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014 纵览中国）
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但历史确实可能重蹈覆辙。
从1949年毛泽东宣称向苏联“一边倒”後，北京就极尽能事全盘苏化。到1959年中共“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最着名的建筑（除天安门这座明清城楼外）全部属於斯大林伪古典主义，即经过苏俄改造的拜占庭风格。那些巨大的廊柱丶恢宏的台阶丶宽敞的殿堂，甚至令人依稀看到雅典和罗马神庙的踪影（在“第三罗马”的赝品之一“人民大会堂”里大概只能做“罗马梦”）。与这些宏伟建筑相映衬的则是“新中国”的新文本，用俄式语体书写的宪法丶党章丶社论丶标语，以及贯彻到每道细节每根神经的历史形式，包括各式各样的审判。
刘少奇丶张闻天丶彭德怀等人做梦也不曾想到，早在他们屈死30年前在莫斯科上演的“老布尔什维克集体覆灭”的悲剧，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差别仅在斯大林喜欢从“第三厅”到克格勃的俄式审判，毛泽东则热衷让人民群众去羞辱他的濒死同僚。不能说苏联发生的一切都会在中国全部重复，毕竟中苏两党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分道扬镳，毕竟苏联亡党亡国已一代人，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30多年（如果不算8964事件），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仍然在亦步亦趋地把苏联的昨天当成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近日发生在北京的拘捕五位自由派知识人的事件，几乎就是50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审判的再版。连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是诗人布罗茨基审判案和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丶丹尼尔审判案。前者罪名是“寄生虫”，後者是“诽谤”。现在，这两次审判案早已大白於天下。在那场从正午持续到天黑的“卡夫卡式”的审判中（审判大厅的入口处悬挂着“寄生虫布罗茨基审判会”横幅），年轻的一无所有的诗人在回答审判官时最後说了一句话，令法官丶书记员丶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布罗茨基没有矢言，23年後（1987）他为俄国摘取了第五枚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那些审判者连同他们的笑声都如烟散去（再用一次括弧，苏俄审判官们哈哈大笑，表明他们没有彻底抛却俄罗斯人的幽默和豪气）。
布罗茨基遭流放後，在苏联内外激起了当局始料未及的反响。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立即在西方成为明星，连长期吹捧斯大林苏联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请求他“出面保护一位非常年轻的人，他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人。”一种跟目前发生在北京的案件有关的现象，值得比较一下。在为布罗茨基鸣不平而公开站出来的抗议队伍前列，是三位女性：大诗人阿赫玛托娃丶着名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优秀记者维格多洛娃。在她们心中，这名20出头的犹太诗人，就像她们的弟弟丶儿子，他那天生的诗人气质，善感的梦幻般的眼睛，浅黄色的柔软的头发，羞涩的微笑，长期飘泊流亡的生涯，都唤起了她们深深的同情和怜爱，甚至是她们心中的恋人形象。
在冰冷的专制社会，与庞大帝国对峙着阿赫玛托娃式的“安魂曲”：
你在黎明时分被带走。我跟着你
好像一个人在送葬时所做的那样。
孩子们在黑暗的房子里哭泣。
蜡烛燃烧，照亮了圣母像……
圣像的冰冷还在你的唇上，一颗死亡的冷汗
正在你的额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细节，
我要与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妻子们一起哀泣
伤心欲绝，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
