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
现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马凯恩争夺下届美国总统的选战已到最后关头，双方通过集会、报纸、电视、广播、网路等各种手段抨击对手，宣扬自己的施政纲领。然而，许多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对两党政治路线分歧的实质依然稀里糊涂。最近进行的“全国亚裔美国人调查”显示，虽然41%的华裔选民支持奥巴马，12%的人支持马凯恩，仍然有43%的人举棋未定。
这场大选不仅关系到美国未来四年或八年要实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命运和华人的切身利益，而且，由於美国是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政策对於全人类的方向和命运具有重大影响。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袖手旁观。为此，笔者就美国选民最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略陈自己的管见。
伊战之争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其对外政策的最重大行动是攻占伊拉克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五年多，至今还在继续。这是一场师出无名、伤亡惨重、劳民伤财、损人害己的不义之战。
当年为了说动国会批準进攻伊拉克，布什政府宣称，伊拉克与策划九一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组织勾结，萨达姆政府还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人武器。於是，布什既未得到联合国授权，又未获得大多数盟国的支持，悍然出兵进攻伊拉克。然而，打下伊拉克之后，美军挖地三尺，翻遍萨达姆政府的所有档案资料，却找不到证实这两条“宣战理由”的任何证据。
这场战争给美伊两国的军队和无辜平民造成严重伤亡。到10月初为止，美军已死亡4177人（远远超过九一一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数），受伤6万余。伊拉克方面，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万1000伊拉克军民死於战争，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06年10月的研究结果，死於战争的伊拉克平民人数高达65万5000人。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战争。迄今为止，美国打伊拉克战争至少已经花费6480亿元，目前每月花费120亿元。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等人的研究，如果加上安置退伍军人、补充消耗的美军武器装备的费用，以及给全社会带来的长期间接损失，伊拉克占战争的总费用将超过3万亿元。至於战争给伊拉克国家与民眾造成的财產损失，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伊拉克战争的高昂费用，给美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克林顿总统卸任前后的1998至2001年，美国政府连续四年财政盈余。布希上台以后，连续七年财政赤字，今年赤字更高达4500多亿元。一些经济学者预测，2009年度预算赤字很可能超过7000亿元。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伊拉克战争。仅此而言，说小布什是一位败家子总统，一点也不过分。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内部同仇敌愾，空前团结，国际上，美国的旧盟国、新友邦，甚至一些宿敌也站在美国一边，声讨基地组织的恐怖攻击罪行，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法国报纸甚至发表社论声称“今晚我们都是美国人”。但伊战发生后，大多数盟国和其他国家反对美国，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有的人士甚至指责美国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某些极右派反共人士说，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专制政权，建立起民主制度，壮大了全世界民主阵营的力量。然而，美国家门口的古巴也是共產党一党专制，其意识形态跟美国针锋相对，美国为何不出兵去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北韩不仅是共產党独裁专制，而且在秘密研制飞弹和核武器，威胁美国的盟国日本和南韩，布什怎么不去打它？ 另外，人血不是水，用伊拉克数十万无辜民众的鲜血，强行打造一个民主政权，这个代价是不是太高？
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打击了恐怖主义。然而，布什把美军主力抽调到伊拉克打仗，九一一事件的元兇本拉登及其死党，至今仍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交界的山区逍遥法外，建立根据地，招兵买马，纠集力量，再度展开恐怖活动，随时可能再度攻击美国。尽管布什在国内花费巨资，从机场到边境，采取种种措施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一点也没有减少。
还有人说，情报机构提供的错误情报导致布什判断失误。即使果真如此，布什作为美国总统，手中掌握著决定成千上万军民生死和支配上亿公共资金的大权，岂可未弄清真相就遽然做出派兵攻打别国的重大决定？这能说是一位称职负责的总统吗？而且，在打下伊拉克、发现情报不确之后，布什为何不迅速纠正错误，反而一直坚持打得对，打得有理，至今毫无悔改表现？
对这场祸国殃民的不义之战，奥巴马和马凯恩的态度迥然不同。伊战刚刚发生时，奥巴马还是伊利诺州的州参议员，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战。现在奥巴马主张尽快结束战争，在16个月内分期分批地撤走绝大部分作战部队，让伊拉克政府承担更大维持社会安定的责任，同时，集中优势兵力去阿富汗，消灭本拉登的残余势力。
马凯恩从一开始就坚决支持布什出兵伊拉克，支持向伊拉克增兵，至今仍然认为攻打伊拉克是完全正确，他反对制定从伊拉克撤军的时间表，甚至声称美军“要在伊拉克待一百年”。
纳税问题
纳税是美国大多数选民，尤其是华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作为普通老百姓，没有人喜欢交税。但是，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养军队，雇警察，维修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资助科学研究和教育，解决老人的退休和医保、儿童、穷人及残障人的医疗等，都需要钱，而且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主要来自民眾的纳税。
纳税太多，民眾负担不起；税收太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福利会受影响。公平合理的赋税政策，应该既不要使民眾，尤其是穷人和中產阶级的纳税负担过重，又要保障政府的正常运作。
关於赋税政策，欧巴玛和马凯恩自说自话，无非是说自己的计划对选民最有力，对方的政策对选民的损害最大。媒体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繚乱，不知所云。其中许多说法显然是带有严重的党派偏见、有意歪曲事实真相、欺骗选民而编造的谎言。
非党派组织“税务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的税务专家威廉斯（Roberton Williams）与葛莱克顿（Howard Gleckman），分析奥巴马和马凯恩各自提出的税务计划之后，於9月15日发表一份研究报告----“2008年总统候选人税务计划的最新分析”。税务政策中心由非党派的“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和保守派的“布鲁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联合设立，其立场应该比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和个人更为客观公正，至少不会偏向民主党。
Parade杂誌把这份研究报告的结论，简化成下面一分表格。
家庭年收入--------------奥巴马计划-----------马凯恩计划
低於1万9000元-----------减税567元------------减税21元
1万9000-3万7600元-------减税892元------------减税118元
3万7600-6万6400元-------减税1118元-----------减税325元
6万6400-11万1600元------减税1264元-----------减税994元
11万1600-16万1000元-----减税2135元-----------减税2584元
16万1000-22万7000元-----减税2796元-----------减税4437元
--------------------------------------------------------
22万7000-60万3400元-----加税121元-----减税8154元
60万3400-287万元-----加税9万3709元------减税4万8862元
287万元以上-----加税54万2882元-----减税29万0708元
表面看来，实行马凯恩的计划，人人都获减税，皆大欢喜。而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一些人多纳税。然而，马凯恩计划使穷人和中產阶级仅得到少量的减税，而占全国人口5%的最有钱的人得到的减税最多。奥巴马的计划，穷人和中產阶级得到的较多减税，只有最有钱的人才多交税。
该报告总结说：“奥巴马的计划会使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纳税减少，但会显著提高高收入者的赋税，中等收入纳税者的税后收入会增加约5%，即每年2200元。占全国总人口1%的最高收入者，税后收入会减少1.5%，或1万9000元。”
“到2012年，马凯恩的计划会使中等收入纳税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约3%，即每年1400元。但与奥巴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凯恩会使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税后收入平均增加9.5%，即超过12万5000元。”
由此观之，奥巴马和马凯恩这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究竟谁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谁在竭力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可说是一目了然。
路线之争的实质
有论者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你有两头牛，你的邻居没有牛，社会主义政府会把你的牛拿去，分一头给邻居，使你和邻居拥有“一样多”的财產。马凯恩和共和党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路线，政府会鼓励你卖一头牛（卖给谁？），用卖牛的钱买一头公牛（跟谁买？），它们会生出很多小牛，你的牛会越来越多，如果你、你的邻居、全国人民都有很多牛（一无所有的邻居和其他穷人如何才能有很多牛？），那么你们每人只要给政府一桶牛奶，政府就有很多钱修路造桥了。
再没有比这更蹩脚的比喻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在20世纪以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主要是所谓自由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政府几乎不介入经济活动，结果是少数人发家致富，大多数人日益贫困，社会矛盾越来越大，而且还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
