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31, 2016

中共文艺界二元老声明支持杜导正 拒绝被接管

博讯2016731 综合报道)

     【博闻社】中共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夺权清洗事件,仍然未了。中国知名老一辈作家邵燕祥730日发出《给文化部艺研院的公开信》,宣布拒绝被夺权,支持杜导正等原班子。

     公开信如下:

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党政主管层主要负责人公启:    

     我是由老共产党人杜导正同志创办并主持了二十五年,于今年七月十七日再由杜导正同志正式声明停刊的《炎黄 春秋》杂志的编委会成员之一。

     作为原《炎黄春秋》编委,对于七月中的以来贵院针对原杂志社所造成的系列事态,从网上断续获知后,乃于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互 联网发表个人声明,支持老社长杜导正的《停刊声明》,并表示我的编委名义相应自然终止;今后如有以“炎黄春秋”冠名的出版物及相关活动,一概与我无关。

     另一编委袁鹰同志决定采取同一态度,他因老病不便,委托我一并代为卢明。

     今发现仍有挂牌“炎黄春秋”的网站,据闻为贵院所办,竟继续挂出原“炎黄春秋》顾 问和编委名单。现我郑重要求贵院即日起从上述编委名单中撤除邵燕祥和袁鹰的名字。我们将依法维护个人的姓名权,对今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必当依法问责。

  专此 布达。

            邵燕祥    

     邵燕祥发信附言:

     本人与受信方从无往来,素知普通公民致函官方单位,常被置若罔闻,视若无睹。特发此公开信,请各方读者作证。别无发声渠道,亟望热心网友代为转发是幸。又,本人日内回京一,将以实名电邮发往该院官网。

     邵燕祥,著名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祖籍浙江萧山,1933年出生在北京,北平中法大学肄业,后在华北大学结业。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记者。

     1958年初被错划为右派,19791月改正。1978年至1993年在《诗刊》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中国作协第三、第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

     袁鹰,原名田钟洛,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散文家,政治家。生于一个破败的地主家庭。1943年考入之江大学教育系,在校期间即参加《莘莘》、《新生代》、 袁鹰《联声》报刊的编辑。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被分配在学生运动、文艺和宣传部门工作,长期在报社当记者、编辑。

     195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历任《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副刊编辑。建国后,《解放日报》文教组组长,《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散文世界》主编。曾发表过《白杨》,《筏子》等优秀作品。