……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警察视野外，艾晓明丶王瑛丶肖国珍丶崔卫平……中国的阿赫玛托娃丶楚科夫斯卡娅丶维格多洛娃们站了出来。正是母亲节丶正是第25个天安门母亲受难日即将来临的暮春时节。艾晓明们与阿赫玛托娃们一样，吐露的已不是寻常的政治抗议，而是女性的情怀，母爱的悲哀：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丶善良丶有美学上的魅力。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於各种牵挂和责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後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
请留意，这几句并非为安魂而写的文字，比阿赫玛托娃更悲恸更绝望。到了这个地步，审判官们该掂量掂量，还能硬着心肠涎着脸坐上那把僵硬的椅子丶还敢正眼看你的母亲妻子吗？打个不伦不类的比方，薄熙来1.84米，得派两名两米高的警察，才能让这名不走运的本来可望成为他们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囚徒显得矮小。对付1.88米的浦志强，是否需要国家篮球队帮忙呢？在从苏联抄袭过来的“国徽”下，除了徇私枉法为非作歹，还有丁点“美学”或正常性可言吗？
我们还满怀敬意地获悉，年高德劭的张思之先生站了出来，以甘愿“连坐”为浦志强担保。左拉当年为德雷福斯案辩护，正当盛年（55岁），且拥有世界性声誉，法国官府包括总统菲利斯·弗尔都是他的读者，军方高层更有陆军情报局长皮卡尔等人仗义出庭。我们的张思之先生已87岁，深知中国司法的黑暗，置自己的老命於不顾，慨然为“小浦”辩护。这已不是通常的“辩护”，律师界长辈对晚辈的提携，而是父亲般的关怀。
小结一下，警察们对五名知名人士动手，肯定经过仔细估量，包括国内外各种抗议。但他们未必猜想到，首先站出来的是妇女和老人。不难预见，如果五人被起诉判刑，後果将不亚於50年前苏联当局面临的窘况。
徐友渔曾师从分析哲学家丶维也纳小组成员洪谦和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Michael Dummett），先后赴哈佛丶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习，拥有国际声誉，其谦和儒雅又近於中国传统士大夫。野夫引领中国江湖於澄明正道，其人豪爽温良，其文令无数男女涕泪滂沱，已闻名华文世界并引发世界性注目。两人皆毫无犹疑地应邀担任“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与巫宁坤丶马悦然丶余英时丶邵燕祥丶张思之丶鲍彤丶蒋彦永丶钱理群丶郑义丶卢跃刚等致力於中国的良知重建。
人们不知道此案如何发展。1965年苏联逮捕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丶丹尼尔，到1968年以出版地下出版物为罪名，开庭审判加兰斯科夫丶 金兹伯格丶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利斯基四人，标志“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开端。苏联新统治者决意重走斯大林强硬路线，以公开审判异议人士震慑苏联知识界和西方。与其意图相反，他们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共产党统治者与苏联社会的矛盾，并且撕裂俄国，为苏联解体种下“祸根”。同时，苏联产生了划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出现了一道清晰可见历史分水岭。
苏俄诗人丶作家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会的倒退潮流。当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论陷苏联社会于空前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辞。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20世纪70年代，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知识界不顾检查制度丶强大的对手丶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遗产挑起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丶影响之深远，超过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丶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於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权力限制的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的想法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後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後的德国。