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
（原载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Vol.5，No.6，2008年12月）
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制定出获得美国大多数选民拥护的政治纲领，采用高效的竞选手段，打了一场以弱胜强的漂亮选战，这才是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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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瞩目的2008年美国大选已经降下帷幕，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压倒优势的选票和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目前，尚未走马上任的奥巴马，声望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如日中天，各国政要纷纷来电祝贺，来美出席世界金融高峰会议的外国首脑争相要求与他会晤（他以不是在职总统为由而婉拒，仅派代表去致意），无数商家把奥巴马当作金字招牌，推出各种商品而大发其财，仿佛奥巴马早已是美国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他当选总统乃理所当然之事，水到渠成之果。
然而，如果我们乘坐时光穿梭机返回到一年以前，却会看到另一番景象。在民主党的九位总统候选人中，无论是从政资历和知名度，还是筹集的经费和竞选班子的规模，奥巴马皆忝陪末座。尤其是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任职八年的联邦参议员希拉莉，数年前就开始进行竞选总统的人力财力准备，在民主党内人脉深厚，深获妇女选民和移民团体的鼎力支持，被民主党和社会各界视为笃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至于大选后期与奥巴马争夺总统宝座的共和党对手马凯恩，是全美大名鼎鼎的越战老英雄（他在中国可能被视为有“叛变”嫌疑的敌军俘虏，美国人确实认为他是宁死不屈的大英雄），担任过四年联邦众议员，现为任职22年的资深联邦参议员。
而奥巴马以前不过是一个在全美默默无闻的伊利诺州州参议员，2004年才当上联邦参议员，要资历没资历，要政绩无政绩。更要命的是，其他候选人皆为白人，奥巴马却是个黑白混血儿，白人认为他是黑人，黑人又嫌他黑得不够，黑得不纯。因此，他与白人对手希拉莉和马凯恩竞选，其先天种族身份就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美国的黑人在政治上与白人早已平起平坐，担任国会议员、国务卿、联邦大法官等政府高官的黑人也大有人在，但许多白人仍对黑人怀有歧视心理和种族偏见，在选举总统时很可能不投黑人候选人的票。因此，奥巴马竞选总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奥巴马自己也说：“我从来不是最可能当选的候选人。”
如果说希拉莉和马凯恩好比圣经旧约里的巨人歌利亚，奥巴马则犹如与歌利亚决斗的未成年儿童大卫。然而，如同圣经里的大卫打败歌利亚，奥巴马也先后战胜了希拉莉和马凯恩。
现在，大选的硝烟已经散尽，民众的兴奋情绪也逐渐平息，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奥巴马这个小人物，为何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当选总统？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舆论界的一些解释。
金融危机帮助奥巴马？
许多论者认为，美国的经济衰退尤其是9月中旬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导致奥巴马获胜的主要原因。
的确，小布什上台八年来，把美国经济搞得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国债堆积如山，次级房贷危机日趋严重，9月中旬金融危机爆发，19家大小银行先后倒闭，10月份失业率达6.5%，为14年来之最，物价飞涨，百姓叫苦连天。而投票前的民意调查显示，经济是最大多数（近60%）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据盖洛普公司的民调，今年3月至5月，奥巴马与马凯恩的选民支持度基本持平。6月奥巴马初选获胜后，支持度略微领先马凯恩。但9月初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马凯恩挑选阿拉斯加女州长佩琳做竞选搭档以后，马凯恩的选民支持度超过了奥巴马。9月中旬，金融危机爆发，马凯恩的支持度开始落后，与奥巴马的差距越拉越大，直到投票日。看起来，奥巴马获胜似乎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
然而，对美国经济问题承担最大责任的是总统布什，而不是联邦参议员马凯恩。奥、马两人对经济问题都不是内行，也没有重大建树，谈不上孰优孰劣。民调数据只反映选民的意向，却没有揭示选民意向为何发生转变。导致马凯恩选情急转直下的真正原因，是马、奥两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而展现的迥然不同态度。奥巴马冷静、沉着、关注，支持国会民主党人与布什行政当局共商纾困方案。马凯恩却惊慌失措，宣布暂停竞选，急匆匆跑去华盛顿参加国事会议，在会上却提不出任何具体建议。而且，布什与民主党领袖提出的7000亿元纾困方案，在众议院却主要由于共和党议员反对而难产。马凯恩和共和党人在国家发生重大危机时的张惶和无能，在选民面前暴露无遗。许多选民认为，奥巴马和民主党比其对手更有能力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
金钱决定胜负？
还有论者说，奥巴马获胜是因为他募得的捐款远远超过对手。西方国家的竞选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雇用工作人员，在电视、报刊、广播、网路打广告，印刷邮寄宣传材料，候选人及工作人员去全国各地活动的交通食宿费用，租用场地举行群众集会等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在6月底民主党初选结束时，奥巴马已筹款5570万元，而他的对手希拉莉仅筹得5000万元，其中还包括她从2006年竞选参议员经费中转过来的1000万元。到10月底，奥巴马一共募得6亿6800多万元，创美国有史以来总统候选人募款的最高纪录，几乎相当于马凯恩募款总额（3亿7000万元）的两倍。
由于自筹经费充足，奥巴马不惜违背先前的承诺，拒绝接受公共竞选经费补助，成为自1974年这种制度建立以来的第一位拒绝接受补助的候选人。奥巴马一共花费约2亿5000万元打电视广告，远远超过马凯恩的8000万元。在投票前夕的10月29日，他砸重金约500万元巨资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福斯（FOX）、MSNBC等大型电视网购买30分钟黄金时段，播放竞选广告，对选民正面宣示自己的政见。显然，巨额捐款确实有助于奥巴马打赢这场选战。
然而，奥巴马得到的捐款远远超过对手仍然只是表面现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与过去绝大多数总统候选人不同，奥巴马的捐款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通过网路，向普通民众和低收入者募集的金额不到200元的小额捐款，这类捐款者人数至少有150万，占其捐款者总数的49%。而希拉莉和马凯恩在竞选开初主要依靠传统的筹款会向有钱人募捐，根本不重视小额捐款，只是到后来才学习奥巴马搞网路筹款，但效果远不如奥巴马。马凯恩的小额捐款者只占捐款者总数的33%（希拉莉的此一比率更低）。其次，奥巴马不仅得到大批低收入者的涓滴捐款，政坛大佬、亿万富翁、高薪白领、大商巨贾、影视明星也对他慷慨解囊。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及肯尼迪家族、股神巴菲特、国际炒家索罗斯、谷歌执行长施密特、全美收入最高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蕾等，皆是奥巴马的铁杆支持者和捐助者（这恰好说明，经济地位并非决定政治立场的唯一因素）。
前一类人捐款很容易获得解释，奥巴马的未来施政纲领较多照顾中产阶级、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捐款。后一类人的捐款动因则比较复杂。有的人是因为对奥巴马政治理念的认同，或奥巴马个人魅力对他们的吸引力，压到了奥巴马某些主张（如对有钱人加税）会伤害他们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些捐款者则可能是看到奥巴马获胜可能性较大，捐款给他以建立关系，等他上台后利用这种关系谋利。
总之，奥巴马之所以能筹到巨额捐款，首先是因为他的政纲、个人魅力等对许多选民和团体有吸引力。其次，奥巴马继承并发展了上次大选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迪恩（Howard Dean）的经验，通过网路向底层民众和青年人募款，从而使他筹措的经费远远超过对手，为最后获胜提供了充足的财力保障。
媒体的偏爱？
还有人，尤其是希拉莉和马凯恩阵营严词指责说，在这次大选中，美国媒体立场不公正，偏爱奥巴马，帮助奥巴马获胜。
笔者长期从事英文电讯编译工作，年初以来，一直密切关注着美国主流媒体有关选战的报道。客观地说，这种指责倒也不是毫无根据。从希拉莉与奥巴马之间的初选，到马凯恩和奥巴马之间的最后决战，美国的通讯社、大报、新闻刊物的相关报道，从报社的社论、新闻的选题，到记者的下笔措词，我感觉确实存在偏爱奥巴马的倾向。
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美国的媒体，包括主流媒体是有政治倾向的。例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偏左，倾向于民主党、自由派、维护穷人和弱势群体利益的立场；华尔街日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福布斯（Forbes）偏右，倾向于共和党、保守派、维护富人和大公司利益的立场。但这种政治倾向分殊有如下特点；一，媒体的政治倾向不受政府立场左右，而且在许多问题上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二，任何媒体的编辑、记者等工作人员，其政治立场并非清一色，例如纽约时报的13位专栏作家，大多属于自由派，但至少3位是保守派；三，媒体的政治倾向主要以社论、新闻评论的视角、新闻报道的选题等方式体现，其事实性新闻报道仍然要遵循真实、客观、平衡等标准。
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如果说在平时还不太明显，在这次大选中却受到激化。例如，佩琳成为马凯恩的竞选搭档后，纽约时报立即派员去阿拉斯加，调查出佩琳在一个小镇当镇长时，曾下令公共图书馆把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书籍列为禁书（因图书馆的抵制而未能得逞），以及滥用州长职权，公报私仇，要求州警方开除与其妹妹离婚的一名州警，后来又借故将未听从其旨意的州警方负责人撤职。马凯恩把一位与奥巴马公开争论加税问题的“水管工乔”（Plumber Joe），当作攻击奥巴马的钢鞭武器时，许多媒体立即通过公共纪录，把“乔”只是一名没有水管工执照、收入很低而且欠税的老底翻了出来，使“乔”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美国媒体并非一面倒地偏爱奥巴马，厚爱希拉莉或马凯恩的媒体也不少。早在2007年1月，奥巴马尚未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华尔街日报就发表社论，断言希拉莉因为是女性和偏激而不可能当选，奥巴马则由于是黑人和没有经验也与总统无缘；2008年8月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女记者Amy Chozick 的报道，宣称奥巴马太瘦，比相同身高的美国人平均体重至少轻10磅，多数选民不会投他的票，该报以后多次发表社论和文章攻击奥巴马。年初，纽约时报发表社论，表面上同时支持希拉莉和马凯恩，实际上只支持希拉莉，因为随后不久纽约时报就发表关于马凯恩婚外情的独家长篇报道。到投票前夕的10月，美国约300家大报中，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等200多家正式表态支持奥巴马，近100家报纸支持马凯恩。
几大电视网一直未正式表态支持谁，多数电视网立场比较中立，MSNBC比较偏向奥巴马，但福斯电视网（FOX）似乎变成马凯恩的宣传部，从早到晚、连篇累牍、赤裸裸地攻击奥巴马。广播电台一直是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天下，特别是某些节目主持人，其抹黑奥巴马语言之恶毒，超过了马凯恩竞选团队。虽然如此，仍未能挽救马凯恩的败局。
新闻工作者也是人，也是选民，对各候选人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而且必然会在媒体上表现出来。只要没有故意歪曲、捏造事实，尽量报道双方而不是只报道一方的立场，那就不算严重违背中立客观的新闻标准，何况选战持续的时间毕竟有限。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多数新闻工作者偏爱奥巴马而不喜欢希拉莉或马凯恩？是他们被奥巴马的金钱收买了吗？当然不是。我认为，最可能的原因还是奥巴马的政见吸引了他们。这又怪得了谁呢？
对手的看法
布什总统的前顾问、共和党重要智囊人物卡尔.罗夫（Karl Rove）11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导致奥巴马获胜的原因有四。一，奥巴马很走运，他是一位新鲜的、天才的、有非凡魅力的领袖，而此刻美国人民正渴望这种崭新的领袖。二，10月（应为9月中旬）发生的“惊奇”（指金融危机）为奥巴马创造了获胜的条件。三，奥巴马提出某些深思熟虑的立场，如诉诸于两党选民、作好对付急迫挑战的准备，发出希望与乐观主义的号召，对选民产生极大吸引力。
四，奥巴马的两位得力助手----竞选总管普洛夫（David Plouffe）和战略顾问阿克瑟罗德（David Axelrod）采用高明的竞选战术，建立一支强大的助选大军，动员以前不投票的45%选民投票，同时大挖共和党的墙角，挖走了一部分虔诚基督徒、独立派、西语裔、男性白人等共和党的同盟军，导致过去共和党占优势的弗吉尼亚、佛罗里达等“红色州”变成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
马凯恩的战略顾问施密特也说，奥巴马进行的竞选活动几乎“完美无缺”，“极少犯错误”，“充分利用了美国人民对共和党在职总统的不满、盼望变革的环境”。
这两位共和党的高级策士，虽然使用了带有强烈党派偏见的语言，却道出了奥巴马获胜的某些真正原因。
奥巴马获胜的四个原因
笔者认为，奥巴马这位政坛新秀，之所以能够打败两位政界老将，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首先，奥巴马的政治路线和施政纲领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同。在外交上，奥巴马强烈抨击布什的单边主义、迷信武力的路线，谴责美国侵略伊拉克的不义之战。在对内政策上，他揭露美国在财富分配、税收、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批判布什政府维护少数人利益、损害大多数利益的种种政策，抨击大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大搞权钱交易的“旧政治”，誓言当选总统后要坚决改变这种状况，并提出一整套具体的新政策。和对手相比，奥巴马的路线和纲领，更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和大多数人切身利益，更接近各阶层、各种族大多数选民的愿望和要求。
其次，奥巴马有一个以普洛夫、阿克瑟罗德等人为核心的高效率、强力而纪律严密的竞选团队。这个团队制定出细致周详的竞选计划，根据对手弱点和选情变化及时调整战术和主攻方向；始终坚持正面竞选的方针，不搞人身攻击、无限上纲等负面伎俩；既不放弃传统竞选方法，更利用网路等科技手段宣传政见，筹集经费，招募义工，组织竞选活动，反击对手的抹黑，广泛动员选民投票。充分利用网路是奥巴马这次竞选的最大特色。通过网路，奥巴马招募了100多万青年人，组建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务助选大军，在全国50个州设立800多个竞选办公室。奥巴马在MySpace.com的“朋友”人数是马凯恩的4倍，在Facebook有300万支持者，还建立了一个1000多万电邮地址的数据库。
第三，奥巴马本人具有多方面的优秀素质。他身材挺拔，长相英俊，笑容灿烂，年龄比对手年轻10-20多岁，朝气蓬勃，先天生理条件处于优势地位。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高材生，法律、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深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其浑厚而带磁性的男性嗓音，使男人振奋，女人心动。他写作能力很强，演说稿大多亲笔写就，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多用排比句，激情澎湃，具有极大感染力。奥巴马的性格既敢于冒险，又头脑冷静，脚踏实地，思考周密。他出身低微，保持了平民形象和草根本色，待人诚恳平等，毫无贵族气，被民主党领袖雷德誉为“一世代仅得一遇的领袖”（once-in-a-generation leader）。
最后，奥巴马获胜还在于对手的错误。希拉莉的最大失误是过于轻敌，一开始根本没把奥巴马放在眼里，沿用传统方式筹款和竞选，重点争取大州的民主党选民，初战失利后惊慌失措，临阵换将，撤换拉美裔竞选总干事，丧失拉美裔选民的支持。奥巴马则扬长避短，大力争取小州和立场独立的选民，广结善缘，使他得到的党代表数和超级党代表数超过希拉莉，赢得民主党初选的胜利。
马凯恩的最大错误是为了拉拢妇女选票，未做充分背景调查就挑选佩琳作副手。佩琳既缺乏国际知识，又没有处理全国政务的经验，在电视节目里大出洋相，还恶狠狠地攻击奥巴马“与恐怖分子为友”。这样一来，马凯恩不仅没有争取到妇女选票（绝大多数原来支持希拉莉的女选民投了奥巴马的票），反而使自己的一些支持者也认为佩琳不是一个合格的副总统候选人。我有个白人邻居，从开始到9月一直支持马凯恩，但看到佩琳的拙劣表现之后，转而支持奥巴马。
总而言之，奥巴马及其竞选团队，制定出得到美国多数选民拥护的政治纲领，采用高效的竞选手段，打了一场以弱胜强的漂亮选战，这才是奥巴马赢得总统大选胜利的最根本原因。
对奥巴马来说，当选总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毕竟执政不同于竞选，面对布什政府留下的烂摊子，奥巴马能否拨乱反正，使美国较快走上正确轨道，能否抵抗权力的诱惑和腐蚀，这是他即将经受的另一场更严峻的考验。
Good luck，奥巴马总统，祝你好运。
（2008年11月10日初稿，11月24日修改）
Monday, December 15, 2008
Saturday, November 22, 2008
“凯源”预测奥巴马获胜的三篇文章
戴开元按：
这是在2008年2月，民主党的预选如火如荼、希拉里和奥巴马厮杀正酣之际，网客“凯源”预测奥巴马获胜的三篇短文。这些东东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作者的直觉判断加上希望。实际上，后来的预选进程并没有完全如“凯源”预测的那样，希拉里在宾州、加州、俄亥俄州等州的初选中获胜，展现了她的雄厚实力。当然，最后结果仍是奥巴马获胜。至于共和党的候选人马凯恩，“凯源”从未把他放在眼里。
无论如何，这至少是华人世界关于奥巴马获胜的最早公开预测。此一预则，在当时的华人界和中文媒体，几乎无人相信，只是空谷一音而已。录以在此，以为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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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我的预测：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
（原载《新海川》2008-02-10 18:17:26 [点击:162]）
在超级星期二（2月5日）22个州举行的民主党初选中，2004年才当选国会参议员的奥巴马一鼓作气拿下13个州；9日又以较大差距囊括华盛顿、路易斯安纳和内布拉斯加三州。10日，他与喜莱莉在缅因州角逐，不少人事前预测缅因州白人较多，喜大婶定会扳回一城。然而，从目前（10日晚8时）战况看来，缅因州仍将成为奥巴马的囊中之物。
12日的民主党预选战场是华盛顿市、维吉尼亚和马里兰，我的预测是，奥巴马将继续获胜；以后在所有各州，无论是德州还是宾州，奥巴马都会所向披靡，一往无前，成为民主党预选的最大赢家。
喜大婶的总统梦已经做完，克林顿第二王朝已成空中楼阁，民日黄花。应该说，喜莱莉还是一个相当优秀、非常能干的女强人。如果没有奥巴马，我肯定支持她。然而上天似乎有点不厚道，让奥巴马半道上杀了出来，后来居上。我更支持奥巴马，而且我相信，多数美国人也会支持他。
为什么？因为人心思变。伊拉克战争师出无名，打得一塌糊涂，美国经济每况日下，危机四伏。如果说2004年美国选民上当受骗，支持布什打伊拉克，去年的期中选举，美国选民就已经决定抛弃共和党。
喜莱莉的国内外政策主张，与奥巴马差不多，而且丈夫克林顿是前总统，政界关系多，人脉广，根基深厚，从政经验也比奥巴马更丰富。但是，喜莱莉的优势同时也是她的弱点。克林顿的性丑闻成为喜莱莉终身难以摆脱的阴影。政界的众多关系，更易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而46岁的奥巴马形象清新，朝气蓬勃，口才极佳，领袖魅力十足。有人说奥巴马颇像当年的肯尼迪。我感觉，奥巴马的形象和风度，已在肯尼迪之上。相比之下，60岁出头的喜莱莉就相形见绌，逊色得多了。奥巴马的主打口号是“变”（change），这正合美国大多数选民当前的心理。
有人已经放出风声，奥巴马上台后，会像肯尼迪那样遭到暗杀。奥巴马准备推行的一些政策，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遭暗杀的可能性当然存在。而且，我看，不用等他上台，就在今年大选期间，奥巴马越接近胜利，就越有人想置他于死地。然而，奥巴马会因为害怕暗杀而退选吗？不可能。
试看未来八年的美国，必是奥巴马的天下。至于奥巴马上台后，究竟会给美国的“旧政治”带来多少变化，我倒也未寄托多大希望。美国政治体制，毕竟不像其他体制，不会因为某个强人的上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支持他，是因为现在他使我对美国政治稍稍有了一点希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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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原载《新海川》2008-02-13 00:54:14 [点击:118] ）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奥巴马12日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初选中大获全胜，而他的对手希拉里则一败涂地。这个结果并未超出本人10日的预测之外。令本人稍感意外的是，奥巴马竟然在这三地，尤其是弗吉尼亚领与希拉里的差距如此之大（回想一下希拉里9日满怀信心地至弗州竞选的场景〕。
奥巴马与希拉里在这三地获得民主党选民的选票比率为：弗吉尼亚64％对35％；马里兰60％对40％（60％选区）；华盛顿市75％对24％。
据美国媒体在投票站出口的民意调查，奥巴马不仅继续在青年选民、独立选民和黑人选民中获得强力的支持，而且开始超越种族、性别甚至党派的界限，挖走了不少希拉里的基本选民－－女性、老人和蓝领工人选民的选票。
过去，白人选民，尤其是白人妇女，一直是希拉里的主要支柱。但两州一市12日的民主党初选显示，在白人选民中，奥巴马现在已经与希拉里平分秋色。奥巴马得到多数白人男性选民的支持，希拉里在白人妇女中略占上风。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参加民主党初选投票的选民中，居然还有3％是共和党人，当然他们大都投票支持奥巴马。
现在希拉里阵营已经阵脚大乱，继其西班牙语裔竞选主管前日辞职，其竞选副主管又在三地败选后挂冠而去。2月份看来是希拉里的“犯煞月”。对于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州2月19日的初选，她已经不报任何希望。她现在把翻身的希望寄托于德州和俄亥俄州的3月4日初选。美国选举专家认为，希拉里必须在这两个州获胜，否则就会与总统无缘。
我个人预测，希拉里将在德州和俄亥俄州继续败给奥巴马，只不过败选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奥巴马越战越胜？因为美国人心思变，希拉里身上的旧包袱太重，奥巴马魅力非凡。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媒体很少提及的重要原因：布什的父子档总统，把美国搞得内外交困，一塌糊涂。美国人怎么愿意又出现一对克林顿夫妻店总统？
希拉里也许还可打两张牌。一是由民主党领袖、政府高官组成的所谓“超级党代表”，但这些人，至少其中的多数人不会或不敢采取违背大多数选民的立场。二是鼓动被民主党中央取消党代表资格的佛罗里达州和密西根州与党中央争斗，甚至诉诸法院，不过这会冒民主党大分裂的极大风险。这两张牌并非希拉里的王牌，她也未必愿意打。
看来，通过正常程序，希拉里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那么发生意外事件呢？例如暗杀。美国不愿意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集团和个人很多很多，例如极端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民主党的对立面共和党，奥巴马的对手希拉里，以及其既得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一些强势集团〔如美国医界、制药业、保险业的利益可能因奥巴马推行全民医保政策而受损〕。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象1960年代暗杀肯尼迪那样把奥巴马杀掉？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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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我为何预测奥巴马必胜？
（原载“新海川”2008年2月20日）
在初选初期，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希拉里笃定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她当过八年的第一夫人，比奥巴马先当选国会参议员，其在全国的知名度远高于小奥，募款金额也远非小奥可比。虽然元月3日小奥在白人居多的爱阿华州出人意料地以38％对29％击败希拉里，五天后希大婶就在新罕布夏以39％对36％扳回一城。此时我并未看好奥巴马。
元月19日，希大婶在内华达获胜（51％比49％）；26日，小奥在南卡州以较大悬殊（55％对27％）击败希拉里。尽管两人以二比二打成平手，这位非裔小子的潜在实力了开始引起我的注意。
2月5日超级星期二，民主党22个州初选，虽然希拉里在加州、纽约、新泽西等大州获胜，但小奥获胜的州数（13州）却超过希大婶。由于20多个州在同一天投票，参选人在各州从事竞选活动的时间很少，有的小州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去。因此我觉得，超级星期二的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参选人原来的知名度和过去积累的政绩。
2月9日，小奥轻松赢得堪萨斯等三州及维京群岛，而且两人的相差幅度很大。
当晚，我首次观看小奥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说，立即发现46岁的奥帅哥行象清新，生气勃勃，口才极佳，讲话铿锵有力，领袖魅力十足，超过了当年的肯尼迪。60岁的希大婶哪里是他的对手？我想，很可能这就是小奥的最大优势所在，如果他有充分时间到各州展开竞选，又不缺乏竞选经费（奥巴马主要依靠大量选民的小额捐款，到2月募款总额已超过希拉里），希大婶肯定搞不过奥小哥。
这个设想对不对呢？2月10日初选的缅因州，是白人为主的州，是希大婶的票仓，投票前专家皆看好希大婶，然而小奥却以56％对40％的悬殊比率战胜希拉里。
以后各州的民主党初选，同一天最多只有四个州投票，各投票日之间相隔时间较长，参选人拥有充足时间竞选，而这正是奥巴马得以尽力发挥其优势的机会。因此，我在“新海川”撰文，大胆预测奥小哥将在以后的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声称“奥巴马时代已经来临”。
2月12日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市初选，奥巴马又以较大差距获胜，尤其是弗吉尼亚州，投票前希大婶和一些选举专家认为她获胜的希望很大。我认为，我的想法获得证实。
于是在“新海川”再度撰文，推断“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19日，奥巴马与希拉里在威斯康星和夏威夷再度较量。专家分析说，威斯康星州选民的成分最接近于支持希拉里的选民。有家专业机构甚至在18日公布最新民调结果：希拉里在该州领先奥巴马。然而，奥小哥再度以约3：2的差距击败希大婶，粉碎了专家和民调机构的预测。
纽约时报报道说，19日晚9时45分左右，希大婶首次打电话祝贺奥小哥在威斯康星州获胜。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竞选风度，同时也显示希大婶在准备竞选失败的结局了。
可以料想，在民主党尚未初选的各州，希拉里都没有获胜希望，包括在她寄以厚望的德州、俄亥俄州和宾州。如果她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超级党代表还敢推出希拉里当总统候选人吗？
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奥小哥不仅会击败希大婶，而且将轻易战胜70出头的马侃。
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
让我们迎接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吧！
这是在2008年2月，民主党的预选如火如荼、希拉里和奥巴马厮杀正酣之际，网客“凯源”预测奥巴马获胜的三篇短文。这些东东与其说是预测，不如说是作者的直觉判断加上希望。实际上，后来的预选进程并没有完全如“凯源”预测的那样，希拉里在宾州、加州、俄亥俄州等州的初选中获胜，展现了她的雄厚实力。当然，最后结果仍是奥巴马获胜。至于共和党的候选人马凯恩，“凯源”从未把他放在眼里。
无论如何，这至少是华人世界关于奥巴马获胜的最早公开预测。此一预则，在当时的华人界和中文媒体，几乎无人相信，只是空谷一音而已。录以在此，以为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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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我的预测：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
（原载《新海川》2008-02-10 18:17:26 [点击:162]）
在超级星期二（2月5日）22个州举行的民主党初选中，2004年才当选国会参议员的奥巴马一鼓作气拿下13个州；9日又以较大差距囊括华盛顿、路易斯安纳和内布拉斯加三州。10日，他与喜莱莉在缅因州角逐，不少人事前预测缅因州白人较多，喜大婶定会扳回一城。然而，从目前（10日晚8时）战况看来，缅因州仍将成为奥巴马的囊中之物。
12日的民主党预选战场是华盛顿市、维吉尼亚和马里兰，我的预测是，奥巴马将继续获胜；以后在所有各州，无论是德州还是宾州，奥巴马都会所向披靡，一往无前，成为民主党预选的最大赢家。
喜大婶的总统梦已经做完，克林顿第二王朝已成空中楼阁，民日黄花。应该说，喜莱莉还是一个相当优秀、非常能干的女强人。如果没有奥巴马，我肯定支持她。然而上天似乎有点不厚道，让奥巴马半道上杀了出来，后来居上。我更支持奥巴马，而且我相信，多数美国人也会支持他。
为什么？因为人心思变。伊拉克战争师出无名，打得一塌糊涂，美国经济每况日下，危机四伏。如果说2004年美国选民上当受骗，支持布什打伊拉克，去年的期中选举，美国选民就已经决定抛弃共和党。
喜莱莉的国内外政策主张，与奥巴马差不多，而且丈夫克林顿是前总统，政界关系多，人脉广，根基深厚，从政经验也比奥巴马更丰富。但是，喜莱莉的优势同时也是她的弱点。克林顿的性丑闻成为喜莱莉终身难以摆脱的阴影。政界的众多关系，更易成为改革的绊脚石。而46岁的奥巴马形象清新，朝气蓬勃，口才极佳，领袖魅力十足。有人说奥巴马颇像当年的肯尼迪。我感觉，奥巴马的形象和风度，已在肯尼迪之上。相比之下，60岁出头的喜莱莉就相形见绌，逊色得多了。奥巴马的主打口号是“变”（change），这正合美国大多数选民当前的心理。
有人已经放出风声，奥巴马上台后，会像肯尼迪那样遭到暗杀。奥巴马准备推行的一些政策，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遭暗杀的可能性当然存在。而且，我看，不用等他上台，就在今年大选期间，奥巴马越接近胜利，就越有人想置他于死地。然而，奥巴马会因为害怕暗杀而退选吗？不可能。
试看未来八年的美国，必是奥巴马的天下。至于奥巴马上台后，究竟会给美国的“旧政治”带来多少变化，我倒也未寄托多大希望。美国政治体制，毕竟不像其他体制，不会因为某个强人的上台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支持他，是因为现在他使我对美国政治稍稍有了一点希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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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原载《新海川》2008-02-13 00:54:14 [点击:118] ）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国会参议员奥巴马12日在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初选中大获全胜，而他的对手希拉里则一败涂地。这个结果并未超出本人10日的预测之外。令本人稍感意外的是，奥巴马竟然在这三地，尤其是弗吉尼亚领与希拉里的差距如此之大（回想一下希拉里9日满怀信心地至弗州竞选的场景〕。
奥巴马与希拉里在这三地获得民主党选民的选票比率为：弗吉尼亚64％对35％；马里兰60％对40％（60％选区）；华盛顿市75％对24％。
据美国媒体在投票站出口的民意调查，奥巴马不仅继续在青年选民、独立选民和黑人选民中获得强力的支持，而且开始超越种族、性别甚至党派的界限，挖走了不少希拉里的基本选民－－女性、老人和蓝领工人选民的选票。
过去，白人选民，尤其是白人妇女，一直是希拉里的主要支柱。但两州一市12日的民主党初选显示，在白人选民中，奥巴马现在已经与希拉里平分秋色。奥巴马得到多数白人男性选民的支持，希拉里在白人妇女中略占上风。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参加民主党初选投票的选民中，居然还有3％是共和党人，当然他们大都投票支持奥巴马。
现在希拉里阵营已经阵脚大乱，继其西班牙语裔竞选主管前日辞职，其竞选副主管又在三地败选后挂冠而去。2月份看来是希拉里的“犯煞月”。对于威斯康星州和夏威夷州2月19日的初选，她已经不报任何希望。她现在把翻身的希望寄托于德州和俄亥俄州的3月4日初选。美国选举专家认为，希拉里必须在这两个州获胜，否则就会与总统无缘。
我个人预测，希拉里将在德州和俄亥俄州继续败给奥巴马，只不过败选的差距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奥巴马越战越胜？因为美国人心思变，希拉里身上的旧包袱太重，奥巴马魅力非凡。另外还有一个美国媒体很少提及的重要原因：布什的父子档总统，把美国搞得内外交困，一塌糊涂。美国人怎么愿意又出现一对克林顿夫妻店总统？
希拉里也许还可打两张牌。一是由民主党领袖、政府高官组成的所谓“超级党代表”，但这些人，至少其中的多数人不会或不敢采取违背大多数选民的立场。二是鼓动被民主党中央取消党代表资格的佛罗里达州和密西根州与党中央争斗，甚至诉诸法院，不过这会冒民主党大分裂的极大风险。这两张牌并非希拉里的王牌，她也未必愿意打。
看来，通过正常程序，希拉里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那么发生意外事件呢？例如暗杀。美国不愿意奥巴马入主白宫的集团和个人很多很多，例如极端的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民主党的对立面共和党，奥巴马的对手希拉里，以及其既得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一些强势集团〔如美国医界、制药业、保险业的利益可能因奥巴马推行全民医保政策而受损〕。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象1960年代暗杀肯尼迪那样把奥巴马杀掉？这个问题，只有上帝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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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源：我为何预测奥巴马必胜？
（原载“新海川”2008年2月20日）
在初选初期，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希拉里笃定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她当过八年的第一夫人，比奥巴马先当选国会参议员，其在全国的知名度远高于小奥，募款金额也远非小奥可比。虽然元月3日小奥在白人居多的爱阿华州出人意料地以38％对29％击败希拉里，五天后希大婶就在新罕布夏以39％对36％扳回一城。此时我并未看好奥巴马。
元月19日，希大婶在内华达获胜（51％比49％）；26日，小奥在南卡州以较大悬殊（55％对27％）击败希拉里。尽管两人以二比二打成平手，这位非裔小子的潜在实力了开始引起我的注意。
2月5日超级星期二，民主党22个州初选，虽然希拉里在加州、纽约、新泽西等大州获胜，但小奥获胜的州数（13州）却超过希大婶。由于20多个州在同一天投票，参选人在各州从事竞选活动的时间很少，有的小州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去。因此我觉得，超级星期二的结果主要反映的是参选人原来的知名度和过去积累的政绩。
2月9日，小奥轻松赢得堪萨斯等三州及维京群岛，而且两人的相差幅度很大。
当晚，我首次观看小奥在弗吉尼亚州发表演说，立即发现46岁的奥帅哥行象清新，生气勃勃，口才极佳，讲话铿锵有力，领袖魅力十足，超过了当年的肯尼迪。60岁的希大婶哪里是他的对手？我想，很可能这就是小奥的最大优势所在，如果他有充分时间到各州展开竞选，又不缺乏竞选经费（奥巴马主要依靠大量选民的小额捐款，到2月募款总额已超过希拉里），希大婶肯定搞不过奥小哥。
这个设想对不对呢？2月10日初选的缅因州，是白人为主的州，是希大婶的票仓，投票前专家皆看好希大婶，然而小奥却以56％对40％的悬殊比率战胜希拉里。
以后各州的民主党初选，同一天最多只有四个州投票，各投票日之间相隔时间较长，参选人拥有充足时间竞选，而这正是奥巴马得以尽力发挥其优势的机会。因此，我在“新海川”撰文，大胆预测奥小哥将在以后的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声称“奥巴马时代已经来临”。
2月12日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华盛顿市初选，奥巴马又以较大差距获胜，尤其是弗吉尼亚州，投票前希大婶和一些选举专家认为她获胜的希望很大。我认为，我的想法获得证实。
于是在“新海川”再度撰文，推断“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19日，奥巴马与希拉里在威斯康星和夏威夷再度较量。专家分析说，威斯康星州选民的成分最接近于支持希拉里的选民。有家专业机构甚至在18日公布最新民调结果：希拉里在该州领先奥巴马。然而，奥小哥再度以约3：2的差距击败希大婶，粉碎了专家和民调机构的预测。
纽约时报报道说，19日晚9时45分左右，希大婶首次打电话祝贺奥小哥在威斯康星州获胜。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竞选风度，同时也显示希大婶在准备竞选失败的结局了。
可以料想，在民主党尚未初选的各州，希拉里都没有获胜希望，包括在她寄以厚望的德州、俄亥俄州和宾州。如果她一败涂地，民主党的超级党代表还敢推出希拉里当总统候选人吗？
大局已定，奥巴马必胜！
奥小哥不仅会击败希大婶，而且将轻易战胜70出头的马侃。
奥巴马时代已经开始！
让我们迎接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吧！
Monday, October 20, 2008
奥巴马 VS. 马凯恩：两条路线的决战
戴开元
现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凯恩争夺下届美国总统的选战已到最后关头，双方通过集会、报纸、电视、广播、网路等各种手段抨击对手，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然而，许多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对两党政治路线分歧的实质依然稀里糊涂。最近进行的“全国亚裔美国人调查”显示，虽然41%的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12%的人支持马凯恩，仍然有43%的人举棋未定。
这场大选不仅关系到美国未来四年或八年要实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命运和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由於美国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政策对於全人类的方向和命运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美国选民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略陈自己的管见。
伊战之争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其对外政策的最重大行动是攻占伊拉克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五年多，至今还在继续。这是一场师出无名、伤亡惨重、劳民伤财、损人害己的不义之战。
当年为了说动国会批準进攻伊拉克，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与策划九一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勾结，萨达姆政府还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於是，布什既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又未获得大多数盟国的支持，悍然出兵进攻伊拉克。然而，打下伊拉克之后，美军挖地三尺，翻遍萨达姆政府的所有档案资料，却找不到证实这两条“宣战理由”的任何证据。
这场战争给美伊两国的军队和无辜平民造成严重伤亡。到10月初为止，美军已死亡4177人（远远超过九一一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数），受伤6万余。伊拉克方面，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万1000伊拉克军民死於战争，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6年10月的研究结果，死於战争的伊拉克平民人数高达65万5000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打伊拉克战争至少已经花费6480亿元，目前每月花费120亿元。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等人的研究，如果加上安置退伍军人、补充消耗的美军武器装备的费用，以及给全社会带来的长期间接损失，伊拉克占战争的总费用将超过3万亿元。至於战争给伊拉克国家与民眾造成的财產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伊拉克战争的高昂费用，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克林顿总统卸任前后的1998至2001年，美国政府连续四年财政盈余。布希上台以后，连续七年财政赤字，今年赤字更高达4500多亿元。一些经济学者预测，2009年度预算赤字很可能超过7000亿元。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战争。仅此而言，说小布什是一位败家子总统，一点也不过分。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内部同仇敌愾，空前团结，国际上，美国的旧盟国、新友邦，甚至一些宿敌也站在美国一边，声讨基地组织的恐怖攻击罪行，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法国报纸甚至发表社论声称“今晚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伊战发生后，大多数盟国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有的人士甚至指责美国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某些极右派反共人士说，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专制政权，建立起民主制度，壮大了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然而，美国家门口的古巴也是共產党一党专制，其意识形态跟美国针锋相对，美国为何不出兵去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北韩不仅是共產党独裁专制，而且在秘密研制飞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日本和南韩，布什怎么不去打它？ 另外，人血不是水，用伊拉克数十万无辜民众的鲜血，强行打造一个民主政权，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
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打击了恐怖主义。然而，布什把美军主力抽调到伊拉克打仗，九一一事件的元兇本拉登及其死党，至今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逍遥法外，建立根据地，招兵买马，纠集力量，再度展开恐怖活动，随时可能再度攻击美国。尽管布什在国内花费巨资，从机场到边境，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点也没有减少。
还有人说，情报机构提供的错误情报导致布什判断失误。即使果真如此，布什作为美国总统，手中掌握著决定成千上万军民生死和支配上亿公共资金的大权，岂可未弄清真相就遽然做出派兵攻打别国的重大决定？这能说是一位称职负责的总统吗？而且，在打下伊拉克、发现情报不确之后，布什为何不迅速纠正错误，反而一直坚持打得对，打得有理，至今毫无悔改表现？
对这场祸国殃民的不义之战，奥巴马和马凯恩的态度迥然不同。伊战刚刚发生时，奥巴马还是伊利诺州的州参议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现在奥巴马主张尽快结束战争，在16个月内分期分批地撤走绝大部分作战部队，让伊拉克政府承担更大维持社会安定的责任，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去阿富汗，消灭本拉登的残余势力。
马凯恩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布什出兵伊拉克，支持向伊拉克增兵，至今仍然认为攻打伊拉克是完全正确，他反对制定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甚至声称美军“要在伊拉克待一百年”。
纳税问题
纳税是美国大多数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喜欢交税。但是，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养军队，雇警察，维修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资助科学研究和教育，解决老人的退休和医保、儿童、穷人及残障人的医疗等，都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主要来自民眾的纳税。
纳税太多，民眾负担不起；税收太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福利会受影响。公平合理的赋税政策，应该既不要使民眾，尤其是穷人和中產阶级的纳税负担过重，又要保障政府的正常运作。
关於赋税政策，欧巴玛和马凯恩自说自话，无非是说自己的计划对选民最有力，对方的政策对选民的损害最大。媒体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繚乱，不知所云。其中许多说法显然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有意歪曲事实真相、欺骗选民而编造的谎言。
非党派组织“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税务专家威廉斯（Roberton Williams）与葛莱克顿（Howard Gleckman），分析奥巴马和马凯恩各自提出的税务计划之后，於9月15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2008年总统候选人税务计划的最新分析”。税务政策中心由非党派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和保守派的“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联合设立，其立场应该比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更为客观公正，至少不会偏向民主党。
Parade杂誌把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简化成下面一分表格。
家庭年收入--------------奥巴马计划-----------马凯恩计划
低於1万9000元-----------减税567元------------减税21元
1万9000-3万7600元-------减税892元------------减税118元
3万7600-6万6400元-------减税1118元-----------减税325元
6万6400-11万1600元------减税1264元-----------减税994元
11万1600-16万1000元-----减税2135元-----------减税2584元
16万1000-22万7000元-----减税2796元-----------减税44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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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万7000-60万3400元-----加税121元-----减税8154元
60万3400-287万元-----加税9万3709元------减税4万8862元
287万元以上-----加税54万2882元-----减税29万0708元
表面看来，实行马凯恩的计划，人人都获减税，皆大欢喜。而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一些人多纳税。然而，马凯恩计划使穷人和中產阶级仅得到少量的减税，而占全国人口5%的最有钱的人得到的减税最多。奥巴马的计划，穷人和中產阶级得到的较多减税，只有最有钱的人才多交税。
该报告总结说：“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纳税减少，但会显著提高高收入者的赋税，中等收入纳税者的税后收入会增加约5%，即每年2200元。占全国总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税后收入会减少1.5%，或1万9000元。”
“到2012年，马凯恩的计划会使中等收入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约3%，即每年1400元。但与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凯恩会使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9.5%，即超过12万5000元。”
由此观之，奥巴马和马凯恩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究竟谁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谁在竭力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可说是一目了然。
路线之争的实质
有论者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你有两头牛，你的邻居没有牛，社会主义政府会把你的牛拿去，分一头给邻居，使你和邻居拥有“一样多”的财產。马凯恩和共和党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政府会鼓励你卖一头牛（卖给谁？），用卖牛的钱买一头公牛（跟谁买？），它们会生出很多小牛，你的牛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你的邻居、全国人民都有很多牛（一无所有的邻居和其他穷人如何才能有很多牛？），那么你们每人只要给政府一桶牛奶，政府就有很多钱修路造桥了。
再没有比这更蹩脚的比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在20世纪以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是所谓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政府几乎不介入经济活动，结果是少数人发家致富，大多数人日益贫困，社会矛盾越来越大，而且还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股市一泻千里，大批银行倒闭，无数工厂、公司、商店关门，成千上万人失业。民主党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新政”（New Deal），变自由放任为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管制银行和工业，组织失业工人从事修路造桥建水坝等公共工程，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美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復并走向繁荣。
战后歷届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人掌权的政府，基本上沿袭和发展罗斯福的“新政”路线。西欧国家在工党、社会党执政后实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其主要内容是大型企业国有化、实行公共教育、全民医保等社会福利计划，用高额累进税来减小（而不是消灭）贫富悬殊现象。
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欧洲的保守党政府把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取消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和干预，减税尤其是大幅削减富人、大公司的赋税，削减福利计划，这种路线一言以蔽之，“小政府加减税”。
20世纪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歷程显示，支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另一条是保守主义。两者的共同点是皆主张政治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两者的区别在於，前者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在财富分配上倾向於照顾和帮助穷人、弱势群体和中產阶级，以徵税、福利计划等二次分配方式缩小贫富悬殊；后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维护富人的利益。美国民主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党主张的则是保守主义路线。奥巴马和马凯恩之争的实质，并不是什麼“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客观地说，两种路线各有自己的利弊。任何路线如果走过了头，都会產生一系列弊病，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有利於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贫富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其弊病是容易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庞大，开支过大，民众税负过重，福利计划养出一些懒汉。保守主义有利於发挥有钱人投资的积极性，其缺点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且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继承和发展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以反恐为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穷兵黩武，以武力追求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结果是盟国离心离德，其他国家愤恨不满；在内政方面，布希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拼命减税尤其是削减富人和大公司的赋税，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物价飞涨，失业率达到五年来的最高点（6.1%），全国约六分之一的人（4600万）没有医疗保险，在20多个工业化国家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却居最差之列，贫富分化严重，吉尼系数高达4.06，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冠，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导致次贷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奥巴马在外交上主张负责任地、尽快地结束伊拉克战争，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以本拉登为首的一小撮恐怖分子，与盟国修好，尽可能地团结多数国家，与伊朗等宿敌谈判，尽量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核武扩展等问题，武力只是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动武。在内政上，奥巴马主张为穷人和中產阶级减税，只对极少数富人加税；取消一些把资本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外国的大公司所享受的减税优惠，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争取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开发可替代能源，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大力加强教育，以增加美国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改革美国的政治体制，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和收买政客、谋取小团体私利的活动。
马凯恩原先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布什那么保守和极端，自称是共和党内的独立派（maverick），但为了扭转民调的劣势，他挑选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佩林作竞选搭挡，其立场和路线完全倒向共和党的最保守势力。可以预料，如果马凯恩上台，其内政外交必然奉行“没有布什的布什路线”。
哪条路线孰优孰劣，谁的政策有利於美国和绝大多数民眾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美国的国计民生、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有利於美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有利於世界和平，华人选民只要擦亮双眼，不为某些政客的抹黑竞选战术所骗，自然不难做出自己的明智判断。
2008年10月19日于纽约
现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凯恩争夺下届美国总统的选战已到最后关头，双方通过集会、报纸、电视、广播、网路等各种手段抨击对手，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然而，许多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对两党政治路线分歧的实质依然稀里糊涂。最近进行的“全国亚裔美国人调查”显示，虽然41%的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12%的人支持马凯恩，仍然有43%的人举棋未定。
这场大选不仅关系到美国未来四年或八年要实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命运和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由於美国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政策对於全人类的方向和命运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美国选民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略陈自己的管见。
伊战之争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其对外政策的最重大行动是攻占伊拉克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五年多，至今还在继续。这是一场师出无名、伤亡惨重、劳民伤财、损人害己的不义之战。
当年为了说动国会批準进攻伊拉克，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与策划九一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勾结，萨达姆政府还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於是，布什既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又未获得大多数盟国的支持，悍然出兵进攻伊拉克。然而，打下伊拉克之后，美军挖地三尺，翻遍萨达姆政府的所有档案资料，却找不到证实这两条“宣战理由”的任何证据。
这场战争给美伊两国的军队和无辜平民造成严重伤亡。到10月初为止，美军已死亡4177人（远远超过九一一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数），受伤6万余。伊拉克方面，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万1000伊拉克军民死於战争，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6年10月的研究结果，死於战争的伊拉克平民人数高达65万5000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打伊拉克战争至少已经花费6480亿元，目前每月花费120亿元。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等人的研究，如果加上安置退伍军人、补充消耗的美军武器装备的费用，以及给全社会带来的长期间接损失，伊拉克占战争的总费用将超过3万亿元。至於战争给伊拉克国家与民眾造成的财產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伊拉克战争的高昂费用，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克林顿总统卸任前后的1998至2001年，美国政府连续四年财政盈余。布希上台以后，连续七年财政赤字，今年赤字更高达4500多亿元。一些经济学者预测，2009年度预算赤字很可能超过7000亿元。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战争。仅此而言，说小布什是一位败家子总统，一点也不过分。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内部同仇敌愾，空前团结，国际上，美国的旧盟国、新友邦，甚至一些宿敌也站在美国一边，声讨基地组织的恐怖攻击罪行，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法国报纸甚至发表社论声称“今晚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伊战发生后，大多数盟国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有的人士甚至指责美国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某些极右派反共人士说，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专制政权，建立起民主制度，壮大了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然而，美国家门口的古巴也是共產党一党专制，其意识形态跟美国针锋相对，美国为何不出兵去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北韩不仅是共產党独裁专制，而且在秘密研制飞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日本和南韩，布什怎么不去打它？ 另外，人血不是水，用伊拉克数十万无辜民众的鲜血，强行打造一个民主政权，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
