华盛顿将军主动攻击法国已经修建好的要塞，杀死了包括指挥官在内的十名法军，直接挑起了英法七年战争（这比欧洲大陆的七年战争要早两年）。英国为了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从本土大量调遣士兵支援北美，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

        从任何角度来看，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都应该承担一部分战争费用对吗？印花税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北美承担不到一半的发生在北美的战争费用。但即使是这样，被惯坏的北美殖民者，还是不干。更有甚者，在整个七年战争中，北美殖民者们其实并不怎么出力，而是忙着和英国的对手，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做生意，气的英国国会要抓英奸，这生意做得最欢的，就有美国的国父之一，约翰汉考克（大陆会议主席，独立宣言签字人之一）。美洲殖民地上，就是这么一帮惹了事儿，家长来出头，他还在旁边卖花生瓜子给围观群众甚至对头家长的熊孩子。英国的议会对美洲殖民地的鄙视难以用语言形容，这也是英国议会始终拒绝接纳美洲殖民地议会代表的一部分原因。

        那么既然你激烈反对出钱，英王也撤回了印花税，至于要赌上性命和英国撕破脸吗？你毕竟税率低得多，比英国本土富裕 150% 呢。很明显，还有其他原因。

        这里有理念的原因。启蒙运动之后，包括潘恩写的《常识》，都教育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自我权力的重要性。虽然，我们的收入很高；虽然，我们的税率很低。但是，如果在下议院中，我们没有自己的立法代表，我们的好日子就没有具体的制度上的保证。这一点，不得不说，是古代欧洲人（包括美洲殖民者）和古代中国人的一个巨大区别。古代中国人盼望的是一个好的皇帝，而古代欧洲人盼望的是一个公平的契约。日子再好，我没有政治代表，不能代表我去签署公平的契约，我的一切财富都是国王的赐予，都是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欧洲人这心里也不会踏实。

        理念并不直接导致革命。但这种理念导致北美的大家族们对英国政府对他们的任何干预都显得紧张兮兮。英国政府不愿意北美殖民地的人过分地去侵占印第安土著的土地。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如果再挑起战争，又得英国政府来买单，这熊孩子惹的祸不但要乔治三世来擦屁股，而且还不给擦屁股钱。所以英国政府就试图修一些隔离墙来阻止殖民地上的大家族去向印第安人发起攻击。这引起了包括华盛顿、杰佛逊在内的广大雄心勃勃试图向西挺进的殖民地大家族的不满。印花税的一部分也是用来修这堵墙的。这对普通殖民地人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大大地刺激了华盛顿、杰佛逊这些人，他们都是土地的投机者。印花税本身并不高，但问题是，英国政府通过不颁发印花文件的方法，否认了他们继续西进夺取更多土地的合法性。这就属于断人财路的做法了。

        这个，才是美国的这些开国先贤们积极投入独立战争的最根本原因。他们的投机生意被阻止，而他们又无法通过合法的代表去英国下议院抗争，最终，揭竿而起。他们反对独载者吗？事实上，革命开始之前的文件均显示，无论是乔治华盛顿，还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都没有争取独立争取自由的想法。乔治华盛顿无比热爱自己的国王，这可以从他早年的书信中看出；本杰明富兰克林试图将整个宾夕法尼亚州直接献给英王。美国革命不是理念的产物，而是殖民地人民希望追求一些并不体面的利益，加上英国政治制度在对殖民地方面设计不合理造成一个综合结果。对理念的追求，“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和洛克写 “政府论” 一样，是为了为已经发生的革命的结果，批上一条华丽的理论的绶带。

        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是错误的，是虚假的，是编造出来骗人的。不，这些理论确实引导了包括华盛顿在内的美洲殖民地的人向往更为公平的社会。但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开国先贤们，并非圣洁伟大，而和我们一样，只是利益的追求者。那么既然如此，有什么必要将他们神圣化呢？

        这就回到霍尔顿教授在一开始表达的观点。美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不需要建立在开国先贤们的圣洁伟大之上。事实上任何美洲参与的民族，都应该有自己对美国历史的诠释。你可以认为华盛顿是一个伟大的开国者，也可以认为华盛顿是一个私心泛滥的土地贩子。杰佛逊是说过“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豪言壮语，而他一辈子到死都在做奴隶贸易，还不承认自己和黑奴生下的私生子。你有要求树雕像的权力，我就有要求推倒雕像的权力。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这种共存最担心的，就是一方完全掌握话语权，而不顾另一方的感受。