“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後30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於非命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 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显赫的帝国权贵丶军界首脑丶警方代表人物丶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布洛茨基丶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被作为新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丶卡皮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丶卡塔耶夫丶维克多丶涅克拉索夫丶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丶科尔内·崔科夫斯基丶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丶奥列格·叶弗列莫夫丶科林丶涅缅斯基丶英诺肯基丶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有力地击退了总书记丶元帅和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安德烈·萨哈罗夫丶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丶罗伊·麦德维杰夫丶索尔仁尼琴丶彼得·亚基尔丶列夫·科佩列夫等。苏联统治者和知识界以及整个苏联社会共同缔造了一道铁则，在帝国与自由精神之间，可能共存於某个时代，帝国总以压倒性力量居於绝对优势，自由如同候鸟，无法在寒冷的大地降落栖息。——然而，一旦解冻，一旦帝国挨到它头重脚轻的年岁，自由就如同阳光一样凌空而下，再也不能阻遏。
现在，轮到中国来面对这一历史铁则了。徐友渔们因为纪念8964而遭受拘捕。25年前，惊醒几乎全体中国人，引领他们走向广场的正是“历史正义”这一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它决不会随着岁月流逝丶更不会被廉价赎买而消失。跟俄国人民一样，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仍然是健康而强劲的。中国人——包括北京统治者们，应该多少有点较大尺度的眼光。不可一世的苏联没有败於战争，没有毁於一场不可抗御的自然灾难，而是坍塌於一种最不起眼丶最柔弱的力量——良心——之上。历史的苦涩和回报总是这样表达：最初只有几个人站出来，心里多少怀着几分犹豫，接待他们的总是蛮横和监狱。接着，英雄气概会在孤独和苦难中来到，同时光临的还有同情丶钦佩和赞美。於是，统治者陷入他们特殊的悖论：实施镇压，将造就殉道者和反对派领袖；放任不管，江山难保。历史还没有把昔日的莫斯科统治者和今天的北京权贵训练成理性豁达的执政者。历史只顾望前行，任由颟顸的统治者固执地陷在绝境里，难以自拔。
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与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连接着一条隐约的线条：当越来越多本来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男女，不再认同权力和财富的“神圣联盟”，反而蔑视这种联盟；当以身试法的男女不再孤单丶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自动站到他们的行列，与他们并肩挽手时，自由的曙光就不再停滞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後面，而以光速飞奔了。
布洛茨基丶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审判案後，苏俄帝国继续维持了20馀年。北京正在重演当年莫斯科丢人现眼的一幕，人们无法知道权贵们如何收场。历史已没有多达兴趣听取那种重复了无数次的宫廷叙事，某某派系如何如何，又一番权力较量云云。对被统治者而言，专制统治者就是一个集团，无甚分别。中国人曾经无所鉴别丶无所选择地听信那套“体谅领导人难处，为国家大局着想”的说辞，一次又一次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为统治者着想而受骗上当。时至今日，除极端愚劣和奴性难消者外，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不动动脑子，对正在北京上演的一幕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如何，联系到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局，公开拘捕五名着名人士，很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的预演。历史怀着越来越有限的耐心拭目以待。