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打击了恐怖主义。然而，布什把美军主力抽调到伊拉克打仗，九一一事件的元兇本拉登及其死党，至今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逍遥法外，建立根据地，招兵买马，纠集力量，再度展开恐怖活动，随时可能再度攻击美国。尽管布什在国内花费巨资，从机场到边境，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点也没有减少。
还有人说，情报机构提供的错误情报导致布什判断失误。即使果真如此，布什作为美国总统，手中掌握著决定成千上万军民生死和支配上亿公共资金的大权，岂可未弄清真相就遽然做出派兵攻打别国的重大决定？这能说是一位称职负责的总统吗？而且，在打下伊拉克、发现情报不确之后，布什为何不迅速纠正错误，反而一直坚持打得对，打得有理，至今毫无悔改表现？
对这场祸国殃民的不义之战，奥巴马和马凯恩的态度迥然不同。伊战刚刚发生时，奥巴马还是伊利诺州的州参议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现在奥巴马主张尽快结束战争，在16个月内分期分批地撤走绝大部分作战部队，让伊拉克政府承担更大维持社会安定的责任，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去阿富汗，消灭本拉登的残余势力。
马凯恩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布什出兵伊拉克，支持向伊拉克增兵，至今仍然认为攻打伊拉克是完全正确，他反对制定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甚至声称美军“要在伊拉克待一百年”。
纳税问题
纳税是美国大多数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喜欢交税。但是，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养军队，雇警察，维修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资助科学研究和教育，解决老人的退休和医保、儿童、穷人及残障人的医疗等，都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主要来自民眾的纳税。
纳税太多，民眾负担不起；税收太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福利会受影响。公平合理的赋税政策，应该既不要使民眾，尤其是穷人和中產阶级的纳税负担过重，又要保障政府的正常运作。
关於赋税政策，欧巴玛和马凯恩自说自话，无非是说自己的计划对选民最有力，对方的政策对选民的损害最大。媒体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繚乱，不知所云。其中许多说法显然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有意歪曲事实真相、欺骗选民而编造的谎言。
非党派组织“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税务专家威廉斯（Roberton Williams）与葛莱克顿（Howard Gleckman），分析奥巴马和马凯恩各自提出的税务计划之后，於9月15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2008年总统候选人税务计划的最新分析”。税务政策中心由非党派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和保守派的“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联合设立，其立场应该比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更为客观公正，至少不会偏向民主党。
Parade杂誌把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简化成下面一分表格。
家庭年收入--------------奥巴马计划-----------马凯恩计划
低於1万9000元-----------减税567元------------减税21元
1万9000-3万7600元-------减税892元------------减税118元
3万7600-6万6400元-------减税1118元-----------减税325元
6万6400-11万1600元------减税1264元-----------减税994元
11万1600-16万1000元-----减税2135元-----------减税2584元
16万1000-22万7000元-----减税2796元-----------减税4437元
--------------------------------------------------------
22万7000-60万3400元-----加税121元-----减税8154元
60万3400-287万元-----加税9万3709元------减税4万8862元
287万元以上-----加税54万2882元-----减税29万0708元
表面看来，实行马凯恩的计划，人人都获减税，皆大欢喜。而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一些人多纳税。然而，马凯恩计划使穷人和中產阶级仅得到少量的减税，而占全国人口5%的最有钱的人得到的减税最多。奥巴马的计划，穷人和中產阶级得到的较多减税，只有最有钱的人才多交税。
该报告总结说：“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纳税减少，但会显著提高高收入者的赋税，中等收入纳税者的税后收入会增加约5%，即每年2200元。占全国总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税后收入会减少1.5%，或1万9000元。”
“到2012年，马凯恩的计划会使中等收入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约3%，即每年1400元。但与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凯恩会使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9.5%，即超过12万5000元。”
由此观之，奥巴马和马凯恩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究竟谁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谁在竭力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可说是一目了然。
路线之争的实质
有论者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你有两头牛，你的邻居没有牛，社会主义政府会把你的牛拿去，分一头给邻居，使你和邻居拥有“一样多”的财產。马凯恩和共和党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政府会鼓励你卖一头牛（卖给谁？），用卖牛的钱买一头公牛（跟谁买？），它们会生出很多小牛，你的牛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你的邻居、全国人民都有很多牛（一无所有的邻居和其他穷人如何才能有很多牛？），那么你们每人只要给政府一桶牛奶，政府就有很多钱修路造桥了。
再没有比这更蹩脚的比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在20世纪以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是所谓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政府几乎不介入经济活动，结果是少数人发家致富，大多数人日益贫困，社会矛盾越来越大，而且还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股市一泻千里，大批银行倒闭，无数工厂、公司、商店关门，成千上万人失业。民主党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新政”（New Deal），变自由放任为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管制银行和工业，组织失业工人从事修路造桥建水坝等公共工程，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美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復并走向繁荣。
战后歷届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人掌权的政府，基本上沿袭和发展罗斯福的“新政”路线。西欧国家在工党、社会党执政后实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其主要内容是大型企业国有化、实行公共教育、全民医保等社会福利计划，用高额累进税来减小（而不是消灭）贫富悬殊现象。
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欧洲的保守党政府把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取消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和干预，减税尤其是大幅削减富人、大公司的赋税，削减福利计划，这种路线一言以蔽之，“小政府加减税”。
20世纪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歷程显示，支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另一条是保守主义。两者的共同点是皆主张政治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两者的区别在於，前者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在财富分配上倾向於照顾和帮助穷人、弱势群体和中產阶级，以徵税、福利计划等二次分配方式缩小贫富悬殊；后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维护富人的利益。美国民主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党主张的则是保守主义路线。奥巴马和马凯恩之争的实质，并不是什麼“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客观地说，两种路线各有自己的利弊。任何路线如果走过了头，都会產生一系列弊病，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有利於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贫富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其弊病是容易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庞大，开支过大，民众税负过重，福利计划养出一些懒汉。保守主义有利於发挥有钱人投资的积极性，其缺点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且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继承和发展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以反恐为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穷兵黩武，以武力追求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结果是盟国离心离德，其他国家愤恨不满；在内政方面，布希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拼命减税尤其是削减富人和大公司的赋税，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物价飞涨，失业率达到五年来的最高点（6.1%），全国约六分之一的人（4600万）没有医疗保险，在20多个工业化国家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却居最差之列，贫富分化严重，吉尼系数高达4.06，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冠，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导致次贷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奥巴马在外交上主张负责任地、尽快地结束伊拉克战争，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以本拉登为首的一小撮恐怖分子，与盟国修好，尽可能地团结多数国家，与伊朗等宿敌谈判，尽量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核武扩展等问题，武力只是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动武。在内政上，奥巴马主张为穷人和中產阶级减税，只对极少数富人加税；取消一些把资本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外国的大公司所享受的减税优惠，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争取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开发可替代能源，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大力加强教育，以增加美国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改革美国的政治体制，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和收买政客、谋取小团体私利的活动。
马凯恩原先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布什那么保守和极端，自称是共和党内的独立派（maverick），但为了扭转民调的劣势，他挑选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佩林作竞选搭挡，其立场和路线完全倒向共和党的最保守势力。可以预料，如果马凯恩上台，其内政外交必然奉行“没有布什的布什路线”。
哪条路线孰优孰劣，谁的政策有利於美国和绝大多数民眾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美国的国计民生、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有利於美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有利於世界和平，华人选民只要擦亮双眼，不为某些政客的抹黑竞选战术所骗，自然不难做出自己的明智判断。
2008年10月19日于纽约
Sunday, October 5, 2008
人权运动的错误策略
作者 戴维•里夫
戴开元 译
这是一个人权的时代。今年春季，美国为了捍卫人权和人道主义，在巴尔干打了一仗。柯林顿总统说，这是有史以来为价值观而不是为战略利益而打的第一场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异口同声。英国首相布莱尔一直宣扬要建立“一种立足於价值观和法治的新国际主义”。在这个後共产主义、後现代的时代，人权似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考虑世界事务的道德叙事。
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为侵犯人权者提供保护伞。米洛切维奇在科索沃冲突高峰时被海牙国际法院以战争罪起诉，他就明白这一点。去年十月出现的讯号更为强烈，前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西班牙法官根据皮诺切特在智利所犯罪行而要求引渡他。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很可能同意这项要求。这种复杂的国际合作关系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思议。但此事表明，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权居最高地位的老观念遭到史无前例的攻击。
人权运动还获得其他一些胜利。1997年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的签署，是1925年在战争中禁用毒气以来的最重大的武器销毁行动。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设立的国际特别法庭，导致一项建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计画，该法院有权按照普遍管辖权原则，审判被控严重违犯国际人权法的人。这项原则的复活主要应归功於人权运动律师的努力。
很可能出现一种世界政治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远远超出十年前布希总统所说的内容。在许多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现已出现一种道德方面的世界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统治原则是公民社会、人道主义，而人权居第一和最重要地位。作家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说这是“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的一场革命”，并欢呼“出现了一个由人权人士、国际发展人士和国际援助专家组成的巨大群体，其道德上的根本依据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不可分割”。
这场革命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六十年代大赦国际的年度预算仅有两万元左右。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人权组织活动，各国政府很少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形势迥然不同。力量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权组织是“人权观察”，其领导人经常会见各国政府高官，其年度预算达的1500万美元。应该感谢索罗斯和福特基金会等慷慨的捐助者。卡特总统宣告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这一点现已变成了制度。国务院现得意地炫耀自己委派了一位负责战争犯罪问题的无所任大使，和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此职的是前人权
观察领导人科赫，Harold Koch)。现在美国的对外援助极少不考虑“民主建设”和人权保障条件。
然而奇怪的是，在人权观念成为主流观念之际，人权运动似乎却丧失了活力。人权运动采用的签名战术，发表骇人听闻的关於侵犯人权情况的详细报告，利用媒体使西方国家领袖产生羞耻感从而采取行动，不再具有原来的效力。更重要的是，顽固不化的道德绝对主义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人权人士的呼声。即使继续冲突下去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毁灭(例如最近的塞拉利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机构，也要坚决谴责那些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任何和平条约或政治协议。人权人士的这种一叶障目的世界观，其严重
後果之一是，人权运动未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就其对精英份子圈的全部影响而言，人权人士的力量也比左派或右派草根组织小得多。没有广泛的支持基础，人权运动可能现已达到其影响的极限。无论其领导人明白与否，人权运动已出现某种危机。
人权运动的发展史
人权时代仅始於半个世纪之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出现了一套国际性权利制度，它包括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以後就成为纽伦堡审判、关於种族灭绝的国际公约、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该宣言在序言中宣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促进和捍卫一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权利。该宣言的精神支持者罗斯福曾经设想，实施人权宣言将会增强人类本性中“遍及宇宙的”那一面。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道虚假的曙光。书上的法律和地上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鸿沟。现在来看，欧洲国家当时更关心的是维持其殖民帝国，而不是以人权作为国际事务的核心。国家主权仍具有绝对地位。某个国家对於其疆界内居民的所做所为，无论多麽丑恶，也不关别人的事。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人权运动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为将被处决者，特别是政治犯和受酷刑者大声疾呼。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大赦国际。其他人权组织，特别是人权观察，也逐渐开始扩大其保护的范围，重点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和战争期间的平民。它们与侵犯人权国家的人权人士开始建立起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雷根政府在美国人权运动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美国人权运动领袖、前人权观察领导人、现任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奈尔(Aryeh Neier)说，雷根政府官员柯克帕垂克、阿布兰姆斯是我们的“最好盟友”。他并不是说讽刺话。奈尔说：“他们帮助我们。他们代表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美国反对极权国家苏联。但当时他们不得不假装在冷战中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没有侵犯人权行为。这就使人权观察可以指出假装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羞辱感”。奈尔还说，公布美国这边国家的真实情况，“就能揭露它们不符合人权标准的真相”。
人权组织这种揭露华盛顿伪善的方法叫做“羞辱法”，它发生了效果。人权观察揭露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权的一系列罪行，实际上迫使雷根政府尽力去制止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人权组织对国会施压和游说的直接结果。1981年美国国会开始实施人权标准，美国政府为了继续提供对外援助而不得不执行这项标准。但如果看到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的实际状况，几乎很难执行人权标准。奈尔说：“1983年12月，雷根不得不派布希去萨尔瓦多制止其死刑队行刑。美国政府知道，非如此国会就绝不会批准政府竭力维护的对外援助。”
雷根政府官员也落入这个陷阱。奈尔说：“阿布兰姆斯及其同僚把人权问题变成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辩论。人权观察的行事风格直接由此发展而来。我们开始发表内容丰富的报告。这与大赦国际的做法不同。我们强调我们的要求以证据为基础。”
人权组织通过这种战斗性方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柯林顿当选总统的1992年，人权运动似乎可以到达更高的水平。新政府把自己看做人权运动的夥伴，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柯赫、谢富尔(David Scheffer)、夏塔克(John Shattuck)等重要人权人士在政府中任职。在口头上，柯林顿政府的对人权的承诺极为坚定。
在中国的挫折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为复杂。人权运动尽管在科索沃取得胜利，却在九十年代遇到一次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失败，这就是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柯林顿大大削弱了人权进步与最惠国待於之间的联系。结果，一些人权人士开始担心，未来西方国家政府只会对塞尔维亚和缅甸等经济上不重要国家，才坚持人权原则。
人权观察现任执行主席罗斯(Kenneth Roth)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仅是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其他人士却有不同看法，奈尔似乎就不那麽乐观。他说：“中国可以玩弄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是从反向施加人权压力的首例。中国告诉西方国家，如果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不和你做生意，而和你的竞争者做生意。美国一批评中国，中国就停止购买波音飞机而购买欧洲的空中巴士。反过来亦如此。”奈尔认为，最佳策略是说服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贸易问题上坚持相同立场。在北京改变政策之前，不向中国出售商品。奈尔的观点当然正确
。然而，潮流似乎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争先恐後与中国签订合约。
人权运动在中国的挫折并不能否定其理智和道德方面的正确立场。但此事的确表明，仅仅倚靠揭露伪善就可获胜(如萨尔瓦多)的时代已经过去。奈尔坦率地说：“我们与柯林顿打交道比与雷根打交道更困难。不像过去，今天关於事实真相的争议较少。”公开主张把经济置於人权之上的柯林顿政府，不可能因为人权组织发表关於西藏侵犯人权的许多报告，就改变其现行政策。我们显然需要新的策略。
迄今为止，新的策略并未出现。一般来说，主流人权组织仍然坚持雷根时期的策略。国际人权联盟主席费兹帕垂克(Catherine Fitzpatrick)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她说：“人权观察是报告工厂，保护记者协会是案例工厂，我们则是问题工厂。”但人权运动似乎的确没有提出後冷战时期的新策略。
全世界在人权问题上已形成一致立场，这是事实。但特别是在当代，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导非常短暂、易变和零碎，人们的感情容易疲痹，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可能仅仅在电视上播放一段色情录像，就形成政治共识并采取行动。我们不可能仅仅发表一些报告，就要求政府相应地改变政策，并且指望会获得成功，至少对於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并非如此。如果像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那样，一方面抱怨“世界各国领袖对中国的访问，其象徵主义大於实质内容”，但同时又吹嘘，“我们把高阶层访问亚洲国家，作为人权工作的中心，并特别重视各国领袖连续访问中国”，这是现行策略破产的象徵。
人权人士及其支持者认为，以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时期观念在全世界的复兴，可能永世长存。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似乎对此提出了疑问。现今的後巴尔干的乐观主义是否又是一道虚假的曙光？
人权法和公正
问题不在於人权观念是否正确。它完全正确。问题是它是否在理智上和操作上适应廿一世纪的挑战。
在实际层面上，人权运动需要正视“医师人权组织”主任布哈特(Holly Burkhalter)的看法：“诋毁攻击不能成事”。布哈特说：“我们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揭露。我们比过去做得更好。我们在制订法律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如果看看最近的流血事件，我们就会反问自己：无辜者遭受的暴力有所减少吗？”人权观察吹嘘，其目标是挑战有权力制止侵犯人权、不尊重国际人权法律的政府和个人。我们很容易同情和尊重其坚持的原则，但难於无视的事实是，人权运动挑战的侵犯人权者并非政治上易受攻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是在苏丹或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军阀。这些人会在乎国际人权法律吗？不可能。
人权运动的认为，制订法律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难道可以相信，制订正确的法律就会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吗？这种看法可能是来自民权运动的经验：首先制订法律，开始时这些法律并不流行，但最後为人民所接受。但如果制订的不是民权法，而是毒品管制法呢？实际上後者并未被许多人遵守，反而遭到嘲笑。
人权运动的其他乐观观念也需要加以研究。人权人士常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塞拉利昂的八年内战，革命联合阵线游击队战争犯罪令人发指，他们经常屠杀儿童，强奸和谋杀平民。1998年游击队被尼日利亚地方军打败，其领袖桑柯赫也被判处死刑。处决桑柯赫符合公正原则。但塞拉利昂的现实是，如果叛乱者与政府之间不达成协议就没有和平。而游击队在协议上签字的先决条件是赦免和释放桑柯赫等领袖。为了实现和平，尼日利亚政府同意不起诉桑柯赫。这是正确的决定。为了抓住这个几乎是塞拉利昂的唯一机
会，必须牺牲公平。结果一项脆弱的协议1991年在弗里敦签字。
但人权人士对此极为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Mary Robinson)宣布联合国不接受这项协定。她说，侵犯人权者没有豁免权。人权观察在致安理会的信中也谴责此项协议。其宣传部主任布罗帝(Reed Brody) 表示，他们将游说联合国，取消给予桑柯赫等人的赦免权。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说过：“公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人权运动的这种态度正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我们对自己国家采用的是另一种标准。西方国家领袖欢呼以战争罪起诉米洛切维奇，声称坚持“豁免权文化”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英国布莱尔政府却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而释放北爱尔兰的准军事囚犯。霍尔姆斯说：“公正和和平往往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两者相互冲突。”
世界上这类相互冲突的例子数不胜数。阿尔及利亚就是明显一例。1992年，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自由选举掌权的前景，阿尔及利亚军政府宣布全国处於紧急状态，不承认选举结果。人权组织立即作出反应。大赦国际发表特别报告谴责军政府。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一种相反的前景，即如果让原教旨主义者掌权，阿尔及利亚以後再也不会出现自由选举。
人权法律就是法律，违犯者就是违犯者。人权观察最近指控美国政府以毒品而不是人权作为美国对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正统宣示。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楚：不高举人权大旗是不道德的。
我认为，尽管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将军的行为看成是违反人权的例子，但美国将禁止哥伦比亚毒品视为与人权问题至少同等重要、同样符合道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说人权人士揭露侵犯人权有错，因为充分证据证明阿尔及利亚政府确实有系统的野蛮的行为。但将人权视为教条却非常危险。
假设人权观察面对的不是当今的阿尔及利亚而是1932年的德国，如果德国政府不承认希特勒获胜的选举结果
，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一点？以现今人权运动领袖的鼠目寸光来看，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用纳粹德国做比较可能不太恰当，但它说明人权运动人士从未怀疑过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世俗民众，又会采取什麽立场？人权和对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畏惧相比，在道德上孰轻孰重？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比以往更不清晰，人权的敏锐洞察力似乎突然不那麽敏锐了。
甚至科索沃冲突也发生了涉及人权运动绝对主义立场的问题。大多数人权人士私下希望并且在起初欢迎北约的行动。但从第一颗炸弹投下的那一刻起，人权人士就开始显露其顽固立场和自我怀疑。人权观察甚至发表报告谴责北约对居民区投掷集束炸弹的战术。但似乎正是人权观察所说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以塞尔维亚居民为目标的轰炸，最终迫使米洛切维奇屈服。对战争损害的估计显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受到的损失不大。科索沃这个例子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权法能够成为正确的战术指导原则吗？
必须改弦易辙
有些人权人士声称，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罪行，而不是制订政府政策或者寻找执行的方法。他们说，只有保持一种客观的超越政治的立场，才能维护自己的信用。“医师人权组织”执行主任鲁宾斯坦(Leonard Rubinstein)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谁干的。我们的首要原则是避免伤害。如果只站在某一边，我们就必须承担道德上的後果。”
抽象地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动员广大群众，影响公众观念，人权人士就不能仅仅呼吁应该做什麽，却又拒绝说明应该如何做。这样做必然是是一种道德上的假姿态。
甚至那些人权运动的资助者也为人权组织目前的绝对立场感到忧虑。前大赦国际领导人、福特基金会负责人考克斯(Larry Cox)说：“二十年前我参加人权组织的会议，可以看到各方面人士。但现在最常见到的只是律师或者人权职业人士。我认为，人权运动没有像全国枪械协会那样抓住广大民众的想象力。”
大赦国际美国分部执行主席舒尔兹(William Schulz)也存在类似担忧。他说：“人权组织透过由人权组织通知媒体，媒体再通知政府，然後政府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方式，一度获得极大成功。但这种模式已经不起作用。我们必须更加面向广大选民。”
舒尔兹的同事几乎都赞同他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个观点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人权是二十世纪出现的重大观念之一，但它必须成为美国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推动人权运动的力量不是像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那样是大众观念的逐步发展，而是来自媒体和政治精英。
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大规模违犯人权似乎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以军事力量相威胁，而只有美国采能够提供这种力量----这种精英路线的优势迅速消失，科索沃就是一例：这场战争是为人权原则而打，但必须要靠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的飞行员来打，因为柯林顿政府知道，公众不支持军人为捍卫人权而牺牲自己。
对於公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人权积极份子密切地在华盛顿活动。但在有风险时，在国会议员受到选区的反向压力时，这种内线活动的弱点就暴露无余。卢旺达1994年的种族屠杀就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例。据报导，当时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对正在悄悄游说白宫采取行动的人权观察代表说，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他不可能要求白宫干预。但人权运动没有动员民众，仅仅发表新的报告，发出呼吁，向媒体提供场面悲惨的录影带。
中国问题也是如此。除非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在选举中受到伤害或者募不到捐款，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联合经济制裁行动。人权组织的任何威吓都不能改变他们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除非他们以某种方式刺激公众想象力，宣传其观念，否则在世界许多地区起火冒烟之际，人权组织唯一所做的就是忙於修改法律。
人权人士有时说人权运动是草根民主的萌芽，然而我们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非民主的压力团体。除了其成员和拥有极大权力和影响力的捐款人之外，它不对任何人负责。没有人权运动会发生科索沃战争吗？作为一个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我称赞其结果。但作为一个民主人士，我很担心。这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但却是以非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
由於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没有伤亡，公众支持的问题从未发生。但未来的人权呼吁可能不会像科索沃那样廉价。人民愿意接受这种代价吗？我认为，只有人权运动愿意从事更直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手弄脏，人民才会愿意。它必须像游说国会和福特基金会那样，努力游说中西部教堂、购物中心的民众。它必须把人权案例交给公众，而不仅是依靠其影响力和它会全世界带来莫大好处的信誉。
如果人权运动不能或者不愿这样做，人权运动的前景就很可能像平权运动那样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两者显然非常相似。平权行动的观念也很正确，但它遭到公众的反对，其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观念错误，而是由於它偷偷摸摸地行事，它没有认真努力地赢得公众的支持。坚信其观念正确的平权运动人士，认为无须对公众做宣传。他们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和立法，终於整个运动无果而终。
目前，人权运动似乎正沿著同样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得到相同的结果，而这将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损失。
(译自2000年《纽约时报周刊》，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戴开元 译
这是一个人权的时代。今年春季，美国为了捍卫人权和人道主义，在巴尔干打了一仗。柯林顿总统说，这是有史以来为价值观而不是为战略利益而打的第一场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异口同声。英国首相布莱尔一直宣扬要建立“一种立足於价值观和法治的新国际主义”。在这个後共产主义、後现代的时代，人权似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考虑世界事务的道德叙事。
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为侵犯人权者提供保护伞。米洛切维奇在科索沃冲突高峰时被海牙国际法院以战争罪起诉，他就明白这一点。去年十月出现的讯号更为强烈，前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西班牙法官根据皮诺切特在智利所犯罪行而要求引渡他。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很可能同意这项要求。这种复杂的国际合作关系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思议。但此事表明，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权居最高地位的老观念遭到史无前例的攻击。
人权运动还获得其他一些胜利。1997年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的签署，是1925年在战争中禁用毒气以来的最重大的武器销毁行动。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设立的国际特别法庭，导致一项建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计画，该法院有权按照普遍管辖权原则，审判被控严重违犯国际人权法的人。这项原则的复活主要应归功於人权运动律师的努力。
很可能出现一种世界政治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远远超出十年前布希总统所说的内容。在许多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现已出现一种道德方面的世界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统治原则是公民社会、人道主义，而人权居第一和最重要地位。作家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说这是“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的一场革命”，并欢呼“出现了一个由人权人士、国际发展人士和国际援助专家组成的巨大群体，其道德上的根本依据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不可分割”。
这场革命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六十年代大赦国际的年度预算仅有两万元左右。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人权组织活动，各国政府很少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形势迥然不同。力量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权组织是“人权观察”，其领导人经常会见各国政府高官，其年度预算达的1500万美元。应该感谢索罗斯和福特基金会等慷慨的捐助者。卡特总统宣告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这一点现已变成了制度。国务院现得意地炫耀自己委派了一位负责战争犯罪问题的无所任大使，和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此职的是前人权
观察领导人科赫，Harold Koch)。现在美国的对外援助极少不考虑“民主建设”和人权保障条件。
然而奇怪的是，在人权观念成为主流观念之际，人权运动似乎却丧失了活力。人权运动采用的签名战术，发表骇人听闻的关於侵犯人权情况的详细报告，利用媒体使西方国家领袖产生羞耻感从而采取行动，不再具有原来的效力。更重要的是，顽固不化的道德绝对主义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人权人士的呼声。即使继续冲突下去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毁灭(例如最近的塞拉利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机构，也要坚决谴责那些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任何和平条约或政治协议。人权人士的这种一叶障目的世界观，其严重
後果之一是，人权运动未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就其对精英份子圈的全部影响而言，人权人士的力量也比左派或右派草根组织小得多。没有广泛的支持基础，人权运动可能现已达到其影响的极限。无论其领导人明白与否，人权运动已出现某种危机。
人权运动的发展史
人权时代仅始於半个世纪之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出现了一套国际性权利制度，它包括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以後就成为纽伦堡审判、关於种族灭绝的国际公约、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该宣言在序言中宣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促进和捍卫一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权利。该宣言的精神支持者罗斯福曾经设想，实施人权宣言将会增强人类本性中“遍及宇宙的”那一面。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道虚假的曙光。书上的法律和地上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鸿沟。现在来看，欧洲国家当时更关心的是维持其殖民帝国，而不是以人权作为国际事务的核心。国家主权仍具有绝对地位。某个国家对於其疆界内居民的所做所为，无论多麽丑恶，也不关别人的事。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人权运动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为将被处决者，特别是政治犯和受酷刑者大声疾呼。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大赦国际。其他人权组织，特别是人权观察，也逐渐开始扩大其保护的范围，重点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和战争期间的平民。它们与侵犯人权国家的人权人士开始建立起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雷根政府在美国人权运动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美国人权运动领袖、前人权观察领导人、现任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奈尔(Aryeh Neier)说，雷根政府官员柯克帕垂克、阿布兰姆斯是我们的“最好盟友”。他并不是说讽刺话。奈尔说：“他们帮助我们。他们代表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美国反对极权国家苏联。但当时他们不得不假装在冷战中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没有侵犯人权行为。这就使人权观察可以指出假装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羞辱感”。奈尔还说，公布美国这边国家的真实情况，“就能揭露它们不符合人权标准的真相”。
人权组织这种揭露华盛顿伪善的方法叫做“羞辱法”，它发生了效果。人权观察揭露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权的一系列罪行，实际上迫使雷根政府尽力去制止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人权组织对国会施压和游说的直接结果。1981年美国国会开始实施人权标准，美国政府为了继续提供对外援助而不得不执行这项标准。但如果看到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的实际状况，几乎很难执行人权标准。奈尔说：“1983年12月，雷根不得不派布希去萨尔瓦多制止其死刑队行刑。美国政府知道，非如此国会就绝不会批准政府竭力维护的对外援助。”
雷根政府官员也落入这个陷阱。奈尔说：“阿布兰姆斯及其同僚把人权问题变成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辩论。人权观察的行事风格直接由此发展而来。我们开始发表内容丰富的报告。这与大赦国际的做法不同。我们强调我们的要求以证据为基础。”
人权组织通过这种战斗性方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柯林顿当选总统的1992年，人权运动似乎可以到达更高的水平。新政府把自己看做人权运动的夥伴，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柯赫、谢富尔(David Scheffer)、夏塔克(John Shattuck)等重要人权人士在政府中任职。在口头上，柯林顿政府的对人权的承诺极为坚定。
在中国的挫折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为复杂。人权运动尽管在科索沃取得胜利，却在九十年代遇到一次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失败，这就是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柯林顿大大削弱了人权进步与最惠国待於之间的联系。结果，一些人权人士开始担心，未来西方国家政府只会对塞尔维亚和缅甸等经济上不重要国家，才坚持人权原则。
人权观察现任执行主席罗斯(Kenneth Roth)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仅是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其他人士却有不同看法，奈尔似乎就不那麽乐观。他说：“中国可以玩弄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是从反向施加人权压力的首例。中国告诉西方国家，如果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不和你做生意，而和你的竞争者做生意。美国一批评中国，中国就停止购买波音飞机而购买欧洲的空中巴士。反过来亦如此。”奈尔认为，最佳策略是说服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贸易问题上坚持相同立场。在北京改变政策之前，不向中国出售商品。奈尔的观点当然正确
。然而，潮流似乎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争先恐後与中国签订合约。
人权运动在中国的挫折并不能否定其理智和道德方面的正确立场。但此事的确表明，仅仅倚靠揭露伪善就可获胜(如萨尔瓦多)的时代已经过去。奈尔坦率地说：“我们与柯林顿打交道比与雷根打交道更困难。不像过去，今天关於事实真相的争议较少。”公开主张把经济置於人权之上的柯林顿政府，不可能因为人权组织发表关於西藏侵犯人权的许多报告，就改变其现行政策。我们显然需要新的策略。
迄今为止，新的策略并未出现。一般来说，主流人权组织仍然坚持雷根时期的策略。国际人权联盟主席费兹帕垂克(Catherine Fitzpatrick)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她说：“人权观察是报告工厂，保护记者协会是案例工厂，我们则是问题工厂。”但人权运动似乎的确没有提出後冷战时期的新策略。
全世界在人权问题上已形成一致立场，这是事实。但特别是在当代，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导非常短暂、易变和零碎，人们的感情容易疲痹，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可能仅仅在电视上播放一段色情录像，就形成政治共识并采取行动。我们不可能仅仅发表一些报告，就要求政府相应地改变政策，并且指望会获得成功，至少对於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并非如此。如果像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那样，一方面抱怨“世界各国领袖对中国的访问，其象徵主义大於实质内容”，但同时又吹嘘，“我们把高阶层访问亚洲国家，作为人权工作的中心，并特别重视各国领袖连续访问中国”，这是现行策略破产的象徵。
人权人士及其支持者认为，以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时期观念在全世界的复兴，可能永世长存。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似乎对此提出了疑问。现今的後巴尔干的乐观主义是否又是一道虚假的曙光？
人权法和公正
问题不在於人权观念是否正确。它完全正确。问题是它是否在理智上和操作上适应廿一世纪的挑战。
在实际层面上，人权运动需要正视“医师人权组织”主任布哈特(Holly Burkhalter)的看法：“诋毁攻击不能成事”。布哈特说：“我们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揭露。我们比过去做得更好。我们在制订法律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如果看看最近的流血事件，我们就会反问自己：无辜者遭受的暴力有所减少吗？”人权观察吹嘘，其目标是挑战有权力制止侵犯人权、不尊重国际人权法律的政府和个人。我们很容易同情和尊重其坚持的原则，但难於无视的事实是，人权运动挑战的侵犯人权者并非政治上易受攻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是在苏丹或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军阀。这些人会在乎国际人权法律吗？不可能。
人权运动的认为，制订法律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难道可以相信，制订正确的法律就会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吗？这种看法可能是来自民权运动的经验：首先制订法律，开始时这些法律并不流行，但最後为人民所接受。但如果制订的不是民权法，而是毒品管制法呢？实际上後者并未被许多人遵守，反而遭到嘲笑。
人权运动的其他乐观观念也需要加以研究。人权人士常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塞拉利昂的八年内战，革命联合阵线游击队战争犯罪令人发指，他们经常屠杀儿童，强奸和谋杀平民。1998年游击队被尼日利亚地方军打败，其领袖桑柯赫也被判处死刑。处决桑柯赫符合公正原则。但塞拉利昂的现实是，如果叛乱者与政府之间不达成协议就没有和平。而游击队在协议上签字的先决条件是赦免和释放桑柯赫等领袖。为了实现和平，尼日利亚政府同意不起诉桑柯赫。这是正确的决定。为了抓住这个几乎是塞拉利昂的唯一机
会，必须牺牲公平。结果一项脆弱的协议1991年在弗里敦签字。
但人权人士对此极为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Mary Robinson)宣布联合国不接受这项协定。她说，侵犯人权者没有豁免权。人权观察在致安理会的信中也谴责此项协议。其宣传部主任布罗帝(Reed Brody) 表示，他们将游说联合国，取消给予桑柯赫等人的赦免权。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说过：“公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人权运动的这种态度正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我们对自己国家采用的是另一种标准。西方国家领袖欢呼以战争罪起诉米洛切维奇，声称坚持“豁免权文化”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英国布莱尔政府却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而释放北爱尔兰的准军事囚犯。霍尔姆斯说：“公正和和平往往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两者相互冲突。”
世界上这类相互冲突的例子数不胜数。阿尔及利亚就是明显一例。1992年，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自由选举掌权的前景，阿尔及利亚军政府宣布全国处於紧急状态，不承认选举结果。人权组织立即作出反应。大赦国际发表特别报告谴责军政府。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一种相反的前景，即如果让原教旨主义者掌权，阿尔及利亚以後再也不会出现自由选举。
人权法律就是法律，违犯者就是违犯者。人权观察最近指控美国政府以毒品而不是人权作为美国对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正统宣示。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楚：不高举人权大旗是不道德的。
我认为，尽管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将军的行为看成是违反人权的例子，但美国将禁止哥伦比亚毒品视为与人权问题至少同等重要、同样符合道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说人权人士揭露侵犯人权有错，因为充分证据证明阿尔及利亚政府确实有系统的野蛮的行为。但将人权视为教条却非常危险。
假设人权观察面对的不是当今的阿尔及利亚而是1932年的德国，如果德国政府不承认希特勒获胜的选举结果
，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一点？以现今人权运动领袖的鼠目寸光来看，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用纳粹德国做比较可能不太恰当，但它说明人权运动人士从未怀疑过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世俗民众，又会采取什麽立场？人权和对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畏惧相比，在道德上孰轻孰重？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比以往更不清晰，人权的敏锐洞察力似乎突然不那麽敏锐了。
甚至科索沃冲突也发生了涉及人权运动绝对主义立场的问题。大多数人权人士私下希望并且在起初欢迎北约的行动。但从第一颗炸弹投下的那一刻起，人权人士就开始显露其顽固立场和自我怀疑。人权观察甚至发表报告谴责北约对居民区投掷集束炸弹的战术。但似乎正是人权观察所说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以塞尔维亚居民为目标的轰炸，最终迫使米洛切维奇屈服。对战争损害的估计显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受到的损失不大。科索沃这个例子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权法能够成为正确的战术指导原则吗？
必须改弦易辙
有些人权人士声称，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罪行，而不是制订政府政策或者寻找执行的方法。他们说，只有保持一种客观的超越政治的立场，才能维护自己的信用。“医师人权组织”执行主任鲁宾斯坦(Leonard Rubinstein)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谁干的。我们的首要原则是避免伤害。如果只站在某一边，我们就必须承担道德上的後果。”
抽象地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动员广大群众，影响公众观念，人权人士就不能仅仅呼吁应该做什麽，却又拒绝说明应该如何做。这样做必然是是一种道德上的假姿态。
甚至那些人权运动的资助者也为人权组织目前的绝对立场感到忧虑。前大赦国际领导人、福特基金会负责人考克斯(Larry Cox)说：“二十年前我参加人权组织的会议，可以看到各方面人士。但现在最常见到的只是律师或者人权职业人士。我认为，人权运动没有像全国枪械协会那样抓住广大民众的想象力。”
大赦国际美国分部执行主席舒尔兹(William Schulz)也存在类似担忧。他说：“人权组织透过由人权组织通知媒体，媒体再通知政府，然後政府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方式，一度获得极大成功。但这种模式已经不起作用。我们必须更加面向广大选民。”
舒尔兹的同事几乎都赞同他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个观点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人权是二十世纪出现的重大观念之一，但它必须成为美国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推动人权运动的力量不是像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那样是大众观念的逐步发展，而是来自媒体和政治精英。
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大规模违犯人权似乎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以军事力量相威胁，而只有美国采能够提供这种力量----这种精英路线的优势迅速消失，科索沃就是一例：这场战争是为人权原则而打，但必须要靠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的飞行员来打，因为柯林顿政府知道，公众不支持军人为捍卫人权而牺牲自己。
对於公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人权积极份子密切地在华盛顿活动。但在有风险时，在国会议员受到选区的反向压力时，这种内线活动的弱点就暴露无余。卢旺达1994年的种族屠杀就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例。据报导，当时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对正在悄悄游说白宫采取行动的人权观察代表说，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他不可能要求白宫干预。但人权运动没有动员民众，仅仅发表新的报告，发出呼吁，向媒体提供场面悲惨的录影带。
中国问题也是如此。除非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在选举中受到伤害或者募不到捐款，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联合经济制裁行动。人权组织的任何威吓都不能改变他们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除非他们以某种方式刺激公众想象力，宣传其观念，否则在世界许多地区起火冒烟之际，人权组织唯一所做的就是忙於修改法律。
