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木移民美国，我也是在推特上看到的，发现他发了几个很感性的推文，例如说美国有收费公路，有人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从这几个贴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具体认知基本上停留在初来乍到的移民层次。为什么这样说？就拿“美国很多人看不起病”来说，这个就错到太平洋对岸了，如果世界上有200个国家的话，那么，排在第一“看得起病”的国家就是美国，甚至比我所在的全民福利的澳洲还厉害——因为美国人的医院是先看病救人，然后才给你家寄账单的。看病前和看病过程中，根本不用交押金，更不用交钱，何来看不起病？当然，如果你是有工作，而且还有不少钱的话，恐怕有时得了大病，就真看不起了。美国有对穷人的救助，但对于富人，你得倾家荡产之后才能得到救助。
美国过去三十年几乎没有一位因为看不起病而跳楼自杀的，那种因为没有钱而被拒之医院门外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所以，说美国看不起病的人多，有一个前提，和哪些国家相比？如果是和地球上的国家相比，这结论还真有问题。我自己在二十几个国家生活过，都有医疗经验。
但乔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叹？如果没有对比，他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所以，我们说，乔木说美国看不起病，是与他自己在北京所见所闻相比。乔木在北京是高校老师，医疗保险自然是中国人中的前百分之五，甚至更少。这使得他的比较有失偏颇。美国人看不起病的，很可能恰恰是高校老师，因为他们收入高，如果不买医疗保险，又不想看病不交钱的话，真得花不少钱看病。但恰恰是需要救助的美国公民，几乎不用担心看不起病。
乔木对美国的一些批评引起了环球的高度关注，环球网写了一篇《中国公知以批华博取声名 赴美3个月却认知反转》的雄文，对乔木和他代表的公知进行了批判。对比乔木在国内外的一些帖子，还有这篇文章，大家好好看一下，我暂时放下小贩工作，给一些年轻人包括环球普及一下基本常识，谈点看法：
首先，乔木在国内批评中国，到了美国开始感到美国有些不尽人意，开始批评美国，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公知以批评为天职，不管在哪里，都应该以批评为主。我发现乔木是比百分之九十九来美的华人要幸运，他竟然是直接办理移民过来的，相比那些奋斗多年拿不到绿卡的华人，他一过来就是绿卡了。今后他和他的家人就要生活在美国了，他嫌美国的一些东西不好，再正常不过了。正如他住在北京时，一定会批评雾霾一样，因为她的女儿要每天呼吸，他不批评，促使政府下决心改进，他的女儿长大后可能会得严重疾病。但她女儿现在已经不是北京人了，是华盛顿人，那么，他应该关心什么？他可能不用批评雾霾，而是要批评美国的枪支政策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环球》搞错了方向，环球在中国，从来不批评中国的哪怕是人人皆知的弊端，反而每天都有几十篇文章批评、讽刺美国，实在让人搞不懂。弱弱问一句：美国关你啥事？你们有什么人生活在美国吗？美国的媒体说到美国，几乎都是批评的口吻。批评让人，也让国家进步，不知道批评的人和媒体，都是奴才。《环球》批评乔木没有问题，但用这种口吻批评，就太偏了，我倒觉得，《环球》应该向乔木学习，你在什么地方，就要担负起批评你所在地区的弊端的责任，促使它更加美好。
其次，中国公知在监督批评所在地区（包括中国）的事儿没什么问题，但一些中国公知在对西方的认知上确实有一定的偏差，或者偏激。我是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才回到中国，我的自由主义是从锅碗瓢盆开始的，回到中国，广泛接触到被称为“公知”到阶层。我的思想大受启蒙，这些公知也大多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一段时间以来，我这个小贩也混成了“公知”圈里的一位……
但我确实感觉到这几代的中国公知不像胡适那一代人，都有海外留学、生活的经历，对西方的了解绝对不限于理论和书本，而是切实有感受——无论好也罢，坏也好。可我们这几代公知对海外的了解基本上都限于旅游、短期访问，即便长期访问（超过一年的），也都是坐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基本上不涉及柴米油盐。这些公知在对自己所在地方（国家）爱之深、恨之切的同时，都多多少少对西方一些国家有很强的崇拜与美化，严重的时候，连我都看不下去。很多时候，听她们说起西方，也是错误百出，好在他们写文章大多从理论出发，并不讲故事或者举例。由于他们在理论和学识上属于我的老师一辈，我也就不好意思指出来。可是，很多海外华人都是有看法的。