有一点不妨奉告，所有重蹈覆辙者都会遵循一种强大的逻辑：在坑坑洼洼的旧痕里跌跌撞撞，很难走到尽头。——除非他们还有点出息和自信，还能够迷途知返，改道更辙。
从1949年毛泽东宣称向苏联“一边倒”後，北京就极尽能事全盘苏化。到1959年中共“十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最着名的建筑（除天安门这座明清城楼外）全部属於斯大林伪古典主义，即经过苏俄改造的拜占庭风格。那些巨大的廊柱丶恢宏的台阶丶宽敞的殿堂，甚至令人依稀看到雅典和罗马神庙的踪影（在“第三罗马”的赝品之一“人民大会堂”里大概只能做“罗马梦”）。与这些宏伟建筑相映衬的则是“新中国”的新文本，用俄式语体书写的宪法丶党章丶社论丶标语，以及贯彻到每道细节每根神经的历史形式，包括各式各样的审判。
刘少奇丶张闻天丶彭德怀等人做梦也不曾想到，早在他们屈死30年前在莫斯科上演的“老布尔什维克集体覆灭”的悲剧，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差别仅在斯大林喜欢从“第三厅”到克格勃的俄式审判，毛泽东则热衷让人民群众去羞辱他的濒死同僚。不能说苏联发生的一切都会在中国全部重复，毕竟中苏两党在上世纪60年代就分道扬镳，毕竟苏联亡党亡国已一代人，中国改革开放已持续30多年（如果不算8964事件），但是我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仍然在亦步亦趋地把苏联的昨天当成自己的今天和明天。
近日发生在北京的拘捕五位自由派知识人的事件，几乎就是50年前发生在莫斯科的审判的再版。连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是诗人布罗茨基审判案和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丶丹尼尔审判案。前者罪名是“寄生虫”，後者是“诽谤”。现在，这两次审判案早已大白於天下。在那场从正午持续到天黑的“卡夫卡式”的审判中（审判大厅的入口处悬挂着“寄生虫布罗茨基审判会”横幅），年轻的一无所有的诗人在回答审判官时最後说了一句话，令法官丶书记员丶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不仅不是寄生虫，而且是一位能给祖国带来荣誉的诗人。”布罗茨基没有矢言，23年後（1987）他为俄国摘取了第五枚诺贝尔文学奖桂冠。那些审判者连同他们的笑声都如烟散去（再用一次括弧，苏俄审判官们哈哈大笑，表明他们没有彻底抛却俄罗斯人的幽默和豪气）。
布罗茨基遭流放後，在苏联内外激起了当局始料未及的反响。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立即在西方成为明星，连长期吹捧斯大林苏联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也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请求他“出面保护一位非常年轻的人，他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位优秀的人。”一种跟目前发生在北京的案件有关的现象，值得比较一下。在为布罗茨基鸣不平而公开站出来的抗议队伍前列，是三位女性：大诗人阿赫玛托娃丶着名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和优秀记者维格多洛娃。在她们心中，这名20出头的犹太诗人，就像她们的弟弟丶儿子，他那天生的诗人气质，善感的梦幻般的眼睛，浅黄色的柔软的头发，羞涩的微笑，长期飘泊流亡的生涯，都唤起了她们深深的同情和怜爱，甚至是她们心中的恋人形象。
在冰冷的专制社会，与庞大帝国对峙着阿赫玛托娃式的“安魂曲”：
你在黎明时分被带走。我跟着你
好像一个人在送葬时所做的那样。
孩子们在黑暗的房子里哭泣。
蜡烛燃烧，照亮了圣母像……
圣像的冰冷还在你的唇上，一颗死亡的冷汗
正在你的额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细节，
我要与被杀害的近卫军的妻子们一起哀泣
伤心欲绝，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
……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警察视野外，艾晓明丶王瑛丶肖国珍丶崔卫平……中国的阿赫玛托娃丶楚科夫斯卡娅丶维格多洛娃们站了出来。正是母亲节丶正是第25个天安门母亲受难日即将来临的暮春时节。艾晓明们与阿赫玛托娃们一样，吐露的已不是寻常的政治抗议，而是女性的情怀，母爱的悲哀：
