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摘增刊第1106期，2017年12月3日）
一、杨继绳：清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杨书《天地翻覆》第五章分五小节，第一小节第一段：
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下达《“５·１６”通知》、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等多种非常手段，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采取共产党的常规手段，压制和扑灭文化革命之火。
毛泽东通过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下达《“５·１６”通知》、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利用报刊大造舆论等多种非常手段，点燃文化革命的烈火。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采取共产党的常规手段，压制和扑灭文化革命之火。
本文就从这第一小节的第一段谈起。
作者通过这段文字为初期文革构设了一条主线：毛点火，刘邓灭火。
政治运动之火与自然界森林之火不一样，森林之火无论缘于过热自燃，或野炊中的余烬未灭、死灰复燃，乱扔烟头，或是坏人破坏等，灭火总是必须而正义。政治运动的点火灭火，是非界限相对模糊。从后续宣传所形成的舆论，毛点燃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发动亿万革命群众，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目的是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就有了正义的内涵；而刘邓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压制和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显然非正义。
其实老杨早前为初期文革所构设的主线并不是什么“点火与灭火”，而是“角斗”。
2013年，老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的第一节标题是“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他说：“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角斗场”的说法具有生动的文学意境，可以驰骋人们的想像：当整个中华大地文革初起，清华园内浑沌初开，忽地就变成了一个角斗场，场中有两个角斗士，一位傻乎乎，萌嚓嚓，不知自己力量的渺小，不知对方力量的强大，居然先出招；另一位则是有经验的角斗士（不如说成“老猎手”），窥测方向，等待时机，后发制人，一箭封喉。
多么形象生动的造境啊！先出招者咎由自取、自取其辱；后发制者有合理性、正义性，读者的同情与欢呼自然应该给予后出招者。
《天地翻覆》没有再用“角斗场”这个意象，其实“点火灭火”的思路仍然是“角斗场”的思路；在另外场合又再次强调说：毛、刘文革两种指导思想在1966年2月—10月表现为毛、刘直接对立。
对立也好，对抗也好，角斗也好，点火灭火也好，其实都是“两条线”的思路。
《天地翻覆》的“前言”将“两条线”的思路发挥得更完整：
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５·１６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
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５·１６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
如按这种说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代表人物先后是“二月提纲”的彭真、“派工作组”的刘邓、“二月逆流”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军事官僚集团”的林彪、二次复出的邓小平等，而且他们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而是利益的对抗。
这真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既然作者思路没有变，为什么不用原来的“角斗场”呢？那样不是更鲜明生动吗？
这里又有一个过去的细节需要回顾。
2013年，当《良知的拷问》还没有正式面世前，老杨的这篇文章还在部分校友圈中内部讨论之时，笔者就曾经写过一篇《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的意见稿，并由书的编者孙怒涛转达了我的不同意见。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转达到了的，但没有收到回应。
那份意见稿近2000字，已经相对完整，该说的道理基本上也说到了。我是诚心诚意提意见，所以结论也只是“认识上和表达上的误区”。2015年，我又在原稿基础上作了一些充实，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共识网》上，老杨也是《共识网》的作者与读者，想必也是看到了的。下录为原文，略有修改与注解。
二、胡鹏池：清华不是毛刘角斗场
著名学者杨继绳在为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所写的“序言”《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杨学长进一步发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杨学长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是为了推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用来对抗毛泽东的“放手发动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既然毛刘已经形成角斗，而且还是刘少奇先出招，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从逻辑上讲就是合理的。
所以，这一命题的正确与否，关系十分重大，涉及对整个文革的分析与定位。
笔者认为：如果这一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必须以以下两个条件为前提：
⒈毛刘互为对手；
⒉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
⒈毛刘互为对手；
⒉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
只有这样才能斗得起来呀！
先考察第⒈个条件：毛刘是否互为对手？
无论是在文革前的人们认识，还是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所披露出来的大量史料，人们都不可能得出“毛刘互为对手”的结论；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老百姓的感觉都只能得出“刘是毛的助手”的结论。
