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毛时代关于土改的教科书、文艺作品和媒体报道，歪曲了历史真相。
文革中青少年学生和红卫兵对“走资派”、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的残酷迫害，与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密切关系，几乎是土改运动的翻版。而那些“走资派”（包括刘少奇、李井泉）当年残酷斗争地主富农，最后整到自己身上，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报应。
摘要 茅于轼先生认为， 否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人人得而据为己有。这个世界就成了强盗世界，秩序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
一、斗牛大会
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当年是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驻守的总部。这里现在建立了一座八路军纪念馆，作为红色革命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但是到这里旅游的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纪念馆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悲怆的历史。
现在我们就来回放那令人心碎的一幕：1947年9月26日上午，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院内，数千人聚集在露天广场下，正召开“斗牛大会”，这个“牛”不是别人，正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
那一天，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李井泉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这两位领导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几个人上前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受人尊敬的牛家父子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牛友兰抬头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地薄，一下子就拉断了。
当地群众中的正经人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上吊自绝！
这位被逼上吊自杀的牛友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且听介绍。
牛友兰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开明士绅，他早年就读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没等学完就回了家。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友兰回乡后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1925年，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1937年国共合作后，八路军120师在师长贺龙的率领下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民族危亡关头，牛友兰站了出来，他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贺龙的总部就驻在牛友兰让给共产党的大院中，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任弼时等1948年东渡黄河，也曾住过这座大院的窑洞，毛泽东的雄文《和晋绥日报编辑记者的谈话》就是在这座大院产生的。
抗战时期，牛友兰听从儿子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是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节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塌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塌。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1942年向他提出要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塌，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井泉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天，《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报道说，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拥护群众这一要求，站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1940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 “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曾是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做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中间，很快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被列入闫锡山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
此时的牛荫冠面临一个重大选择：一边是党组织，一边是自己敬重的父亲。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 “牵牛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骇人听闻的了。
后来，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
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又演了一出刘备摔阿斗的假戏。斗牛大会的做局者李井泉是深得他的信任的。李井泉此后步步高升，直至进入中央政治局。在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李井泉因为善于揣测领袖心思而敢冒舍弃四川数千万人的生命去搞浮夸假报，致成四川惨祸。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牛荫冠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1955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112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112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军队飞机修理厂，牛荫冠到这个厂子担任厂长的时候，该厂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了。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1956年国庆节，5架歼5型喷气式气机从天安门上空凌空飞过，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厂一连生产了700架歼5型飞机，同时又组织领导了歼6型飞机的试制，为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毛泽东来到112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47岁的牛荫冠心里怎么想，我们只有想象了。
以后，牛荫冠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后来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
但是，无论此后的牛荫冠官有多大，而亲手牵着父亲游街示众置父亲于死地却是他永远无法排空的一块隐痛。老爹被侮辱折磨致死后，牛荫冠本人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1987年11月8日，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
山西省兴县蔡家崖村当年是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驻守的总部。这里现在建立了一座八路军纪念馆，作为红色革命的旅游景点每天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但是到这里旅游的人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座纪念馆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悲怆的历史。
现在我们就来回放那令人心碎的一幕：1947年9月26日上午，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院内，数千人聚集在露天广场下，正召开“斗牛大会”，这个“牛”不是别人，正是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的父亲牛友兰。
那一天，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围在中间。李井泉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李井泉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但是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这两位领导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因为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农和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他们跪的地方都均匀地撒着料炭。斗争到高潮，要押着一群斗争对象游街，几个人上前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并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受人尊敬的牛家父子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牛友兰抬头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地薄，一下子就拉断了。
当地群众中的正经人都知道牛友兰先生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斗争在这个时候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结果，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绝食三天之后愤然上吊自绝！
这位被逼上吊自杀的牛友兰先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且听介绍。
牛友兰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开明士绅，他早年就读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只不过没等学完就回了家。牛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牛友兰回乡后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1925年，牛友兰和刘少白两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1937年国共合作后，八路军120师在师长贺龙的率领下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民族危亡关头，牛友兰站了出来，他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贺龙的总部就驻在牛友兰让给共产党的大院中，牛氏家族所在的兴县蔡家崖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而声名远播。毛泽东、周恩来、江青、任弼时等1948年东渡黄河，也曾住过这座大院的窑洞，毛泽东的雄文《和晋绥日报编辑记者的谈话》就是在这座大院产生的。
抗战时期，牛友兰听从儿子牛荫冠的劝说，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牛友兰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斗争牛友兰，在土改政治运动一开始就是被组织者策划好的一个节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离牛友兰被斗弃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他说：
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塌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塌。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因为牛荫冠1942年向他提出要拿出地契做调查研究，牛友兰不愿意拿出来。听说刘家梁有个恶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议大家要帮忙，斗争他。要把地主彻底斗塌，大家不要顾虑，共产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李井泉的讲话已经很明白。当天，牛荫冠作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坐在台上。李井泉作为晋绥边区的党政最高领导，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这番讲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天，《晋绥日报》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小标题报道了当日的情景。报道说，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拥护群众这一要求，站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
石塄子村贫农郭增玉、刘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刘宝则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1940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发表李井泉讲话与报道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消息的时候，日期是当年9月25日，即距离牛友兰弃世还有4天。蔡家崖村当时是晋绥边区的行政军事中心，司令部和边区行署就设在当年牛家的老宅里。 “斗牛”大会恰恰就在这条消息发布的第二天举行。这条消息显然是冲着“斗牛大会”来的，而且可以视作“斗牛大会”的一个前奏，简直就是牛友兰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从决定“斗牛”到“牵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时间里，牛荫冠显然要承受比牛友兰本人更大更为复杂的压力。在决定斗争牛友兰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牛荫冠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曾是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做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在这3年中间，很快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跃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被列入闫锡山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局贸易局长。
此时的牛荫冠面临一个重大选择：一边是党组织，一边是自己敬重的父亲。显然，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 “牵牛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这种不近情理的斗争方式不仅有违日常伦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骇人听闻的了。
后来，晋绥地区土改运动“左”的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纠正，毛泽东听说刘少白、牛友兰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评李井泉：你们犯了大错误，刘少白、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俩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
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又演了一出刘备摔阿斗的假戏。斗牛大会的做局者李井泉是深得他的信任的。李井泉此后步步高升，直至进入中央政治局。在轰轰烈烈的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李井泉因为善于揣测领袖心思而敢冒舍弃四川数千万人的生命去搞浮夸假报，致成四川惨祸。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牛荫冠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1955年，牛荫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调任沈阳112厂担任厂长，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高潮。112厂的前身是国民党军队飞机修理厂，牛荫冠到这个厂子担任厂长的时候，该厂已经是一个上万人的军工飞机制造企业了。他在担任厂长期间，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开发研制成功的，1956年国庆节，5架歼5型喷气式气机从天安门上空凌空飞过，这是让牛荫冠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厂一连生产了700架歼5型飞机，同时又组织领导了歼6型飞机的试制，为中国第一代地对空导弹的试制打下了基础。1958年，毛泽东来到112厂视察，这是牛荫冠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听说他是牛荫冠，马上就想起来，就问他：你是山西人吧。当时已经47岁的牛荫冠心里怎么想，我们只有想象了。
以后，牛荫冠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后来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委员。
但是，无论此后的牛荫冠官有多大，而亲手牵着父亲游街示众置父亲于死地却是他永远无法排空的一块隐痛。老爹被侮辱折磨致死后，牛荫冠本人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
1987年11月8日，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说：他梦见了父亲。
二、晋绥边区的血腥土改
其实，当年在晋绥边区的暴力土改运动中失去生命的还不只一个牛友兰，只不过牛友兰因为太出名，在人们的记忆中太难抹去罢了。
在《山西通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
《土地改革运动史》记述说：土改时兴县被打死的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1人，合计1152人。自杀的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09人，贫、雇农11人，合计859人。另外还有饿死的地主27人，富农39人，中农3人，合计63人。三项共计死亡2024人。
1947年11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蔓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
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地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甚至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赋予各级农会组织以审查干部之权力，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在《山西通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
《土地改革运动史》记述说：土改时兴县被打死的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1人，合计1152人。自杀的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09人，贫、雇农11人，合计859人。另外还有饿死的地主27人，富农39人，中农3人，合计63人。三项共计死亡2024人。
1947年11月，晋绥老区的土地改革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仅力，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蔓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伴随着国共两党全面拉开的国内战争的隆隆炮声，晋绥地区的土改政治运动一片混乱，乌烟瘴气。
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地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甚至对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赋予各级农会组织以审查干部之权力，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一） 开明士绅刘少白的遭遇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学校，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 、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使是刘少白这样一位被毛泽东称赞的重要人物，即使是把土地房屋都献出来，在这场暴风骤雨中还是难逃厄运。
因为党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翻脸不认人的。
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刘少白的弟弟。
2004年初夏，已经退休的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向来访的智效民先生回顾了当年兴县土改的惨痛历史。白先生就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所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没有出去，但是本人却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的时候，刘象坤却首当其冲成了斗争的对象。斗争他的那一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活活打死了。
白先生说：斗争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这些人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也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刘象坤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白先生还说，刘象坤被打死的时候，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以后听说正在开批斗他父亲的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到了会场以后，他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恶霸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所谓群众诉苦，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控诉说，有一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的，“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后来）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不敢走”了。控诉者对地主婆下的结论是：“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
刘象坤之后，刘少白也成了斗争对象，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还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学校，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 、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 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使是刘少白这样一位被毛泽东称赞的重要人物，即使是把土地房屋都献出来，在这场暴风骤雨中还是难逃厄运。
因为党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随地翻脸不认人的。
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刘少白的弟弟。