《新观察》：中国尽一切努力压制新冠病毒溯源

 （法广，24/10/2021，作者：瑞迪）

        法国《新观察》周刊刊登记者高洁(Ursula Gauthier)对美国生物科技专家Jamie Metzl 的长篇访谈，介绍这位熟悉地缘政治、曾是克林顿总统任下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专家支持病毒实验室泄露说调查的理由。

        Jamie Metzl首先向《新观察》杂志介绍了一个由科学家和调查人员组成的民间调查团队Drastic 的一项最新发现。也就是在2018年，石正丽领导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曾向美国国防部下属机构Darpa申请14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相关项目涉及对自蝙蝠身上提取的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改变实验，也就是对这些病毒的核糖核酸ARN加入两个特殊位点，使病毒可以感染人类细胞。Darpa 当时认为此项研究风险太大，拒绝批准经费。但一年半以后，恰恰是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所在城市率先出现了新病毒，而且新病毒与此前学界所知病毒的不同之处，恰恰是此前申请经费未果的两个位点，与石正丽团队此前申请经费研究的基因改变病毒出奇相似。

        是否可以因此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虽然没有获得美国方面的经费，但还是进行了相关实验呢？Jamie Metzl表示，武汉研究所乃至整个中国都完全缺乏透明度，因此很难知道是否如此。但他认为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此类研究，其实并不需要美国的资金。中国的实验室申请经费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同美国科学家合作，获得知识转让。

        至于为何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早期都一再排除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Jamie Metzl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全力掩盖事实，不仅发出警报的吹哨人被消声，而且首批样本被销毁，中国科学家被禁止发言。结果就是原本可以自武汉传出的数据并没有传出。科学界根本没有正常的科学评估所必须的数据。

        Jamie Metzl认为，中国政府在围绕新冠病毒溯源争议中的表现与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有关。他表示，首先，中国在自1945年以来公认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中国正是在这个框架下得以实现经济繁荣。西方领导人曾相信中国会加入国际大家庭。但事实是，中国不断努力在这个体制中获得好处，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在积极破坏这个秩序中的共同标准和机构。过去，中国领导人确实曾真诚推动中国接近世界体系，但如今，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没有任何融入国际秩序的意图。加入国际组织，是为了能颠覆这些组织，改变这些组织的目标。事实上，中国正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勾勒国际体系。Jamie Metzl因此认为，中国正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个根本威胁。新冠疫情中，中国在第一时间就无视世界卫生组织规则，表示绝不允许任何病毒溯源调查。最讽刺的是，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次疫情的最大受益者。他表示，中国有一套全方位的战略与世界的互动，而其它国家则只是碎片式的战略，针对具体问题，制定军事战略，贸易战略或气候战略等等。如果大家想在一个人权获得尊重、可以共同努力应对诸如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的世界里生活，就不能听任那些艰难获得的公共标准因中国主权，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而遭到破坏。

文件披露新冠病毒人为泄露的有力证据

 （自由亚洲电台，2021-09-24）

        英国《电讯报》9月21日披露，一份2018年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Darpa）申请拨款的研究计划显示，武汉科学家曾计划将经过强化、可由空气传播的冠状病毒释放到蝙蝠洞穴中。

        这份泄密文件显示，在新冠大流行之前，中方研究人员就提交了一份计划，要将一种奈米颗粒释放到云南的蝙蝠洞穴中。这种颗粒内含蝙蝠冠状病毒的新型嵌合刺突蛋白，可以刺透皮肤。

        计划书的提交人是美国“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动物学家彼得‧达萨克（Dr Peter Daszak）。团队成员包括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等人，还有来自美国北卡大学和美国地质调查局国家野生动物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

                “实验室泄露说”获得新证据

        《电讯报》披露说，上述研究计划还打算创造一种嵌合病毒，使人类更容易被感染，并向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 (Darpa)申请1400万美元经费资助。该计划提出将人类特异性切割位点（human-specific cleavage sites）加入蝙蝠冠状病毒中。

        当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公布时，科学家们就曾对该病毒刺突蛋白的切割位点如何演化出人类特有的适应性感到困惑，这也是新冠病毒为什么可以具有高传染性。

