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齐泽克: 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想的幽灵

（共识网，2016-7-5 ；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6期；作者：胡大平）
    戴按：此文勾勒了齐泽克的思想轨迹。西方知识界的左翼，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批判，有利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或进步。但千万把能把他们（西马、后马或后后马诸公）的言说过于当真。当他们谈论各种“阶级斗争”（理论的或是现实的），我就忍不住发笑。对这类人提出的一个最要命的问题是：你属于什么阶级？如果他宣称自己属于“无产阶级”，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根据什么说自己属于无产阶级？

    摘要  齐泽克既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亦非“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轨迹的新制高点。

　齐泽克，当代西方左翼激进理论的最闪亮的明星，不仅理论上十分活跃，几乎每年都有新著出版，著作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奔走于世界各地演讲，而且在政治上似乎表现也不俗，至少在前几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他是少数直接走到了前台的左派思想家之一。新千年以后登陆我国，他的著作被“跟进”翻译( 已经出版近 20 种，超其总数一半以上) ，也由于他的推动，巴迪欧、巴里巴尔、郎西埃、阿甘本等亦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从表象上看，虽然他在自己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公开表示自己甚至是比拉克劳和默菲后马克思主义还要“后”的彻底反本质主义者，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但在其后却似乎越来越向正统马克思主义回归，不仅经常为辩证唯物主义辩护，而且把列宁看作真正的哲学实践，甚至在访谈中坦言自己是理论上的斯大林主义者。从其实际表现看，他确实是罕见的彻底的理论上的革命家:与原教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一切当代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坚决地反对全球资本主义、批判其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特征，同时亦与当代流行的以批判主体性为目标的左翼政治思想保持明显的距离。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形式上，虽然他口若悬河，也是出了名的“黄教授”和“段子手”，从外星人到男女之事无所不论，受到人们的热捧，但几乎没有多少人真地明白他在讲什么。究竟怎样看待他这样一位左翼激进思想家?

　在本文看来，他代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轨迹的新制高点。这一轨迹从卢卡奇经由“后结构主义”再到当代，呈现出黑格尔“正—反—合”三一式特点，它们分别是西方激进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68 文化革命”、前苏东剧变三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论反应。在这个制高点上，齐泽克作为当代西方左派激进思想的幽灵，以浓缩的方式表现了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反叛，也记录了他们对解放政治学以及自我历史的反思。作为一个样本，齐泽克是观察当代激进思想、反思其历史轨迹的最好的一面镜子。

　　一、齐泽克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齐泽克不仅时时强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甚至提出过回到“原教旨”的“本真性”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界似乎也将其视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他的思想关乎今日马克思主义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表现，关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被称为“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作为。他对以犬儒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后意识形态”氛围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因为前苏东地区的失败而暂时撤退和转移时，如此坚定地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大旗，确实是难能可贵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不过，他的理论形式让我们疑惑，在内容上，他的分析也始终贯穿着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本人的批评，例如，在其《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这一成名作中，他自己便声称是比拉克劳和默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更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对于言必称拉康的齐泽克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必说他比拉克劳和默菲这些通常的“后马克思主义”还要“后”，毕竟，这种“后”会出奇不意地按照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回到”更加本真的马克思那里。关键在于反本质主义，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对“根本的偶然性”的原教旨式敬奉。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性。如果在根子上便是针尖对麦芒，那么他们怎么会处在同一立场上?

　然而，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例如，在反对必然性问题上，齐泽克的分析存在着悖论性质。他不仅在不同的地方会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立场，而且在根本上仍然坚持了认识论上的必然性，即把必然性、普遍性当作抽象的认识前提和分析工具。这是齐泽克不同于德里达“解构”的地方，尽管他们都同样地擅长运用修辞。这也是齐泽克挪用黑格尔的秘密。这种做法与所谓“结构主义”思潮的形式分析相关。他便以此种方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拜物教的批判植入自己意识形态批判之中的，从而自信地宣布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提出的问题是，他带来了新的或更“革命”的对马克思的理解了吗?