2004年初夏，已经退休的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向来访的智效民先生回顾了当年兴县土改的惨痛历史。白先生就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所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没有出去，但是本人却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的时候，刘象坤却首当其冲成了斗争的对象。斗争他的那一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活活打死了。
白先生说：斗争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这些人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也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刘象坤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白先生还说，刘象坤被打死的时候，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以后听说正在开批斗他父亲的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到了会场以后，他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恶霸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所谓群众诉苦，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控诉说，有一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的，“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后来）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不敢走”了。控诉者对地主婆下的结论是：“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
刘象坤之后，刘少白也成了斗争对象，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还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二）土改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当时晋绥边区的血腥土改是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推行的方针有很大关系。
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1947年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刘少奇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1947年9月13日落下帷幕。
实际上，当时晋绥边区的血腥土改是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与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推行的方针有很大关系。
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1947年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刘少奇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1947年9月13日落下帷幕。
（三）贫雇农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
“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其中说到，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晋绥边区的土改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在晋绥土改运动中也成了斗争对象。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开了一上午会，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刘玉明被打晕以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他的脑袋骨还真硬，这一砸居然让刘玉明反射性地蹦了起来。当刘玉明稍微清醒以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刘玉明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头部打去，他终于应声倒下。众人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谁知刘玉明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要往起站，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扎了两刀……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一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了人的心脏能治好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掏出心脏用布包好，回到家中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
刘玉明惨死后，他的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
在当年的晋绥边区，据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一位山西河曲县老人回忆，当时的土改，开会斗争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瓣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个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并坐了上去。随后她像赶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看到妇女们在斗争中如此积极的表现，几个后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周二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二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好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了进去，盖上盖子。把人扔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跷跷板一样。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外面的人晃两下问一句，直至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来高，下面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对于那些死活不说的斗争对象来说，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后的一招。到时候，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打死也不交代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还要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只要砸到脑袋上，肯定就没命了。
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后生们看到他老婆每天提着个篮子捡料炭，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正好韩的妻子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无论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直到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在剥光上身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估衣摊。
有一本名为《兴县革命史》的小册子中记载说， “到了土改后期，运动搞得越来越‘左’
“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其中说到，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晋绥边区的土改运动终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在晋绥土改运动中也成了斗争对象。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开了一上午会，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刘玉明被打晕以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着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他的脑袋骨还真硬，这一砸居然让刘玉明反射性地蹦了起来。当刘玉明稍微清醒以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刘玉明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头部打去，他终于应声倒下。众人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谁知刘玉明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要往起站，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扎了两刀……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一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了人的心脏能治好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掏出心脏用布包好，回到家中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
刘玉明惨死后，他的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
在当年的晋绥边区，据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一位山西河曲县老人回忆，当时的土改，开会斗争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瓣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个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了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并坐了上去。随后她像赶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说!”看到妇女们在斗争中如此积极的表现，几个后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周二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二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好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了进去，盖上盖子。把人扔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里孩子们玩的跷跷板一样。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外面的人晃两下问一句，直至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丈来高，下面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对于那些死活不说的斗争对象来说，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后的一招。到时候，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打死也不交代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还要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只要砸到脑袋上，肯定就没命了。
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后生们看到他老婆每天提着个篮子捡料炭，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正好韩的妻子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无论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直到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在剥光上身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她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估衣摊。
有一本名为《兴县革命史》的小册子中记载说， “到了土改后期，运动搞得越来越‘左’
。很多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斗、乱杀的现象。他们不仅斗地主，斗富农；同时斗党员，斗干部。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他不但不制止，还说什么群众发动起来了，有气愤，打几下也可以嘛!不久，乱打、乱斗的歪风盛行，兴县魏家滩一天打死六个人，三区安月村一次打死三个老百姓，四区官庄一天打死四个所谓‘地主’……”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许多地方粮食歉收。再加上有人在运动中大吃大喝，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第二年春季，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
194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中公开承认：“……据最近各地反映，确有不少地区因领导上注意不够，致饿死人现象相当严重。仅神府、宁武、崞县、神池、神木、府谷、岢岚、兴县八个县极不完整材料，已饿死群众三百七十余人。神府一县即饿死104人，死亡耕牛406头，杀死羊16165只，占全县羊40.4%。流亡讨吃仍相当普遍。目前此种现象尚在继续发展，现距夏收尚有一个半月，正值青黄不接之紧急关头。根据过去荒年经验，死人最多亦在这一时期内。”
对于这种情况，身为领导干部的牛荫冠也有反思。他说：“由于土改的错误，加以对没收地、富的粮食保管得不好被浪费了，大批群众受饥饿……每天在党政军机关门口有好几十口群众要饭吃，说;‘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广大群众情绪低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基层干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逃走的好多干部都躺倒不干了。土改分得地主、富农的一部分粮食没有人管理，群众里头有一些地痞流氓就自己动手大吃大喝浪费了。等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人没有吃的，种地没有种子。”
他还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党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去开展‘救死救荒’的恢复工作……我在去晋中以前，晋绥分局留我参加了兴县高家村的工作组。”
他说：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
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土地改革运动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冲天巨浪。
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许多地方粮食歉收。再加上有人在运动中大吃大喝，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第二年春季，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
194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中公开承认：“……据最近各地反映，确有不少地区因领导上注意不够，致饿死人现象相当严重。仅神府、宁武、崞县、神池、神木、府谷、岢岚、兴县八个县极不完整材料，已饿死群众三百七十余人。神府一县即饿死104人，死亡耕牛406头，杀死羊16165只，占全县羊40.4%。流亡讨吃仍相当普遍。目前此种现象尚在继续发展，现距夏收尚有一个半月，正值青黄不接之紧急关头。根据过去荒年经验，死人最多亦在这一时期内。”
对于这种情况，身为领导干部的牛荫冠也有反思。他说：“由于土改的错误，加以对没收地、富的粮食保管得不好被浪费了，大批群众受饥饿……每天在党政军机关门口有好几十口群众要饭吃，说;‘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广大群众情绪低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基层干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逃走的好多干部都躺倒不干了。土改分得地主、富农的一部分粮食没有人管理，群众里头有一些地痞流氓就自己动手大吃大喝浪费了。等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人没有吃的，种地没有种子。”
他还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党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去开展‘救死救荒’的恢复工作……我在去晋中以前，晋绥分局留我参加了兴县高家村的工作组。”
他说：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
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
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土地改革运动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冲天巨浪。
三、《暴风骤雨》真相
当年，作家周立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炮打响，后来又将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将中国共产党的土改理念传播给全国人民。人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像韩老六一样的地主们压迫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共产党动员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地主，帮助劳苦大众挣脱了绑在他们身上的锁链，穷人翻身得解放，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农民由此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暴风骤雨》遵循的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逻辑，即靠武力抢劫的逻辑。在当时，这支武装土改工作队都是带枪的人。他们可以依靠枪杆子决定每一个拥有土地的地主的生死。这也是当年这支工作队能够决定中国农村命运的真正奥妙。
这部小说和电影是以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村为原型的。小说作者周立波就是驻元宝村的土改工作队员。真实的元宝村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到2005年，媒体人蒋樾来到这里，沿着当年周立波走过的足迹，来到周立波搞过土改的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村作了一次采访，由此揭开了被遮蔽六十多年的真相。
蒋樾他们找到当年亲身经历那场暴风骤雨的幸存者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等一批老人。那些还活着的人，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原来，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里的乡民生活得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
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
“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比赛”，“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一个原本平静的小山村，就这样被撕裂了。土地改革，这只是中国社会大分裂的开始。
这部小说和电影是以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村为原型的。小说作者周立波就是驻元宝村的土改工作队员。真实的元宝村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到2005年，媒体人蒋樾来到这里，沿着当年周立波走过的足迹，来到周立波搞过土改的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村作了一次采访，由此揭开了被遮蔽六十多年的真相。
蒋樾他们找到当年亲身经历那场暴风骤雨的幸存者郭长兴、刘福德或老丁太太等一批老人。那些还活着的人，吞吞吐吐张开了嘴。他们翻检旧事，凑出了一个外人从未真正进入过的元宝村，拼出一场暴风骤雨的真实样貌。
原来，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里的乡民生活得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
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
郭长兴对韩老六的记忆是这样的：他走道老是戴着帽子，穿长布衫，拄着棍，高挑个子，走道“板板整整的”。电影《暴风骤雨》里，被称作“韩老六”的这个地主分子，正是这样一副形象。
郭长兴家租种着韩老六家的地，据说两家“的确有阶级仇恨”。而在周立波广为流传的小说和同名电影里，韩老六被塑造成奸猾、贪婪和凶残的恶霸。这大大鼓励了在更广大地区推动土改运动的进程。
对这个“满洲国治安农会会长”、“韩保长”，人们的记忆参差多态。他是外来户，高凤桐数了下，他在这里干了6年，“也是群众选的”。
高凤桐记得，韩老六家“穷不喽嗖的，整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他的老婆在小学教音乐，放学回家没啥事，给小学生做点校衣。
与电影里住大房子、满屋宝贝的生活不同，村民吕克胜的记忆是，韩家有那么三间小草房，高矮有棚那么高。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有点儿玻璃”。
“韩老六实际上他妈的也没有啥，”一个老人说到这里特意放低了语气，“和那个书上写的不一样。”
关于韩老六的话题，引起了人们对“地主”们的集体回忆。打从记事时起，高凤桐注意到，那些有名的地主，比如李兴广、贾明其和刘罗锅子，虽然家里有车有马，但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两个钱就买点地，攒两个钱就买点地，都是这样的地主”。
农民刘志国也对地主们“一块豆腐割两半吃两顿”的情景印象深刻。那时候，一块豆腐一分钱。刘志国还记得，一到清早，地主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扎个绳子，“一弯腰都露肉”。
被没收了家产的“原地主”李茂修，也终于敢公开自己的抱怨，尽管声音还有些低沉：
“我苦苦挣来的，省吃俭用，没有偷没有抢没有劫……”
甚至于，连工作队的年轻人于洋一开始也产生了疑问。刚开始，他想不通：地主们也有劳动啊，干嘛对他们这样，分他们财产，分他们的土地。后来，经过老同志们的指点，他才受了“教育”。
农民们也许是太过宽容了。做动员工作的时候，讲到地主的罪行，农民们也会附和着说“地主剥削人”。可接下来有的人话锋一转：人家到时候铲地铲最累的时候，割地割最累的时候，那也真犒劳。这让积极分子郭长兴至今还抱怨：“工作队就觉得，这时候你说这个干什么?”
“只能说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点儿，这是真的。也得去劳动，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刘德福操着一个老人特有的缓慢语气，试图总结这段历史，“不过你可以想象，两极分化，必然到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人想要改变它不容易。”
但改变这种分化的努力，却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的口号是这样喊的：“乡亲们，工作队来到咱们屯，就是要和大家一道闹翻身，斗地主。”
在刘福德看来，《暴风骤雨》这个名字，取得“相当对”。因为他所经历的那场运动相当激烈。不过，被周立波在书里有意无意遗漏的那些细节，用他的话说，“挺残酷”。
“那时候叫武装土改，”于洋介绍说，“每个人都有枪。”而土改的过程，也就是“和地主阶级为代表的阶级对抗、斗争”的过程。
对抗和斗争的确激烈，这从一个老人的回忆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人们要出远门需要开路条，否则“有问题的不都跑光了吗”?
年轻的李茂修摇身成了地主，过去的街坊邻居们把他围住，“房上、院里、街上，尽是人”，对他指指点点，还有人要上去揍他。
这几乎是人们所能记起的斗争中最平和的一幕。此时，群众已经“运动起来”，跟地主像打仗一样斗争。有时候，当“老百姓全都上去就要打”的时候，工作队员会去维持会场。其中一个人的理由是这样的：你打死了就没有批斗对象了，不是一次批完，要三番五次地批。
当时，许多地主分子被押到镇东门外枪决，据老人们说，有时候，元宝村和相邻的钢铁村会“两家比赛”，“你毙一个，我也毙一个”，最后，两个村不得不合为一个村。而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个运动当中，“我们没有那么太落后”。