人权人士有时说人权运动是草根民主的萌芽，然而我们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非民主的压力团体。除了其成员和拥有极大权力和影响力的捐款人之外，它不对任何人负责。没有人权运动会发生科索沃战争吗？作为一个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我称赞其结果。但作为一个民主人士，我很担心。这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但却是以非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
由於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没有伤亡，公众支持的问题从未发生。但未来的人权呼吁可能不会像科索沃那样廉价。人民愿意接受这种代价吗？我认为，只有人权运动愿意从事更直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手弄脏，人民才会愿意。它必须像游说国会和福特基金会那样，努力游说中西部教堂、购物中心的民众。它必须把人权案例交给公众，而不仅是依靠其影响力和它会全世界带来莫大好处的信誉。
如果人权运动不能或者不愿这样做，人权运动的前景就很可能像平权运动那样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两者显然非常相似。平权行动的观念也很正确，但它遭到公众的反对，其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观念错误，而是由於它偷偷摸摸地行事，它没有认真努力地赢得公众的支持。坚信其观念正确的平权运动人士，认为无须对公众做宣传。他们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和立法，终於整个运动无果而终。
目前，人权运动似乎正沿著同样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得到相同的结果，而这将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损失。
(译自2000年《纽约时报周刊》，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打敗睹場的算牌高手
（原载纽约1998年《世界周刊》）
華人好賭，港、台、大陸、海外皆然。美國的華人賭客，最常去的地方是美西的拉斯維加斯賭城和美東的大西洋賭城。一年四季，無數黃皮膚黑眼珠的同胞搭乘賭場提供的免費發財巴士直奔賭城，或搖老虎機，或玩輪盤睹，或賭廿一點。賭客去睹場，當然是為了贏錢。然而，據筆者觀察，除個別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賭客都是輸的多，贏的少。許多人辛辛苦苦打工來的血汗錢，一點一滴攢下來准備養老的保命錢，都送給了賭場老闆，有些華人賭客，甚至輸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賭場賭博究竟能不能贏錢？有人說，賭場自己設計的賭博規則，保障賭場只贏不輸；如果大多數賭客能贏錢，賭場就要關門了。然而芸芸賭客之中的確有極少數人，運用統計學家建立的算牌理論和技術，加上自己的智慧、細心、耐性和毅力，通過賭廿一點或撲克遊戲機，在賭場贏了大錢。這些人既有職業賭徒，也有退休老婦。既有美國人，也有華人，他們是賭客中的“算牌(card-counting)”高手。
廿一點算牌高手柯提斯
42歲的安東尼 柯提斯(Anthony Curtis)，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廿一點高手，曾獲1987年世界廿一點比賽冠軍。他在睹場睹廿一點時施展算牌技術，不僅發了大財，還開辦了一家出版社，專門出版有關賭博理論和算牌技術的書籍。
柯提斯在底特律長大，天生就是一個賭徒，從四歲起就喜歡各種賭博。16歲那年，友人送他一本查爾斯.艾因斯坦(Charles Einstein)的《賭廿一點的贏錢術》(How to Win at Blackjack)。他讀了這本書和其他算牌技術書籍之後，立志去拉斯維加斯賭城，靠賭博為生。
柯提斯認真研究算牌書籍，每日苦練算牌技術，練得頭昏腦脹，手上磨起了乾繭。1979年他21歲，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提供的獎學金，搬到拉斯維加斯，以自己積蓄的1800美元作為睹本，到“撒哈拉賭場”初次下海。第一天他贏了22美元，但第二天卻輸掉900元。初涉賭場的柯提斯經受不了這種打擊，在牌桌上精神緊張，呼吸急促，後來病倒在床。
初戰失利以後，柯提斯返回現實世界。起先他當股票經紀，後來在拉斯維加斯赌场擔任保安。這時候，柯提斯遇到一位伯樂，這就是對算牌技術頗有研究的統計學和金融學教授斯坦福.翁(Stanford Wong)。翁教授一眼看出柯提斯是個賭博天才，全力支持他參加廿一點比賽，而且獲得一屆冠軍。柯提斯用翁教授提供的資金作為賭本，在賭場中贏了一大筆錢。1989年他用贏來的錢開办杭亭頓出版社 (Hungtinton Press)，出版《焚燒拉斯維加斯牌桌》(Burning the Tables in Las Vegas)、《廿一點理論》(The Theory of Blacjjack)《睹場秘密》(Casino Secrets)等暢銷賭博書籍。現在，柯提斯只是在空閑時候時間才去賭場場顯一顯自己的身手。
柯提斯只賭廿一點，不搞任何其他方式的賭博。據他研究，賭場提供的各種賭博方式中，只有廿一點等極少數賭博，賭客才有勝算的可能，其他絕大多數賭博方式都屬於所謂“負值期望”賭博，即只要赌徒赌博足夠長的時間，睹場一定會贏，賭客必定會輸，輸掉的錢與賭本的比率为1%至60%。例如，輪盤賭就是一種“負值期望”賭博。輪盤的38塊方格中有18塊是紅色，18塊綠色，2塊為“雙零”。假設赌徒在紅色方格下注，賠率為一比一，贏的機率為18/38，輸的機率為20/38，總的贏機率為1x18/38-1x18/20=-2/38，即-5.3%。換句話說，只要賭博時間足夠長，賭客每下注100元，就會輸掉5元30美分。
但美國許多睹客不知道這一點，僅1998年就送給睹場550億元，平均每人輸掉203美元。過去十年來，賭博浪潮空前高漲，賭場的盈利倍增。
柯提斯賭博的風格是明鬆暗緊，外馳內張。在牌桌上，他似乎非常轻松，悠閑地喝啤酒，有時還與莊家開玩笑，好像一個來度假的观光客。但他的眼睛卻一直掃描著莊家翻出的每一張牌，腦海裏不停地進行幾種變量的運算。在牌桌下，他用左腳來計算出現的A牌數，出現第一張A牌，他左腳後根著地；出現第二張A，腳掌左側著地；第三張A，腳趾著地；第四張A，腳掌右側著地。同時，他的大腦在計算著出現的其他牌：二點牌和八點牌計為(+1)，三點、四點、六點、七點計為(+2)，五點計為(+3)，九點是(-1)，十點和J、Q、K牌(在廿一點中都算十點)計為(-3)。
柯提斯的基本理論是：和其他賭博不同，廿一點是一種相互存在依賴關系的事件的賭博；追蹤打出的每一張牌，可以獲得剩餘牌的有用資訊。如果在剩餘牌裏有比較多的十點牌和A牌，這種形勢對賭客有利，因為賭客容易得到廿一點(莊家的賠錢率是一點五比一)，而莊家必須遵守五條規則，比較容易爆牌。每當他計算的數值為正數，他就增加賭注。用這種并不太復雜的算牌技術，只要堅持相當長時間，每個賭客都可以在睹場贏錢。
積少成多的史考特太太
許多人認為，賭客不可能打敗賭場。但他們錯了。61歲的退休婦女簡 史考特(Jean Scott)及其老伴布拉德，兩年之內用在賭場贏的錢在拉斯維加斯買了一套合作公寓。她說：“人們常說，如果大家都贏錢，誰來為賭場的輝煌燈火交電費？但我就沒有。”
史考特出身於牧師家庭，父親從小對她灌輸的觀念是：賭博是魔鬼設下的陷阱。直到35歲，她才首次聽說撲克牌遊戲中的“四同花”(four suits)。但她決心補償失去的光陰。她寫的書《儉省的睹客》(Frugal Gambler)，剖析了撲克遊戲機的秘密，教授讀者贏錢之道。她為自己晚年賭博辯護說：“我告訴人們，我是在帮上帝做事，從那些萬惡的賭場老闆那里把钱拿走。”
史考特認為，賭客不應該去那些以外地觀光客集中的大賭場，而應該到那種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對象的小賭場，因為在這類小賭場賭博，賭徒贏錢的機率比其他賭場要大。
史考特玩的是“撲克遊戲機”(video poker)中的“打五張”(five-card draw)賭博。她每小時可以玩600局，輸贏總額平均達3000美元。這種賭博的規則是：遊戲機發給賭客的五張牌，賭客自己丟掉不好的牌，向機器索要新牌以湊成五張好牌。每台遊戲機顯示有該機器的賠錢率。例如，每局賭五美元，睹客得到一對J牌以上的牌，就贏五美元；睹客如果湊成“同花大順”(royal flush)，可能贏4000美元。
史考特進賭場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選遊戲機。她先用筆記本記錄各台機器的賠錢率和賭博規則。然後進行比較，尋找贏錢機會較大的機器。例如，“滿堂紅”(full house，即三張同點，另外兩張也同點)賠率為九倍的遊戲機，就比賠率為八倍的機器好。回家以後，她把資料輸入電腦程式“撲克贏家”(Win Poker)進行運算。這種程式摹擬數百萬次撲克賭博，算出贏得某種牌出現的機率，然後與遊戲機的賠率進行比較。數秒鐘以後，史考特就得兩個重要數据：對於某一台遊戲機，打哪種牌具有最高的回吐率，以及其回吐值是多少。賭場禁止賭客使用電腦，但并不禁止賭客把記載有最佳賭博方法的資料帶入睹場。
例如，一台叫Deuces Wild的撲克遊戲機，只要嚴格遵照電腦推荐的最佳打牌模式，賭足夠長時間，其回吐率為100.67%。按照史考特每小時睹600局的速度推算，她每小時可以贏22.8美元。但史考特說，完全遵照電腦模式打牌是不可能的，通常她的出錯率為0.5%，扣掉之後，她實際上每小時可以贏15美元。
假設遊戲機熒屏上出現一張方塊十、紅桃十、紅桃K，方塊K和梅花J。一般睹客會丟棄梅花J，以便湊成“滿堂紅”。但史考特卻會丟棄兩張十點和梅花J，以便想湊成“四同花”。因為根據電腦計算，這台機器平均每賭47.1局會出現一次“滿堂紅”，賠率為一賠三；但每睹15.39局就會出現一次“四同花”，賠率為一賠五
。因而“四同花”才是這台機器的最佳贏錢模式。這台遊戲機的最佳回吐率為100.76%，其中近三分之一來自“四同花”。
史考特說，她嚴格按照電腦指示，抓住一連串中等賠率的贏錢機會，但一般睹客最易犯的錯誤是想湊成賠率最高的“同花大順”，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遊戲機的最佳贏錢模式。根據電腦計算，同花大順的回吐量只佔總回吐量的1.7%-2.0%。要使遊戲機保持高於100%的回吐率，睹客必須賭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得到一次“同花大順”。對於Deuces Wild遊戲機來說，睹客要睹40390局才會得到一次同花大順，相當於每小時睹600局的睹客連續睹67小時，如果每天睹八小時，睹客需要連續賭八天多。。
史科特認為，算牌技術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只要認真閱讀有關讀書籍，會用電腦，每個賭徒都可以在睹場贏得可觀的錢。
算牌技術的科學理論
算牌技術的基礎理論是概率論。
美國最早對賭博技術進行科學分析的著作，是1956年9月《美國統計學協會會刊》發表的論文《廿一點的最佳戰略》，作者是美國陸軍的四位數學家，他們後來被人稱為“包德溫小組”(Baldwin group)。論文分析了在賭廿一點如何獲得最大贏錢機會的賭法，賭客只要遵守論文中描述的規則，就一定會贏錢。這篇論文的發表，使廿一點成為美國睹場內最有吸引力的賭博。
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愛德華.索普Edward O. Thorp)是研究廿一點理論的大師，柯提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索普於1962年寫了一本書《打敗莊家》(Beat the Dealer)。“包德溫小組”主要研究怎樣根據手中的紙牌，獲得最大的贏錢機會，但他們認為算牌是不可能的。索普則依靠當時還很稀罕的電腦，獲得兩項理論上的突破：聰明的賭客能夠在賭博時算牌，而且，賭客能夠利用算牌技術，保持比莊家更大的贏錢機會。
1950年代以來，數學家研究出數十種關於廿一點算牌技術，普通賭客也可以學會。天體物理學家奧拉夫.范庫拉(Olaf Vancura)和電气工程師肯.福克斯(Ken Fucks)，用自己編寫的摹擬程式，在電腦上以每小時賭兩億局的速度進行摹擬計算，獲得一種“K.O.算牌法”，它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簡單易行和最可能贏錢的算牌技術。他們寫的《打敗廿一點》(Knock-out Blackjack)一書说，在單副牌賭博(single-deck game)中，如果賭客完美無缺地按照“K.O.算牌法”操作，其贏錢的機率是101.53%。
各种算牌技術都要求賭客將撲克牌賦予一定的數值，但K.O.算牌法的賦值辦法最簡單：二至七點牌算+1，八至九點牌算0，十點、J牌、Q牌、K牌算-1，A牌為-1。在實際計算時，+1的牌和-1的牌可以相互抵銷(如一張七點和一張J)。在各手牌之間，只需要記住數張牌。
許多算牌法還要求賭客同時進行“側面計算”(side counting)，即獨立地追蹤某種牌(通常事A牌)的出現頻率。但K.O.算牌法不需要考慮這些。
最后，在多副牌賭博(Multideck game)中，許多算牌法要求賭客將已打出紙牌的計算數值，用賭客所估計的剩餘牌數目來除，所得到的“真實計數”(true count)，是決定下注大小的關鍵因素。例如：已打出牌的計算數值為+3。在兩副牌賭博中，已經打出大約一又四分之一迭牌，剩下四分之三副牌，用3/4來除+3，去掉尾數，得到真實計數為+4，這意味著這是賭客是下大注的好機會。但K.O算牌法只要求賭客計算已打出牌的數值，不需要計算“真實計數”。
盡管算牌高手可以使用算牌法，通過長時间賭博而贏錢，這個過程卻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伴隨著大量的輸錢牌局。這是因為算牌的贏錢率只是長時間許多次賭博的平均值，其中存在輸贏的極大波動。柯提斯初次下海賭博，第一天贏22美元，第二天卻輸掉900美元，就是這種輸贏波動的表現。有時候，賭客可能在數周之內連續輸錢。史考特和她的丈夫布拉德，在一個運气不好的一個月，曾經輸給賭場一萬美元。俗話說：輸不起的人不要上赌桌。許多完全可以贏錢的賭客，卻因為經受不起輸錢的精神壓力而放棄贏錢的機會。
另外，賭客用算牌法贏錢，還要有充足的賭本。如果賭本輸光了，拿什么錢來翻本？算牌理論中的所謂“破產風險”(risk of ruin)，就是指一定數量的賭本輸光之後再加倍贏回來的可能性。據范庫拉計算，使用他設計的一種算牌法，廿一點賭博有101.11%的期望回報率。如果賭本為最小賭注的25倍，在加倍贏回來之前，賭本輸光的可能性為47%。如果想要把賭本輸光的可能性減小到0.5%，賭本必須比最小睹注大1000倍以上，即如果最小賭注為5元，賭客最少需要有5000元的賭本。
陳立真和他的算牌隊
今年3月7日，內華達州最高法院對華人算牌手陳立真與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賭場的賭博訴訟作出的裁決，不僅驚動了全美賭博界，而且使以陳立真為首的華人算牌隊在公眾中曝光。(4月26日和5月？日世界日報均有報導)
陳立真是加州巴沙迪那噴射推進實驗室的電腦程式設計師。他和一些朋友組成的算牌隊，利用業餘時間出沒於拉斯維加斯各賭場，贏了不少錢。該算牌隊成員曹紅，十年前從大陸來美時根本沒有什麼錢，加入算牌隊以後獲得的收入足夠她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兩年攻讀企管碩士學位的費用。
由於經常光顧賭場，陳立真已被賭場列入“不受歡迎的賭客”黑名單。三年前，為了避免被賭場認出，他在蒙地卡羅賭場使用假的緬甸護照換到44000美元的籌碼，在廿一點牌桌上贏了40400美元。這時候，賭場發現陳立真是算牌手，立即制止他繼續賭博，而且沒收了他贏到的錢，只把賭本退還給他。陳立真不服，向內華達州賭業管制委員會提出控告，該委員會裁決賭場勝訴。陳立真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訴，法院駁回了上訴。最後，陳立真向內華達州最高法院上訴。州最高法院裁決說：“陳立真贏錢的首要原因是他賭廿一點的技巧，而不是他提供了假身份。假身份使陳立真換到44000美元籌碼，但并不是他贏錢的原因。”因此，蒙地卡羅賭場應該退還陳立真贏得的40400美元。
和單槍匹馬的算牌手比較，算牌隊具有許多優越性。首先，單個算牌手賭本有限，一旦全盤輸光，難以在短期內籌集足夠的賭本卷土重來。而算牌隊人多勢眾，可以聚集起大筆賭資。目前，陳立真的算牌隊已積累有80-100萬元賭資。其次，正如操買股票中的分散投資，算牌隊能夠分散輸錢的巨大風險和精神壓力。某個算牌手一次失利，有整個算牌隊的巨大賭本作堅強後盾，還可以因其他算牌手贏錢而減小自己的壓力。第三，在賭博時，算牌隊員之間還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一個女隊員遇到壞牌、以小賭注連續輸錢之後，發現了可能獲得好牌的機會，為了避免突然增大賭注而引起賭場懷疑，她可以讓自己的“男友”上場。
當然，算牌隊人數較多，也帶來管理和贏利分配方面的困難，以及防止個別隊員從中舞弊的問題。陳立真的算牌隊是由相互信得過的朋友和夫妻檔組成。七年來，他的算牌隊就開除過一名暗中貪污錢的隊員。
賭場對算牌的態度
賭場老闆開辦賭場，當然希望賭客輸的錢越多越好。算牌技術和算牌手的出現，似乎給賭場帶來莫大威脅。然而，對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算牌書籍、電腦軟體積和講座，賭場卻似乎抱著不聞不問甚至暗中高興的容忍態度。這是為什麼呢？
1962年索普出版《大敗莊家》一書之後，《生活》畫報曾經預言，索普研究出的算牌技術會導致一場賭博業的大革命。各地賭場也惶恐不安，他們以為即將冒出一大批算牌手，連忙採取對應措施。1964年4月1日，拉斯維加斯德大多數賭場宣布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例如，一對A牌不能分開計算，雙倍賠率只限於兩張牌點數為十一點。這種規則修改，就好像下國際象棋時，其中一方首先被拿掉一隻車。
但這樣一來，大批賭客拒絕赌廿一點，廿一點牌桌旁門可羅雀。賭場經理一看不妙。只好恢復原來的規則，才把賭客拉回賭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賭場經理放下心來。現在，不僅賭廿一點的人數比原先還多，賭客下注的錢也多於過去，賭場當然也賺了更多的錢。這是因為更多的人認為赌廿一點最可能贏錢，而被吸引賭桌上來。范庫拉認為，大多數賭客并沒有認真研究和熟練掌握算牌技術，就匆匆忙忙坐到賭桌上。
對於普通賭客的無知和無能，柯提斯、史科特等算牌高手感到十分驚訝。毫無疑問，賭客利用算牌技術完全能夠打敗賭場。他們希望，普通睹客決定他們已經輸錢足夠，睹場盈利將從可恨萎縮到僅僅顯著。那些通過智力努力而不是碰運气者的成功，將會激發新的認識，概率論的美妙、奇妙和不可阻擋力量。
最后，笔者仍然认为，练不成算牌高手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去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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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牌書籍：
彼得.葛瑞芬：《廿一點理論》(Peter Griffin：The Theory of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9年第六版。此書介紹了關於廿一點賭博的數學理論，但如果沒有學過統計學，不易完全讀懂。
奧拉夫.范庫拉和肯.福克斯：《打敗廿一點》(Olaf Vancura & Ken Fuchs: Knock-Out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此書介紹的算牌技術簡單易行，但又保留了復雜算牌技術的威力。
斯坦福.翁：《翁氏最新廿一點新聞》(Stanford Wong: Stanford Wong's Current Blackjack News)，月刊，Pi Yee Press。該雜誌報導一些對賭客很有用的全國賭場新聞。例如，為了吸引賭客，一些賭場經常在短期內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這些規則修改對賭客贏錢有利。例如，把兩張牌廿一點的賠錢率從平時的一點五倍改為兩倍，該雜誌訂閱辦法見網址www.bi21.com。
簡.史考特：《儉省的賭客》(Jean Scott:Frugal Gambler)，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介紹撲克遊戲機的贏錢法。
安東尼.柯提斯：《拉斯維加斯指南》(Anthony Curtis: The Las Vegas Advisor)月刊，Huntington Press。
華人好賭，港、台、大陸、海外皆然。美國的華人賭客，最常去的地方是美西的拉斯維加斯賭城和美東的大西洋賭城。一年四季，無數黃皮膚黑眼珠的同胞搭乘賭場提供的免費發財巴士直奔賭城，或搖老虎機，或玩輪盤睹，或賭廿一點。賭客去睹場，當然是為了贏錢。然而，據筆者觀察，除個別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賭客都是輸的多，贏的少。許多人辛辛苦苦打工來的血汗錢，一點一滴攢下來准備養老的保命錢，都送給了賭場老闆，有些華人賭客，甚至輸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賭場賭博究竟能不能贏錢？有人說，賭場自己設計的賭博規則，保障賭場只贏不輸；如果大多數賭客能贏錢，賭場就要關門了。然而芸芸賭客之中的確有極少數人，運用統計學家建立的算牌理論和技術，加上自己的智慧、細心、耐性和毅力，通過賭廿一點或撲克遊戲機，在賭場贏了大錢。這些人既有職業賭徒，也有退休老婦。既有美國人，也有華人，他們是賭客中的“算牌(card-counting)”高手。
廿一點算牌高手柯提斯
42歲的安東尼 柯提斯(Anthony Curtis)，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廿一點高手，曾獲1987年世界廿一點比賽冠軍。他在睹場睹廿一點時施展算牌技術，不僅發了大財，還開辦了一家出版社，專門出版有關賭博理論和算牌技術的書籍。
柯提斯在底特律長大，天生就是一個賭徒，從四歲起就喜歡各種賭博。16歲那年，友人送他一本查爾斯.艾因斯坦(Charles Einstein)的《賭廿一點的贏錢術》(How to Win at Blackjack)。他讀了這本書和其他算牌技術書籍之後，立志去拉斯維加斯賭城，靠賭博為生。
柯提斯認真研究算牌書籍，每日苦練算牌技術，練得頭昏腦脹，手上磨起了乾繭。1979年他21歲，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提供的獎學金，搬到拉斯維加斯，以自己積蓄的1800美元作為睹本，到“撒哈拉賭場”初次下海。第一天他贏了22美元，但第二天卻輸掉900元。初涉賭場的柯提斯經受不了這種打擊，在牌桌上精神緊張，呼吸急促，後來病倒在床。
初戰失利以後，柯提斯返回現實世界。起先他當股票經紀，後來在拉斯維加斯赌场擔任保安。這時候，柯提斯遇到一位伯樂，這就是對算牌技術頗有研究的統計學和金融學教授斯坦福.翁(Stanford Wong)。翁教授一眼看出柯提斯是個賭博天才，全力支持他參加廿一點比賽，而且獲得一屆冠軍。柯提斯用翁教授提供的資金作為賭本，在賭場中贏了一大筆錢。1989年他用贏來的錢開办杭亭頓出版社 (Hungtinton Press)，出版《焚燒拉斯維加斯牌桌》(Burning the Tables in Las Vegas)、《廿一點理論》(The Theory of Blacjjack)《睹場秘密》(Casino Secrets)等暢銷賭博書籍。現在，柯提斯只是在空閑時候時間才去賭場場顯一顯自己的身手。
柯提斯只賭廿一點，不搞任何其他方式的賭博。據他研究，賭場提供的各種賭博方式中，只有廿一點等極少數賭博，賭客才有勝算的可能，其他絕大多數賭博方式都屬於所謂“負值期望”賭博，即只要赌徒赌博足夠長的時間，睹場一定會贏，賭客必定會輸，輸掉的錢與賭本的比率为1%至60%。例如，輪盤賭就是一種“負值期望”賭博。輪盤的38塊方格中有18塊是紅色，18塊綠色，2塊為“雙零”。假設赌徒在紅色方格下注，賠率為一比一，贏的機率為18/38，輸的機率為20/38，總的贏機率為1x18/38-1x18/20=-2/38，即-5.3%。換句話說，只要賭博時間足夠長，賭客每下注100元，就會輸掉5元30美分。
但美國許多睹客不知道這一點，僅1998年就送給睹場550億元，平均每人輸掉203美元。過去十年來，賭博浪潮空前高漲，賭場的盈利倍增。
柯提斯賭博的風格是明鬆暗緊，外馳內張。在牌桌上，他似乎非常轻松，悠閑地喝啤酒，有時還與莊家開玩笑，好像一個來度假的观光客。但他的眼睛卻一直掃描著莊家翻出的每一張牌，腦海裏不停地進行幾種變量的運算。在牌桌下，他用左腳來計算出現的A牌數，出現第一張A牌，他左腳後根著地；出現第二張A，腳掌左側著地；第三張A，腳趾著地；第四張A，腳掌右側著地。同時，他的大腦在計算著出現的其他牌：二點牌和八點牌計為(+1)，三點、四點、六點、七點計為(+2)，五點計為(+3)，九點是(-1)，十點和J、Q、K牌(在廿一點中都算十點)計為(-3)。
柯提斯的基本理論是：和其他賭博不同，廿一點是一種相互存在依賴關系的事件的賭博；追蹤打出的每一張牌，可以獲得剩餘牌的有用資訊。如果在剩餘牌裏有比較多的十點牌和A牌，這種形勢對賭客有利，因為賭客容易得到廿一點(莊家的賠錢率是一點五比一)，而莊家必須遵守五條規則，比較容易爆牌。每當他計算的數值為正數，他就增加賭注。用這種并不太復雜的算牌技術，只要堅持相當長時間，每個賭客都可以在睹場贏錢。
積少成多的史考特太太
許多人認為，賭客不可能打敗賭場。但他們錯了。61歲的退休婦女簡 史考特(Jean Scott)及其老伴布拉德，兩年之內用在賭場贏的錢在拉斯維加斯買了一套合作公寓。她說：“人們常說，如果大家都贏錢，誰來為賭場的輝煌燈火交電費？但我就沒有。”
史考特出身於牧師家庭，父親從小對她灌輸的觀念是：賭博是魔鬼設下的陷阱。直到35歲，她才首次聽說撲克牌遊戲中的“四同花”(four suits)。但她決心補償失去的光陰。她寫的書《儉省的睹客》(Frugal Gambler)，剖析了撲克遊戲機的秘密，教授讀者贏錢之道。她為自己晚年賭博辯護說：“我告訴人們，我是在帮上帝做事，從那些萬惡的賭場老闆那里把钱拿走。”
史考特認為，賭客不應該去那些以外地觀光客集中的大賭場，而應該到那種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對象的小賭場，因為在這類小賭場賭博，賭徒贏錢的機率比其他賭場要大。
史考特玩的是“撲克遊戲機”(video poker)中的“打五張”(five-card draw)賭博。她每小時可以玩600局，輸贏總額平均達3000美元。這種賭博的規則是：遊戲機發給賭客的五張牌，賭客自己丟掉不好的牌，向機器索要新牌以湊成五張好牌。每台遊戲機顯示有該機器的賠錢率。例如，每局賭五美元，睹客得到一對J牌以上的牌，就贏五美元；睹客如果湊成“同花大順”(royal flush)，可能贏4000美元。
史考特進賭場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選遊戲機。她先用筆記本記錄各台機器的賠錢率和賭博規則。然後進行比較，尋找贏錢機會較大的機器。例如，“滿堂紅”(full house，即三張同點，另外兩張也同點)賠率為九倍的遊戲機，就比賠率為八倍的機器好。回家以後，她把資料輸入電腦程式“撲克贏家”(Win Poker)進行運算。這種程式摹擬數百萬次撲克賭博，算出贏得某種牌出現的機率，然後與遊戲機的賠率進行比較。數秒鐘以後，史考特就得兩個重要數据：對於某一台遊戲機，打哪種牌具有最高的回吐率，以及其回吐值是多少。賭場禁止賭客使用電腦，但并不禁止賭客把記載有最佳賭博方法的資料帶入睹場。
例如，一台叫Deuces Wild的撲克遊戲機，只要嚴格遵照電腦推荐的最佳打牌模式，賭足夠長時間，其回吐率為100.67%。按照史考特每小時睹600局的速度推算，她每小時可以贏22.8美元。但史考特說，完全遵照電腦模式打牌是不可能的，通常她的出錯率為0.5%，扣掉之後，她實際上每小時可以贏15美元。
假設遊戲機熒屏上出現一張方塊十、紅桃十、紅桃K，方塊K和梅花J。一般睹客會丟棄梅花J，以便湊成“滿堂紅”。但史考特卻會丟棄兩張十點和梅花J，以便想湊成“四同花”。因為根據電腦計算，這台機器平均每賭47.1局會出現一次“滿堂紅”，賠率為一賠三；但每睹15.39局就會出現一次“四同花”，賠率為一賠五
。因而“四同花”才是這台機器的最佳贏錢模式。這台遊戲機的最佳回吐率為100.76%，其中近三分之一來自“四同花”。
史考特說，她嚴格按照電腦指示，抓住一連串中等賠率的贏錢機會，但一般睹客最易犯的錯誤是想湊成賠率最高的“同花大順”，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遊戲機的最佳贏錢模式。根據電腦計算，同花大順的回吐量只佔總回吐量的1.7%-2.0%。要使遊戲機保持高於100%的回吐率，睹客必須賭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得到一次“同花大順”。對於Deuces Wild遊戲機來說，睹客要睹40390局才會得到一次同花大順，相當於每小時睹600局的睹客連續睹67小時，如果每天睹八小時，睹客需要連續賭八天多。。
史科特認為，算牌技術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只要認真閱讀有關讀書籍，會用電腦，每個賭徒都可以在睹場贏得可觀的錢。
算牌技術的科學理論
算牌技術的基礎理論是概率論。
美國最早對賭博技術進行科學分析的著作，是1956年9月《美國統計學協會會刊》發表的論文《廿一點的最佳戰略》，作者是美國陸軍的四位數學家，他們後來被人稱為“包德溫小組”(Baldwin group)。論文分析了在賭廿一點如何獲得最大贏錢機會的賭法，賭客只要遵守論文中描述的規則，就一定會贏錢。這篇論文的發表，使廿一點成為美國睹場內最有吸引力的賭博。
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愛德華.索普Edward O. Thorp)是研究廿一點理論的大師，柯提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索普於1962年寫了一本書《打敗莊家》(Beat the Dealer)。“包德溫小組”主要研究怎樣根據手中的紙牌，獲得最大的贏錢機會，但他們認為算牌是不可能的。索普則依靠當時還很稀罕的電腦，獲得兩項理論上的突破：聰明的賭客能夠在賭博時算牌，而且，賭客能夠利用算牌技術，保持比莊家更大的贏錢機會。
1950年代以來，數學家研究出數十種關於廿一點算牌技術，普通賭客也可以學會。天體物理學家奧拉夫.范庫拉(Olaf Vancura)和電气工程師肯.福克斯(Ken Fucks)，用自己編寫的摹擬程式，在電腦上以每小時賭兩億局的速度進行摹擬計算，獲得一種“K.O.算牌法”，它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簡單易行和最可能贏錢的算牌技術。他們寫的《打敗廿一點》(Knock-out Blackjack)一書说，在單副牌賭博(single-deck game)中，如果賭客完美無缺地按照“K.O.算牌法”操作，其贏錢的機率是101.53%。
各种算牌技術都要求賭客將撲克牌賦予一定的數值，但K.O.算牌法的賦值辦法最簡單：二至七點牌算+1，八至九點牌算0，十點、J牌、Q牌、K牌算-1，A牌為-1。在實際計算時，+1的牌和-1的牌可以相互抵銷(如一張七點和一張J)。在各手牌之間，只需要記住數張牌。
許多算牌法還要求賭客同時進行“側面計算”(side counting)，即獨立地追蹤某種牌(通常事A牌)的出現頻率。但K.O.算牌法不需要考慮這些。
最后，在多副牌賭博(Multideck game)中，許多算牌法要求賭客將已打出紙牌的計算數值，用賭客所估計的剩餘牌數目來除，所得到的“真實計數”(true count)，是決定下注大小的關鍵因素。例如：已打出牌的計算數值為+3。在兩副牌賭博中，已經打出大約一又四分之一迭牌，剩下四分之三副牌，用3/4來除+3，去掉尾數，得到真實計數為+4，這意味著這是賭客是下大注的好機會。但K.O算牌法只要求賭客計算已打出牌的數值，不需要計算“真實計數”。
盡管算牌高手可以使用算牌法，通過長時间賭博而贏錢，這個過程卻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伴隨著大量的輸錢牌局。這是因為算牌的贏錢率只是長時間許多次賭博的平均值，其中存在輸贏的極大波動。柯提斯初次下海賭博，第一天贏22美元，第二天卻輸掉900美元，就是這種輸贏波動的表現。有時候，賭客可能在數周之內連續輸錢。史考特和她的丈夫布拉德，在一個運气不好的一個月，曾經輸給賭場一萬美元。俗話說：輸不起的人不要上赌桌。許多完全可以贏錢的賭客，卻因為經受不起輸錢的精神壓力而放棄贏錢的機會。
另外，賭客用算牌法贏錢，還要有充足的賭本。如果賭本輸光了，拿什么錢來翻本？算牌理論中的所謂“破產風險”(risk of ruin)，就是指一定數量的賭本輸光之後再加倍贏回來的可能性。據范庫拉計算，使用他設計的一種算牌法，廿一點賭博有101.11%的期望回報率。如果賭本為最小賭注的25倍，在加倍贏回來之前，賭本輸光的可能性為47%。如果想要把賭本輸光的可能性減小到0.5%，賭本必須比最小睹注大1000倍以上，即如果最小賭注為5元，賭客最少需要有5000元的賭本。
陳立真和他的算牌隊
今年3月7日，內華達州最高法院對華人算牌手陳立真與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賭場的賭博訴訟作出的裁決，不僅驚動了全美賭博界，而且使以陳立真為首的華人算牌隊在公眾中曝光。(4月26日和5月？日世界日報均有報導)
陳立真是加州巴沙迪那噴射推進實驗室的電腦程式設計師。他和一些朋友組成的算牌隊，利用業餘時間出沒於拉斯維加斯各賭場，贏了不少錢。該算牌隊成員曹紅，十年前從大陸來美時根本沒有什麼錢，加入算牌隊以後獲得的收入足夠她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兩年攻讀企管碩士學位的費用。
由於經常光顧賭場，陳立真已被賭場列入“不受歡迎的賭客”黑名單。三年前，為了避免被賭場認出，他在蒙地卡羅賭場使用假的緬甸護照換到44000美元的籌碼，在廿一點牌桌上贏了40400美元。這時候，賭場發現陳立真是算牌手，立即制止他繼續賭博，而且沒收了他贏到的錢，只把賭本退還給他。陳立真不服，向內華達州賭業管制委員會提出控告，該委員會裁決賭場勝訴。陳立真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訴，法院駁回了上訴。最後，陳立真向內華達州最高法院上訴。州最高法院裁決說：“陳立真贏錢的首要原因是他賭廿一點的技巧，而不是他提供了假身份。假身份使陳立真換到44000美元籌碼，但并不是他贏錢的原因。”因此，蒙地卡羅賭場應該退還陳立真贏得的40400美元。
和單槍匹馬的算牌手比較，算牌隊具有許多優越性。首先，單個算牌手賭本有限，一旦全盤輸光，難以在短期內籌集足夠的賭本卷土重來。而算牌隊人多勢眾，可以聚集起大筆賭資。目前，陳立真的算牌隊已積累有80-100萬元賭資。其次，正如操買股票中的分散投資，算牌隊能夠分散輸錢的巨大風險和精神壓力。某個算牌手一次失利，有整個算牌隊的巨大賭本作堅強後盾，還可以因其他算牌手贏錢而減小自己的壓力。第三，在賭博時，算牌隊員之間還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一個女隊員遇到壞牌、以小賭注連續輸錢之後，發現了可能獲得好牌的機會，為了避免突然增大賭注而引起賭場懷疑，她可以讓自己的“男友”上場。
當然，算牌隊人數較多，也帶來管理和贏利分配方面的困難，以及防止個別隊員從中舞弊的問題。陳立真的算牌隊是由相互信得過的朋友和夫妻檔組成。七年來，他的算牌隊就開除過一名暗中貪污錢的隊員。
賭場對算牌的態度
賭場老闆開辦賭場，當然希望賭客輸的錢越多越好。算牌技術和算牌手的出現，似乎給賭場帶來莫大威脅。然而，對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算牌書籍、電腦軟體積和講座，賭場卻似乎抱著不聞不問甚至暗中高興的容忍態度。這是為什麼呢？
1962年索普出版《大敗莊家》一書之後，《生活》畫報曾經預言，索普研究出的算牌技術會導致一場賭博業的大革命。各地賭場也惶恐不安，他們以為即將冒出一大批算牌手，連忙採取對應措施。1964年4月1日，拉斯維加斯德大多數賭場宣布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例如，一對A牌不能分開計算，雙倍賠率只限於兩張牌點數為十一點。這種規則修改，就好像下國際象棋時，其中一方首先被拿掉一隻車。
但這樣一來，大批賭客拒絕赌廿一點，廿一點牌桌旁門可羅雀。賭場經理一看不妙。只好恢復原來的規則，才把賭客拉回賭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賭場經理放下心來。現在，不僅賭廿一點的人數比原先還多，賭客下注的錢也多於過去，賭場當然也賺了更多的錢。這是因為更多的人認為赌廿一點最可能贏錢，而被吸引賭桌上來。范庫拉認為，大多數賭客并沒有認真研究和熟練掌握算牌技術，就匆匆忙忙坐到賭桌上。
對於普通賭客的無知和無能，柯提斯、史科特等算牌高手感到十分驚訝。毫無疑問，賭客利用算牌技術完全能夠打敗賭場。他們希望，普通睹客決定他們已經輸錢足夠，睹場盈利將從可恨萎縮到僅僅顯著。那些通過智力努力而不是碰運气者的成功，將會激發新的認識，概率論的美妙、奇妙和不可阻擋力量。
最后，笔者仍然认为，练不成算牌高手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去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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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牌書籍：
彼得.葛瑞芬：《廿一點理論》(Peter Griffin：The Theory of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9年第六版。此書介紹了關於廿一點賭博的數學理論，但如果沒有學過統計學，不易完全讀懂。
奧拉夫.范庫拉和肯.福克斯：《打敗廿一點》(Olaf Vancura & Ken Fuchs: Knock-Out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此書介紹的算牌技術簡單易行，但又保留了復雜算牌技術的威力。
斯坦福.翁：《翁氏最新廿一點新聞》(Stanford Wong: Stanford Wong's Current Blackjack News)，月刊，Pi Yee Press。該雜誌報導一些對賭客很有用的全國賭場新聞。例如，為了吸引賭客，一些賭場經常在短期內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這些規則修改對賭客贏錢有利。例如，把兩張牌廿一點的賠錢率從平時的一點五倍改為兩倍，該雜誌訂閱辦法見網址www.bi21.com。
簡.史考特：《儉省的賭客》(Jean Scott:Frugal Gambler)，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介紹撲克遊戲機的贏錢法。
安東尼.柯提斯：《拉斯維加斯指南》(Anthony Curtis: The Las Vegas Advisor)月刊，Huntington Press。
Saturday, September 6, 2008
史蒂文。温伯格：《五个半乌托邦》
译者：戴开元
[译者按]
此文作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u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为德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弱电理论的创始人。他除了在理论物理上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对文化、宗教、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兴趣，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他对后现代主义关於自然科学并未反映客观真理的说法，持严厉批判态度，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宗教。
此文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一月号。温伯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迷信自由市场、精英治国、回归宗教、环保第一、技术至上这五种乌托邦，主张一种追求平等、尊重文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温伯格并未指出，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国经济贫富悬殊、核大战阴云依然笼罩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提倡的“半个乌托邦”。
2001年2月译完，2008年修正个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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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读过许多科学幻想作品。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将来会当科学家，但使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不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而是其中描绘的未来社会，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有的更好，有的更糟。我後来又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爱德华．伯拉米的《向後看》等乌托邦著作，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作品。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未来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等待著我们。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关於未来社会的推测。契科夫一百年前写的《三姊妹》中的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类乌托邦梦想。例如，凡希宁上校说道：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人们将过著一种新
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亲自经历那种生活了
，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受苦的目标。我们
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的
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
凡希宁的理想在廿世纪并未实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它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虽然打著社会主义招牌，却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令人恐怖的反乌托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马克思本人却讥笑乌托邦思想，相反，他宣称自己是以历史科学为指导。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这个观点已经偏离本文的主题。即使我们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样，相信某种类型的政府或者经济制度是出於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未必就会喜欢它。如果马克思是一位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承认自己应该为提出一种想要实现的社会而承担责任，那麽，他从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努力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希特勒的德国也是从宣传一种乌托邦开始，即社会主义再加上由一种种族主宰世界的疯狂幻想。
即使如此，马克思或希特勒并不是最后一位乌托邦推销商。现在的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者以各种方式混合的乌托邦。我们最好仔细注意那些推销乌托邦的人。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抛弃了一种或者几种过去曾经激励出最美好乌托邦理想的重大观念，即平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自由市场乌托邦
自由市场乌托邦认为政府已丧失其大部分功能，仅剩惩罚犯罪、监督契约执行及国防等作用，主张政府取消对自由经济的所有限制，全世界会实现工业化，日益繁荣兴旺。
这种乌托邦的优点是，它不依赖於关於人类本性可以改造的任何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喜欢它。为了讨论起见，如果自由市场确实使某种事物(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或帕累托效率)获得了最大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它是否是我们所希望的应该获得最大值的事物。
显然，平等就是通过自由市场而没有获得最大值的事物之一。我指的不是所谓机会平等之类的浅薄替代物，而是平等本身。无论奖励有才能者的政策会达到什么目标，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无才能者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较少的好东西。除非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我们很难实现平等，很难为那些落到经济底层之外的人设置一个安全网。
并非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他崇拜的苏格拉底以后。他把社会比拟为人类的灵魂，来解释其理想国的严格等级制度：卫国者是理性成份，士兵是精神成份，农民和工匠是更低的成份。我不知道他是把理想国视为自己的化身，还是把自己视为理想国的化身，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荒谬的类比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使处於社会优越地位的人感到非常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逝，平等的梦想逐渐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主义的口号是约翰．波尔的诗句：“亚当锄地，夏娃织布，体面的人在哪里？”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法国贵族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了讨好雅各宾派成员，改名为菲力普-平等。然而，无论是他的改名，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仍然与路易十六和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伯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其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平等》。
在二十世纪，对平等的向往被用来为共产党国家辩护，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大笑话。在共产党国家，所有人被迫接受一种贫困的平等。这里所说的“所有人”，不包括那些能独享华厦美食和良好医疗的极少数政客、名人及其家属。在乌托邦思想中，平等主义也许是由於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最遭人诟病的一点。近年来，任何人如果主张更平等地分配财富，都可能受到企图复兴阶级斗争的指控。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职业棒球队的主攻手。法国革命期间，平等观念很快就被重视人才的观念取代。据说每个拿破仑的士兵，其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当然没有人认为许多士兵都能使用这根节杖。对我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们学校的物理系降低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的录取标准。由於才能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头衔、名声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人类的进取心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难道真的有必要在这些推动力之外再加上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纯粹从经济方面来判断。经济学家说，不平等的奖励制度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食品的不同价格有助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从而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食品；对劳工和资本的不同奖励，能指引人们选择工作和进行投资，从而得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两类不平等的差别在于，就其本身而言，小麦相对于燕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调节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无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项毁坏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社会弊病。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通常很难理会这一点。他们把减少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说成是“嫉妒政治学”。或许由於在以财富来决定人的阶级地位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美国的文学作品最能使有钱人体会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危害。德莱塞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危害。他小时候很穷，在他生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维拉 卡塞的小说《保罗案件》描述了一个贫穷绝望的儿童保罗，他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享受几天富人的豪华生活。
通过自由市场没有获得最大值的另一件事物是文明。我说的文明不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仅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整套公共的和私营的美好事物。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的清单。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古老城市的风貌。但它不包括电话推销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文明属于精英份子，偶尔才会讨大众的喜欢。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私人捐款，或政府的补贴、规定或税务政策的支持，文明不可能兴旺发达。
从专业角度，我所关心的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基础科研，如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宇宙和生命起源等等。这类研究不可能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效果来判断。东欧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带来了许多好处，还给这些国家的不能盈利的科研机构带来极大灾难。美国的电话业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以后，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而它原先是世界上处於最领先地位的私营科研机构之一。
如果政府权力的萎缩能够保证减少压迫，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经受风险也许是值得的。但这完全是幻想。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专制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健保机构，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压迫。有人说，任何工人都拥有以调换工作来逃离雇主压迫的自由，这就犹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以移民来逃离政府压迫的自由，都是不现实的。
精英乌托邦
精英乌托邦主张，公共事务掌握在最聪明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手中。
这是柏拉图提倡过的乌托邦。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其他对话里，描述了一种由优秀的卫国者阶级统治农民和士兵的等级社会。在《克利陀篇》里，柏拉图想象这就是在九千多年以前，在与亚特兰提斯国作战以前的古代雅典。在当代，新加坡的创始者李光耀说，只有占国家总人口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组成的精英阶级，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或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们也许会认为百分之三的人组成精英阶级仍然嫌人数太多。甚至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巴黎高等工业学院或东京大学，招募其官僚机构成员。
近年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很少有人相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专家治国“亚洲模式”的有效性。甚至在这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证明，在发展经济方面，威权主义政府一般并不比民主政府更好，而且在实际上，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更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但精英统治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即使人们信任效率很高而且具有崇高等精神的精英政府，它却可能使公民变成需要照顾的儿童。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知道，任何这种政府都是不可信任的。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不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精英政府。从社会的任何阶层挑选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布哈林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让工人担任国家首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变成统治者了。伯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提出，一旦把生产资料交给全国家的产业大军，工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工人已成工厂的主人。不说别的，仅仅从苏联工人的经历来看，这一观点就已经破产。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从企业领导者中挑选精英会干得更好。威尔斯等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把公共事务交给科学家。我非常了解我的科学界同行，因而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大多数科学家宁愿从事科研而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许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尽量躲避担任系主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学家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管理国家。
权力落在任何精英手中都很危险。但落在大众手中也同样不安全。取消对直接民主的一切限制，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不是由於司法部门精英人士的干预，美国许多州的多数民众仍然会赞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少会要求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正是大多数人赞成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仰。
那麽答案究竟在那里？我们可以信任谁来执掌政府大权？对这个问题，吉尔伯特曾经提出一个简单而值得赞许的答案。在他的歌剧《乌托邦》中，大权独揽的国王，随时有可能被两个聪明人交给公众审判，这两个聪明人说：
监督国王的错误
是我们的职责；
对于其一切乖戾行为
我们要睁大双眼；
如果他想耍流氓
搞阴谋诡计，
我们就会教他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可信任。我们最多只能希望，把权力分散在各个相互对立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之中，其中任何机构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机构对自己权力的侵犯，正如现今的美国那样。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的浪潮席卷全球，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世俗化发生逆转。许多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以宗教领袖为国家领袖。宗教乌托邦主张美国回归其历史发祥地----基督教国家，科学研究和教育必须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前提。
很少有人会认为宗教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由於宗教分歧而相互杀戮。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中东、苏丹和印度至今仍在继续上演这类悲剧。但即使是为宗教而打仗，也没有强制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那麽恶劣。在所有可能压迫我们的精英中，最坏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他们除了能够用现今世界的惩罚来威胁我们，还能用来世的惩罚来吓唬我们。他们的影响力更富於侵略性，因为他们能够侵入到性生活、家庭生活等应该由私人选择的领域。现今世界，我们已经尝到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的乌托邦的苦难。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妇女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儿童也被动员来参
加圣战。
信仰宗教的读者可能反驳说，所有这些危害都是因为宗教走上邪路，而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处决是宗教生活的核心。那些某些人所认为的似乎仅仅是信仰宗教而走上邪路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某种超自然启示，或者发现了失传的宗教圣典，从而给宗教教义带来了新曙光吗？没有。相反，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人道主义传播，反过来影响了宗教信仰本身，导致更大的宗教宽容。并不是宗教改善了我们的道德，而纯粹是我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世俗进步，改变了各地的宗教实践。人们应该根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是根据宗教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任何幻觉，来决定他们是否信仰某种宗教。
绿色乌托邦
绿色乌托邦主张全世界放弃工业化，返回一种更简朴的生活；各地区民众自己栽种农作物、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只使用以太阳能、风力和水力产生的电力。
这是现代文学(例如奎恩的科幻作品)描绘得最多的乌托邦。但现代作家喜欢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在描写地球上的乡村乌托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摩里斯1890年写的《乌有乡新闻》。在摩里斯描写的未来英国里，大都市重新变成小村庄，全国的政府毫无必要，下议院用来储藏肥料。摩里斯生动地描绘书中的
主人公，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溯见到了没有受到污染的乡村。这些景色非常幽美，但有些人仍然会怀念大都市伦敦。
无需从事繁重劳动的人很容易将繁重劳动，特别是繁重的农村劳动理想化。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曾经想象，农民比任何国王都睡得更香甜。但我怀疑任何农民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劳动，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皇帝真舒服”。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如《自由世界》的作者威尔斯，希望通过大量减少人口来恢复过去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保留技术带来的好处。那些无法享受这种乌托邦生活的人很难赞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生。另一些人(如摩里斯)则想象出一种不采用技术、仍可维持现有人口的乌托邦。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乌托邦。即使我相信这种乌托邦，我仍然要反对抛弃为我们提供心脏起搏器和基本粒子加速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摩里斯在骗人。他说“某种力量”会帮助人类完成那些手工无法完而又很需要的工作，但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对技术的敌视还导致对科学的敌视，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更为这种敌视火上加油。1994年7月4日，捷克诗人和总统哈维尔在费城独立宫说道：“我们根本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畸形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相连。”他呼吁建立一种“后现代新科学”。哈维尔设想的新科学包括“盖亚(Gaia)假说”，根据
这一假说，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是关於生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明显事实的一种诗意化描述，那麽，它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只不过带有哈维尔喜爱的绿色味道而已。排除科学的好的一面，而谴责其令人不舒服的一面，这已经有很长历史。在《乌有乡新闻》描绘的未来英国，居民也从事某种科学，摩里斯说它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商业化”科学。这真是关於达尔文进化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奇谈怪论。在我的印象里，摩里斯的乌托邦科学只是搜集美丽的岩石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认为，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会极大增加生产力，以至于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意义，由於整个世界都用光纤网络连为一体，国家的疆界也失去意义。