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股市一泻千里，大批银行倒闭，无数工厂、公司、商店关门，成千上万人失业。民主党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实行“新政”（New Deal），变自由放任为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管制银行和工业，组织失业工人从事修路造桥建水坝等公共工程，建立社会安全制度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使美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復并走向繁荣。
战后歷届美国政府尤其是民主党人掌权的政府，基本上沿袭和发展罗斯福的“新政”路线。西欧国家在工党、社会党执政后实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其主要内容是大型企业国有化、实行公共教育、全民医保等社会福利计划，用高额累进税来减小（而不是消灭）贫富悬殊现象。
19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革命”，欧洲的保守党政府把国有企业和银行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美国的共和党政府取消政府对金融、商业的管制和干预，减税尤其是大幅削减富人、大公司的赋税，削减福利计划，这种路线一言以蔽之，“小政府加减税”。
20世纪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的发展歷程显示，支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运作的主要是两条路线，一条是社会民主主义，另一条是保守主义。两者的共同点是皆主张政治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两者的区别在於，前者主张政府对经济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在财富分配上倾向於照顾和帮助穷人、弱势群体和中產阶级，以徵税、福利计划等二次分配方式缩小贫富悬殊；后者主张经济自由放任主义，政府尽量少干预经济，维护富人的利益。美国民主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共和党主张的则是保守主义路线。奥巴马和马凯恩之争的实质，并不是什麼“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乃是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客观地说，两种路线各有自己的利弊。任何路线如果走过了头，都会產生一系列弊病，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民主主义有利於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贫富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其弊病是容易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庞大，开支过大，民众税负过重，福利计划养出一些懒汉。保守主义有利於发挥有钱人投资的积极性，其缺点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且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容易导致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
两条路线，两种结果
小布什上台八年来，继承和发展里根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在外交方面以反恐为名，推行单边主义路线，穷兵黩武，以武力追求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结果是盟国离心离德，其他国家愤恨不满；在内政方面，布希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拼命减税尤其是削减富人和大公司的赋税，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物价飞涨，失业率达到五年来的最高点（6.1%），全国约六分之一的人（4600万）没有医疗保险，在20多个工业化国家中人均医疗支出最高，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却居最差之列，贫富分化严重，吉尼系数高达4.06，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冠，政府放松对金融业的管制，导致次贷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自1930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奥巴马在外交上主张负责任地、尽快地结束伊拉克战争，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以本拉登为首的一小撮恐怖分子，与盟国修好，尽可能地团结多数国家，与伊朗等宿敌谈判，尽量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核武扩展等问题，武力只是最后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动武。在内政上，奥巴马主张为穷人和中產阶级减税，只对极少数富人加税；取消一些把资本和就业机会转移到外国的大公司所享受的减税优惠，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争取所有美国人都得到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开发可替代能源，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大力加强教育，以增加美国人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力；改革美国的政治体制，限制特殊利益集团游说和收买政客、谋取小团体私利的活动。
马凯恩原先在某些问题上没有布什那么保守和极端，自称是共和党内的独立派（maverick），但为了扭转民调的劣势，他挑选原教旨主义基督徒佩林作竞选搭挡，其立场和路线完全倒向共和党的最保守势力。可以预料，如果马凯恩上台，其内政外交必然奉行“没有布什的布什路线”。
哪条路线孰优孰劣，谁的政策有利於美国和绝大多数民眾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美国的国计民生、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有利於美国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有利於世界和平，华人选民只要擦亮双眼，不为某些政客的抹黑竞选战术所骗，自然不难做出自己的明智判断。
2008年10月19日于纽约
Monday, October 20, 2008
Sunday, October 5, 2008
人权运动的错误策略
作者 戴维•里夫
戴开元 译
这是一个人权的时代。今年春季，美国为了捍卫人权和人道主义，在巴尔干打了一仗。柯林顿总统说，这是有史以来为价值观而不是为战略利益而打的第一场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异口同声。英国首相布莱尔一直宣扬要建立“一种立足於价值观和法治的新国际主义”。在这个後共产主义、後现代的时代，人权似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考虑世界事务的道德叙事。
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为侵犯人权者提供保护伞。米洛切维奇在科索沃冲突高峰时被海牙国际法院以战争罪起诉，他就明白这一点。去年十月出现的讯号更为强烈，前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西班牙法官根据皮诺切特在智利所犯罪行而要求引渡他。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很可能同意这项要求。这种复杂的国际合作关系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思议。但此事表明，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权居最高地位的老观念遭到史无前例的攻击。
人权运动还获得其他一些胜利。1997年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的签署，是1925年在战争中禁用毒气以来的最重大的武器销毁行动。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设立的国际特别法庭，导致一项建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计画，该法院有权按照普遍管辖权原则，审判被控严重违犯国际人权法的人。这项原则的复活主要应归功於人权运动律师的努力。
很可能出现一种世界政治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远远超出十年前布希总统所说的内容。在许多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现已出现一种道德方面的世界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统治原则是公民社会、人道主义，而人权居第一和最重要地位。作家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说这是“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的一场革命”，并欢呼“出现了一个由人权人士、国际发展人士和国际援助专家组成的巨大群体，其道德上的根本依据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不可分割”。
这场革命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六十年代大赦国际的年度预算仅有两万元左右。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人权组织活动，各国政府很少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形势迥然不同。力量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权组织是“人权观察”，其领导人经常会见各国政府高官，其年度预算达的1500万美元。应该感谢索罗斯和福特基金会等慷慨的捐助者。卡特总统宣告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这一点现已变成了制度。国务院现得意地炫耀自己委派了一位负责战争犯罪问题的无所任大使，和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此职的是前人权
观察领导人科赫，Harold Koch)。现在美国的对外援助极少不考虑“民主建设”和人权保障条件。
然而奇怪的是，在人权观念成为主流观念之际，人权运动似乎却丧失了活力。人权运动采用的签名战术，发表骇人听闻的关於侵犯人权情况的详细报告，利用媒体使西方国家领袖产生羞耻感从而采取行动，不再具有原来的效力。更重要的是，顽固不化的道德绝对主义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人权人士的呼声。即使继续冲突下去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毁灭(例如最近的塞拉利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机构，也要坚决谴责那些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任何和平条约或政治协议。人权人士的这种一叶障目的世界观，其严重
後果之一是，人权运动未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就其对精英份子圈的全部影响而言，人权人士的力量也比左派或右派草根组织小得多。没有广泛的支持基础，人权运动可能现已达到其影响的极限。无论其领导人明白与否，人权运动已出现某种危机。
人权运动的发展史