高凤桐记得，他听得见附近学校的平房里，晚上整宿传递出打骂声和求救声。
“按政策要求不可以随便打人。”于洋说，当时，他这样的年轻小伙子，最愿意组织民兵在晚上把某人抓来突击审一下，有时候地主、富农耍点圆滑，“打了也就打了”。
至今，许多人还记得土地分完之后人们的喜悦之情。那些从父辈起就没有奢望拥有自己土地的人，如今按照成分，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据元宝镇所在尚志县县志记载，在这个过程中，共有两万多名缺地无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多少辈的愿望实现了。”但问题并没解决。许多人接着提出了下一个要求：有了土地，还要有牲口和工具。于是，“砍挖运动”开始了。
在这个老百姓嘴里被称为“分浮财”的过程里，地主和富农家的粮食、牲口、被子、衣服，被没收并分配给需要他们的人。一个农会干部记得，他们提着棍子、棒子，把地主们找出来，挨个儿审问，土地、房屋和“浮财”，全部交出来。
老丁太太参与了商量批斗目标的会议，通常是在晚上。开完会，为了避免走漏风声，一群人在屋子里坐到鸡叫，开门到那户人家，“把东西哗啦哗啦都搬理事会去了”。
对于没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人们热情高涨——有时候，这高涨的热情也会危及一些生活本不宽裕的中农家庭。如果有哪个村的“砍挖运动”不彻底，其他村的人也可以去挖出来，“谁挖归谁”，这被老人们称为“扫堂子运动”。于是，那时候，赶着大车，赶着爬犁半夜去别的村挖浮财，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观。到后来，农村被清扫一空，人们又把目光投向城里人。那年冬天，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的农民把城门围了起来，“哪一个城门外都有个四五百张爬犁”。
运动的成果是丰厚的。《暴风骤雨》中描写的“分马”一幕，几十年后仍然被选入中学课本中。郭全海带着村民们欢天喜地分马的故事，成为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最快乐的记忆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分了“一匹马的马腿”，有人分到一口缸。高凤桐则分到了一床破褥子。参加了这一过程的工作队员，至今仍然为当时所看到的场景感动。当他们展览没收的绣花鞋时，农民们感叹“见都没见过”。而分到地主家被子的农民，据说抱着哭起来，因为“一辈子没见过”，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
“农民的感情，谁在跟前谁掉眼泪。”这名工作队员回忆时动了感情，他记得，当把地主小孩衣服套到穷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身上时，大人说：“赶快给毛主席鞠个躬去。”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一个原本平静的小山村，就这样被撕裂了。土地改革，这只是中国社会大分裂的开始。
四、《半夜鸡叫》真相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1947年之后的土改运动，确如一场暴风骤雨，许许多多的地主在这场运动中脑袋搬家。这一回，周扒皮自然无法逃脱宿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半夜鸡不叫》，作者孟令骞，他是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此书完整地描述了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周春富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地主“周扒皮”命运变迁。
周春富所在的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就在土改运动中，那个日后闻名全国的周扒皮——周春富被打死了。
周家原来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藉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周春富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 “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的命运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此时的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 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周春富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
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镇压”了。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而那个给周家放过猪的小孩高玉宝，却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成为全国的名人。
在《高玉宝》一书中，孟令骞的曾外祖父周春富被作者高玉宝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一直到2008年，孟令骞才经过艰苦细致的考证，弄清了《高玉宝》的真正作者原来是笔名荒草的部队作者郭永江。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超越常识的谎言。
高玉宝却是走红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到处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1947年之后的土改运动，确如一场暴风骤雨，许许多多的地主在这场运动中脑袋搬家。这一回，周扒皮自然无法逃脱宿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半夜鸡不叫》，作者孟令骞，他是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曾外孙。此书完整地描述了在土改的暴风骤雨中周春富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地主“周扒皮”命运变迁。
周春富所在的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1947年，黄店屯村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就在土改运动中，那个日后闻名全国的周扒皮——周春富被打死了。
周家原来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藉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周春富这份家业包括约合240亩土地，还有 “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的命运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此时的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10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 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周春富的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
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镇压”了。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而那个给周家放过猪的小孩高玉宝，却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成为全国的名人。
在《高玉宝》一书中，孟令骞的曾外祖父周春富被作者高玉宝真名实姓写进书中，被赐绰号“周扒皮”。出于时代政治需要，该书被推向全国，编入教科书，产生了巨大影响。《高玉宝》，1955年出版发行后，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万册，国内用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行，并翻译成近20种外文印行，仅汉文版就累计发行450多万册，成为解放后文学作品发行量之最。
1948年参军时的高玉宝是个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战士是不怕任何困难的。一年之后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宝开始动笔撰写自传，此时的高玉宝仍旧是字画结合、以画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就画个可怕的鬼脸来代替;“杀”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头，然后再在这头上画把刀;“哭”字不会写，先画一个人脸，然后在这脸上点几个小点儿。还有很多字无法用图形画或符号来表示字意，高玉宝只好画一些小圈圈空起来，等学会了字，再添到圈圈里。
但奇迹在两年后发生了，1951年1月，高玉宝完成了长达20万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草稿。经人指导，小说《高玉宝》的部分章节经修改后陆续连载。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单行本，更是推出了集作者名、书名、主人公名于一身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
随着高玉宝的走红，“周扒皮”也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高玉宝本人曾20余次受到毛、刘、周、朱、邓等领导人的接见。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半夜鸡叫》更成为忆苦思甜，进行革命教育的经典教材。
一直到2008年，孟令骞才经过艰苦细致的考证，弄清了《高玉宝》的真正作者原来是笔名荒草的部队作者郭永江。郭永江，1916年出生，1940年到延安，创作歌剧《张治国》，反映八路军大生产，受到毛泽东称赞，1951年赴朝鲜采访，后与魏巍同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可到40岁就病退，70年代回故乡资阳居住，不久迁到资中，1984年居重庆，1993年病逝。
郭永江临终前，在信中对王洪林说，当年《高玉宝》一书13章均为他所写。
当时全军为配合扫盲，树立典型，让他帮助高玉宝修改自传，他向组织表态要随时付出生命代价来修改好这部书稿，做好幕后英雄。但高玉宝的原稿实在太差，他无法修改，最后在组织授意下干脆代笔。他写完一章，高玉宝照着抄写一章，然后组织上拿到《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总政文化部文艺处与出版社约定，以后每版书必附荒草《我怎样帮助高玉宝同志修改小说》，稿酬平分。不过在反右之后，郭永江的后记和名字逐渐退出再版的《高玉宝》，郭永江从“帮助修改”到“提供辅导”，最后到彻底退出的过程，均是出于组织上的要求和当时的政治需要。但在他临终前，写信给资阳文献学会，郑重声明《高玉宝》是他的著作。
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超越常识的谎言。
高玉宝却是走红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高玉宝就开始到处作报告。1990年代退休后职业性作报告。据统计，他被全国20多个省、市，数百个单位聘为名誉主任、顾问、德育教授、校外辅导员，讲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与“半夜鸡叫”自然常是报告中最生动的故事，也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至2009年建国60周年，他陆续在全国作报告累计4000场，听众5000万人次。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学鸡叫，高玉宝练就一门公鸡啼鸣口技。在2005年的大连电视台的鸡年新春联欢晚会上，年近八旬的高玉宝被奉为上宾，现场表演了一段生动的鸡鸣。
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五、遍布全国的土改运动
（一）川东土改真相
进入21世纪，重庆学者、作家谭松经过细致缜密的调查，写了一本书《川东土改调查》
，引起学者的注意。2013年夏天，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发表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
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12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36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占领四川后的1951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14.59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对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谭松介绍说，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18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39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引起学者的注意。2013年夏天，谭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发表了《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演讲。室外是盛夏的艳阳，但室内却弥漫着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谭松冷静讲述和墙上视屏图像中，土改的种种酷刑展现在听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发凉。
四川川东地区五十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对于文明世界中成长的香港人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一位中文大学女教授听不下去，突然插话要求谭松“请不要再讲了！”谭松有点愕然，然后一口回绝道：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苦难和残酷的真相，这样的历史就会重演。他还以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说，这个集中营是很残酷的，但学校老师依然带领学生去参观，因为应该要学生知道真相。
事后交谈，谭松承认他当初调查川东土改时，那些血腥惨烈的场面他自己也难以承受，但他要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话说，“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须先揭露黑暗。”
谭松演讲的川东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辖的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广安市和黔江地区，即大致今天重庆直辖市区域。谭松是重庆人，他在2002年开始调查川东土改历史，走访了12县市，访问了400多个土改亲历者，包括当年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还有受尽酷刑而活下来的地主，所有采访均做了录音录像。最后完成了一部土改专访录，共36万字，尚未出版。
川东土改在中共占领四川后的1951年开始。谭松指出，经过一年半时间，土改彻底改变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毁传统中国农村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消灭了农村精英阶层，还使中国农民沦落为无法自由迁徙的农奴，为中国带来长远的恶劣后果。他在调查中发现，川东是贫穷山区，很少良田千亩的大地主，土改前川东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仅14.59亩。许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实是自耕农，或只是相对较富裕的农民，而且中共划分地主非常随意，甚至有当教师不需下田劳动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穷的巫溪县，一家有两个煮饭的鼎罐就被评为地主。他指出，死于文革的刘少奇领导土改运动，主张暴力土改，双手染血。为了建立新政权的权威，需要杀人立威，所以土改设立人民法庭，下放杀人权，鼓励杀人。一位当年土改工作队员戴廷珍接受他的采访说，“批斗之后就是枪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杀人……共产党要这样做才吓得住人。”因此对中共来说，“土改必须是一场暴风骤雨，也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谭松在演讲中说，土改中最血腥残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径还不是斗争诉苦会，而是向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索要金银珠宝，逼不出来，贪婪的土改积极分子就使出种种丧尽天良的残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诸如“背火背篼”（在铁皮桶里装满烧红炭火强迫背在背上）、“抱火柱头”（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抱）、吊木脑壳（把头部用绳捆起来上吊）、“烧飞机洞”（脱光女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点天灯”（在头上用粘土围一个圈，注入桐油点灯，或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灯)等等…。一个地主媳妇交不出金银，被脱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谭松介绍说，土改积极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们得以公开对地主女子施行残忍的性虐待。他们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一位叫黎明书的男子回忆说，他的姐姐黎琼瑶当年二十出头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钱，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后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无法忍受当天跳堰塘自杀。一位土改民兵连长李朝庚接受谭松采访说，土改时忠县有个未婚女子梁文华还未结婚，本身不是地主，因为是全县著名美女，就被十多个土改民兵抓去轮奸致死。谭松说，利用地痞流氓当革命先锋，是当年被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发动革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发明的。
谭松提到一位台湾学者曾问他：你做这个调查，政府给了你多少资助？谭松说，他所有调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着风险自费调查是为了抢救历史，也是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后来接触到真相，发现自己教育受骗，正义感被激发。
他说，他的调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访者分散在川东深山老林穷乡僻壤，又没有电话联络，走访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时代久远，现仍在世的当时人已寥寥可数。谭松听说一位饱受点天灯酷刑的女子冯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赶去采访。冯光珍当年18岁，还是一个学生，因酷刑双手残废。谭松上午采访她，下午这个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惧，中国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是毛泽东时代受害最惨因而恐惧感也最深的群体，虽然毛泽东时代早已过去，但恐惧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采访。作为采访者的谭松本人也很恐惧，因为他在之前做川东右派调查被重庆当局关押了39天，刚获释不久，而且是在保释期间，被勒令不能离开重庆地区，因此他是私下秘密采访。
（二）晋冀鲁豫边区的血腥土改
一位名叫李鲁翁的作者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山东省当年土改惨不忍睹的过程。
李鲁翁说，1946、1947年，我的家乡属于所谓老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东和北与东阿县交界，东和南距黄河约15华里，河对面由国民党占领，称“敌占区”。因系“老解放区”，故土改早于其他地方，开始于1946年，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
土改对象当然是地主。杀戮的方式是拉望蒋杆，顾名思义，即望蒋介石的杆子。望蒋杆的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把滑车拴在古树杈上，另一种是东西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中间拴上滑车，高度约8米。当时我们镇上斗争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海会寺是一个很大的古庙，由关帝庙、千手千眼佛庙和如来佛庙三部份组成，非常壮观，是鲁西南最大的古庙，后来陆续被破坏殆尽，十分可惜。海会寺搞的望蒋杆属于第一种，利用的是戏楼前的一棵古槐，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是属于第二种。
每次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参加，我属于儿童团成员之一。在海会寺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围成一圈，中间是当天要斗的地主。斗争会开始后，拉出一个地主，在背后把两个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面向南站在滑车下面，北边由两个彪形大汉开始拉滑车，直至拉到最高点。一个地主受刑时，其他地主一定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大会功夫，受刑的地主两只手掌就被勒得乌黑，两只胳膊也由背后扭至两肩上方，惨叫声不绝于耳，就这么一吊，即使不死也要残废。拉上去之后，地主一定要面向南。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我们家乡的南边，中共的逻辑为，蒋介石是地主的后台，所以一定要让你望着蒋去死，同时你的死也要让蒋看到。下边的一个凶手对着吊在上边的地主喊话，一般有两个内容：一是你家里还有什么隐藏的财物没有交代？二是你望见蒋介石没有？回答前者时，被吊的地主有的说有，在他家的某某地方，有的说没有；但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一致的，就是“没望见蒋介石，望见毛主席啦!”你望见谁也没用，反正你得死。拉滑车的两个彪形大汉一松手，“扑通!”一下地主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心惊肉跳，赶紧把脸捂上。摔下来之后人“哼!”的一声昏死过去。年老体弱者，只此一次就一命归阴；年轻体壮者，有的一次摔不死，还要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至摔死为止。当前一个摔下来轮到下一个受刑时，没等拴绳子，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大小便失禁，呼呼啦啦连屎带尿顺着裤腿流了出来!这种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同时受刑的还有我们学校王老师和雷树范老师。对他两个所用的刑法有所不同，由行刑者用皮鞭抽打，只见被抽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跪地求饶。不知何故当场没有打死他们，之后就不知去向。
在海会寺刑场上被拉望蒋杆的是镇南头高家、徐家和镇西头杨家，总共摔死约十人。
北庙口的斗争会是在晚上开的，没敢参加。第二天听说被摔死的有邢怀信夫妻，还有镇西头杨某等至少三人。东关关帝庙的斗争会我也参加过，人没有摔死，摔伤后就被拉走了，不知去向。
除被摔死的以外，所有地主都被扫地出门。如杨学义家，住在了东关的关帝庙，靠乞讨为生。
李鲁翁说，阳谷县与东阿县紧邻，最近的村庄也不过三、五华里，其杀戮手段和残忍程度远远超过阳谷县，详情如下：
1. 拉望蒋杆：地主被吊得离开地面之后，先是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窝烫，待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家在孙郭村的亲戚目睹了这一场面。住在紧邻孙郭村的李庄的李×，是我亲戚的亲戚，家有40亩地，自种自吃，也被定为地主，受刑时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得骨头外露，之后伤处溃烂，蛆虫乱爬，饱受痛苦而死。
2. 活埋：每个坑活埋一个或多个不等。
例如在焦庄，焦庄很小，像雇用长工这样的真地主没有，但因毛泽东有百分之五的杀人指标，没有抓到阶级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矮子里头挑将军，将我表姐家选中，我表姐家地有40亩，有婆婆、丈夫和三个孩子，于是乎这个自种自吃的六口之家就被拔高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她家的结局是这样的，凶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俩活埋在一个坑里，表姐则带着孩子被扫地出门。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
在堤口等村庄，为斩草除根，连小孩也不放过，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尚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不是好事，求生心切，填土时就扒着坑边想往上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当头就是一铁掀，其惨状可想而知。可怜的一家老少，就这样死在一个土坑里!