　反本质主义问题，在表面上，与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反人道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断言具有同构性，即“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反对本质主义，但在认识论上却主张必然性”。这种相似性隐藏着一个至今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然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至关重大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如何看待社会的建构的性质?

　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直接关联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史，在此，我们作一简要的铺陈，以便为齐泽克的评价提供一个初始的思想史平台。

　自卢卡奇提出三种自然概念以来，以反对物化（拜物教、异化）的名义伸张主体性的做法愈演愈烈。然而，包括来自科学哲学领域有关“人化”自然的讨论，“永恒的历史化”（詹姆逊语）做法不是把主体性发挥到主观唯心主义暴力的程度（ 阿多诺强调了这一点） ，就是将其神秘化或再度宗教化（如弗洛姆） 。在直接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试图以结构人类学来对抗萨特的“辩证理性”便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挪用马克思的象征分析，以人类学资料，把社会锁定在无时间的结构之中。不管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特、阿尔都塞以及福柯，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何种相互影响，他们是否能够归入同一个“结构主义者”名下，有一点是明摆着的: 他们都试图基于列维-斯特劳斯所称的“分析理性”，借助结构，否认以时间性为支撑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主张社会历史的建构特征，从而把历史分析（包括意识形态批判） 的重心从经济、政治转向文化（特别是语言）或心理（无意识）结构。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说，在其中，只有阿尔都塞始终围绕马克思的原始命题展开论证，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和人本主义双重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看到，其有关“过度决定”、“无主体的过程”，甚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都是如此。这些问题，都在齐泽克的论证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需要强调的是，阿尔都塞多数极具原创性并在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由于处在教条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夹缝中，稍加发挥，也可以两边甩，在一极上推向极限，便立即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

　以“过度决定”为例。阿尔都塞从精神分析那里借用 over determination（过度决定）这个术语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概念，以期将其与黑格尔区分开来。阿尔都塞的基本思想是，在社会历史结构中，一种结构或要素决定其他结构或要素。在他看来，这个问题说明了结构在其结果中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了结构因果性本身。他强调: “结构并非外在于经济现象的本质，它的出现改变了经济的面貌、形式和关系，它作为一种缺席的原因作用于它们，它的缺席乃是因为它外在于它们。在结构‘转喻性因果性’对其后果产生影响过程中的原因之缺席，不是相对于经济现象的结构的外在性之结果; 相反，它正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其作用中的形式。”这个段落表达的因果性思想正是在齐泽克分析中始终发挥作用的中轴，甚至和阿尔都塞一样，齐泽克也是用来自《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导论中那个关有“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以太”的段落来说明这种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段落中，“转喻性因果性”一词便是直接来自 Jac-ques - Alain Miller，即后来垄断了拉康思想遗产的其高足和乘龙快婿，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师，他用这个术语来概括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中的结构因果性的形式特点。从这一个例子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中，阿尔都塞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矛盾”观、以“过度决定”机制为偶然性条件下社会历史的建构性质做出一般理论说明。