        这份文件来自于一个由世界各地科学家组成的新冠溯源调查小组Drastic, 经过特朗普政府前成员验证为真实信息。

        美国布罗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博士后研究员艾琳娜·陈(Alina Chan)对美国媒体The Intercept表示，科学家把新型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嵌入到蝙蝠冠状病毒中去，从前只是一种推测，现在也许有了证据：“从大局来看：一种包含新型切割位点的新冠病毒在武汉出现。现在我们得到证据显示，2018年，他们的确争取在实验室中将新型切割位点嵌入到SARS相关的新型病毒中去。对我来说，这是举足轻重的爆料，相信对很多科学家都是的。”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学研究所的行为生态学家马丁·威凯斯基（Martin Wikelski）也表示，实验室泄露说现在显得更加合理：“这份文件绝对改变了我对新冠起源的看法。实际上，（实验室的）一种可能的传播链在逻辑上更加连贯，我在读这份研究计划前可不这么看。”

今日美政：英国脱欧之后

 （Eric，10/20/2021）

        2016 年英国公投，决定了英国最终脱离欧盟的选择。经过漫长的谈判，从今年 一 月开始，英国正式退出欧盟。那么到现在为止，快一年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英国在脱离欧盟前后的经济表现。

        可以说，英国的这份答卷惨不忍睹。在几乎各项指标中，英国都开始严重落后于她原来的欧盟伙伴。英格兰银行在自己的评估报告中，称英国的经济遭遇到了 300 年以来最大的衰退。2020 年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是 1709 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为负 10%，其下滑率也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快的一年。经济表现是 G 7 国家中最糟糕的一个。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英国出现如此大的衰退呢？我参阅了华尔街日报，大体上来说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疫情严重。英国的 Covid 19 死亡率是 G 7 国家中最高的，每 10 万人中有近 150 人死亡，而加拿大每 10 万人中只有不到 50 人死亡，日本则不到 10 个人。英国因此在去年四月份之后不得不加强了社会封锁措施，这大大地打击了经济。为什么社会封锁对英国的经济打击特别大呢？这是因为英国人的消费和其他国家相比，他们在服务业上的消费是最高的，尤其在健身、文化旅游、餐厅、旅馆等方面的消费。英国的社会性消费占 GDP 的比值达到 13%，而美国也只有 10.5%，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只有 8% 多一点。社会封锁对于社会性活动产生的消费打击是致命的，这被认为是英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欧。2016 年英国人通过公投，选择了脱离欧盟。这一投票结果出乎几乎所有人的预料。一些英国民众表示他们原本只是想发泄一下怒气，没想到自己投的脱欧票还真的赢了。但是，将事关国运的事情交给公众去选择，就必须做好出现这种不理性结果的准备。经济数据显示，从 2016 年脱欧决定之后，英国人的消费信心就开始下降。英国人的消费从 2016 年在 G7 集团中领头，一举滑落到了长期与日本相伴而垫底。我们知道日本的消费一直处于疲软状态。等到疫情爆发后，英国的消费干脆一骑绝尘，连日本也甩开了，直接以下滑 20% 的深度，独占谷底。而日本的消费衰退也只有 10%。

        不仅仅是消费，由于脱欧造成的不确定因素，导致在英国的投资者变得踌躇不前。和消费一样，私营部分的投资从 2016 年开始，英国就一直在 G7 国家中垫底。疫情的到来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英国出现了 10% 的投资萎缩，而且即使在疫情开始好转之后，投资的恢复也显得十分乏力。

        第三个原因，其实也是脱欧的结果，那就是失去了巨大的欧盟市场，导致进出口严重萎缩。欧盟拥有一个 4.5 亿人的庞大的消费市场。英国虽然和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在绝大多数商品上不会面临关税的问题。但是，欧盟对于非欧盟国家进口的商品，有严格的要求，这形成了大量的无形成本。比如说，报关的手续变得非常复杂，原本半个小时可以完成的手续，现在需要半天。以前一天就能从英国运到欧洲的商品，现在需要两个星期。要知道，对欧盟的出口，占到英国出口额的一半，现在这一半出现了大幅的萎缩。无形成本导致英国的货物价格高企，失去了竞争力。反过来，英国的制造商和服务商利润却在下降。从今年一月开始，英国正式脱欧，这些问题立刻集中爆发出来，英国出口给欧盟的货物价值，前八个月的数据，比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下降了 13%；从欧盟进口的货物的价值，下降了 20%。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世界贸易额在今年 7 月的数据，已经高过疫情前（2019 年底）4%。疫情较重的美国，其出口额同期对比也只下降了 4%，进口额却上升了 7%。