目前存在着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被技术改变的速度的倾向。还有一年才到二〇〇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预言的商业登月飞行届时会成为现实。有些技术已经到达不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例如，自四十多年前出现波音707以后，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变化。电脑技术显然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它将来一定会，也许在固体电路的微型化达到单个原子的有限尺寸时就会这样。成功的技术一旦普及大众，往往会受到某种限制。我很怀疑。现在乘坐汽车横穿纽约的曼哈顿，会比一个世纪前乘坐马车更快。网际网路现在已经显示过于拥挤的迹象。我对於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二十亿台向大气排放巨量热气的空调机的前景，感到无比惊恐。
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而只会令人不寒而栗。有一项新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共同感情感觉伤害最大，这种新技术能使人的寿命延长数十年，但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买得起。
如果技术使人类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束缚，会发生人应该做什么事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爱情和工作。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谋生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它也是我们许多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原因。佛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完美舒适的世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由机器来处理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如此可怕，以至读者会为机器停止运转而感到高兴。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设想，人类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以后，自然会解决做什么事的问题。威尔斯曾经含含糊糊地设想，在技术导致物质的极大丰富之后，人人都会成为艺术家。伯拉米也曾设想，工人45岁退休以后从事艺术或科学。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局面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新文学、新音乐、新绘画或新雕刻，人们需要从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最后往往被极少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吸引。结果，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雕刻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多少快乐，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作品却无人欣赏。科学界也有类似局面。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可能读完某一狭隘专业领域内的所有论文，大多数理论物理学论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遗忘。
摩里斯描绘的乌托邦摈弃了现代技术，这是因为他不仅喜欢中世纪，而且还想为人保留一份工作。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摩里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装配线上的工人往往从事令人厌恶的不用脑筋、重复单调的工作，这正是为将来机器能够完全取代这些工人作准备。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汽车机械师、宇航员这类令人喜爱的工作岗位，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他们喜爱的工作。在短期内，技术却会把那些处境恶劣的雇员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技术统一全球的远景。在威尔斯的的《自由世界》描绘的乌托邦里，各国的疆界已经消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和一种统一的语言(当然是英语)，全世界采用公制度量衡系统，货币以固定汇率交换。在伯拉米的《向后看》里中，美国仍然存在，但美国人民盼望着最终实现世界统一。发明万维网(WWW)的物理学家，已经参与了世界统一的初步过程。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全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代码，这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LaTex。我最近在德州通过LaTex和电子邮件，与一位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物理学家交流方程式，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我并不认为世界统一只会带来好处。其副作用之一是缩小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数百年前，地图上存在着大量荒无人烟的土地，人们能自由地想象那里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类和动物。据说，维多利匹女王企图品尝英国出产的所有水果，却从未品尝过芒果和榴莲。现在我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可以在当地超市中购买芒果。但这决不是我想象的乌托邦。如果只有在印度才能吃到芒果，岂不更令人向往？如果世界都变成一个样，交通快捷有什么意义？
更危险的是，这种世界统一局面将来可能会囊括所有的人。被语言差异和国界隔离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它与过去的宝贵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独特的新艺术和智慧的机会。世界逐步走向统一，将可能使所有这些文化遭到毁灭。
我介绍了五种乌托邦的种种缺点。我自己能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乌托邦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简单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精英统治的危险、大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自由市场统治的危险和新技术带来的灾难。但我还是要提出一种自己的、非常谦卑的乌托邦。
文明、平等、资本主义的半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主张，大多数生产仍然掌握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手里，由民主政府负责监督，这个民主政府又受到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继续以高工资、地位和权力来吸引有才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以红利来吸引资本。收入高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其余收入并不是用来向政府缴税，而是捐给他们自己挑选的博物馆、大学等非营利机构，他们因此而获得的好处包括道德满足、歌剧院的好座位等等。非营利机构用这些捐款来投资，最终取代那些有钱人，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这只是现在某些趋势的自然发展结果。过去五十年里，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但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逐渐抛弃抵抗不平等的最佳武器，即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收渐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征收高税率累进所得税，再辅之以宽厚的奖励慈善捐款的抵税额，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即增加对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所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公共资助，而无需政府管理。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减税优惠政策，尽管它是美国所特有的，既能获得政府对文明价值的支持，又不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却遭到福布斯、斯坦恩等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对於这种谦卑的乌托邦，我也不抱狂热态度，因为我怀疑人们是否会对一种享有爱情、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感到满足。人们似乎还需要某种激励人心的集体事业，这种事业即使具有破坏性，却能使他们摆脱平凡单调的平民生活。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富裕男子享受着一种极为美妙的个人主义生活：幽雅的咖啡厅、剧院、乡村住宅、几乎没有污染的乡村风光，有恭顺的女人和仆人伺候，还可以欣赏科学和艺术的新成果。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由於厌倦生活的单调和漫无目标，因而在1914年积极地投入世界大战。现在战争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向太阳系其他行星移民的更好的共同事业。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即使那样，许多人仍然会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够改造自己、从而满意一种文明的社会吗？我认为，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梦想能够改变人类的本性，这似乎是最恶劣的对科学能力的夸大。在契科夫的《三姊妹》中，图真巴赫这样回答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也许我们将乘坐气球飞行，将穿上不同式样的服装，
我们将发现第六感觉，甚至发展这种感觉。天晓得。
但将来的生活将会和现在一样，充满艰难，未知和幸
福。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和现在一样，叹息说：活
着多么累呵。他们仍会害怕死亡，不愿意死。
面对新的一千年，我们可以继承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但如果要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确实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森巴赫一边。
[译者按]
此文作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u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为德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弱电理论的创始人。他除了在理论物理上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对文化、宗教、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兴趣，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他对后现代主义关於自然科学并未反映客观真理的说法，持严厉批判态度，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宗教。
此文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一月号。温伯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迷信自由市场、精英治国、回归宗教、环保第一、技术至上这五种乌托邦，主张一种追求平等、尊重文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温伯格并未指出，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国经济贫富悬殊、核大战阴云依然笼罩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提倡的“半个乌托邦”。
2001年2月译完，2008年修正个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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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读过许多科学幻想作品。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将来会当科学家，但使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不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而是其中描绘的未来社会，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有的更好，有的更糟。我後来又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爱德华．伯拉米的《向後看》等乌托邦著作，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作品。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未来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等待著我们。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关於未来社会的推测。契科夫一百年前写的《三姊妹》中的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类乌托邦梦想。例如，凡希宁上校说道：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人们将过著一种新
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亲自经历那种生活了
，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受苦的目标。我们
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的
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
凡希宁的理想在廿世纪并未实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它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虽然打著社会主义招牌，却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令人恐怖的反乌托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马克思本人却讥笑乌托邦思想，相反，他宣称自己是以历史科学为指导。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这个观点已经偏离本文的主题。即使我们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样，相信某种类型的政府或者经济制度是出於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未必就会喜欢它。如果马克思是一位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承认自己应该为提出一种想要实现的社会而承担责任，那麽，他从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努力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希特勒的德国也是从宣传一种乌托邦开始，即社会主义再加上由一种种族主宰世界的疯狂幻想。
即使如此，马克思或希特勒并不是最后一位乌托邦推销商。现在的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者以各种方式混合的乌托邦。我们最好仔细注意那些推销乌托邦的人。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抛弃了一种或者几种过去曾经激励出最美好乌托邦理想的重大观念，即平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自由市场乌托邦
自由市场乌托邦认为政府已丧失其大部分功能，仅剩惩罚犯罪、监督契约执行及国防等作用，主张政府取消对自由经济的所有限制，全世界会实现工业化，日益繁荣兴旺。
这种乌托邦的优点是，它不依赖於关於人类本性可以改造的任何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喜欢它。为了讨论起见，如果自由市场确实使某种事物(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或帕累托效率)获得了最大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它是否是我们所希望的应该获得最大值的事物。
显然，平等就是通过自由市场而没有获得最大值的事物之一。我指的不是所谓机会平等之类的浅薄替代物，而是平等本身。无论奖励有才能者的政策会达到什么目标，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无才能者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较少的好东西。除非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我们很难实现平等，很难为那些落到经济底层之外的人设置一个安全网。
并非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他崇拜的苏格拉底以后。他把社会比拟为人类的灵魂，来解释其理想国的严格等级制度：卫国者是理性成份，士兵是精神成份，农民和工匠是更低的成份。我不知道他是把理想国视为自己的化身，还是把自己视为理想国的化身，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荒谬的类比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使处於社会优越地位的人感到非常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逝，平等的梦想逐渐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主义的口号是约翰．波尔的诗句：“亚当锄地，夏娃织布，体面的人在哪里？”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法国贵族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了讨好雅各宾派成员，改名为菲力普-平等。然而，无论是他的改名，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仍然与路易十六和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伯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其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平等》。
在二十世纪，对平等的向往被用来为共产党国家辩护，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大笑话。在共产党国家，所有人被迫接受一种贫困的平等。这里所说的“所有人”，不包括那些能独享华厦美食和良好医疗的极少数政客、名人及其家属。在乌托邦思想中，平等主义也许是由於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最遭人诟病的一点。近年来，任何人如果主张更平等地分配财富，都可能受到企图复兴阶级斗争的指控。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职业棒球队的主攻手。法国革命期间，平等观念很快就被重视人才的观念取代。据说每个拿破仑的士兵，其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当然没有人认为许多士兵都能使用这根节杖。对我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们学校的物理系降低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的录取标准。由於才能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头衔、名声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人类的进取心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难道真的有必要在这些推动力之外再加上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纯粹从经济方面来判断。经济学家说，不平等的奖励制度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食品的不同价格有助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从而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食品；对劳工和资本的不同奖励，能指引人们选择工作和进行投资，从而得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两类不平等的差别在于，就其本身而言，小麦相对于燕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调节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无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项毁坏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社会弊病。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通常很难理会这一点。他们把减少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说成是“嫉妒政治学”。或许由於在以财富来决定人的阶级地位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美国的文学作品最能使有钱人体会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危害。德莱塞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危害。他小时候很穷，在他生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维拉 卡塞的小说《保罗案件》描述了一个贫穷绝望的儿童保罗，他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享受几天富人的豪华生活。
通过自由市场没有获得最大值的另一件事物是文明。我说的文明不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仅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整套公共的和私营的美好事物。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的清单。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古老城市的风貌。但它不包括电话推销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文明属于精英份子，偶尔才会讨大众的喜欢。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私人捐款，或政府的补贴、规定或税务政策的支持，文明不可能兴旺发达。
从专业角度，我所关心的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基础科研，如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宇宙和生命起源等等。这类研究不可能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效果来判断。东欧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带来了许多好处，还给这些国家的不能盈利的科研机构带来极大灾难。美国的电话业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以后，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而它原先是世界上处於最领先地位的私营科研机构之一。
如果政府权力的萎缩能够保证减少压迫，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经受风险也许是值得的。但这完全是幻想。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专制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健保机构，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压迫。有人说，任何工人都拥有以调换工作来逃离雇主压迫的自由，这就犹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以移民来逃离政府压迫的自由，都是不现实的。
精英乌托邦
精英乌托邦主张，公共事务掌握在最聪明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手中。
这是柏拉图提倡过的乌托邦。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其他对话里，描述了一种由优秀的卫国者阶级统治农民和士兵的等级社会。在《克利陀篇》里，柏拉图想象这就是在九千多年以前，在与亚特兰提斯国作战以前的古代雅典。在当代，新加坡的创始者李光耀说，只有占国家总人口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组成的精英阶级，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或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们也许会认为百分之三的人组成精英阶级仍然嫌人数太多。甚至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巴黎高等工业学院或东京大学，招募其官僚机构成员。
近年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很少有人相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专家治国“亚洲模式”的有效性。甚至在这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证明，在发展经济方面，威权主义政府一般并不比民主政府更好，而且在实际上，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更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但精英统治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即使人们信任效率很高而且具有崇高等精神的精英政府，它却可能使公民变成需要照顾的儿童。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知道，任何这种政府都是不可信任的。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不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精英政府。从社会的任何阶层挑选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布哈林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让工人担任国家首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变成统治者了。伯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提出，一旦把生产资料交给全国家的产业大军，工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工人已成工厂的主人。不说别的，仅仅从苏联工人的经历来看，这一观点就已经破产。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从企业领导者中挑选精英会干得更好。威尔斯等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把公共事务交给科学家。我非常了解我的科学界同行，因而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大多数科学家宁愿从事科研而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许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尽量躲避担任系主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学家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管理国家。
权力落在任何精英手中都很危险。但落在大众手中也同样不安全。取消对直接民主的一切限制，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不是由於司法部门精英人士的干预，美国许多州的多数民众仍然会赞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少会要求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正是大多数人赞成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仰。
那麽答案究竟在那里？我们可以信任谁来执掌政府大权？对这个问题，吉尔伯特曾经提出一个简单而值得赞许的答案。在他的歌剧《乌托邦》中，大权独揽的国王，随时有可能被两个聪明人交给公众审判，这两个聪明人说：
监督国王的错误
是我们的职责；
对于其一切乖戾行为
我们要睁大双眼；
如果他想耍流氓
搞阴谋诡计，
我们就会教他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可信任。我们最多只能希望，把权力分散在各个相互对立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之中，其中任何机构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机构对自己权力的侵犯，正如现今的美国那样。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的浪潮席卷全球，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世俗化发生逆转。许多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以宗教领袖为国家领袖。宗教乌托邦主张美国回归其历史发祥地----基督教国家，科学研究和教育必须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前提。
很少有人会认为宗教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由於宗教分歧而相互杀戮。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中东、苏丹和印度至今仍在继续上演这类悲剧。但即使是为宗教而打仗，也没有强制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那麽恶劣。在所有可能压迫我们的精英中，最坏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他们除了能够用现今世界的惩罚来威胁我们，还能用来世的惩罚来吓唬我们。他们的影响力更富於侵略性，因为他们能够侵入到性生活、家庭生活等应该由私人选择的领域。现今世界，我们已经尝到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的乌托邦的苦难。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妇女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儿童也被动员来参
加圣战。
信仰宗教的读者可能反驳说，所有这些危害都是因为宗教走上邪路，而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处决是宗教生活的核心。那些某些人所认为的似乎仅仅是信仰宗教而走上邪路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某种超自然启示，或者发现了失传的宗教圣典，从而给宗教教义带来了新曙光吗？没有。相反，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人道主义传播，反过来影响了宗教信仰本身，导致更大的宗教宽容。并不是宗教改善了我们的道德，而纯粹是我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世俗进步，改变了各地的宗教实践。人们应该根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是根据宗教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任何幻觉，来决定他们是否信仰某种宗教。
绿色乌托邦
绿色乌托邦主张全世界放弃工业化，返回一种更简朴的生活；各地区民众自己栽种农作物、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只使用以太阳能、风力和水力产生的电力。
这是现代文学(例如奎恩的科幻作品)描绘得最多的乌托邦。但现代作家喜欢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在描写地球上的乡村乌托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摩里斯1890年写的《乌有乡新闻》。在摩里斯描写的未来英国里，大都市重新变成小村庄，全国的政府毫无必要，下议院用来储藏肥料。摩里斯生动地描绘书中的
主人公，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溯见到了没有受到污染的乡村。这些景色非常幽美，但有些人仍然会怀念大都市伦敦。
无需从事繁重劳动的人很容易将繁重劳动，特别是繁重的农村劳动理想化。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曾经想象，农民比任何国王都睡得更香甜。但我怀疑任何农民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劳动，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皇帝真舒服”。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如《自由世界》的作者威尔斯，希望通过大量减少人口来恢复过去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保留技术带来的好处。那些无法享受这种乌托邦生活的人很难赞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生。另一些人(如摩里斯)则想象出一种不采用技术、仍可维持现有人口的乌托邦。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乌托邦。即使我相信这种乌托邦，我仍然要反对抛弃为我们提供心脏起搏器和基本粒子加速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摩里斯在骗人。他说“某种力量”会帮助人类完成那些手工无法完而又很需要的工作，但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对技术的敌视还导致对科学的敌视，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更为这种敌视火上加油。1994年7月4日，捷克诗人和总统哈维尔在费城独立宫说道：“我们根本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畸形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相连。”他呼吁建立一种“后现代新科学”。哈维尔设想的新科学包括“盖亚(Gaia)假说”，根据
这一假说，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是关於生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明显事实的一种诗意化描述，那麽，它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只不过带有哈维尔喜爱的绿色味道而已。排除科学的好的一面，而谴责其令人不舒服的一面，这已经有很长历史。在《乌有乡新闻》描绘的未来英国，居民也从事某种科学，摩里斯说它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商业化”科学。这真是关於达尔文进化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奇谈怪论。在我的印象里，摩里斯的乌托邦科学只是搜集美丽的岩石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认为，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会极大增加生产力，以至于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意义，由於整个世界都用光纤网络连为一体，国家的疆界也失去意义。
目前存在着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被技术改变的速度的倾向。还有一年才到二〇〇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预言的商业登月飞行届时会成为现实。有些技术已经到达不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例如，自四十多年前出现波音707以后，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变化。电脑技术显然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它将来一定会，也许在固体电路的微型化达到单个原子的有限尺寸时就会这样。成功的技术一旦普及大众，往往会受到某种限制。我很怀疑。现在乘坐汽车横穿纽约的曼哈顿，会比一个世纪前乘坐马车更快。网际网路现在已经显示过于拥挤的迹象。我对於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二十亿台向大气排放巨量热气的空调机的前景，感到无比惊恐。
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而只会令人不寒而栗。有一项新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共同感情感觉伤害最大，这种新技术能使人的寿命延长数十年，但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买得起。
如果技术使人类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束缚，会发生人应该做什么事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爱情和工作。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谋生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它也是我们许多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原因。佛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完美舒适的世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由机器来处理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如此可怕，以至读者会为机器停止运转而感到高兴。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设想，人类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以后，自然会解决做什么事的问题。威尔斯曾经含含糊糊地设想，在技术导致物质的极大丰富之后，人人都会成为艺术家。伯拉米也曾设想，工人45岁退休以后从事艺术或科学。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局面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新文学、新音乐、新绘画或新雕刻，人们需要从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最后往往被极少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吸引。结果，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雕刻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多少快乐，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作品却无人欣赏。科学界也有类似局面。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可能读完某一狭隘专业领域内的所有论文，大多数理论物理学论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遗忘。
摩里斯描绘的乌托邦摈弃了现代技术，这是因为他不仅喜欢中世纪，而且还想为人保留一份工作。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摩里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装配线上的工人往往从事令人厌恶的不用脑筋、重复单调的工作，这正是为将来机器能够完全取代这些工人作准备。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汽车机械师、宇航员这类令人喜爱的工作岗位，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他们喜爱的工作。在短期内，技术却会把那些处境恶劣的雇员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技术统一全球的远景。在威尔斯的的《自由世界》描绘的乌托邦里，各国的疆界已经消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和一种统一的语言(当然是英语)，全世界采用公制度量衡系统，货币以固定汇率交换。在伯拉米的《向后看》里中，美国仍然存在，但美国人民盼望着最终实现世界统一。发明万维网(WWW)的物理学家，已经参与了世界统一的初步过程。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全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代码，这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LaTex。我最近在德州通过LaTex和电子邮件，与一位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物理学家交流方程式，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我并不认为世界统一只会带来好处。其副作用之一是缩小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数百年前，地图上存在着大量荒无人烟的土地，人们能自由地想象那里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类和动物。据说，维多利匹女王企图品尝英国出产的所有水果，却从未品尝过芒果和榴莲。现在我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可以在当地超市中购买芒果。但这决不是我想象的乌托邦。如果只有在印度才能吃到芒果，岂不更令人向往？如果世界都变成一个样，交通快捷有什么意义？
更危险的是，这种世界统一局面将来可能会囊括所有的人。被语言差异和国界隔离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它与过去的宝贵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独特的新艺术和智慧的机会。世界逐步走向统一，将可能使所有这些文化遭到毁灭。
我介绍了五种乌托邦的种种缺点。我自己能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乌托邦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简单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精英统治的危险、大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自由市场统治的危险和新技术带来的灾难。但我还是要提出一种自己的、非常谦卑的乌托邦。
文明、平等、资本主义的半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主张，大多数生产仍然掌握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手里，由民主政府负责监督，这个民主政府又受到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继续以高工资、地位和权力来吸引有才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以红利来吸引资本。收入高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其余收入并不是用来向政府缴税，而是捐给他们自己挑选的博物馆、大学等非营利机构，他们因此而获得的好处包括道德满足、歌剧院的好座位等等。非营利机构用这些捐款来投资，最终取代那些有钱人，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这只是现在某些趋势的自然发展结果。过去五十年里，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但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逐渐抛弃抵抗不平等的最佳武器，即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收渐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征收高税率累进所得税，再辅之以宽厚的奖励慈善捐款的抵税额，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即增加对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所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公共资助，而无需政府管理。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减税优惠政策，尽管它是美国所特有的，既能获得政府对文明价值的支持，又不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却遭到福布斯、斯坦恩等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对於这种谦卑的乌托邦，我也不抱狂热态度，因为我怀疑人们是否会对一种享有爱情、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感到满足。人们似乎还需要某种激励人心的集体事业，这种事业即使具有破坏性，却能使他们摆脱平凡单调的平民生活。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富裕男子享受着一种极为美妙的个人主义生活：幽雅的咖啡厅、剧院、乡村住宅、几乎没有污染的乡村风光，有恭顺的女人和仆人伺候，还可以欣赏科学和艺术的新成果。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由於厌倦生活的单调和漫无目标，因而在1914年积极地投入世界大战。现在战争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向太阳系其他行星移民的更好的共同事业。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即使那样，许多人仍然会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够改造自己、从而满意一种文明的社会吗？我认为，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梦想能够改变人类的本性，这似乎是最恶劣的对科学能力的夸大。在契科夫的《三姊妹》中，图真巴赫这样回答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也许我们将乘坐气球飞行，将穿上不同式样的服装，
我们将发现第六感觉，甚至发展这种感觉。天晓得。
但将来的生活将会和现在一样，充满艰难，未知和幸
福。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和现在一样，叹息说：活
着多么累呵。他们仍会害怕死亡，不愿意死。
面对新的一千年，我们可以继承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但如果要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确实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森巴赫一边。
刘达与科大
作者：戴开元 华新民
(原载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Vol.5，No.5，2008年10月)
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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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已经50岁了。
五十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五十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二十年，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跃进”的产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全盘苏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1958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5月9日，中科院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富”。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学校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钱临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和授课教师。办校宗旨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一流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要求高于一般大学。例如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错（1965年清华新生的高考平均每科分数为82分，北大为79分，科大是81.9分[注]），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1965年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专业”（当时大学考生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专业、机密专业、一般专业、不得录取四类）。各班学生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缺。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比更重视“专”。
1966年6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备战”，在中央命令下，科大于1969年底从北京迁到外地，全校师生员工象一支狼狈逃跑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迁校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象一个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1937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等职，19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1955、56年，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1962年，在刘少奇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科大党委书记。
1966年6月初，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饭。1972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人帮助下，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合肥后，与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刘达于是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1975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1972年，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迁校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学校。1972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为收敛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三百多名1967-1970届科大毕业生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借机发难，通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但刘达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系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造”，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王允然”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77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刘大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1965年底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1949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1964年，毛泽东指示“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刘达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1965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1965年新生入学后，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所最乾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也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张腊狗后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但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等说刘达一直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1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他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才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数名“打倒刘达”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亲”的话柄。
1960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持自己的理念。1959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牛棚”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人。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刘达去世已经14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50周年之际，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只字不提刘达，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注]这里的1965年清华、北大、科大的新生高考分数，来自我念大学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一份内部资料，而且只有1965年的资料。这些数据不能用来比较文革前三校新生入学成绩之高低，这不仅因为这只有一年的数据，而且由于当时清华是纯工科、科大是纯理科、北大是文理科院校，不能用文科高考分数去与理工科比较。如果除去文科，只用北大的理科学生成绩或许还高于清华、科大。记忆所及，当年全国大学新生平均分数最高的是中国医科大学（仅招数十人），论系，则“全国冠军”是南京大学天文系。
参考文献
[1]戴开元 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创世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http://q.blog.sina.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2008年9月16日定稿）
(原载中科院主办的《科学文化评论》Vol.5，No.5，2008年10月)
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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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已经50岁了。
五十年来，科大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艰难创业，经历了狂风暴雨的打击，终于成长为一所中外知名的中国一流大学。回顾科大的五十年沧桑，不能不提到为科大早期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学校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
科大建校后的头二十年，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屋漏逢雨，命途多舛”。
科大是“大跃进”的产物。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科研体制“全盘苏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分家以来，中国科学院与教育部门经常为争夺人才而发生矛盾。大学往往把最好的学生留在本校，中科院却为得不到优秀人才所苦。1958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一场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中科院决定“借大跃进的东风”，自己办大学培养科研人员。5月9日，中科院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创办大学。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脚下正式开学。
科大的原校址（现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教育部的经费，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很“富”。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首任校长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首任党委书记郁文，学校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由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赵九章、钱临照等中科院的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兼任校系领导和授课教师。办校宗旨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一流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要求高于一般大学。例如近代化学系的化学物理专业，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的确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速度”，为中外教育史上罕见之举。当时中共中央和科学院创办科大的主观动机不能说不好，但由于缺乏经验，不懂教育规律，匆忙上阵，仓促办学，给科大带来先天不足的严重缺陷。尽管科大的学生素质不错（1965年清华新生的高考平均每科分数为82分，北大为79分，科大是81.9分[注]），中科院也抽调了一批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来科大任教，但科大却相对缺乏经验丰富的从事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教学的讲师和助教。与北大、清华等老牌大学比较，科大图书馆的藏书量不多，尤其缺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图书期刊。另外，科大的校园非常简陋，除校门附近的几幢小楼有几棵树，整个校园光秃秃的，几乎没有绿化地。体育运动场所也很有限，到1965年郭沫若校长才用自己的四万元稿费，为学生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