刘集村刘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为活埋对象，农会成员刘衍德不忍心害死这个无辜的寡妇，填土时特意留一气孔，打算夜间将其挖出放走。不料被积极份子李子富发现告密，除将刘衍德立即枪毙外，李子富又把土挖开，用铁掀将寡妇的头铲成数瓣，可怜这一柔弱女子就这样被残害致死!
3. 拖死：堤口等离黄河比较近的村庄有的则采用拖死的酷刑。先在斗争会场上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让人趴下，用绳子拴住两只脚脖，系在牛车后边，然后将牛车赶到黄河边上扔到河里。据目击者讲，当拖至黄河边的时候，人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其惨状实令人目不忍睹!
4. 开膛挖心：有一天，孙郭村用望蒋杆摔死了四或五个地主，因我的某位亲戚系农民会成员，被指定为去掩埋死者的几个人之一，当死者被拖至野地后，其中一人用利刃将一死者的心肝挖出拿回家中。在当时挖死人心肝这算好的，更有甚者，堤口、皋上等村，就在斗争会场上，地主被折磨得还一息尚存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屠夫就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记得有一目击者还说，其实皋上村某某是一个大好人，经常救济有困难的穷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5. 对待女性的下流酷刑：当天要斗争的女地主被押解到会场之后，禽兽不如的刽子手们首先扒光其衣服，把她们调戏够之后，然后开始行刑。有的割掉乳房，有的割掉耳朵，有的豁开嘴巴，更有甚者，记得是堤口村的一例，竟往女同胞的阴道里塞玉米芯，直至折磨至死，其娘家就是我们镇东关的胡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和一个大我九岁的郭老太太聊天谈起土改之事时，她说，我见过割乳房，太可怕啦!因为她的原藉是河南濮阳县，当时同为晋冀鲁豫边区所管辖。
李鲁翁说，本来地主与雇工、地主与佃户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并非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有几个地主子弟就是我的同学，他们的家中我经常出入，家长熟悉，有的雇工也认识，他们是同锅吃饭，关系协调。还有我的雷、王两位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非常好，从未听说过被杀、被斗的这些人有什么劣迹。如果真的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在斗争会场上首先站出来控诉的应该是那些雇工和佃户，可是，我未曾见到过一例。凡是那些上蹿下跳的积极份子，都是当地好逸恶劳的地痞无赖，这就是毛泽东土改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由此看来，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煽动仇恨，依靠和唆使农村的极少数地痞无赖，去掠夺和镇压一部份靠勤劳致富的农民的运动。
李鲁翁说，1946、1947年，我的家乡属于所谓老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东和北与东阿县交界，东和南距黄河约15华里，河对面由国民党占领，称“敌占区”。因系“老解放区”，故土改早于其他地方，开始于1946年，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
土改对象当然是地主。杀戮的方式是拉望蒋杆，顾名思义，即望蒋介石的杆子。望蒋杆的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把滑车拴在古树杈上，另一种是东西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中间拴上滑车，高度约8米。当时我们镇上斗争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海会寺是一个很大的古庙，由关帝庙、千手千眼佛庙和如来佛庙三部份组成，非常壮观，是鲁西南最大的古庙，后来陆续被破坏殆尽，十分可惜。海会寺搞的望蒋杆属于第一种，利用的是戏楼前的一棵古槐，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是属于第二种。
每次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参加，我属于儿童团成员之一。在海会寺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围成一圈，中间是当天要斗的地主。斗争会开始后，拉出一个地主，在背后把两个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面向南站在滑车下面，北边由两个彪形大汉开始拉滑车，直至拉到最高点。一个地主受刑时，其他地主一定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大会功夫，受刑的地主两只手掌就被勒得乌黑，两只胳膊也由背后扭至两肩上方，惨叫声不绝于耳，就这么一吊，即使不死也要残废。拉上去之后，地主一定要面向南。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我们家乡的南边，中共的逻辑为，蒋介石是地主的后台，所以一定要让你望着蒋去死，同时你的死也要让蒋看到。下边的一个凶手对着吊在上边的地主喊话，一般有两个内容：一是你家里还有什么隐藏的财物没有交代？二是你望见蒋介石没有？回答前者时，被吊的地主有的说有，在他家的某某地方，有的说没有；但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一致的，就是“没望见蒋介石，望见毛主席啦!”你望见谁也没用，反正你得死。拉滑车的两个彪形大汉一松手，“扑通!”一下地主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心惊肉跳，赶紧把脸捂上。摔下来之后人“哼!”的一声昏死过去。年老体弱者，只此一次就一命归阴；年轻体壮者，有的一次摔不死，还要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至摔死为止。当前一个摔下来轮到下一个受刑时，没等拴绳子，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大小便失禁，呼呼啦啦连屎带尿顺着裤腿流了出来!这种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同时受刑的还有我们学校王老师和雷树范老师。对他两个所用的刑法有所不同，由行刑者用皮鞭抽打，只见被抽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跪地求饶。不知何故当场没有打死他们，之后就不知去向。
在海会寺刑场上被拉望蒋杆的是镇南头高家、徐家和镇西头杨家，总共摔死约十人。
北庙口的斗争会是在晚上开的，没敢参加。第二天听说被摔死的有邢怀信夫妻，还有镇西头杨某等至少三人。东关关帝庙的斗争会我也参加过，人没有摔死，摔伤后就被拉走了，不知去向。
除被摔死的以外，所有地主都被扫地出门。如杨学义家，住在了东关的关帝庙，靠乞讨为生。
李鲁翁说，阳谷县与东阿县紧邻，最近的村庄也不过三、五华里，其杀戮手段和残忍程度远远超过阳谷县，详情如下：
1. 拉望蒋杆：地主被吊得离开地面之后，先是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窝烫，待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家在孙郭村的亲戚目睹了这一场面。住在紧邻孙郭村的李庄的李×，是我亲戚的亲戚，家有40亩地，自种自吃，也被定为地主，受刑时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得骨头外露，之后伤处溃烂，蛆虫乱爬，饱受痛苦而死。
2. 活埋：每个坑活埋一个或多个不等。
例如在焦庄，焦庄很小，像雇用长工这样的真地主没有，但因毛泽东有百分之五的杀人指标，没有抓到阶级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矮子里头挑将军，将我表姐家选中，我表姐家地有40亩，有婆婆、丈夫和三个孩子，于是乎这个自种自吃的六口之家就被拔高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她家的结局是这样的，凶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俩活埋在一个坑里，表姐则带着孩子被扫地出门。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
在堤口等村庄，为斩草除根，连小孩也不放过，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尚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不是好事，求生心切，填土时就扒着坑边想往上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当头就是一铁掀，其惨状可想而知。可怜的一家老少，就这样死在一个土坑里!
刘集村刘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为活埋对象，农会成员刘衍德不忍心害死这个无辜的寡妇，填土时特意留一气孔，打算夜间将其挖出放走。不料被积极份子李子富发现告密，除将刘衍德立即枪毙外，李子富又把土挖开，用铁掀将寡妇的头铲成数瓣，可怜这一柔弱女子就这样被残害致死!
3. 拖死：堤口等离黄河比较近的村庄有的则采用拖死的酷刑。先在斗争会场上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让人趴下，用绳子拴住两只脚脖，系在牛车后边，然后将牛车赶到黄河边上扔到河里。据目击者讲，当拖至黄河边的时候，人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其惨状实令人目不忍睹!
4. 开膛挖心：有一天，孙郭村用望蒋杆摔死了四或五个地主，因我的某位亲戚系农民会成员，被指定为去掩埋死者的几个人之一，当死者被拖至野地后，其中一人用利刃将一死者的心肝挖出拿回家中。在当时挖死人心肝这算好的，更有甚者，堤口、皋上等村，就在斗争会场上，地主被折磨得还一息尚存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屠夫就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记得有一目击者还说，其实皋上村某某是一个大好人，经常救济有困难的穷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5. 对待女性的下流酷刑：当天要斗争的女地主被押解到会场之后，禽兽不如的刽子手们首先扒光其衣服，把她们调戏够之后，然后开始行刑。有的割掉乳房，有的割掉耳朵，有的豁开嘴巴，更有甚者，记得是堤口村的一例，竟往女同胞的阴道里塞玉米芯，直至折磨至死，其娘家就是我们镇东关的胡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和一个大我九岁的郭老太太聊天谈起土改之事时，她说，我见过割乳房，太可怕啦!因为她的原藉是河南濮阳县，当时同为晋冀鲁豫边区所管辖。
李鲁翁说，本来地主与雇工、地主与佃户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并非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有几个地主子弟就是我的同学，他们的家中我经常出入，家长熟悉，有的雇工也认识，他们是同锅吃饭，关系协调。还有我的雷、王两位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非常好，从未听说过被杀、被斗的这些人有什么劣迹。如果真的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在斗争会场上首先站出来控诉的应该是那些雇工和佃户，可是，我未曾见到过一例。凡是那些上蹿下跳的积极份子，都是当地好逸恶劳的地痞无赖，这就是毛泽东土改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由此看来，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煽动仇恨，依靠和唆使农村的极少数地痞无赖，去掠夺和镇压一部份靠勤劳致富的农民的运动。
（三）惨绝人寰的河南豫西土改
2015年4月，远在海外的八十多岁的高耀洁老人向世人披露了她所亲身经历的河南土改运动。
高耀洁老人说，1951年上半年，我所在大学全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我被分配到豫西工作队，驻陕州地区（河南西部），全队十几个人，到农村之后生活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听从当地领导的分配，叫干什么都得接受，你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她说，1950年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 领导安排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她说，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高耀洁说，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她说，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她说，有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动柜子。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她说，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压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得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搅和在一起，惨不忍睹。
高耀洁回顾说，土改运动中，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 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她说，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高耀洁说，我说的这些只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绝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1962年，我随农村医疗队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亩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 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
几十年过去了，高耀洁老人回顾这段往事，沉痛地说，中国大地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互相爱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1949年以来，推行“土地改革” 之后各种恶习政治兴起，谋财害命、 杀人越货、拐骗妇女儿童、奸杀案件不胜其数。此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地改革”难辞其咎。
高耀洁老人说，世界上的人的智商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管用，不会想事情，终日无所适从。许多贫下中农习惯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就开始下降了。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 使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品质量遭受到严重破坏。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 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也没有良的责备，政府不会控制，也可说控住，制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今外逃贪官就是这类人物。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高耀洁老人沉痛地说，土改运动利用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等社会暴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当时土改的积极份子、政府依靠的“根子”纷纷加入共产党、马上做了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 “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了。这些人大多数一字不识，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足，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中国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素质低劣、又无文化、更无技术，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他们这伙人最大能力、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造假成性、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互相包敝、欺下瞒上、惟命是从、杀人如草……他们的工作能力低下，不懂农业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农业重大的损失。
高耀洁老人说，1951年上半年，我所在大学全校大学生全部下农村参加土地改革，我被分配到豫西工作队，驻陕州地区（河南西部），全队十几个人，到农村之后生活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听从当地领导的分配，叫干什么都得接受，你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