        英国资深经济学家 Gabriella Dickens 说，“虽然外部的需求很强烈，但英国却无法从中获利。” 一位从事奶酪出口的英国商人表示，“现在想把食品从英国运到欧洲，难度比我当年往南斯拉夫战区运送货物还大。” 不仅仅是货物，英国还出口大量的服务业，但因为不是欧盟成员国了，各种申报手续变得无比复杂，导致原本给英国服务商的订单，纷纷转向去寻找欧盟内的替代厂家。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在欧盟内的贸易占比正在快速地萎缩，从 2019 年的 7%，下降到了今年 8 月份的 4.3%。

        英国目前的对策是：加强疫苗接种，控制疫情。虽然英国很早就有了疫苗，但在疫苗配送和接种上的效率并不高。目前英国只有 73% 的人至少接种过一针疫苗，67% 的人完成了接种。英国目前还处于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每日新增病例达到 4 万多例，平均每天有 130 人因Covid 19 而离世。所以控制疫情，依然是英国政府当前最首要的任务。

        其次，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保证说，他们将继续保持目前的零利率，甚至将施行实质上的负利率。英国在疫情好转之后的国内消费恢复较好，估计今年可能可以给英国一个 7% 的经济增长。但贸易的萎缩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英国将寻求和更多的欧盟外国家的贸易。但是上个月，原本大家期望很高的拜登总统和约翰逊首相的会谈，似乎在提振两国贸易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明显进展。

        在英国脱欧的问题上，我前面谈了，如此重要的国运问题，是不能交给全体公民来选择的。这个道理是这样的：我们做选择的慎重程度，和我们付出的成本是正相关的。我打赌一块钱的谨慎度，和我打赌十万美元的谨慎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公众来说，投一张票，几乎没有什么成本，绝大多数公众不会严肃认真地去考虑如何选择才是最理性最聪明的。因此很多投票具有随意性，我对现实不满，我就投脱欧！给你们政治家好看！其中并没有多少理性的成分。事实上，公众投票从来都缺乏理性。比如说，美国政治的一个常态就是，如果总统大选中是民主党赢，那么两年后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就大概率会丢掉议会。反过来也一样。执政党大概率会丢掉中期选举，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常态。这说明什么？说明执政党都是无能的？显然不是，这只能说明民主投票的理性程度是不高的。我对现实不满，现实中谁在执政？哦，执政党，那么，我就投票给反对党。于是，反对党就赢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选择议员代表的时候，民众不太理性，问题还不是太大，因为这种不理性可以由议员个人素质中的理性进行一定的补偿（我并不是说议员们都是理性的，他们中巧言令色大脑空空的人也很多。但和公众相比，他们相对更为理性）。

        但是，如果是国家的重大事件，关系到国运甚至国家兴衰的决定，交付公民投票，显然是一种儿戏了。

        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公民的不理性还表现在绝大多数人只能感受到眼前的痛苦，但看不到远期的趋势和趋势带来的利弊。一些外国移民进入英国，给英国社会造成一定的动荡，这显然是一个短期的影响。英语没有变，教科书没有变，历史博物馆没有变，外国人口的涌入在政体统一的情况下很难撼动原有的社会。中国经历了蒙古人和女真人两次大规模的涌入，甚至成为统治者，但中国除了语言里多了几个外来词以外，文化的主体并没有动摇。我的意思是，这种改变很明显是一种短期的扰动。但世界的大趋势却是全球化，是大量的开放和融合，这一趋势的背后，是真金白银的几十万亿美元的投资资本，这个趋势只要不爆发世界大战，是谁都挡不住的。英国在这个大趋势面前，给自己下了一个绊儿，一直踉跄到了今天。而给英国下绊儿的，正是英国的人民。

今日美政：他们的自由应该由我们来买单吗？

 （10/19/2021）

        首先有一个突发新闻，美国前国务卿，四星上将 Colin Powell 将军昨天因感染 Covid 19 后的并发症辞世，享年 84 岁。这位老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2001 年至 2005 年在位。鲍威尔将军从军 35 年，1989 至 1993 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即美军实际最高指挥官，国防部军方最高领导人。这期间，他指挥了击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沙漠风暴行动。鲍威尔将军是一位谨慎使用军力的军方领导人，他的政治遗产包括严格审核和评估军方行动后果的“鲍威尔准则”。但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战争中，鲍威尔较为激进，受到广泛质疑，这导致他在2005 年辞去国务卿一职。鲍威尔一生获得荣誉勋章十多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政治家。甚至在 2016 年总统大选时，尽管他没有参加竞选，还是有三名选举人团的成员将票投给了他。奥巴马总统和拜登总统均给与鲍威尔将军以极高评价，奥巴马总统赞扬了鲍威尔为黑人追求自己的梦想树立了榜样，而拜登总统则赞扬鲍威尔作为一代移民的后代，将被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人而载入史册。