人权时代仅始於半个世纪之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出现了一套国际性权利制度，它包括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以後就成为纽伦堡审判、关於种族灭绝的国际公约、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该宣言在序言中宣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促进和捍卫一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权利。该宣言的精神支持者罗斯福曾经设想，实施人权宣言将会增强人类本性中“遍及宇宙的”那一面。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道虚假的曙光。书上的法律和地上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鸿沟。现在来看，欧洲国家当时更关心的是维持其殖民帝国，而不是以人权作为国际事务的核心。国家主权仍具有绝对地位。某个国家对於其疆界内居民的所做所为，无论多麽丑恶，也不关别人的事。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人权运动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为将被处决者，特别是政治犯和受酷刑者大声疾呼。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大赦国际。其他人权组织，特别是人权观察，也逐渐开始扩大其保护的范围，重点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和战争期间的平民。它们与侵犯人权国家的人权人士开始建立起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雷根政府在美国人权运动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美国人权运动领袖、前人权观察领导人、现任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奈尔(Aryeh Neier)说，雷根政府官员柯克帕垂克、阿布兰姆斯是我们的“最好盟友”。他并不是说讽刺话。奈尔说：“他们帮助我们。他们代表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美国反对极权国家苏联。但当时他们不得不假装在冷战中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没有侵犯人权行为。这就使人权观察可以指出假装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羞辱感”。奈尔还说，公布美国这边国家的真实情况，“就能揭露它们不符合人权标准的真相”。
人权组织这种揭露华盛顿伪善的方法叫做“羞辱法”，它发生了效果。人权观察揭露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权的一系列罪行，实际上迫使雷根政府尽力去制止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人权组织对国会施压和游说的直接结果。1981年美国国会开始实施人权标准，美国政府为了继续提供对外援助而不得不执行这项标准。但如果看到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的实际状况，几乎很难执行人权标准。奈尔说：“1983年12月，雷根不得不派布希去萨尔瓦多制止其死刑队行刑。美国政府知道，非如此国会就绝不会批准政府竭力维护的对外援助。”
雷根政府官员也落入这个陷阱。奈尔说：“阿布兰姆斯及其同僚把人权问题变成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辩论。人权观察的行事风格直接由此发展而来。我们开始发表内容丰富的报告。这与大赦国际的做法不同。我们强调我们的要求以证据为基础。”
人权组织通过这种战斗性方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柯林顿当选总统的1992年，人权运动似乎可以到达更高的水平。新政府把自己看做人权运动的夥伴，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柯赫、谢富尔(David Scheffer)、夏塔克(John Shattuck)等重要人权人士在政府中任职。在口头上，柯林顿政府的对人权的承诺极为坚定。
在中国的挫折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为复杂。人权运动尽管在科索沃取得胜利，却在九十年代遇到一次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失败，这就是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柯林顿大大削弱了人权进步与最惠国待於之间的联系。结果，一些人权人士开始担心，未来西方国家政府只会对塞尔维亚和缅甸等经济上不重要国家，才坚持人权原则。
人权观察现任执行主席罗斯(Kenneth Roth)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仅是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其他人士却有不同看法，奈尔似乎就不那麽乐观。他说：“中国可以玩弄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是从反向施加人权压力的首例。中国告诉西方国家，如果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不和你做生意，而和你的竞争者做生意。美国一批评中国，中国就停止购买波音飞机而购买欧洲的空中巴士。反过来亦如此。”奈尔认为，最佳策略是说服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贸易问题上坚持相同立场。在北京改变政策之前，不向中国出售商品。奈尔的观点当然正确
。然而，潮流似乎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争先恐後与中国签订合约。
人权运动在中国的挫折并不能否定其理智和道德方面的正确立场。但此事的确表明，仅仅倚靠揭露伪善就可获胜(如萨尔瓦多)的时代已经过去。奈尔坦率地说：“我们与柯林顿打交道比与雷根打交道更困难。不像过去，今天关於事实真相的争议较少。”公开主张把经济置於人权之上的柯林顿政府，不可能因为人权组织发表关於西藏侵犯人权的许多报告，就改变其现行政策。我们显然需要新的策略。
迄今为止，新的策略并未出现。一般来说，主流人权组织仍然坚持雷根时期的策略。国际人权联盟主席费兹帕垂克(Catherine Fitzpatrick)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她说：“人权观察是报告工厂，保护记者协会是案例工厂，我们则是问题工厂。”但人权运动似乎的确没有提出後冷战时期的新策略。
全世界在人权问题上已形成一致立场，这是事实。但特别是在当代，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导非常短暂、易变和零碎，人们的感情容易疲痹，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可能仅仅在电视上播放一段色情录像，就形成政治共识并采取行动。我们不可能仅仅发表一些报告，就要求政府相应地改变政策，并且指望会获得成功，至少对於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并非如此。如果像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那样，一方面抱怨“世界各国领袖对中国的访问，其象徵主义大於实质内容”，但同时又吹嘘，“我们把高阶层访问亚洲国家，作为人权工作的中心，并特别重视各国领袖连续访问中国”，这是现行策略破产的象徵。
人权人士及其支持者认为，以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时期观念在全世界的复兴，可能永世长存。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似乎对此提出了疑问。现今的後巴尔干的乐观主义是否又是一道虚假的曙光？
人权法和公正
问题不在於人权观念是否正确。它完全正确。问题是它是否在理智上和操作上适应廿一世纪的挑战。
在实际层面上，人权运动需要正视“医师人权组织”主任布哈特(Holly Burkhalter)的看法：“诋毁攻击不能成事”。布哈特说：“我们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揭露。我们比过去做得更好。我们在制订法律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如果看看最近的流血事件，我们就会反问自己：无辜者遭受的暴力有所减少吗？”人权观察吹嘘，其目标是挑战有权力制止侵犯人权、不尊重国际人权法律的政府和个人。我们很容易同情和尊重其坚持的原则，但难於无视的事实是，人权运动挑战的侵犯人权者并非政治上易受攻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是在苏丹或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军阀。这些人会在乎国际人权法律吗？不可能。
人权运动的认为，制订法律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难道可以相信，制订正确的法律就会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吗？这种看法可能是来自民权运动的经验：首先制订法律，开始时这些法律并不流行，但最後为人民所接受。但如果制订的不是民权法，而是毒品管制法呢？实际上後者并未被许多人遵守，反而遭到嘲笑。
人权运动的其他乐观观念也需要加以研究。人权人士常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塞拉利昂的八年内战，革命联合阵线游击队战争犯罪令人发指，他们经常屠杀儿童，强奸和谋杀平民。1998年游击队被尼日利亚地方军打败，其领袖桑柯赫也被判处死刑。处决桑柯赫符合公正原则。但塞拉利昂的现实是，如果叛乱者与政府之间不达成协议就没有和平。而游击队在协议上签字的先决条件是赦免和释放桑柯赫等领袖。为了实现和平，尼日利亚政府同意不起诉桑柯赫。这是正确的决定。为了抓住这个几乎是塞拉利昂的唯一机
会，必须牺牲公平。结果一项脆弱的协议1991年在弗里敦签字。
但人权人士对此极为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Mary Robinson)宣布联合国不接受这项协定。她说，侵犯人权者没有豁免权。人权观察在致安理会的信中也谴责此项协议。其宣传部主任布罗帝(Reed Brody) 表示，他们将游说联合国，取消给予桑柯赫等人的赦免权。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说过：“公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人权运动的这种态度正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我们对自己国家采用的是另一种标准。西方国家领袖欢呼以战争罪起诉米洛切维奇，声称坚持“豁免权文化”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英国布莱尔政府却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而释放北爱尔兰的准军事囚犯。霍尔姆斯说：“公正和和平往往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两者相互冲突。”
世界上这类相互冲突的例子数不胜数。阿尔及利亚就是明显一例。1992年，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自由选举掌权的前景，阿尔及利亚军政府宣布全国处於紧急状态，不承认选举结果。人权组织立即作出反应。大赦国际发表特别报告谴责军政府。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一种相反的前景，即如果让原教旨主义者掌权，阿尔及利亚以後再也不会出现自由选举。
人权法律就是法律，违犯者就是违犯者。人权观察最近指控美国政府以毒品而不是人权作为美国对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正统宣示。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楚：不高举人权大旗是不道德的。
我认为，尽管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将军的行为看成是违反人权的例子，但美国将禁止哥伦比亚毒品视为与人权问题至少同等重要、同样符合道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说人权人士揭露侵犯人权有错，因为充分证据证明阿尔及利亚政府确实有系统的野蛮的行为。但将人权视为教条却非常危险。
假设人权观察面对的不是当今的阿尔及利亚而是1932年的德国，如果德国政府不承认希特勒获胜的选举结果
