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逸枫：中国经济已到全面崩溃边缘

 （2014-6-24 来源: 凤凰网）

摘要: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产能过剩，更不是房地产，是银行危机。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与2009年9.59万亿信贷的货币滥发，导致国内腐败、产能、金融、房价系列问题不断积累到集中爆发。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不是产能过剩，更不是房地产，是银行危机。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与2009年9.59万亿信贷的货币滥发，导致国内腐败、产能、金融、房价系列问题不断积累到集中爆发。而过度的地方发债与盲目投资及银行利率膨胀，演变成银行危机，来源于中国债危机的爆发，让银行危机扩大。自2012年4月起，许多地方政府出现债券还款违约问题，云南、四川、上海等省市出现地方政府债券大面积违约现象，利息支付不出。2013年6月1日以交通银行股价首先跌破每股净值为起点，中国的银行危机正式爆发。目前有16家上市银行，其中10家曾经跌破过每股净值，包括交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和南京银行。5家差点跌破每股净值，包括宁波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中国是唯一的。正规的银行正在爆发危机，而非银行体系危机也开始爆发。非银行体系主要是指以民间借贷为主的影子银行，包括地下金融等。         30年多年来，不断以借新还旧、盲目投资、放大金融危机，试图把中国经济增长当作一部永动机，走到今天，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2013年3月至6月间，只是风闻美联储将会缩减QE，由此而导致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大跌，印度房价泡沫自行破灭，印度尼西亚等国货币大幅贬值。这只是一个信号，这说明纸币的本质就是纸，而绝不是财富。从2014年1月开始，美联储正式进入缩减QE的通道，为2015年的加息在做准备。那么，在2014年1月份发生了什么？在2014年1月份，阿根廷比索兑美元官方汇率下跌了32%，黑市汇率下跌了47%左右。委内瑞拉、巴西和阿根廷陷入经济瘫痪，通货膨胀高企，政府财政疲软的境地。仅在1月23日，全球资本加速从新兴市场撤离，这令土耳其里拉跌至创记录的低位，阿根廷比索当天兑美元汇率暴跌13.2%，单日跌幅创12年来新高。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乌克兰格里夫纳汇率也创下了数年来的新低。         从2013年12月12日开始，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跌破了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的水平。人民币汇率也停止了升值，开始连续5个交易日的不断的小幅贬值，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已经开始。中国危机产生的根源是体制，而诱发的源头是货币的滥发。央行放水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这是因为钱荒的缺口越来越大，借新还旧导致债务如滚雪球一样变大，届时将会造成更大的危机。还有墨西哥比索、智利比索、哥伦比亚比索，韩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等等，随着美国QE的缩减，所有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贬值，而且从技术形态上已经构筑了令人深信不疑的贬值趋势，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人民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各国货币都进入了一个“死结单行道”。这些国家如果不让货币贬值，唯一的选择就是拉高利率。拉高利率的手段就是加息，而加息将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更加恶化。如果任由货币贬值，那将导致大量资本逃逸，由此将引发货币进一步的贬值和更大规模的恐慌性资本逃逸。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呈现出起伏动荡的态势。在过去的15年里，世界频繁发生银行危机。引发银行危机的往往是商业银行的支付困难，即资产流动性缺乏，而不是资不抵债。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产充分的流动性，就可能在资不抵债、技术上处于破产而实际上并未破产的状态下维持其存续和运营。银行危机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资产配置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主要经营业务，各金融机构之间因资产配置而形成复杂的债权债务联系，使得资产配置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某个金融机构资产配置失误，不能保证正常的流动性头寸，则单个或局部的金融困难就会演变成全局性的金融动荡。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体，在一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关系到广大的民众。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之大也非一般行业危机可比，它可能会波及到一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         银行危机是指银行过度涉足（或贷款给企业）从事高风险行业（如房地产、股票），从而导致资产负债严重失衡，呆账负担过重而使资本运营呆滞而破产倒闭的危机。银行危机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第一，按危机的性质可分为银行体系危机和单个银行危机。第二，按危机的起因可分为内生性银行危机和外生性银行危机。第三，按危机的程度可分为以流动性紧张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及以丧失清偿力为特征的银行危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爆发往往是以前一种形式出现的。早在2012年10月，中国银行行长肖刚曾说，中国银行业乃至金融业未来巨大的风险来自于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 的影子银行。很多地方政府、地产商、制造业商不向银行借钱，向非正规渠道借钱，总金额超过30万亿人民币，这一庞大数额的影子银行成为中国另外一个可怕的金融危机导火线。         中国影子银行业正开始出现问题，这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生深远影响，还有可能波及全球经济。信托产品，就像运城城投发售的这一款，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自从2007年以来，影子银行向中国风险较高的各类企业提供了规模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合4.8万亿美元）的贷款，推动创造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信贷繁荣。但在运城以及中国各地几十个类似的不知名城市，中国巨大而监管不力的影子银行体系正开始出现问题，这将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可能波及全球经济。英国《金融时报》将从今天开始刊载一个有关“影子银行”如何重塑世界各地金融格局的系列报道——“影子银行”这一术语涵盖了范围很广的“非银行”机构，这些机构行使传统银行的很多职能，但却游走于受到监管的传统银行体系之外。上一次影子银行泡沫在临近2008年时发生在美国，它加剧了随后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现在市场人士和监管当局担心，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迅速累积，可能导致类似的巨大危害。         影子银行体系已经形成了非常庞大的规模，如果影子银行体系遭遇严重挤兑，中国可能迎来自己的“雷曼时刻”。担心的是，中国经济中杠杆率和风险最高的行业（从房地产开发商到钢铁厂）的融资来源可能突然消失，中国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可能戛然而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职能是，通过任何可能的方式筹集资金，并代表地方政府将所得资金支出到位，往往用于道路、公共供暖或者污水管道系统等公共工程项目。最新的官方估测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持债务的总规模约为17.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1%还要多。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于2008年末建立的，当时中国的出口剧烈下滑，中央政府为了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启动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北京方面视为一种必要之恶，最初还被允许向中国的国有银行直接贷款。         