对自己研究的对象没有切身的感受，往往会让自己的文字失去说服力，甚至公信力。我们知道，周小平一辈子没有去过西方，他也发誓说不去美国，所以他写美国的文字，基本上十句有九句是错的，另外一句偶尔日期和地名会弄对。可是，少数中国公知，确实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当然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性质完全不同，可是，在了解实情的读者看来，可能差别并不大。
这种对西方的认知偏差会否影响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应该不大会，但公知的特点是理论结合实际，这样就有些问题了，尤其是当你试图用理论和观点指导行动的时候，不是到处碰壁此路不通，就是和实际太脱离，过于理想主义。这事我今天就不展开了。大家对照反省一下吧。这也是当今中国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最后我想谈点更实际的事儿，就是来北京的切身感受。在北京高校任职到美国来，乔木很多抱怨除了思乡，还有一些是真实的：作为一位接近北京高端人口的大学老师，来到美国，除非有很多钱，否则，会处处感到不方便。从我的经验出发，这和贫富差距悬殊，高中低端人口混杂居住有关。在美国，除了大富之家，如果你平时舍不得花钱（更不用说你老是用中国的汇率来换算手中的美元），你得自己做很多事情，包括通马桶——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我在澳洲通马桶的事，我家马桶坏了，找人来通，结果发现太贵，上门费要500美元！随即我发现他的工资比我还高——想一下，在中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随便到街边找一个“低端人口”，几个美金就搞定了……类似的事情非常多，中国是“高端人口”的乐园，美国的乐园则对高中低端都敞开。所以，福建一些可能永远无法脱离低端的人偷渡到美国，翻身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机率要比不偷渡过来的高上几百倍还不止……
问题是，高端人口感觉到方便、开心时，那些低端人口呢？在美国，尤其是澳洲和加拿大，至少从这个层面讲，没有高低端人口之分！这是深入骨髓的平等，也是公知们最推崇的理念，当然我知道，很多人追求的是他们要和上等人的平等，一旦遇到下等人要和自己平等时，就不太乐意了。
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加拿大温哥华一华人社区发生了抗议活动，抗议温哥华政府要在他们这个房子昂贵的学区建立流浪汉之家，这些华人担心孩子安全和房产降价，走上了街头，要求民主。但对于加拿大和澳洲，在一个方便的地区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流浪汉的收容所，正是民主理念之平等最重要的方面。只是这事被华人碰上了……
《环球》拿乔木发闹骚的推文做文章，好像捡到了宝似的，恰恰应该反思的是《环球》。一个媒体一定要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即便看得再远，也是为了收回到自己的这块土地上，让自己的地方更加美好。对于乔木，我要说的是，想说啥就说啥，这才是真正的公知。中国有方便和好的地方，应该说，但不要忘记你方便的背后那些看不到的低端人口们的努力；美国有不好地方，要大声批评，让你们认为很美好的地方更加美好起来，难道不是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
对于所有的人，我想说的是，事实真相比你的观点和立场更重要。中国几千年历史，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包括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让这么多人富裕起来，让我家乡农村以前比我们家穷很多的农民买了小车，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并为之奋斗、再接再厉。但相比很多西方国家，中国在价值理念和制度上有一个巨大的坎需要翻过，在翻越的过程中，需要所有的媒体、有良心的学者、网友和公知保持警惕、挑剔和批评的态度……
杨恒均 2017/12/14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