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其实，前苏联等共产党国家一直在搞“权力操控”，甚至伊拉克的萨达姆、俄罗斯的普京等也在搞这一套，不足为奇。
既不是1930年代的德國，也不是1980年代的蘇聯，中國給全球化時代的民主國家帶來了新問題，而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共不同於民主制度、也不同於一般威權制度的獨特統治術：創立正式制度，然後操控它，透過改變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同意的代表請舉手。”北京，人民大會堂，两千多名十九大黨代表同時舉手。“不同意的，請舉手。”全場肅靜。幾秒鐘後，會場不同位置的六名計票人分別高喊“沒有”、“沒有”、“沒有”……中共黨章修正案就此在無一人反對、無一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全場掌聲雷動。
這是2017年10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前，表決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時的一幕。坐在主席台中央的習近平號令舉手表決，“同意”時全場舉手的場景並不陌生，但“不同意請舉手”時的七聲“沒有”，卻意味深長。
根據中共黨章，黨代會是中共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修訂黨的章程、選舉黨的全國領導層（即中央委員會）。近年來，以中共黨代會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學者吳國光，用“權力的劇場”來形容這一運作機制：“它像一部精心編導的劇目在政治舞台上搬演，有着戲劇表演那樣的精心設計、練習和彩排，要贏得觀眾們發自肺腑的掌聲。觀眾首先是參會代表們，掌聲則是一種儀式，表明他們認可台上演員——領導人們，並同時認可他們的提議、方案和權力。”
作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共引入了代表大會的制度設計，來合法化自己的威權統治。但在中共內部，既然領導人希望掌控一切，為什麼還要不厭其煩地保留黨代會制度，並煞有介事地保持它的運作？“精心編導劇目”的意義在哪裏？兩千多名地位頗高的黨代表，又如何能安於觀眾的身份，保持意見高度一致？這樣“權力劇場”的存在，對中國政治又有什麼樣的深刻影響？
60歲的吳國光從中共體制內出身，1980年代，他曾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參與政治體制改革政策設計及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起草。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涯無限延長下去，走上學術道路，先後在美國、香港任教，現為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和歷史系教授。他一直致力於研究中國政治轉型、全球化等議題，即將出版的中文新書《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操控》（英文版於2015年出版），正是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吳國光提出了“制度操控”的概念：這種操控與一般的政治操控不同，它通過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是一種以民主為其虛表與操控為其實裏的一種複雜運作，目的在於為掌權的現任領導人和那些已經預定上台的領導人尋求合法性，使他們精心準備的政綱和人事安排得到順利的接受。《權力的劇場》一書，就是通過展現這種制度性虛偽，解碼中共黨代會的神話謎思。
2017年12月，端傳媒專訪了吳國光，以下是訪談摘要：
端傳媒：您在《權力的劇場》這本書中提到一個核心概念——“制度操控”，究竟什麼是“制度操控”？
吳國光：在政治學研究中，有些學者強調“正式制度”的作用，而中共黨代會就是一個正式制度；另外很多學者則強調“非正式政治”的作用，就是那些正式制度之外的、幕後而偏離規則的權力運作，例如我們常說的“政治手腕”。我想強調的是，任何政治運作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政治都是兩者並存、相互作用的。
一般認為，在威權主義政治、非民主政治中，非正式政治的作用更大一些。因此，很多人長期認為中共黨代會實際上是一個擺設，起不到任何作用。我提出的問題就是：在非正式政治壓倒一切的情況下，為什麼還要創立一個正式制度並保持它的運作？
制度操控的實質，就是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我發現，正式制度是完全可以被操控的，這種操控和一般的政治操控還不一樣。一般的政治操控，就好比說搞點陰謀詭計，或者是不按章法、在背後搞一些小動作。但制度操控不一樣，這種操控已經嵌入到了規範、規則和程序的創設與運用之中。制度操控的實質，就是操控遊戲規則來改變遊戲結果。
比如中共黨代會，雖然黨章中對黨代會的職權和運作有着明確規定，但領導層通過對制度規則的各種策略式運用，將選舉、討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扭曲變形，從而使黨代表們投出了一個符合領導層原先預設的結果。但它看起來不像是牽線木偶那樣，每一下我都要指導你怎麼做；透過制度操控，我有更精妙的辦法，讓你感覺不到你是按照我的意願投票的，甚至說在你按照我的意願投票之後，還會很自豪地說我行使了我的權利。這個就是中共這套制度和民主制度的不同，也和一般的威權主義制度有非常大的區別。