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是最好的中国人；可爱丶善良丶有美学上的魅力。这样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关押，当局至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小效果：即像我这样非常惦念和尊敬他们的人，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悲伤。这是怎样的世界，不值得留恋和生存。但我们依然被迫活着，由於各种牵挂和责任。像前两天我转发的有关珠峰上的尸体的照片一样，那都是路标，死在向着珠峰的方向。就是这样，义无反顾，让後人来找我们绿色的靴子吧。
请留意，这几句并非为安魂而写的文字，比阿赫玛托娃更悲恸更绝望。到了这个地步，审判官们该掂量掂量，还能硬着心肠涎着脸坐上那把僵硬的椅子丶还敢正眼看你的母亲妻子吗？打个不伦不类的比方，薄熙来1.84米，得派两名两米高的警察，才能让这名不走运的本来可望成为他们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上司的囚徒显得矮小。对付1.88米的浦志强，是否需要国家篮球队帮忙呢？在从苏联抄袭过来的“国徽”下，除了徇私枉法为非作歹，还有丁点“美学”或正常性可言吗？
我们还满怀敬意地获悉，年高德劭的张思之先生站了出来，以甘愿“连坐”为浦志强担保。左拉当年为德雷福斯案辩护，正当盛年（55岁），且拥有世界性声誉，法国官府包括总统菲利斯·弗尔都是他的读者，军方高层更有陆军情报局长皮卡尔等人仗义出庭。我们的张思之先生已87岁，深知中国司法的黑暗，置自己的老命於不顾，慨然为“小浦”辩护。这已不是通常的“辩护”，律师界长辈对晚辈的提携，而是父亲般的关怀。
小结一下，警察们对五名知名人士动手，肯定经过仔细估量，包括国内外各种抗议。但他们未必猜想到，首先站出来的是妇女和老人。不难预见，如果五人被起诉判刑，後果将不亚於50年前苏联当局面临的窘况。
徐友渔曾师从分析哲学家丶维也纳小组成员洪谦和当代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达梅特（Michael Dummett），先后赴哈佛丶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习，拥有国际声誉，其谦和儒雅又近於中国传统士大夫。野夫引领中国江湖於澄明正道，其人豪爽温良，其文令无数男女涕泪滂沱，已闻名华文世界并引发世界性注目。两人皆毫无犹疑地应邀担任“刘宾雁良知奖”评委，与巫宁坤丶马悦然丶余英时丶邵燕祥丶张思之丶鲍彤丶蒋彦永丶钱理群丶郑义丶卢跃刚等致力於中国的良知重建。
人们不知道此案如何发展。1965年苏联逮捕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丶丹尼尔，到1968年以出版地下出版物为罪名，开庭审判加兰斯科夫丶 金兹伯格丶拉什科娃和多勃罗沃利斯基四人，标志“新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开端。苏联新统治者决意重走斯大林强硬路线，以公开审判异议人士震慑苏联知识界和西方。与其意图相反，他们的倒行逆施加剧了共产党统治者与苏联社会的矛盾，并且撕裂俄国，为苏联解体种下“祸根”。同时，苏联产生了划时代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出现了一道清晰可见历史分水岭。
苏俄诗人丶作家数次发起反抗，拒绝苏联社会的倒退潮流。当彻底抛弃独裁者和改头换面继承独裁者恐怖遗产的争论陷苏联社会于空前分裂时，阿赫玛托娃写道：
两种俄国人怒目相向
一种是坐过牢的人，
一种是把他们送进牢房的人。
从古拉格群岛深处，传来诗人列夫·奥泽洛夫的声音：
死者说话了。没有句号。
也没有逗号。几乎没有言辞。
从集中营。从隔离室。
从熊熊燃烧的房屋。
死者说话了。教科书。
书信。遗言。日记。
以及那粗糙砖面上，
笔迹歪斜的签名。
生命，当一息尚存，
用铁片在冰冻的茅屋里，
用碎玻璃在墙上，
用鲜血在牢房的地板上，留下签名。
20世纪70年代，面对帝国内部恢复独裁者名誉的威胁，俄国知识界不顾检查制度丶强大的对手丶伺机发难的报复以及开明派的摇摆，对斯大林主义遗产挑起公开争论，其批判锋芒之尖锐丶影响之深远，超过20年代以来苏联国内的任何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对斯大林统治的三大事件──集体化丶大恐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像揭露了一批令人难忘的材料。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认为，反斯大林主义持久不衰的根源是新斯大林分子无意中证实的，“他们抱怨苏联公民继续把‘伦理道德问题’置於国家和爱国主义问题上”。历史正义是一种不受权力限制的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观念，当它成为一种责任感，即整个国家都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负有责任的想法时，尤其如此。这一真理已为许多其它历史事例所证实，从废除农奴制以後的美国到希特勒以後的德国。“但俄国人无须远求，只消留意一下本国日益增多的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书刊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以及‘以理想和未来的名义’举国清算的观念，在斯大林死後30多年的今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拿起笔揭露斯大林的本来面目是每个正直人的义务。是对那些死於非命的受害者应尽的义务，是对那些度过茫茫黑夜而幸存的受害者的义 务，也是对那些愿意同我们一道前进的人应尽的义务。