由于北京方面鼓励企业和地方政府尽可能地借钱花钱，中国经济的债务总量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30%升至2013年的逾220%。正规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的资产总量从约10万亿元人民币升至25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五年时间里，中国的新增信贷相当于美国整个银行体系。大规模的刺激计划推动经济增速迅速反弹，但新增信贷很快开始拖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使其在满足资本要求时遇到麻烦。因此，在北京的政策制定者的默许之下，其他形式的信贷开始暗中萌芽。银行将发放给最低信用评级借款方（包括很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高风险贷款重新打包，将其作为“理财产品”销售给普通储户。监管宽松的信托公司也加入了进来，向高风险借款方发放高息贷款，将贷款重新打包之后，再通过银行以“信托产品”的形式进行销售。按照相关规定，信托产品只能面向总资产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者发售，但这条规定经常被违反。而且信托产品被设计得颇具吸引力。中国的储蓄利率受政府设定的上限限制，但这些创新的信托产品被划归为投资产品，使银行能够通过承诺更高的回报来吸引储户。         中国经济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反弹后，政策制定者们开始担忧投资浪费和资产通胀问题。银行被要求缩减对房地产项目、像运城城投这样的地方政府借款方，以及钢铁、玻璃、水泥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放贷。这就为新生的影子银行体系所提供的高息贷款创造出了巨大需求。巴克莱(Barclays)的经济学家估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约为38.8万亿元人民币，约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规模的四分之一。2013年新增的信贷总量中，大约一半来自正规银行体系以外。这其中包括企业债券发行等在其他经济体中不被视为属于影子银行的融资活动。但此类活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监管当局担心的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构成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未偿还的信托产品资产总量较上一季度增长8%，达到11.7万亿元人民币，是2010年底时的四倍。根据中国证券经纪商海通证券(Haitong Securities)的估算，今年将有高达5.3万亿元人民币的此类产品到期。         外媒称，中国目前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已超过美国。据估计，多达30%的中国企业债由影子银行持有，持有者包括信托公司、国企等公司放贷者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实体。其余企业债则由银行持有。可见，中国企业债的构成与美国企业债的构成极为不同。美国的企业债务大多为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日本外交学者网站6月18日发表题为《中国庞大的企业债》一文，作者为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助教徐赛兰。文章提到，中美企业债在构成方面的区别至关重要。就非银行借贷而言：中国的影子银行借贷没有国家或是存款保险的保障，通常风险标准要求较低，透明度很低或完全不透明；美国的企业债则在公开市场交易，有明确的风险评级，透明度也很高。因此，文章认为，中国的债务结构比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更高，由于中国债务规模庞大，也更令人不安。随着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走低，哪些企业面临贷款违约风险呢？         银行贷款、信托贷款以及委托贷款的易得性造成中国的企业债水平和杠杆率上升，而公司债券的发行量仍维持在最低限度。中国的银行贷款往往会流向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企，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流向的企业在规模和所有制结构上较为多样。在委托贷款流向的企业中，有一些在商业模式和基本面上的风险较大，它们通常缺乏建立在充足抵押品基础上的良好信贷记录，有时甚至缺乏稳固的基本商业模式。无论是对银行业还是对影子银行而言，杠杆率最高的领域包括房地产业、金属和采矿业、钢铁业、基础设施领域以及建筑业。在面临可能出现的贷款质量恶化的情况时，私企的风险最大，特别是在杠杆率很高的行业内。鉴于破产处置办法发展不够完善，中国企业被鼓励尽一切可能解决债务问题。国企的优势很明显——有国家撑腰的企业或许能以银行新贷款的方式获得注资，不良贷款则可以从最大型国有银行的账上撤下来、卖给资产管理公司。相比之下，私企就享受不到这种优厚待遇了。         正如国家信息中心评论所讲，当前金融运行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1.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货币活性下降。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2%，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0.4和2.9个百分点，略高于13%的预期目标；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5.5%，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3.9和6.5个百分点。货币活性下降，4月末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降至27.8%，分别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2.7和2个百分点。从M2的来源看，贷款和外汇占款是两个传统主要渠道，由于同业业务发展较快，近两年同业渠道在货币创造中的占比上升。从构成看，流通中的现金M0占M2比重不足10%，占M1比重不足20%，各项存款占M2比重超过90%，单位活期存款占M1比重超过80%。目前M2与M1增速放缓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从货币创造看，外汇占款同比少增较多，银行同业业务扩张放缓。前4个月新增外汇占款8717亿元，同比少增6380亿元。一季度16家上市银行同业资产同比下滑5.92%。         二是M0增速明显放缓。4月末，M0同比增长5.4%，增速为1996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比去年末和去年同期低1.7和5.4个百分点。M0作为现实购买力的代表，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企业和居民持有现金的主要动机是交易动机，M0增速放缓反映出微观主体随时进行交易的意愿减弱。三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型理财产品快速发展持续分流银行存款，造成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增速放缓。一季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同比少增1.4 万亿元，其中，住户活期及临时性存款同比少增4081亿元，非金融企业活期及临时存款减少9314亿元，同比多减少7785亿元。与此同时，一季度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多增1 万亿元，主要是受商业银行表外理财、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较快和证券及交易结算类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存款同比多增较多影响。可见，理财产品分流活期存款是造成货币流动性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2.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少增，表外融资明显收缩。前4个月社会融资规模7.1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7464亿元。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呈“表外融资和债券融资少增、人民币贷款多增”态势。表外融资收缩受到管理层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以及信托产品与企业债券出现兑付危机的影响。前4个月，表外融资（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约1.83万亿元，同比少增7946亿元，其中信托贷款同比少增6969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少增2103亿元。人民币贷款保持较快增长，社会融资继续向表内信贷回归。