，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一点？以现今人权运动领袖的鼠目寸光来看，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用纳粹德国做比较可能不太恰当，但它说明人权运动人士从未怀疑过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世俗民众，又会采取什麽立场？人权和对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畏惧相比，在道德上孰轻孰重？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比以往更不清晰，人权的敏锐洞察力似乎突然不那麽敏锐了。
甚至科索沃冲突也发生了涉及人权运动绝对主义立场的问题。大多数人权人士私下希望并且在起初欢迎北约的行动。但从第一颗炸弹投下的那一刻起，人权人士就开始显露其顽固立场和自我怀疑。人权观察甚至发表报告谴责北约对居民区投掷集束炸弹的战术。但似乎正是人权观察所说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以塞尔维亚居民为目标的轰炸，最终迫使米洛切维奇屈服。对战争损害的估计显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受到的损失不大。科索沃这个例子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权法能够成为正确的战术指导原则吗？
必须改弦易辙
有些人权人士声称，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罪行，而不是制订政府政策或者寻找执行的方法。他们说，只有保持一种客观的超越政治的立场，才能维护自己的信用。“医师人权组织”执行主任鲁宾斯坦(Leonard Rubinstein)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谁干的。我们的首要原则是避免伤害。如果只站在某一边，我们就必须承担道德上的後果。”
抽象地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动员广大群众，影响公众观念，人权人士就不能仅仅呼吁应该做什麽，却又拒绝说明应该如何做。这样做必然是是一种道德上的假姿态。
甚至那些人权运动的资助者也为人权组织目前的绝对立场感到忧虑。前大赦国际领导人、福特基金会负责人考克斯(Larry Cox)说：“二十年前我参加人权组织的会议，可以看到各方面人士。但现在最常见到的只是律师或者人权职业人士。我认为，人权运动没有像全国枪械协会那样抓住广大民众的想象力。”
大赦国际美国分部执行主席舒尔兹(William Schulz)也存在类似担忧。他说：“人权组织透过由人权组织通知媒体，媒体再通知政府，然後政府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方式，一度获得极大成功。但这种模式已经不起作用。我们必须更加面向广大选民。”
舒尔兹的同事几乎都赞同他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个观点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人权是二十世纪出现的重大观念之一，但它必须成为美国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推动人权运动的力量不是像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那样是大众观念的逐步发展，而是来自媒体和政治精英。
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大规模违犯人权似乎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以军事力量相威胁，而只有美国采能够提供这种力量----这种精英路线的优势迅速消失，科索沃就是一例：这场战争是为人权原则而打，但必须要靠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的飞行员来打，因为柯林顿政府知道，公众不支持军人为捍卫人权而牺牲自己。
对於公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人权积极份子密切地在华盛顿活动。但在有风险时，在国会议员受到选区的反向压力时，这种内线活动的弱点就暴露无余。卢旺达1994年的种族屠杀就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例。据报导，当时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对正在悄悄游说白宫采取行动的人权观察代表说，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他不可能要求白宫干预。但人权运动没有动员民众，仅仅发表新的报告，发出呼吁，向媒体提供场面悲惨的录影带。
中国问题也是如此。除非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在选举中受到伤害或者募不到捐款，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联合经济制裁行动。人权组织的任何威吓都不能改变他们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除非他们以某种方式刺激公众想象力，宣传其观念，否则在世界许多地区起火冒烟之际，人权组织唯一所做的就是忙於修改法律。
人权人士有时说人权运动是草根民主的萌芽，然而我们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非民主的压力团体。除了其成员和拥有极大权力和影响力的捐款人之外，它不对任何人负责。没有人权运动会发生科索沃战争吗？作为一个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我称赞其结果。但作为一个民主人士，我很担心。这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但却是以非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
由於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没有伤亡，公众支持的问题从未发生。但未来的人权呼吁可能不会像科索沃那样廉价。人民愿意接受这种代价吗？我认为，只有人权运动愿意从事更直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手弄脏，人民才会愿意。它必须像游说国会和福特基金会那样，努力游说中西部教堂、购物中心的民众。它必须把人权案例交给公众，而不仅是依靠其影响力和它会全世界带来莫大好处的信誉。
如果人权运动不能或者不愿这样做，人权运动的前景就很可能像平权运动那样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两者显然非常相似。平权行动的观念也很正确，但它遭到公众的反对，其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观念错误，而是由於它偷偷摸摸地行事，它没有认真努力地赢得公众的支持。坚信其观念正确的平权运动人士，认为无须对公众做宣传。他们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和立法，终於整个运动无果而终。
目前，人权运动似乎正沿著同样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得到相同的结果，而这将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损失。
(译自2000年《纽约时报周刊》，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戴开元 译
这是一个人权的时代。今年春季，美国为了捍卫人权和人道主义，在巴尔干打了一仗。柯林顿总统说，这是有史以来为价值观而不是为战略利益而打的第一场战争。美国的欧洲盟国也异口同声。英国首相布莱尔一直宣扬要建立“一种立足於价值观和法治的新国际主义”。在这个後共产主义、後现代的时代，人权似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考虑世界事务的道德叙事。
国家主权再也不能为侵犯人权者提供保护伞。米洛切维奇在科索沃冲突高峰时被海牙国际法院以战争罪起诉，他就明白这一点。去年十月出现的讯号更为强烈，前智利军事强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西班牙法官根据皮诺切特在智利所犯罪行而要求引渡他。令人惊讶的是英国很可能同意这项要求。这种复杂的国际合作关系在十年前简直不可思议。但此事表明，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权居最高地位的老观念遭到史无前例的攻击。
人权运动还获得其他一些胜利。1997年禁止使用地雷的国际条约的签署，是1925年在战争中禁用毒气以来的最重大的武器销毁行动。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设立的国际特别法庭，导致一项建立永久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计画，该法院有权按照普遍管辖权原则，审判被控严重违犯国际人权法的人。这项原则的复活主要应归功於人权运动律师的努力。
很可能出现一种世界政治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远远超出十年前布希总统所说的内容。在许多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现已出现一种道德方面的世界新秩序，这个新秩序的统治原则是公民社会、人道主义，而人权居第一和最重要地位。作家伊格纳捷夫(Michael Ignatieff)说这是“在人道主义关怀方面的一场革命”，并欢呼“出现了一个由人权人士、国际发展人士和国际援助专家组成的巨大群体，其道德上的根本依据是，在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不可分割”。
这场革命的发展速度快得惊人。六十年代大赦国际的年度预算仅有两万元左右。世界大多数国家禁止人权组织活动，各国政府很少倾听他们的意见。现在的形势迥然不同。力量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西方人权组织是“人权观察”，其领导人经常会见各国政府高官，其年度预算达的1500万美元。应该感谢索罗斯和福特基金会等慷慨的捐助者。卡特总统宣告人权必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灵魂”，这一点现已变成了制度。国务院现得意地炫耀自己委派了一位负责战争犯罪问题的无所任大使，和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此职的是前人权
观察领导人科赫，Harold Koch)。现在美国的对外援助极少不考虑“民主建设”和人权保障条件。
然而奇怪的是，在人权观念成为主流观念之际，人权运动似乎却丧失了活力。人权运动采用的签名战术，发表骇人听闻的关於侵犯人权情况的详细报告，利用媒体使西方国家领袖产生羞耻感从而采取行动，不再具有原来的效力。更重要的是，顽固不化的道德绝对主义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人权人士的呼声。即使继续冲突下去有可能使整个国家毁灭(例如最近的塞拉利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机构，也要坚决谴责那些使侵犯人权者逃脱惩罚的任何和平条约或政治协议。人权人士的这种一叶障目的世界观，其严重
後果之一是，人权运动未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广泛支持。就其对精英份子圈的全部影响而言，人权人士的力量也比左派或右派草根组织小得多。没有广泛的支持基础，人权运动可能现已达到其影响的极限。无论其领导人明白与否，人权运动已出现某种危机。
人权运动的发展史