她说，1950年春在新占领区施行土地改革，同年夏在全国全面开始施行土地改革”。 领导安排说，不能和平地搞恩赐，要组织农民通过斗争夺回土地，要与地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其打杀手段十分残忍，刑惩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比土匪还要凶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农村依靠那些好吃懒做、地痞、无赖、流氓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此外，还在农村划分阶级、成份，全国至少有两千多万人被带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在中国成了没有公民权利的“贱民”。 全中国农村笼罩在红色恐怖、 血雨腥风之中，地主、富农们的人头纷纷落地。
她说，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区委书记们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很少有不批准的。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 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高耀洁说，土改打杀地主的手段五花八门，我最怕参加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漿，撒满一地……血腥、残忍、 恐怖，使目睹者吓的不自主的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飯;那时我也見过 ”望蒋杆” 当时吓得我的好几个夜晚失眠或做恶梦、从梦里哭醒。
她说，其他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她说，有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动柜子。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哭叫声惨不忍闻。
她说，还有一种办法是将地主、富农压着一个石磨下，在石磨上还坐着一个女人。没多久，后脑勺被石磨压塌了，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得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搅和在一起，惨不忍睹。
高耀洁回顾说，土改运动中，闹得最大的、令人最痛心的是分地主、富农的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做媳妇，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不仅仅地主富农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作老婆，这个现象不是仅河南有， 全国多个地区都有这种现象，有些女子不服从分配，拒绝做他人的老婆而自杀。如张庄的小淑芳，她才16岁，上吊自杀。
她说，第二年春天，出现挖财宝风潮，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富裕中农也未能幸免。
高耀洁说，我说的这些只是全国“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几百万。 绝大多数在 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杀害了。1962年，我随农村医疗队到过河南滑县，那里农民说：滑县土改时杀人很多。一个寡妇领着五个小孩，大的女孩才十二岁，因无劳动力种田，把十几亩地租给他人耕种，这个可怜的女人，土改时划成地主成份，小会批、大会斗，最后把她扔河里淹死了。还要把她12岁的女儿分给30多岁男贫农作童养媳，这个 12岁的女孩投井白尽了，这幕惨绝人寰的事件，老百姓永不会忘记。
几十年过去了，高耀洁老人回顾这段往事，沉痛地说，中国大地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互相爱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1949年以来，推行“土地改革” 之后各种恶习政治兴起，谋财害命、 杀人越货、拐骗妇女儿童、奸杀案件不胜其数。此后，中国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地改革”难辞其咎。
高耀洁老人说，世界上的人的智商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管用，不会想事情，终日无所适从。许多贫下中农习惯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值就开始下降了。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 使农业生产力和农业产品质量遭受到严重破坏。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 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也没有良的责备，政府不会控制，也可说控住，制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当今外逃贪官就是这类人物。 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了。
高耀洁老人沉痛地说，土改运动利用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等社会暴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当时土改的积极份子、政府依靠的“根子”纷纷加入共产党、马上做了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 “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了。这些人大多数一字不识，以我是个大老粗自足，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 中国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素质低劣、又无文化、更无技术，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他们这伙人最大能力、是自私自利、唯我独尊、造假成性、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互相包敝、欺下瞒上、惟命是从、杀人如草……他们的工作能力低下，不懂农业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农业重大的损失。
（四）湖南湘西地区的血腥土改
1948年4月，就读湖南大学的郭静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之初，他先后任溆浦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八区区长。作为试点，1950年5月初，他所在的八区率先开始了土改。
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令区长郭静秋一直未能忘记，张祖焕在棺木中死了也要复仇的“宣誓”，以及地主雷京文的女人拦路截住他送金饰，哭着求郭静秋放她男人一条生路的情景，在他的脑海中记忆了几十年，1989年溆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文史资料《南下纪实——溆浦文史第四辑》时，郭静秋清晰地记述下来：“她跪在地上叩头时，思蒙场坪上的群众大会就要开始了，也许她觉察出雷京文就要被处决，于是来了这一招 ”。
湖南农民运动是有传统的，1927年3月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对地主的打击，从轻到重分出9种打击手段：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总之，“一切权力归农会 ”。
三农问题学者张英洪2007年在溆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案例，1927年2月26日溆浦县委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地斗争一个外号叫陈老二的地主，县委宣传委员向五九对着喇叭喊：“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场雷动的掌声。一位叫杜元富的“当”地一枪打在陈老二腿上。随后士兵连发数枪，“结束了陈老二的狗命”。群众蜂拥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一块肉拿去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溆浦县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立的，在随后掀起的“镇压土豪劣绅的伟大斗争”中，仅两个月，全县惩治土豪劣绅616人，枪毙11人，游斗44人，坐牢33人。
但是，仅仅在一个月后的1927年4月，国共两党分裂。在长沙5月21日的“马日事变”的第4天，溆浦发生了“敬日事变”。中共溆浦县委书记刘绩成等19人被杀害。一年以后，湖南省委发出“暴动就是成绩”的指示，中共溆浦县委发动了震撼湘西的舒溶溪农民暴动，“凌迟处死”了舒溶溪小学校长龙明汉。
溆浦农民运动中两个阶级相互厮杀的血腥气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卷土重来。
《炎黄春秋》在2006年第8期发表署名何之光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回忆当年参加湖南邵阳地区土改的经历。
何之光回忆说，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去邵阳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 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了“反对和平上改”的指示，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
此后，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①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②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③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④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⑤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⑥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入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地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
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的大错案。
这些暴行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
溆浦土改时到底杀了多少人，当年的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郭静秋也不知道。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将溆浦滥杀的情况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溆浦把名单和数字报上去，县长县委书记急忙到区里要统计数字，可是区里谁也统计不出来。
张英洪在田野调查中，从卢峰镇横岩村土改时最积极的民兵李佑良处得知，这里在土改时拥有土地10亩以上为地主，一般地主是没做过坏事的，恶霸地主是欺压过百姓的;10亩以下、4亩以上为富农，自己有4、5分田为中农，做工长工的是贫农，雇农是一分田也没有，打零工，最穷了。还有一种人，做过坏事，但不一定有田和土地，只要有人反映，就打掉(枪毙)，当过保长的，没有案子的就算了，有案子的就打掉。而在全县最富裕的龙潭，有100多亩地也没划成地主，二十几亩地只算是中农。有些穷地方，2亩地就划成地主了。
但是在各区划成分时，一直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这种划法从政治层面，能将自己和敌人界线划得异常分明。从经济层面考察，多划出来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产和房产，分到浮财如细软等“胜利果实”。
当年，湖南大学中文系年轻的副教授彭燕郊曾参加过全县土改运动。这位诗人在当年12月15日至次年2月15日，两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了223页详尽的文字，包括文件学习、小组讨论、工作汇报、形势动态等。在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过去55多年后，中国三农问题学者、中国农民公民权研究者张英洪，为这本珍贵的土改“纪实”，命名为《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记 》。
在1951年1月11日的会议记录中，“陈政委”对土改进行阶段性总结时说：“不少干部群众，为了多分果实，提高成分，将伪保长，旧军官或土匪，占有少量土地亦不劳动的，划成地主。因此有的划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到百分之二十。提高成分其根本为了夺得果实多分田。不少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立场稳，怕人说是地主立场，左一点比右一点好，还有一部分干部从政治态度出发，把伪保长，为群众反对有少量土地的，不从生产关系，剥削土地占有来出发。”“一部分干部群众仍强调挖底财追浮财。
彭燕郊1951年1月29日的日记，记录了县委书记任之的总结报告：打击面还是宽;个别保仍用算剥削账的方法，一个雇工算了三年就有1200担谷，不是合理合法地进行算;个别地区仍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在整个运动中及时地贯彻政策不够，自杀的有18人，其中12个地主，6个贫雇农。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郭静秋在向张英洪讲述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时提到的这句话，是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的。
在这种非常左的意识主导下，郭静秋完不成杀人任务，就是右倾。地委开会时要求他报杀人计划，他说大概杀十六、七个，小组会上受了批评，批他右倾。他回到江口区与赵中财书记商量后，决定还是报一二十个，结果后来一次就杀了十几人。
55年后，他在回忆土改工作的失误时，对张英洪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滥杀是不可避免的，思蒙和尚坪拥有800亩田产、100亩果园的地主雷继熹，家里还有几十杆枪，没人能说清这个曾经当过区团防分局局长的地主是防匪还是杀人越货，但是有枪就属于武装地主。雷继熹被捕后，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牵起来游街。1950年9月2日在思蒙一次批斗会后，他全家20多口人全部枪毙。雷家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也一同枪毙。
李佑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回顾中反复说：“那时太乱了，还是正规好”，他说溆浦当时打人(枪毙)最多，有人报复，只要揭发就打掉。他向张英洪举了两位社会贤达的例子，差点被毙掉的叫荆嗣佑，被枪毙后又被平反的叫陈遐龄。
同盟会成员荆嗣佑是清末举人，明治大学留学期间追随了孙中山，后被派遣回湖南，做过湖南一师的董事长、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他还做过这个学校的英语老师。抓捕荆嗣佑时，年近花甲的荆嗣佑说你们给毛主席打个电报，他说打，你们就打。后来县里还真的发了电报，上面果然不准打掉他，并给他安排了工作。
另一位，1917年西康抗英、1918年被授予康威将军的陈遐龄，曾是甲午年间的武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镇反时已经77岁，病得无法走路，还是被枪毙了。曾在溆浦县志办工作的著名编辑、“新史学丛书”主编向继东介绍说，听当地老年人讲，陈遐龄被轿子抬到河边枪毙了。1984年，中共溆浦县委为他平反 。
此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令区长郭静秋一直未能忘记，张祖焕在棺木中死了也要复仇的“宣誓”，以及地主雷京文的女人拦路截住他送金饰，哭着求郭静秋放她男人一条生路的情景，在他的脑海中记忆了几十年，1989年溆浦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出版文史资料《南下纪实——溆浦文史第四辑》时，郭静秋清晰地记述下来：“她跪在地上叩头时，思蒙场坪上的群众大会就要开始了，也许她觉察出雷京文就要被处决，于是来了这一招 ”。
湖南农民运动是有传统的，1927年3月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对地主的打击，从轻到重分出9种打击手段：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总之，“一切权力归农会 ”。
三农问题学者张英洪2007年在溆浦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一个案例，1927年2月26日溆浦县委在万人群众大会上，群情激愤地斗争一个外号叫陈老二的地主，县委宣传委员向五九对着喇叭喊：“赞成枪毙陈老二的鼓掌!”得到的是全场雷动的掌声。一位叫杜元富的“当”地一枪打在陈老二腿上。随后士兵连发数枪，“结束了陈老二的狗命”。群众蜂拥而上，“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灵，有的割一块肉拿去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溆浦县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立的，在随后掀起的“镇压土豪劣绅的伟大斗争”中，仅两个月，全县惩治土豪劣绅616人，枪毙11人，游斗44人，坐牢33人。
但是，仅仅在一个月后的1927年4月，国共两党分裂。在长沙5月21日的“马日事变”的第4天，溆浦发生了“敬日事变”。中共溆浦县委书记刘绩成等19人被杀害。一年以后，湖南省委发出“暴动就是成绩”的指示，中共溆浦县委发动了震撼湘西的舒溶溪农民暴动，“凌迟处死”了舒溶溪小学校长龙明汉。