当一批地位牢靠显赫的帝国权贵丶军界首脑丶警方代表人物丶工业界巨子和御用文人准备为前独裁者恢复名誉时，布洛茨基丶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被作为新斯大林主义的第一批受害者受审时，苏联知识界采取了两个意义深远的行动。
以萨哈罗夫丶卡皮查为首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以瓦连岑丶卡塔耶夫丶维克多丶涅克拉索夫丶康斯坦丁·帕乌斯多夫斯基丶科尔内·崔科夫斯基丶弗拉基米尔·田德里亚科夫为首的苏联作家，以玛娅·普里谢茨夫卡娅丶奥列格·叶弗列莫夫丶科林丶涅缅斯基丶英诺肯基丶斯莫克图诺夫斯基为首的艺术家等苏联首屈一指的知识分子签名的信件有力地击退了总书记丶元帅和克格勃头目们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从此诞生。新斯大林主义使这一运动增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发言人：安德烈·萨哈罗夫丶莉迪娅·丘科夫斯卡娅丶罗伊·麦德维杰夫丶索尔仁尼琴丶彼得·亚基尔丶列夫·科佩列夫等。苏联统治者和知识界以及整个苏联社会共同缔造了一道铁则，在帝国与自由精神之间，可能共存於某个时代，帝国总以压倒性力量居於绝对优势，自由如同候鸟，无法在寒冷的大地降落栖息。——然而，一旦解冻，一旦帝国挨到它头重脚轻的年岁，自由就如同阳光一样凌空而下，再也不能阻遏。
现在，轮到中国来面对这一历史铁则了。徐友渔们因为纪念8964而遭受拘捕。25年前，惊醒几乎全体中国人，引领他们走向广场的正是“历史正义”这一无形而强有力的“伦理道德”。它决不会随着岁月流逝丶更不会被廉价赎买而消失。跟俄国人民一样，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仍然是健康而强劲的。中国人——包括北京统治者们，应该多少有点较大尺度的眼光。不可一世的苏联没有败於战争，没有毁於一场不可抗御的自然灾难，而是坍塌於一种最不起眼丶最柔弱的力量——良心——之上。历史的苦涩和回报总是这样表达：最初只有几个人站出来，心里多少怀着几分犹豫，接待他们的总是蛮横和监狱。接着，英雄气概会在孤独和苦难中来到，同时光临的还有同情丶钦佩和赞美。於是，统治者陷入他们特殊的悖论：实施镇压，将造就殉道者和反对派领袖；放任不管，江山难保。历史还没有把昔日的莫斯科统治者和今天的北京权贵训练成理性豁达的执政者。历史只顾望前行，任由颟顸的统治者固执地陷在绝境里，难以自拔。
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与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连接着一条隐约的线条：当越来越多本来可以成为既得利益者的男女，不再认同权力和财富的“神圣联盟”，反而蔑视这种联盟；当以身试法的男女不再孤单丶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自动站到他们的行列，与他们并肩挽手时，自由的曙光就不再停滞在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後面，而以光速飞奔了。
布洛茨基丶西尼亚斯基和丹尼尔审判案後，苏俄帝国继续维持了20馀年。北京正在重演当年莫斯科丢人现眼的一幕，人们无法知道权贵们如何收场。历史已没有多达兴趣听取那种重复了无数次的宫廷叙事，某某派系如何如何，又一番权力较量云云。对被统治者而言，专制统治者就是一个集团，无甚分别。中国人曾经无所鉴别丶无所选择地听信那套“体谅领导人难处，为国家大局着想”的说辞，一次又一次以被统治者的身份为统治者着想而受骗上当。时至今日，除极端愚劣和奴性难消者外，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不动动脑子，对正在北京上演的一幕得出自己的结论。无论如何，联系到诡谲多变的中国政局，公开拘捕五名着名人士，很可能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的预演。历史怀着越来越有限的耐心拭目以待。
有一点不妨奉告，所有重蹈覆辙者都会遵循一种强大的逻辑：在坑坑洼洼的旧痕里跌跌撞撞，很难走到尽头。——除非他们还有点出息和自信，还能够迷途知返，改道更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