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周有光关于文化的观点比季羡林高明，但关于简化字的看法值得商榷。
摘要 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是从更宽广的人类视角看问题，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
该文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6.7.20），但有所删节，此为完整版；感谢张森根老师的推荐。
一 “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2008年端午节，我以“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门拜访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见，相聊甚欢。除了叙旧，我也将一些思想文化上难以索解的问题，向周老请教。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等。周老对我说，他85岁退休以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
回来后，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感受到周老在历史、文化、现实诸多领域，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双文化”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那天，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访谈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接过文化传递棒》的文章，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书边人语》)。
时值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发展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不知是否季先生本人也觉出这一说法不够周严，总之后来是不大提起了。
我读到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比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更有说服力，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东亚、南亚、和西亚文化合称为东方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他认为，“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们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是一元性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接受，相互吸收，其中有普遍价值的部分融入国际现代文化。与此同时，各地传统文化依旧存在，但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因此周老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
周老显然不赞成“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方兴未艾的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
“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甚至是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我觉得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当然也包括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我“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先生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过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前去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周老对我说，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比着写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
我说，主要是您论述得透彻，观点上比季老高出一筹。从学界和读者的反映看，对“双文化论”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谈到季羡林先生，周老对我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的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个房间，谈了许多话。周老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
周老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与私人交往、个人评价分得很开，这种态度令人钦佩。我对季老的为人和在东方文化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观上更倾向于周老。
后来，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学丛谈》和《拾贝集》等文化杂文集中，都收入了我这篇介绍“双文化论”的文章，题目改为《从“河东河西”到
“双文化论”》。在《拾贝集》中，周老还做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
看到这段话，我真有点脸红心跳。本来我只是对周老的文章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但周老却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愧领之余，唯有感佩周老对后学提携的热忱。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等。周老对我说，他85岁退休以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
回来后，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感受到周老在历史、文化、现实诸多领域，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双文化”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那天，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访谈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接过文化传递棒》的文章，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书边人语》)。
时值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发展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不知是否季先生本人也觉出这一说法不够周严，总之后来是不大提起了。
我读到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比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更有说服力，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西欧文化传到美洲成为西方文化；东亚、南亚、和西亚文化合称为东方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他认为，“先进国家已经行之有效、权威学者们一致公认、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有利于人类生活的知识和事物，就是全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国际现代文化”。它的精髓是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而科学是一元性的，不分民族，不分国家，不分阶级，不分地区。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相互接受，相互吸收，其中有普遍价值的部分融入国际现代文化。与此同时，各地传统文化依旧存在，但是要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因此周老提出：“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
周老显然不赞成“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简单地说，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方兴未艾的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
“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甚至是既需要科学，又需要宗教。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我觉得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当然也包括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我“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先生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过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前去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周老对我说，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比着写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
我说，主要是您论述得透彻，观点上比季老高出一筹。从学界和读者的反映看，对“双文化论”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谈到季羡林先生，周老对我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的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个房间，谈了许多话。周老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的不同。