        随着疫苗的推广，Covid 19 在美国的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都呈现较快的下降趋势。美国12 岁以上人口中有 78% 人口至少接种了一针疫苗。但在未接受疫苗注射的 6000 多万美国人中，民调显示，其中 45% 表示，他们决不接受疫苗注射，这就意味着大约有 3000 万美国人将拒绝接受疫苗注射。这几乎占到美国人口的 10%。最近一份加拿大的研究报告指出，未接种疫苗的人，相比于接种了疫苗的人，其染病的可能性高 7 倍，住院可能性高 25 倍，进 ICU 的可能性高 60 倍。美国的资料则显示，从今年 6 月至 8 月，原本可以接受疫苗注射，却主动拒绝接种而染病的患者，为美国的医疗系统带来了额外的 57 亿美元的开销。因此很多人表示，你可以有自由拒绝疫苗接种，正如你有自由吸烟一样，但请和吸烟者一样，缴纳更多的税费，以弥补因你的“自由诉求“ 而带给公共卫生系统的成本。你拒绝疫苗的自由，不应该由我们接种疫苗者来买单。

        由于警察日常要和很多公众接触，因此很多州和地方的警察部门要求执勤的警察必须接受疫苗注射。但这一强制要求，受到警察工会的阻挠，他们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这一强制令。在俄勒冈州和丹佛市，法官均驳回了警察工会申请阻止强制疫苗接种的要求。需多警察因拒绝接受疫苗注射而无法执勤，这导致芝加哥、西雅图、洛杉矶等地出现了警察不足的现象。警察部门中到底有多少人接受了疫苗注射，目前因警察的不配合而无法得到准确数字，但一般认为这一比例要比上面提到的成年人 78% 的接种率低很多。比如，西雅图 1000 多名警察中，有大约 300 人拒绝申报自己接受疫苗注射的情况。

        据警察部门自己的报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全国已有 460 多名警察死于该病毒。死于 Covid 19 的警察，是死于平时被枪击的警察人数的五倍。

        对疫苗的无端恐惧有时候会发展到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境地。

        迈阿密一所私立学校，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小道消息，认为疫苗不但对人体有害，而且还可能通过接触，将这种”害处“传播给其他人。今年四月，他们就下令，凡是接受了疫苗注射的老师，不得和学生接触。上周，他们又颁发了一条命令：如果家长给自己的孩子接种了疫苗，那么在 30 天之内，这个孩子就不能来上学。对此，CDC 发表声明说，疫苗本身并不是病毒，不会通过空气或接触传递给其他人。事实上疫苗真的有这种功能，倒会给疫苗接种带来莫大的方便。

        作为教师，这些人的自然科学知识贫乏到这种程度，令人不得不为美国的教育担心。

        在德克萨斯州，州长 Greg Abbott 上周签署了一项法令，禁止在德州任何组织和企业内，强制疫苗注射，这包括私营企业。比如说，我是一家饭店，我希望来我饭店吃饭的人不会传播 Covid 病毒，不对我的雇员、我的顾客和我本人造成危险，因此我要求客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这在加拿大是一个政府要求的常规做法），在德州，这就是非法的。你还记得这些保守者保护企业的理念吗？他们不是很反对政府对企业自主性的干涉吗？现在，企业想保护自己免遭 Covid 病毒的侵袭，我们保守的 Greg Abbott 州长说，不行，我们政府要管管你！到目前为止，德州应该被接种疫苗的人口应该是 83%，而实际接种的却只有 60%，也就是说，大约有 30% 应该被接种疫苗的德州人，拒绝接受疫苗注射。

        和德州 60% 的接种率相比，加州的接种率是 73%。两个州处于同一个气候带，加州的人口密度还比德州大得多。加州四千万人，而德州只有三千万人，是加州的 75%，而德州现在每日新发病例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加州。

        再来看佛罗里达州，伟大领袖川普的另一个好学生，州长 Ron DeSantis，严厉地惩罚那些敢于强制雇员接受疫苗注射的地方政府。Leon 县要求自己的政府工作人员接受疫苗注射，被州政府罚款 350 万美元。上周一，DeSantis 也签署了一项和德州一样的法令，禁止任何公共单位或者私营企业要求自己的雇员接受疫苗注射。佛罗里达的发病人数和加州基本持平，而它的人口，却只有加州的一半。