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417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为53%，比去年同期提高8.3个百分点。结构来看，新增贷款向企业部门与中长期贷款倾斜。前4个月，住户贷款增加1.21万亿元，同比少增1368亿元；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增加2.57万亿元，同比多增3745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多增1710亿元，票据融资同比少增2612亿元，中长期贷款多增4230亿元。         3.人民币汇率走贬，外汇资金流入力度减弱。2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一改强势，在短短几周时间内出现急跌。自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1%扩大至2%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增强，贬值幅度进一步加大。4月30日人民币即期汇率最低跌至6.2655，创近18个月的新低。前4个月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累计贬值0.99%，即期汇价累计贬值3.28%。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一季度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贬值1.37%，实际有效汇率贬值1.09%。一季度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资本与金融项目已经成为我国外汇流入的主要渠道,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下的资金净流入比值为17:1。目前人民币快速贬值加剧市场贬值预期，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下降，购汇意愿增强，外汇资金流入力度减弱。一季度经常项目顺差72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83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四季度少368和87亿美元。2、3月份银行结售汇顺差与银行涉外收付款顺差均持续回落，衡量企业和个人结汇意愿的银行代客结汇占涉外外汇收入的比重（即结汇率）逐月下降，衡量购汇动机的银行代客售汇占涉外外汇支付的比重（即售汇率）逐月上升，2月中旬以来，境内企业远期结汇意愿下降而远期购汇意愿上升。         4.货币与债券市场短期利率回落明显，中长期利率仍保持高位。货币市场主要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回购交易，债券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构成。货币市场利率与短期品种债券收益率为短期利率，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为中长期利率。今年春节过后，银行间市场资金面紧张程度明显缓解，货币市场利率走低。4月份，上海银行间隔夜同业拆放利率一直在3%以下运行，4月30日达2.5%，较1月2日下降0.6个百分点；货币市场主流品种银行间7天回购加权利率4月30日收于4.07%，较1月2日下降0.9个百分点。货币市场利率走低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搭配使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适时适度进行流动性双向调节，促进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适度均衡。         2014 年春节前，央行还通过常备借贷便利（SLF）向符合条件的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了短期流动性支持，在10 个试点地区的央行分支机构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了短期流动性支持，稳定了市场预期，促进了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二是由于管理层对银行同业业务监管趋紧，经济增速放缓、不良风险上升也使银行“有钱不能花”、“有钱不敢花”，银行流动性需求减少，资金淤积在银行体系，推动货币市场利率下行。随着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走低，银行间债券市场短期（1年以内）品种到期收益率明显下降，但中长期（1年及以上）品种到期收益率仍维持高位。截至4月30日银行间市场，3个月期限的固定利率国债、政策性银行债、短期融资券、中短期票据及企业债到期收益率较去年末下行1.4～2个百分点，但2年期、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政策性银行债、中短期票据及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仅较去年末下行0.3～0.9个百分点，目前仍处于近三年以来的较高水平。         当前金融调控面临的主要问题，1.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减速加大经济下行风险。我国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净出口；消费的拉动较为平稳，是拉动GDP增长的“稳定器”；投资的拉动存在较大波动，是拉动GDP增长的“调节器”。从支出法GDP年度数据看，1953-2012年投资（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85，消费（最终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与GDP增速间的相关系数为0.71。这说明与消费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增速关系更为密切，是导致GDP增速变化的关键因素。2013年四季度以来，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成为经济下行的主要拖累。今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同比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4个百分点。资金成本上升与融资便利下降是导致投资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去年6月份爆发“钱荒”以来，社会融资规模有所收紧，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持续攀升。投资到位资金增速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持续下降，今年前4个月降至12.5%，比去年同期下降7.6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下降8.4个百分点。         除资金约束增强以外，房地产市场调整迹象越来越明显，使投资增速进一步承压。截至今年4月份，三线城市的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已连续5个月环比下降，南宁、无锡、铜陵等地方政府已出手救市。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20%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前4个月同比增长16.4%，比去年同期低4.7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低3.4个百分点。作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先行指标，商品房销售面积前4个月同比下降6.9%，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7.9%，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2.1%。2. 通胀压力持续减弱，年内尚无通缩风险。今年前4个月CPI同比上涨2.2%，低于全年3.5%的预期目标，为2010年二季度以来最低水平；PPI同比下降2%，已连续25个月同比负增长。CPI各月环比变化率整体低于历史同期水平，说明消费领域新涨价因素较弱；PPI环比持续负增长，说明去年四季度曾略显缓解的生产领域通缩压力又再次加大。         CPI同比涨幅回落主要原因在于食品价格涨幅明显趋缓。前4个月食品价格累计同比上涨3.2%，非食品价格上涨1.6%，分别比去年同期低0.7和0.1个百分点。PPI持续下降则在于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投资增长放缓和房地产市场调整使得面临产能过剩以及库存仍处消化期的工业生产领域供大于求的矛盾再次加重。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走低令人担心会出现通货紧缩。对于何谓通货紧缩，国内外学界尚存在分歧，无统一认识。不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是确认通缩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CPI并未出现同比下降，作为更全面、综合反映物价水平的GDP 缩减指数一季度同比上涨0.4%。