周老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与私人交往、个人评价分得很开，这种态度令人钦佩。我对季老的为人和在东方文化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观上更倾向于周老。
后来，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学丛谈》和《拾贝集》等文化杂文集中，都收入了我这篇介绍“双文化论”的文章，题目改为《从“河东河西”到
“双文化论”》。在《拾贝集》中，周老还做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
看到这段话，我真有点脸红心跳。本来我只是对周老的文章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但周老却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愧领之余，唯有感佩周老对后学提携的热忱。
二 汉字该不该简化？
周老很欢迎年轻人去聊天，我也乐得经常去讨教。因此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拜望周老，听他谈天说地。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让小保姆邮寄给我。
在与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与季老的另一个学术分歧：对简化字的态度。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我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又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对于汉字繁简问题，我也产生过一些困惑。于是再去拜望周老时，我就此问题向他请教。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
“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
。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当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问他恢复繁体字有无可能？周老说，恢复不了的。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汉字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他说，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学术的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文化学、语言学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是从更宽广的人类视角看问题，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拥趸者和粉丝，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我个人来说，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尊重季老。
在与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与季老的另一个学术分歧：对简化字的态度。
2009年，有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中小学增加繁体字课程”的提案。病榻上的季羡林先生就此发表看法：“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他还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我曾经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又多年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在工作中对于汉字繁简问题，我也产生过一些困惑。于是再去拜望周老时，我就此问题向他请教。
周老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发明者之一，也参与了一些简化汉字的工作。他说，作为汉字的一种辅助手段，拼音方案已显示出了巨大的实用性，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对此质疑的人不多。简化字问题，他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其必要性：
一是向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需要。周老说，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他被邀参会。当时中央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可人民80%是文盲，现代化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那时，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给新兵扫盲，今天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周老认为，该不该简化，要问全国的小学教师。小学教师普遍认为，简化汉字的好处是：好教、好学、好认、好写，阅读清晰。他说，汉字简化有利有弊，而利多于弊。繁体字笔画繁复、难写难认，简化后，有利于在人民大众中普及文化，也缩短了小学生识字的时间。
二是，从整个文字的趋势来看，所有文字都是删繁就简。
周老说，世界文字，包括汉字和外国文字，都有“删繁就简”的自然演变。古代两河流域的“丁头字”（楔形字）和古代埃及的“圣书字”，都有明显的简化。从历史上、理论上来看，文字都是越来越趋于简化的。
他说，汉字简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项目，开始于清末。此前，其实一直都在不自觉中“简繁并用”。书本印的是楷体（繁体），写信用的是行书（简体）。
19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是清末以来长期简化运动的一次总结。这个方案采取
“约定俗成”原则，肯定原有的简化习惯，加以整理，尽量不造新的简化字。
他说，大部分简化字自古就有。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许多简化字，比如“车”字。他描述当初选择简化字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
。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其实古书的《大学》一开头就用了五个简化的‘后’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例子还有不少。
第三，汉字简化并不影响文化传承。
周老说，在三千三百年间，汉字“体式”不断变化，每次变化都包含明显的简化。你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到行书。对甲骨文来说，篆书是简化；对篆书来说隶书是简化。篆书变为隶书称为“隶变”，“隶变”是剧烈的简化。《论语》原来用鲁国“古文”书写，到西汉已经无人认识，于是改用当时的通用体式书写，称为“今文”。历代都用当代通用体式改写古书，否则无人能读，如何继承？规范汉字是今天汉字的法定通用体式。用规范字，包括其中三分之一的简化字，是顺理成章的文化继承。
谈到读古书，他说，图书馆里依旧有简化以前的繁体字古书，任何人都可以去阅读。小学生没有阅读繁体字的需要，中学生自学繁体字并不困难，因为7000个通用汉字中只有少数是简体字，大部分规范汉字不分繁简。许多简化字是类推出来的。比如，认识了一个简化的“鱼”字（四点改一横），就能认识一连串“鱼旁”的类推简化字。
因而周老认为，简化字和繁体字是结合起来继承古书的，简化字没有妨碍继承，而是帮助了继承。
第四，简化汉字不可能走回头路。
当我提到季老和一些人的主张，问他恢复繁体字有无可能？周老说，恢复不了的。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去问小学教师，由教育部做一个广泛的调查，听听小学教师的意见。小学教师肯定大多数都赞成简化字。要广大群众来学，一个字两个写法是推广不了的，必须要统一标准。
他说，从1956年到今天，半个世纪，简化字在大陆已经普遍推行于教科书、报纸、杂志、一般出版物，制定了“通用语言文字法”。一团乱麻的汉字，有了全国一致的汉字规范化，这是汉字历史的重大发展。
他说，这里有个“书同文”的问题。大陆一直在进行汉字的“规范化”工作，提高了“汉字学”和“汉字应用”的水平。大陆人口13亿，用简化汉字已经用了半个多世纪。要让超过港台和海外华人十多倍的大陆人去迁就港台和海外，回到从前不讲规范化的时代，是明显难以做到的。书同文，是同于多数人，还是同于少数人;同于规范化，还是同于不规范化，这要在“汉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理智地培养学术的共识。
周老甚至认为，汉字简化得还不够，但是目前要先稳定下来。有一次他问联合国语言学会的工作人员，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得多？对方说这个统计结果是不保密的，但是不便宣传。实际上联合国的原始文件里80%用英文，15%用法文，4%用西班牙文，剩下的1%里面有俄文、阿拉伯文、中文。1%都不到，怎么跟英文竞争呢？他认为汉字要进一步简化，才能更好地被世界接受，在国际上真正发挥作用。他预期21世纪后期可能对汉字还要进行一次简化。
周老和季老，都是学贯中西、令人景仰的文化学、语言学大家，都怀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个人私交也很不错。但他们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观和语言文字观。这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立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季老更多地是站在中国本位，从中国、东方传统的立场看问题的;而周老更多地强调：“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而不是站在中国看世界”，是从更宽广的人类视角看问题，立意于古老的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现代化的步伐。他们的思考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都是有价值的探索;他们各自都会有自己的拥趸者和粉丝，都会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我个人来说，我更服膺周老的道理，当然，这并不影响我继续尊重季老。
(写于2016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