人权时代仅始於半个世纪之前。二次世界大战以後出现了一套国际性权利制度，它包括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以後就成为纽伦堡审判、关於种族灭绝的国际公约、尤其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该宣言在序言中宣告，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需要促进和捍卫一整套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权利。该宣言的精神支持者罗斯福曾经设想，实施人权宣言将会增强人类本性中“遍及宇宙的”那一面。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道虚假的曙光。书上的法律和地上的现实之间存在极大鸿沟。现在来看，欧洲国家当时更关心的是维持其殖民帝国，而不是以人权作为国际事务的核心。国家主权仍具有绝对地位。某个国家对於其疆界内居民的所做所为，无论多麽丑恶，也不关别人的事。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人权运动把工作中心转移到为将被处决者，特别是政治犯和受酷刑者大声疾呼。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大赦国际。其他人权组织，特别是人权观察，也逐渐开始扩大其保护的范围，重点保护妇女、儿童、难民和战争期间的平民。它们与侵犯人权国家的人权人士开始建立起出一种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雷根政府在美国人权运动的合法化过程中扮演了中心角色。美国人权运动领袖、前人权观察领导人、现任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奈尔(Aryeh Neier)说，雷根政府官员柯克帕垂克、阿布兰姆斯是我们的“最好盟友”。他并不是说讽刺话。奈尔说：“他们帮助我们。他们代表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美国反对极权国家苏联。但当时他们不得不假装在冷战中站在我们这边的国家没有侵犯人权行为。这就使人权观察可以指出假装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从而产生了极大的羞辱感”。奈尔还说，公布美国这边国家的真实情况，“就能揭露它们不符合人权标准的真相”。
人权组织这种揭露华盛顿伪善的方法叫做“羞辱法”，它发生了效果。人权观察揭露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权的一系列罪行，实际上迫使雷根政府尽力去制止其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人权组织对国会施压和游说的直接结果。1981年美国国会开始实施人权标准，美国政府为了继续提供对外援助而不得不执行这项标准。但如果看到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政府的实际状况，几乎很难执行人权标准。奈尔说：“1983年12月，雷根不得不派布希去萨尔瓦多制止其死刑队行刑。美国政府知道，非如此国会就绝不会批准政府竭力维护的对外援助。”
雷根政府官员也落入这个陷阱。奈尔说：“阿布兰姆斯及其同僚把人权问题变成一场有关事实真相的辩论。人权观察的行事风格直接由此发展而来。我们开始发表内容丰富的报告。这与大赦国际的做法不同。我们强调我们的要求以证据为基础。”
人权组织通过这种战斗性方法，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柯林顿当选总统的1992年，人权运动似乎可以到达更高的水平。新政府把自己看做人权运动的夥伴，在许多方面的确如此。柯赫、谢富尔(David Scheffer)、夏塔克(John Shattuck)等重要人权人士在政府中任职。在口头上，柯林顿政府的对人权的承诺极为坚定。
在中国的挫折
然而，现实情况却更为复杂。人权运动尽管在科索沃取得胜利，却在九十年代遇到一次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失败，这就是柯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柯林顿大大削弱了人权进步与最惠国待於之间的联系。结果，一些人权人士开始担心，未来西方国家政府只会对塞尔维亚和缅甸等经济上不重要国家，才坚持人权原则。
人权观察现任执行主席罗斯(Kenneth Roth)却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中国仅是例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但其他人士却有不同看法，奈尔似乎就不那麽乐观。他说：“中国可以玩弄美国和欧盟国家。这是从反向施加人权压力的首例。中国告诉西方国家，如果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不和你做生意，而和你的竞争者做生意。美国一批评中国，中国就停止购买波音飞机而购买欧洲的空中巴士。反过来亦如此。”奈尔认为，最佳策略是说服美国人和欧洲人在贸易问题上坚持相同立场。在北京改变政策之前，不向中国出售商品。奈尔的观点当然正确
。然而，潮流似乎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争先恐後与中国签订合约。
人权运动在中国的挫折并不能否定其理智和道德方面的正确立场。但此事的确表明，仅仅倚靠揭露伪善就可获胜(如萨尔瓦多)的时代已经过去。奈尔坦率地说：“我们与柯林顿打交道比与雷根打交道更困难。不像过去，今天关於事实真相的争议较少。”公开主张把经济置於人权之上的柯林顿政府，不可能因为人权组织发表关於西藏侵犯人权的许多报告，就改变其现行政策。我们显然需要新的策略。
迄今为止，新的策略并未出现。一般来说，主流人权组织仍然坚持雷根时期的策略。国际人权联盟主席费兹帕垂克(Catherine Fitzpatrick)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她说：“人权观察是报告工厂，保护记者协会是案例工厂，我们则是问题工厂。”但人权运动似乎的确没有提出後冷战时期的新策略。
全世界在人权问题上已形成一致立场，这是事实。但特别是在当代，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导非常短暂、易变和零碎，人们的感情容易疲痹，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可能仅仅在电视上播放一段色情录像，就形成政治共识并采取行动。我们不可能仅仅发表一些报告，就要求政府相应地改变政策，并且指望会获得成功，至少对於中国这样的强国就并非如此。如果像人权观察的年度报告那样，一方面抱怨“世界各国领袖对中国的访问，其象徵主义大於实质内容”，但同时又吹嘘，“我们把高阶层访问亚洲国家，作为人权工作的中心，并特别重视各国领袖连续访问中国”，这是现行策略破产的象徵。
人权人士及其支持者认为，以人权为核心的启蒙时期观念在全世界的复兴，可能永世长存。但中国的人权问题似乎对此提出了疑问。现今的後巴尔干的乐观主义是否又是一道虚假的曙光？
人权法和公正
问题不在於人权观念是否正确。它完全正确。问题是它是否在理智上和操作上适应廿一世纪的挑战。
在实际层面上，人权运动需要正视“医师人权组织”主任布哈特(Holly Burkhalter)的看法：“诋毁攻击不能成事”。布哈特说：“我们唯一会做的事就是揭露。我们比过去做得更好。我们在制订法律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如果看看最近的流血事件，我们就会反问自己：无辜者遭受的暴力有所减少吗？”人权观察吹嘘，其目标是挑战有权力制止侵犯人权、不尊重国际人权法律的政府和个人。我们很容易同情和尊重其坚持的原则，但难於无视的事实是，人权运动挑战的侵犯人权者并非政治上易受攻击的美国政府官员，而是在苏丹或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的军阀。这些人会在乎国际人权法律吗？不可能。
人权运动的认为，制订法律会产生一个更好的世界。但难道可以相信，制订正确的法律就会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吗？这种看法可能是来自民权运动的经验：首先制订法律，开始时这些法律并不流行，但最後为人民所接受。但如果制订的不是民权法，而是毒品管制法呢？实际上後者并未被许多人遵守，反而遭到嘲笑。
人权运动的其他乐观观念也需要加以研究。人权人士常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塞拉利昂的八年内战，革命联合阵线游击队战争犯罪令人发指，他们经常屠杀儿童，强奸和谋杀平民。1998年游击队被尼日利亚地方军打败，其领袖桑柯赫也被判处死刑。处决桑柯赫符合公正原则。但塞拉利昂的现实是，如果叛乱者与政府之间不达成协议就没有和平。而游击队在协议上签字的先决条件是赦免和释放桑柯赫等领袖。为了实现和平，尼日利亚政府同意不起诉桑柯赫。这是正确的决定。为了抓住这个几乎是塞拉利昂的唯一机
会，必须牺牲公平。结果一项脆弱的协议1991年在弗里敦签字。
但人权人士对此极为愤怒。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罗宾逊(Mary Robinson)宣布联合国不接受这项协定。她说，侵犯人权者没有豁免权。人权观察在致安理会的信中也谴责此项协议。其宣传部主任布罗帝(Reed Brody) 表示，他们将游说联合国，取消给予桑柯赫等人的赦免权。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家霍尔姆斯(Stephen Holmes)说过：“公正往往是用来对付别人的手段。”人权运动的这种态度正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我们对自己国家采用的是另一种标准。西方国家领袖欢呼以战争罪起诉米洛切维奇，声称坚持“豁免权文化”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英国布莱尔政府却为了加速和平进程而释放北爱尔兰的准军事囚犯。霍尔姆斯说：“公正和和平往往不是一回事，实际上两者相互冲突。”
世界上这类相互冲突的例子数不胜数。阿尔及利亚就是明显一例。1992年，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通过自由选举掌权的前景，阿尔及利亚军政府宣布全国处於紧急状态，不承认选举结果。人权组织立即作出反应。大赦国际发表特别报告谴责军政府。他们丝毫没有想到一种相反的前景，即如果让原教旨主义者掌权，阿尔及利亚以後再也不会出现自由选举。
人权法律就是法律，违犯者就是违犯者。人权观察最近指控美国政府以毒品而不是人权作为美国对哥伦比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也是一种类似的正统宣示。他们的观点非常清楚：不高举人权大旗是不道德的。
我认为，尽管可以将阿尔及利亚将军的行为看成是违反人权的例子，但美国将禁止哥伦比亚毒品视为与人权问题至少同等重要、同样符合道德，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说人权人士揭露侵犯人权有错，因为充分证据证明阿尔及利亚政府确实有系统的野蛮的行为。但将人权视为教条却非常危险。
假设人权观察面对的不是当今的阿尔及利亚而是1932年的德国，如果德国政府不承认希特勒获胜的选举结果
，这个世界岂不是会更好一点？以现今人权运动领袖的鼠目寸光来看，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侵犯人权就是侵犯人权。用纳粹德国做比较可能不太恰当，但它说明人权运动人士从未怀疑过的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是阿尔及利亚的世俗民众，又会采取什麽立场？人权和对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畏惧相比，在道德上孰轻孰重？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比以往更不清晰，人权的敏锐洞察力似乎突然不那麽敏锐了。
甚至科索沃冲突也发生了涉及人权运动绝对主义立场的问题。大多数人权人士私下希望并且在起初欢迎北约的行动。但从第一颗炸弹投下的那一刻起，人权人士就开始显露其顽固立场和自我怀疑。人权观察甚至发表报告谴责北约对居民区投掷集束炸弹的战术。但似乎正是人权观察所说的违反国际法的这种以塞尔维亚居民为目标的轰炸，最终迫使米洛切维奇屈服。对战争损害的估计显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受到的损失不大。科索沃这个例子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权法能够成为正确的战术指导原则吗？
必须改弦易辙
有些人权人士声称，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罪行，而不是制订政府政策或者寻找执行的方法。他们说，只有保持一种客观的超越政治的立场，才能维护自己的信用。“医师人权组织”执行主任鲁宾斯坦(Leonard Rubinstein)就说：“我们的任务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谁干的。我们的首要原则是避免伤害。如果只站在某一边，我们就必须承担道德上的後果。”
抽象地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如果要动员广大群众，影响公众观念，人权人士就不能仅仅呼吁应该做什麽，却又拒绝说明应该如何做。这样做必然是是一种道德上的假姿态。
甚至那些人权运动的资助者也为人权组织目前的绝对立场感到忧虑。前大赦国际领导人、福特基金会负责人考克斯(Larry Cox)说：“二十年前我参加人权组织的会议，可以看到各方面人士。但现在最常见到的只是律师或者人权职业人士。我认为，人权运动没有像全国枪械协会那样抓住广大民众的想象力。”
大赦国际美国分部执行主席舒尔兹(William Schulz)也存在类似担忧。他说：“人权组织透过由人权组织通知媒体，媒体再通知政府，然後政府采取行动这样一种方式，一度获得极大成功。但这种模式已经不起作用。我们必须更加面向广大选民。”