刘是毛在1942年春，为了开展“延安整风”而特地从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岗位上越级提拔起来的。“延安整风”以批判“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名整了众多党内在位大佬，同时清算了包括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认了党内始终存在着一条从来正确、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命题，进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有最后决定权”的绝对领导地位。在这整个过程中，刘少奇始终是毛泽东的最为得心应手的助手。
“七大”后直至建国后，刘的地位虽然延续了上升的势头，但“助手”的地位始终没有变。即便是后来当了两届“国主席”，但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体制下，“国”是“党”领导的，所以“国主席”仍然是“党主席”的助手，并没有出现实质上的“一国两君、一山两虎”的局面。
刘与毛的建国理念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不同，但大方向仍然是一致的。在大局方针上，刘始终追随着毛；虽然受到过毛的多次批评，但并没有不服从的表示，更没有在背后搞阳奉阴违的小动作；凡毛明确表态后，刘总是服从与紧跟的。
俗话说“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事事、时时、处处与毛完全一致。客观公正地说，在与毛保持高度一致这方面，刘少奇已经做得相当好了，做得比他差的人有的是，做得比他好的人也许只有一个周恩来，可那也是在后期。
刘对毛的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的地方虽然有，但有意见不等于会反对；刘在受到毛批评后也不见得没有怨气，但有怨气也不等于有怨言；从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看，刘少奇基本上连怨言也没有，公开场合没有，私下场合也没有。刘少奇是守纪律的。
所以说“毛刘互为对手”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
再考察第⒉个条件：毛刘双方的力量对比。
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后，众所共识的是刘与毛的力量是远远不能匹配的。
虽属两主席，一是君来一是臣，“君为臣纲”，虽说是二十世纪了，虽说我们这个国家也叫做“人民共和国”了，其实也正如毛泽东一言道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
所以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既不是双方角斗的必然结果，更不是“刘少奇先出招”的合理结果，而是毛泽东单方面的行动。
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打倒刘少奇的？
这就有各种说法和分析。有人认为早在建国之初，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为据；有毛泽东曾让高岗秘密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为据；有人认为起意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情结”或“斯大林情结”为其心理分析。
所谓的“赫鲁晓夫情结”是怀疑谁会在身后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所谓的“斯大林情结”是担心身后会不会像斯大林一样遭批判与清算。
其实这两个情结是指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两个方面，只有毛才具有，别人不会有，连“有”的资格也没有。所以毛才会经常说：“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正睡在我们身边，正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
从有据可查的资料分析，毛对刘的严重不满是从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开始的；又隔了两年多，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才开始有所行动，有所布置，其起动的标志就是毛泽东授意江青去上海组织写作班子批《海瑞罢官》。
正因为此，所以毛泽东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才开始的，而认为是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
毛自己既清醒、又自信地估计到自己力量的强大，与刘根本不是处于一个数量级别，所以才会当面对刘说只需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那种口气与神态对自己充满了自傲，对刘则充满了轻鄙。
话虽这样说，毛在一旦付诸行动却要谨慎得多。刘毕竟与“彭罗陆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能象打倒“彭罗陆杨”那样简单；何况刘又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主席”，又当了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几十年的接班人。打倒是不难的，难的是如何向中国人民与世界舆论进行“无缝解释”？如何向历史交账？
毛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历史。“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但喝令不了历史；虽然不怕人说秦始皇，但内心深处仍然盼望人们歌颂“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才实在是一件大难事。所以不仅需要寻找机会、抓住机会，还需要制造机会；更需要制造口实、制造理论，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烂事”搞得神乎其神，似乎真是为了“反修防修，百年大计”崇高目的似的。
毛为发动文革所做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为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这个目的。
直至1966年5月，毛泽东终于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初，毛抓住了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写了一张00多字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开了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就将几年来密谋策划的“打倒刘少奇”这件事办成了。