        这形成了一幅极具讽刺性的画面，那些极端的理念追求者们，他们口口声声要保守公民的自由，但却无视他们的健康。嗯，还记得类似的情况吗？要保守人们持枪的自由，却无视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天文数字的枪击死伤人数。为了一个理念，竟然置人的生命和健康于不顾。我想问一问，这种理念狂人，这种高尚理想的追求者，和 20 世纪那些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有什么区别？难道不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罔顾草民的性命么？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拒绝相信科学家和医学家的话，为什么他们对医学权威如此不信任，对专业机构的建议如此有逆反心理呢？

        我在昨天说过，一个民族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会根植在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中，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潜移默化，但在特殊时期会表现得很明显的影响。美国的历史传承于英国，由于清教徒在英国本土受到迫害等原因，美国从一开始立国，就对权威 Authority 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管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敏锐地看出美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的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进行统筹和协同；尽管美国开国之初孱弱的中央政府甚至无法收到税款而险些造成大陆军退伍士兵的哗变。但这依然无法抹去清教徒心中对曾经迫害过他们的中央政府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以杰佛逊为代表的民主共和党人极力反对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试图将美国定位成一个小国寡民的农业国。对权威的恐惧这一心理文化现象，一直流传到里根总统的“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著名说辞。

        人的大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法精细思维的。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思维是联想式的。这种对政府权威的恐惧，同样被引入了对科学权威的恐惧。中国人因为和美国的历史进程不同，因此中国人普遍是崇拜科学的，中国人更担心的是科学家权力的腐败。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根本不会去关心科学家是不是腐败，而只要你是科学家，你具有某种他们并不理解的权威，他们就会自然对你保持警惕。你发明一颗原子弹，丢到别的国家去，我还能忍你；你发明点药水想要打进我的身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科学权威的怀疑，本质上是对政府权威恐惧的一种联想式延伸。

        有人认为我是文化决定论者。我并不认为文化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文化就好像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甚至会影响我们一辈子，想要通过理性来改？太难了。

宋时伦检讨长津湖之战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回复

 宋时伦：第九兵团对东线作战的检讨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十一日

      这次作战打得很不好，不仅未能全歼美陆一师及第七师，反遭巨大减员，严重缩小战力。主要原因是：

     （1）对朝境作战情况调查研究不够。小白山系朝境最高最寒冷的地方，温度现已降至零下二十几度，遍地积雪数尺，山高路滑，咫尺天涯，人烟稀少，一切粮草均需负担国内运输线延长数百里遥，经常供不应求。部队入朝后，即日夜生活于野外，战时即是有米亦无法煮熟（白天防空，晚上作战），偶尔煮熟送上火线均成冰冻，无法破碎，更无法吃，便造成严重的、普遍的饥饿现象。体力日益削弱，战力随之降低，加上冬装未补齐（部队入朝后发的东西都无法前运），仅靠棉衣服应付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冷，特别此地最近每夜下雪，衣服普遍透湿，无法烤干，形成大批冻病、冻僵，直至不少数量已经冻死的严重现象（例：某师X团第X连，除一个掉队与另一个通信员外，全连进攻新兴里敌时，受敌火力压制即卧倒冰地上，但最后打扫战场时看，发现全连采战斗队形，死于该处，细察尸体大半无任何伤痕与血迹）。担架民夫少，且系临时动员的老百姓，未经必须的教育大批逃亡，战场伤员无人抬运或抬的不及时，致有大批伤员冻死的极端严重情况。由于敌人沿公路及两侧行动，我围歼敌人时，必须翻山越岭，山上路少甚至无路各种炮火无法前运参战，弹药运送亦困难。。。。

毛泽东回复：

宋时伦，陶勇及二十军全体指战员：

看到东线战斗的报告，我的心情也极度的沉重，东线伤亡四万多人，其中冻死冻伤就有3万多人，教训惨痛啊！大伤了我们的元气。

宋兵团久居江南，一切战备训练都是解放台湾，现在却来到风雪连天的高寒地区去打仗，先前没有任何准备。另外，朝鲜军情十分紧急，部队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才得到通知入朝，美来得及换冬装就直接度过鸭绿江。志愿军九兵团将士始终在作战中保持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显示了超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勇敢精神和战斗力。二次战役东线战斗队的胜利，是我们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上、保障了朝鲜人民的生存。保护了祖国的安全。战斗的胜利说明我们是不可欺负的，侵略者的进攻是可以击退的。