科大从创办之初，也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大学一样，受到“极左”政治路线的严重影响，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科大的校歌有这样的文字：“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高举起……红旗要红过九重，在党的温暖哺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先锋，又红又专……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58年9月的科大开学典礼上，陈毅、聂荣臻就明确指示：科大应该按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样子来办。科大属于理科院校，其所有专业招收学生的“政治条件”与国防院校相同，要求全部达到“机密专业”（当时大学考生的“政治条件”分为绝密专业、机密专业、一般专业、不得录取四类）。各班学生配备“又红又专”的党员教师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非常紧。四清、反修、军训、支农、修运河等各项政治活动，一个不缺。不过，由于有科学院这颗大树的支撑，科大比教育部直接管辖的其他大学比更重视“专”。
1966年6月，科大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遭受文革风暴的猛烈冲击，全校停课，学生造反、武斗，干部、教授和教师被批斗，学校元气遭受极大损伤。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备战”，在中央命令下，科大于1969年底从北京迁到外地，全校师生员工象一支狼狈逃跑的败军，流离转徙，先跑到当时不通铁路的河南南阳，后去只通公路和水路的安徽安庆，最后在合肥落脚。迁校过程中，教师流失一半，仪器设备损失一大半。科学院把科大推给三机部，三机部还不愿要这个“包袱”，勉强与安徽省共同“接收”科大，此时的科大就象一个失去爹娘的苦命孤儿，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刘达与科大的不解之缘发生于动荡不安的六十、七十年代。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黑龙江肇源县人，1935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1937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雁北地委书记等职，19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刘达任首任市长。以后，他先后在东北农学院、黑龙江大学等担任校长、书记等职。1955、56年，刘达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破坏生产力“，被黑龙江省委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从行政六级降为七级。1962年，在刘少奇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刘达在驻外大使和大学领导职务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初，刘达接替郁文，出任科大党委书记。
1966年6月初，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挨批斗，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关牛棚，自是家常便饭。1972年，在老上级王震、科大学生张腊狗等人帮助下，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仍想在科大做出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一些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合肥后，与北京的中科院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学校发展极为不利。刘达于是给周恩来写信，向郭沫若登门求援，要求把科大迁回北京，却碰了一鼻子灰。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受迫害而导致健康不佳，使刘达在1975年不得不黯然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从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为科大做出两大贡献，在科大校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刘达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竭尽全力，为科大培养和保护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才。
六十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决定把北京变成一座没有“阶级敌人”的“水晶城”，下令各单位和居委会把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清理出北京。科大青年教师中，不少人是从中科院各研究所和其他单位调来的“政治处理品”，包括在“反右”等政治运动中受到处分，内控“右派”等各种有“政治问题”的人。接到上级命令，科大也清理出一百多名教师，准备调到外地。当时并非党员的科大副校长严济慈先生，拿着被清理教师发表的论文，向党委书记刘达提出“异议”。刘达居然敢对抗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命令，下令人事部门中止清理这批教师的调令，为科大保留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教师。
文革前，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的材料。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温元凯的特点是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文革中温元凯被分配到浙江一家小型化工厂当工人。1972年，刘达获“解放”后，把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
文革后期，刘达以大无畏的胆略和魄力，顶住极左派的压力和攻击，举办“回炉班”，充实学校师资。科大的师资力量原先就很薄弱，迁校合肥后，许多教师离开学校。1972年，刘达利用林彪集团垮台、极左路线稍为收敛的机会，在全国挑选三百多名1967-1970届科大毕业生返回母校培训两年，然后担任教师。次年，四人帮在教育界大搞“反回潮”、“反复辟”，刘达又成为极左派斗争的对象。一些投机分子和“工农兵大学生”借机发难，通宵围攻刘达，逼迫他签署文件，把全部“回炉生”退回原单位。但刘达愤然回答：“你们就是整死我，我也不签字。”。后来这批“回炉生”成为科大教学科研的主力。
刘达对人才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反动教师”的处理上。近代化学系系青年教师邵良衡，原在某保密研究所搞科研，在“暴露活思想”运动中承认，曾到苏联大使馆附近转悠，想去苏联，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刘达把邵要回科大“监督改造”，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毕业前给中央写信，反对批判苏修，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让江留在科大，还把江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
文革期间，物理系教师“王允然”等人在艰难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在学术刊物上介绍外国的“黑洞”、“宇宙大爆炸”等新理论，被“上海帮”控制的《自然辩证法》批为“伪科学”。刘达不理睬上海帮的大批判，鼓励和大力支持王允然等人的研究，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977年，刘达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他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帮助流散全国各地的许多科大毕业生，得以返回科研教学战线。厦门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卢炬甫，就是在刘达帮助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刘大对科大的第二个重大贡献，是在1965年底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推行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体制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
1949年后，中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钢铁、石油、地质、航空、化工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课程学习，毫无选择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教育界“左风”愈刮愈烈，实行“阶级路线”，批苏修，读毛选，学雷锋。1964年，毛泽东指示“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刘达到科大上任后，用三个月时间拜访科大的教授和科学家，结合自己就读辅仁大学的经验，对办好科大形成自己一套想法。1965年他以贯彻毛主席指示为名，“偷天换日”，开始教育改革。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学生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1965年新生入学后，无论原来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用英语授课。
三、直接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中国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科大的大多数学生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多选课，多修学分，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必将为中国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科学人才。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建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进行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皆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密切相关。
刘达在文革中被“专政”期间，发生过不少“趣闻”。一天，他向专政队“汇报思想”，说他打扫教学大楼一至六楼的厕所，发现使用人数最多的一楼厕所最脏，六楼厕所最乾净，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厕所应该大一些，楼层越高，厕所面积应该越小，使专政队头头哭笑不得，也表现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科大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张腊狗后改名张恒烈，曾任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达身处逆境，不卑不亢，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经历，这种态度令张腊狗等人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疾苦，认定他是“好干部”，并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但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等说刘达一直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1年，刘达仍在牛棚关押。张腊狗修书王震，陈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不错，称刘是“与工农兵结合得最好的大学生”。他打电话给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才获得“解放”。
刘达“解放”后在科大官复原职，不仅没有打击报复那些文革初期整过自己的人，反而以宽阔的胸襟，尽力团结反对他最力的那一派，首先“解放”数名“打倒刘达”最坚决、后来因其他事挨整的干部教师，为反刘派的主要头头安排重要职务，并介绍其中一人入党，还住到反刘人物最多的近代化学系的单身教师宿舍，与教师朝夕相处，以图化解恩怨，共同办好科大。对于在文革中保护过他、想要调回科大的学生，他从不干预他们的调动事务，甚至劝说保他最力的张腊狗不要调回科大，以免落下“用人唯亲”的话柄。
1960年代的中共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竭力讨好、吹捧最高领袖及中央当红权势人物，以便往上爬，林彪、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人物为数甚多。第三类，仍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从不计较个人升降得失，敢于抵制上级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力争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刘达就是这类干部的代表。
然而，和彭德怀不同的是，刘达是一个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有一套更系统、更成熟的理念，因而对极左路线的抵制更自觉、更坚决，对“最高指示”更不迷信或盲从，更敢于推行和坚持自己的理念。1959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并没有认错。文革前，林彪把最高领袖吹上了天，刘达却在科大全校大会上公开地说：“有人说，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一句顶一万句吗？”“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有错误，你到革命博物馆看主席的手稿，涂涂改改很多，没错误为什么要涂改？”文革风暴即将来临之际，他竟敢在天子脚下，偷梁换柱，推行以西方教育制度为模式的教改。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关进“牛棚”之后，他并不像当时一些被整的干部那样，为了自己“过关”而做违心的“检讨”，或者胡乱“揭发”他人的“罪行”。文革后期他获得“解放”后，并未吸取“教训”，又在科大采取了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回炉”行动。
抗战时期，张春桥、马天水是刘达的下属，直到文革前夕，马天水来北京，还经常探望这位老上级。刘达被关入“牛棚”后，如果给当时大权在握的张、马写信求援，不仅可能提前“解放”，而且还可能升官，但他从未有过这种念头。文革结束后，他也没有去攀附位高权重的王震，谋求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世人看来，刘达在官场上也许是一个“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总是得不到当权者喜欢的人。但笔者认为，刘达像顾准那样，是中共干部中罕见的“异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先知，是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刘达去世已经14年了。在科大庆祝建校50周年之际，笔者在异国他乡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对这位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深切敬意。科大的校史可以只字不提刘达，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笔者的心中！
[注]这里的1965年清华、北大、科大的新生高考分数，来自我念大学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的一份内部资料，而且只有1965年的资料。这些数据不能用来比较文革前三校新生入学成绩之高低，这不仅因为这只有一年的数据，而且由于当时清华是纯工科、科大是纯理科、北大是文理科院校，不能用文科高考分数去与理工科比较。如果除去文科，只用北大的理科学生成绩或许还高于清华、科大。记忆所及，当年全国大学新生平均分数最高的是中国医科大学（仅招数十人），论系，则“全国冠军”是南京大学天文系。
参考文献
[1]戴开元 华新民：《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http://tieba.baidu.com/f?kz=222707261
[2]“王允然”：《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创世纪》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gtang/library/fanglizhiciwei.htm
[3]刘祖平：《我心中的刘达同志》http://yuqiang.blogdriver.com/yuqiang/977148.html
[4]阮耀钟：《科大永远不能忘记刘达》http://q.blog.sina.com.cn/ruoshui/blogfile/4e5f987f01008hy0&dpc=1
[5]张永谦：《刘达》http://arch.ustc.edu.cn/story/ld.htm
（2008年9月16日定稿）
Tuesday, September 2, 2008
华人应有正确的爱国观 ──从奥巴马演说说起
爱国主义容易被政客利用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许多民众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侵略、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 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 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 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轮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也可以变成美女；又彷佛是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 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論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今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的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爱国观，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爱国主义含法治自由人道主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忠于美国的立国理念。他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于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于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这种美国理念是什么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 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 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 大，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勇敢揭露并致力于消除美国缺陷的人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不包括爱领袖政府和政党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 主义者。他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于不爱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不久前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和 反对布殊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声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 陆的学校提倡「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三爱」，即爱党、爱政 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
爱国主义是中共权斗的工具
另外，爱国主义也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 的「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至今尚未平反。文革中，前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批斗，偷渡香港后到美国定居，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六○年，笔者母校 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邓小平执政后，滞留海外不归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偷渡出国的移民不再被视为「叛国犯」而受惩处，这是中共的一项进步。然而，大陆官方宣扬的「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变化，依然等于「爱党、爱政府」。
海外华人应端正爱国观
近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 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华人骂为「卖国贼」。今年三月， 美国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 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辄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其实，卖国是当权者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力。如果「不爱国」是指认为地球上存在比自己祖国更好的国家，「不爱国」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觉得祖国不如外国好，他们有权「用脚投票」，移民外国。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張貼者： NCN 位於 9/02/2008 12:15:00 上午 標籤： 海外华人,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许多民众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侵略、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 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 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 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轮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也可以变成美女；又彷佛是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 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論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今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的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爱国观，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爱国主义含法治自由人道主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忠于美国的立国理念。他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于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于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这种美国理念是什么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 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 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 大，并非由于它完美无缺，而是由于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勇敢揭露并致力于消除美国缺陷的人也是真正的爱国者。
爱国不包括爱领袖政府和政党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 主义者。他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于不爱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不久前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和 反对布殊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声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共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 陆的学校提倡「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三爱」，即爱党、爱政 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
爱国主义是中共权斗的工具
另外，爱国主义也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 的「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至今尚未平反。文革中，前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批斗，偷渡香港后到美国定居，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一九六○年，笔者母校 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邓小平执政后，滞留海外不归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偷渡出国的移民不再被视为「叛国犯」而受惩处，这是中共的一项进步。然而，大陆官方宣扬的「爱国主义」没有任何变化，依然等于「爱党、爱政府」。
海外华人应端正爱国观
近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 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华人骂为「卖国贼」。今年三月， 美国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 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辄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其实，卖国是当权者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出卖国家利益的权力。如果「不爱国」是指认为地球上存在比自己祖国更好的国家，「不爱国」则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人民觉得祖国不如外国好，他们有权「用脚投票」，移民外国。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張貼者： NCN 位於 9/02/2008 12:15:00 上午 標籤： 海外华人, 爱国主义
Tuesday, August 5, 2008
简答“三妹”
戴开元
读了“三妹”对笔者“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一文的批评，感觉“三妹”似乎没有留意拙文的主旨并非论证奥巴马有资格担任下届美国总统，而是从奥巴马爱国观的视角，分析和批评华人社会对爱国主义的滥用。因此，“三妹”长篇大论奥巴马如何“幼稚”，如何“没有是非原则”等等，这犹如“我说东来你说西，我说宰鹅你要杀鸡”，叫人啼笑皆非。
拙文中提到今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遭到的某些攻击，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当代政治辩论存在的滥用爱国主义现象。任何人都有权批评奥巴马。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批评“上纲上线”到质疑奥巴马是否爱美国的高度，那就是对爱国主义的滥用或误用，因为我认为，在这次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还是马凯恩，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中任何人不爱美国甚至背叛美国，我们都应该预设他们是爱国者。
“三妹”用尖锐词语对奥巴马在伊拉克等国际问题的看法提出了种种批评，很遗憾，我看不出任何一条可以证明奥巴马不爱美国、不忠于美国。至于“三妹”重谈他人老调，利用赖特牧师问题来质疑奥巴马的爱国立场，这使我回想起文革期间一度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幸亏赖特只是奥巴马所在教会的牧师，如果赖特是奥巴马的亲娘老爹，那么在“三妹”眼中，奥巴马岂不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反美分子”了？
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之争，还是奥巴马－马凯恩之争，我倾向于支持奥巴马，因为比较而言，我更认同奥巴马对美国国内外问题的政策。但这不是笔者那篇文章的主旨。以后如有机会，我也许会撰文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2008-8-3
附﹕
华夏快递 : 三妹：与戴开元先生商榷奥巴马的爱国
发布者 thchen 在 08-08-02 06:20
·三 妹·
今天读到戴开元先生在华夏文摘发表的文章“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感到戴开元先生有误导读者之处。戴开元先生阐明的爱国理念没有错，奥巴马讲话谈到的爱国理念也没有错，戴开元先生最后的结论更没有错：异议人士更爱国，民族主义者不应该动辄就给异议人士扣“卖国贼”的帽子。
戴开元先生的问题出在，他以正确的爱国理念来证明批评奥巴马的人是错的。更糟的是，戴开元先生引述奥巴马的话不准确，这说明戴开元先生对奥巴马的讲话不求甚解，戴开元先生这种泛泛而论地为奥巴马辩解，所得结论也不准确。
戴开元先生写到，“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什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Ｈｕｓｓｅｉｎ），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它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实际上，奥巴马在对“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的讲话的关键词是“Ｎｏ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ｏ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奥巴马认为，“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是不需要先决条件，也不需要准备的。奥巴马此前也几次谈到，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保守派批评奥巴马对极权政府、恐怖主义毫无认识、幼稚至极，这些批评都事出有因，都出自奥巴马多次糟糕的讲话。
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反恐战场，哪个更重要无庸赘述。奥巴马却呼吁美国放弃伊拉克这个美国至关重要的反恐战场，从伊拉克撤军，用撤出的军队来补充阿富汗战场，这种毫无战略全局意识的讲话，自然会被保守派说成是“向恐怖分子投降”。更何况，当初导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经过与萨达姆十年的谈判周旋证明与独裁政权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实证。导致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正说明独裁者根本无视人民的生命和世界的和平，这正是奥巴马左派们不了解极权国家、独裁者的幼稚之处。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是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几个月的讨论达成的，它是经过参众两院缜密讨论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一致同意通过的。它更是经过与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十年的艰苦谈判和周旋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独裁政权一次次无视、欺骗联合国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杀死五千多库尔德人民的群体屠杀而导致的，它是美国历史前所未有地遭到敌人在九一一打到美国本土而导致的。所以，美国决定打击伊拉克的这些种种有力原因都远远超过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一个原因，再说，萨达姆政权曾经两次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是在两伊战争时，一次是在屠杀库尔德人民时。
再看看伊拉克大选时，伊拉克人民对大选的热情参与和拥护也足以说明伊拉克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年的一个镜头至今令人感动，恐怖分子在参选队伍中燃爆一颗自杀炸弹，当场炸死数人。这时，那个队伍中的没受伤的人们都静静地散到一旁，静静地等着救护人员搬走死者，清理现场后，人们又都静静地回到选举队伍中继续等待选举。这才是伊拉克人民对正义战争和邪恶杀戮给出的回答。
二００五年到二００六年是伊拉克反恐最困难严峻的两年，世界上的恐怖分子在伊朗、叙利亚等国暗中支持下，通过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国大量聚集到伊拉克，集中力量破坏伊拉克这个新兴的民主共和国，而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系又互相争斗，不能和解，造成一片乱象。而后，经过流血的惨痛教训，人民的强烈呼声，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均认识到不和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逐步达成和解，联合一致反恐，九万名逊尼派人士还发起“伊拉克之子”运动与美军配合行动，这一切正面行动使伊拉克局势产生转机。
去年，二００七年七月是伊拉克局势的转折点，自那时到现在，伊拉克的局势明显好转，到今年五月为止，伊拉克十八个省份已经有十个省份由伊拉克政府完全接管并行使职责。美国今年二月份增兵伊拉克的五个战斗旅，现在已有四个战斗旅撤回美国，最后一个战斗旅也将在这几天，将于二００八年七月底撤出伊拉克，麦凯说“Ｗｅ ａｒ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不是无稽之谈。
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 二００八年四月八日发表文章引述的数字，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三月，伊拉克境内的冲突事件下降了９０％！
和平还给伊拉克带来经济发展，二００三年萨达姆统治时，伊拉克人均收入是五百美元，现在达到一千五百美元。去年，二００六年，伊拉克经济强势增长，增长率达到１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拉克今年经济增长率会达到７％以上，石油日产量会再增二十万桶，达每天二百二十万桶。
美国ＡＢＣ电视驻巴格达记者布朗（Ｈｉｌａｒｙ Ｂｒｏｗｎ）今年初发回的报导说，在巴格达，乐观的气氛随处可见，商店里满是货物，很多人全家出来购物，她说，“和去年相比，这是巨大的不同”。
奥巴马却在此时，伊拉克战争的关键时刻，泼冷水，出此前功尽弃之臭招。奥巴马的撤军之说，无疑是给恐怖分子发出退缩信号，过早撤军只能对伊拉克人民造成不可承受的恶果。
在反恐上，民主党一直对恐怖主义轻视，克林顿在位时，联邦调查局两次给他长篇报告警告美国将遭恐怖袭击，都被他塞进办公桌置之不理，听任九一一最终发生。
至于戴开元先生引用的“单边主义路线”，这一名词是德、法两国给美国扣的帽子，纯属片面攻击，中共国明着参加世界反恐队伍，暗中却帮助德、法两国喧嚣，跟着它们攻击美国是单边主义。不少大陆中国人在不少问题上没有时间和精力追究数据和事实，只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根据中共国和美国左派媒体的宣传下判断，拾人牙慧地把不实之词捡来以加强自己的左派观点，在反恐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德、法两国和美国左派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是单边主义，这完全违背事实。二００四年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早就说明，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二十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三十三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了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二十一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俄国的支持，就是单边主义？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二十一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政，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现在这三国又连手反对美英联军反恐，不究其历史深层原因，就是追究单边主义，也应是法、德、俄在搞单边。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戴开元先生还对保守派挑战奥巴马的爱国提出异议。保守派对奥巴马是否爱国的怀疑，主要出自他与仇恨美国的牧师老朋友的亲密关系，并非简单地出于他的名字和服装，对他的名字和服装的议论不过是一般人的无聊的、次要的引伸。
自奥巴马青年时代开始到现在，二十年来，他一直受到黑人种族主义份子、他的牧师赖特的影响。
九一一美国遭恐怖袭击、三千人遇难后的第五天，赖特在教会布道时的一段话最近一段时间被广播电台不断播出，他歇斯底里、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向广岛、长琦扔原子弹，炸死的人比这次世贸大厦倒塌还多，我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们用国家恐怖主义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现在我们愤怒，因为人家在我们庭院用了同样的方式。这是美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赖特还在其它布道时说，“是美国政府发明了艾滋病，要种族灭绝黑人”；“美国政府给了黑人毒品、枪枝，要残害黑人，却要我们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上帝诅咒美国！”
奥巴马这个高谈爱国的人却与这么一个是非颠倒、对错不分的疯狂仇恨美国的黑人牧师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情同父子和“灵魂伙伴”。奥巴马结婚，赖特是主婚人。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成为基督徒受洗，也是赖特主持的。连奥巴马在做出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决定之际，也是和赖特一起“祈祷”的。奥巴马把赖特当成“精神导师”，并与之相处二十年，奥巴马受到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爱国是需要行动的，而当美国需要奥巴马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时，他多数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是躲避和投机。奥巴马在伊利诺州当参议员的任职期间，一百三十次需要作出困难决定的投票中，他投的票都是“出席了”（Ｐｒｅｓｅｎｔ）。就像与赖斯的友谊一样，就像奥巴马几次强调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一样，这里，我们还是看不到奥巴马的原则。需要为国承担时，他却躲避和投机，所以，作为参议院，他的执政业绩最糟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常常因为经济利益，不少西方的公司、甚至国家及其领袖在行动上偏离西方的治国之本理念和原则，这就更凸显这一原则的重要。
所以，空洞、简单地谈谈正确的爱国理念是容易的，可是，任职美国总统去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对付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和独裁政权，奥巴马这种没有是非原则、价值取向的人能行吗？
□ 寄自美国
读了“三妹”对笔者“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一文的批评，感觉“三妹”似乎没有留意拙文的主旨并非论证奥巴马有资格担任下届美国总统，而是从奥巴马爱国观的视角，分析和批评华人社会对爱国主义的滥用。因此，“三妹”长篇大论奥巴马如何“幼稚”，如何“没有是非原则”等等，这犹如“我说东来你说西，我说宰鹅你要杀鸡”，叫人啼笑皆非。
拙文中提到今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遭到的某些攻击，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当代政治辩论存在的滥用爱国主义现象。任何人都有权批评奥巴马。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批评“上纲上线”到质疑奥巴马是否爱美国的高度，那就是对爱国主义的滥用或误用，因为我认为，在这次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还是马凯恩，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中任何人不爱美国甚至背叛美国，我们都应该预设他们是爱国者。
“三妹”用尖锐词语对奥巴马在伊拉克等国际问题的看法提出了种种批评，很遗憾，我看不出任何一条可以证明奥巴马不爱美国、不忠于美国。至于“三妹”重谈他人老调，利用赖特牧师问题来质疑奥巴马的爱国立场，这使我回想起文革期间一度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幸亏赖特只是奥巴马所在教会的牧师，如果赖特是奥巴马的亲娘老爹，那么在“三妹”眼中，奥巴马岂不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反美分子”了？
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之争，还是奥巴马－马凯恩之争，我倾向于支持奥巴马，因为比较而言，我更认同奥巴马对美国国内外问题的政策。但这不是笔者那篇文章的主旨。以后如有机会，我也许会撰文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2008-8-3
附﹕
华夏快递 : 三妹：与戴开元先生商榷奥巴马的爱国
发布者 thchen 在 08-08-02 06:20
·三 妹·
今天读到戴开元先生在华夏文摘发表的文章“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感到戴开元先生有误导读者之处。戴开元先生阐明的爱国理念没有错，奥巴马讲话谈到的爱国理念也没有错，戴开元先生最后的结论更没有错：异议人士更爱国，民族主义者不应该动辄就给异议人士扣“卖国贼”的帽子。
戴开元先生的问题出在，他以正确的爱国理念来证明批评奥巴马的人是错的。更糟的是，戴开元先生引述奥巴马的话不准确，这说明戴开元先生对奥巴马的讲话不求甚解，戴开元先生这种泛泛而论地为奥巴马辩解，所得结论也不准确。
戴开元先生写到，“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什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Ｈｕｓｓｅｉｎ），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它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实际上，奥巴马在对“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的讲话的关键词是“Ｎｏ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ｏ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奥巴马认为，“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是不需要先决条件，也不需要准备的。奥巴马此前也几次谈到，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保守派批评奥巴马对极权政府、恐怖主义毫无认识、幼稚至极，这些批评都事出有因，都出自奥巴马多次糟糕的讲话。
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反恐战场，哪个更重要无庸赘述。奥巴马却呼吁美国放弃伊拉克这个美国至关重要的反恐战场，从伊拉克撤军，用撤出的军队来补充阿富汗战场，这种毫无战略全局意识的讲话，自然会被保守派说成是“向恐怖分子投降”。更何况，当初导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经过与萨达姆十年的谈判周旋证明与独裁政权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实证。导致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正说明独裁者根本无视人民的生命和世界的和平，这正是奥巴马左派们不了解极权国家、独裁者的幼稚之处。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是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几个月的讨论达成的，它是经过参众两院缜密讨论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一致同意通过的。它更是经过与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十年的艰苦谈判和周旋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独裁政权一次次无视、欺骗联合国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杀死五千多库尔德人民的群体屠杀而导致的，它是美国历史前所未有地遭到敌人在九一一打到美国本土而导致的。所以，美国决定打击伊拉克的这些种种有力原因都远远超过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一个原因，再说，萨达姆政权曾经两次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是在两伊战争时，一次是在屠杀库尔德人民时。
再看看伊拉克大选时，伊拉克人民对大选的热情参与和拥护也足以说明伊拉克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年的一个镜头至今令人感动，恐怖分子在参选队伍中燃爆一颗自杀炸弹，当场炸死数人。这时，那个队伍中的没受伤的人们都静静地散到一旁，静静地等着救护人员搬走死者，清理现场后，人们又都静静地回到选举队伍中继续等待选举。这才是伊拉克人民对正义战争和邪恶杀戮给出的回答。
二００五年到二００六年是伊拉克反恐最困难严峻的两年，世界上的恐怖分子在伊朗、叙利亚等国暗中支持下，通过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国大量聚集到伊拉克，集中力量破坏伊拉克这个新兴的民主共和国，而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系又互相争斗，不能和解，造成一片乱象。而后，经过流血的惨痛教训，人民的强烈呼声，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均认识到不和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逐步达成和解，联合一致反恐，九万名逊尼派人士还发起“伊拉克之子”运动与美军配合行动，这一切正面行动使伊拉克局势产生转机。
去年，二００七年七月是伊拉克局势的转折点，自那时到现在，伊拉克的局势明显好转，到今年五月为止，伊拉克十八个省份已经有十个省份由伊拉克政府完全接管并行使职责。美国今年二月份增兵伊拉克的五个战斗旅，现在已有四个战斗旅撤回美国，最后一个战斗旅也将在这几天，将于二００八年七月底撤出伊拉克，麦凯说“Ｗｅ ａｒ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不是无稽之谈。
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 二００八年四月八日发表文章引述的数字，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三月，伊拉克境内的冲突事件下降了９０％！
和平还给伊拉克带来经济发展，二００三年萨达姆统治时，伊拉克人均收入是五百美元，现在达到一千五百美元。去年，二００六年，伊拉克经济强势增长，增长率达到１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拉克今年经济增长率会达到７％以上，石油日产量会再增二十万桶，达每天二百二十万桶。
美国ＡＢＣ电视驻巴格达记者布朗（Ｈｉｌａｒｙ Ｂｒｏｗｎ）今年初发回的报导说，在巴格达，乐观的气氛随处可见，商店里满是货物，很多人全家出来购物，她说，“和去年相比，这是巨大的不同”。
奥巴马却在此时，伊拉克战争的关键时刻，泼冷水，出此前功尽弃之臭招。奥巴马的撤军之说，无疑是给恐怖分子发出退缩信号，过早撤军只能对伊拉克人民造成不可承受的恶果。
在反恐上，民主党一直对恐怖主义轻视，克林顿在位时，联邦调查局两次给他长篇报告警告美国将遭恐怖袭击，都被他塞进办公桌置之不理，听任九一一最终发生。
至于戴开元先生引用的“单边主义路线”，这一名词是德、法两国给美国扣的帽子，纯属片面攻击，中共国明着参加世界反恐队伍，暗中却帮助德、法两国喧嚣，跟着它们攻击美国是单边主义。不少大陆中国人在不少问题上没有时间和精力追究数据和事实，只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根据中共国和美国左派媒体的宣传下判断，拾人牙慧地把不实之词捡来以加强自己的左派观点，在反恐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德、法两国和美国左派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是单边主义，这完全违背事实。二００四年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早就说明，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二十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三十三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了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二十一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俄国的支持，就是单边主义？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二十一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政，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现在这三国又连手反对美英联军反恐，不究其历史深层原因，就是追究单边主义，也应是法、德、俄在搞单边。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戴开元先生还对保守派挑战奥巴马的爱国提出异议。保守派对奥巴马是否爱国的怀疑，主要出自他与仇恨美国的牧师老朋友的亲密关系，并非简单地出于他的名字和服装，对他的名字和服装的议论不过是一般人的无聊的、次要的引伸。
自奥巴马青年时代开始到现在，二十年来，他一直受到黑人种族主义份子、他的牧师赖特的影响。
九一一美国遭恐怖袭击、三千人遇难后的第五天，赖特在教会布道时的一段话最近一段时间被广播电台不断播出，他歇斯底里、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向广岛、长琦扔原子弹，炸死的人比这次世贸大厦倒塌还多，我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们用国家恐怖主义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现在我们愤怒，因为人家在我们庭院用了同样的方式。这是美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赖特还在其它布道时说，“是美国政府发明了艾滋病，要种族灭绝黑人”；“美国政府给了黑人毒品、枪枝，要残害黑人，却要我们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上帝诅咒美国！”
奥巴马这个高谈爱国的人却与这么一个是非颠倒、对错不分的疯狂仇恨美国的黑人牧师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情同父子和“灵魂伙伴”。奥巴马结婚，赖特是主婚人。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成为基督徒受洗，也是赖特主持的。连奥巴马在做出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决定之际，也是和赖特一起“祈祷”的。奥巴马把赖特当成“精神导师”，并与之相处二十年，奥巴马受到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爱国是需要行动的，而当美国需要奥巴马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时，他多数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是躲避和投机。奥巴马在伊利诺州当参议员的任职期间，一百三十次需要作出困难决定的投票中，他投的票都是“出席了”（Ｐｒｅｓｅｎｔ）。就像与赖斯的友谊一样，就像奥巴马几次强调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一样，这里，我们还是看不到奥巴马的原则。需要为国承担时，他却躲避和投机，所以，作为参议院，他的执政业绩最糟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常常因为经济利益，不少西方的公司、甚至国家及其领袖在行动上偏离西方的治国之本理念和原则，这就更凸显这一原则的重要。
所以，空洞、简单地谈谈正确的爱国理念是容易的，可是，任职美国总统去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对付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和独裁政权，奥巴马这种没有是非原则、价值取向的人能行吗？
□ 寄自美国
Saturday, July 26, 2008
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
戴开元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多数民眾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就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伦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可以变成美女；又仿佛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论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爱国主义从何而来？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西人云“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今年6月30日，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啟迪。
人为什么会爱国？一个人在地球上某个国家出生和成长，他对於生育、养育他的祖国，对於祖国的亲友和同胞，以及祖国的语言和文化，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即使后来他移民外国，这种爱也难以割断或消失，他会为祖国的成就和进步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就是爱国主义的来源。这种爱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爱国主义。奥巴马也是这样，他对美国的爱来自小时候外祖父母和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学校、社会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
但奥巴马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为美国感到自豪，或参加学校的忠诚宣誓、感恩节、国庆节等活动，他更强调爱美国就要信奉美国的立国理念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说，“它（爱国主义）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那么，这种美国理念是什麼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认识到美国并非完美无缺，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爱国主义者有责任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孜孜不断地努力。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他说：“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据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奥巴马也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所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前不久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反对布希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奥巴马严厉谴责美国过去和现在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排斥和攻击异己以售其奸的各种言行。他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被反联邦党人指控为“英国的同谋”。汤玛斯．杰斐逊被联邦党人指控为“把美国出卖给法国”。一些知名总统利用爱国主义来为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披上爱国主义的美丽外衣，异议人士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希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Hussein），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无独有偶，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也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帽子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中共曾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陆的学校提倡过“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了“三爱”，即爱党、爱政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爱国主义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文革中，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的批斗，偷渡香港后来又到美国，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1960年，笔者母校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台湾，有人指控孙中山先生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条约”。蓝营被对手扣上“中共代理人”、“卖台集团”的帽子，绿营也被对方贴上“亲日汉奸”的标签。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人骂为“卖国贼”。今年3月，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许多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辙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标榜自己是“爱国者”。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和执政党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对于已经移民外国的海外华人，过分强调“爱国主义”还会产生一个难题：他应该爱哪一国？有人说，两个国家他都爱。如果祖国与移居国关系友好，这种立场一般不会出问题。但如果移居国与祖国发生利益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他应该站在哪一边？有个朋友告诉我，支持哪边得到的好处较多或风险较小，他就支持哪一边，这是一种选择。也有人说，哪一边更有道理，更有正义，他就站在哪一边，这是另一种选择。种种不同的选择说明，爱国与否并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国家之上，还存在更高的价值。