诚如“一个小指头”所言哉，打倒刘少奇只花了两个月，但“无缝解释”与“历史交账”却化了八年也没有能完成，至死也没有将这件事解释清楚。在老百姓的心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最多也就是似信非信，而历史却早就又把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了。
所以说，从文革前的态势及事后的结果看，刘都不是毛的对手，刘在毛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但刘也没有叩头倒蒜、屈膝投降，只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模样。
不是对手，哪来的角斗？没有角斗，哪来的角斗场？更没有所谓的“刘先出招，毛后发制人”的问题。并不能认为刘派了王光美到清华工作组就是什么“先出招”了，这个前提条件是很不充分的。
杨提出的这一命题是他认识及表达上的误区。
三、钱理群：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如将杨继绳的“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设定为命题“A”，将笔者的“清华不是毛刘的角斗场”设定为命题“非A”。“A和非A”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对同一研究对象所作出的两种对立的判断，按照逻辑学的“排中律”，“A与非A”的两种对立判断中必有一真，但“排中律”不能给出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结论。
“排中律”给“反证法”提供了逻辑依据。笔者从“A”命题出发，从常识中得出其成立的两个必要前提：⒈毛刘互为对手；⒉毛刘双方力量对比相差无几；继而通过史实具体分析，证明了这两个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从而证明“A”命题是不成立的，反证了“非A”命题必然成立。
杨关于“角斗场”的观点影响不小，尤其是被看过《良知的拷问》的钱理群注意到，无论是“先入为主”还是“心有灵犀”，钱全盘接受了杨的观点并加以运用与发挥。
2016年10月，电子期刊《记忆》第170期全文发表钱理群的《从清华大学红卫兵运动看文革时期的群众政治》，钱文六、七万字，堪称鸿篇巨制，分四大节。第一大节标题照抄杨文，赫然就是“清华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
而钱文的第一大节的第一小节的标题与内容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
谁都能看得出来，钱文思路正是杨文的自然发展。既然杨已将清华定义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一个角斗场，毛一方，刘一方，两军对垒，进行角斗，那么各有各的开场锣鼓，各有各的中军大旗，各有各的队伍与拥趸，全都成了合理想像，钱的“两种文革理念、目标，两种政治模式的较量”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关于钱文的讨论
2016年10月，钱理群的文章一出来，立即引起以孙怒涛为群主，以清华校友为主要群友的某微信群的热议，讨论的成果发表在第174期《记忆》上。
（一）孙怒涛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孙怒涛首先说：
○钱理群教授的长篇大作以清华文革为案例，对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特别是群众政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将整个清华文革置于这个新的维度中，以严密的思维，开阔的视野重新给予梳理和分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
○这是一篇有关清华文革的重量级论文，以三种政治形态的大格局来评判文革并给文革进程一个比较合理的接近历史真实的诠释，这是钱文的重大意义所在。
○以三种政治来审视清华文革这个典型，不仅得到了相当完美的解释，而且，我们所熟知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赋予了全新的有趣的含义。
○钱先生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经历，却能写出这样一篇对清华文革有着深刻理解和透彻分析的大作，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具有全国文革的大局观。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视野来解剖清华文革这只“麻雀”，就能精准把握。
孙怒涛用一系列极致语言高度赞赏钱文，同时不忘高度赞赏杨文，也不忘同时贬抑清华校友。他说：
○他在人文学科上的深厚学养，也是我们这些精于技术的工程师所远远不及的。虽然他没有亲历清华文革的现场，却也因此没有派别情感和人事瓜葛，倒成了非清华人评判清华文革的独特优势。
○统观清华老六届写的评述清华文革的文章，只有杨继绳的《从清华大学看文革》一文（即拙作《良知的拷问》一书之序言）可与钱文相媲美。
○对文革反思研讨的文章，如沈昆、陈中平、张比等校友写的都很不错。但有一些校友的文章只能算是议论文，连形式上都不够论文的规格。
（二）杨继绳对钱文的高度评价及对校友的贬抑
○这是写清华文革最好的一篇文章。近几年清华人写了大量的回忆、反思文革的书籍和文章，看来钱先生读了不少。他把清华人的这些著作提炼了、升华了，浓缩成了有历史事实、有理论分析、有思想深度的一篇宏篇巨制。
○我觉得钱先生对毛、刘文革指导思想的实质性归纳很到位。这两种指导思想在１９６６年２月－１０月表现为毛、刘直接对立。刘倒台以后表现为毛与军政官僚集团的对立。由于科层制（即官僚制）为管理社会所必需，所以，毛发动群众砸烂旧的政府机构以后，没有制度创新，只能向官僚集团妥协，回到文革前的制度。
○钱先生提出了一个分析文革的新框架：“……在某种意义可以说‘独裁政治—群众政治—官僚政治’三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文革的基本内容，并构成了文革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为了和官僚政治斗争的需要，他可以给群众政治以相当的发展空间，这样的发展也并非没有意义；但一旦他要回归官僚政治，向其妥协，也随时可以扼杀群众政治：清华文革，以致整个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始放终弃的过程。”钱先生在文中对群众政治作了深入的分析，很有价值。不过，钱说“个人独裁与群众政治结合”，我觉得用“个人独裁操纵群众政治”比较合适，“结合”的双方是平等的，不能一方跪拜在另一方面前。毛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
杨继绳也象孙怒涛一样，一边高度赞扬钱理群，一边贬抑清华校友：
○近几年来，每次清华人集会反思文革，我都建议不要纠缠在武斗中谁是谁非的细节，着重挖掘清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和上层政治斗争的关联，要把清华文革放在全国文革的大背景中，放在高层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中。但“身在庐山中”的清华人还是难以跳出对细节的纠缠。钱先生的文章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我虽然写了《从清华看文革》一文，但写得不深，钱先生的文章真正做到了“从清华看文革”、“从文革看清华”。