从影响因素看，今年经济增长与货币投放较去年略有减速、猪肉和粮食供应充裕、产能过剩、翘尾因素较轻、通胀预期回落等将抑制物价涨幅，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人民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上升等将支持物价上涨。综合考虑各因素，预计全年CPI涨幅约2.5%，年内不会出现通货紧缩。         3.影子银行与信用债兑付压力上升。前两年迅猛扩张的影子银行和企业债券融资正面临兑付危机。2013年以来，包括信托、小贷公司、网络借贷等在内的影子银行领域相继暴露兑付风险。包括中信信托、中融信托、中诚信托、吉林信托等多家信托公司产品出现兑付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已有119家P2P网贷平台“倒闭”或“跑路”，涉及资金共计约21亿元，其中，今年前4个月出现问题的网贷平台已近30家；截至4月底，今年以来已有至少95款信托产品发布提前终止或兑付公告，总规模达229亿元。吉林信托总规模10亿元的“松花江77号”产品已连续六期逾期未兑付，信托违约事件正真实上演。今年3月份，“11超日债”公告称无法按规定付息，成为我国公募债券市场首个违约案例。         今年是信托兑付的高峰和信用债偿债高峰。据海通证券研究结果，2014年信托到期量约5.3万亿元，其中，基建信托到期量约1.4万亿元，占比26%；地产信托到期量约6335亿元，占12%；产业（工商企业）信托到期量约1.7万亿元，三大类信托中到期量最大，占32%。据中诚信国际统计，2014年总计有接近2.7万亿元信用债到期，其中3、4、5、11月更是偿债的高峰期。今年短期融资到期规模最大，大约有1万亿元，占全部到期信用债规模的37.7%，企业债约有889.7亿元，中期票据约有5785.6亿，公司债约有515.6亿元，中小企业集合债和集合票据分别有50.8亿元和266.3亿元。4.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一季度社会流动性相对充裕，社会融资规模为历史同期次高水平（仅次于去年同期），社会融资规模与GDP的比例为43.7%，比2002-2013年同期均值高7个百分点。市场流动性也较为宽裕，货币与债券市场利率下降。虽然流动性状况并不紧张，但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居高不下。市场短期利率的明显走低未能顺利向中长期利率传导，中长期利率回落幅度有限。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没有跟随短期资金利率下行，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我国债券发行以中长期债券为主，2013年全年和今年前4个月一年期及以上债券占全部债券发行规模的88.7%和87.4%，3年期及以上占60.6%和62.9%。其中，企业债发行期限基本上均在3年期及以上。中长期利率高企造成企业债券融资成本仍居高不下。例如，今年4月10日发行的10年期固定利率企业债（债项评级AAA）发行利率为5.78%，比去年3月20日发行的同期限、同类型企业债发行利率高0.83个百分点。今年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18%，比去年12 月下降0.02 个百分点，但高于去年同期0.52个百分点。根据Wind数据，4月份发行的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约为8.19%，比去年同期高0.27个百分点，其中，贷款类信托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约为9.14%，比去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企主要症结有四：一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对利率缺乏敏感性部门资金需求规模大、融资需求旺盛，房地产投资的高预期回报率和地方政府信用背书也使得社会资金乐于流向房地产与基建领域，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其他部门产生“挤出”并抬高整体社会资金价格。目前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与房地产开发的信贷资金占全部贷款比重近20%。如果加上通过信托等影子银行渠道流入房地产开发与政府基建投资的资金，则流入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社会资金占比将进一步提高。二是企业部门负债水平过高，尤其是存在一些无法盈利、只能依靠“借新还旧”维持债务存续的“僵尸企业”。 过度举债容易引发企业的道德风险，即相关企业多高的利率也敢借，借款时就没有打算要偿还。2012年末，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139%，超过OECD国家90%的阈值。三是信托理财产品与信用债面临兑付压力，违约风险上升，投资者购买更为谨慎从而减少投资需求，为吸引投资、成功发行信托产品和信用债，需要提高相关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和发行利率，以对潜在的违约风险给予补偿。四是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将推高资金价格。目前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存款利率市场化正通过各类理财产品迅猛发展、变相推进，银行存款先后遭遇信托理财产品和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快速分流，为防止存款流失，银行被迫增加负债端成本。银行负债端成本的持续上升将促使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水平来提高资产端收益率。         政策调控应密切关注结构变化，1.稳健的货币政策中性略松，进一步提高预见性。预计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4%左右，CPI同比上涨2%左右，宏观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但经济增长仍存在突破“下限”的风险，“稳增长”不可疏忽、懈怠。对于房价过快下跌可能诱发通货紧缩风险要给予警惕。在影子银行与信用债面临偿债高峰之际，“防风险”需要在“控杠杆”的同时“稳杠杆”，既要严防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加杠杆”进一步推升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也应防止“去杠杆”过于剧烈引发资金链条断裂，债务违约风险集中暴露。未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宜中性略松，充分运用信贷政策及差异化的存款准备金政策等结构性调整手段，实现定向微松。可通过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有关参数的调整或采取“定向降准＋定向使用”（即要求银行将定向降准所释放的资金专门用于指定领域）的政策来鼓励和引导银行增加棚户区改造、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信贷投放。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应进一步提高前瞻性与预见性，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与包括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部门杠杆率变化，及早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提前量，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2.加强短期流动性调节，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通过密切监测跨境资金流动来把握外汇占款增长情况，根据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供求形势，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常规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方向和力度，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保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作为流动性“蓄水池”，法定存款准备金具有充当流动性风险缓冲器和调节商业银行信用扩张能力的功能。从“防风险”、“控杠杆”考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全面下调应慎重。当出现剧烈的资本流出，外汇占款趋势性大幅减少时，应及时全面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开闸放水”。同时，运用SLO和SLF工具实现有选择的“定向放松”来平抑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异常波动，防范流动性危机。3.调整与优化存贷比监管，适度减轻商业银行放贷约束。银行存款增速持续放缓使存贷比监管对银行放贷约束显著增强，存贷比监管应改进和优化。一是针对不同的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存贷比监管。例如，可适当降低中小商业银行存贷比监管目标。二是鉴于同业存款中有相当部分存款是稳定性较强的定期存款，可考虑将同业存款或同业存款中一定期限以上的存款纳入存款核算，从而有助于改善银行存贷比。