附：
我们热爱的美国----- 奥巴马2008年6月30日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演说
戴开元译
1775年4月的一天早晨，一群普通的殖民者、农民、商人、铁匠、印刷工，大人和儿童，离开他们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家园与家人，拿起武器反抗某个帝国的残暴统治。他们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风险很大，即使没有战死沙场，失败后他们也将被控叛逆罪而被绞死。
然而他们利用了那个机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某个部落或家族，而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理念，为了自由的理念，为了上帝赋於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理念。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在响彻全球的第一枪打响以后，试验民主制度的美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列克星顿与康科德的居民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爱国者。在国庆周的第一天，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爱国主义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仗，150多万我国最优秀的男女青年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六万多人受伤，4600多人已经阵亡，这场战争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对於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我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么多人做出了牺牲，深入思考那些把我们凝为一体、组成国家的理念，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大选，也许这是数代人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一次决定我国未来数年或数十年路线的选举。它不仅关系到医疗、就业、能源、教育和退休保障等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既保障自己的安全，又保障我们的自由？在政府似乎日益脱离人民、被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之际，怎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怎样才能使幸运者履行对不幸者的义务？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谁爱国谁不爱国的问题，往往毒化我们的政治辩论，分裂而不是团结人民。我在竞选中的亲身经歷，已经使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小到大，我一直把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深切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它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驱使我从事公务活动的动力，也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然而过去16个月来，我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我的爱国主义受到挑战----有时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某些人企图挑起选民对我本人和我的立场的恐惧，捞取政治利益。
所以，我现在明确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然而，我关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在我国歷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争论中，一些地位权力远远在我之上的人，其爱国主义也受到置疑。联邦党人指控汤玛斯．杰斐逊把美国出卖给法国。反联邦党人也坚信约翰．亚当斯是英国的同谋，企图恢复英王的统治。甚至我国的一些最明智的领袖，也企图利用爱国主义来为其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被说成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不赞同这些政策的人有时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换句话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歷史。然而，目前这场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与六十年代的文化战争具有明显的渊源关係。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初期，维持现状的辩护士经常指控任何怀疑政府政策的人不爱国。同时，六十年代一些所谓的反文化人士，不仅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且攻击美国的标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焚烧国旗。他们攻击美国的理念，谴责美国应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负责。也许最可悲的是，他们不尊重越战退伍军人。至今这仍是美国的羞耻。
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这种过於简单的非左即右的世界观。他们明白，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激端地不尊重美国的传统与体制，也不是明智之举。但六十年代的愤怒与骚乱并未销声匿迹。我们的政治似乎经常陷於这类老套的争论。最近关於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被某些人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一位将军对伊拉克政策提出最宝贵的建议，却受到背叛的指控。
目前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再也经受不起这种分裂。没有人认为关於爱国主义的争论将会完全消失，因为这不仅是关於我们国家性质的争论，更是关於我们国家前进方向的争论。但我们的确有一项共识：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学说能够垄断爱国主义的解释权。我们确实可以提出一个蕴涵美国共同精神精髓的爱国主义的定义，无论这种定义有多麼粗疏而且不完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对於我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它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
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在夏威夷海滨欢迎阿波罗号太空人归来。我记得人们的欢呼声和他们挥舞的小国旗。外祖父告诉我，美国人能够实现自己的任何梦想。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外祖母讲她二战期间在轰炸机装配工厂工作的故事。我记得外祖父把他在巴顿军队当兵时的身份识别牌送给我，使我明白保卫祖国是他引以最自豪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印尼，母亲为我朗读独立宣言的开头几行文字：“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於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对我说，独立宣言适用於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的文字保护我们免於遭受国外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长大以后，我逐渐知道我们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例如持续不断的种族纷争，水门事件暴露的我国政治品德的堕落，密西西比三角洲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令人揪心的贫困等等。但我内心裡依然认为，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不仅因为美国的欢快生活与文化，它的生命力，它的生气勃勃，它的多样化，它的自由，总是超过它的缺点；而且因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我开始明白，正是下述这些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
我是一个黑白混血青年，在任何社区没有坚实靠山，甚至没有父亲的指导，正是这个重要的美国信念----我们不受出身偶然性的限制，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决定了我以及其它许多美国人的命运。
因此，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为之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我坚信，正是这种忠诚使美国把不同种族、族裔、宗教和习俗的人凝为一体。正是这些理念使美国与津巴布韦、缅甸和伊拉克这些国家区别开来。津巴布韦的反对党及其支持者遭到秘密追捕、酷刑和杀害。缅甸军政府害怕外国人进来救灾，使遭受可怕风灾的数万民众至今缺乏基本的食品和庇护所。在伊拉克，尽管我国军人的英勇努力和伊拉克许多普通人的勇气，伊拉克各派之间至今仍难以实现有限度的合作。
我认为，一些人攻击美国的缺点，却不承认美国理念的伟大，不承认这些理念能够鼓舞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并没有真正懂得美国。
当然，正因为美国并不完美，正因为美国的理念要求我们不断进步，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正如美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说：“爱国主义总是支持你们的国家，但只有你们的政府值得支持时才会支持政府。”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领袖和政府恪守我们的理念，我国歷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但是，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马丁．路德．金恩牧师领导的民权运动，帮助美国勇敢正视种族不公正的歷史悲剧，把我们的信念付诸实施，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青年军人最先揭露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他是一位爱国者。承认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错误，坚持遵守我国的宪法，这些都是爱国行动，因为他们捍卫的是美国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不赞同他们，尤其是当他们的言论使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除了忠於美国的理念，除了根据这些理念对政府表示异议，我还认为，如果爱国主义有任何意义，它必须包括愿意牺牲，愿意为了一个更宏大的事业而放弃我们珍贵的东西。那些在我们的国旗下作战的人，那些华特．里德陆军医院裡的青年退伍军人，那些像马侃那样为美国服役而经受酷刑的人，根本不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做出的牺牲。而且，任何人都不应该贬低，特别是为了竞选而贬低这种服务的价值，双方的支持者都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必须经常对我国军人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激。伊拉克战争确实带来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我们普遍认识到，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我们部队所做出的牺牲总是值得崇敬。对于非军人或者没有亲人当兵的其他人，召唤他们为国家的更大利益而做出牺牲，仍然很有必要。可悲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打两场战争，政府却从未发出这种召唤。九一一之后，甚至在战争费用不断攀升之际，政府只要求我们购物，并为最有钱的人减税。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减少我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从而降低我们遭到某个动荡地区伤害的可能性。我们的能源政策丝毫未变，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继续增大。
尽管缺乏政府的领导，新一代美国人正在响应这种召唤。我到处都遇到这些参加美国振兴计划的年轻人，这不仅指那些参军去远方为国家打仗的人，还包括那些在国内为改善美国而奋斗的人，他们有的去师资不足的学校任教，或者去人手不足的医院照料病患，或者在地方推动可持续能源的政策。
我认为，下届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这个服务运动的不断持续和发展。在提高军人的福利之后，我们还应扩大美国志愿队和和平队，设立一项新的大学资助计划来鼓励青年人为国家服务。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不可能光靠政府的几项计划来强行建立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反，它必须驻扎在我们人民的心中，在我们文化的核心中培育，在我们儿童的内心里培养。
在我国进入第四个世纪之际，我们很容易把美国的卓越性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的家长有责任通过家庭和学校，把美国的歷史逐渐灌输进到孩子的头脑中。我们很多学校缺乏高品质的公民知识教育，许多美国青年不知道我们先辈的事迹，也不知道他们制定的、奠定我国基础的文献的意义。先辈们全力以赴、冒著风险、做出牺牲，使我国打赢了战争，度过了经济萧条，展开了争取民权、社会权利和工人权利的伟大斗争，而许多儿童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尽管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尽管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一定能团结起来，使我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兴旺，更加团结，更加公平。我们需要教育他们，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支追求美好的力量，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视为地球上最终的最佳希望。我们需要教育他们，返回自己社区服务是好事，在军队服役很光荣，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关紧要。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使他们明白一个从政者经常忘记的道理：爱国主义不仅包括保卫我国不受外来威胁，还包括坚持工作，使子孙后代有一个更美好的美国。我们把债务积累如山，等待下一代去偿还，或者明知后果而拒不改变能源政策，这是把短期利益置于国家长远福利之上。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教育使无数儿童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竞争力，或者不能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们就可能使美国在世界排名中后退。正如爱国主义要求我们所有人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眼前利益之上，还要求我们把子孙后代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最伟大的领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爱国主义的定义著眼於未来。乔治．华盛顿因为领导大陆军队有功而得到崇敬，但他的一项最伟大的爱国行动，就是担任两届总统之后坚决离职，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一个模式，并提醒后来的总统，这是一个人民所有、人民统治和为人民谋利益（旧译﹕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亚伯拉罕．林肯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捍卫了美国的统一，而且不愿妖魔化他的战场对手，拒绝屈从於战争带来的仇恨或自以为是，坚持战后的美国不能继续保持那种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制度。他相信我们天性中较好的一面，他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
哈里．杜鲁门离职前在白宫的告别演说中说：“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时，我感觉一定有一百万人比我更有资格担任总统。但经过了所有这一切，经过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所有岁月，我一直很清楚，我确实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你们在与我一道工作。没有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任何总统也不能指望领导这个国家，或者承担这个职务的重担。”
最后，最准确描述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的可能是下述品质：不仅抽象地爱美国，而且对美国人民有一种特别的爱和信心。我一看见我们的国旗就豪情满怀，一听到悲哀孤寂的葬礼号声就热泪盈眶，原因就在於此，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伟大，它的战争胜利，它的巨大财富，它的科学文化成就，都来自美国人民的能量与想象力，来自他们的勤劳、主动、奋斗、永不满足、幽默感和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
我们捍卫的自由是人人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我们追求的平等不是结果的相等，而是人人机会的平等。我们始终相信，在我们努力建设的社会里，在这个我们所信任的、但有时有点混乱的民主社会裡，我们一定能心想事成，我们是一项更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以及所有拥戴美国特有信念的人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
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多数民眾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就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伦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可以变成美女；又仿佛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论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爱国主义从何而来？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西人云“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今年6月30日，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啟迪。
人为什么会爱国？一个人在地球上某个国家出生和成长，他对於生育、养育他的祖国，对於祖国的亲友和同胞，以及祖国的语言和文化，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即使后来他移民外国，这种爱也难以割断或消失，他会为祖国的成就和进步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就是爱国主义的来源。这种爱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爱国主义。奥巴马也是这样，他对美国的爱来自小时候外祖父母和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学校、社会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
但奥巴马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为美国感到自豪，或参加学校的忠诚宣誓、感恩节、国庆节等活动，他更强调爱美国就要信奉美国的立国理念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说，“它（爱国主义）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那么，这种美国理念是什麼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认识到美国并非完美无缺，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爱国主义者有责任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孜孜不断地努力。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他说：“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据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奥巴马也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所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前不久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反对布希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奥巴马严厉谴责美国过去和现在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排斥和攻击异己以售其奸的各种言行。他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被反联邦党人指控为“英国的同谋”。汤玛斯．杰斐逊被联邦党人指控为“把美国出卖给法国”。一些知名总统利用爱国主义来为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披上爱国主义的美丽外衣，异议人士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希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Hussein），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无独有偶，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也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帽子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中共曾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陆的学校提倡过“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了“三爱”，即爱党、爱政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爱国主义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文革中，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的批斗，偷渡香港后来又到美国，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1960年，笔者母校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台湾，有人指控孙中山先生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条约”。蓝营被对手扣上“中共代理人”、“卖台集团”的帽子，绿营也被对方贴上“亲日汉奸”的标签。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人骂为“卖国贼”。今年3月，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许多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辙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标榜自己是“爱国者”。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和执政党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对于已经移民外国的海外华人，过分强调“爱国主义”还会产生一个难题：他应该爱哪一国？有人说，两个国家他都爱。如果祖国与移居国关系友好，这种立场一般不会出问题。但如果移居国与祖国发生利益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他应该站在哪一边？有个朋友告诉我，支持哪边得到的好处较多或风险较小，他就支持哪一边，这是一种选择。也有人说，哪一边更有道理，更有正义，他就站在哪一边，这是另一种选择。种种不同的选择说明，爱国与否并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国家之上，还存在更高的价值。
附：
我们热爱的美国----- 奥巴马2008年6月30日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演说
戴开元译
1775年4月的一天早晨，一群普通的殖民者、农民、商人、铁匠、印刷工，大人和儿童，离开他们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家园与家人，拿起武器反抗某个帝国的残暴统治。他们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风险很大，即使没有战死沙场，失败后他们也将被控叛逆罪而被绞死。
然而他们利用了那个机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某个部落或家族，而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理念，为了自由的理念，为了上帝赋於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理念。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在响彻全球的第一枪打响以后，试验民主制度的美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列克星顿与康科德的居民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爱国者。在国庆周的第一天，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爱国主义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仗，150多万我国最优秀的男女青年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六万多人受伤，4600多人已经阵亡，这场战争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对於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我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么多人做出了牺牲，深入思考那些把我们凝为一体、组成国家的理念，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大选，也许这是数代人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一次决定我国未来数年或数十年路线的选举。它不仅关系到医疗、就业、能源、教育和退休保障等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既保障自己的安全，又保障我们的自由？在政府似乎日益脱离人民、被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之际，怎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怎样才能使幸运者履行对不幸者的义务？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谁爱国谁不爱国的问题，往往毒化我们的政治辩论，分裂而不是团结人民。我在竞选中的亲身经歷，已经使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小到大，我一直把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深切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它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驱使我从事公务活动的动力，也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然而过去16个月来，我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我的爱国主义受到挑战----有时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某些人企图挑起选民对我本人和我的立场的恐惧，捞取政治利益。
所以，我现在明确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然而，我关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在我国歷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争论中，一些地位权力远远在我之上的人，其爱国主义也受到置疑。联邦党人指控汤玛斯．杰斐逊把美国出卖给法国。反联邦党人也坚信约翰．亚当斯是英国的同谋，企图恢复英王的统治。甚至我国的一些最明智的领袖，也企图利用爱国主义来为其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被说成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不赞同这些政策的人有时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换句话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歷史。然而，目前这场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与六十年代的文化战争具有明显的渊源关係。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初期，维持现状的辩护士经常指控任何怀疑政府政策的人不爱国。同时，六十年代一些所谓的反文化人士，不仅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且攻击美国的标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焚烧国旗。他们攻击美国的理念，谴责美国应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负责。也许最可悲的是，他们不尊重越战退伍军人。至今这仍是美国的羞耻。
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这种过於简单的非左即右的世界观。他们明白，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激端地不尊重美国的传统与体制，也不是明智之举。但六十年代的愤怒与骚乱并未销声匿迹。我们的政治似乎经常陷於这类老套的争论。最近关於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被某些人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一位将军对伊拉克政策提出最宝贵的建议，却受到背叛的指控。
目前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再也经受不起这种分裂。没有人认为关於爱国主义的争论将会完全消失，因为这不仅是关於我们国家性质的争论，更是关於我们国家前进方向的争论。但我们的确有一项共识：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学说能够垄断爱国主义的解释权。我们确实可以提出一个蕴涵美国共同精神精髓的爱国主义的定义，无论这种定义有多麼粗疏而且不完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对於我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它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
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在夏威夷海滨欢迎阿波罗号太空人归来。我记得人们的欢呼声和他们挥舞的小国旗。外祖父告诉我，美国人能够实现自己的任何梦想。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外祖母讲她二战期间在轰炸机装配工厂工作的故事。我记得外祖父把他在巴顿军队当兵时的身份识别牌送给我，使我明白保卫祖国是他引以最自豪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印尼，母亲为我朗读独立宣言的开头几行文字：“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於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对我说，独立宣言适用於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的文字保护我们免於遭受国外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长大以后，我逐渐知道我们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例如持续不断的种族纷争，水门事件暴露的我国政治品德的堕落，密西西比三角洲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令人揪心的贫困等等。但我内心裡依然认为，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不仅因为美国的欢快生活与文化，它的生命力，它的生气勃勃，它的多样化，它的自由，总是超过它的缺点；而且因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我开始明白，正是下述这些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
我是一个黑白混血青年，在任何社区没有坚实靠山，甚至没有父亲的指导，正是这个重要的美国信念----我们不受出身偶然性的限制，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决定了我以及其它许多美国人的命运。
因此，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为之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我坚信，正是这种忠诚使美国把不同种族、族裔、宗教和习俗的人凝为一体。正是这些理念使美国与津巴布韦、缅甸和伊拉克这些国家区别开来。津巴布韦的反对党及其支持者遭到秘密追捕、酷刑和杀害。缅甸军政府害怕外国人进来救灾，使遭受可怕风灾的数万民众至今缺乏基本的食品和庇护所。在伊拉克，尽管我国军人的英勇努力和伊拉克许多普通人的勇气，伊拉克各派之间至今仍难以实现有限度的合作。
我认为，一些人攻击美国的缺点，却不承认美国理念的伟大，不承认这些理念能够鼓舞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并没有真正懂得美国。
当然，正因为美国并不完美，正因为美国的理念要求我们不断进步，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正如美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说：“爱国主义总是支持你们的国家，但只有你们的政府值得支持时才会支持政府。”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领袖和政府恪守我们的理念，我国歷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但是，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马丁．路德．金恩牧师领导的民权运动，帮助美国勇敢正视种族不公正的歷史悲剧，把我们的信念付诸实施，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青年军人最先揭露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他是一位爱国者。承认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错误，坚持遵守我国的宪法，这些都是爱国行动，因为他们捍卫的是美国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不赞同他们，尤其是当他们的言论使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除了忠於美国的理念，除了根据这些理念对政府表示异议，我还认为，如果爱国主义有任何意义，它必须包括愿意牺牲，愿意为了一个更宏大的事业而放弃我们珍贵的东西。那些在我们的国旗下作战的人，那些华特．里德陆军医院裡的青年退伍军人，那些像马侃那样为美国服役而经受酷刑的人，根本不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做出的牺牲。而且，任何人都不应该贬低，特别是为了竞选而贬低这种服务的价值，双方的支持者都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必须经常对我国军人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激。伊拉克战争确实带来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我们普遍认识到，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我们部队所做出的牺牲总是值得崇敬。对于非军人或者没有亲人当兵的其他人，召唤他们为国家的更大利益而做出牺牲，仍然很有必要。可悲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打两场战争，政府却从未发出这种召唤。九一一之后，甚至在战争费用不断攀升之际，政府只要求我们购物，并为最有钱的人减税。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减少我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从而降低我们遭到某个动荡地区伤害的可能性。我们的能源政策丝毫未变，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继续增大。
尽管缺乏政府的领导，新一代美国人正在响应这种召唤。我到处都遇到这些参加美国振兴计划的年轻人，这不仅指那些参军去远方为国家打仗的人，还包括那些在国内为改善美国而奋斗的人，他们有的去师资不足的学校任教，或者去人手不足的医院照料病患，或者在地方推动可持续能源的政策。
我认为，下届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这个服务运动的不断持续和发展。在提高军人的福利之后，我们还应扩大美国志愿队和和平队，设立一项新的大学资助计划来鼓励青年人为国家服务。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不可能光靠政府的几项计划来强行建立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反，它必须驻扎在我们人民的心中，在我们文化的核心中培育，在我们儿童的内心里培养。
在我国进入第四个世纪之际，我们很容易把美国的卓越性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的家长有责任通过家庭和学校，把美国的歷史逐渐灌输进到孩子的头脑中。我们很多学校缺乏高品质的公民知识教育，许多美国青年不知道我们先辈的事迹，也不知道他们制定的、奠定我国基础的文献的意义。先辈们全力以赴、冒著风险、做出牺牲，使我国打赢了战争，度过了经济萧条，展开了争取民权、社会权利和工人权利的伟大斗争，而许多儿童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尽管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尽管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一定能团结起来，使我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兴旺，更加团结，更加公平。我们需要教育他们，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支追求美好的力量，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视为地球上最终的最佳希望。我们需要教育他们，返回自己社区服务是好事，在军队服役很光荣，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关紧要。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使他们明白一个从政者经常忘记的道理：爱国主义不仅包括保卫我国不受外来威胁，还包括坚持工作，使子孙后代有一个更美好的美国。我们把债务积累如山，等待下一代去偿还，或者明知后果而拒不改变能源政策，这是把短期利益置于国家长远福利之上。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教育使无数儿童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竞争力，或者不能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们就可能使美国在世界排名中后退。正如爱国主义要求我们所有人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眼前利益之上，还要求我们把子孙后代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最伟大的领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爱国主义的定义著眼於未来。乔治．华盛顿因为领导大陆军队有功而得到崇敬，但他的一项最伟大的爱国行动，就是担任两届总统之后坚决离职，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一个模式，并提醒后来的总统，这是一个人民所有、人民统治和为人民谋利益（旧译﹕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亚伯拉罕．林肯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捍卫了美国的统一，而且不愿妖魔化他的战场对手，拒绝屈从於战争带来的仇恨或自以为是，坚持战后的美国不能继续保持那种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制度。他相信我们天性中较好的一面，他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
哈里．杜鲁门离职前在白宫的告别演说中说：“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时，我感觉一定有一百万人比我更有资格担任总统。但经过了所有这一切，经过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所有岁月，我一直很清楚，我确实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你们在与我一道工作。没有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任何总统也不能指望领导这个国家，或者承担这个职务的重担。”
最后，最准确描述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的可能是下述品质：不仅抽象地爱美国，而且对美国人民有一种特别的爱和信心。我一看见我们的国旗就豪情满怀，一听到悲哀孤寂的葬礼号声就热泪盈眶，原因就在於此，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伟大，它的战争胜利，它的巨大财富，它的科学文化成就，都来自美国人民的能量与想象力，来自他们的勤劳、主动、奋斗、永不满足、幽默感和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
我们捍卫的自由是人人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我们追求的平等不是结果的相等，而是人人机会的平等。我们始终相信，在我们努力建设的社会里，在这个我们所信任的、但有时有点混乱的民主社会裡，我们一定能心想事成，我们是一项更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以及所有拥戴美国特有信念的人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
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
Saturday, April 26, 2008
影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8集电视剧
编剧：卞智洪 吴厚信 导演兼主演：连奕名
此剧主要描写1933日军进攻山海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在北平抗击日军侵略的故事，其间穿插着北平武术世家郑家三兄弟的老二、老三与路家女儿明珠的爱情纠葛，郑家、路家与日军情报官兼武士三岛争夺刀谱的斗争。
该剧对国民党军队的刻画基本上是正面的，几乎没提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功绩和活动（如果不算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没提中共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抗日，政治立场相当客观，在大陆影剧中殊为罕见，难能可贵。当然该剧也描写蒋介石政府对日军侵略的一味忍让、退让政策，但最后仍下令抵抗。
另外，此剧对日本军官三岛、矢野等的刻画。也不是刻板化、典型化。例如三岛从日军刀下救了一名中国女孩及其弟弟，该女孩后来不怕被国人指为汉奸、甘愿与之同居为之怀孕，最后遭国人群殴，流产，握着三岛的手而死。
此剧的缺点之一是过于血腥，以刀杀人的镜头太多。另外似乎过份强调刀剑等传统武术的神奇。
奇怪的是该片又取名《亮剑II》，是不是想借一点国内非常红火的电视剧《亮剑》的光？
评级：无事时可以消遣。
编剧：卞智洪 吴厚信 导演兼主演：连奕名
此剧主要描写1933日军进攻山海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在北平抗击日军侵略的故事，其间穿插着北平武术世家郑家三兄弟的老二、老三与路家女儿明珠的爱情纠葛，郑家、路家与日军情报官兼武士三岛争夺刀谱的斗争。
该剧对国民党军队的刻画基本上是正面的，几乎没提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功绩和活动（如果不算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没提中共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抗日，政治立场相当客观，在大陆影剧中殊为罕见，难能可贵。当然该剧也描写蒋介石政府对日军侵略的一味忍让、退让政策，但最后仍下令抵抗。
另外，此剧对日本军官三岛、矢野等的刻画。也不是刻板化、典型化。例如三岛从日军刀下救了一名中国女孩及其弟弟，该女孩后来不怕被国人指为汉奸、甘愿与之同居为之怀孕，最后遭国人群殴，流产，握着三岛的手而死。
此剧的缺点之一是过于血腥，以刀杀人的镜头太多。另外似乎过份强调刀剑等传统武术的神奇。
奇怪的是该片又取名《亮剑II》，是不是想借一点国内非常红火的电视剧《亮剑》的光？
评级：无事时可以消遣。
Saturday, April 19, 2008
杂感：海军陆战队的军徽
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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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小女去弗吉尼亚州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为期十周的预备役军官训练。一周后，她因身体不适退出训练，回到家里，送我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徽贴纸，我把它贴在汽车后窗的左下角。
这张贴纸呈圆形，直径约三寸，金色边缘，里面是一道黑色圆圈，黑圈上印有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的字样，军徽中心为红色，里面是一个地球仪图案，一只美国秃鹰盘踞在地球上，还有一只军舰的铁锚贯穿地球。政治敏感者会说，这个军徽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全球的野心。老实说，我也不大欣赏这个军徽，原因不在政治，而是觉得它与美国许多机构的徽章一样，构图太复杂，缺少我喜欢的简洁美。
8月底一个周末，上午八、九点钟，阳光灿烂温暖，我在自己草地上剪草。一位黑人邻居路过，停住脚，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露出尊敬的神情。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问，我家谁在海军陆战队？我说女儿参加了陆战队的军官训练。他说他是工程师，在Quantico陆战队基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他知道，在美国军队中，海军陆战队挑选士兵的要求最严格，军官就更不得了，我应该为小女感到骄傲。我连声道谢，但没敢告诉他，女儿仅训练一周就回了家。
九一一事件发生数天后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我驱车在德拉瓦州的加油站加油。一位手持撮箕扫帚的黑人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加油站的清洁工。当他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立即朝我立正，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吓了一跳，发现他胸前缀满勋章。我想，他可能误认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连忙声明澄清，也说了女儿受训的事。他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到过日本，立过功，受过奖，现在感到很自豪。
10月，美国军队远赴阿富汗打仗。28日傍晚，我驱车经过新泽西州的一段公路，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路灯，也没有其他车辆，我一踩油门，加快行驶。数分钟后，公路分隔带冲出一辆灯光闪闪的警车，向我追来。我心想，今天死定了，连忙把汽车停在路边。警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他开口就问：“你家里谁在海军陆战队？”
我一听，暗暗欢喜：今天的事可能还有转圜余地。我就告诉他，女儿在海军陆战队。我当然没有说女儿只是参加训练，而且一周就被淘汰。
那位警察检查我的驾照、保险和汽车“户口”之后说，我在限速45英里的公路上以75英里车速行驶，超速30英里；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应罚款235美元。另外，我的驾照已经过期，也要罚款。然而，考虑到我的家人正在保卫国家（美军正在阿富汗打仗），他决定从宽处理，不罚超速，也不给我记点（point），只罚44美元的驾照过期违章。如果我觉得处理不公正，可向法院申诉。我大喜过望，连忙说：很公正，很公正，谢谢，谢谢。
三件小事，说明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军队。文革前，大陆民众对解放军的印象相当好。军队主要在军营里活动，逢年过节，驻军经常派文工团为当地民众表演文娱节目。发生自燃灾害，军人往往冲在救灾第一线。但文革后，解放军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官兵的待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民众对军人的印象依然不佳，至少比不上美国军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军队是保卫国家政权、防止外来侵略的最重要工具。军人承担着打仗伤亡的较大风险。因此，军人享有某种特权和福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军队的特权和福利超出法定范围，那就是滥权和腐败。文革前，大陆军队腐败主要集中于高层（如文革中揭露出来的陈某某、邱某某、苏某某、叶某某）。文革中，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权力大增，腐败开始向下蔓延（如云南军垦农场军官大量强奸女支边青年）。
文革后，邓小平准许军队经商，解放军开公司、建宾馆、开餐馆，与民争利，军队形成制度性、普遍性腐败。军队占有风景名胜，“天下名山军占有多”；军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守交通法规（前不久，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小车在青岛违章行驶，被交警拦下，交警居然受到处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特权表现，也令百姓深恶痛绝。
美国军队也有腐败。数年前，美国海军男军官在派对上调戏、强奸女军官（尾钩事件），美国空军学院包庇强奸女学员的男学员，美军高级军官利用职权调戏、侮辱女军官，用军用飞机接送自己家属，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监狱侮辱、虐待伊拉克俘虏，等等。然而，美军从不经商，军队不仅受自己的监督部门监督，还受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这些机制使美军的腐败只是局部、暂时现象，不会引起民众对军队整体形象的恶感。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直属执政党的中央军委，人大只是执政党的橡皮图章，媒体只是执政党的喉舌，哪敢对军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约十年前，有个化名“解放军军官”的网民撰文说，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前线几个团级军官跑到中央军委办公室，要求立即攻打台湾。其中一个军官还拔出手枪说，愿意以自己生命担保一定攻下台湾。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1996年访美时告诉美国官员，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如果美国出兵干预，中国会用洲际导弹攻击洛杉矶。解放军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中美为台湾开战，中国愿意牺牲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这些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养活的武装集团。打不打仗，何时打仗，这些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应该由国家最高政府和首脑做出，哪能由军人自己决定，随便对外发言？
美军极少发生这类事件，万一发生，这些军人必定受到严厉军纪处分。美国是军政分离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其次是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文职国防部长，再其次才是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人必须脱离军队若干年以后，才能竞选议员、总统等公职。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军人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打不打仗，由总统、国会等决定。军人只管如何打仗。即使某一战争后来证明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主要罪责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军人承担。军人不会因此灰溜溜，受到民众的嘲笑或侮辱。
更重要的是，军政分离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军人干政。军队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有能力搞武装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现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人都是“经济人”，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军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制度上杜绝军人凭借武力，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就很可能发生军人干政。
当然，有时军人干政也会产生好结果。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就是华国锋等文官，与掌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掌握军队的叶剑英等人搞的一场政变。从后果看，这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但军人干政得到坏结果的恐怕更多。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过去经常发生军人政变，经济一塌糊涂。1989年苏联军方发动政变，囚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引起叶利钦反弹，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总的说来，军人干政不是正常现象，其后果难以预料。
（2002年4月2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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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小女去弗吉尼亚州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为期十周的预备役军官训练。一周后，她因身体不适退出训练，回到家里，送我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徽贴纸，我把它贴在汽车后窗的左下角。
这张贴纸呈圆形，直径约三寸，金色边缘，里面是一道黑色圆圈，黑圈上印有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的字样，军徽中心为红色，里面是一个地球仪图案，一只美国秃鹰盘踞在地球上，还有一只军舰的铁锚贯穿地球。政治敏感者会说，这个军徽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全球的野心。老实说，我也不大欣赏这个军徽，原因不在政治，而是觉得它与美国许多机构的徽章一样，构图太复杂，缺少我喜欢的简洁美。
8月底一个周末，上午八、九点钟，阳光灿烂温暖，我在自己草地上剪草。一位黑人邻居路过，停住脚，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露出尊敬的神情。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问，我家谁在海军陆战队？我说女儿参加了陆战队的军官训练。他说他是工程师，在Quantico陆战队基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他知道，在美国军队中，海军陆战队挑选士兵的要求最严格，军官就更不得了，我应该为小女感到骄傲。我连声道谢，但没敢告诉他，女儿仅训练一周就回了家。
九一一事件发生数天后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我驱车在德拉瓦州的加油站加油。一位手持撮箕扫帚的黑人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加油站的清洁工。当他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立即朝我立正，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吓了一跳，发现他胸前缀满勋章。我想，他可能误认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连忙声明澄清，也说了女儿受训的事。他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到过日本，立过功，受过奖，现在感到很自豪。