（三）蒯大富的同班同学王大定的评价
不少人一片叫好，我对钱的文章不那么看好。这位没参加过清华文革的先生侈谈清华，造出了“独裁政治”、“官僚政治”、“群众政治”三个政治说法，说这三种政治在清华决斗。
关于“群众政治”我前面已经说了，是没有的。又翻开了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66页，写到7月7日马力见蒯大富，我认为就是一个暗示；写到7月22日王力、关锋看蒯大富（没写二人说了什么），我认为就是得到指使，被毛拴住了。
说“独裁政治”，刘少奇不是独裁政治吗？邓不是独裁政治吗？那个官僚不独裁？蒋南翔不独裁吗？
说“官僚政治”，毛是头，是第一个，是他建立了官位制，在他的指挥下官僚们压迫和掠夺百姓。
所以，区分成“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是无稽之谈。
其实文革就是毛要把刘搞下去的一场恶斗。毛刘既有权力之争，也有路线之争。权力之争，要建立家天下，刘的第二把交椅早晚要撤，是时候了，再不撤，怕被刘拱倒，传不成家人了。路线之争，例如公私合营的进度有分歧，对社员的控制程度有分歧。
为什么要同时打倒那么多的干部？我认为，毛是报复。七千人大会毛做了检查，丢了脸，看出多数干部认同刘。毛要重新建一个队伍（不过，最后没成功）。
毛为什么把清华作为第一战场？因为工作组整学生可以作为把柄，蒯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
比较钱的文章和杨继绳学长的文章（或谈话），钱没有杨学长的深度，没有杨学长叙述的明白。钱的文章说了三股力量。其实，平民的力量，后来转化成了争权夺利，清华的团四，其实是两派争权。各地造反派无不分裂，都是争权。这里面没有出一个政治家的人物。
（四）两位外校学者李海文与朗钧的点评
李海文（北大校友、党史专家）：
钱文涉及到理论，而不仅是一般历史叙述。文革前是否是官僚政治，文中对此没有论述。这涉及到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否正确。也就是对文革是肯定还是否定。另外也没讲造反给国家带来的后果，人民幸福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既然涉及理论，就要讲出其所以然。写文章在逻辑上要自圆其说。这是我一直不明白的向题。理论成为完整的体系才称得上理论。其基础是概念，并对概念有确定的、正确的定义。如果拿几个名词套用、解释历史。学术界这个情况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请教：什么是群众政治？建国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不是？美国的工会参与的政治是不是？在野的国民党是不是？政党政治与群众政治有无区别？……
朗钧（外校朋友、学者）：
钱文最大的问题是“群众政治“的提法。这个提法拔高文革。1957之后还允许“群众政治”出现？尤其是文革？
“群众政治”提法并无新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表达。而“人民文革”说是从“两个文革”说中推演出来的。其倡导者是王希哲、杨小凯、刘国凯，还有郑义。
判断“群众政治”在文革中是否独立存在过，主要看其政恰纲领或口号是否有别于“独裁政治”和“官僚政治”的纲领和口号。以清华为例，老蒯团派的政治诉求是“彻底砸烂”，而这个“彻底砸烂”源于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更早的表达是在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虽然刘（涛）贺（鹏飞）红卫兵与蒯红卫兵势如水火，但如果刘、贺红卫兵掌权，也跳不出“彻底砸烂”的框架。1971年迟群、谢静宜搞的“两个估计”就是“彻底砸烂”的官方表述。“两个估计”的本质就是将毛搞文革的初衷之一落实到实处。（钱文没有提及“两个估计”与“彻底砸烂”间的关系，或许是疏漏）仅此上述一例可见，在清华文革中，“群众运动”是有的，但“群众政治”是莫须有的。
以上引文均来自第174期《记忆》，有些引文中有少量的不够通顺之处，但原文如此，不作修改了。
（五）我对这些“评价”的评价
我不在这个微信群中，没有机会发表即时评论。我注意群友评论的派别倾向非常明显，当年的团派校友一般都对钱文持赞赏与肯定的态度，当年的四派校友一般都对钱文持否定的观点。
但是有很重要的例外，杨继绳、孙怒涛两位是当年的四派，他们对钱文高度肯定、高度赞赏，而蒯大富的同班同学、同为早期造反派的王大定当年是团派，然而他对钱文的批评直接而朴实，在我看来就是很真实的。
校外学者李海文的点评很简短，却将问题问到了根本上。
⒈“三种政治”的理论是对文革肯定还是否定？
⒉造反的后果，人民的幸福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
⒊理论成为完整的体系才称得上理论。其基础是概念，并对概念有确定的、正确的定义。如果拿几个名词套用，解释历史。必然就会随着时间也流逝。
另一位校外学者朗钧的点评也很简洁，却点明了“三种政治”的实质：
⒈“群众政治”是拔高文革的提法；
⒉“群众政治”的提法了无新意，不过是“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表达，而“人民文革”说是从“两个文革”说中推演出来的。
另外，我必须指出钱文的“两种模式”及其“三种政治”，虽是钱文的创造，其实也都是杨书的观点，杨对钱文的赞不绝口，不过是在预支对自己这本书的赞不绝口。
五、杨继绳、钱理群的激进造反派情结
（一）郭建文章的启发
从对钱文的众多议论和评价中，不难看出在文革反思领域中存在着派别规律性。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郭建《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见本刊zk1705d，zk1706b）使我对文革反思中的派别规律性有所认识。文章说：
能否超越历史的局限和恩怨，冷静地反思造反的正义性问题，这对于造反派来说，至今仍是一个挑战。在当今的很多研究著作中，对毛泽东的对立面的指称多半是含“官僚”一词的各种说法（如官僚集团、旧政府官僚、官僚阶层、官僚阶级、旧官僚等），“走资派”这个称呼已经很少用。我觉得这样说脱离了文革的语境，有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之嫌。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心理上的：说自己曾经反对“走资派”，有点说不过去，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早已决定宁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不要“社会主义的草”了；但是，如果说自己当年反对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造反派学者受国外理论的影响，在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在西方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
郭建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造反的正义性；揭示了一种现象：在当今的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多半将“走资派”概念偷换成“官僚集团”。