资中筠:祭文

(明镜网,2016 7 30 日)     
【题解】文天祥第一次被捕时,未即死,因有所待,以为事有可为。他的学生王炎午对他有误解,以为他贪生,因此作《生祭文丞相》文,促其殉节。后来知道是误解,在文天祥殉难后又作祭文痛悼之。这个典故用在此处并不完全贴切,只是取其将死未死之时的“生祭”。
  “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这是Y·H二十周年纪念时我的贺词,自以为概括得还准确,也是我的期许。
  以下摘录一些过去与此有关的讲话:
    2013年新春联谊会,多数与会者对新的开始充满乐观的期待,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围绕
“宪政”的主题,后来产生一篇联名上书,提出全面的建议,完全是建设性的,可谓充满了正能量。我却未签名,一则因为我原则上不喜欢联署上书言事,在“致君尧舜”和“开启民智”之间,我认为前者是无用功,后者才是希望所在。更重要的是我并不分享那种乐观情绪。后来证明,乐观是过早了,那个体现一片赤诚之心的文件竟被列入了应予封杀的“噪音”,再不得见天日。那个关键词本身也被“敏感”了。
     2014春节联谊会,我讲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朝野有没有共识?  我想至少有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不希望发生动乱,都希望能够和平地进行深化改革,渡过社会转型。但是通过什么途径,用什么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分歧好像很大。很多事令人想起明朝顾宪成与王锡爵的对话,顾在野,王在朝。顾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何也?”就是在很多是非问题上,“朝”
“野”的看法完全相反。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很得人心,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而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各种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那么依靠谁反腐?是孤家寡人,还是依靠全社会的正义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认为腐败已经这样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众的强大力量,是难以乐观的。(按:关于反腐的这段话,后来被作为我的“错误言论”向我提出指责。我左思右想觉得没有错,所以还坚持。我真不明白,真话、真相,乃至常识,就那么可怕吗?) 
  听说本杂志在多数报刊下滑的情况下,订数大幅增加,这固然令人鼓舞;但是另一方面,多数报刊不景气的现象并不是正常现象,不少曾经拥有许多读者,辉煌一时的报刊,一再遭受风霜雨打,逐步凋零,这种情况令人担忧。我宁愿本刊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中的一株。(现在证明,一枝独秀是难以持久的)。
  中国最需要的是培养理性的、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顺民。实际上,愚民、顺民并不能保证社会安定,没有明确的公民意识,没有法治观念,在某种情况下,顺民很容易变成暴民。建立公民社会是当务之急。我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会获罪。如果把最讲理、有良知、有正义感、主张温和渐变、培养公民社会的人都打压下去,一旦有事,顺民无告,变成暴民,那才会无序大乱,是十分危险的。(可虑的是,现在“暴民”真的有日益增加之势,社会戾气上升)。
  在许多革命老前辈面前我不敢言老,但是我已是耄耋之年。生于斯、长于斯,而且一定终老于斯,不会再用脚投票远走他乡。我对这国土无比热爱,也见证过我们的民族历经苦难,人为的饿殍遍野、精英备受摧残,再也不希望看到社会动荡,民族再蒙灾难。正因为如此,开启民智才是当务之急,这也是我所寄希望于这本杂志的。
  以后两年,新年联谊会都遭禁。今春为此杜老气得血压升高,以死相拼,勉强临时凑成一次聚餐。节日聚餐要以性命相博,这也够得上世界级奇闻。
  实际上,这份杂志从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年年风霜雨剑严相逼,每年新春聚会都有一种悲壮的气氛。近两年风急雨骤更加升级。其实两年以前就有准备“玉碎”之说,另一种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协换取生存,但是妥协以不损害原则为底线,有人戏称“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说,我属于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一向悲观,杜老承诺的这个“不碰”,那个“不碰”,已经逼到墙角了,这“底线”在哪里?守得住吗?改革开放以来,曾有过报刊蜂起,众声喧哗的短暂的繁荣,但是此起彼伏,前赴后继,各领风骚几年,有的甚至几个月,或灭亡,或名存实亡(底线崩溃,完全变质)。一本刊物延续25年已不寻常,其原因众所周知,端赖老人的支撑,前期还有更高位、更老的人作后盾。现在他们多已作古。杜老的党龄长于方今能仗势对他颐指气使的任何在位者的年龄。前此,也许还赖组织内论资排辈的传统,或者还有一丝丝残存的敬老的伦理,才勉强容忍,得以不绝如缕至今,而并非是他一片救党救国之心感动天庭。我理解老人在晚年有所觉悟之后的一片赤诚,就凭他能对他在位时执行错误政策曾经伤害过的人,一家一家走访道歉,就令人感佩,而这份杂志正是他觉悟后的见证。当然不止他一人,还有一批从耄耋到期颐之年的老人,都同此心。他们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当然包括思想解放)的初心不变,所变者,是对途径选择的认识。其志可敬,其情可悯。
  但是,这终究不是正常现象。现在这些都已无效。有一幅“办得不错”的题字,年年挂出来,却也起不了“丹书铁券”的作用。我曾设想,可能在某个契机主动“安乐死”,可以避免在温水煮青蛙中苟延残喘,一辱再辱的痛苦,最后连“玉碎”都不可得——杜老以90高龄与名望,这几年所受屈辱,非外人所得尽知。他忍辱负重,苦苦支撑,如果不是为了事业和良心,是难以承受的。我尽管是杂志的忠实读者,兼作者,还挂名编委,但终究不是内里人,也许旁观者清,但决不是冷眼旁观,只是揣情度势,做出自己的判断。
  然而我尽管悲观,还是对现实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最近几天鲁迅的一句话经常在脑际出现:“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肆无忌惮,公然撕破协议,无法无天,这样的以城管对小贩的暴力手段,或者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手段施加于一个机构,这样对待一位因丧妻之痛生病住院的老人,乘人之危,急不能待地打家劫舍,鹊巢鸠占,还瞄准财务、出纳(恐怕那笔不大的资产也是重点目标),真是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敢做的。至于没有执法凭证意图强行搜包、搜身(尽管未能完全得逞),无理阻挠一个机构履行依法纳税义务,则已经明确触犯了法律。这种种暴行出自一个以“文化”、“艺术”为名的机构,最后一点文明的外衣已经撕去,礼义廉耻荡然无存,“我是流氓,我怕谁?”呜呼,我欲无言,我能何言!
  本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长存的事物,一份刊物的沉浮也是常事。只是围绕它所发生的一切,突显出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我泱泱中华大地上文明与野蛮的竞赛,所以不能沉默。
  现在,受害方还在用文明、法律的手段,根据白字黑字的协议维权、申诉,再给法治尊严、公信力、人道、廉耻一次机会。还有谁会珍惜这个机会吗?
  资中筠于2016.7.28 深夜

Saturday, July 30, 2016

陶斯亮:心疼杜老!