溆浦农民运动中两个阶级相互厮杀的血腥气息，到1950年代初的土改，又卷土重来。
《炎黄春秋》在2006年第8期发表署名何之光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回忆当年参加湖南邵阳地区土改的经历。
何之光回忆说，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去邵阳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 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了“反对和平上改”的指示，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
此后，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①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②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③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④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⑤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⑥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入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地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
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的大错案。
这些暴行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
溆浦土改时到底杀了多少人，当年的县委书记兼公安局长郭静秋也不知道。他只记得当时有人将溆浦滥杀的情况告到了中央，中央命溆浦把名单和数字报上去，县长县委书记急忙到区里要统计数字，可是区里谁也统计不出来。
张英洪在田野调查中，从卢峰镇横岩村土改时最积极的民兵李佑良处得知，这里在土改时拥有土地10亩以上为地主，一般地主是没做过坏事的，恶霸地主是欺压过百姓的;10亩以下、4亩以上为富农，自己有4、5分田为中农，做工长工的是贫农，雇农是一分田也没有，打零工，最穷了。还有一种人，做过坏事，但不一定有田和土地，只要有人反映，就打掉(枪毙)，当过保长的，没有案子的就算了，有案子的就打掉。而在全县最富裕的龙潭，有100多亩地也没划成地主，二十几亩地只算是中农。有些穷地方，2亩地就划成地主了。
但是在各区划成分时，一直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就提高了一部分人的成分。这种划法从政治层面，能将自己和敌人界线划得异常分明。从经济层面考察，多划出来地主，就可以更多地分到一些田产和房产，分到浮财如细软等“胜利果实”。
当年，湖南大学中文系年轻的副教授彭燕郊曾参加过全县土改运动。这位诗人在当年12月15日至次年2月15日，两个月的时间里，留下了223页详尽的文字，包括文件学习、小组讨论、工作汇报、形势动态等。在这场血雨腥风的运动过去55多年后，中国三农问题学者、中国农民公民权研究者张英洪，为这本珍贵的土改“纪实”，命名为《彭燕郊溆浦土改日记 》。
在1951年1月11日的会议记录中，“陈政委”对土改进行阶段性总结时说：“不少干部群众，为了多分果实，提高成分，将伪保长，旧军官或土匪，占有少量土地亦不劳动的，划成地主。因此有的划到百分之七、八、十，甚至到百分之二十。提高成分其根本为了夺得果实多分田。不少干部，为了表现自己立场稳，怕人说是地主立场，左一点比右一点好，还有一部分干部从政治态度出发，把伪保长，为群众反对有少量土地的，不从生产关系，剥削土地占有来出发。”“一部分干部群众仍强调挖底财追浮财。
彭燕郊1951年1月29日的日记，记录了县委书记任之的总结报告：打击面还是宽;个别保仍用算剥削账的方法，一个雇工算了三年就有1200担谷，不是合理合法地进行算;个别地区仍有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的;在整个运动中及时地贯彻政策不够，自杀的有18人，其中12个地主，6个贫雇农。
“宁愿错杀一百，不要放走一个”，郭静秋在向张英洪讲述土改时期基层对政策的掌握时提到的这句话，是湘西区党委书记周赤萍在布置任务时说的。
在这种非常左的意识主导下，郭静秋完不成杀人任务，就是右倾。地委开会时要求他报杀人计划，他说大概杀十六、七个，小组会上受了批评，批他右倾。他回到江口区与赵中财书记商量后，决定还是报一二十个，结果后来一次就杀了十几人。
55年后，他在回忆土改工作的失误时，对张英洪说“这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时没有法治，当时说是说(杀人)要县委批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每个干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恶极’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滥杀是不可避免的，思蒙和尚坪拥有800亩田产、100亩果园的地主雷继熹，家里还有几十杆枪，没人能说清这个曾经当过区团防分局局长的地主是防匪还是杀人越货，但是有枪就属于武装地主。雷继熹被捕后，被人用铁丝穿透鼻子，牵起来游街。1950年9月2日在思蒙一次批斗会后，他全家20多口人全部枪毙。雷家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也一同枪毙。
李佑良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回顾中反复说：“那时太乱了，还是正规好”，他说溆浦当时打人(枪毙)最多，有人报复，只要揭发就打掉。他向张英洪举了两位社会贤达的例子，差点被毙掉的叫荆嗣佑，被枪毙后又被平反的叫陈遐龄。
同盟会成员荆嗣佑是清末举人，明治大学留学期间追随了孙中山，后被派遣回湖南，做过湖南一师的董事长、当过毛泽东的英语老师，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他还做过这个学校的英语老师。抓捕荆嗣佑时，年近花甲的荆嗣佑说你们给毛主席打个电报，他说打，你们就打。后来县里还真的发了电报，上面果然不准打掉他，并给他安排了工作。
另一位，1917年西康抗英、1918年被授予康威将军的陈遐龄，曾是甲午年间的武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镇反时已经77岁，病得无法走路，还是被枪毙了。曾在溆浦县志办工作的著名编辑、“新史学丛书”主编向继东介绍说，听当地老年人讲，陈遐龄被轿子抬到河边枪毙了。1984年，中共溆浦县委为他平反 。
(五)广东村村见血
广东土地改革运动试点工作，从1950年秋到1951年3月结束。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他们较为温和，决定广东土改采取缓和政策，不学中共在北方推行的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
但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华南分局这一做法持批判态度。指责担负土改试点工作的广东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犯了“和平土改”错误，给予撤职处分。1951年4月，中南局农业部部长李雪峰从武汉到广州，召开土改试点工作会议，对广东早期土改作了多方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敌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为了扭转这一“右倾”错误，中南局于1951年4月将赵紫阳从河南省调来广东，代替李坚真具体领导全省土改。同时，又决定由不了解广东实情的南下干部、大军干部去县、区、乡领导土改。
很快，中共中南局“对地主要狠”的方针，在广东开展大规模土改后得到落实。自此，广东土改运动便朝“极左”方向上渐行渐远。地主被杀、或不甘受辱而自杀的现象陆续出现。
依据中南局的汇报，毛泽东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为了处理广东问题，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他当面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他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他还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主持广东土改。
毛泽东亲口批判广东土改犯“右倾”错误，好似火上加油。广东土改对地主和敌人斗得更狠，杀得更多。据一位定居美国、广东土改时曾担任一个乡土改队副队长的侨胞回忆，1952年荔枝大熟时节，上头突然对土改作了大转变的部署，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现在每个乡要定出多少个村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权限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现在下放区一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作点诘查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后来只要肯靠拢土改队的穷苦农民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了。这位侨胞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分。”以下是一些血案案例：
以中农充地主。紧靠东江的马嘶村，一位陈姓农民，为自耕农，他管“公尝田”(族人共有)时曾与本房某兄弟发生磨擦。这人当上土改积极份子诬告他为“地主”，他就被枪毙了。
东莞县万岗新村一个卢姓中医，几十年来主要靠诊金为生，对村人友好。曾置下少量田产以防老。土改时因而被杀。
归侨教师被戴上“地主”帽子惨死。潮讪归侨李某，是乡中小学教师，一家主要靠薪金度日。但多年前靠侨汇购下多亩田地，土改时因而获罪被杀。
圆洲乡曾任小学教师、校长的朱文光。中共统治前受村民拥戴任过乡长。常为民众排难解纷，被称为好人。土改时他也被杀。
东莞县上南村朱伟光，曾任前国府低层公务员。1951年初广州“镇反”开始不久，他主动向广州公安局坦白交代，被判公开管制。1952年夏，本村土改队再派人进城捉他回乡，不受阻拦。他只有土产三、四亩，不是地主，过去也曾为村中做过一些公益事。回乡后，竟把他杀了。
《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据统计，1953年春季，广东土改粤西地区有1165人自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805人。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地主，其中没有一个居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分子。广东全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的方针而滥杀无辜究竟有多少?估计在数十万之间。
但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华南分局这一做法持批判态度。指责担负土改试点工作的广东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犯了“和平土改”错误，给予撤职处分。1951年4月，中南局农业部部长李雪峰从武汉到广州，召开土改试点工作会议，对广东早期土改作了多方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敌不够狠，对群众不够热”。为了扭转这一“右倾”错误，中南局于1951年4月将赵紫阳从河南省调来广东，代替李坚真具体领导全省土改。同时，又决定由不了解广东实情的南下干部、大军干部去县、区、乡领导土改。
很快，中共中南局“对地主要狠”的方针，在广东开展大规模土改后得到落实。自此，广东土改运动便朝“极左”方向上渐行渐远。地主被杀、或不甘受辱而自杀的现象陆续出现。
依据中南局的汇报，毛泽东对华南分局领导土改的“右倾”很不满。为了处理广东问题，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他当面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他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他还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主持广东土改。
毛泽东亲口批判广东土改犯“右倾”错误，好似火上加油。广东土改对地主和敌人斗得更狠，杀得更多。据一位定居美国、广东土改时曾担任一个乡土改队副队长的侨胞回忆，1952年荔枝大熟时节，上头突然对土改作了大转变的部署，过去杀地主没有限定数额，现在每个乡要定出多少个村杀多少个地主的计划：过去审批判处地主死刑的权限由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三巨头共同掌握，现在下放区一级领导。过去对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还要作点诘查核实，看是否真的“罪大恶极，查有实据”。后来只要肯靠拢土改队的穷苦农民敢于“揭发”，不需查证，便可用以作为判处死刑的“证据”了。这位侨胞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分。”以下是一些血案案例：
以中农充地主。紧靠东江的马嘶村，一位陈姓农民，为自耕农，他管“公尝田”(族人共有)时曾与本房某兄弟发生磨擦。这人当上土改积极份子诬告他为“地主”，他就被枪毙了。
东莞县万岗新村一个卢姓中医，几十年来主要靠诊金为生，对村人友好。曾置下少量田产以防老。土改时因而被杀。
归侨教师被戴上“地主”帽子惨死。潮讪归侨李某，是乡中小学教师，一家主要靠薪金度日。但多年前靠侨汇购下多亩田地，土改时因而获罪被杀。
圆洲乡曾任小学教师、校长的朱文光。中共统治前受村民拥戴任过乡长。常为民众排难解纷，被称为好人。土改时他也被杀。
东莞县上南村朱伟光，曾任前国府低层公务员。1951年初广州“镇反”开始不久，他主动向广州公安局坦白交代，被判公开管制。1952年夏，本村土改队再派人进城捉他回乡，不受阻拦。他只有土产三、四亩，不是地主，过去也曾为村中做过一些公益事。回乡后，竟把他杀了。
《带刺的红玟瑰》一书透露，据统计，1953年春季，广东土改粤西地区有1165人自杀。其中，2月3日到3月6日，只一个月出头，自杀者竟高达805人。全省各区、乡土改队乱杀、滥杀地主，其中没有一个居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能平民愤”的分子。广东全省在土改运动中，因“村村见血”的方针而滥杀无辜究竟有多少?估计在数十万之间。
六、中国空前未有的社会大分裂
中国的土改运动，一开始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中国革命，从本质上看就是一场土地革命。从湖南农民运动到江西瑞金苏区直到国共合作第二次破裂后的解放战争再到中共建政之后的土改运动，一直遵循的就是一条布尔什维克路线，打倒地主阶级，摧毁中国农村的封建基础，穷汉子翻身作主人。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执政者不惜摧毁一切。按理说，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与农村、农民都有血亲联系，彭湃是大地主出身，毛泽东是小地主出身，张国焘是地主出身，刘少奇是地主出身。邓小平是地主出身。家里没钱的，压根儿就培养不了他们上学读书。他们自小就明白农村先富起来的地主是怎么富起来的。中国的地主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态中，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劳，通过不断的经营，购买更多的土地，或雇请农工来家里干活，或将田地分租出去，收取粮租，这种经营方式在农业社会中可以说是天经地义。
然而，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思路，执政者需要撕裂社会。
从公开出来的有关红军与中共根据地回忆录看，无论是红军上井冈山还是万里长征，以及在延安，中共对地主财富的剥夺，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打击地主富农，以获得无地农民或穷困农民的拥护，使中共的队伍壮大起来;经济目的呢，就是通过打地主得财富，获得必要与充足的经济资源。中共军队只有在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时获得过国家经费支持，中共成立之初也获得过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的经济援助，但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共军队打击农村地主，谋取的是军事经费，是其胜利的保障。
所以，中共的农村土地政策，是实用性的，并不是为了农民分田分地或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梦想，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诱饵，仅仅是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政治与经济需要。
1937年驻守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但三天迁徙没有经费(路费最低需要1000元，军中所剩只有100元)，政委与军长向毛泽东的延安中央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没有钱，自己想办法解决。最终，这支军队想到的办法是敲诈了当地的地主，以土围子地主不抗日的罪名，迫使其吐出“罚款”500担粮食和5000元钱。当红27军得到这笔钱到手后，中央却向这支部队索要了3000元，“补充”中央经费。
那么，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为什么要发动土改运动这一场暴风骤雨呢？
这对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是必然的。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刚刚表示过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仅仅过了一年，中共的土地政策就变了“脸”。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的土地改革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进行基本政策的调整呢?