二十军此次入朝作战，打得比较艰苦，战役结束之后，可以到咸兴五老里为中心进行休整，那里比较暖和。

               毛泽东庚寅隆冬于京

福山：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Eric， 今日美政，10/13/2021）

        这是福山先生写于一年前的一篇长文，通俗易懂地回顾了自由主义的起源，特性，现状以及遭遇到的困境。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去理解我们信奉的自由主义自身的弱点，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如何走出自由主义目前面临的困境。

        在我小的时候，自由这个词，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它总和“自由散漫”联系在一起。老师说一个学生太自由了，基本上就是请家长的前奏。这个意思是说，自由这个观念，并非是我们天然信奉的绝对真理。正如“民主”在历史中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一样，“自由”也并不总被所有人接受。我们如今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只是近现代的产物。那么，是我们突然长醒了，认识到真理了吗？恐怕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改变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改变了。自由民主，成了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最优解。

        但现在，自由民主不但受到如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完全不同理念，但势力强大的国家的挑战，同时也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内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事实上，民主制度本身受挑战还相对小一些，川普在 1 月 6 日发动的暴乱并没有成功，美国守住了民主选举最后的底线。但自由这个观念，是被挑战的重点。这里所说的自由，核心的概念有两个，一是个人选择免于被干涉的自由，二是人人平等，即使最有权势的人，也必须在法治之下遵守加于其他人身上的规则，不能有特权阶层。自由和民主是可以分开的，比如匈牙利的奥尔班就声称匈牙利是不自由的民主国家。他们的政府依然是民主选举产生，但媒体不再有自由批评政府。美国的川普也攻击媒体是“人民的敌人”。

        这些来自民主国家，却公开攻击自由理念的政客们，其最基本的力量，来自民间的，对自由主义自身的某些不满。为了弄清楚为什么民众会对自由主义不满，福山先生带我们回顾了自由主义这个观念在近现代的起源。

        自由主义在现代的起源，其实来自于欧洲宗教战争之后的一个解决方案。16、17 世纪天主教和新崛起的不同派别的新教之间，爆发了长期的征战。法国的胡格诺战争、神圣罗马帝国为核心的三十年战争等等，在长达 150 年的时间里，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为了让对方服从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相互杀伐，导致欧洲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最终大家精疲力竭，谁也吃不掉谁，就开始寻找某种相互能够共存的方案。福山先生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欧洲自由主义的先驱，如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等，开始寻求一种对政治的重新解释。一个政府不应该给人民规定一个圣洁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所作的那样），因为民众事实上无法在“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美好的”这些概念上达成一致。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多元性，使得个人免于被干涉，成了一个最低的要求，但也是唯一可行的政治要求。这个要求的核心，就是宽容，不干涉任何其他人的价值取向。这种宽容的边界，最终的不宽容，只能在这个自由原则被挑战和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

        所以，福山先生认为，自由主义起初仅仅是一种解决多元化社会中，价值观冲突的一种实用工具，但随后被整个欧洲社会接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到了卢梭和康德时代，成为了一种维护个人尊严的价值观。个人选择的自由，成了最基本的人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认识到，民族主义鼓吹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也同样伤害到自由。于是自由和平等联系了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保护自己的自由，就必须捍卫自由主义本身，也就是要平等地保护其他人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歧视移民和难民，甚至非法移民的原因）。自由主义成为了一种普世价值观。

        另外，自由主义不但保护人坚持自己信仰观念的自由，同时也扩展到保护私人财产拥有的自由，也就是产权受法律保护。这导致一个后果，即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由于产权明晰，坚持自由主义的国家通常经济发达，创造力充沛。因此二战之后直到 20世纪末，自由世界或者广义的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繁荣的经济相辅相成，这个时期，人们对自由主义是充满信心的。

        但是，自由主义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由于注重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因此自然地有滑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倾向。所谓新自由主义，指的是以哈耶克、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为主的经济思想。他们强烈地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这一学派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比如国有企业的低效，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导致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等。但过于强调市场功能，削弱政府的监管也同样导致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对企业产权的保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世界的人受到了伤害。企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润，会去世界其他地方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广阔的市场，这导致发达地区出现了产业空心化。政府税收减少，公共开支下降，贫富差距加大。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此有一定的责任。而反过来，获利的企业则有更多的资源，在言论自由的保护下，向政治投入更多的金钱，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扩大了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导致大量外国移民进入西方，这进一步刺激了本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英国的脱欧和美国川普的崛起。