(明镜新闻,2016-7-27)
    94歲的杜導正,照理我要管他叫叔叔,因為他是與父親共事過的老前輩。最近,杜叔創辦的炎黃雜志再次遭到某部門整肅,而這事做得仿佛時光倒流,一夜回到文革中。杜老又在醫院,失去伴侶的哀痛壓在心頭,不設防中又飛來橫禍。老人氣憤地說:“我憤怒!我抗議!我是老共產黨員,我們黨里的同志怎么能這么搞呢?”看到老人身心備受折磨,好心疼!雖然人微言輕,也要仗義為他說幾句公道話。 
    今年61日凌晨,與杜叔相濡以沫七十年的老伴突然去世,杜叔悲痛過度,血壓高到了200以上的危險警界線,心臟也出了問題,不得不住進醫院以防萬一。我無法想象7月中旬發生的“炎黃事件”對這位虛弱的老人是怎樣冷酷的打擊!
     記得續阿姨剛去世后,我去家里看望杜叔,剛見到他時,他的冷靜讓人害怕,因為你明知他強壓下去的是痛徹心脾的煎熬。他女兒說,他想隨老伴去了的心都有。見到我,杜老照例搖著大蒲扇,感慨地說:“夫妻感情太好了也不好,我跟你續阿姨生活了七十年,沒有吵過一句嘴,如今她突然走了,受不了啊!”他突然失聲痛哭起來,但又立即強壓下去。我多希望他能痛痛快快哭一場!
    望著傷心欲絕的杜叔,我想不出可以安慰他的話。這個瘦弱到風過打晃,步履蹣跚,背駝腰彎,耳聾眼花的耄耋老人,能過得去失去摯愛的這一關嗎?
    望著杜叔叔,不由得聯想到他的坎坷人生。1937年,年僅14歲、正在縣城上初中的貧苦孩子杜導正參加了中國共產黨。跟一些黨內文人不同,他是真正經過戰爭洗禮的,槍桿子和筆桿子都精通的老同志。1956年杜叔調到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1959年因向新華總社報告廣東農村嚴重缺糧的真實情況,被廣東省委批判16場,并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下放農村勞動改造。而給予杜導正如此不公處理的,正是我的父親,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
    但杜叔并未因個人恩怨而對我父親心存絲毫芥蒂,無論是為父親平反昭雪,紀念父親的80歲、90歲、乃至100歲誕辰,不論是寫文章還是接受別人的采訪,我認為他寫(或講)得最為客觀公正,感情也是極真誠的一個。他以博大寬厚的情懷,真正做到了“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杜叔在任何場合包括我在場,都從不回避他挨陶鑄整的這段經歷,同時也從不掩飾對陶鑄的敬重和深情厚誼。他很喜歡與我談他與我父親的往事,說到動情處他會哽咽,甚至潸然淚下。這讓我有點發懵,心中暗想“這倆人是怎么回事啊?”時間久了,琢磨多了,也就明白了,杜叔與父親沒有私人恩怨,在“黨內路線斗爭”的大旗下,出了多少
“反黨集團”?而在批判與被批判者之間,有幾個是泄私憤的?在那樣的政治浪潮中,人們有意無意地隨波逐流,傷害無辜,同時自己也難逃厄運。想通了這條黨內顛撲不破的規律后,也就一通百通了。
    也許有人質疑,一個90多歲的人還把著社長崗位不放,太專橫,太戀權!其實,杜老做夢都想把權交出來,特別是他女兒杜明明,四處哀告合適的人接替老父親,讓父親能安度殘年。但要接杜老的班又談何容易?炎黃這個地方,不是誰都能來的,更不是什么人都愿來的,這人不僅必須把握得住炎黃既定的辦刊宗旨,還要德才兼備深孚眾望。杜叔對我器重有加。他極力讓我這個門外漢參加到炎黃這支隊伍中來,但我尚有自知之明,一根空心蘆葦,如何進得了這座廟堂?所以幾年來,一直半推半就地站在炎黃的門邊上,不免讓杜老失望。
    他也曾屬意過幾位接班人,其中有的是黨內開明人士,有的是體制內精英,有的是紅二代,但由于那些人的種種原因,杜老始終未能卸下身上的重擔。這讓杜老苦惱不已,甚至說出“你們就可憐可憐我這個老頭子吧!”
    沒人能夠站出來接替他,所以這位病弱的老人,至今仍站在炎黃的最前沿,去頂住那一波又一波的狂風暴雨。而今,擺在他心目中首位的,是炎黃的生存問題,形勢趨緊的格局日甚一日,所以更沒人能替他了!