 

林和立：习近平 躁动治国

（2014/6/16，苹果日报）

        习近平领导层自2012年底上台后好像患了狂躁症，无论内政外交都重锤出击、左右开弓。小习这位「普京式强人」成功地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过渡到「奋发有为」，同时似乎摆脱了胡温「失落的十年」的被动局面，誓要冲破各领域的藩篱。但习总躁动式治国方略的结果却是火头连绵国内外，上周更烧到香港。国务院颁布的白皮书实质上是一「阳谋」，把特区的高度自治变为中共全面管治，试图废了特区所有捍卫香港核心价值人士的武功。
           表面上，中共以大石砸死蟹的雄姿教训了「反中乱港」、甚至「里通外国」的所谓港独分子，一来彰显了「伟光正」中央的威风，顺便让如北大教授孔庆东等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过过瘾。但中共的损失可能更大。白皮书不但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同时扭曲并篡改了《基本法》的内容，更添加了司法人员「必须爱国」等违反普世价值的大笑话。北京漠视历史、漠视法治、更漠视国际法的土豪心态，对于习总近年在亚太地区的密集外交攻势极端不利。
        习总在钓鱼岛、西沙与南沙群岛的主权纠纷上，摆出了强悍的态势，但国际舆论对于北京的躁动贬多于褒，原因之一是中共在小习上台后多次强调中国不会接受普世价值与国际惯例，难怪除了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等直接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外，区内如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都纷纷提升与美国的国防合作，更有可能参与老美的「围堵中国阴谋」。最近连七国集团（G7）也罕有地表示十分关注中国在东海与南海咄咄逼人的招数。
        习总去年底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目的除了巩固他统领全国「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绝对权威外，更要保障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11个领域。其实国安委的重点任务是防止「境外反华势力」在新疆、西藏、台湾与香港搞所谓「颜色革命前哨基地」。军队出身的习总迷信国家暴力，一上台便要求解放军与武警「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习总司令更勒令部队在打击「疆独恐怖主义分子」时格杀勿论。结果是反对中共「文化灭绝政策」的维吾尔族地下组织遍地开花，恐袭行动扩散到各大城市，以致北京在五、六月的敏感时节要发动85万首都群众参与「平安志愿者」计划，重演文革「全民皆特务」的恐怖氛围！
        白皮书透露，特区一旦发生大规模群众事件，解放军驻港部队会毫不手软地严打「占中」等「不法分子」。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真正爱国爱港的人士必须指出，小习自「十八大」上台后，一方面利用新成立的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与中央国安委等巨无霸组织集权，把自己塑造成毛泽东式的大独裁者，另方面在国际场合也文也武，鼓动「愤青」等群体的民族主义，以支撑中共已经焦头烂额的合法性。
　　小习唯一没有干的，是重启已冰封二十五年的政治改革。白皮书证明习总连中国境内唯一奉行普世价值的香港特区也容不下，如此暴君式的统治只能引发中华文明的大跃退！