10月，美国军队远赴阿富汗打仗。28日傍晚，我驱车经过新泽西州的一段公路，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路灯，也没有其他车辆，我一踩油门，加快行驶。数分钟后，公路分隔带冲出一辆灯光闪闪的警车，向我追来。我心想，今天死定了，连忙把汽车停在路边。警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他开口就问：“你家里谁在海军陆战队？”
我一听，暗暗欢喜：今天的事可能还有转圜余地。我就告诉他，女儿在海军陆战队。我当然没有说女儿只是参加训练，而且一周就被淘汰。
那位警察检查我的驾照、保险和汽车“户口”之后说，我在限速45英里的公路上以75英里车速行驶，超速30英里；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应罚款235美元。另外，我的驾照已经过期，也要罚款。然而，考虑到我的家人正在保卫国家（美军正在阿富汗打仗），他决定从宽处理，不罚超速，也不给我记点（point），只罚44美元的驾照过期违章。如果我觉得处理不公正，可向法院申诉。我大喜过望，连忙说：很公正，很公正，谢谢，谢谢。
三件小事，说明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军队。文革前，大陆民众对解放军的印象相当好。军队主要在军营里活动，逢年过节，驻军经常派文工团为当地民众表演文娱节目。发生自燃灾害，军人往往冲在救灾第一线。但文革后，解放军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官兵的待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民众对军人的印象依然不佳，至少比不上美国军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军队是保卫国家政权、防止外来侵略的最重要工具。军人承担着打仗伤亡的较大风险。因此，军人享有某种特权和福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军队的特权和福利超出法定范围，那就是滥权和腐败。文革前，大陆军队腐败主要集中于高层（如文革中揭露出来的陈某某、邱某某、苏某某、叶某某）。文革中，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权力大增，腐败开始向下蔓延（如云南军垦农场军官大量强奸女支边青年）。
文革后，邓小平准许军队经商，解放军开公司、建宾馆、开餐馆，与民争利，军队形成制度性、普遍性腐败。军队占有风景名胜，“天下名山军占有多”；军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守交通法规（前不久，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小车在青岛违章行驶，被交警拦下，交警居然受到处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特权表现，也令百姓深恶痛绝。
美国军队也有腐败。数年前，美国海军男军官在派对上调戏、强奸女军官（尾钩事件），美国空军学院包庇强奸女学员的男学员，美军高级军官利用职权调戏、侮辱女军官，用军用飞机接送自己家属，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监狱侮辱、虐待伊拉克俘虏，等等。然而，美军从不经商，军队不仅受自己的监督部门监督，还受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这些机制使美军的腐败只是局部、暂时现象，不会引起民众对军队整体形象的恶感。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直属执政党的中央军委，人大只是执政党的橡皮图章，媒体只是执政党的喉舌，哪敢对军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约十年前，有个化名“解放军军官”的网民撰文说，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前线几个团级军官跑到中央军委办公室，要求立即攻打台湾。其中一个军官还拔出手枪说，愿意以自己生命担保一定攻下台湾。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1996年访美时告诉美国官员，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如果美国出兵干预，中国会用洲际导弹攻击洛杉矶。解放军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中美为台湾开战，中国愿意牺牲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这些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养活的武装集团。打不打仗，何时打仗，这些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应该由国家最高政府和首脑做出，哪能由军人自己决定，随便对外发言？
美军极少发生这类事件，万一发生，这些军人必定受到严厉军纪处分。美国是军政分离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其次是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文职国防部长，再其次才是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人必须脱离军队若干年以后，才能竞选议员、总统等公职。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军人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打不打仗，由总统、国会等决定。军人只管如何打仗。即使某一战争后来证明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主要罪责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军人承担。军人不会因此灰溜溜，受到民众的嘲笑或侮辱。
更重要的是，军政分离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军人干政。军队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有能力搞武装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现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人都是“经济人”，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军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制度上杜绝军人凭借武力，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就很可能发生军人干政。
当然，有时军人干政也会产生好结果。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就是华国锋等文官，与掌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掌握军队的叶剑英等人搞的一场政变。从后果看，这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但军人干政得到坏结果的恐怕更多。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过去经常发生军人政变，经济一塌糊涂。1989年苏联军方发动政变，囚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引起叶利钦反弹，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总的说来，军人干政不是正常现象，其后果难以预料。
（2002年4月2日初稿）
Friday, April 11, 2008
人物：李泽民逸事
中科院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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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一点文字，纪念研究生院的老同学李泽民。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我们虽是老同学，他却比我大将近十岁。这是文革后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大奇观。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除了极少数年龄较小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是所谓的“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另外还有少数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就像大陆文革后招收的77、78届大学生那样，这批研究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形若两辈人。
中科院研究生院于1978年10月开学，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一幢五层教学楼里，一、二、三层是教室和办公室，四、五层作研究生的寝室。11月的一天，我在四楼的走廊看见一位男子。他面对墙壁站着，低着头，嘴里叼一根香烟，好像在小声哼什么，一只脚还打着拍子。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干吗呢？面壁思过呀？”
男子转过身子，冲我喝喝一笑，说：“我在唱《刘三姐》。”
我又问：“干吗站在楼道里唱？”
他回答：“同寝室的人讨厌我抽烟。”
我听出他的四川口音，就问：“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是重庆李家沱来的。我叫李泽民。”
我也来自重庆。老乡见老乡，尽管没有两眼泪汪汪，却马上产生某种亲切感。当我知道他也是自然科学史所招的研究生后，就感到格外亲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当年招研究生，最初计划只招10人。李泽民报考物理学史，未被录取。他以英文、俄文等五种文字给中科院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马先生深为感动，要求科学史所招他，还志愿当他的导师。研究所于是向科学院补要了三个名额，李泽民被第二次录取。他到北京已是11月，没跟我住一起，而是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住一间寝室。
李泽民瘦高个子，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且有不少白发，长圆脸，两眼大而有神，嘴唇较厚，皮肤黑黄粗糙，笑起来有不少皱纹，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他身穿皱巴巴的褐色中山服，灰色裤子，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老李是四川南充人，家庭出身贫农，1961年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汉中某国防工厂当技术员。由于得罪工厂领导，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单位精简雇员，他就被“下放”回南充农村老家当农民。回四川后，他不服，跑到四川省高教局申诉。四川高教局还比较讲政策，知道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不属精简对象，就把他安排到重庆李家沱水轮机厂子弟中学当教师。不过老李并未完全恢复大学生待遇，只能领取大专生工资，总算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年中科院规定，研究生首先在研究生院待一年半，必须至少修六门课，然后才回各研究所写学位论文。老李根本就不理这一茬，他在研究生院没有选一门课，理由是这些课程他早已修过。每天他除了站在楼道里唱《刘三姐》，另外做的两件事大概是学“外文”和淘旧货。
老李床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纸条，上面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以及我不认识的其他文字的字母。他说他正在自学这些文字。老李同时自学这么多“外文”，而且光学文字，不练口语，我怀疑他对这些语言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老李学习语言的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老李喜欢买旧货。他不知在哪里花十块钱买到一辆旧自行车。按照同所研究生刘劲生的说法，这是一辆“光董董”（四川方言“赤裸裸”）自行车，它除了一个生锈的车架和两个轮子，什么附件都没有，而且骑上之后，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在响。它的坐垫特别高，并且桀骜不驯，人骑上去，坐垫的前端会自动上翘，咯得骑车者恨不得马上跳下车。车链子太松，从林学院到五道口那么一点距离，居然要掉下来两三次。有次老李骑车到王府井街口的存车处，老妈子不让存，说你这破车，扔在马路边也没有人要。他说，这倒好，我可以节省两分钱的存车费。
老李床头的小桌上放了一台旧式手摇唱机，旁边有一大堆旧唱片，包括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老毛的颂歌，还有电影《刘三姐》插曲等。这些都是他在王府井旧货店弄来的，价格便宜得近乎白送。另外他还有一台美国三十年代制造的破烂不堪的英文打字机。他对我说，不要小看这台打字机，它的历史可不简单呢。
原来，文革中，李泽民和许多教师一样，被红卫兵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揪了出来，站在高板凳上挨批斗。他老婆站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挨斗。老李本人倒若无其事，居然冲着老婆做鬼脸，把老婆逗笑了。红卫兵看见，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弄到高板凳上一起批斗。
老李的老婆叫张某某，比他小九岁，也是水轮机场子弟校的教师。我夸他很有福气，老马吃到了嫩草。他得意地说，这个老婆是被他“骗来的”，结婚前他没有对张讲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讲了一个假年龄，结婚后老婆才发现真相，可是生米已经成熟饭，后悔已经晚了。
文革期间，老李在重庆估衣商店买到一台破旧的美国打字机，搬回家里，每天晚上练习英文打字。他的邻居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老工人，晚上经常听见隔壁这个“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家里噼噼啪啪作响，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向台湾发电报，急忙跑到工厂人保组报案。
当时全国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都在上天入地、千方百计搜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保组一听，如获至宝，连忙报告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刑侦队派了两名老刑侦，与水轮机厂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兵一起，悄悄包围了老李的住处，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抓获了老李。但老刑侦毕竟是老公安，一看就知道是打字机，哪里有什么发报机，但当着人保组干部和民兵的面，不好说破，就叫老李把打字机抱到人保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文革后，人保组把打字机还给了老李。
一年半以后，我们回到研究所写论文。当时科学史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贡院西街一号的一个方形小院。那一带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院的西面，隔一道墙，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先生的住宅。再往西是中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副主任李昌的小院。李昌的对门是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院子，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小院的南面，是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住处。
那时候科学史所的物质条件很差，七、八个研究生没有宿舍，分住在两间抗震棚内。老李的老婆来北京探亲，到晚上，他没有跟同住在一间抗震棚的王渝生和刘劲生打招呼，只是在自己床前拉了一块塑料布，就拉着老婆上床。王、刘二人吓得屁滚尿流，跑到我们这间抗震棚躲避，找其他地方睡觉。第二天，老李的弟弟和弟媳也来到北京，跑到哥哥的抗震棚住宿。当天夜里，他弟弟和嫂子吵架，后来甚至动手打起来了，但老李根本不管，行若无事，一个人跑到抗震棚外抽烟。
老李在研究生院没有修课，没有学分，所里很不满意，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过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他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整天悠哉游哉。但看到其他研究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科学考察，他很羡慕。有一次物理化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戴念祖要去外地开会，他请求研究所科研处长黄玮（楼适夷的妻子），准许他和戴念祖一起去。黄玮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帮戴老师提包包（拎提包）。”黄玮自然没有批准老李出差。我猜想，黄玮其实是要老李说出或者编造一个正面的出差理由，哪知道老李根本没有听懂，或者故意假装不懂。
其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留在所里，或者分到外地，抗震棚里仅剩下老李一人。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他很想留在科学史所，因为这里的研究条件最好，经费充足，不必坐班，选题自由，任务压力小，而到了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改行。我们毕业约一年后，所里为了解决老李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与马大猷先生商量，叫他写一篇文章抵六个学分，然后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以便让他早日离开研究所。
说实话，所里对老李已经相当忍让。但老李又节外生枝，提出要用英语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虽然都懂英语，但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较差，所里就向科学院请示，据说科学院的指示是：“还是用祖国的语言答辩较好”。
老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史。他把论文用漂亮的钢笔小楷公整地抄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书。老李不仅论文的书写和装帧另有特色，他的论文答辩会也可说是独具一格，史无前例。
在答辩会上，老李先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论文提要，然后突然改说中文。他首先痛骂研究所领导尤其是黄玮“迫害”他，然后斥责戴念祖“不学无术”。黄玮和戴念祖非常尴尬，但未作任何反驳。老李最后讲述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遭遇，然后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答辩委员会的许良英、方励之、马大猷等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对老李非常同情，纷纷安慰他。主持答辩会的许良英先生也对他说：“有话好好说嘛。”结果，老李的论文几乎没有进行答辩，就获老先生们的一致通过。但答辩委员会仍决定不授予老李学位，老李也未能实现留在北京的梦想。
老李回到成都，在四川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他刚一去，就分到新盖的三室一厅，老婆孩子也从重庆来到成都，老婆安排在社科院，两个儿子进了成都最好的石室中学。我有次出差路过成都，去看望老李。他戒了烟，人也长得比以前白净了一点，情绪不错，比我在北京的生活好得多，令我羡慕不已。
老李在四川社科院参加过四川省志的编写工作。听自愿分配去四川省社科院的刘劲生说，有段时间领导让老李整理编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些外文报刊，从中摘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出来，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发行。据说那是老李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1986年我出国后，就与老李失去联系。大概在2004年，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已经退休，在我们所那批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在加州，他来过美国一次，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回到成都。他炖好一锅肉，放在冰箱里，几天才吃得完。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街看美女。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河和内容，我感觉他的身体和精神皆很正常。以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到2006年，他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我以为他又来美国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去世。
毫无疑问，李泽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从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许多波折。这固然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例如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钳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与老李的个性也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他与科学史所和黄玮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完全怪罪所里，老李本人至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黄玮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革中她与丈夫皆受过迫害，与老李没有旧恨新仇，她跟其他研究生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不可能故意整“老李”。就算老李已经修过物理学专业的所有课程，他完全可以为了凑够学分而重修旧课，或选修其他新课（如科学史、历史学、文献学等）。但老李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科学院的规定，所里如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如何向上级交待？老李这种个性和作风，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会碰壁。
老李已经作古，我无权指责他。他生前不是政治家，并未做过危害他人的事。我之所以写下最后这两段文字，并不是要责备老李，而是为了自勉和供活着的人思考。
(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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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一点文字，纪念研究生院的老同学李泽民。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我们虽是老同学，他却比我大将近十岁。这是文革后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大奇观。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除了极少数年龄较小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是所谓的“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另外还有少数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就像大陆文革后招收的77、78届大学生那样，这批研究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形若两辈人。
中科院研究生院于1978年10月开学，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一幢五层教学楼里，一、二、三层是教室和办公室，四、五层作研究生的寝室。11月的一天，我在四楼的走廊看见一位男子。他面对墙壁站着，低着头，嘴里叼一根香烟，好像在小声哼什么，一只脚还打着拍子。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干吗呢？面壁思过呀？”
男子转过身子，冲我喝喝一笑，说：“我在唱《刘三姐》。”
我又问：“干吗站在楼道里唱？”
他回答：“同寝室的人讨厌我抽烟。”
我听出他的四川口音，就问：“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是重庆李家沱来的。我叫李泽民。”
我也来自重庆。老乡见老乡，尽管没有两眼泪汪汪，却马上产生某种亲切感。当我知道他也是自然科学史所招的研究生后，就感到格外亲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当年招研究生，最初计划只招10人。李泽民报考物理学史，未被录取。他以英文、俄文等五种文字给中科院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马先生深为感动，要求科学史所招他，还志愿当他的导师。研究所于是向科学院补要了三个名额，李泽民被第二次录取。他到北京已是11月，没跟我住一起，而是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住一间寝室。
李泽民瘦高个子，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且有不少白发，长圆脸，两眼大而有神，嘴唇较厚，皮肤黑黄粗糙，笑起来有不少皱纹，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他身穿皱巴巴的褐色中山服，灰色裤子，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老李是四川南充人，家庭出身贫农，1961年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汉中某国防工厂当技术员。由于得罪工厂领导，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单位精简雇员，他就被“下放”回南充农村老家当农民。回四川后，他不服，跑到四川省高教局申诉。四川高教局还比较讲政策，知道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不属精简对象，就把他安排到重庆李家沱水轮机厂子弟中学当教师。不过老李并未完全恢复大学生待遇，只能领取大专生工资，总算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年中科院规定，研究生首先在研究生院待一年半，必须至少修六门课，然后才回各研究所写学位论文。老李根本就不理这一茬，他在研究生院没有选一门课，理由是这些课程他早已修过。每天他除了站在楼道里唱《刘三姐》，另外做的两件事大概是学“外文”和淘旧货。
老李床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纸条，上面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以及我不认识的其他文字的字母。他说他正在自学这些文字。老李同时自学这么多“外文”，而且光学文字，不练口语，我怀疑他对这些语言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老李学习语言的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老李喜欢买旧货。他不知在哪里花十块钱买到一辆旧自行车。按照同所研究生刘劲生的说法，这是一辆“光董董”（四川方言“赤裸裸”）自行车，它除了一个生锈的车架和两个轮子，什么附件都没有，而且骑上之后，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在响。它的坐垫特别高，并且桀骜不驯，人骑上去，坐垫的前端会自动上翘，咯得骑车者恨不得马上跳下车。车链子太松，从林学院到五道口那么一点距离，居然要掉下来两三次。有次老李骑车到王府井街口的存车处，老妈子不让存，说你这破车，扔在马路边也没有人要。他说，这倒好，我可以节省两分钱的存车费。
老李床头的小桌上放了一台旧式手摇唱机，旁边有一大堆旧唱片，包括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老毛的颂歌，还有电影《刘三姐》插曲等。这些都是他在王府井旧货店弄来的，价格便宜得近乎白送。另外他还有一台美国三十年代制造的破烂不堪的英文打字机。他对我说，不要小看这台打字机，它的历史可不简单呢。
原来，文革中，李泽民和许多教师一样，被红卫兵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揪了出来，站在高板凳上挨批斗。他老婆站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挨斗。老李本人倒若无其事，居然冲着老婆做鬼脸，把老婆逗笑了。红卫兵看见，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弄到高板凳上一起批斗。
老李的老婆叫张某某，比他小九岁，也是水轮机场子弟校的教师。我夸他很有福气，老马吃到了嫩草。他得意地说，这个老婆是被他“骗来的”，结婚前他没有对张讲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讲了一个假年龄，结婚后老婆才发现真相，可是生米已经成熟饭，后悔已经晚了。
文革期间，老李在重庆估衣商店买到一台破旧的美国打字机，搬回家里，每天晚上练习英文打字。他的邻居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老工人，晚上经常听见隔壁这个“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家里噼噼啪啪作响，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向台湾发电报，急忙跑到工厂人保组报案。
当时全国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都在上天入地、千方百计搜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保组一听，如获至宝，连忙报告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刑侦队派了两名老刑侦，与水轮机厂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兵一起，悄悄包围了老李的住处，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抓获了老李。但老刑侦毕竟是老公安，一看就知道是打字机，哪里有什么发报机，但当着人保组干部和民兵的面，不好说破，就叫老李把打字机抱到人保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文革后，人保组把打字机还给了老李。
一年半以后，我们回到研究所写论文。当时科学史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贡院西街一号的一个方形小院。那一带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院的西面，隔一道墙，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先生的住宅。再往西是中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副主任李昌的小院。李昌的对门是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院子，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小院的南面，是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住处。
那时候科学史所的物质条件很差，七、八个研究生没有宿舍，分住在两间抗震棚内。老李的老婆来北京探亲，到晚上，他没有跟同住在一间抗震棚的王渝生和刘劲生打招呼，只是在自己床前拉了一块塑料布，就拉着老婆上床。王、刘二人吓得屁滚尿流，跑到我们这间抗震棚躲避，找其他地方睡觉。第二天，老李的弟弟和弟媳也来到北京，跑到哥哥的抗震棚住宿。当天夜里，他弟弟和嫂子吵架，后来甚至动手打起来了，但老李根本不管，行若无事，一个人跑到抗震棚外抽烟。
老李在研究生院没有修课，没有学分，所里很不满意，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过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他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整天悠哉游哉。但看到其他研究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科学考察，他很羡慕。有一次物理化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戴念祖要去外地开会，他请求研究所科研处长黄玮（楼适夷的妻子），准许他和戴念祖一起去。黄玮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帮戴老师提包包（拎提包）。”黄玮自然没有批准老李出差。我猜想，黄玮其实是要老李说出或者编造一个正面的出差理由，哪知道老李根本没有听懂，或者故意假装不懂。
其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留在所里，或者分到外地，抗震棚里仅剩下老李一人。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他很想留在科学史所，因为这里的研究条件最好，经费充足，不必坐班，选题自由，任务压力小，而到了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改行。我们毕业约一年后，所里为了解决老李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与马大猷先生商量，叫他写一篇文章抵六个学分，然后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以便让他早日离开研究所。
说实话，所里对老李已经相当忍让。但老李又节外生枝，提出要用英语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虽然都懂英语，但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较差，所里就向科学院请示，据说科学院的指示是：“还是用祖国的语言答辩较好”。
老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史。他把论文用漂亮的钢笔小楷公整地抄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书。老李不仅论文的书写和装帧另有特色，他的论文答辩会也可说是独具一格，史无前例。
在答辩会上，老李先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论文提要，然后突然改说中文。他首先痛骂研究所领导尤其是黄玮“迫害”他，然后斥责戴念祖“不学无术”。黄玮和戴念祖非常尴尬，但未作任何反驳。老李最后讲述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遭遇，然后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答辩委员会的许良英、方励之、马大猷等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对老李非常同情，纷纷安慰他。主持答辩会的许良英先生也对他说：“有话好好说嘛。”结果，老李的论文几乎没有进行答辩，就获老先生们的一致通过。但答辩委员会仍决定不授予老李学位，老李也未能实现留在北京的梦想。
老李回到成都，在四川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他刚一去，就分到新盖的三室一厅，老婆孩子也从重庆来到成都，老婆安排在社科院，两个儿子进了成都最好的石室中学。我有次出差路过成都，去看望老李。他戒了烟，人也长得比以前白净了一点，情绪不错，比我在北京的生活好得多，令我羡慕不已。
老李在四川社科院参加过四川省志的编写工作。听自愿分配去四川省社科院的刘劲生说，有段时间领导让老李整理编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些外文报刊，从中摘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出来，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发行。据说那是老李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1986年我出国后，就与老李失去联系。大概在2004年，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已经退休，在我们所那批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在加州，他来过美国一次，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回到成都。他炖好一锅肉，放在冰箱里，几天才吃得完。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街看美女。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河和内容，我感觉他的身体和精神皆很正常。以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到2006年，他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我以为他又来美国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去世。
毫无疑问，李泽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从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许多波折。这固然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例如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钳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与老李的个性也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他与科学史所和黄玮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完全怪罪所里，老李本人至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黄玮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革中她与丈夫皆受过迫害，与老李没有旧恨新仇，她跟其他研究生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不可能故意整“老李”。就算老李已经修过物理学专业的所有课程，他完全可以为了凑够学分而重修旧课，或选修其他新课（如科学史、历史学、文献学等）。但老李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科学院的规定，所里如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如何向上级交待？老李这种个性和作风，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会碰壁。
老李已经作古，我无权指责他。他生前不是政治家，并未做过危害他人的事。我之所以写下最后这两段文字，并不是要责备老李，而是为了自勉和供活着的人思考。
(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年6月)
人物：相术大师张秉伦
老张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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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住所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壁住了一位同事，名叫张秉伦，安徽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当时是生物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
老张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烟瘾大，牙齿和手指薰得焦黄。他大学学生物学，在科学史所研究生物学史。七十年代末，老张突然对中国及日本的看相术发生兴趣，跑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有关看相、算命、摸骨的书籍通通复印下来，叠在桌上有一尺多高。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看相。
科学史所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堂搭伙。晚餐后，社科院的职工经常找老张看相。有一次，食堂一位中年女工找他看相，他捏着女工的耳朵，一边观察，一边说：“我看看你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那位女工惊慌失措，急忙挣脱身子，跑进厨房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厨师说：“她嫁过三次人，跟每个丈夫都生过孩子，她现在的男人也不知道她究竟生了多少孩子。”
老张看相渐渐有了一点名气。晚上下班后，经常有人来宿舍找他看相。那时候，老张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商业意识，看相从不收费。来看相的人，顶多送他两盒香烟、一袋糖果之类小礼物。老张屋子里有一幅“相术大师”的横匾，大概是来看相者送给他的最贵重礼物，但他从不挂在墙上。
有天晚上，我在老张屋子里聊天，突然推门进来两位20多岁的姑娘，其中一位在社科院工作，是老张的熟人。另一位姑娘是她的朋友，长得很漂亮，但神色有些憔悴。老张看了漂亮姑娘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判断。但姑娘还要求老张说点别的东西。老张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正色地说：“你要我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正这里没有外人。你做过两次人流（人工流产），现在与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以后可能会分手。”与老张相识的那位姑娘连连点头，说：“张老师，你看得很准。她已经被男朋友甩了。”
老张对我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科学，也相信耳朵和手掌能反映人的生理、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不是封建迷信。但我不相信算命。因此，我一般只判断健康、疾病方面的内容，不谈恋爱婚姻、工作调动、加工资、升官发财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由社会因素决定。但说来也怪，我研究手相时，也看过不少算命书籍。找我看相的，有许多是青年女性，我推断了她们的一般生理状况之后，她们往往还要我说说恋爱、婚姻、工作、前途之类事情。我推辞不了，只好等其他人走后，照算命书的说法单独为她们算命。奇怪的是，很多人居然说我算得很准。”
除了为熟人朋友看相，老张还想搞点研究。他与北京某医院联系，在内科门诊室摆了一张桌子。病人走进来，先由西医大夫按照常规量体温、听心肺、查尿、验血、化验肝功能等，得出诊断意见。老张再用袖珍手电筒和放大镜，观察病人的手掌和耳朵，写出自己的推测，然后与大夫的诊断意见对比。老张说，对于大多数病人，大夫的诊断结果和他基本相同，但老张一般只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或器官，说不出疾病的名称，他毕竟不是学医的。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母亲来医院看病，老太太的左腿疼痛多年，却从未受过任何伤害，表面也看不出任何病变迹象。她几乎走遍安徽、北京的所有大医院，找过无数著名的中西医大夫看病，一直找不到病因，也治不好腿疼的毛病。老太太一张口说话，老张就知道她是安徽老乡。他看看她的手之后说：“大娘，你年轻时候过的生活一定很苦。”老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子忙说，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直没有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和妹妹抚养成人。
内科大夫为老太太做了全身检查，找不出病因，就叫老张试一试。老张看了她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老太太腿疼的病因在胸腔隔膜，从正面看，位置偏左，但难以判断深浅。内科大夫半信半疑，说：“腿疼跟隔膜有什么关系？”老张说：“咱们先别争论这个问题，先给大娘拍个胸透，最好正面和侧面都拍。”
胸透拍片后，果然发现老太太隔膜上有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瘤，位置偏左，靠近胸前。老张对内科大夫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联系，大娘的身体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颗小瘤子很可能就是导致她左腿无名疼痛的病因。”
老张说：“看手相和耳相，判断最准的是皮肤的外伤以及器官、组织的受伤，如开刀以后腹部留下的伤痕，长疮后留下的疮疤。对于不信看相的人，我经常首先说出他们身上某个隐秘部门有一道伤疤、一处疮疤或一颗痣，这些生理情况外人一般不易知道，使他们口服心服。”
那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是留学英国回来的老医生，听到医院的人说起老张的神奇本领，认为是天方夜谭，根本不信。有一天，一位医生强行把他拉到门诊室，老张看看他的手掌，又叫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说：“你的第五颈椎出过问题。”内科主任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确实厉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把颈椎摔坏了，英国医生给我装了一个不锈钢颈椎，不过这事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医院一位主治大夫曾向老张提议，两人合作研究看相术，被老张借故推脱。他说，相术在科学史所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而其中蕴藏的秘密其实只有一层纸那么厚，一捅就破，医生的研究条件比他好得多，如搞合作，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想把这个秘密保留给自己，想退休以后在街头摆摊看相，挣点香烟钱。
老张还与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合作，研究人的指纹、掌纹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指纹研究所一位副所长从东北调来两千多名刑事犯的指纹和掌纹资料，老张把其中的一百多名杀人犯一个不差地辨认出来。后来我发现指纹研究所编写的《指纹学》教材，其中关于指纹学发展史的那一章，作者就是老张。
有次我问老张，他看相有没有失过手，他承认有过一次。那是他为社科院诊所的一位女大夫看相，老张指认这位终身未婚的女大夫曾经怀孕。但女大夫坚决否认此事。老张就用一面镜子作反光镜，指着她右耳上一粒极小的暗色斑点说，这就是她怀孕的证据。女大夫解释说，那是她织毛衣时不小心，右耳被织衣铁针戳破皮而留下的。老张说，他尽管采用小手电和放大镜观察耳朵，还难以区分耳朵上这类伤痕和反映生理状况的斑点。
1983年初，我刚从重庆探亲返回北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恰好我在2月要去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向所里借了差旅费，买好火车票，准备赶回重庆过春节，然后再到昆明开会。临行前那天晚上，老张来我宿舍聊天。我就请他给我看看手相。哪知道他一口回绝道：“我从来不给熟人朋友看相。看对了，对方会说是因为我太了解。”
我说：“我不要你看别的，只要你看三件事。”
他问：“哪三件事？”
我说：“第一，看我从小到大，生过什么严重疾病；第二，看我的大脑功能和状况；第三，看我身体有无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隐患。我小时候的病史，不要说你，连我老婆也不大清楚。”
他说：“那好，我今天就破个例，给朋友看相。”
他仔细观察了我的手掌和耳朵之后说：“如果不算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从小到大，很少生病。你只生过一场重病。我说得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不错。你能看出那次重病发生在哪一年吗？”
老张拿起小手电，又认真观察我的手掌，然后说：“大概在12至14岁。我目前推断水平只能达到两三年的精确度。”
我点点头，说：“讲的不错。那么，你能不能推断出我那场大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个系统？”
他说：“消化系统。”
我又问：“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口腔、咽喉、食道、胃、肝、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还是直肠、肛门？”
他说：“应该是在小肠。”
我点头一笑，说：“老张，你还真有两刷子。我13岁那年，刚刚进初中，就得了一场伤寒病，上吐下泻，高烧近40度，我停学一周，又打针又吃药，才慢慢痊愈。而伤寒的病变部位主要就是小肠。你说对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
老张说：“你智商不错，由于我对你比较了解，这个就不算数。你最近的用脑量为70-80%之间。但我发现，几天之前，最多一周，你的大脑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情绪波动。”（“用脑量”是老张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大脑思维活动的强度）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想起数天前我坐火车离开重庆，在火车站为一件小事与妻子大吵了一架，我当时非常生气，以至于火车开动之后，一度产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返回北京后，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掐指一算，那次吵架发生于六天之前。
我对老张说：“第二件事，你大致也说对了。现在你说说第三件事，我有没有癌症、肝炎之类的重大隐患？”
他说：“你没有任何重大隐患，不会得癌症，也没有急性慢性肝炎，但你的呼吸系统不正常。”
我嘿嘿一笑，说：“老张，这件事你可没说对。我的身体，只有呼吸系统最好。我平时极少伤风感冒，很少咳嗽吐痰。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个肺结核老病号，母亲怕我受传染，多次带我去医院照X光，以后读中学，升大学，参加工作，多次照X光，肺部连个钙化斑点也没发现。去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照光，也没发现问题。”
老张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拿起小手电，把我的耳朵又仔细检视一番，摇摇头，说：“老戴，你的呼吸系统真的不正常，我不骗你。”
我说：“老张，三件事，你说对了两件，准确率达66.67%，还算不错。”
两天以后，我回到重庆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我托火车站的熟人买了一张卧铺票，准备在家里过了年，初五乘火车去贵阳，然后去昆明。哪知在初四晚上的半夜里，我突然发高烧，全身冒虚汗，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我患急性肺炎，需立即住院。我住了三天医院，光是吊葡萄糖盐水，粒米未进。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两天，然后乘火车去贵阳和昆明。还好，没有耽误开会。
数年后，我发现老张看相中的一起遗漏。我二十多岁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时，曾得过肾结石，尽管吃中药化除，但老张给我看相时没有看出此事。此外，老张还推断科学史所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生有杀人犯的手纹，长大后可能会恶性犯罪。此事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当年老张的妻子、孩子在安徽农村，调不进北京。为了解决全家团聚问题，他申请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学史的教授。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01年9月，曾在互联网上张贴，友人打印出来交给老张看。老张表示，其中叙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符事实；另外，原文称指纹研究所副所长调来“一百多名”刑事犯的资料，应为“两千多名”，他辨认出的杀人犯人数不是“二十多名”而是“一百多名”。现予以删除和纠正。为保护个人隐私，原文把老张的名字改为“方丙仁”。现在老张已因患咽喉癌去世，故恢复其真名，以表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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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住所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壁住了一位同事，名叫张秉伦，安徽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当时是生物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
老张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烟瘾大，牙齿和手指薰得焦黄。他大学学生物学，在科学史所研究生物学史。七十年代末，老张突然对中国及日本的看相术发生兴趣，跑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有关看相、算命、摸骨的书籍通通复印下来，叠在桌上有一尺多高。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看相。
科学史所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堂搭伙。晚餐后，社科院的职工经常找老张看相。有一次，食堂一位中年女工找他看相，他捏着女工的耳朵，一边观察，一边说：“我看看你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那位女工惊慌失措，急忙挣脱身子，跑进厨房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厨师说：“她嫁过三次人，跟每个丈夫都生过孩子，她现在的男人也不知道她究竟生了多少孩子。”
老张看相渐渐有了一点名气。晚上下班后，经常有人来宿舍找他看相。那时候，老张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商业意识，看相从不收费。来看相的人，顶多送他两盒香烟、一袋糖果之类小礼物。老张屋子里有一幅“相术大师”的横匾，大概是来看相者送给他的最贵重礼物，但他从不挂在墙上。
有天晚上，我在老张屋子里聊天，突然推门进来两位20多岁的姑娘，其中一位在社科院工作，是老张的熟人。另一位姑娘是她的朋友，长得很漂亮，但神色有些憔悴。老张看了漂亮姑娘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判断。但姑娘还要求老张说点别的东西。老张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正色地说：“你要我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正这里没有外人。你做过两次人流（人工流产），现在与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以后可能会分手。”与老张相识的那位姑娘连连点头，说：“张老师，你看得很准。她已经被男朋友甩了。”
老张对我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科学，也相信耳朵和手掌能反映人的生理、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不是封建迷信。但我不相信算命。因此，我一般只判断健康、疾病方面的内容，不谈恋爱婚姻、工作调动、加工资、升官发财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由社会因素决定。但说来也怪，我研究手相时，也看过不少算命书籍。找我看相的，有许多是青年女性，我推断了她们的一般生理状况之后，她们往往还要我说说恋爱、婚姻、工作、前途之类事情。我推辞不了，只好等其他人走后，照算命书的说法单独为她们算命。奇怪的是，很多人居然说我算得很准。”
除了为熟人朋友看相，老张还想搞点研究。他与北京某医院联系，在内科门诊室摆了一张桌子。病人走进来，先由西医大夫按照常规量体温、听心肺、查尿、验血、化验肝功能等，得出诊断意见。老张再用袖珍手电筒和放大镜，观察病人的手掌和耳朵，写出自己的推测，然后与大夫的诊断意见对比。老张说，对于大多数病人，大夫的诊断结果和他基本相同，但老张一般只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或器官，说不出疾病的名称，他毕竟不是学医的。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母亲来医院看病，老太太的左腿疼痛多年，却从未受过任何伤害，表面也看不出任何病变迹象。她几乎走遍安徽、北京的所有大医院，找过无数著名的中西医大夫看病，一直找不到病因，也治不好腿疼的毛病。老太太一张口说话，老张就知道她是安徽老乡。他看看她的手之后说：“大娘，你年轻时候过的生活一定很苦。”老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子忙说，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直没有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和妹妹抚养成人。
内科大夫为老太太做了全身检查，找不出病因，就叫老张试一试。老张看了她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老太太腿疼的病因在胸腔隔膜，从正面看，位置偏左，但难以判断深浅。内科大夫半信半疑，说：“腿疼跟隔膜有什么关系？”老张说：“咱们先别争论这个问题，先给大娘拍个胸透，最好正面和侧面都拍。”
胸透拍片后，果然发现老太太隔膜上有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瘤，位置偏左，靠近胸前。老张对内科大夫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联系，大娘的身体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颗小瘤子很可能就是导致她左腿无名疼痛的病因。”
老张说：“看手相和耳相，判断最准的是皮肤的外伤以及器官、组织的受伤，如开刀以后腹部留下的伤痕，长疮后留下的疮疤。对于不信看相的人，我经常首先说出他们身上某个隐秘部门有一道伤疤、一处疮疤或一颗痣，这些生理情况外人一般不易知道，使他们口服心服。”
那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是留学英国回来的老医生，听到医院的人说起老张的神奇本领，认为是天方夜谭，根本不信。有一天，一位医生强行把他拉到门诊室，老张看看他的手掌，又叫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说：“你的第五颈椎出过问题。”内科主任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确实厉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把颈椎摔坏了，英国医生给我装了一个不锈钢颈椎，不过这事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医院一位主治大夫曾向老张提议，两人合作研究看相术，被老张借故推脱。他说，相术在科学史所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而其中蕴藏的秘密其实只有一层纸那么厚，一捅就破，医生的研究条件比他好得多，如搞合作，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想把这个秘密保留给自己，想退休以后在街头摆摊看相，挣点香烟钱。
老张还与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合作，研究人的指纹、掌纹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指纹研究所一位副所长从东北调来两千多名刑事犯的指纹和掌纹资料，老张把其中的一百多名杀人犯一个不差地辨认出来。后来我发现指纹研究所编写的《指纹学》教材，其中关于指纹学发展史的那一章，作者就是老张。
有次我问老张，他看相有没有失过手，他承认有过一次。那是他为社科院诊所的一位女大夫看相，老张指认这位终身未婚的女大夫曾经怀孕。但女大夫坚决否认此事。老张就用一面镜子作反光镜，指着她右耳上一粒极小的暗色斑点说，这就是她怀孕的证据。女大夫解释说，那是她织毛衣时不小心，右耳被织衣铁针戳破皮而留下的。老张说，他尽管采用小手电和放大镜观察耳朵，还难以区分耳朵上这类伤痕和反映生理状况的斑点。
1983年初，我刚从重庆探亲返回北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恰好我在2月要去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向所里借了差旅费，买好火车票，准备赶回重庆过春节，然后再到昆明开会。临行前那天晚上，老张来我宿舍聊天。我就请他给我看看手相。哪知道他一口回绝道：“我从来不给熟人朋友看相。看对了，对方会说是因为我太了解。”
我说：“我不要你看别的，只要你看三件事。”
他问：“哪三件事？”