端：為什麼中共要大費周章，透過對遊戲規則的精妙操控來改變遊戲結果呢？直接改變遊戲規則會不會是一件更容易、風險更低的事？
吳：其原因在於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威權主義政治的運作，是前台一個做法，後台一個做法。本來有後台這套做法已經可以了，為什麼它還需要有前台這一套東西呢？是因為它需要前台這套東西來形成權力合法化的機制。
和民主制度不同，威權政治將公眾排斥在選擇和決定領導人的過程之外，缺少精英群體之外的一個仲裁者，這產生了兩個問題：
首先，威權政治中的贏家是自封的，他得不到作為程序上的第三方裁判者的祝福。我說我贏了我就贏了，政治精英之間的競爭勝負是沒有裁判的，如果有的話就是贏家自己成為自己的裁判。但精英政敵可以用任何手段將這位贏家幹掉，只要做成了，就贏得了權力，而這種權力需要一層“合法性”的外衣；
其次，威權體制的領導人沒有面對公眾的政治合法性。民主政治非常精巧的一個設計是，它把精英之間誰該取得權力的合法性問題，和大眾是不是承認你這個精英取得權力的合法性的問題，用投票這一個辦法全解決了，一石兩鳥。但威權主義下，即便贏得精英的內部競爭，但在大眾面前是不是也合法呢？領導人自己也不知道。
威權主義的“合法性赤字”，導致它需借用一套本來屬於民主制度的東西作為其“合法性外衣”。
威權主義的領導人置身於這兩大挑戰的交匯處，必然時刻擔心自己權威的脆弱性：就結果來說，自我任命的合法性讓可信度打了折扣，失敗者和大眾有可能都不接受；就手段來說，當贏家獲得權力的方式遭到質疑時，其合法性可能會在根本上遭到否定。
於是，當代威權主義引進了憲法、選舉、代表大會等這套本來屬於民主制度的東西，試圖在今天這個時代塑造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天，除非通過選舉，領導人的其他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均會受到質疑。所以，他們只得借用了民主的一套形式，但它又不是民主制度，其實質還是威權主義，自己決定自己是領導人，只是要走完所謂的民主過程。
端：我很好奇這套“合法性外衣”的裁製過程，換句話說，中共是通過哪些手段實現“制度操控”的呢？
吳：截至目前，中共黨代會已經開了十九屆了，我對這麼多屆黨代會有個歷史分段的研究。從1921年的一大到1928年的六大，中共實際上處於一種比較幼稚的狀態，沒有發展出什麼像樣的制度操控，主要是共產國際來指導中共的運作，不存在黨內的領導層在黨員之中的領導力。誰能當領導人呢？共產國際說是誰就是誰。這裏面就很少有產生於自下而上的合法性，你只要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就可以成為黨的領導人。
對於黨代會運作的制度操控，可以說是從七大開始的。從1928年的六大到1945年的七大，在這長達17年的時間裏，一方面共產國際對於中共的影響力日漸衰微，另一方面毛澤東在準備七大的過程中也發展出了一套成熟的制度操控方法，並奠定了此後中共黨代會運作的基本框架。這套操控方法，包括召開會議的時間、會期的長短、參會代表由誰構成、他們用什麼方法產生，以及會議進程如何管控等等。
黨代會的召開時間、會期的長短、參會代表由誰構成、他們用什麼方法產生、會議進程的管控等，都可以成為“制度操控”的空間。
舉個很小的例子，一進七大會場，代表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還有主席台上方懸掛的橫幅，上面寫着“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我還沒來選誰是偉大領袖呢，你標語已經掛出來了。當然，現在十九大的會場上不再掛習近平的畫像了。但我們知道，十九大的代表也不像七大代表那樣“桀驁不馴”了。那時候還沒有建立起一套規則，加上當時中共各地方的領導人，都是自己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梟雄人物。現在這些代表，不用掛誰的像，你說我不投習近平的票，那不是在政治上自殺嗎？
端：說到開會時間，最近四十年，中共黨代會的召開時間規律多了，每五年一次，和毛澤東時代差異很大。
吳：對，在毛澤東掌權的將近四十年時間裏，一共才召開過四次黨代會（即七大到十大），其中七大（1945年召開）和八大（1956年召開）隔了11年，八大和九大（1969年召開）又隔了13年，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毛透過制度操控使得每次黨代會都能達成他的願望，但他也不願意召開太多大會。原因在於，一方面，根據制度規定，黨代表是有自主投票權利的，操控他們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另一方面，毛澤東在當時的合法性已經非常高了，即使不經黨代會確認，你敢說我毛澤東不是你們想要的領導人嗎？
由於九大（1969年）和十大（1973年）是在毛澤東在世的最後7年間召開，在毛掌握最高權力的前30年（1938年到1968年）裏，一共才召開過兩次黨代會。
但在「後毛澤東時代」，從1982年十二大起，中共黨代會開始進入了一個簡單的制度化階段，每五年召開一次。為什麼呢？我個人的解釋就是因為毛澤東以後，中共領導人的合法性、認受性沒有那麼強了，需要黨代會來週期性地給自己確認一下合法性。就像習近平，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間做了很多事，反腐也好、軍改也好、提出一帶一路、中國夢也好，但只有成功召開十九大，才能讓這些東西在黨內精英中獲得合法性的認可。