郭建分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两种原因：
一是心理原因：当年曾经反对“走资派”，现在不好意思再说这句话了，于是改口说自己当年反对的是官僚集团，这总不会错吧？至少不全错。
另一原因：可能是一些造反派学者受到国外理论的影响，如东欧有米洛文·吉拉斯的《新阶级》，西方的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官僚体系的左派文化理论，所以一说反官僚，就像是和世界理论界接轨了。
（二）杨、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造反派学者呢？
郭建文章所指有没有包括杨著与钱文？我们无需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二位也正是将“走资派”偷换成“官僚集团”的大学者。那么他们是否也出于这两种原因呢？
显然杨是看过吉拉斯的《新阶级》，杨书多处引用了吉拉斯的话。
至于他们是否具有这样的造反派心结呢？那倒是有迹可循的。
钱理群坦言道：“在文革中我虽不在清华，但也是文革中的造反派，而且是一个自始至终参与其间的激进派。”（原话）文革时钱已从北大毕业分配在贵州。贵州有什么激进造反派呢？那里有一个“贵州411”，是很出名的激进造反派。
至于杨继绳，我们都知道他在文革中参加的是414。在清华两派中，“激进造反派”的桂冠非团派莫属，414是一个温和造反派。即使说是温和造反派，也是414自说自话，老团并不承认老四是造反派，咬定老四是“反革命变天派”。在1968年7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清华—北航黑会”上，激进造反派说414是“老保翻天”。在1968年的“728召见”时江青说“414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毛说“414是反对我的，我才不高兴那个414。”
老杨是一个什么样的414呢？在对钱文发表“完全同意”的看法时，老杨说“请看当年我的日记”：
1967年12月14日：“我是一个站在414营垒里而不为414英勇奋战的人。其所以站在414营垒是因为去年8月的战友都在414里，那时我们在一起为反抗工作组和‘伪三临’而战斗。为什么不为414英勇奋战呢？因为对414的一些观点我不能接受。为此我曾同周泉缨（注：杨继绳的同班、同一个战斗组的同学，414的总部委员、《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之一）吵过。”“当前争论的实质是：对清华过去17年怎么看？是红线为主还是黑线为主？团派认为黑线为主，414认为对过去17年要基本肯定。我认为清华过去17年的组织路线和教育路线是应该否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站在团派一边的。”但是，团派说我右倾，我不可能靠近团派。我在团、四之间摇摆是因为我困惑。
1967年9月6日日记：“一些问题需要认真思考：１，过去17年怎样估计？是毛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吗？２，干部问题：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凡是第一把手都被打倒？这些人都是坏人吗？如果过去17年主席路线占统治地位，那这种路线是谁去贯彻的？为什么红旗调查员的文章和实际情况有如此大的出入？为什么这篇文章的精神与毛主席对北大‘6·18’事件的态度相矛盾？３，阶级队伍、阶级路线问题：在中国是否形成了特殊阶层？17年来我国阶级关系有何变化？为什么出身好的保守多，出身不好的造反多？”
（三）杨“文革日记”和对钱文“完全同意”反映了什么？
老杨当然是一个能想问题的，因此才有内心的焦灼与矛盾。他坦言道他参加414是随班上“去年８月”的战友，而他的观点是“站在团派一边的”（原话）。
老杨的主要观点是文革前的清华17年的组织路线与教育路线应该否定，老杨自己也说这是团派观点。这是团派思潮的核心观点，通称为“彻底砸烂”，影响深远，毛泽东不仅知道，而且在“728召见谈话”时还曾为“彻底砸烂”辩护。
1967年3月31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这两篇文章明确提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革命的要革命的基本判断；认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这两篇文章正是四一四立论、并最终形成派别的基础。不同意这个观点的，尽管在组织体系上是老四，但在思想体系上就与“老四”不沾边了。老杨明确不同意这两篇文章，至少说明他在干部问题上观点不属于老四体系。
可见文革分派的现象是复杂的，老四队伍里的人有老团观点；老团队伍里的人有老四观点；这种现象很正常，也很普遍，我们是没有理由去计较的。
但当年的观点会影响人们的后续思维，尤其对于从事文革研究的人更是如此。
六、简要介绍沈如槐、陈楚三的《回忆与思考》
文革时期，钱理群在遥远的边城贵州，对北京文革不熟悉，对北大文革也不熟悉，对清华文革更不熟悉。晚年的钱先生研究文革，老骥伏枥、诚可嘉许。可是作为北大教授的钱为什么舍近就远，不去研究北大文革，却移樽大谈他更不熟悉的清华文革呢？
对此，钱先生坦言道：“因为清华有414思潮，更有代表性，而且清华人对文革的反思，似乎比北大更深刻。”可见，四一四思潮在他的文革研究中是一个重要内容。
但我估计，钱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周泉缨的《四一四思潮必胜》，他有可能不甚了解414内部对周的“必胜”认识是很不统一的，换句话说周的“必胜思潮”并不能代表四一四思潮。如要对四一四思潮作深入探讨，那么有必要去研究一下2007年414的两名头头沈如槐与陈楚三联名发表的网文《回忆与思考》，这是我的一个真诚建议。
借此机会，我也认为有必要向钱及广大读者对该文作一提纲式的介绍。
（一）两派思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悖论的不同理解
众所周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一方面强调我国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一个悖论，悖论必然产生岐见。
清华之所以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并形成四一四思潮和团派思潮，主要是对这一悖论的理解和认识不同。
四派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文革既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进行的革命，必须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任何破坏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极“左”。
团派强调的是“继续革命”，认为文革理论的精髓就是继续革命，既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如果反对这一原则，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极右。
而在个人迷信的时代，这个“悖论”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讨论。