我说：“第一，看我从小到大，生过什么严重疾病；第二，看我的大脑功能和状况；第三，看我身体有无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隐患。我小时候的病史，不要说你，连我老婆也不大清楚。”
他说：“那好，我今天就破个例，给朋友看相。”
他仔细观察了我的手掌和耳朵之后说：“如果不算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从小到大，很少生病。你只生过一场重病。我说得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不错。你能看出那次重病发生在哪一年吗？”
老张拿起小手电，又认真观察我的手掌，然后说：“大概在12至14岁。我目前推断水平只能达到两三年的精确度。”
我点点头，说：“讲的不错。那么，你能不能推断出我那场大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个系统？”
他说：“消化系统。”
我又问：“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口腔、咽喉、食道、胃、肝、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还是直肠、肛门？”
他说：“应该是在小肠。”
我点头一笑，说：“老张，你还真有两刷子。我13岁那年，刚刚进初中，就得了一场伤寒病，上吐下泻，高烧近40度，我停学一周，又打针又吃药，才慢慢痊愈。而伤寒的病变部位主要就是小肠。你说对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
老张说：“你智商不错，由于我对你比较了解，这个就不算数。你最近的用脑量为70-80%之间。但我发现，几天之前，最多一周，你的大脑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情绪波动。”（“用脑量”是老张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大脑思维活动的强度）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想起数天前我坐火车离开重庆，在火车站为一件小事与妻子大吵了一架，我当时非常生气，以至于火车开动之后，一度产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返回北京后，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掐指一算，那次吵架发生于六天之前。
我对老张说：“第二件事，你大致也说对了。现在你说说第三件事，我有没有癌症、肝炎之类的重大隐患？”
他说：“你没有任何重大隐患，不会得癌症，也没有急性慢性肝炎，但你的呼吸系统不正常。”
我嘿嘿一笑，说：“老张，这件事你可没说对。我的身体，只有呼吸系统最好。我平时极少伤风感冒，很少咳嗽吐痰。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个肺结核老病号，母亲怕我受传染，多次带我去医院照X光，以后读中学，升大学，参加工作，多次照X光，肺部连个钙化斑点也没发现。去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照光，也没发现问题。”
老张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拿起小手电，把我的耳朵又仔细检视一番，摇摇头，说：“老戴，你的呼吸系统真的不正常，我不骗你。”
我说：“老张，三件事，你说对了两件，准确率达66.67%，还算不错。”
两天以后，我回到重庆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我托火车站的熟人买了一张卧铺票，准备在家里过了年，初五乘火车去贵阳，然后去昆明。哪知在初四晚上的半夜里，我突然发高烧，全身冒虚汗，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我患急性肺炎，需立即住院。我住了三天医院，光是吊葡萄糖盐水，粒米未进。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两天，然后乘火车去贵阳和昆明。还好，没有耽误开会。
数年后，我发现老张看相中的一起遗漏。我二十多岁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时，曾得过肾结石，尽管吃中药化除，但老张给我看相时没有看出此事。此外，老张还推断科学史所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生有杀人犯的手纹，长大后可能会恶性犯罪。此事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当年老张的妻子、孩子在安徽农村，调不进北京。为了解决全家团聚问题，他申请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学史的教授。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01年9月，曾在互联网上张贴，友人打印出来交给老张看。老张表示，其中叙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符事实；另外，原文称指纹研究所副所长调来“一百多名”刑事犯的资料，应为“两千多名”，他辨认出的杀人犯人数不是“二十多名”而是“一百多名”。现予以删除和纠正。为保护个人隐私，原文把老张的名字改为“方丙仁”。现在老张已因患咽喉癌去世，故恢复其真名，以表纪念。)
Saturday, March 29, 2008
影评﹕电视剧《生死十日》
42集电视剧《生死十日----战火兄弟连》
编剧：刘戈建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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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1942年，八路军一支六人小分队护送国民党元老的独生女、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从共军根据地，穿过日军控制区，抵达另一根据地的十天经历。途中，他们遇到日军、伪军的封锁、堵截、破坏，小分队成员全部牺牲。八路军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团结一致、相互关心、与老百姓亲如一家、牺牲自己保护俘虏，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吴记者，以及被俘日军军官、天皇接见过的战神、吴记者留学日本时的情人江藤大尉，两人一起投奔了八路军。
与《地道战》等老式政治宣传片比较，《生死十日》作了如下一些“改进”。
一，日军不再被描绘为顽固不化、铁板一块的敌人。江藤在押解途中，受八路军言行的感染，最后站在八路军一边，成为反战同盟骨干。日军黑田中佐的怀孕妻子，也被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百姓所感动，写信劝丈夫放过江藤等人。积极追捕小分队的日情报官平野，发现妹妹当了慰安妇后，立即醒悟，放跑被日军抓回来的江藤，然后剖腹自杀。
二，尽管八路军小分队仍基本维持完美无缺的形象，小分队的于副队长却犯了一次错误，从缴获的日军军需费中，偷拿十几块银元，带回家里，但在内心的矛盾和妻子的劝说下，最后把银元上交给队长。
三，打入敌人心脏的三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皆被日军情报机关掌握，还被日军利用给八路军送假情报，引诱八路军主力部队去伏击日本车队。要不是小分队发现并破坏这个阴谋，八路军主力部队可能被日本包围歼灭（这里我似乎看到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白区路线、老毛指示样板戏《沙家浜》要突出正面武装斗争的影子）。
四，相比之下，日军的情报机关厉害得很。平野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冒充八路军、中国农民、货郎，发现小分队所在地。日军青木情报机关头子大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统帅，而是情报人员，他们才是战争的主宰，这也许是影片编剧的心声。
五，国民党军队不像过去中共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不抗日、光反共。国民党杂牌军司令马胜魁的队伍，虽然装备、战术比八路军差得多，也敢伏击日军（然而影片又显示，没有小分队出手相救，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吃日军的大亏〕。
六，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位能骑马打仗、枪法准的斤帼英雄。
当然，上述这些“改进”，都是为了衬托小分队队长刘亮的智勇双全、正义凛然、可爱可敬的光辉形象。可惜扮演刘亮的演员，其形象和气质，还不如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最倒人胃口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日军黑田中佐率部队追上背着吴效瑾逃跑的江藤，他看了江藤交出地他妻子写的一封信之后，公然让两人从容逃走，而在他旁边和后面，还站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呢。
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一部在新形势下歌颂中共抗战的伟大功绩、共军神勇无敌的政治宣传品。解放后中共的执政几乎乏善可陈，只有吹捧其解放前的光辉历史，才能证明其现在执政的合法性。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很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部门牵着鼻子走。想一想当代中国青年对文革的“了解“吧。
但这些政治宣传品究竟反映了多少历史真相呢？只有天知道！
编剧：刘戈建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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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1942年，八路军一支六人小分队护送国民党元老的独生女、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从共军根据地，穿过日军控制区，抵达另一根据地的十天经历。途中，他们遇到日军、伪军的封锁、堵截、破坏，小分队成员全部牺牲。八路军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团结一致、相互关心、与老百姓亲如一家、牺牲自己保护俘虏，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吴记者，以及被俘日军军官、天皇接见过的战神、吴记者留学日本时的情人江藤大尉，两人一起投奔了八路军。
与《地道战》等老式政治宣传片比较，《生死十日》作了如下一些“改进”。
一，日军不再被描绘为顽固不化、铁板一块的敌人。江藤在押解途中，受八路军言行的感染，最后站在八路军一边，成为反战同盟骨干。日军黑田中佐的怀孕妻子，也被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百姓所感动，写信劝丈夫放过江藤等人。积极追捕小分队的日情报官平野，发现妹妹当了慰安妇后，立即醒悟，放跑被日军抓回来的江藤，然后剖腹自杀。
二，尽管八路军小分队仍基本维持完美无缺的形象，小分队的于副队长却犯了一次错误，从缴获的日军军需费中，偷拿十几块银元，带回家里，但在内心的矛盾和妻子的劝说下，最后把银元上交给队长。
三，打入敌人心脏的三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皆被日军情报机关掌握，还被日军利用给八路军送假情报，引诱八路军主力部队去伏击日本车队。要不是小分队发现并破坏这个阴谋，八路军主力部队可能被日本包围歼灭（这里我似乎看到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白区路线、老毛指示样板戏《沙家浜》要突出正面武装斗争的影子）。
四，相比之下，日军的情报机关厉害得很。平野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冒充八路军、中国农民、货郎，发现小分队所在地。日军青木情报机关头子大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统帅，而是情报人员，他们才是战争的主宰，这也许是影片编剧的心声。
五，国民党军队不像过去中共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不抗日、光反共。国民党杂牌军司令马胜魁的队伍，虽然装备、战术比八路军差得多，也敢伏击日军（然而影片又显示，没有小分队出手相救，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吃日军的大亏〕。
六，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位能骑马打仗、枪法准的斤帼英雄。
当然，上述这些“改进”，都是为了衬托小分队队长刘亮的智勇双全、正义凛然、可爱可敬的光辉形象。可惜扮演刘亮的演员，其形象和气质，还不如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最倒人胃口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日军黑田中佐率部队追上背着吴效瑾逃跑的江藤，他看了江藤交出地他妻子写的一封信之后，公然让两人从容逃走，而在他旁边和后面，还站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呢。
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一部在新形势下歌颂中共抗战的伟大功绩、共军神勇无敌的政治宣传品。解放后中共的执政几乎乏善可陈，只有吹捧其解放前的光辉历史，才能证明其现在执政的合法性。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很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部门牵着鼻子走。想一想当代中国青年对文革的“了解“吧。
但这些政治宣传品究竟反映了多少历史真相呢？只有天知道！
Tuesday, March 25, 2008
影评：贺岁片《集结号》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还比不上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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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48年解放战争中，一个仅剩47人的解放军连队奉命坚守某处阵地，除连长谷子地受伤昏迷，全体阵亡。该部队编号已被撤销并转至南方作战，谷子地找不到原部队，无法证实自己身份，甚至被怀疑是蒋军，只好跑到另一部队当兵，后来又到朝鲜作战。他复员后，千辛万苦找到牺牲战友尸骨和原部队一些官兵，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和“革命履历”。
这部贺岁片的剧情过于简单，甚至不够拍一部电影。冯小刚企图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解放军的文化教员作战怕死（当然后来洗心革面，从胆小鬼变成大无畏英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谷子地因指导员牺牲而当众枪杀蒋军俘虏；上级营长命令谷子地连坚守阵地、要听到集结号（集合号？）才撤离，谷子地到最后才发现，上级其实要求该连队全部战死，以保证其他部队安全转移，而司号员从未接到吹集结号的命令。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无名战士的“墓碑”木板如林，一支军号放在一个新垒的解放军坟墓上。
冯小刚似乎想说：战争太残酷了，解放军作出了巨大而沉重的牺牲。然而，牺牲共军的遗骨被找到并被“庄严肃穆地”掩埋，但那些战死的蒋军官兵呢？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远远不如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大约十年前，冯小刚对媒体说，美国导演拍出好片子是因为经费多；如果中国导演也有那么多经费，甚至只要几分之一经费，同样可以拍出好电影。
十年过去了，中国导演现在拍片的经费比美国导演差不了多少（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拍出一部好片子了吗？
当然，也不能全怪冯小刚等导演。谁能指望专制政治环境产生优秀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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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1948年解放战争中，一个仅剩47人的解放军连队奉命坚守某处阵地，除连长谷子地受伤昏迷，全体阵亡。该部队编号已被撤销并转至南方作战，谷子地找不到原部队，无法证实自己身份，甚至被怀疑是蒋军，只好跑到另一部队当兵，后来又到朝鲜作战。他复员后，千辛万苦找到牺牲战友尸骨和原部队一些官兵，恢复了自己的身份和“革命履历”。
这部贺岁片的剧情过于简单，甚至不够拍一部电影。冯小刚企图表现自己的“独特性”，例如解放军的文化教员作战怕死（当然后来洗心革面，从胆小鬼变成大无畏英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谷子地因指导员牺牲而当众枪杀蒋军俘虏；上级营长命令谷子地连坚守阵地、要听到集结号（集合号？）才撤离，谷子地到最后才发现，上级其实要求该连队全部战死，以保证其他部队安全转移，而司号员从未接到吹集结号的命令。
影片最后的场景是无名战士的“墓碑”木板如林，一支军号放在一个新垒的解放军坟墓上。
冯小刚似乎想说：战争太残酷了，解放军作出了巨大而沉重的牺牲。然而，牺牲共军的遗骨被找到并被“庄严肃穆地”掩埋，但那些战死的蒋军官兵呢？
中国大陆电影的眼界和思想水平，远远不如数十年前的美国电影。看看人家是怎么描写南北战争期间为南方独立而打仗的“叛军”官兵的？
大约十年前，冯小刚对媒体说，美国导演拍出好片子是因为经费多；如果中国导演也有那么多经费，甚至只要几分之一经费，同样可以拍出好电影。
十年过去了，中国导演现在拍片的经费比美国导演差不了多少（以人民币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知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拍出一部好片子了吗？
当然，也不能全怪冯小刚等导演。谁能指望专制政治环境产生优秀电影？
Monday, March 17, 2008
感怀：爱犬“妹妹”死了
有些人还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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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凌晨，我最喜欢的爱犬“妹妹”死了。
我把它埋在后面园子的东北角。从方位看，那里位于我家住宅的正北。
妹妹来我家已有14年。如果狗一岁相当于人七岁，那么妹妹活了将近一百岁，也算寿终正寝。
人皆會死，何况狗？陶渊明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但我还是很伤心。埋它时，掉下泪，对它说：但愿我们在天堂仍在一起。
**********
我家一共养了三条狗：Baby，妹妹和它们的儿子崽崽。
最近一段时间，妹妹食量大减，根本不吃狗食。我和妻子还以为它挑嘴。现在看来，那正是它寿命行将结束的征兆。
最近两三周，妹妹的肚子异常涨大，我怀疑它得了癌症或肠梗阻，但由于家里最近经济紧张，我沒有抱它去动物医院。动物不会说话，生病不会喊痛。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和惭愧。生命，包括自己宠物的生命，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昨晚，妻子把它从地下室抱到一楼，象喂小孩那样喂它牛奶。我把从排骨上剔下的瘦肉撕碎，一点一点喂它，它还能吃。后来它正面趴着身子不稳，就朝右侧倒下躺著。它的儿子崽崽紧紧依偎在它妈妈身旁，可能已经感到亲人即将离去。妻子说，崽崽最近兩周经常依偎在它妈妈身旁。也許，动物对自己或亲人死亡的预感胜过了人类，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动物本能。
后来，妻子把妹妹和崽崽抱到地下室楼。昨晚我上楼睡觉前，听从妻子嘱咐，到地下室看妹妹。它侧躺者，一动不动。崽崽趴在妹妹身旁。我以为妹妹还会拖一些日子。哪知道，今晨妹妹身体已经僵硬，两眼無神。摸摸胸口，感觉微微的体温，估计它是在17日天明前后去世的。
**********
14年前，我们全家在德拉瓦州40号公路上“大熊区”（Bear)开外卖店。女儿想养狗，通过报纸买来半岁大的Baby。它是一条黑色、雄性的杂种北京狗。半年后，女儿给Baby找了个老婆，這就是“妹妹”，它也是北京狗，毛色黄白相间，以白为主。妹妹的个子比Baby大，身体似乎也更强壮。它们夫妻生下黑色的崽崽。
三条狗，我都喜欢。老婆最喜欢Baby，因为它最聪明。我最喜欢妹妹，因为它最爱干净，也最亲近我。它知道我最喜歡它，在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它不知是需要補充鹽分，喜歡我的體味，还是为了讨好我，它經常舔我的光腳丫，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崽崽见妹妹这么做，就跟着学。只有骄傲的Baby，从不做这种“下贱”的事。
我們住大熊區時，一天晚上，妹妹跑到街道對面鄰居的草地撒尿，一輛汽車從左面急馳而來，我跑過去來不及，只在心理說﹕妹妹，千萬不要衝上街呀。哪知道，當汽車經過我家門口時，妹妹一下子衝到街道正中間，被汽車壓過去，只聽到它尖叫一聲，我伤心地以為妹妹被壓死了。老婆和女兒聞聲從家裡跑出來，抱起妹妹，送到動物醫院，只是下巴骨被撞裂。肇事者是陳姓華人鄰居的兒子。
Baby大约在半年前放风时，一去不归，可能被野兽吃掉，也可能是它自己觉得寿命已尽，不愿主人伤心，跑到某一偏僻角落，呆在那里，直到油尽灯灭。
现在家里只剩下崽崽。由于害怕它感觉孤独，老婆把它抱到楼上的自己睡房里睡觉。
巴金的《随想录》记叙了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艺术家很喜欢邻居养的一条小狗，经常带食物给它吃。文革中，艺术家被打得满身是血，游街批斗。小狗从围观人群里跑出来，拼命舔艺术家的遍体鳞伤的身体，结果被造反派打断了后腿。文革过后，艺术家获得平反，立即买了几斤肉，想去慰劳小狗。但邻居说，小狗被打断后腿以后，回到邻居家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死了。
可见，有些人还远不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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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凌晨，我最喜欢的爱犬“妹妹”死了。
我把它埋在后面园子的东北角。从方位看，那里位于我家住宅的正北。
妹妹来我家已有14年。如果狗一岁相当于人七岁，那么妹妹活了将近一百岁，也算寿终正寝。
人皆會死，何况狗？陶渊明曰：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但我还是很伤心。埋它时，掉下泪，对它说：但愿我们在天堂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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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一共养了三条狗：Baby，妹妹和它们的儿子崽崽。
最近一段时间，妹妹食量大减，根本不吃狗食。我和妻子还以为它挑嘴。现在看来，那正是它寿命行将结束的征兆。
最近两三周，妹妹的肚子异常涨大，我怀疑它得了癌症或肠梗阻，但由于家里最近经济紧张，我沒有抱它去动物医院。动物不会说话，生病不会喊痛。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后悔和惭愧。生命，包括自己宠物的生命，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
昨晚，妻子把它从地下室抱到一楼，象喂小孩那样喂它牛奶。我把从排骨上剔下的瘦肉撕碎，一点一点喂它，它还能吃。后来它正面趴着身子不稳，就朝右侧倒下躺著。它的儿子崽崽紧紧依偎在它妈妈身旁，可能已经感到亲人即将离去。妻子说，崽崽最近兩周经常依偎在它妈妈身旁。也許，动物对自己或亲人死亡的预感胜过了人类，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动物本能。
后来，妻子把妹妹和崽崽抱到地下室楼。昨晚我上楼睡觉前，听从妻子嘱咐，到地下室看妹妹。它侧躺者，一动不动。崽崽趴在妹妹身旁。我以为妹妹还会拖一些日子。哪知道，今晨妹妹身体已经僵硬，两眼無神。摸摸胸口，感觉微微的体温，估计它是在17日天明前后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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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前，我们全家在德拉瓦州40号公路上“大熊区”（Bear)开外卖店。女儿想养狗，通过报纸买来半岁大的Baby。它是一条黑色、雄性的杂种北京狗。半年后，女儿给Baby找了个老婆，這就是“妹妹”，它也是北京狗，毛色黄白相间，以白为主。妹妹的个子比Baby大，身体似乎也更强壮。它们夫妻生下黑色的崽崽。
三条狗，我都喜欢。老婆最喜欢Baby，因为它最聪明。我最喜欢妹妹，因为它最爱干净，也最亲近我。它知道我最喜歡它，在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它不知是需要補充鹽分，喜歡我的體味，还是为了讨好我，它經常舔我的光腳丫，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崽崽见妹妹这么做，就跟着学。只有骄傲的Baby，从不做这种“下贱”的事。
我們住大熊區時，一天晚上，妹妹跑到街道對面鄰居的草地撒尿，一輛汽車從左面急馳而來，我跑過去來不及，只在心理說﹕妹妹，千萬不要衝上街呀。哪知道，當汽車經過我家門口時，妹妹一下子衝到街道正中間，被汽車壓過去，只聽到它尖叫一聲，我伤心地以為妹妹被壓死了。老婆和女兒聞聲從家裡跑出來，抱起妹妹，送到動物醫院，只是下巴骨被撞裂。肇事者是陳姓華人鄰居的兒子。
Baby大约在半年前放风时，一去不归，可能被野兽吃掉，也可能是它自己觉得寿命已尽，不愿主人伤心，跑到某一偏僻角落，呆在那里，直到油尽灯灭。
现在家里只剩下崽崽。由于害怕它感觉孤独，老婆把它抱到楼上的自己睡房里睡觉。
巴金的《随想录》记叙了一位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艺术家很喜欢邻居养的一条小狗，经常带食物给它吃。文革中，艺术家被打得满身是血，游街批斗。小狗从围观人群里跑出来，拼命舔艺术家的遍体鳞伤的身体，结果被造反派打断了后腿。文革过后，艺术家获得平反，立即买了几斤肉，想去慰劳小狗。但邻居说，小狗被打断后腿以后，回到邻居家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死了。
可见，有些人还远不如狗。
Sunday, March 16, 2008
人物：名中医何泽然
何泽然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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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我在四川合江当船工，怀疑自己肝脏不正常，看了几本西医书，自己开了一些西药，吃下去，结果真的出毛病了，右腰经常剧烈疼痛，后来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老同学吴某某，开后门拍了张片。医生诊断是右肾结石。问如何治疗。答曰，西医无特效药，只有镇痛药和可地松，病情轻的，多喝水可能冲下结石，严重的只有开刀，割去肾脏。
我一想，爹妈生下我，一共就两个肾脏，割去一个，另一个又结石怎么办？当然不能开刀。回来后，每天一起床，我就喝一大茶盅冷开水，一连喝了半个多月，病情不仅没丝毫好转，疼痛反而日渐加重。走投无路之际，老朋友饶某告诉我，为何不去江津找何泽然？
四川江津县出过两个名医，一个叫傅灿彬，解放后调去成都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另一个是何泽然，原在江津第一中学教物理，后来考研究生，文革前在成都中科院光电研究所当研究室副主任。何的家属没迁去成都，妻子儿女一直留在江津县城。何虽然不是专业医生，但医术闻名遐迩，每次回江津探亲，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饶某与何的儿子何琪是铁哥们，他带着我来到何泽然的家。那是江津一中教师的家属院，住了许多家人。何家住得很窄，一共两间屋。何的屋子里围了一大堆人，都是来求医的。我后到，坐在旁边看何看病。
何泽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五十多岁老头，秃顶，精瘦，戴一副老花眼镜，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出满口的黄牙。
其他病人都离开了，我再坐过去。何先生看了看我在重庆的诊断记录和拍的X光片，然后提笔处方。药引是大金钱草，首味药是海金沙，还有二十多味其他中药。他说：抓三副，每天一副，包你的石头下来。
我半信半疑，想打听他的行医史，就问：“何老师，你是研究物理的，怎么会中医？”
他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说：“说来话长。现在没什么病人，我给你们讲讲我的经历。”
解放前，何家是大地主，住在江津乡下离县城一百多里。他在成都某大学学物理。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农民邻居有个七八岁小孩，爬树掉下来，摔断了左臂骨。邻居把孩子抱来找他，他一摸，左臂骨已经骨折，必须到县城医院打石膏。但那里离县城一百多里，抬滑竿也要走一天多。另一个邻居说，附近乡场的饭馆有个厨子，会医跌打损伤。孩子父亲就背着孩子去乡场。何不大相信江湖土医生，担心孩子发生意外，也跟了去。
来到乡场饭馆，厨子看看孩子的伤势，就叫孩子父亲去找十个鸡蛋和一张荷叶。鸡蛋和荷叶取来后，厨子把鸡蛋打破，挑出蛋黄，叫徒弟炒来下酒，留下一大碗蛋清。他站到灶台上，从满是烟灰的屋梁上取下一个牛皮纸包，拍去灰尘，解开纸包，里面是黑糊糊的粉末。他抓了一些粉末，放在蛋清里，用筷子调成糊状，摊在荷叶上，包住孩子手臂，然后把一双筷子剖成四根，贴在荷叶外面，用麻绳捆牢，说，好了。
过了两天，何泽然看见孩子在外面活蹦乱跳。他拿起孩子手臂一捏，孩子觉得还有点疼，但已经活动自如，何大为惊叹，连忙跑到乡场找厨子，请教单方配方。
厨子说：这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你要，我可以把药末送给你，但配方不外传。何把药末拿回家，研究很久，始终没搞清里面的成份。
此后，何泽然觉得中国传统医术颇有名堂，值得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家里看中医书，还向著名中医求教，结果成了个业余名医。
我按照何的处方，抓了三副药，到地摊上买到大金钱草。熬药，服下。服了第二副，小便时觉得有点梗塞，用手一抓，用水冲干净，得到一颗比大米粒略大的颗粒，类似食盐晶体，半透明，不溶于水。但腰部不再疼痛。我吃完第三副中药，又去找何泽然。
何把原处方略为增减，叫我连服十副。他告诉我：“你这病是乱吃西药，身体酸碱度失衡而造成的，肾脏没发生器质性病变，好治。许多找我求医的人是慢性病，往往已经找过不少中医，我看过原来的处方，并没有大问题，只是这些医生胆子小，用药量偏小。病人服药后觉得没有什么起色，丧失信心。我就加大用药量，加上病人对我很有信心，服了我的几副药，就觉得疗效显著。其实我冒了其他医生的功。中医治疗慢性病，需要慢慢调理全身功能，只要没有不好的副作用就说明有疗效，哪有吃几副药就治好的？”
饶某还给我讲过一件事。何泽然有个女儿是下乡知青，人很老实，只知干活，不会巴结干部，几次招工，都没有她的份。有次何下乡看女儿。大队支书的女儿便血，到重庆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医院检查，都诊断是晚期直肠癌，没法治，只有回家等死，最多活半年。支书听说何是名医，就请他给女儿治病。何从未医过直肠癌，这次大着胆子，死马当活马医，按照中医常规方法处方。几副药服下去，支书女儿居然不再便血。何有了信心，继续处方，叫她连续服一两个月。后来，支书女儿完全恢复正常，再去重庆检查，直肠癌已经消失，医院大夫还以为是原来诊断有误。大队支书非常感激何，后来城市招工，把何的女儿妹妹推荐到江津一家国防工厂。
何对我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例如，治疗肺部的病，主药未必首先针对肺部。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肺属金，脾属土。中医的“肺”大约相当于人体的呼吸系统，“脾”不是西医的脾脏，大体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土生金，治疗“金”先要培“土”。因此，治疗呼吸系统的疾患，中医可能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首先针对消化系统，其次才针对呼吸系统。这种治法，西医理论也讲得通。脾胃调理好了，病人抵抗力增强了，有助于治疗肺部疾病。”
服了何泽然开的十副药以后，我腰部的疼痛完全消失。后来去重庆拍片复查，结石已无影无踪。医生听我说吃中药化掉了肾结石，还有点不相信。以后近三十年，我的肾脏从未发过病。
（2001年10月16日初稿）
(后记：笔者无意介入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取消的辩论，此文仅叙述笔者的一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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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夏，我在四川合江当船工，怀疑自己肝脏不正常，看了几本西医书，自己开了一些西药，吃下去，结果真的出毛病了，右腰经常剧烈疼痛，后来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老同学吴某某，开后门拍了张片。医生诊断是右肾结石。问如何治疗。答曰，西医无特效药，只有镇痛药和可地松，病情轻的，多喝水可能冲下结石，严重的只有开刀，割去肾脏。
我一想，爹妈生下我，一共就两个肾脏，割去一个，另一个又结石怎么办？当然不能开刀。回来后，每天一起床，我就喝一大茶盅冷开水，一连喝了半个多月，病情不仅没丝毫好转，疼痛反而日渐加重。走投无路之际，老朋友饶某告诉我，为何不去江津找何泽然？
四川江津县出过两个名医，一个叫傅灿彬，解放后调去成都任中医学院副院长。另一个是何泽然，原在江津第一中学教物理，后来考研究生，文革前在成都中科院光电研究所当研究室副主任。何的家属没迁去成都，妻子儿女一直留在江津县城。何虽然不是专业医生，但医术闻名遐迩，每次回江津探亲，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
饶某与何的儿子何琪是铁哥们，他带着我来到何泽然的家。那是江津一中教师的家属院，住了许多家人。何家住得很窄，一共两间屋。何的屋子里围了一大堆人，都是来求医的。我后到，坐在旁边看何看病。
何泽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五十多岁老头，秃顶，精瘦，戴一副老花眼镜，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抽出满口的黄牙。
其他病人都离开了，我再坐过去。何先生看了看我在重庆的诊断记录和拍的X光片，然后提笔处方。药引是大金钱草，首味药是海金沙，还有二十多味其他中药。他说：抓三副，每天一副，包你的石头下来。
我半信半疑，想打听他的行医史，就问：“何老师，你是研究物理的，怎么会中医？”
他伸伸懒腰，打个哈欠，说：“说来话长。现在没什么病人，我给你们讲讲我的经历。”
解放前，何家是大地主，住在江津乡下离县城一百多里。他在成都某大学学物理。有一年，他回家过年。农民邻居有个七八岁小孩，爬树掉下来，摔断了左臂骨。邻居把孩子抱来找他，他一摸，左臂骨已经骨折，必须到县城医院打石膏。但那里离县城一百多里，抬滑竿也要走一天多。另一个邻居说，附近乡场的饭馆有个厨子，会医跌打损伤。孩子父亲就背着孩子去乡场。何不大相信江湖土医生，担心孩子发生意外，也跟了去。
来到乡场饭馆，厨子看看孩子的伤势，就叫孩子父亲去找十个鸡蛋和一张荷叶。鸡蛋和荷叶取来后，厨子把鸡蛋打破，挑出蛋黄，叫徒弟炒来下酒，留下一大碗蛋清。他站到灶台上，从满是烟灰的屋梁上取下一个牛皮纸包，拍去灰尘，解开纸包，里面是黑糊糊的粉末。他抓了一些粉末，放在蛋清里，用筷子调成糊状，摊在荷叶上，包住孩子手臂，然后把一双筷子剖成四根，贴在荷叶外面，用麻绳捆牢，说，好了。
过了两天，何泽然看见孩子在外面活蹦乱跳。他拿起孩子手臂一捏，孩子觉得还有点疼，但已经活动自如，何大为惊叹，连忙跑到乡场找厨子，请教单方配方。
厨子说：这是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你要，我可以把药末送给你，但配方不外传。何把药末拿回家，研究很久，始终没搞清里面的成份。
此后，何泽然觉得中国传统医术颇有名堂，值得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就在家里看中医书，还向著名中医求教，结果成了个业余名医。
我按照何的处方，抓了三副药，到地摊上买到大金钱草。熬药，服下。服了第二副，小便时觉得有点梗塞，用手一抓，用水冲干净，得到一颗比大米粒略大的颗粒，类似食盐晶体，半透明，不溶于水。但腰部不再疼痛。我吃完第三副中药，又去找何泽然。
何把原处方略为增减，叫我连服十副。他告诉我：“你这病是乱吃西药，身体酸碱度失衡而造成的，肾脏没发生器质性病变，好治。许多找我求医的人是慢性病，往往已经找过不少中医，我看过原来的处方，并没有大问题，只是这些医生胆子小，用药量偏小。病人服药后觉得没有什么起色，丧失信心。我就加大用药量，加上病人对我很有信心，服了我的几副药，就觉得疗效显著。其实我冒了其他医生的功。中医治疗慢性病，需要慢慢调理全身功能，只要没有不好的副作用就说明有疗效，哪有吃几副药就治好的？”
饶某还给我讲过一件事。何泽然有个女儿是下乡知青，人很老实，只知干活，不会巴结干部，几次招工，都没有她的份。有次何下乡看女儿。大队支书的女儿便血，到重庆医学院和第四军医大医院检查，都诊断是晚期直肠癌，没法治，只有回家等死，最多活半年。支书听说何是名医，就请他给女儿治病。何从未医过直肠癌，这次大着胆子，死马当活马医，按照中医常规方法处方。几副药服下去，支书女儿居然不再便血。何有了信心，继续处方，叫她连续服一两个月。后来，支书女儿完全恢复正常，再去重庆检查，直肠癌已经消失，医院大夫还以为是原来诊断有误。大队支书非常感激何，后来城市招工，把何的女儿妹妹推荐到江津一家国防工厂。
何对我说：“现代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原子、基本粒子，但人体的许多秘密并未搞清。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机械唯物主义，把人体看成各个不相干系统的机械组合，即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解剖学基础比中医强，有些病需要动手术，西医比中医有优势。中医的医理很符合辩证法，治病从全身症状着手，强调身体各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辨证施治、一些慢性病，中医比西医强。例如，治疗肺部的病，主药未必首先针对肺部。根据中医的五行理论，肺属金，脾属土。中医的“肺”大约相当于人体的呼吸系统，“脾”不是西医的脾脏，大体相当于人体的消化系统。土生金，治疗“金”先要培“土”。因此，治疗呼吸系统的疾患，中医可能会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首先针对消化系统，其次才针对呼吸系统。这种治法，西医理论也讲得通。脾胃调理好了，病人抵抗力增强了，有助于治疗肺部疾病。”
服了何泽然开的十副药以后，我腰部的疼痛完全消失。后来去重庆拍片复查，结石已无影无踪。医生听我说吃中药化掉了肾结石，还有点不相信。以后近三十年，我的肾脏从未发过病。
（2001年10月16日初稿）
(后记：笔者无意介入中医是否科学、是否应被取消的辩论，此文仅叙述笔者的一段经历)
Saturday, March 15, 2008
时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
世界周刊 第1250期 2008年3月2日
孟玄先生《民主党雌雄缠斗会恶化吗》（《世界周刊》1248期《风向》）说：奥巴马阵营似乎在打负面选战。这话似有可商榷之处。
所谓负面选战，乃是指某一方在竞选中不是强调自己的正面政见，而是竭力攻击、夸大甚至捏造、诬蔑对方的缺点、错误、过失，甚至其家属、私生活的点滴小事。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阵营，基本上都没有打负面选战。
孟先生批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提出了下述根据：
一，“许多奥巴马支持者表示，除了他以外，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人选”。
奥巴马的支持者只支持奥巴马，不愿接受其他任何人选，这怎么就成了负面选战？难道选民在选举中，一定要支持某位候选人吗？
二，有人问奥巴马太太，如果奥巴马没有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她会支持希拉里吗？奥巴马太太表示“还要想一想”。
这当然也不是负面选战。不仅奥巴马太太，甚至奥巴马本人，在奥巴马落选以后，都有不支持希拉里的自由和权利。
三，“现在奥巴马阵营有奥巴马个人崇拜的危险”。
即使奥巴马阵营存在所谓“个人崇拜”，我们只能批评选民不理智，却不能批评他们在打“负面选战”。
四，奥巴马阵营“有恶意丑化克林顿夫妇言行的倾向，例如他们把希拉里女儿为妈妈电话拉票的正当行为丑化为‘拉皮条‘”。
据世界日报2月9日报道，MSNBC的新闻人员休斯特把希拉里女儿切尔西为妈妈初选说成是“拉皮条”，这自然是对希拉里一家极其无理而带侮辱性的言论。然而，除非孟先生提出证据，证实休斯特是在奥巴马竞选总部的指使下说出这句话，那么此事就纯属休斯特的个人行为，与奥巴马阵营无关。
由于竞选连连失利，希拉里阵营倒开始显露出打负面选战的苗头。据世界日报2月19日报道，2月16日欧巴马在演说中引用好友、麻州州长派屈克的几句话，而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派屈克。喜莱莉竞选团队发言人伍福森就在2月18日举行记者电话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指控欧巴马“剽窃”他人，进而置疑其语言能力和竞选资格。哪知派屈克当天发表声明，说他与奥巴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引用对方的话语。奥巴马竞选团队还举出例子，证明希拉里在演说时引用奥巴马的不少话而没有说明。这倒确实是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孟玄先生《民主党雌雄缠斗会恶化吗》（《世界周刊》1248期《风向》）说：奥巴马阵营似乎在打负面选战。这话似有可商榷之处。
所谓负面选战，乃是指某一方在竞选中不是强调自己的正面政见，而是竭力攻击、夸大甚至捏造、诬蔑对方的缺点、错误、过失，甚至其家属、私生活的点滴小事。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阵营，基本上都没有打负面选战。
孟先生批评奥巴马打负面选战，提出了下述根据：
一，“许多奥巴马支持者表示，除了他以外，不愿意接受其他可能人选”。
奥巴马的支持者只支持奥巴马，不愿接受其他任何人选，这怎么就成了负面选战？难道选民在选举中，一定要支持某位候选人吗？
二，有人问奥巴马太太，如果奥巴马没有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她会支持希拉里吗？奥巴马太太表示“还要想一想”。
这当然也不是负面选战。不仅奥巴马太太，甚至奥巴马本人，在奥巴马落选以后，都有不支持希拉里的自由和权利。
三，“现在奥巴马阵营有奥巴马个人崇拜的危险”。
即使奥巴马阵营存在所谓“个人崇拜”，我们只能批评选民不理智，却不能批评他们在打“负面选战”。
四，奥巴马阵营“有恶意丑化克林顿夫妇言行的倾向，例如他们把希拉里女儿为妈妈电话拉票的正当行为丑化为‘拉皮条‘”。
据世界日报2月9日报道，MSNBC的新闻人员休斯特把希拉里女儿切尔西为妈妈初选说成是“拉皮条”，这自然是对希拉里一家极其无理而带侮辱性的言论。然而，除非孟先生提出证据，证实休斯特是在奥巴马竞选总部的指使下说出这句话，那么此事就纯属休斯特的个人行为，与奥巴马阵营无关。
由于竞选连连失利，希拉里阵营倒开始显露出打负面选战的苗头。据世界日报2月19日报道，2月16日欧巴马在演说中引用好友、麻州州长派屈克的几句话，而没有说明这些话出自派屈克。喜莱莉竞选团队发言人伍福森就在2月18日举行记者电话会，利用此事大做文章，指控欧巴马“剽窃”他人，进而置疑其语言能力和竞选资格。哪知派屈克当天发表声明，说他与奥巴马经常交换意见，互相引用对方的话语。奥巴马竞选团队还举出例子，证明希拉里在演说时引用奥巴马的不少话而没有说明。这倒确实是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
Friday, March 14, 2008
回忆﹕1976年合江记事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脸也没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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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长江和赤水河的会合处，西接泸州，东临江津。1999年当地发生一起重大翻船事件，一百多人死亡。一夜之间，该县闻名全国。
文革期间，合江属宜宾地区。全地区18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来此地购买。文革後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 ，当然，“大寨县”最终化为泡影。
1976年，我在合江县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 ，我在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非常震惊。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急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是在城市，被人检举，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
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也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
叶老太爷又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
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日死亡。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的侄子邓自立任宜宾地区地委书记，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使合江少饿死许多人。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 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相当一部分农民。
城市人中，像叶老太爷那样痛恨毛泽东的人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物质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40多元工资、20多斤大米、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等，物质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合江的大部分农民，每年平均短缺一、两个月的口粮，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1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季还1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不可想象。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3、4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回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 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1袋米要了全家3条人命。
距我家不远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1975年10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剧毒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盗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4个子女，一家6口，全部归天。
妻子爱清洁，天天都要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
叶老太爷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访问一个学生家庭。该农户的状况，可用“家徒四壁”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木桌、两条破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那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之苦 ”。
1976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8-90斤，宰杀， 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半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6、7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着一个5、6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10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後期，四川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农作物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在住房周围的空地上，挖了五个坑，种了几窝南瓜，瓜秧已有一尺多长。学大寨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硬叫妻子把南瓜秧扯掉，每窝南瓜“罚款”3斤粮食。生产队的田埂斜坡上，往年要种一些胡豆、豌豆。一学大寨，不准种任何东西，任其生长荒草。
1976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已成熟稻谷就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就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的土地打10斤（粮食），我多分不到1两。自留地打1斤，我就得1斤。操这些闲心干啥子。”
1975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10个工分或1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杆”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位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还有些农民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文革中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伟光正政权。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後跑了至少20-30个四川县市 ，到处都看到街上张贴的法院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黑五类分子，布告上必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出身贫农的叶姓青年农民，参加赤水县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後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好，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5名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的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後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 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後500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 。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7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上书：持信者系贫下中农 ，由於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10元钱 。农民摇头说“不”。
9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电视里播放北京的追悼场面，无数工农兵、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表现出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传言说：“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这是一字未改的原话）不知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和坡地，私自分给各户农民。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
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11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刹单干风 。第四生产队队长王某，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离开合江已二十多年，不知那里的父老乡亲，红苕包谷，能吃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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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长江和赤水河的会合处，西接泸州，东临江津。1999年当地发生一起重大翻船事件，一百多人死亡。一夜之间，该县闻名全国。
文革期间，合江属宜宾地区。全地区18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来此地购买。文革後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 ，当然，“大寨县”最终化为泡影。
1976年，我在合江县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 ，我在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非常震惊。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急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是在城市，被人检举，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
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也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
叶老太爷又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
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日死亡。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的侄子邓自立任宜宾地区地委书记，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使合江少饿死许多人。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 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相当一部分农民。
城市人中，像叶老太爷那样痛恨毛泽东的人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物质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40多元工资、20多斤大米、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等，物质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合江的大部分农民，每年平均短缺一、两个月的口粮，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1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季还1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不可想象。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3、4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回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 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1袋米要了全家3条人命。
距我家不远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1975年10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剧毒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盗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4个子女，一家6口，全部归天。
妻子爱清洁，天天都要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
叶老太爷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访问一个学生家庭。该农户的状况，可用“家徒四壁”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木桌、两条破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那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之苦 ”。
1976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8-90斤，宰杀， 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半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6、7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着一个5、6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10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後期，四川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农作物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在住房周围的空地上，挖了五个坑，种了几窝南瓜，瓜秧已有一尺多长。学大寨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硬叫妻子把南瓜秧扯掉，每窝南瓜“罚款”3斤粮食。生产队的田埂斜坡上，往年要种一些胡豆、豌豆。一学大寨，不准种任何东西，任其生长荒草。
1976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已成熟稻谷就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就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的土地打10斤（粮食），我多分不到1两。自留地打1斤，我就得1斤。操这些闲心干啥子。”
1975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10个工分或1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杆”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位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还有些农民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文革中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伟光正政权。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後跑了至少20-30个四川县市 ，到处都看到街上张贴的法院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黑五类分子，布告上必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出身贫农的叶姓青年农民，参加赤水县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後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好，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5名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的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後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 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後500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 。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7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上书：持信者系贫下中农 ，由於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10元钱 。农民摇头说“不”。
9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电视里播放北京的追悼场面，无数工农兵、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表现出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传言说：“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这是一字未改的原话）不知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和坡地，私自分给各户农民。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
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11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刹单干风 。第四生产队队长王某，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离开合江已二十多年，不知那里的父老乡亲，红苕包谷，能吃饱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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