赵楚：正在酝酿的中国新政争

（6/9/2014，来源：民主中国网站）

    中国新接班团队上位堪堪一年有半，其开局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从人所共见的层面说，似乎大刀阔斧，无论每周层出不穷的中高层反腐新闻，对社会的新一轮强悍压制，乃至对外政策方面的频频强硬声音，这些似乎都预示着新团队将以新的政治理念重塑此前30年以改革为主要标签的中国政治。然而，如果从现实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表面的一统风雷之下，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危局和社会危机根源并未有实质性触动，甚而可以说，作为这些政策在权力与社会两个层面的逻辑结果，很可能新一轮政治不稳定的政潮危局正在获得自己的能量。
    从内政的主要措施来说，接班团队最引人注目的措置是设置和突出了各种中央领导小组的体制，这一体制的要害在于，由于最高的决策权力被更加集中到中央与党的系统，因而30年来运行的基于部委、大型国企与决策机构与地方的条块权力机制实际上面临被打破的局面，而部委，无论地方县市和超大国企经济托拉斯，还是政法、宣传和国防等过去的条的机制也面临巨大的权力位阶变化，更多的将变成决策协助和执行的机构。这种将决策权上收并收紧的做法，熟悉文革初期情况的人应该不难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为了集权和重构体制，不如说是新团队面临过去体制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窘况的表现。

   自江泽民时代，中国形成了毛邓之后的十年交接班制度，这一制度本身已成为20年来执政党内的新政治正确，体现了后毛时代中共畏惧毛氏集权的普遍心理，因而这也成了支持中共作为专政党运行的最大潜规则：最高领导人再不被允许获得凌驾于派系和政潮之上的超级裁判权力。为此，十年交接班体制的深刻含义在于，基于不同基础的派系通过轮流坐庄来制衡绝对权威的建立，同时保证党内人才的流动性，因而获得社会新血。但在事实的层面，由于这种派系轮流的制度并无公开的宪章保障，而在权力利益化和凝固的条件下，无力修改规则的当权者只能通过削弱下一任的权力基础来确保自身派系的长久利益。这就导致交接班制度基本的初始运行规则，逼迫每一任新领导者必须花巨大精力摆脱前任设置的各种羁绊，树立自身权威。

    这里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交接班专政政治真正吊诡之处：基本的制度设定是限制领袖作为个人的绝对权力的，但这种限制却迫使领袖不得不超越制度去寻找自身必须的领导资源，也就是运用权力和谋略，乃至一切资源去破坏制度，否则就将面临无可作为，无能为力的境地。江当初有清洗陈希同的案件以立威，以三讲以统一新的领袖认知，以三个代表新的党建理论试图重构基本党内力量格局；胡则萧规曹随地清洗陈良宇，有保持先进性教育运动，最后以科学发展观完成领袖权力建构。这与本次的严厉反腐肃贪、整风和中国梦理论建设都是如出一辙，均基于上述制度逻辑，而非别出心裁。

    然而，除了这种现实逻辑与制度逻辑自身内涵的矛盾，更大的问题在于，今日中国内外情势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执政党自身面临的理论与制度困境。由于20年来政治上的畏葸不前，逆水行舟之下，实际的政治状态已经屡呈倒行逆施之状，权力体制内从上到下，反对制度变革的动力与维护自身派系现实和未来利益的动力已经合二为一，因此，目前新团队如此大刀阔斧超越体制重整权力的作为也就成了一种与全党为敌的政策，在表面上，诸侯和寡头自然未必公然反对，但由此引发的权力和利益板块的冲突无疑是难以避免的，而且其烈度不会亚于文革的变化，各种微妙的迹象已经显示了这种普遍的抵抗状态。

    最近大陆的社交媒体上和地方媒体很突出地报道了数起包括中纪委干部在内的贪腐事件，这些报道很自然，与此前其他贪腐新闻并无二致，但仔细辨析会发现，在这些消息的公布和扩散之下，其实自上而下的纪委肃贪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已经受到巨大冲击，也折射了党内掣肘新团队重构权威的激进路线的力量非同小可。