　在这个“过度决定”术语中，之所以保留了“决定”（determination）乃是因为他仍然坚持了马克思的分析的因果性假设，以期满足他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判断的科学性要求，同时与人本主义伦理诉求保持距离；他又通过增加 over 这个前缀，通过某种盈余压抑其“决定作用”所包含的必然性的刚性假设，这乃是试图切断与教条主义的直接联系。这个术语迫使我们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时注意各种具体情境的偶然性条件。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个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运用《共产党宣言》阐发的原理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原则上并无二致。不过，我们还是看到，恰恰对这个思想进行一般概括使之具有原理特征时，产生了两种走出马克思的通道: 一是阿尔都塞后来自己检讨的“形式主义”或“理论主义”。结果是，在思辨层次上，他的思想最终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结构决定论，也即一般意义的“矛盾”或“对抗”的普遍性思想，只保留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经典命题所表达的唯物辩证法的辩证法形式而去掉了它的唯物主义内容。这正是从列维-斯特劳斯到福柯、德里达，再到今天“法兰西理论”传人与马克思关系的基本特点，保留其辩证法的形式而替代它的内容。例如，列维-斯特劳斯用“象征”替代“物质生产”，福柯用“话语—权力”替代“生产方式”等等。二是内含于诸如“结构因果性”这些术语中的思想，其倾向最后极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阿尔都塞自己说，曾考虑使用诸如“无因之果”这样的概念来表达“结构因果性”的内涵，因为这个术语的意义只是指认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归根结底意义的矛盾”从来都不会直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亦不会为理论所直接把握。不过，他最终使用了来自结构主义（更具体地说是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以期将之理论化。最终，沿着这个思想走到底时，在理论上，“原因”便成为神秘的“回溯性产物”，成了偶然情境中必然会发生的想象性建构。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受制于偶然条件，不存在必然的原因（大写的原因），必然发生的是，我们总是需要为偶然的事件去找一个必然的原因。实际上，精神分析在主体产生病症时去追溯其生活史中的“创伤”，这一做法便是典型。结构因果性，或用米勒的话说“转喻性因果性”便是拉康派精神分析为自己的辩护，通过这个辩护，心理过程受制于“转喻性因果性”这个观点便获得科学的庄严。

　阿尔都塞的例子说明了构成齐泽克背景的整个所谓结构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演变。其中心问题在于: 或许，在出发点上，他们都试图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反对人本主义，以反物化为名借用黑格尔的“总体化”概念（以时间支撑的必然性观念）将社会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转化为自由的必然性，即付出时间成本的人类终将成为真正的主体，同时又不落入教条主义的僵硬的进化论的历史图式，但最终都在社会建构论（即社会乃是不同于自然的人类自身创造的客观对象）路线上滑向了抽象的结构（如人与人之间的象征关系）决定论，并且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最终落入语言决定论。我们无法在此完整地回应全部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唯物主义并不反对社会建构论，承认社会历史是人类创造的并且承认社会历史规律不是自然规律，但它强调社会历史事实一旦形成便会产生像自然界那样的铁的因果律（即必然性作用），因此它并不幻想通过观念、意识、理想或其他属人的力量打破历史牢笼，而是揭示了在全部现象背后的这个事实或辩证机制: 历史地形成的那些对于后来者具有先验性质的社会条件，它们固然像自然那样产生作用，但历史不同于自然之处乃在于，在其中，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恰恰内化为必然。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把已经作为趋势形成的自由实现为现实，而物化指的无非是这一趋势本身是通过商品生产之物的过程形成，在其形成之后，人们恰恰仍然屈从于其物的形式，而对其内容则保持着无知。更复杂的问题也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以拉康（再传）弟子形象出现的齐泽克，无疑禀承了上述所谓结构主义问题，但他之所以成为齐泽克而不是拉康派精神分析的不知名弟子，在某种意义上在于他确实意识到了那个问题本身。显著的标志之一便是借助于阿多诺强调的“客体的优先性”（来自马克思）概念，他试图将社会建构论唯物主义化。与一般拉康弟子及研究者强调早期拉康“想象”概念不同，齐泽克突出其后期“真实”概念; 在分析过程中，他反复强调唯物主义立场，甚至把诸如德勒兹等当代思想家都解释成辩证唯物主义者; 他不仅不怕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而且甚至主张原教旨化; 把阶级斗争作为决定着当今社会矛盾诸表象的“真实”等等; 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做法，其原因都在于此。

　说到这里，似乎齐泽克倒是试图克服结构主义问题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了。确实，他具有这样的倾向。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言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正如他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的导论中所表白的那样，在主观上，他始终是一名与生态学、女性主义以及民主政治保持着切线关系的、多元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 - Marxist）理论家。综观齐泽克，其真正狡黠之处在于，就如他所说的那个逃避服兵役的笑话中的士兵，在没有最终找到真正的目标之前，他是不会停下来的，即逃离了任何既定的政治立场。