端：今年10月25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剛亮相後，新華網26日隨即刊文指出，：“十七大、十八大探索採取了會議推薦的方式，但由於過度強調票的分量，帶來了一些弊端：有的同志在會議推薦過程中簡單‘劃票打勾’，導致投票隨意、民意失真，甚至投關係票、人情票”、“決定在對十九屆‘兩委’委員人選深入考察、嚴格把關基礎上，通過談話調研、聽取意見、反覆醖釀、會議決定等程序逐步醖釀產生中央領導機構人選。”“這種方式克服了以往‘大會海推’、‘劃票打勾’帶來的種種弊端”，您會不會覺得這有些“制度操控”從幕後走向台前的感覺？
吳：我有留意到這個報導，它透露出了不少非常重要的情況。
這是中共第一次正式、公開地承認，在十七大、十八大籌備過程中曾經搞過摸底投票。再就是，報導也明確指出了，雖然這是一個投票的機制，但其中還是有作弊的。報導特別指出，像周永康、孫政才、令計劃這樣一些人“利用會議推薦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這說明，這種由主導者來操控選舉結果的現象顯然是存在的。
出現上述情況，有一個歷史背景。由於在八十年代，黨代表的自主性有所高漲，特別是在十三大中央委員會的預選過程中首次引進了差額選舉，就使得十三大和後來的幾次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代表們投票投出來的結果，和最高領導層事先安排的結果有出入的情況，打亂了高層人事安排的布局。
這樣一來，最高層就要用新的辦法來操控黨代表的投票。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把黨內對於領導人人選共識的凝聚過程大大提前，基本上拉長到黨代會開會之前將近一年的時間。一年之前就開始派人考察，調查背景、做民意測驗。包括十七大、十八大做過的摸底投票，也屬於這種共識凝聚的措施。但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在相當小的一個精英圈子裏進行，包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省部級領導幹部。
我在書中提出一個問題：如果黨代表可以提出對領導人人選提出不同意見的話，那麼開會的時候讓他們表達不就行了嗎，為什麼要提前很久讓他們表達意見呢？答案是：為了易於操控。因為你來到會上以後就是代表了，按照黨章也好、中共的各種規矩也好，你都有權利表達不同意見。但是，黨代會之前，這些人的身份還不是黨代表，而是黨的幹部，作為黨的幹部是要遵從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的。之所以要拉長這個過程，就是要減低這些幹部成為代表時的投票的自主意願。
到了十九大，就沒有再採取十七大、十八大時摸底投票的辦法了，用的辦法就是“談話調研”。不是說“談話調研”這種方式有什麼特別對或不對的地方，關鍵是誰來談。如果你可以談別人也可以談，那就有些競選的味道了，但我們知道中共黨內是不允許競選的，只有你去和人談的份，別人不能去通過談話影響黨代表。最後黨代表和你談完話之後投了你的票，這就是典型的操控，是和民主原則不相容的。
端：我們看到，十九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被寫入黨章，在新一屆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對習近平忠誠的“新軍”也都佔到大多數，加上習沒有指定接班人，有評論認為十九大後“集體領導制”將走向終結，對於這種說法，你怎麼看？
吳：我個人認為，中共的集體領導基本上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在中共的歷史實踐中是不存在集體領導的。
中共早期歷史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陳獨秀（中共創始人之一、首任總書記）了，他當時完全實行家長制統治。根據李達他們這些老資格中共領導人的回憶，那時候開會，如果有人對陳獨秀說的話不同意，陳動不動就摔茶杯，完全是一個幫會大佬的做法。很多重要的早期領導人，包括瞿秋白、李立三，作風都非常專斷，王明就更不用講了，之後就是毛澤東了。
集體領導這個東西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提出來的，但毛在當時的權威恰恰是高高凌駕於他的同儕之上的（編註：毛澤東當時仍保留了最終決定權），所以集體領導這個說法和當時毛一人專斷的現實，實際上是完全不吻合的。只有在毛澤東時代之後，才開始出現了“集體領導”的一點意思，但事實上就像鄧小平對江澤民講的那樣，“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李鋭敘述，見《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鄧小平講得就是，毛澤東、華國鋒以後，實際上也不存在什麼集體領導，就是鄧小平說了算。這之後呢，也是鄧所說的，自己不在的時候，江澤民說了算。
胡錦濤時期不能說是集體領導，因為仍然是江澤民說了算，雖然在胡時期的後幾年裏，江澤民年紀大了、退出領導崗位的時間也久了，權威有所降低，但並不代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領導集體能夠自主做主決策，這是做不到的。江澤民雖然在2004年辭去軍委主席之後沒有正式職務，但這和鄧小平晚年是一樣的，鄧小平晚年也沒有正式的職務。鄧小平1992年發表南巡講話，再次改變中國的時候，他的身份就是一個普通的中共黨員，但還是他說了算。毛澤東以後，這些中共領導人專權的程度雖然比不上毛，但是也不能稱之為一個集體領導的時代。