    如所周知的周永康案至今不能公布，不时坊间有所谓党内大佬关于反腐扩大化、伤及政党形象的言传，可以推测的是，今日党内对周案持谨慎态度者未必与周有太大直接的利益纠结，而是出于维护20年来基本体制的决心：如果周（包括传闻中的军内徐才厚案）案可以成立并公布，新团队很可能获得压倒任何派系的超级权威，因为，这些人的公开查处和审判将标志着，新权威和新权力体制之下，党内将没有任何人是可以豁免的例外。而牢记毛氏专权“错误”的体制中各派系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发生的。这就必然意味着激烈而难以妥协的党内政争。

   也是因为这种权力暗战的激烈和致命，因此人们看到近年最高政策，无论内外都出现了大量的类似毛时代的可怕变化。对内以重新诠释的社会主义共富概念抨击改革时期形成的私人资本发展，及其最后寡头化的变种，而在对外政策方面，长期保持东海和南海的高度紧张军事，并由此重行定义与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家关系，在这些新外交宣示中，冷战硝烟日益浓烈的斗争色彩已经触手可及，而稍有当代史记忆的人应该记得，文革毛氏集权的发动正是从所谓国际阶级斗争内部反映开始的。

   在这一切党内的力量博弈格局之外，社会和经济的情况更为重要。20年来权力垄断逐渐演化为利益的固化板块，正常的经济学原理与基于这些原理制订的政策在中国早已橘生淮北，上下掠夺性的瓜分社会经济利益的狂潮并非共富的誓言所能改变，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脆弱，经济与目前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悖离，以及变本加厉制度化的贪腐横行，可以预言，经济上的集中权力并不能有效改善资源配置和决策与执行情况。

    而由于权力制度与社会的根本撕裂，社会对任何政策都失去了支持的热情，乃至抱宁信其坏的狐疑态度，这就是使得经济问题随时都会转化为严重的社会对抗，而这正是30年来与60年来政权最为忌惮的发展。江胡时期开始时雄心勃勃的各种发展宣示最后也都在这一现实的覆巢恐惧中化为维稳和维持的老套。也是在这种老套的复旧中，激烈政争的各方才能找到妥协和共存的馀地。

    至于本届新领导团队在多大程度上会强力推行一年多来的追求内部权威路线，还是经过内部权力暗战寻求妥协，这尚需要观察。应该说，目前两方面的微妙迹象都有显示，就前者言，每日的新反腐新闻不绝于耳，显示新团队有贯彻的决心；就后者言，则最近江高调会见普京，前总理踊跃跳绳，以及其他各路已退大佬的露面都显示，摊牌的时刻在逼近，或破局，或重构平衡，这都是不远将来可以期待的事情，因为，新团队打破旧体制的做法引发的内部版块冲撞不可能长期维持在如此高的水平之上，因而通过一个阶段性的总解决重建党内力量平衡，就成了各方不可回避的课题。

资中筠：中国实力被高估 实际与美国差距仍然巨大

（2013年12月14日，来源：消息树）

        资中筠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的力量被夸大了。被外国夸大，也被中国自己夸大。在媒体煽动下，民众也产生了虚骄之气。比起别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很突出。如果中国历史上不走那么多弯路，早就比现在更强了。

        资中筠说，她想送在位者两句话：一句是“利令智昏”，另一句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两句都是贬义的，但当权者平衡各种利益，就会对真正的问题看不清。不考虑长远利益，只考虑狭隘短视的利益。我建议在位者和民间要互动，从民间吸取了令头脑清醒的意见。

        资中筠：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

        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 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 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 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 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

        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

        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

        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

        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资中筠：希望中国恢复理性外交

（2014-01-17）（来源：消息树）

84岁的资中筠最近对中国的反腐、法治、外交和社会启蒙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看法。她说：

“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外交领域。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复杂、细致和敏感的事务。我也不太赞成群众性地都来干预外交，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火烧赵家楼那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避免战争，让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谈判来解决，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来解决，避免用武力解决问题。而现在，中国动不动就煽起整个民族的情绪，把武力解决看得很轻易。这一代人实际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至于中国的边界领土争端也是很复杂的事，民众受媒体煽动，并不知道全部实情。有人说毛泽东在的话不会让人欺负我们。但其实，毛泽东送掉了很多领土他们不知道。  
       
我希望中国在外交上能够恢复到理性，让职业外交官有发言权。现在的职业外交官没有发言权，什么话也不敢讲，看上层的脸色行事，连汇报真实情况都不敢。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过，所以觉得这个问题相当严重。假如是中国外交出问题的话，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偶然的擦枪走火，有关国家都为各自强烈的民族情绪所左右，这很危险。毛泽东从朝鲜战争之后，在外交上至少并没有走冒险主义的道路，到60年代是把自己孤立，天天宣传备战，但是没有敢主动向外冒险，还打开了中美关系，这是应该肯定的。

现在中国虚骄之气非常强大。我希望中国别自以为国家强大了，要取代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发生冒险主义，至少最高决策者还要保持一点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期许。