舒尔兹的同事几乎都赞同他的看法。但遗憾的是，这个观点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人权是二十世纪出现的重大观念之一，但它必须成为美国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迄今为止，推动人权运动的力量不是像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那样是大众观念的逐步发展，而是来自媒体和政治精英。
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大规模违犯人权似乎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至少以军事力量相威胁，而只有美国采能够提供这种力量----这种精英路线的优势迅速消失，科索沃就是一例：这场战争是为人权原则而打，但必须要靠在一万五千英尺高空飞行的飞行员来打，因为柯林顿政府知道，公众不支持军人为捍卫人权而牺牲自己。
对於公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人权积极份子密切地在华盛顿活动。但在有风险时，在国会议员受到选区的反向压力时，这种内线活动的弱点就暴露无余。卢旺达1994年的种族屠杀就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例。据报导，当时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对正在悄悄游说白宫采取行动的人权观察代表说，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公众抗议，他不可能要求白宫干预。但人权运动没有动员民众，仅仅发表新的报告，发出呼吁，向媒体提供场面悲惨的录影带。
中国问题也是如此。除非美国和欧洲领导人明白，如果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在选举中受到伤害或者募不到捐款，否则他们不会采取联合经济制裁行动。人权组织的任何威吓都不能改变他们把经济放在优先地位。除非他们以某种方式刺激公众想象力，宣传其观念，否则在世界许多地区起火冒烟之际，人权组织唯一所做的就是忙於修改法律。
人权人士有时说人权运动是草根民主的萌芽，然而我们却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非民主的压力团体。除了其成员和拥有极大权力和影响力的捐款人之外，它不对任何人负责。没有人权运动会发生科索沃战争吗？作为一个科索沃战争的支持者，我称赞其结果。但作为一个民主人士，我很担心。这是一个符合道德的决定，但却是以非民主方式做出的决定。
由於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没有伤亡，公众支持的问题从未发生。但未来的人权呼吁可能不会像科索沃那样廉价。人民愿意接受这种代价吗？我认为，只有人权运动愿意从事更直接的政治活动，把自己的手弄脏，人民才会愿意。它必须像游说国会和福特基金会那样，努力游说中西部教堂、购物中心的民众。它必须把人权案例交给公众，而不仅是依靠其影响力和它会全世界带来莫大好处的信誉。
如果人权运动不能或者不愿这样做，人权运动的前景就很可能像平权运动那样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两者显然非常相似。平权行动的观念也很正确，但它遭到公众的反对，其主要原因不是由於观念错误，而是由於它偷偷摸摸地行事，它没有认真努力地赢得公众的支持。坚信其观念正确的平权运动人士，认为无须对公众做宣传。他们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和立法，终於整个运动无果而终。
目前，人权运动似乎正沿著同样的道路走下去。这样下去，最终必然得到相同的结果，而这将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损失。
(译自2000年《纽约时报周刊》，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打敗睹場的算牌高手
（原载纽约1998年《世界周刊》）
華人好賭，港、台、大陸、海外皆然。美國的華人賭客，最常去的地方是美西的拉斯維加斯賭城和美東的大西洋賭城。一年四季，無數黃皮膚黑眼珠的同胞搭乘賭場提供的免費發財巴士直奔賭城，或搖老虎機，或玩輪盤睹，或賭廿一點。賭客去睹場，當然是為了贏錢。然而，據筆者觀察，除個別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賭客都是輸的多，贏的少。許多人辛辛苦苦打工來的血汗錢，一點一滴攢下來准備養老的保命錢，都送給了賭場老闆，有些華人賭客，甚至輸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賭場賭博究竟能不能贏錢？有人說，賭場自己設計的賭博規則，保障賭場只贏不輸；如果大多數賭客能贏錢，賭場就要關門了。然而芸芸賭客之中的確有極少數人，運用統計學家建立的算牌理論和技術，加上自己的智慧、細心、耐性和毅力，通過賭廿一點或撲克遊戲機，在賭場贏了大錢。這些人既有職業賭徒，也有退休老婦。既有美國人，也有華人，他們是賭客中的“算牌(card-counting)”高手。
廿一點算牌高手柯提斯
42歲的安東尼 柯提斯(Anthony Curtis)，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廿一點高手，曾獲1987年世界廿一點比賽冠軍。他在睹場睹廿一點時施展算牌技術，不僅發了大財，還開辦了一家出版社，專門出版有關賭博理論和算牌技術的書籍。
柯提斯在底特律長大，天生就是一個賭徒，從四歲起就喜歡各種賭博。16歲那年，友人送他一本查爾斯.艾因斯坦(Charles Einstein)的《賭廿一點的贏錢術》(How to Win at Blackjack)。他讀了這本書和其他算牌技術書籍之後，立志去拉斯維加斯賭城，靠賭博為生。
柯提斯認真研究算牌書籍，每日苦練算牌技術，練得頭昏腦脹，手上磨起了乾繭。1979年他21歲，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提供的獎學金，搬到拉斯維加斯，以自己積蓄的1800美元作為睹本，到“撒哈拉賭場”初次下海。第一天他贏了22美元，但第二天卻輸掉900元。初涉賭場的柯提斯經受不了這種打擊，在牌桌上精神緊張，呼吸急促，後來病倒在床。
初戰失利以後，柯提斯返回現實世界。起先他當股票經紀，後來在拉斯維加斯赌场擔任保安。這時候，柯提斯遇到一位伯樂，這就是對算牌技術頗有研究的統計學和金融學教授斯坦福.翁(Stanford Wong)。翁教授一眼看出柯提斯是個賭博天才，全力支持他參加廿一點比賽，而且獲得一屆冠軍。柯提斯用翁教授提供的資金作為賭本，在賭場中贏了一大筆錢。1989年他用贏來的錢開办杭亭頓出版社 (Hungtinton Press)，出版《焚燒拉斯維加斯牌桌》(Burning the Tables in Las Vegas)、《廿一點理論》(The Theory of Blacjjack)《睹場秘密》(Casino Secrets)等暢銷賭博書籍。現在，柯提斯只是在空閑時候時間才去賭場場顯一顯自己的身手。
柯提斯只賭廿一點，不搞任何其他方式的賭博。據他研究，賭場提供的各種賭博方式中，只有廿一點等極少數賭博，賭客才有勝算的可能，其他絕大多數賭博方式都屬於所謂“負值期望”賭博，即只要赌徒赌博足夠長的時間，睹場一定會贏，賭客必定會輸，輸掉的錢與賭本的比率为1%至60%。例如，輪盤賭就是一種“負值期望”賭博。輪盤的38塊方格中有18塊是紅色，18塊綠色，2塊為“雙零”。假設赌徒在紅色方格下注，賠率為一比一，贏的機率為18/38，輸的機率為20/38，總的贏機率為1x18/38-1x18/20=-2/38，即-5.3%。換句話說，只要賭博時間足夠長，賭客每下注100元，就會輸掉5元30美分。
但美國許多睹客不知道這一點，僅1998年就送給睹場550億元，平均每人輸掉203美元。過去十年來，賭博浪潮空前高漲，賭場的盈利倍增。
柯提斯賭博的風格是明鬆暗緊，外馳內張。在牌桌上，他似乎非常轻松，悠閑地喝啤酒，有時還與莊家開玩笑，好像一個來度假的观光客。但他的眼睛卻一直掃描著莊家翻出的每一張牌，腦海裏不停地進行幾種變量的運算。在牌桌下，他用左腳來計算出現的A牌數，出現第一張A牌，他左腳後根著地；出現第二張A，腳掌左側著地；第三張A，腳趾著地；第四張A，腳掌右側著地。同時，他的大腦在計算著出現的其他牌：二點牌和八點牌計為(+1)，三點、四點、六點、七點計為(+2)，五點計為(+3)，九點是(-1)，十點和J、Q、K牌(在廿一點中都算十點)計為(-3)。
柯提斯的基本理論是：和其他賭博不同，廿一點是一種相互存在依賴關系的事件的賭博；追蹤打出的每一張牌，可以獲得剩餘牌的有用資訊。如果在剩餘牌裏有比較多的十點牌和A牌，這種形勢對賭客有利，因為賭客容易得到廿一點(莊家的賠錢率是一點五比一)，而莊家必須遵守五條規則，比較容易爆牌。每當他計算的數值為正數，他就增加賭注。用這種并不太復雜的算牌技術，只要堅持相當長時間，每個賭客都可以在睹場贏錢。
積少成多的史考特太太
許多人認為，賭客不可能打敗賭場。但他們錯了。61歲的退休婦女簡 史考特(Jean Scott)及其老伴布拉德，兩年之內用在賭場贏的錢在拉斯維加斯買了一套合作公寓。她說：“人們常說，如果大家都贏錢，誰來為賭場的輝煌燈火交電費？但我就沒有。”
史考特出身於牧師家庭，父親從小對她灌輸的觀念是：賭博是魔鬼設下的陷阱。直到35歲，她才首次聽說撲克牌遊戲中的“四同花”(four suits)。但她決心補償失去的光陰。她寫的書《儉省的睹客》(Frugal Gambler)，剖析了撲克遊戲機的秘密，教授讀者贏錢之道。她為自己晚年賭博辯護說：“我告訴人們，我是在帮上帝做事，從那些萬惡的賭場老闆那里把钱拿走。”
史考特認為，賭客不應該去那些以外地觀光客集中的大賭場，而應該到那種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對象的小賭場，因為在這類小賭場賭博，賭徒贏錢的機率比其他賭場要大。
史考特玩的是“撲克遊戲機”(video poker)中的“打五張”(five-card draw)賭博。她每小時可以玩600局，輸贏總額平均達3000美元。這種賭博的規則是：遊戲機發給賭客的五張牌，賭客自己丟掉不好的牌，向機器索要新牌以湊成五張好牌。每台遊戲機顯示有該機器的賠錢率。例如，每局賭五美元，睹客得到一對J牌以上的牌，就贏五美元；睹客如果湊成“同花大順”(royal flush)，可能贏4000美元。
史考特進賭場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選遊戲機。她先用筆記本記錄各台機器的賠錢率和賭博規則。然後進行比較，尋找贏錢機會較大的機器。例如，“滿堂紅”(full house，即三張同點，另外兩張也同點)賠率為九倍的遊戲機，就比賠率為八倍的機器好。回家以後，她把資料輸入電腦程式“撲克贏家”(Win Poker)進行運算。這種程式摹擬數百萬次撲克賭博，算出贏得某種牌出現的機率，然後與遊戲機的賠率進行比較。數秒鐘以後，史考特就得兩個重要數据：對於某一台遊戲機，打哪種牌具有最高的回吐率，以及其回吐值是多少。賭場禁止賭客使用電腦，但并不禁止賭客把記載有最佳賭博方法的資料帶入睹場。
例如，一台叫Deuces Wild的撲克遊戲機，只要嚴格遵照電腦推荐的最佳打牌模式，賭足夠長時間，其回吐率為100.67%。按照史考特每小時睹600局的速度推算，她每小時可以贏22.8美元。但史考特說，完全遵照電腦模式打牌是不可能的，通常她的出錯率為0.5%，扣掉之後，她實際上每小時可以贏15美元。
假設遊戲機熒屏上出現一張方塊十、紅桃十、紅桃K，方塊K和梅花J。一般睹客會丟棄梅花J，以便湊成“滿堂紅”。但史考特卻會丟棄兩張十點和梅花J，以便想湊成“四同花”。因為根據電腦計算，這台機器平均每賭47.1局會出現一次“滿堂紅”，賠率為一賠三；但每睹15.39局就會出現一次“四同花”，賠率為一賠五
。因而“四同花”才是這台機器的最佳贏錢模式。這台遊戲機的最佳回吐率為100.76%，其中近三分之一來自“四同花”。
史考特說，她嚴格按照電腦指示，抓住一連串中等賠率的贏錢機會，但一般睹客最易犯的錯誤是想湊成賠率最高的“同花大順”，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遊戲機的最佳贏錢模式。根據電腦計算，同花大順的回吐量只佔總回吐量的1.7%-2.0%。要使遊戲機保持高於100%的回吐率，睹客必須賭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得到一次“同花大順”。對於Deuces Wild遊戲機來說，睹客要睹40390局才會得到一次同花大順，相當於每小時睹600局的睹客連續睹67小時，如果每天睹八小時，睹客需要連續賭八天多。。
史科特認為，算牌技術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只要認真閱讀有關讀書籍，會用電腦，每個賭徒都可以在睹場贏得可觀的錢。
算牌技術的科學理論
算牌技術的基礎理論是概率論。
美國最早對賭博技術進行科學分析的著作，是1956年9月《美國統計學協會會刊》發表的論文《廿一點的最佳戰略》，作者是美國陸軍的四位數學家，他們後來被人稱為“包德溫小組”(Baldwin group)。論文分析了在賭廿一點如何獲得最大贏錢機會的賭法，賭客只要遵守論文中描述的規則，就一定會贏錢。這篇論文的發表，使廿一點成為美國睹場內最有吸引力的賭博。