（二）四一四思潮在三次大论战中产生和发展
第一次：67年元月至3月，纵队派与团派的三个月大论战
67年初“一月革命”后，工人开始登上文革舞台，中央认为在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提出了红卫兵的整风运动。一部分红卫兵开始反思：中央文革是否执行了“左”的路线？造反派究竟是不是代表文化革命的大方向？能不能实现反修防修的根本大计？
这些反思其实就是对文革的反思。因为清华文革受到中央高层的直接干预，清华发生的许多事件也对整个运动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所以反思在清华进行得尤其深刻。主要体现在纵队派与团派进行的三个多月的论战中，主要集中在“五个正确对待”上：即红卫兵小将如何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具有不同意见的战友、如何正确对待保守派群众、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和教师。
这次论战核心是红卫兵小将在运动中是否需要加强自身的改造或提高？是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抑或是当昙花一现的勇敢分子？
“纵队派”是四一四的前身，“五个正确对待”是四一四思潮的胚胎。
第二次，６７年４月初至１１月，围绕干部问题的大论战
６７年３月３１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和调查员文章，提出了所谓“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路线”。一方面，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责任推到刘少奇身上，另一方面，呼唤更多干部站出来支持文化大革命。
《红旗》杂志的文章遭到了团派的激烈反对。纵队派接过“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现革命三结合”的旗帜，并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３０万人批斗王光美的第四天）成立了以此为题的“四一四革命串联会”，引发了两派长达半年的大论战。四一四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这次大论战紧紧围绕干部问题而展开，四一四的主要观点如“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转舵论”、“收尾论”、“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让贤论”、“勇敢分子论”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由此，人们开始将四一四的这些观点统称为四一四思潮。
第三次，６７年１１月后直至６８年４月两派武斗开始
江青于６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关于“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讲话、团派“大翻个儿论”和“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在江青讲话的引导下相继出笼，由此引发了两派第三次大论战。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文化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如何认识十七年来国家的政权性质？文化革命是“部分改善”还是“彻底砸烂”无产阶级专政？
虽然过去已经涉及到这些问题，但这次论战主题更为集中，四一四广大群众的认识也更趋一致、更加深刻。至此，可以说四一四思潮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三）四一四思潮的实质
四一四与团派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尽管观点层出不穷，但归根到底只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十七年”，即如何评价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即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任务。
《回忆与思考》系统阐述了四一四思潮的实质，它是这样说的：
团派的同志早就尖锐地指出：四一四思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1968年7月28日，毛主席做了结论：四一四思潮的实质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个结论，文革中我们是极力否认的，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结论。
“红线主导论”、“阶级关系不变论”从理论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部分改善论”否定了全国各地、各部委的全面夺权。
“转舵论”、“收尾论”干脆就是叫停文化大革命。
而从“两小撮论”、“平黑论”、“平保论”，到关于造反派的“一分为二论”、“让贤论”，从让领导干部成为三结合政权的核心和骨干，到“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论，无一不是对文革中一系列做法的实际否定。
（四）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回忆与思考》尤其系统地阐述了四一四思潮的致命弱点。
文章认为：四一四反对极“左”，是以“左”反“左”，或者说是以小“左”反对大“左”。这是因为四一四所坚持或主张的许多东西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产物，四一四的不少实践活动也是受“左”倾错误影响的。
在校内，414不仅批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还批斗右派分子，甚至批斗持不同观点的普通教师；在社会上，414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喊“打倒刘邓陶”；还有少数群众参与了几大极“左”事件。
从政治观点上看，414思潮从“红线主导论”到“阶级关系不变论”，从“两小撮论”，到“十七年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等等，都是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的反映。