最后，我觉得希望在民间。如果说希望领导人或者上层能有向前突破的举动，我不抱希望。但我发现，实际上这些年来民间的思想非常活跃，思想已经多元化了。现在有一个撕裂现象，就是极左和极右都出现了，但真正比较理智的声音，或者是说我称之为“正能量”的声音，像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一些思想，实际上正在传播开来。

如果说启蒙，这些年来在一般的至少认字的民众里面，思想的启蒙还是很明显的。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几年前我写的东西，常有人认为是大逆不道或者惊世骇俗，现在我遇到很多人都同意我的意见，包括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明白的人多起来了。那么假如要是出现类似苏俄的那种变革，也不会出现几千万党员站出来维护旧权力，不见得大家都会出来保卫原来的贪腐政权和原来的专制。

现在在体制内觉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个启蒙是不是还得继续下去？当然还要继续，因为启蒙的另一面――一部分民众的狂热还在，还是非常愚昧的。还是脱离不了期盼“清官”、“英明皇帝”的思维。毛就是他心目中的偶像，与原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实已经不是一回事了。所以启蒙还是任重而道远我们还应该继续努力，让理性的声音得到传播。尽管言论空间正在紧缩，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和微信的传播力是是很难完全控制的。”

美中关系面临转折（续）

早在2009年美国尚未摆脱经济危机之际，奥巴马就宣布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将转向亚太地区。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决策，因为奥巴马早就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全球的最主要竞争对手将不会是欧洲、俄罗斯、印度或南美，更不是阿拉伯地区或伊斯兰国家，而是中国。

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在全球的头号对手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则是利用和和平演变。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对俄罗斯仍不放心，害怕苏共死灰复燃。而在中国六四事件后，美中关系一度陷入最低谷。但邓小平果敢地放宽条件，大力引进外资，继续经济领域的改革，即在经济上“走资本主义道路”，使中美关系逐渐缓和。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防范和打击以本.拉登为代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但奥巴马上台后，竭力扭转小布什的外交战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兵，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压制以色列强硬派，对叙利亚不干预，对伊朗压而不打，对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仅提供道义支持，并推出重点转向亚太的国际战略，其矛头实际上是针对和防范中国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

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军事力量也大大地增强。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执政党的基本指导思想却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在奥巴马等美国政治家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不发生根本的改变，必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在网络上的动作，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为奥巴马的国际新战略提供了理由和注脚。

日本和菲律宾是美国的盟国，再加上南海和东海的国际水道对美国具有军事、经济上的重要性，使得美国在中国与日、菲发生的领土争执问题上，美国必然会站在日、菲一边。中国某些人以为，美国不会为日、菲而与中国开战。我看他们对美国的政治一窍不通。如果中国军队与日本或菲律宾发生军事冲突，任何美国总统如果袖手旁观，他或她就会下台！

中国领导人在下令与菲、日开战之前，首先要想清楚一点：他们是否像愤青将军朱成虎等人所说的那样，准备让中国西安以东的广大地区被毁灭，跟美国打一场全球核大战？   

中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另外两个地区是越南和台湾。越南也是共产党一党专制国家，除非中国灭掉越南，一开战，越南只会成为中国身上的一根刺。而台湾呢，只要不发生内乱（前不久台湾发生学生占领国会的事件，也未引起内乱），中国也很难找到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

中美关系面临转折

最近，美国司法部以网络间谍罪起诉中国解放军信息战部队的五名军官，这是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一起标志性事件。中国总参谋长房峰辉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美国就高调公布此事，显然这是美方早就作出的一项决定。中国军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以及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美国不会不知道。而FBI在自己网站中公布这五名中国军官的照片等资料，使中国军方蒙受前所未有的羞辱。以如此方式刺激中国军方，美国究竟想发出什么信号？

窃以为，这是美国是针对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为领土纠纷而发生冲突，以及中国5月初对国内异议人士展开的严厉镇压，而向中国发出的警告。

过去，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对日本有所约束；在中越海岛主权争议问题上，美国持中立立场。但自从中国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在南海诸岛问题上与菲律宾的冲突加剧开以来，美国对中国的立场日益强硬，越来越旗帜鲜明地支持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对抗。       
       
 5月6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发布《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其中提出中国的对外方针是“联俄、拉欧、稳美”。这是公开的对外的说法，其真正的内容应该是“联俄、稳欧、攻美”，因为中国高层尤其是军方，其主流立场是把美国视为中国的头号敌人。去年年底，“美华”透露的中国情治部门干部所作的一个报告说：美国是一切反华势力的源头，中美以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现在更是生存空间、生存利益、生存模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刘亚洲等制作的电视片《较量无声》也持类似立场。

中国军方一些人认为，直接“攻美”，中国目前的实力还达不到这一步，但攻击位于中国周边的、美国支持的一些小国，中国的实力则绰绰有余，而克里米亚事件显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鞭长莫及，无力直接介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强势作为。朱成虎将军最近甚至说美国有“勃起障碍”。

如果中国最高决策层接受这种立场，将是对美国的一个严重误判，将犯下极大的无法挽回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