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愛德華.索普Edward O. Thorp)是研究廿一點理論的大師，柯提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索普於1962年寫了一本書《打敗莊家》(Beat the Dealer)。“包德溫小組”主要研究怎樣根據手中的紙牌，獲得最大的贏錢機會，但他們認為算牌是不可能的。索普則依靠當時還很稀罕的電腦，獲得兩項理論上的突破：聰明的賭客能夠在賭博時算牌，而且，賭客能夠利用算牌技術，保持比莊家更大的贏錢機會。
1950年代以來，數學家研究出數十種關於廿一點算牌技術，普通賭客也可以學會。天體物理學家奧拉夫.范庫拉(Olaf Vancura)和電气工程師肯.福克斯(Ken Fucks)，用自己編寫的摹擬程式，在電腦上以每小時賭兩億局的速度進行摹擬計算，獲得一種“K.O.算牌法”，它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簡單易行和最可能贏錢的算牌技術。他們寫的《打敗廿一點》(Knock-out Blackjack)一書说，在單副牌賭博(single-deck game)中，如果賭客完美無缺地按照“K.O.算牌法”操作，其贏錢的機率是101.53%。
各种算牌技術都要求賭客將撲克牌賦予一定的數值，但K.O.算牌法的賦值辦法最簡單：二至七點牌算+1，八至九點牌算0，十點、J牌、Q牌、K牌算-1，A牌為-1。在實際計算時，+1的牌和-1的牌可以相互抵銷(如一張七點和一張J)。在各手牌之間，只需要記住數張牌。
許多算牌法還要求賭客同時進行“側面計算”(side counting)，即獨立地追蹤某種牌(通常事A牌)的出現頻率。但K.O.算牌法不需要考慮這些。
最后，在多副牌賭博(Multideck game)中，許多算牌法要求賭客將已打出紙牌的計算數值，用賭客所估計的剩餘牌數目來除，所得到的“真實計數”(true count)，是決定下注大小的關鍵因素。例如：已打出牌的計算數值為+3。在兩副牌賭博中，已經打出大約一又四分之一迭牌，剩下四分之三副牌，用3/4來除+3，去掉尾數，得到真實計數為+4，這意味著這是賭客是下大注的好機會。但K.O算牌法只要求賭客計算已打出牌的數值，不需要計算“真實計數”。
盡管算牌高手可以使用算牌法，通過長時间賭博而贏錢，這個過程卻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伴隨著大量的輸錢牌局。這是因為算牌的贏錢率只是長時間許多次賭博的平均值，其中存在輸贏的極大波動。柯提斯初次下海賭博，第一天贏22美元，第二天卻輸掉900美元，就是這種輸贏波動的表現。有時候，賭客可能在數周之內連續輸錢。史考特和她的丈夫布拉德，在一個運气不好的一個月，曾經輸給賭場一萬美元。俗話說：輸不起的人不要上赌桌。許多完全可以贏錢的賭客，卻因為經受不起輸錢的精神壓力而放棄贏錢的機會。
另外，賭客用算牌法贏錢，還要有充足的賭本。如果賭本輸光了，拿什么錢來翻本？算牌理論中的所謂“破產風險”(risk of ruin)，就是指一定數量的賭本輸光之後再加倍贏回來的可能性。據范庫拉計算，使用他設計的一種算牌法，廿一點賭博有101.11%的期望回報率。如果賭本為最小賭注的25倍，在加倍贏回來之前，賭本輸光的可能性為47%。如果想要把賭本輸光的可能性減小到0.5%，賭本必須比最小睹注大1000倍以上，即如果最小賭注為5元，賭客最少需要有5000元的賭本。
陳立真和他的算牌隊
今年3月7日，內華達州最高法院對華人算牌手陳立真與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賭場的賭博訴訟作出的裁決，不僅驚動了全美賭博界，而且使以陳立真為首的華人算牌隊在公眾中曝光。(4月26日和5月？日世界日報均有報導)
陳立真是加州巴沙迪那噴射推進實驗室的電腦程式設計師。他和一些朋友組成的算牌隊，利用業餘時間出沒於拉斯維加斯各賭場，贏了不少錢。該算牌隊成員曹紅，十年前從大陸來美時根本沒有什麼錢，加入算牌隊以後獲得的收入足夠她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兩年攻讀企管碩士學位的費用。
由於經常光顧賭場，陳立真已被賭場列入“不受歡迎的賭客”黑名單。三年前，為了避免被賭場認出，他在蒙地卡羅賭場使用假的緬甸護照換到44000美元的籌碼，在廿一點牌桌上贏了40400美元。這時候，賭場發現陳立真是算牌手，立即制止他繼續賭博，而且沒收了他贏到的錢，只把賭本退還給他。陳立真不服，向內華達州賭業管制委員會提出控告，該委員會裁決賭場勝訴。陳立真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訴，法院駁回了上訴。最後，陳立真向內華達州最高法院上訴。州最高法院裁決說：“陳立真贏錢的首要原因是他賭廿一點的技巧，而不是他提供了假身份。假身份使陳立真換到44000美元籌碼，但并不是他贏錢的原因。”因此，蒙地卡羅賭場應該退還陳立真贏得的40400美元。
和單槍匹馬的算牌手比較，算牌隊具有許多優越性。首先，單個算牌手賭本有限，一旦全盤輸光，難以在短期內籌集足夠的賭本卷土重來。而算牌隊人多勢眾，可以聚集起大筆賭資。目前，陳立真的算牌隊已積累有80-100萬元賭資。其次，正如操買股票中的分散投資，算牌隊能夠分散輸錢的巨大風險和精神壓力。某個算牌手一次失利，有整個算牌隊的巨大賭本作堅強後盾，還可以因其他算牌手贏錢而減小自己的壓力。第三，在賭博時，算牌隊員之間還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一個女隊員遇到壞牌、以小賭注連續輸錢之後，發現了可能獲得好牌的機會，為了避免突然增大賭注而引起賭場懷疑，她可以讓自己的“男友”上場。
當然，算牌隊人數較多，也帶來管理和贏利分配方面的困難，以及防止個別隊員從中舞弊的問題。陳立真的算牌隊是由相互信得過的朋友和夫妻檔組成。七年來，他的算牌隊就開除過一名暗中貪污錢的隊員。
賭場對算牌的態度
賭場老闆開辦賭場，當然希望賭客輸的錢越多越好。算牌技術和算牌手的出現，似乎給賭場帶來莫大威脅。然而，對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算牌書籍、電腦軟體積和講座，賭場卻似乎抱著不聞不問甚至暗中高興的容忍態度。這是為什麼呢？
1962年索普出版《大敗莊家》一書之後，《生活》畫報曾經預言，索普研究出的算牌技術會導致一場賭博業的大革命。各地賭場也惶恐不安，他們以為即將冒出一大批算牌手，連忙採取對應措施。1964年4月1日，拉斯維加斯德大多數賭場宣布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例如，一對A牌不能分開計算，雙倍賠率只限於兩張牌點數為十一點。這種規則修改，就好像下國際象棋時，其中一方首先被拿掉一隻車。
但這樣一來，大批賭客拒絕赌廿一點，廿一點牌桌旁門可羅雀。賭場經理一看不妙。只好恢復原來的規則，才把賭客拉回賭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賭場經理放下心來。現在，不僅賭廿一點的人數比原先還多，賭客下注的錢也多於過去，賭場當然也賺了更多的錢。這是因為更多的人認為赌廿一點最可能贏錢，而被吸引賭桌上來。范庫拉認為，大多數賭客并沒有認真研究和熟練掌握算牌技術，就匆匆忙忙坐到賭桌上。
對於普通賭客的無知和無能，柯提斯、史科特等算牌高手感到十分驚訝。毫無疑問，賭客利用算牌技術完全能夠打敗賭場。他們希望，普通睹客決定他們已經輸錢足夠，睹場盈利將從可恨萎縮到僅僅顯著。那些通過智力努力而不是碰運气者的成功，將會激發新的認識，概率論的美妙、奇妙和不可阻擋力量。
最后，笔者仍然认为，练不成算牌高手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去赌。
------------------------------
算牌書籍：
彼得.葛瑞芬：《廿一點理論》(Peter Griffin：The Theory of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9年第六版。此書介紹了關於廿一點賭博的數學理論，但如果沒有學過統計學，不易完全讀懂。
奧拉夫.范庫拉和肯.福克斯：《打敗廿一點》(Olaf Vancura & Ken Fuchs: Knock-Out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此書介紹的算牌技術簡單易行，但又保留了復雜算牌技術的威力。
斯坦福.翁：《翁氏最新廿一點新聞》(Stanford Wong: Stanford Wong's Current Blackjack News)，月刊，Pi Yee Press。該雜誌報導一些對賭客很有用的全國賭場新聞。例如，為了吸引賭客，一些賭場經常在短期內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這些規則修改對賭客贏錢有利。例如，把兩張牌廿一點的賠錢率從平時的一點五倍改為兩倍，該雜誌訂閱辦法見網址www.bi21.com。
簡.史考特：《儉省的賭客》(Jean Scott:Frugal Gambler)，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介紹撲克遊戲機的贏錢法。
安東尼.柯提斯：《拉斯維加斯指南》(Anthony Curtis: The Las Vegas Advisor)月刊，Huntington Press。
華人好賭，港、台、大陸、海外皆然。美國的華人賭客，最常去的地方是美西的拉斯維加斯賭城和美東的大西洋賭城。一年四季，無數黃皮膚黑眼珠的同胞搭乘賭場提供的免費發財巴士直奔賭城，或搖老虎機，或玩輪盤睹，或賭廿一點。賭客去睹場，當然是為了贏錢。然而，據筆者觀察，除個別幸運者以外，絕大多數賭客都是輸的多，贏的少。許多人辛辛苦苦打工來的血汗錢，一點一滴攢下來准備養老的保命錢，都送給了賭場老闆，有些華人賭客，甚至輸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在賭場賭博究竟能不能贏錢？有人說，賭場自己設計的賭博規則，保障賭場只贏不輸；如果大多數賭客能贏錢，賭場就要關門了。然而芸芸賭客之中的確有極少數人，運用統計學家建立的算牌理論和技術，加上自己的智慧、細心、耐性和毅力，通過賭廿一點或撲克遊戲機，在賭場贏了大錢。這些人既有職業賭徒，也有退休老婦。既有美國人，也有華人，他們是賭客中的“算牌(card-counting)”高手。
廿一點算牌高手柯提斯
42歲的安東尼 柯提斯(Anthony Curtis)，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廿一點高手，曾獲1987年世界廿一點比賽冠軍。他在睹場睹廿一點時施展算牌技術，不僅發了大財，還開辦了一家出版社，專門出版有關賭博理論和算牌技術的書籍。
柯提斯在底特律長大，天生就是一個賭徒，從四歲起就喜歡各種賭博。16歲那年，友人送他一本查爾斯.艾因斯坦(Charles Einstein)的《賭廿一點的贏錢術》(How to Win at Blackjack)。他讀了這本書和其他算牌技術書籍之後，立志去拉斯維加斯賭城，靠賭博為生。
柯提斯認真研究算牌書籍，每日苦練算牌技術，練得頭昏腦脹，手上磨起了乾繭。1979年他21歲，放棄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提供的獎學金，搬到拉斯維加斯，以自己積蓄的1800美元作為睹本，到“撒哈拉賭場”初次下海。第一天他贏了22美元，但第二天卻輸掉900元。初涉賭場的柯提斯經受不了這種打擊，在牌桌上精神緊張，呼吸急促，後來病倒在床。
初戰失利以後，柯提斯返回現實世界。起先他當股票經紀，後來在拉斯維加斯赌场擔任保安。這時候，柯提斯遇到一位伯樂，這就是對算牌技術頗有研究的統計學和金融學教授斯坦福.翁(Stanford Wong)。翁教授一眼看出柯提斯是個賭博天才，全力支持他參加廿一點比賽，而且獲得一屆冠軍。柯提斯用翁教授提供的資金作為賭本，在賭場中贏了一大筆錢。1989年他用贏來的錢開办杭亭頓出版社 (Hungtinton Press)，出版《焚燒拉斯維加斯牌桌》(Burning the Tables in Las Vegas)、《廿一點理論》(The Theory of Blacjjack)《睹場秘密》(Casino Secrets)等暢銷賭博書籍。現在，柯提斯只是在空閑時候時間才去賭場場顯一顯自己的身手。
柯提斯只賭廿一點，不搞任何其他方式的賭博。據他研究，賭場提供的各種賭博方式中，只有廿一點等極少數賭博，賭客才有勝算的可能，其他絕大多數賭博方式都屬於所謂“負值期望”賭博，即只要赌徒赌博足夠長的時間，睹場一定會贏，賭客必定會輸，輸掉的錢與賭本的比率为1%至60%。例如，輪盤賭就是一種“負值期望”賭博。輪盤的38塊方格中有18塊是紅色，18塊綠色，2塊為“雙零”。假設赌徒在紅色方格下注，賠率為一比一，贏的機率為18/38，輸的機率為20/38，總的贏機率為1x18/38-1x18/20=-2/38，即-5.3%。換句話說，只要賭博時間足夠長，賭客每下注100元，就會輸掉5元30美分。
但美國許多睹客不知道這一點，僅1998年就送給睹場550億元，平均每人輸掉203美元。過去十年來，賭博浪潮空前高漲，賭場的盈利倍增。
柯提斯賭博的風格是明鬆暗緊，外馳內張。在牌桌上，他似乎非常轻松，悠閑地喝啤酒，有時還與莊家開玩笑，好像一個來度假的观光客。但他的眼睛卻一直掃描著莊家翻出的每一張牌，腦海裏不停地進行幾種變量的運算。在牌桌下，他用左腳來計算出現的A牌數，出現第一張A牌，他左腳後根著地；出現第二張A，腳掌左側著地；第三張A，腳趾著地；第四張A，腳掌右側著地。同時，他的大腦在計算著出現的其他牌：二點牌和八點牌計為(+1)，三點、四點、六點、七點計為(+2)，五點計為(+3)，九點是(-1)，十點和J、Q、K牌(在廿一點中都算十點)計為(-3)。