    胡德華最終站出來愿幫杜老一把,前提是杜老仍擔任社長,即便如此,老人已經非常高興了。但德華沒幫上幾個月,就被人家給撤了,可貴的是,他始終與杜老、與全社同事站在一起,進行著頑強的抗爭。
     杜叔一直處在政治的風口浪尖上。“左”派人士對他的批評很猛烈,這好理解;可是有時連“自家人”也對他有誤解。以我這個“門邊人”看,他為“炎黃”生存而采取的-些策略,讓社內-些小將不理解,2014年引發幾位有才華的年輕人(吴思?)離去,而得力助手楊繼繩又在2015年被強制退出,所以杜叔萬般無奈地重新扛起“炎黃”大旗,個中的艱辛不為外人知,更不為外人解。我看到這位老人,明知前景是路斷旗倒,他仍然極力保住這塊能講真話的陣地,并認定是對黨有益的,因為它“幫助黨和政府團結了成百上千的高級知識分子”。
    不了解杜導正的人也許會認為他很強悍很霸蠻,也對,他在精神上的確很強大,他意志剛強,思維敏捷,對黨和國家的命運有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責任感。因此,1991年蕭克將軍點將讓杜老籌建雜志時,他就將"推動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與現實,推動開放改革“作為辦刊宗旨。后來又歸納為”實事求是,秉筆直書,以史為鑒,與時俱進“這16字方針。如今25年過去,連炎黃的主管單位都不得不承認它”99.9%的文章都是好的“。
    杜叔并不是一個只會蠻干的人,他政治經驗豐富,他統計過,過往的政治運動,他斗過別人27場,被別人斗過70場,運動過去后,對那些被他斗過的同志一一道了歉。所以他說“我對黨內斗爭太了解了!”他儒雅,從諫如流,我經常給他提些意見,雖然耳背,但他仍然會將手放在耳后,全神貫注地聽,覺得對的馬上采納。他從不認為自己是黨內異己,他對自己的定位是“體制內溫和改良派”。25年如一日,不改初心。他制定的“八不碰”原則,不挑戰黨和國家的底線,這讓總想“有所突破”的年輕編輯們多少有點失望,但杜老始終捍衛
“八不碰”原則。這就是:1.六:四事件不碰,2.當代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親屬不碰,3.法功和宗教問題不碰,4.多黨制不碰,5.三權分立不碰,6.“軍隊國家化”不碰,7.民族問題不碰,8.由劉曉波發起,并有多人簽名的“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本人不碰。
    社會上看到的杜老是個死硬老爺子,但我看到的是一個睿智、知進退、顧大局的老同志。不說以往,僅就今年來說,杜老已經是一讓再讓。元月號的新年致辭,因出現“憲政”一詞,上面讓必須撤換,在征求多數社委意見后,雜志社將已印刷好的十幾萬份刊物作廢,換了稿子重印。緊接著是新春聯誼會事件,雖然邀請早已發出,但杜老還是換了場地,縮小了規模,限制了發言人數。及至5月份,正值文化大革命發動50周年,炎黃這塊史學重地,本來準備了5篇高水平文章,由于“不許”,最后只發了一篇談文革史學術研究的文章。像這樣的事每年都在重復上演,炎黃從未偏離既定軌道,能說杜老沒有黨性嗎?反過來看看,一個用自己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的黨,一個由否定文革才重獲人民信賴的黨,在文革爆發50年的時刻,發出了“不許”的噤聲令,不是很令人費解嗎?
    望著杜老、李銳、何方這些老革命老前輩,受過血與火的生死考驗,受過常人難以忍受的委屈而癡心不改,說他們對黨對人民有二心,我想沒什么人信!那對他們為什么還像防川似地必欲封口?溫家寶初任總理時,曾引用林則徐的一句話“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在這樣的嚴峻時刻,杜導正和他的老戰友、老同事以及年輕的同仁們,何嘗不是這樣呢!