　简言之，至少到目前，他不在任何既有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之中，同时他在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其他可能的立场中汲取有用的资源，锁定一个目标: 给予今日任何为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以不妥协的批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彻底的反资本主义者。当然，以福柯为参照，我们也会看到他们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表面上矛盾的立场: 一方面，似乎像德里达谈论“马克思的幽灵”那样，把马克思“幽灵化”或非本质化了，如福柯说，“对我来说，马克思并不存在。我指的是围绕着一个专有名词建立起来的实体，既指向某一个人，又指向他的著作的总体，以及从他延伸出来的一个无限巨大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正如福柯的造反史学实际上深刻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即以《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阶级斗争叙事，只不过在谈论阶级斗争的现实困难面前，他们把它转移到种族斗争、围绕性别的斗争、围绕身体的斗争等其他方面，从而试图揭示权力在今天的深刻性和阶级斗争在今日形势的复杂性。归根结底，他们的理论姿态，都可以用阿尔都塞的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来解释。这正是我们在面对当代西方左翼激进思潮时所必须进一步从逻辑和内容上深化的问题。

　　二、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或齐泽克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吗?

　如果齐泽克不在任何既有的政治立场之内，而他本人亦未定义一种新的政治立场，那么就需要我们放弃固有思维，另辟蹊径，直击其理论之核。

　在新的道路上，我们首先遭遇的将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作为斗争形式的游击战，最后还必须反思性地面对其游击形式带来的“游而不击”问题。这些问题，不只是齐泽克独有的，而是他借以出场的“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幌子的基本问题。

　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在时代已经走出马克思的直接语境条件下试图替代马克思主义而延续其乌托邦渴望的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潮，后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自称“后马克思主义”，乃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斗争的直接政治依据赌在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因为，葛兰西《狱中札记》的公开发表，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意识形态批判乃是一场争取霸权的“阵地战”（war of position）。1984 年拉克劳和默菲发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在政治上以霸权的名义直接打响了“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第一枪，终结了列维-斯特劳斯批判萨特以来漫长的“后马克思主义”序幕。我们不应该忽视，当“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切断自己与马克思的直接联系并声称替代它的时候，其从葛兰西那里挪用的“阵地战”策略也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偏移: 它所包含的针尖对麦芒式直接斗争流失了，而只剩下表达立场（position）的一种政治姿态，一种当代民主政治之 PC（政治上正确）规则支持下的空洞姿态（gesture）。虽然“后马克思主义”只是齐泽克暴得大名的幌子，他最终声称自己是比“后马克思主义”还要“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齐泽克本人始终不能驱散他的形象之中的这片阴影。

　　(一) “哲学……是阶级斗争”( 阿尔都塞语) 。

　在《易碎的绝对》前言中，齐泽克提出一个问题：面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世界世俗宗教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如何回应？他的回答是: 是又如何，难道把不珍贵的真正基督教遗产留给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嘛？他甚至强调自己是个“极端的斯大林派哲学家”，他相信“泾渭分明的立场”。因此，他试图与一切既往的哲学派别划清界限。这种理论立场，使他成为一个原创的哲学家，同时，在政治上，也使得他卓而不群。

　这种立场本身，或许可以从拉克劳和默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霸权斗争观点推断出来，即彻底不妥协的理论立场。正是在这里，他对自由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得到解释。虽然他本人的说话方式和论证风格可能沾染上某种后现代特征，但是，你不能将齐泽克理解成后现代作家，因为他对所谓“后现代”根本就不当回事。

　不过，你同样不能简单地因此就将其理解成金庸笔下的包不同，即永远对别人意见说“不”
的形式上的反对派，这种反对派似乎正是两党制民主政治斗争中民主的虚假的体现。它有一些实质性内容，这种内容让人想起《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论证，让人想起列宁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号召。可以认为，他确实在从事一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这一立场与其关于现实的论证逻辑一致，亦是葛兰西—阿尔都塞理论姿态的直接延续。