柯提斯的基本理論是：和其他賭博不同，廿一點是一種相互存在依賴關系的事件的賭博；追蹤打出的每一張牌，可以獲得剩餘牌的有用資訊。如果在剩餘牌裏有比較多的十點牌和A牌，這種形勢對賭客有利，因為賭客容易得到廿一點(莊家的賠錢率是一點五比一)，而莊家必須遵守五條規則，比較容易爆牌。每當他計算的數值為正數，他就增加賭注。用這種并不太復雜的算牌技術，只要堅持相當長時間，每個賭客都可以在睹場贏錢。
積少成多的史考特太太
許多人認為，賭客不可能打敗賭場。但他們錯了。61歲的退休婦女簡 史考特(Jean Scott)及其老伴布拉德，兩年之內用在賭場贏的錢在拉斯維加斯買了一套合作公寓。她說：“人們常說，如果大家都贏錢，誰來為賭場的輝煌燈火交電費？但我就沒有。”
史考特出身於牧師家庭，父親從小對她灌輸的觀念是：賭博是魔鬼設下的陷阱。直到35歲，她才首次聽說撲克牌遊戲中的“四同花”(four suits)。但她決心補償失去的光陰。她寫的書《儉省的睹客》(Frugal Gambler)，剖析了撲克遊戲機的秘密，教授讀者贏錢之道。她為自己晚年賭博辯護說：“我告訴人們，我是在帮上帝做事，從那些萬惡的賭場老闆那里把钱拿走。”
史考特認為，賭客不應該去那些以外地觀光客集中的大賭場，而應該到那種以本地居民為主要對象的小賭場，因為在這類小賭場賭博，賭徒贏錢的機率比其他賭場要大。
史考特玩的是“撲克遊戲機”(video poker)中的“打五張”(five-card draw)賭博。她每小時可以玩600局，輸贏總額平均達3000美元。這種賭博的規則是：遊戲機發給賭客的五張牌，賭客自己丟掉不好的牌，向機器索要新牌以湊成五張好牌。每台遊戲機顯示有該機器的賠錢率。例如，每局賭五美元，睹客得到一對J牌以上的牌，就贏五美元；睹客如果湊成“同花大順”(royal flush)，可能贏4000美元。
史考特進賭場做的第一件事是挑選遊戲機。她先用筆記本記錄各台機器的賠錢率和賭博規則。然後進行比較，尋找贏錢機會較大的機器。例如，“滿堂紅”(full house，即三張同點，另外兩張也同點)賠率為九倍的遊戲機，就比賠率為八倍的機器好。回家以後，她把資料輸入電腦程式“撲克贏家”(Win Poker)進行運算。這種程式摹擬數百萬次撲克賭博，算出贏得某種牌出現的機率，然後與遊戲機的賠率進行比較。數秒鐘以後，史考特就得兩個重要數据：對於某一台遊戲機，打哪種牌具有最高的回吐率，以及其回吐值是多少。賭場禁止賭客使用電腦，但并不禁止賭客把記載有最佳賭博方法的資料帶入睹場。
例如，一台叫Deuces Wild的撲克遊戲機，只要嚴格遵照電腦推荐的最佳打牌模式，賭足夠長時間，其回吐率為100.67%。按照史考特每小時睹600局的速度推算，她每小時可以贏22.8美元。但史考特說，完全遵照電腦模式打牌是不可能的，通常她的出錯率為0.5%，扣掉之後，她實際上每小時可以贏15美元。
假設遊戲機熒屏上出現一張方塊十、紅桃十、紅桃K，方塊K和梅花J。一般睹客會丟棄梅花J，以便湊成“滿堂紅”。但史考特卻會丟棄兩張十點和梅花J，以便想湊成“四同花”。因為根據電腦計算，這台機器平均每賭47.1局會出現一次“滿堂紅”，賠率為一賠三；但每睹15.39局就會出現一次“四同花”，賠率為一賠五
。因而“四同花”才是這台機器的最佳贏錢模式。這台遊戲機的最佳回吐率為100.76%，其中近三分之一來自“四同花”。
史考特說，她嚴格按照電腦指示，抓住一連串中等賠率的贏錢機會，但一般睹客最易犯的錯誤是想湊成賠率最高的“同花大順”，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遊戲機的最佳贏錢模式。根據電腦計算，同花大順的回吐量只佔總回吐量的1.7%-2.0%。要使遊戲機保持高於100%的回吐率，睹客必須賭非常長的時間才能得到一次“同花大順”。對於Deuces Wild遊戲機來說，睹客要睹40390局才會得到一次同花大順，相當於每小時睹600局的睹客連續睹67小時，如果每天睹八小時，睹客需要連續賭八天多。。
史科特認為，算牌技術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只要認真閱讀有關讀書籍，會用電腦，每個賭徒都可以在睹場贏得可觀的錢。
算牌技術的科學理論
算牌技術的基礎理論是概率論。
美國最早對賭博技術進行科學分析的著作，是1956年9月《美國統計學協會會刊》發表的論文《廿一點的最佳戰略》，作者是美國陸軍的四位數學家，他們後來被人稱為“包德溫小組”(Baldwin group)。論文分析了在賭廿一點如何獲得最大贏錢機會的賭法，賭客只要遵守論文中描述的規則，就一定會贏錢。這篇論文的發表，使廿一點成為美國睹場內最有吸引力的賭博。
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愛德華.索普Edward O. Thorp)是研究廿一點理論的大師，柯提斯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索普於1962年寫了一本書《打敗莊家》(Beat the Dealer)。“包德溫小組”主要研究怎樣根據手中的紙牌，獲得最大的贏錢機會，但他們認為算牌是不可能的。索普則依靠當時還很稀罕的電腦，獲得兩項理論上的突破：聰明的賭客能夠在賭博時算牌，而且，賭客能夠利用算牌技術，保持比莊家更大的贏錢機會。
1950年代以來，數學家研究出數十種關於廿一點算牌技術，普通賭客也可以學會。天體物理學家奧拉夫.范庫拉(Olaf Vancura)和電气工程師肯.福克斯(Ken Fucks)，用自己編寫的摹擬程式，在電腦上以每小時賭兩億局的速度進行摹擬計算，獲得一種“K.O.算牌法”，它可能是迄今為止最簡單易行和最可能贏錢的算牌技術。他們寫的《打敗廿一點》(Knock-out Blackjack)一書说，在單副牌賭博(single-deck game)中，如果賭客完美無缺地按照“K.O.算牌法”操作，其贏錢的機率是101.53%。
各种算牌技術都要求賭客將撲克牌賦予一定的數值，但K.O.算牌法的賦值辦法最簡單：二至七點牌算+1，八至九點牌算0，十點、J牌、Q牌、K牌算-1，A牌為-1。在實際計算時，+1的牌和-1的牌可以相互抵銷(如一張七點和一張J)。在各手牌之間，只需要記住數張牌。
許多算牌法還要求賭客同時進行“側面計算”(side counting)，即獨立地追蹤某種牌(通常事A牌)的出現頻率。但K.O.算牌法不需要考慮這些。
最后，在多副牌賭博(Multideck game)中，許多算牌法要求賭客將已打出紙牌的計算數值，用賭客所估計的剩餘牌數目來除，所得到的“真實計數”(true count)，是決定下注大小的關鍵因素。例如：已打出牌的計算數值為+3。在兩副牌賭博中，已經打出大約一又四分之一迭牌，剩下四分之三副牌，用3/4來除+3，去掉尾數，得到真實計數為+4，這意味著這是賭客是下大注的好機會。但K.O算牌法只要求賭客計算已打出牌的數值，不需要計算“真實計數”。
盡管算牌高手可以使用算牌法，通過長時间賭博而贏錢，這個過程卻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伴隨著大量的輸錢牌局。這是因為算牌的贏錢率只是長時間許多次賭博的平均值，其中存在輸贏的極大波動。柯提斯初次下海賭博，第一天贏22美元，第二天卻輸掉900美元，就是這種輸贏波動的表現。有時候，賭客可能在數周之內連續輸錢。史考特和她的丈夫布拉德，在一個運气不好的一個月，曾經輸給賭場一萬美元。俗話說：輸不起的人不要上赌桌。許多完全可以贏錢的賭客，卻因為經受不起輸錢的精神壓力而放棄贏錢的機會。
另外，賭客用算牌法贏錢，還要有充足的賭本。如果賭本輸光了，拿什么錢來翻本？算牌理論中的所謂“破產風險”(risk of ruin)，就是指一定數量的賭本輸光之後再加倍贏回來的可能性。據范庫拉計算，使用他設計的一種算牌法，廿一點賭博有101.11%的期望回報率。如果賭本為最小賭注的25倍，在加倍贏回來之前，賭本輸光的可能性為47%。如果想要把賭本輸光的可能性減小到0.5%，賭本必須比最小睹注大1000倍以上，即如果最小賭注為5元，賭客最少需要有5000元的賭本。
陳立真和他的算牌隊
今年3月7日，內華達州最高法院對華人算牌手陳立真與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賭場的賭博訴訟作出的裁決，不僅驚動了全美賭博界，而且使以陳立真為首的華人算牌隊在公眾中曝光。(4月26日和5月？日世界日報均有報導)
陳立真是加州巴沙迪那噴射推進實驗室的電腦程式設計師。他和一些朋友組成的算牌隊，利用業餘時間出沒於拉斯維加斯各賭場，贏了不少錢。該算牌隊成員曹紅，十年前從大陸來美時根本沒有什麼錢，加入算牌隊以後獲得的收入足夠她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兩年攻讀企管碩士學位的費用。
由於經常光顧賭場，陳立真已被賭場列入“不受歡迎的賭客”黑名單。三年前，為了避免被賭場認出，他在蒙地卡羅賭場使用假的緬甸護照換到44000美元的籌碼，在廿一點牌桌上贏了40400美元。這時候，賭場發現陳立真是算牌手，立即制止他繼續賭博，而且沒收了他贏到的錢，只把賭本退還給他。陳立真不服，向內華達州賭業管制委員會提出控告，該委員會裁決賭場勝訴。陳立真向地方法院提出上訴，法院駁回了上訴。最後，陳立真向內華達州最高法院上訴。州最高法院裁決說：“陳立真贏錢的首要原因是他賭廿一點的技巧，而不是他提供了假身份。假身份使陳立真換到44000美元籌碼，但并不是他贏錢的原因。”因此，蒙地卡羅賭場應該退還陳立真贏得的40400美元。
和單槍匹馬的算牌手比較，算牌隊具有許多優越性。首先，單個算牌手賭本有限，一旦全盤輸光，難以在短期內籌集足夠的賭本卷土重來。而算牌隊人多勢眾，可以聚集起大筆賭資。目前，陳立真的算牌隊已積累有80-100萬元賭資。其次，正如操買股票中的分散投資，算牌隊能夠分散輸錢的巨大風險和精神壓力。某個算牌手一次失利，有整個算牌隊的巨大賭本作堅強後盾，還可以因其他算牌手贏錢而減小自己的壓力。第三，在賭博時，算牌隊員之間還可以相互配合。例如，一個女隊員遇到壞牌、以小賭注連續輸錢之後，發現了可能獲得好牌的機會，為了避免突然增大賭注而引起賭場懷疑，她可以讓自己的“男友”上場。
當然，算牌隊人數較多，也帶來管理和贏利分配方面的困難，以及防止個別隊員從中舞弊的問題。陳立真的算牌隊是由相互信得過的朋友和夫妻檔組成。七年來，他的算牌隊就開除過一名暗中貪污錢的隊員。
賭場對算牌的態度
賭場老闆開辦賭場，當然希望賭客輸的錢越多越好。算牌技術和算牌手的出現，似乎給賭場帶來莫大威脅。然而，對於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的算牌書籍、電腦軟體積和講座，賭場卻似乎抱著不聞不問甚至暗中高興的容忍態度。這是為什麼呢？
1962年索普出版《大敗莊家》一書之後，《生活》畫報曾經預言，索普研究出的算牌技術會導致一場賭博業的大革命。各地賭場也惶恐不安，他們以為即將冒出一大批算牌手，連忙採取對應措施。1964年4月1日，拉斯維加斯德大多數賭場宣布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例如，一對A牌不能分開計算，雙倍賠率只限於兩張牌點數為十一點。這種規則修改，就好像下國際象棋時，其中一方首先被拿掉一隻車。
但這樣一來，大批賭客拒絕赌廿一點，廿一點牌桌旁門可羅雀。賭場經理一看不妙。只好恢復原來的規則，才把賭客拉回賭桌。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賭場經理放下心來。現在，不僅賭廿一點的人數比原先還多，賭客下注的錢也多於過去，賭場當然也賺了更多的錢。這是因為更多的人認為赌廿一點最可能贏錢，而被吸引賭桌上來。范庫拉認為，大多數賭客并沒有認真研究和熟練掌握算牌技術，就匆匆忙忙坐到賭桌上。
對於普通賭客的無知和無能，柯提斯、史科特等算牌高手感到十分驚訝。毫無疑問，賭客利用算牌技術完全能夠打敗賭場。他們希望，普通睹客決定他們已經輸錢足夠，睹場盈利將從可恨萎縮到僅僅顯著。那些通過智力努力而不是碰運气者的成功，將會激發新的認識，概率論的美妙、奇妙和不可阻擋力量。
最后，笔者仍然认为，练不成算牌高手的人，最好还是不要去赌。
------------------------------
算牌書籍：
彼得.葛瑞芬：《廿一點理論》(Peter Griffin：The Theory of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9年第六版。此書介紹了關於廿一點賭博的數學理論，但如果沒有學過統計學，不易完全讀懂。
奧拉夫.范庫拉和肯.福克斯：《打敗廿一點》(Olaf Vancura & Ken Fuchs: Knock-Out Blackjack)，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此書介紹的算牌技術簡單易行，但又保留了復雜算牌技術的威力。
斯坦福.翁：《翁氏最新廿一點新聞》(Stanford Wong: Stanford Wong's Current Blackjack News)，月刊，Pi Yee Press。該雜誌報導一些對賭客很有用的全國賭場新聞。例如，為了吸引賭客，一些賭場經常在短期內修改廿一點賭博規則，這些規則修改對賭客贏錢有利。例如，把兩張牌廿一點的賠錢率從平時的一點五倍改為兩倍，該雜誌訂閱辦法見網址www.bi21.com。
簡.史考特：《儉省的賭客》(Jean Scott:Frugal Gambler)，Huntington press，1998年版，介紹撲克遊戲機的贏錢法。
安東尼.柯提斯：《拉斯維加斯指南》(Anthony Curtis: The Las Vegas Advisor)月刊，Huntington Press。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