ZT妖魔化西方民主的十个反智洗脑谎言

(016-07-19 ,共识网;作者:感悟生活)
摘要  一个自由、民主、遵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是欢迎的,正如美国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那样。但是,如果你的“崛起”,肆意破坏国际秩序和法律体系,或者背离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残酷对待国内的民众,不但美国害怕和反对,全世界都会害怕和反对。
 【郑重声明:正如官方媒体所言,中国作为一个现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民众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因此,本文所提及的专制国家、专制制度均不针对中国,而仅作社会学的一般概念来使用。】
  一个民族,如果大多数民众被官方媒体的洗脑宣传丧失了对常识的判断,很难想像这个民族会有卓越的创新和长久的发展。如果不认清官方媒体反智宣传的危害,大部分民众缺乏起码的独立思考能力,像几十年前官方鼓吹的那种亩产十万斤、百万斤的神话,把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作为牛鬼蛇神加以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常识一:西方民主制度真的是虚伪骗人的么?
 一个社会制度是否虚伪、骗人,关键是看这个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是否做到了它标榜的那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世界各国制度形式上千差万别,本质上只有两种制度,即要么是民主制度,要么是专制制度。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就是专制,没有所谓的西方民主或东方民主之分,当然也没有南方专制与北方专制之别。民主制度的共同特征是:多党竞争,公开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核心是多党平等竞争。专制制度的共同特征则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核心是一党专政。因此,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核心是一党专政还是多党平等竞争。
  如果一个自称为民主的国家,却实行一党专政,那必定是虚伪的;同样地,一个被称为专制的国家,实行的却是多党平等竞争的制度,那同样是虚伪的谎言。一个天天说谎的国家,却总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在说谎,而且绝大多数民众对此深信不疑,这就决定了这些人及其子孙的悲剧性命运。
  常识二: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真的没有好坏之分么?
 这个问题五毛们一直不敢正面回答。官方的说法是,只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才是好制度,中国人民已经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西方那套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毛泽东在40年代就对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194374日为《新华日报》所写的社论中说:“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及其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都把美国当眼中钉
,都是极端的反美、反民主、反人类文明的垃圾。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毛泽东的这些话,很好地回答了五毛们刻意回避的上面这个常识问题。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上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整体而言,民主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医疗水平等各方面远高于专制国家;一些原本历史、文化、民众素质和资源十分相近的国家,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南北朝鲜和东西德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差异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民众享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民众,却经常因言获罪,甚至被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只要是人而非畜生,都能看清两种制度的巨大差别。
  常识三:泰国和埃及的民主倒退能证明民主制度靠不住吗?
 民主国家的失败和专制国家的成功无疑都是小概率事件。不能用小概率事件否定规律,这是常识。这就好比人都吃饭,但有吃撑死的,你能说吃饭会死人吗?还有个别的精神病人吃屎,你能证明所有人都喜欢吃屎吗?个别专制国家短时间内的经济成功,不能证明专制制度优越,同样地,个别民主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倒退,也不能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