我想，今天習近平權力這麼大，實際上是承接了江澤民說了算的時代。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不斷擴權的時候會被認為是和江澤民構成了矛盾。因為過去是江澤民說了算，現在要習近平說了算，中間沒有一個所謂胡錦濤集體領導的時代。
所以，當習近平一個人說了算的權威建立以後，挑戰的不是集體領導制，而是以前那個說了算的人。習近平說了算，在制度層面，就是對江澤民說了算的一個延續。
端：十九大之前，有很多討論說會不會恢復黨中央主席制，當然最後並沒有恢復，我想，恢復黨中央主席制的話，“一個人說了算”就變得更加名正言順了。您怎麼看待這種討論呢？黨中央主席的職位真的有可能被恢復嗎？
吳：第一，當年毛澤東在1945年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稱（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時候，他先擔任的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編註：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推舉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945年，七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在擔任這兩個職務時，他擁有了最終決定權，如果習近平要在二十大上再次稱主席，可能會援引這個先例。
第二，近年來中共高層可能已經形成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最高領導人在最高領導崗位上只能做兩屆。如果內部有這樣一個共識的話，那麼習近平有兩個選擇：一是直接否認這個共識，因為最高領導做幾屆本來就沒有寫進黨章；再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最高領導的職位改為主席，我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做了兩屆，現在不做了，改做主席了，這個也許幫助他減少一些阻力。
其實，這些職位的設立，也都在“制度操控”之中。實行主席制的時候，曾經長期不設副主席，直到八大的時候才設立了副主席（編註：十二大時決定不再設立黨主席和副主席），但設多少個，黨章也是沒有規定的。對中共來說，副主席這個職位非常重要，除了主席就是副主席了，但這麼重要的位置，可以一會有一會沒有，一會多一會少，這些都給制度操控留下空間。
端：這次十九大報告中，將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十三大時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修改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您怎麼看這種提法？是否預示着習將在下一個任期展開的新動作？
吳：這次提出所謂主要矛盾的轉變，我看主要是為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做鋪墊的；社會主要矛盾轉變了，所以要進入新時代了。但是，這次對於社會主要矛盾的概括，有點不大高明，因為大眾對於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是人類有史以來以來就一直存在的，並不是今天中國特有的。十九大報告沒有找到中國在今天特定時代的主要矛盾，而是把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拿來說了一下，因此，對於“新時代”到底是什麼，也是沒有論述清楚的。
當然，十九大報告中也提到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樣兩個長期的目標。但這都是施政的一個基本規劃，而具體如何達到這個目標，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系統的論述。
端：不久前，中共剛舉辦了和世界政黨高層的對話會、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再加上“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可以說中國這五年一改過去韜光養晦的外交策略，正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並提出了諸如“網絡主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概念。這也引起很多老牌民主國家的警惕，澳大利亞總理最近向國會提交的《反間諜和反外國干預法案》主要就是針對中國，特朗普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將中國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您怎麼看待這一現象？