　齐泽克反复指出，社会的真实便是它的内在对抗性，这决定了完美社会的不可能，也决定了社会现实的封闭的不可能。其基于拉康后期“真实”概念而主张“对象的优先性”，从而以此主张“战斗的唯物主义”立场，对各种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不就是捍卫这种观点吗？而与拉克劳和默菲不一样的是，在阐明对抗性时，他不正是把“阶级斗争”视为原始创伤吗？同时，他主张绝对真理的永远不可能性，把真理交付特殊的历史情势，从而主张英雄主义立场，这不也是在理论中坚持阶级斗争吗？

　尽管齐泽克是从阿尔都塞及其学派止步的地方（如没有能够真正揭示质询机制）出发的，但在其论证中直接挪用了大量来自阿尔都塞的立场这也是基本事实。阿尔都塞有关“哲学便是理论上的阶级斗争”的这一观点可以非常明显地从其论述中看到。从这一观点出发，意识形态批判不就是阶级斗争吗？再来看葛兰西的“阵地战”吧，它不就是阶级斗争过程中在理论中发生的关于立场的战争吗？

　基于这一背景，在意识形态批判过程中，主张到别人家里去作战的“阵地战”，不就是在“后意识形态氛围”中从理论上恢复阶级斗争的努力吗？正是这一点让人觉得“后马克思主义”只是他在自己崛起过程中仅仅借助的幌子。要不，他最后怎会与拉克劳翻脸而与激进的巴迪欧站在一边？

　无论如何，关于齐泽克，我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 他是一个理论上的阶级斗争派。至于这场阶级斗争的形式及其效果的评价则是另一件事了。

　　(二) 不断重复自身: 穿越白日梦以及以其为支撑的真理。

　在我们面对齐泽克的文本时，一个颇让我们踌躇的东西是: 他的文本在根本上就是一种重复。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首要为他作一点辩护。以福柯为反向参照，当他对那些要求自己从一而终的批评者任性地发飙——“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 把它交给那些检查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范的官僚和警察好了。至少不要让他们的道德准则来打扰我们的写作”——，他强调了这种立场: 一个作者有权在同一论题上变换立场，进入不同的主题。这不就是重复吗? 而齐泽克正是如此。他对自己重复使用一些例子这一做法作了一个解释:：“当我一开始使用一个例子时，我往往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含义，我还没有达到这个层面。一般是在下一本书里，或者更晚的时候，我再一次用到这个例子时，我才能够完全发掘它所有的含义。”这一点在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更重要的是，重复乃真理的表现形式，这也是可以从精神分析理论中推出来的结果。在精神分析看来，如果某个事件是一种创伤的话，它总会引发某些重复的征兆。齐泽克常常谈到原因的回溯性建构，不就同时为自己的重复作出了一个恰当的解释吗？

　不过，比这个解释更重要的是: 齐泽克本人在强调原因是回溯性建构的结果时，他没有否定原因的“真实存在”，更不会接受任何大写的原因或第一原因，而是试图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强调“对象的优先性”。就此而言，重复，并非意味着传统形而上学那种寻找本质、基础的做法，而是试图开放社会历史条件。简言之，通过重复———不断地加倍自己、擦除自己、重新定位自己———来打开一点点裂隙，从而克服绝对真理的僵局。从积极的角度说，福柯、德里达等等，不都是如此的吗?

　在谈到哲学时，他坦言自己认为哲学没有明确的目的。不过，他同时强调: “哲学就是要追寻已经存在的东西: 是什么概念、预设以及其他的东西让你能够说你现在正说的事，理解你现在理解的东西，明白你正在做的事情。”用学术语言来说，这就是先验质疑。这一点，是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更是批判理论的遗产。20 世纪 60 年代以列维-斯特劳斯为起点兴起的所谓结构主义思潮，其底蕴也正在于此。在其中，福柯从认识论角度对构成认识（真理、主导知识型、权力话语）的“社会先验”探讨，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此来说，齐泽克与福柯乃是同道。其全部意识形态批判，都是试图通过重复来完成一个福柯晚年试图回答但未曾回答的问题的论证，即主体的先验条件是什么? 这是一个全部齐泽克研究都没有重视的基础性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问，齐泽克的重复是否就他自己来说达及了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即科学的主体？事实证明，没有！为什么呢? 这涉及其理论的立场问题（如由社会的不可能性这个基本立场引发的混乱），也涉及其论证问题（如其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滥用）。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重复之恶性循环”及其后果。