 实际上,辛亥革命时,全世界只有约20%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二战后民主国家占到了40%左右,到苏东解体后5年时间,全世界超过70%的国家成了民主国家,最近几年来的颜色革命,又让全世界更多的集权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即使有泰国、埃及这样的民主倒退,目前全世界的专制国家数量已经剩下不到10%,而共产主义国家则剩下区区4家,其中越南还义无反顾地朝邪路飞奔而去。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大方向,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泰国和埃及民主转型的失败或暂时倒退,有其自身的特殊国情和历史,但相信同样无法抗拒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
  常识四:新加坡和日本的执政党长期执政能证明专制制度的成功吗?
 首先,新加坡是一个面积比北京还小的小岛。地理环境、领导人素质等都有不可复制性,因此也不具有代表性。同时,新加坡是一个主要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其民主形式与法制都很健全。新加坡有反对党,有竞选,并非一党制。随着强人时代的结束,它将会迅速成为一个更民主的国家。大约5年前,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就以中文官方专稿形式严正辟谣,详细介绍了新加坡是一个多党平等竞争的民主国家,绝非一党统治的专制国家。(戴按:新加坡恐怕不是一个多党平等竞争的国家)
 同样地,日本在战后长期由自民党执政,也不能说明日本是一个专制国家,而是人民长时期认同自民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后来民众不认同了,自民党只好交权下台。民众看看反对党上台后不行,又选了自民党上台执政。
 一些御用文人和官方媒体拿新加坡和日本的执政党长期执政,带来经济的繁荣发达,以此证明专制制度优越,不仅犯了以小概率事件推定普遍性规律的逻辑错误,而且根本就是拜错了祖宗、烧错了香。
  常识五:印度的经济落后能证明民主制度的失败吗?
 印度有错综复杂的宗教矛盾和种姓制度,而且没有推行强制计划生育,人口自然增长率现在是中国的3倍,总人口很快就会超越中国。民主确保了它的多样性。尽管它的GDP总量和国民人均收入现在都远不如中国,但它实现了全民公费医疗和义务教育。官方媒体更不敢报道的事实是,最近3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中国!印度人不用担心国家政治体制有大的动荡,个人也不会因言论而失踪。如果不民主,以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很可能经济上更加落后。(戴按:印度自1947年独立之后,在经济上长期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从来没有人说过民主制度十全十美,更没有人说过民主制度能让所有国家迅速富裕起来。实际上,民主制度也有其缺点,比如因为决策透明且效率低下,民主政府玩阴招就玩不过专制国家;又比如,民主国家无法以随意牺牲个人利益来进行公共建设,因为不能大规模强制拆迁,就无法做许多面子工程。
 相对于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从大英帝国的“光荣革命”算起,现代民主制度仅仅建立了三百余年,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制度才建立了不到百年,就整体而言,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远超过专制国家。最近30多年来,更有大量经济落后的专制国家,在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快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成就了这个时代人类最动人心弦、最激动人心的伟大社会变革!
  常识六:民主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吗?
 经常听到反对民主的自干五五毛说:中国不能民主,因为中国内有56个民族,外有趁火打劫的外敌。一旦民主,中国就会社会动荡,国家会四分五裂。 这种观点看似有一点道理,但是却没涉及到本质,究竟什么原因才导致国家分裂呢?
 首先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古代都是专制集权的国家政体,重复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每个朝代都经历了“建立--发展--强盛--衰弱--解体”的过程,由强而衰都是统治集团无法自我完成革新,导致社会失去活力。最后不是农民起义,群雄并起,就是内部腐败堕落导致被外族入侵灭国。外族入侵与内乱只是表面直接原因,内里深层原因是统治阶层利益固化,无法完成革新,最终灭亡。
 再从世界其他各国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分裂的国家很多,比如南斯拉夫联盟,苏联,印度一分为三等。这几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外族占比比我国高得多。专制集权虽然能表面维持一统局面,但当专制制度无法保持活力,走到穷途末路时,一旦专制制度崩溃,国家自然就分裂了。因为专制没有不灭的,而强大的分裂势力就会借机而起,这不关民主什么事。   更重要的是,国家存在的惟一目的是保障民众的幸福,并非国家越大越好。实际上,一些民主国家总是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国家统一或分裂,印尼与东帝汶的和平分手,英国北爱尔兰、苏格兰地区的独立投票,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投等都是最好的例子。民主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完全是民众的自由选择,并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不存在所谓国家四分五裂的担忧。