就是因为共产党要跟国民党争夺江山，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
打仗，就要钱，要枪，要人，要取得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死心塌地的支持，就要搞一场空前的大动员，这种动员就是土改。
1945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内战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抗战胜利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这时候，国内弥漫着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要求国共两党和平相处的国际压力亦十分强大，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被“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部“厌战”的情绪还是相当明显的，一些人产生了放下枪杆“回家种地”的想法，各根据地都在制定生产重建计划，某些地区部队甚至已经着手复员。
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发出《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
这种“莺歌燕舞”的景况甚至影响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工作，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
1947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亦承认：“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仇敌忾的决心，“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经济与军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共方面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可能是土改为什么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占据优势的是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
为了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这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一致的组织动员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必须借助某种运动形式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揭示、凸显出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两大极端阶层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曾经也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
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
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
在这些老根据地构建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但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氛围中进行，它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敌对情绪。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贫雇农、无业游民等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欺凌而积累起无穷尽的愤恨和辛酸，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情绪并没有因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而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乡村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这些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就能充分调动人们的阶级仇恨，进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统统卷进这场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样，社会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十分需要点燃一把火。
于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
土改为什么有“过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过火”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没有及时加以纠正?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战争目的的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为和平方式与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在一定意义上说，“过火”也是中共高层所默认的。
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时就写道：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
1947年10月10日，中共出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等等。在中共看来，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它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造成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牺牲地主的合法财产，甚至把地主富农变成阶级敌人，换取了无数农民的欢天喜地，这显然是以极端革命暴力方式，来撕裂底层人民的鱼水关联，因为革命式的平均主义，使农村没有抵御饥荒灾难的能力，而地主富农有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家庭劳动经营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平衡农村经济、组织农民生产、维修道路桥梁等公益设施、救济救灾、贷款借粮等，都不可或缺，但中共不会考虑农村经济生态，不会计量撕裂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带来的道德沦丧人伦败坏，而是一心要通过土改，激发贫农们的革命热情，而此时不对地主进行更为严厉的杀戮与迫害，也是基于当时的形势，因为天下还没有属于共产党，到了中共一统天下之后，对地主富农，则是采取更为残酷的方式，以巩固中共的革命政权。
中共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以城市为中心，利用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但那样一条路线，没过多久就宣告失败，李立三提出的“社会主义在一省和数省实现”使中共几乎搭尽血本。聪明的毛泽东领人上了井冈山，走上了一条“落草为寇”的道路，挽救了共产党，也挽救了红军。在此时，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几万人吃什么？也正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聚集了穷人，扩大了红军队伍。这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他赢得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的原因。毛泽东最了解农民，他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弱点，使其成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民心中，最具价值的是粮食与土地，耕者有其田，土地之上成长着中国农民千年的梦想。
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成功的生命线。承诺给予土地、换取人心，换取革命的本钱，这是中共的策略。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次土地换人心、土地换人命的方式，换取了中国农民对中共的的支持。土地改革，其实质是土地革命，因为它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传统中国农业生态的命，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国家暴力第一次全面干预了底层民间社会的财富分配。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孟老夫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精辟论断。保护私有合法财产，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执政底线。而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在这上面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推翻社会的一切秩序，它要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国家不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也不可能保护其它人的私有财产。在毛泽东的政治计划里，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到了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这一决定至今未变，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但是，剥夺地主的财产就剥夺吧，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呢？为什么要用划分阶级成分的办法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贱民呢？因为建成一个新社会，需要社会撕裂，需要阶级斗争。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法，多数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毛泽东坚决反对，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也说过，中央坚决反对党和政府将土地恩赐给农民。
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呢？因为中共中央要看到农民从地主口中夺食，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以此撕裂民间社会，这样地主的仇恨对像就不仅是党和政府，而更多的是对底层村民，当这两种力量在农村形成对立时，中共的基层组织就有了群众基础。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广东地处偏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景象?因为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所以派员督促，造成血案无数。1948年开始的农村土改，中国有四百万户(2188万人口)被划为地主，如果按毛泽东指示的百分之十的予以镇压，则有上百万地主被镇压。剥夺财产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生命。
千古奇绝的国家悲剧大幕就这样，被一双大手拉开了。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实形象的文艺作品亦纷纷问世。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等)修复过来。
2013年7月，民间学者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 “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作了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
丁弘认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
“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
”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
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
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
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
丁弘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 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
丁弘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
丁弘说，土地改革运动造成的恶果空前严重，它打断了社会财富的正常积累过程，造成社会分裂。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地主阶层在农村能够起到引领文化、创办公益事业、调解纠纷救济穷人等方面的作用。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社会（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当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肩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干净，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沃的良田，可就是种不出粮食。土改后的第一年，农业生产是倒退的。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把噎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做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簸箕……”不但不以没文化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土改造成的恶果让那些土改积极分子首先成为仇恨的对象。
1952年3月，桥江区委书记于永起，在凉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杀案。土改根子邓南彬一家6口被杀了4口。贫农邓南彬被砍得满脸血肉模糊；他女儿脖子被砍数刀，头搭在床边，人死在床上；他的父亲吊死在楼枕上；重伤的妻子已不能回答问题；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儿没有受伤。
就在于永起调查案情时，村子已经传开了：“邓南彬的父亲不同意儿子当土改根子，才把全家杀了，自己上吊了”，还有一些瘆人的迷信传说在村里流行，“出事那天晚上，豹子叫了一夜”。各种传说让正在进行土改中的贫农们害怕，土改积极性遭到破坏。
于永起在侦察中发现，邓父不像是自杀，而像是死后被吊到楼枕上的。联系到邓家是土改根子，每次群众大会，他家都是全部参加、带头诉苦，工作队认为邓家的灾难肯定与村里的国民党特务的罗用中一家有关。搜查罗家时，罗的小孩说他们家有只短枪，但这只枪并没有搜到。于永起在搜查与罗家最近的邓南仪家时，发现邓南仪的裤子是新换上的，见到工作队神色马上慌张起来，邓南仪儿子邓柄武手指上有血，棉衣里子和被子上有血，问他们血从何来，父子回答不一致。
在对邓家父子审问时，于永起对邓柄武说，你是穷人，只要老实交待，我们会宽大处理。于是调查有了突破：在土改之前，罗用中、邓南仪等人组织过一个“农民会党”，通过这个党召开“土改代表会”，传播：“土改队来了，大家不要乱讲，讲错了，分不成田，那他就要负责”。(于永起：《紫荆山下的斗争》)这样的会开过多次，被住在附近的邓南彬听闻，为了怕邓南彬告发，罗用中指使邓南仪对邓南彬家实施了谋杀。
彭燕郊在工作队时，也碰到过地主想要报复贫农的事。1952年1月4日，工作队在汇总情况讨论对策时，有人提供线索，一个地主对贫农女子说“你分的我的柜子、家具，好好的用，将来还是我的。”还有人举证，有地主硬是把菜种到贫农的地里，半夜起来去锄地，故意糟蹋贫农种的禾苗。有的地主是砍树，理由是分山，没有分树，还有地主把农民车的水偷偷放掉 。
还有地主用语言威胁：“你斗争地主积极，全村第一，将来我要向你学习。”报仇的心理文武兼具，男人实施了行动，女人写的“反革命诗词”也流传下来，在富裕的龙潭镇，一个有文化的地主老婆这样写道：“长添灯芯满加油，慢慢等到五更头。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
2013年，有一位名叫李力跃的民间学者写作了一部《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为其作序。茅于轼先生在序言中说：
世界各国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土改。因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无例外地都是农业社会，而现代化的社会农业只占总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在此转变期间必定有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居民。同时农民所占用的土地也必定会有大的分化改组。这就是土改。不过各国土改所用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中国和苏联采用的是暴力土改，尤其是中国。六十年前的暴力土改其遗患至今犹在。
李力跃先生写的这本书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暴力土改的前因后果，现在这样恢复真实面貌的历史陈述很难看见。土改这样大的事件，涉及到中国几亿人口的大事，居然没有一本详细的历史书来记录。现在他的这本书补充了这方面的一个缺陷，是非常有价值的。
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规则。不论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都是如此。尽管历史上破坏私人财产的事不断发生，但是像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而且由政府主导来实施的事还是罕见的。这和当时内战的背景有关。国共两党打仗，对于两党的领导人而言是生死存亡之战，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胜利，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用暴力土改，让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有机会获取地主的土地，还能分得他们的浮财，从而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使得共产党能够获取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地主为数甚少，贫苦农民为数众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大多数人的拥护，当然是很合算的一件事。
劫富济贫从道德而言，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但是公平也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无可厚非的目标，它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的。这里的区分点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劫富济贫。在文明国家里都是用温和的手段，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取得大体上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在中国的土改，不但不是温和的，而且是极端暴力，非常血腥的。不但在土改当时充满着暴力，而且将对地主的暴力当成一种正义来实施。这才有文革时期各地残杀阶级敌人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对地主们在身体上的施暴还延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地主的子女受尽各种欺凌和侮辱，剥夺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起码的社会保障，不让他们受完整的教育，堵绝他们在社会上发展的一切机会，不让他们入党，参军，叫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岁还不能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辈子受罪。他们只能找同为地主后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成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不人道的暴行记录。
这些残暴行为能够成为“符合正义”的理由和剥削理论有关。地主收取地租不劳而获，资本家雇佣工人获取剩余价值，也是不劳而获。因此有理由向他们清算。对“剥削阶级”进行清算就有了根据。这个剥削理论在二十世纪一度得到广泛的认可，于是才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理论认为要避免剥削必须实行公有制。在实施公有制中充满着侵犯私产的暴力血腥事件。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剥削理论的创始人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未能看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所以大多数先进国家都完全放弃了剥削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相对大的市场，相信它的人还不在少数。而且今后也会不断有人相信它。剥削理论使得整个世界骚动起来，很难平静下去。有些国家坚持公有制几十年，至今不悔。但是这些国家无例外地搞得穷困不堪。我国由于不再坚持公有制，引进了私有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贫富差距也过分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茅于轼先生认为， 否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人人得而据为己有。这个世界就成了强盗世界，秩序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所以讲：保护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粗看起来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了私利，是不符合道德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随便侵犯别人的财产岂非更不符合道德。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保护私产的必要性，在我国的宪法中对保护私产的巨大争论就是一例。在实践中侵犯私产的事不断发生。普通人应对的办法是上访告状，有钱人应对的办法是移民出国。要想使私产的保护得到牢固的实施，必须对过去侵犯私产的事重新评价。
然而，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思路，执政者需要撕裂社会。
从公开出来的有关红军与中共根据地回忆录看，无论是红军上井冈山还是万里长征，以及在延安，中共对地主财富的剥夺，既有政治目的，也有经济目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打击地主富农，以获得无地农民或穷困农民的拥护，使中共的队伍壮大起来;经济目的呢，就是通过打地主得财富，获得必要与充足的经济资源。中共军队只有在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时获得过国家经费支持，中共成立之初也获得过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的经济援助，但这些都是非常有限的，中共军队打击农村地主，谋取的是军事经费，是其胜利的保障。
所以，中共的农村土地政策，是实用性的，并不是为了农民分田分地或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梦想，耕者有其田只是一个诱饵，仅仅是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政治与经济需要。
1937年驻守甘肃正宁县的红二师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共中央命令红二十七军去正宁接守防务。但三天迁徙没有经费(路费最低需要1000元，军中所剩只有100元)，政委与军长向毛泽东的延安中央求援，得到的回答是中央没有钱，自己想办法解决。最终，这支军队想到的办法是敲诈了当地的地主，以土围子地主不抗日的罪名，迫使其吐出“罚款”500担粮食和5000元钱。当红27军得到这笔钱到手后，中央却向这支部队索要了3000元，“补充”中央经费。
那么，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后为什么要发动土改运动这一场暴风骤雨呢？
这对以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那是必然的。
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刚刚表示过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仍将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将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的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仅仅过了一年，中共的土地政策就变了“脸”。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五四指示”，紧接着又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了《土地法大纲》，“自上而下”的激进的土地改革迅速在根据地广泛展开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共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进行基本政策的调整呢?