在四一四思潮的核心观点“红线主导论”中，全盘肯定建国十七年后毛主席领导的所有运动，如反右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四清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中苏大论战等。实际上，解放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客观规律没有充分的研究和正确的认识。这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不过是毛主席左倾思想指导下的盲动。这些运动伤害了党，伤害了干部，伤害了知识分子，伤害了人民群众，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民主法制的建设。而通过这些运动，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不断发展，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文化大革命正是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我们全盘肯定这些运动，就是接受了毛主席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
文革前我们受到了正规的传统教育，但是在传统教育中也包含了很多“左”的东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反修防修”已经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牢牢扎根。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政治语言都已打上了深深的“左”的烙印。
因此，四一四思潮虽然对文革有所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十分肤浅的，无法上升到共产党必须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和左倾理论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共和国必须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无法上升到党和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
（五）四一四的创造性与人民性
不要高估“四一四思潮”的理论性，其实四一四并没有创造出什么高明的理论，“四一四思潮”所表达的观点绝大多数是当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文汇报》所公开提倡和宣传的观点，很多精神都出自中央甚至毛本人。
四一四的创造性在于从铺天盖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宣传中“挑出”了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和政治主张，并形成了一定的能够自洽的系统。四一四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也符合毛的思想，四一四敢于用这些我们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去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后来被称之谓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
一方面，四一四的创造性体现了在那个年代政治斗争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不能高估四一四的创造性，这些创造性的本身就有局限性。
比起这些理论性、创造性而言，真正经受得起历史考验的是四一四的人民性。
一方面，四一四代表了人民群众中自发的反“极左”力量，而“极左”则是文革中的最大错误；四一四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可以用这样简洁的语言概括：反左反蒯。通过反极左反蒯；通过反蒯反极左。打在蒯极左的身上，痛在中央文革的心里。
另一方面，四一四反映了人民群众结束政治动荡、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民生的善良愿望与迫切愿望，而这一愿望既是基本愿望，也是根本愿望；既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又是一切革命的初心，也是一切治国之根本。
四一四的人民性才是四一四存在的深厚根基。
以上内容主要引自《回忆与思考》，也有笔者自己的概括与发挥，尤其是在“（五）四一四的创造性与人民性”中。
七、四一四存在的意义
相对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派别，清华两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各有各的创造性，也各有各的局限性。团派之“左”，“左”得出奇，令人叹为观止；四派之“右”同样也“右”出了自己的样儿来。
尽管两派都有历史局限性，但基本面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基本面”基础上的局限性也是两回事。两派斗争的实质并不能用造反派内部斗争所能概括的；也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所能解释的；更不是什么５０步与１００步的关系，我错你也错，横竖大家都是错，当然是有是非与善恶之分的。
（一）四一四存在的现实意义
四一四的存在不仅有力地阻止了，而且彻底地葬送了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的“一统清华梦”。
如果让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如梦以偿，整个清华将进一步陷入极端极左派红卫兵政权以“欺骗与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法西斯统治，诸如“罗文李饶”和“１２人反党集团”这样的大规模冤假错案一定还会增加和扩大；像刘承娴、孙华栋、罗征敷、饶慰慈、刘冰、吕应中、罗征启、文学宓、贾春旺、谢引麟、黄安妮……这样的惨绝人寰的个体惨案不知要增加多少个；像冯××、×××等这样的伤天害理的法西斯打手不知会出现多少个。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极左的斗争中，不少四一四的干部和群众付出了自己的鲜血，青春和健康、有的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如果让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如梦以偿，整个清华就将全盘划入“四人帮集团”的势力范围，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铁拳头、马前卒、开路先锋，对于社会他们将会发挥更多、更大的坏作用；作为个人他们将会遭遇更大的人生悲剧。
四一四的存在不仅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进步、正义、务实力量保存了清华的半壁江山，而且让他们看到了这股社会力量坚韧的战斗力，增强了他们在高层斗争的信心。反之，４１４这股力量也受到了他们的珍惜与保护。
（二）四一四存在的历史意义
人类社会在发展的长河中会不断的犯错误，走错路。大家不妨细想想，任何错误也都是有层次的。有的错误既可以原谅也可以理解；有的错误不可原谅的，但可以理解的；有的错误可以原谅，但不可理解；文革的错误则是既不可原谅也不可理解的。