   常识七:民主带来了伊拉克的战乱和倒退,证明所谓民主是最大的祸害?
 中国官方媒体对伊拉克的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萨达姆倒台后,没有了强势政府,导致社会管理失控,天天炸弹爆炸,民不聊生。中国官方媒体整天夸大伊拉克民主转型带来的混乱,却无视这样的事实:1988,萨达姆对库尔德人聚居的哈拉巴贾用飞机投下化学武器轰炸,造成了约5000平民死亡。与此同时,萨达姆政府在北部地区实行了旨在种族灭绝库尔德人的
“安法尔行动”。伊拉克军队将库尔德村庄整村屠灭。据估计,有大约4000个村庄被伊拉克军队毁灭,18万人死亡,150万人流离失所,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发现无数的万人坑。萨达姆政权就是靠这样的残酷统治,维持了伊拉克所谓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
 今天的伊拉克,不但建立了运转正常的民主制度,并成功举行了多次大选,而且由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全民福利的改善,人均寿命有明显增长;虽不时有恐怖分子滥杀无辜,但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库尔德人也放弃了武力反抗,每年不再有成千上万的政治异己分子被政府秘密警察和军队处死,现在每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比萨达姆时期下降了95%以上!
 为了说明民主给伊拉克带来的混乱,每到伊拉克大选,中国官方媒体总是卖力宣传伊拉克到处都是爆炸和暗杀,各路专家更解说由于恐怖分子威胁将血洗各地投票站,预测伊拉克的投票率将会不到30%,选举结果无法反应真实的民意。事实是,每次伊拉克选举都让中国官方媒体和各路专家们大跌眼镜——民众踊跃投票,每次投票率都高达70%左右,这在民主国家中属于非常高的投票率。这既说明伊拉克根本没有中国官方媒体宣传的那么混乱,同时又说明伊拉克民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远比中国御用文人想像的强烈。
 尽管现在IS恐怖组织仍然活动猖獗,但伊拉克推翻萨达姆独裁政权之后,社会、经济仍然得到了全面发展。让我们看两组最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数据:2002年萨达姆倒台时,伊拉克人口是2558万,人均GDP仅有625美元;在萨达姆倒台后,到2014年底,伊拉克人口增长到3600万人,人均GDP增加到7639美元,排名超过了中国。事实上,近年来伊拉克尽管有恐怖组织IS作乱,然而无论是人口还是9%以上的GDP增长率均远远超过中国。这是中国官方媒体从不告诉民众的客观事实。(戴按:小布什政府发动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错误的,使伊拉克人民和美国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伊斯兰国的出现和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旺,很可能与此有关连。)
 事实上,不仅伊拉克,曾经被中国媒体用来恐吓民众的民主化混乱国家,仅仅过了20多年,现在许多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智利、赤道几内亚、乌拉圭、拉脱维亚、克罗地亚、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等。许多中国人印象中穷得要死的非洲国家,大多数在民主转型之后,短短20多年人均GDP已经超过中国,其中一些更已经挤身发达国家之列。只有那些井底之蛙才会认为只有中国才是最近20多年来发展最快的国家。
  常识八:美国总统选举是假的,是富人操纵的烧钱游戏?
 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要经历党内初选、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候选人、全面投票、选举人投票等多个环节,历时一年左右。由于竞选活动需要雇用工作人员,制作竞选标语和招贴画,布置演讲场地,发布广播和电视广告等,因此花费高昂。估计希拉里和特朗普投入2016年美国总统的全部选举费用,最后总计在10亿美元左右。
 特朗普本身是大富豪,自称花自己的钱搞选举,当然实际上也接受他人捐款;希拉里夫妇虽然两个都是名律师,一个还是前总统,一个是前国务卿,但因为投身政治,经济上一直负债累累。不管是有钱的特朗普还是还是穷光蛋希拉里,巨额选举费用当然不可能由自己掏腰包,大部分来自支持者的捐赠。那么,美国总统选举真是富人操纵的烧钱游戏么?
 首先,美国总统选举真的很烧钱么?4年一次的美国总统选举,即使烧掉10亿美元选举费用,大部分也用来做了电视、报纸的广告,以及支付临时雇员的工资,即使纯粹从经济利益效益上讲,不能简单说成是浪费。况且,美国总统选举并不花政府一分钱,完全由民众自愿捐款埋单,与中国政府每年花巨资开“两会”,养无数官僚机构和官办协会相比,区区10亿美元,可谓九牛一毛!
 其次,美国总统选举富人可以操纵么?美国法律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筹款活动有严格的限制。直接捐给候选人的钱,被称为“硬钱”,其使用要接受严格的监管,而且不是每个人、每个机构都有资格捐款。早在1907年,国会就立法禁止国有公司和国家银行向联邦选举捐钱;到了1947年,所有工会、商业公司和银行向联邦竞选捐款更是被永久禁止。而个人的捐款金额要受到严格限制,任何个人在一年中向某位候选人的捐款限额为1000美元,个人每年各项政治捐款的总限额为25000美元。这些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巨额捐款者和大企业通过曾受惠于自己的当选者影响公共政策。
 当然,对“硬钱”的严格限制,客观上导致了“软钱”的泛滥:不准我捐款给某人,那我成立一机构,专门帮某人吆喝。于是就出现了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些组织专门为特定候选人的政策做宣传,但和候选人又没有直接关联,既可以说是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自身主张,其实是为特定候选人做宣传。简单地讲,如果某竞选广告直截了当地说“请投某某一票”,这笔花费就属于“硬钱”,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只是宣传某人的政策理念,或者抨击他的竞争对手的政策理念,并没有宣传投某人的票,这笔钱就算作“软钱”。“软钱”的使用没有数额上的限制。但极少有哪个企业或者哪个个人投入巨资,做这种纯粹的政治宣传,企图操纵美国的选举。(戴按:美国确实存在金钱影响选举的问题,例如,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取消了对“软钱”的限制,为有钱人、大公司影响选举打开了大门)