就是因为共产党要跟国民党争夺江山，打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
打仗，就要钱，要枪，要人，要取得分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死心塌地的支持，就要搞一场空前的大动员，这种动员就是土改。
1945年10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在与国民政府举行谈判，而到了1946年5月时，内战已迫在眉睫，同年夏季，国民党军队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
抗战胜利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这时候，国内弥漫着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要求国共两党和平相处的国际压力亦十分强大，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被“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部“厌战”的情绪还是相当明显的，一些人产生了放下枪杆“回家种地”的想法，各根据地都在制定生产重建计划，某些地区部队甚至已经着手复员。
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发出《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
这种“莺歌燕舞”的景况甚至影响到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新兵的征集工作，作为老根据地的冀中某地扩军，不得不采取将“够年龄的都逼了去”的办法，结果是到区上“大部分都跑了”。还有的采用“抓球(阄)”的办法，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谁抓着了谁去。
1947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亦承认：“去年停战协定公布以后，我们曾经一度对和平过高估计，部分地抛弃了抗战八年来的艰苦奋斗传统，大搞所谓‘和平建设’，妄想百废俱兴，而不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以致财政赤字空前巨大，只好以大量发行货币来弥补。去年7、8月后我们虽已打破和平幻想，全力支持战争，但仍未作长期打算。”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励根据地人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同仇敌忾的决心，“则我战争便难长久支持”，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在经济与军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的中共方面将陷于极为危险的境地，这可能是土改为什么必须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长期“周旋”的过程中唯一能够占据优势的是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
为了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这场“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大决战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把根据地内部所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动员起来，但它面临的问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一致的组织动员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必须借助某种运动形式把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揭示、凸显出来，在乡村中形成占乡村绝大多数的以贫农、雇农为代表的底层劳苦大众与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两大极端阶层的直接对立和强烈的相互敌视状态，使得曾经也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政权成为农民近在咫尺的仇敌：“使农民认识到大老蒋小老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抗战期间，华北地区经多年的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多数农民早已拥有土地”，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已经不很严重。在苏北的一些解放区，“土地按每户人数平均分配，所有靠种地为生的人们都领到一份等量的土地。……在某一个地区，人均分得土地2.5亩。”
晋冀鲁豫解放区豫北的武安县，1946年时“地主和富农的财产已基本被剥夺殆尽，连中农的财产也不得不用来弥补贫农的贫困。
位于同一边区晋东南的一个村庄彻底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原有的7户地主只剩下一户，村中贫农人均有地5.5亩，中农人均6.2亩，富农6.9亩，唯一的一户地主人均(占地)9亩。”
在这些老根据地构建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应该说并不那么必要和迫切，但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比较平和的社会氛围中进行，它需要的是一种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敌对情绪。农村社会的边缘群体——贫雇农、无业游民等世代遭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欺凌而积累起无穷尽的愤恨和辛酸，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对立情绪并没有因为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而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乡村中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充分发动这些农村中最弱势的边缘人群，让他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就能充分调动人们的阶级仇恨，进而形成一种同仇敌忾的社会氛围，并将其他社会成员统统卷进这场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这样，社会动员的目的就实现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十分需要点燃一把火。
于是，中国共产党果断地放弃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采取的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阶级斗争理论就这样被融进了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
土改为什么有“过火”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过火”行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没有及时加以纠正?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在战争目的的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因为和平方式与动员的目标相背离，所以不能考虑。.在一定意义上说，“过火”也是中共高层所默认的。
毛泽东早在1945年11月时就写道：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
1947年10月10日，中共出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和乡村在土地改革以前的一切债务;等等。在中共看来，它的公布与实行总结了二十多年土地革命基本经验教训，是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它体现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调动了农民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对保证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造成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牺牲地主的合法财产，甚至把地主富农变成阶级敌人，换取了无数农民的欢天喜地，这显然是以极端革命暴力方式，来撕裂底层人民的鱼水关联，因为革命式的平均主义，使农村没有抵御饥荒灾难的能力，而地主富农有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家庭劳动经营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平衡农村经济、组织农民生产、维修道路桥梁等公益设施、救济救灾、贷款借粮等，都不可或缺，但中共不会考虑农村经济生态，不会计量撕裂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带来的道德沦丧人伦败坏，而是一心要通过土改，激发贫农们的革命热情，而此时不对地主进行更为严厉的杀戮与迫害，也是基于当时的形势，因为天下还没有属于共产党，到了中共一统天下之后，对地主富农，则是采取更为残酷的方式，以巩固中共的革命政权。
中共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以城市为中心，利用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但那样一条路线，没过多久就宣告失败，李立三提出的“社会主义在一省和数省实现”使中共几乎搭尽血本。聪明的毛泽东领人上了井冈山，走上了一条“落草为寇”的道路，挽救了共产党，也挽救了红军。在此时，不打土豪，不分田地，几万人吃什么？也正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聚集了穷人，扩大了红军队伍。这是毛泽东的创举，也是他赢得共产国际与苏联支持的原因。毛泽东最了解农民，他充分地利用了农民的弱点，使其成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民心中，最具价值的是粮食与土地，耕者有其田，土地之上成长着中国农民千年的梦想。
土地改革是中共革命成功的生命线。承诺给予土地、换取人心，换取革命的本钱，这是中共的策略。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次土地换人心、土地换人命的方式，换取了中国农民对中共的的支持。土地改革，其实质是土地革命，因为它革了地主的命，也革了传统中国农业生态的命，土地改革运动将地主的土地没收后，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国家暴力第一次全面干预了底层民间社会的财富分配。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孟老夫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的精辟论断。保护私有合法财产，这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执政底线。而布尔什维克党恰恰在这上面反其道而行之，它要推翻社会的一切秩序，它要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国家不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也不可能保护其它人的私有财产。在毛泽东的政治计划里，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只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地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到了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让农民把土地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交给了“集体”。这一决定至今未变，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农民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只有土地的使用权。
但是，剥夺地主的财产就剥夺吧，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入十八层地狱呢？为什么要用划分阶级成分的办法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贱民呢？因为建成一个新社会，需要社会撕裂，需要阶级斗争。
1950年6月召开的中国政协第一届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法，多数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但毛泽东坚决反对，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少奇也说过，中央坚决反对党和政府将土地恩赐给农民。
毛泽东、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为什么不用最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呢？因为中共中央要看到农民从地主口中夺食，要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以此撕裂民间社会，这样地主的仇恨对像就不仅是党和政府，而更多的是对底层村民，当这两种力量在农村形成对立时，中共的基层组织就有了群众基础。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中划分阶级成份，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农、雇农是土改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中立富农，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是土改打击的对象。前新华社社长穆青1950年6月2日在《内部参考》中报道说，河南土改运动中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40余起。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省流行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广东地处偏远，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惨烈景象?因为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所以派员督促，造成血案无数。1948年开始的农村土改，中国有四百万户(2188万人口)被划为地主，如果按毛泽东指示的百分之十的予以镇压，则有上百万地主被镇压。剥夺财产的同时，也被剥夺了生命。
千古奇绝的国家悲剧大幕就这样，被一双大手拉开了。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此外，反映地主真实形象的文艺作品亦纷纷问世。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周同宾的《土地梦》，史铁生的《记忆与印象》，莫言的《生死疲劳》，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这些作品把被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如黄世仁，南霸天，刘文彩，周扒皮等)修复过来。
2013年7月，民间学者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 “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作了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
丁弘认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
“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
”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
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
”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
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
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
丁弘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 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
丁弘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
丁弘说，土地改革运动造成的恶果空前严重，它打断了社会财富的正常积累过程，造成社会分裂。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地主阶层在农村能够起到引领文化、创办公益事业、调解纠纷救济穷人等方面的作用。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社会（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当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肩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 “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干净，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沃的良田，可就是种不出粮食。土改后的第一年，农业生产是倒退的。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把噎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做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簸箕……”不但不以没文化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土改造成的恶果让那些土改积极分子首先成为仇恨的对象。
1952年3月，桥江区委书记于永起，在凉水井村碰到一起凶杀案。土改根子邓南彬一家6口被杀了4口。贫农邓南彬被砍得满脸血肉模糊；他女儿脖子被砍数刀，头搭在床边，人死在床上；他的父亲吊死在楼枕上；重伤的妻子已不能回答问题；只有两个不更事的小儿没有受伤。
就在于永起调查案情时，村子已经传开了：“邓南彬的父亲不同意儿子当土改根子，才把全家杀了，自己上吊了”，还有一些瘆人的迷信传说在村里流行，“出事那天晚上，豹子叫了一夜”。各种传说让正在进行土改中的贫农们害怕，土改积极性遭到破坏。
于永起在侦察中发现，邓父不像是自杀，而像是死后被吊到楼枕上的。联系到邓家是土改根子，每次群众大会，他家都是全部参加、带头诉苦，工作队认为邓家的灾难肯定与村里的国民党特务的罗用中一家有关。搜查罗家时，罗的小孩说他们家有只短枪，但这只枪并没有搜到。于永起在搜查与罗家最近的邓南仪家时，发现邓南仪的裤子是新换上的，见到工作队神色马上慌张起来，邓南仪儿子邓柄武手指上有血，棉衣里子和被子上有血，问他们血从何来，父子回答不一致。
在对邓家父子审问时，于永起对邓柄武说，你是穷人，只要老实交待，我们会宽大处理。于是调查有了突破：在土改之前，罗用中、邓南仪等人组织过一个“农民会党”，通过这个党召开“土改代表会”，传播：“土改队来了，大家不要乱讲，讲错了，分不成田，那他就要负责”。(于永起：《紫荆山下的斗争》)这样的会开过多次，被住在附近的邓南彬听闻，为了怕邓南彬告发，罗用中指使邓南仪对邓南彬家实施了谋杀。
彭燕郊在工作队时，也碰到过地主想要报复贫农的事。1952年1月4日，工作队在汇总情况讨论对策时，有人提供线索，一个地主对贫农女子说“你分的我的柜子、家具，好好的用，将来还是我的。”还有人举证，有地主硬是把菜种到贫农的地里，半夜起来去锄地，故意糟蹋贫农种的禾苗。有的地主是砍树，理由是分山，没有分树，还有地主把农民车的水偷偷放掉 。
还有地主用语言威胁：“你斗争地主积极，全村第一，将来我要向你学习。”报仇的心理文武兼具，男人实施了行动，女人写的“反革命诗词”也流传下来，在富裕的龙潭镇，一个有文化的地主老婆这样写道：“长添灯芯满加油，慢慢等到五更头。纸笔千年会说话，子孙万代要报仇。”
2013年，有一位名叫李力跃的民间学者写作了一部《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著名学者茅于轼先生为其作序。茅于轼先生在序言中说：
世界各国都会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土改。因为人类社会的早期无例外地都是农业社会，而现代化的社会农业只占总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在此转变期间必定有大批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居民。同时农民所占用的土地也必定会有大的分化改组。这就是土改。不过各国土改所用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中国和苏联采用的是暴力土改，尤其是中国。六十年前的暴力土改其遗患至今犹在。
李力跃先生写的这本书全面地回顾了中国暴力土改的前因后果，现在这样恢复真实面貌的历史陈述很难看见。土改这样大的事件，涉及到中国几亿人口的大事，居然没有一本详细的历史书来记录。现在他的这本书补充了这方面的一个缺陷，是非常有价值的。
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规则。不论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都是如此。尽管历史上破坏私人财产的事不断发生，但是像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长时间，而且由政府主导来实施的事还是罕见的。这和当时内战的背景有关。国共两党打仗，对于两党的领导人而言是生死存亡之战，不惜一切代价谋求胜利，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用暴力土改，让为数众多的贫苦农民有机会获取地主的土地，还能分得他们的浮财，从而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支持，是使得共产党能够获取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地主为数甚少，贫苦农民为数众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换取大多数人的拥护，当然是很合算的一件事。
劫富济贫从道德而言，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但是公平也是人们追求的一个无可厚非的目标，它也一定程度上是符合道德的。这里的区分点是用什么方式方法来劫富济贫。在文明国家里都是用温和的手段，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取得大体上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在中国的土改，不但不是温和的，而且是极端暴力，非常血腥的。不但在土改当时充满着暴力，而且将对地主的暴力当成一种正义来实施。这才有文革时期各地残杀阶级敌人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对地主们在身体上的施暴还延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地主的子女受尽各种欺凌和侮辱，剥夺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起码的社会保障，不让他们受完整的教育，堵绝他们在社会上发展的一切机会，不让他们入党，参军，叫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岁还不能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辈子受罪。他们只能找同为地主后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成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不人道的暴行记录。
这些残暴行为能够成为“符合正义”的理由和剥削理论有关。地主收取地租不劳而获，资本家雇佣工人获取剩余价值，也是不劳而获。因此有理由向他们清算。对“剥削阶级”进行清算就有了根据。这个剥削理论在二十世纪一度得到广泛的认可，于是才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理论认为要避免剥削必须实行公有制。在实施公有制中充满着侵犯私产的暴力血腥事件。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剥削理论的创始人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未能看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所以大多数先进国家都完全放弃了剥削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相对大的市场，相信它的人还不在少数。而且今后也会不断有人相信它。剥削理论使得整个世界骚动起来，很难平静下去。有些国家坚持公有制几十年，至今不悔。但是这些国家无例外地搞得穷困不堪。我国由于不再坚持公有制，引进了私有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但是贫富差距也过分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
茅于轼先生认为， 否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人人得而据为己有。这个世界就成了强盗世界，秩序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所以讲：保护私有财产是道德之神。粗看起来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了私利，是不符合道德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以随便侵犯别人的财产岂非更不符合道德。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保护私产的必要性，在我国的宪法中对保护私产的巨大争论就是一例。在实践中侵犯私产的事不断发生。普通人应对的办法是上访告状，有钱人应对的办法是移民出国。要想使私产的保护得到牢固的实施，必须对过去侵犯私产的事重新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