文革是中国历史，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偶然而必然出现的一头凶恶怪兽，它所吞噬的不是污泥浊水，不是邪恶与丑陋；恰恰相反，它所破坏的是一个民族几千年积累下的传统文化和任何一个国家必需具有的社会秩序，它所吞噬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人类的善良与良知。
在这头怪兽的屁股上加上一鞭子让其继续向前撒野作恶，还是迎头给上一锤子阻尼，减弱它的破坏力，效果当然不一样，历史的定位也当然不一样。
在今天看来四一四的“红线主导论”当然是十分片面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教师和学生的绝大多数是提高的、进步的和革命的；它的外延是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所以，恰恰正是这个“红线主导论”起到了“以子之矛攻子这盾”的效果，给了这头怪兽当头一锤子，与此伴随的“回归论”、“叫停论”、“转舵论”、“五个正确对待论”等都是阻止这头怪兽向前撒野狂奔的力量，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极少数极端极左分子作为中央文革的马前卒，专为中央文革做坏事和脏事，则是为这头怪兽继续撒野作恶的力量。
如果以文革为参照物，四派力量就是负能量，团派力量则是正能量；
如果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物，文革的力量本身就是负能量，阻止文革的任何力量都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负负得正，四一四正是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这就是四一四存在的历史意义。
（三）激进造反派学者不可能得出合理的结论
关于四一四对文革的阻尼作用，杨继绳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他说：“毛泽东支持蒯大富，不喜欢“四一四”。周恩来是同情“四一四”的，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两派是明显地感觉到了的。”老杨的这句话是说得很好的。
多少年来，我还始终记住了周恩来的另外一段话，那是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的：“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这段话并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以无数事实作注解的历史真实。
为什么老杨对周恩来的整体评价用词如此峻刻？为什么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盯住了所谓的“紧跟”，看不到周对“四人帮”的“斗争”？为什么漠视周为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所做出的呕心沥血的努力？
这其中的原因，也只能由老杨自己去“斗私批修”了。
蒯大富在５３０成立革委会破产后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戚本禹他们的态度都不一样。江青、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他们是比较明显的偏向我，批评４１４的，周恩来就从来不对４１４说一句批评的话。”
蒯大富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深深的怨恨与愤懑！尤其是“周恩来就从来不对４１４说一句批评的话”，可见他对周恩来的怨恨情绪至今很饱满。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中说：“周恩来在处理清华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与毛泽东存在差异，甚至明显不一致。这种情况伴随着清华内部矛盾斗争，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
作为与蒯大富同荣同枯的战友，韩爱晶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外校人对清华两派的观察，也体现了蒯大富的心声。尤其是“伴随着……直至毛泽东和周恩来离开人间”，有一种“看透了”沧桑感。
如何理解周恩来对四一四的珍惜与保护？因为四一四的一系列的观念与主张，尤其是反极左、红线主导论与周恩来的文革观是高度一致；四一四是他的社会基础。
当我们认识到四一四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对这些问题都不难解释了。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杨、钱没有思考，也不认为他们的思考就不是真诚的，但真诚不等价于真知，心怀真诚也未必就能触摸到真理。
因为他们至今所持的仍然是当年的激进造反派立场，和我们的思考起点不一样，思考方向不一致，所以与我们的结论也不相同。
八、本文以杨继绳自己的一段话暂告一段落
本文旨在讨论文革是“一条线，还是两条线？”杨、钱二位认为文革有两条线，还有“三种政治”。其实哪来的“两条线”和“三种政治”？文革中自始至终只有一条线，即“毛线”。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革中的每一次所谓的“胜利”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刘少奇也好，“二月逆流”也好，林彪也好，都不过是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特殊的地点对“毛线”有所不满、有所抵触而已，很难从事实上和性质上上升为“对抗”。
即使文革初期，刘也只不过是因为处于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地位，按照自己的理解，按照党的一贯传统，也是毛“反右派运动”的办法去领导运动而已，而绝不是什么为了“对抗毛”，甚至什么“先出招”。
杨继绳自己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我是基本赞成的。
“在这个政权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文革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有3500万名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共是执政党，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但是这段话说的是文革结束时，所以特别提请作者与广大读者想一想：十年文革中，甚至文革前，不早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吗！尤其是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当“个人崇拜”迅速地演变成“个人迷信”、“造神运动”；尤其是在毛泽东于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后，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何须等到“文革结束时”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