 说区区10亿美元就能操纵美国的总统选举,只能是骗中国愚民的笑话——如果这点钱就能左右美国选举,每次美国总统大选选出的一定是中国的傀儡了——因为这点钱对中国来讲就是贪官送二奶的小费而已,何况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最会贿赂,一定让美国人抓不到任何把柄!
  常识九:美国人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这就是美国人标榜的民主?
 由于妖魔化美国的需要,中国媒体提及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关系,总会提到美国清教徒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其实美国政府真跟屠杀印第安人扯不上关系。说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政府屠杀了印第安人,就好比说我党推翻了清王朝或灭了秦始皇一样荒谬。
 早期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战争,是那个时代新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无法避免的生存冲突。历史学家 William M. Osborn在《野蛮的边界:从詹姆斯敦殖民地到“伤膝”的美国——印第安战争中的暴行》一书中,尝试记录了美国边界最终成型前的每一场暴行。从1511年新移民与印第安人第一次接触到1890年边界的形成,有9156名白人死于印第安人之手,7193名印第安人死于白人手中。该书是公认较为权威的印第安人被屠杀的历史记载。
 当然,其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统计结果,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认为最可靠的数字是有21586名双方人员在18501890年间死亡、受伤和被俘,双方差不多各占一半。另有学者认为有45000名印第安人和19000名白人在这段时期被杀,这一数字包括了双方被杀害的妇女和儿童。
 历史学家们认可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白人或美国政府屠杀了几十万甚至中国媒体上所说的几千万印第安人;二是印第安人对白人不分男女老幼加以屠杀的残忍战争方式,激发了白人发动对印第安人毁灭式的军事行动,但白人军队故意屠杀印第安人妇幼的情形并不多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武器和训练远胜于印第安人的美国白人,死亡人数与印第安人相差无几。(戴按:作者为当年白种人野蛮屠杀印第安人的辩护有点过头,最多只能说当年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
 所谓美国一边标榜民主制度如何文明,一边却野蛮地屠杀了几千万印第安人,就是中国官方媒体编造的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粮食同样的无耻谎言。可悲的是,至今相信这个谎言的中国愚民,跟文革中欢呼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的民众一样多!
  常识十: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所以处处为难中国、围堵中国吗?
 中国官方媒体和五毛们常说美国害怕中国崛起,一是害怕中国抢了美国老大的国际地位;二是世界就那么点资源,美国害怕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那样的富裕生活,让美国人无资源可用。(戴按:奥巴马关于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地球承担不起的讲话,他是在批评美国生活方式太消耗地球的能源等资源,这番讲话被中国官媒扭曲
 真的这样吗?那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欧洲人比中国富裕多了,美国人怎么不害怕?美国人千方百计搞垮了前苏联、南联盟和非洲许多专制政权,正如前面提到的,仅仅过了20多年,其中许多国家由穷逼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美国人为何不担心这些国家富裕起来的民众抢了美国人的资源?不要说中国是人口大国,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可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是的,正如中国官方媒体所宣传的,美国的确在许多方面处处跟中国政府过不去,比如美国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压中国政府给中国劳动者双休日,成功迫使中国政府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以及禁止使用童工、禁止出口监狱产品,加强环境保护等;又比如,美国政府总是施压中国政府释放因言获罪的异议人士,并给予其中一些逃出中国境外的批评政府者政治庇服。甚至可以说,美国确实长期推行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正如美国曾经千方百计颠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那样。就此而言,美国的确是中国党和政府的敌人。
 但是,任何人只要有稍微正常的思维,就会明白政党、政府、国家、民族与民众这些概念的不同。一个自由、民主、遵守人类共同价值观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是欢迎的,正如美国推动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主转型那样。但是,如果你的“崛起”,肆意破坏国际秩序和法律体系,或者背离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残酷对待国内的民众,不但美国害怕和反对,除了北朝鲜区区几个同伴外,全世界都会害怕和反对。
 注:关于亩产百万斤的出处,见百度百科《放卫星》,原文照抄: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84日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