吳：中國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之後，要影響世界政經秩序的雄心是越來越大了。以這種經濟體量，加上全球化使得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倚賴程度非常高，中國有了新的國際戰略。今年特朗普上台後，美國越來越注重本土利益，對一些重要的國際議題，例如氣候變化等等，越來越不願意承擔責任。而中國在這時候選擇趁勢而上，越來越想扮演一個世界領導者的角色，就像十九大閉幕之後，中國官方媒體說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韜光養晦已經是過去時了，中國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挑戰，完全是個新問題。
總之，韜光養晦已經是過去時了，本世紀以來，國際上已經越來越感受到中國要主導世界秩序的雄心。在習近平任內，這個雄心一定更大、步驟更快。這就給世界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從西方民主國家誕生以來，主導世界秩序的基本上都是歐美的民主國家。即使是在冷戰期間，蘇聯和美國雖然在一定程度平分秋色，但是圍繞在蘇聯周圍的基本還是欠發達國家，所以世界經濟和技術進步的主要力量，還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的陣營當中。但中國因為巨大的人口總量，加上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在國際上的崛起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現在顯露出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挑戰，這完全是個新問題。
端：三個月前，前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Stephen
K. Bannon）在一次演講中稱，中國就像是1930年的德國，“它正處在一個拐點上，可以走這條路也可以走那條路”，您同意他的看法嗎？
吳：從西方民主國家主導世界秩序以來，也不斷遇到來自非民主的經濟上強大國家的挑戰，最早就是來自納粹德國，冷戰時期就是蘇聯了。
但今天的中國和當時的德國、蘇聯都不同。第一個不同就是，當時德國經濟雖然在一戰後迅速發展，但是經濟總量沒有那麼大，當時也不是什麼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蘇聯時期東西方兩個陣營經濟上基本相互隔絕。而現在是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和那些主導國際秩序的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是緊密相連的，這個和以前我們看到的挑戰是非常不一樣。
第二個不同，就是剛剛講的兩個挑戰其實都是來自西方文明的內部，但中國的挑戰是完全來自東方文明。簡單講，當年德國也好、蘇聯也好，都是採取正面衝突的辦法，德國是直接軍事衝突，蘇聯則是全面對抗。但中華文明向來是比較柔性的，中國採取的是一種有選擇的、非正面的對抗，這就使得整個形勢非常複雜。可能過去歷史上的很多經驗，都不能直接套用來解讀今天的情況。
對於來自中國的挑戰，西方主流戰略家中的一種觀點就是像班農這樣，認為中國如同當年納粹德國，要和中國對抗。這個聲音也不是今天才出現的。90年代蘇聯解體，後冷戰格局剛剛形成的時候，美國就有一個關於對華政策的大辯論，當時有兩大戰略觀點
containment（遏制、圍堵）和 engagement（介入、交往）的大辯論。雖然這次辯論最後從口頭上搞了一個折中，叫
congagement，但實際上之後的發展是以 engagement 為主的。克林頓本來在競選期間對中國是疾言厲色的，說「決不遷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但恰恰在他任內後期訪華之後，中美關係開始大大密切起來。他們那時候信奉的就是：中國加入全球化的潮流，經濟得到了發展，就會實現民主化，這是
engagement 的一個基本思路。但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思路應該說是失敗的：中國確實融入了全球化，經濟飛速發展，和世界上大型經濟體都有非常密切的融合，但中國卻保留了獨特的制度。
但在九十年代中期那場大辯論之後，把中國當做主要敵人、主張全面遏制中國的想法，在西方基本上就不是一個太強有力的聲音了。我想其中原因很多，一個就是全球化使得中國的利益和那些大國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很難分割。如果中美真的出現巨大貿易戰的話，受傷的當然絕不僅僅是中國，同時也是美國；第二，中國也不是擺出一個全面對抗的姿態，而是採用一種非常柔性的戰略，無論是早先提出的「和平崛起」，還是最近習近平講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都是相當柔性的訴求，訴諸大家的共同利益。
像班農的觀點，就是單純地以歷史經驗來類比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局限，沒有看到全球化後世界經濟新的變化，也沒有看到中國作為一個挑戰者的特點。你說中國是納粹德國，但它不像納粹德國那樣咄咄逼人；你說它是蘇聯，它也沒有和美國進行軍備競賽，也沒有像蘇聯當年那樣，搞和很多小兄弟結盟的政策。所以說，中國的出現對於世界政治是一個新的課題。但戰略家們的認知，還是停留在過去的時代，沒有能跟上形勢、對當前國際政治格局進行前瞻性的分析。
（阿唐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