        自由主义还有一个内在的缺陷。别忘了我们前面介绍的自由主义的历史来源。它仅仅是一种为了适应多元性而提出的最低的社会要求。它只要求你宽容别人不同的价值观，但不提供任何更为充实的价值观，甚至自由主义并不界定哪一种价值观更值得去追求。这就留下一个信仰层面的真空，导致消费主义，物质享受泛滥。请注意，这一趋势，在经济繁荣的时候是看不出问题的，但经济一旦衰退，社会同时会发生礼崩乐坏，毒品滥用。

        福山先生敏锐地指出，这两个缺陷的共同点，在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本身，是围绕个人权力展开的。在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同时，会造成社会组织性的瓦解。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罗伯特帕特南教授的《上升》（他的另一本名著《独自打保龄球》可能更广为人知），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帕特南教授认为美国从镀金时代走向民权主义运动的 60 年代，这期间是一个从更关注个人转向更关注群体的时代。而反过来，从 60 年代到现在，则是一个反过来的过程，从更关注群体利益转而更关注个人。

        人本身具有双重性，我们既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性的人。早期的集体主义试图泯灭个人的属性，要求你做一颗螺丝钉；而现代的个人主义则试图泯灭人的社会性，你只需要关注自己利益就好，他们认为整个社会构成不过是个人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前者限制了个人自由，而后者则使得社会合作趋于瓦解。

        所以右翼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是说，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人，而砍断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而左翼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则是自由主义并不能清除社会上一些有害的思想，比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双方的诉求不同，但核心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政治不能仅仅建立在自由主义上，还需要有自己的价值主张，右翼希望有更多的民族和国家的色彩，而左翼则希望有更多的平等的色彩。

        福山先生最后总结说，在世界越来越多元化共存的今天，自由主义无疑依然是我们的选择。但我们需要注意过度自由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严重贫富差距之后，一个社会实际上失去了对一些人自由的保护功能，一旦人陷入贫穷，他们的选择机会就会变得非常少，从而空有一个自由的名头，但却无法获得满足的生活。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一部分人的特权而破坏了自由主义要求平等的核心观念。同时，由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存在，强烈要求平等的左派亦有试图取消自由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激化矛盾的“取消文化”，一些人的言论被禁止。福山先生指出，从右翼的集体主义和左翼的平等主义两个方向对自由主义的诘难，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需要谨慎选择的是一条中间道路，一条即不能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也不能导致超越现实的绝对公平和对“不正确意见”的压制。

        以上就是福山先生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文章的介绍。下面我会结合中国的现实做一些评论。

        自由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缺乏根基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强调家族秩序，没有自由的观念，乃至于“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是目无君王；墨子讲平等地爱众人，就是目无父母；无君无父，你就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沦为禽兽）。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救亡和强国的目的，我们是为了救亡和强国，而不得不向西方学习。西方的自由观念只是充话费的赠送品。如上面福山先生所讲，自由主义在西方是内部协作和共存的一个解决方案，而在东方，却只是因为认为自由主义可能会刺激创造力，让我们能发明更多的器物在国家实力上赶超西方的一件工具。

        我们没有经历欧洲的历史路径，也就没有追求个人自由的动力。我们历史上追求个人自由，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国家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所以至今，中国并没有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然观念。你可以选择不爱党不爱国吗？不行，因为这样就会让你失去上学和就业的机会。在西方，我们会认为不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人是不道德的。但在中国，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水浒中那种 “哥哥说什么铁牛就做什么，铁牛的这条命都是你的！” 这种近乎绝对的人身附庸，被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是一种侠义和爽直，至今没有多大改变。

        所以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甚至运用场景，运用目的都不太相同的一个观念。我们不应该责怪中国民众缺乏现代的自由主义的观念。因为自由主义本身也只是西方历史路径下的一个自然结果。我们在西方生活的人往往会陷入一个惯性的思维：你不追求自由就是不对的，这种想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路径下会产生不同价值观的现实。事实上这种类似“自由是绝对真理”的看法，本身也不符合自由主义对多元性的保护。

        但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却是仿照西方建立的，尤其是其经济制度，虽然充满中国特色，但本质上依然是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会催生出对个人乃至企业产权的保护，从这条路径中，中国也许会发育出自己的自由主义的版本。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这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