　黑格尔《逻辑学》（或者说他的《哲学全书》）给我们一个真理体系，但我们事后认为，这个体系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同一性暴力体系。齐泽克当然反对这样的体系，而主张开放的结论。但这是否就意味清晰的理论乃是一个神话，即知识界的幻象？在挪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而在实质上将其解释成差异哲学家时，齐泽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又阻击了列宁。列宁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并且正是基于对辩证法的理解断然地主张特定条件下相对真理的绝对意义。没有这一点，就没有齐泽克所称赞的革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阿尔都塞将哲学称之为决断。不过，在齐泽克这里，更显著的是，德里达因为造反有理（解构即正义）而造反不止。原因可能蕴含在其关于意识形态基本悖论的看法中：意识形态既包含维持我们与真实相遇的可能性，又竭力避免和真实的遭遇。按照其关于真实的定义，即真实并非不可能，不可能才是真实。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它许诺我们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同时又阻止我们实现它。在科学问题上，似乎同样如此。这正是阿尔都塞面临的怪圈：因为科学与意识形态本身就是同一种思想形式，只是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罢了，所以为保持科学之为科学，我们只能永远不停地提问，而不是给出答案！在齐泽克那里，这同样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他的论述就构成一个典型的“重复之恶性循环”，就如他经常提及的可乐：越喝越渴！实际上，他自己也深知这种“重复之恶性循环”并且做出了一个精神分析式的定义：解释得越多，就有更多的意识转化为拉康意义上的对象，一种完全没有意义的剩余。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决断: 这是一种过度学术化的表述，以颠倒的方式复制了黑格尔绝对真理之误，为占据不可能位置而把自己投入到不可能的滚滚潮流之中。

　　三、新的位置，或当代激进左派思想幽灵

　从严格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形成看，拉克劳和默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发表后，以英国学者吉拉斯为代表，形成了较为广泛的批评，正是在这种批评以及拉克劳和默菲的反批评中，“后马克思主义”问题得以正式定义。然而必须注意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列维-斯特劳斯、福柯、阿尔都塞等人对人本主义的围剿已经使西欧左翼思想处在后马克思主义境遇之中。这是因为，如果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萨特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政治上是对第二国际—苏东社会主义之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补充”，以及在理论上乃是基于马克思早期思想而生发出来的“马克思幽灵”（套用德里达的术语），那么，“结构主义”对其的替代，其理论效应恰恰切断了激进思想与马克思的直接联系，就这一点来说，它不正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吗？

　如果注意到所谓“（后）结构主义”在学术上是经过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学术体制洗礼而诞生的理论问题，而其在 80 年代开始成为以性别、性、种族、生态等各种新社会问题名义展开的新激进思潮的思想支撑，我们则又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们正是“68”文化革命失败之后形成的新激进主义传统，拉克劳等人代表的狭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只是对其理论前提进行了重新概括，从而也解释了其何以是一种霸权的或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是“68”文化革命对卢卡奇的人本主义路径否定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阶级斗争已经实质性地被各种多元主义斗争替代了。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种效应之中。

　正是在这种暧昧的效应中，齐泽克的诞生无疑是一个亮点。作为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哲学家，他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加入自由主义大合唱，而是相反填补了西方左翼激进学者俨然已经认识到但却没能填补的马克思主义事业的真空: 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迫使马克思主义回到它的故乡。这正是齐泽克受到西方左翼激进思潮追捧的原因，尽管他几乎与全部既有的左翼立场都保持着显著的距离。

　齐泽克的写作是否染上了其在前南斯拉夫意识形态氛围中养成的某种“什么都不在乎”
——即他所称的只有别把意识形态太当回事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的风格，我们不得而知。他是否因此洞穿了学术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亦不得而知。我们从其文字——无论是严肃的理论作品中，还是访谈中——看到的是: 他确实对所有这一切都采取了反讽的态度。当然，他非常明确地试图与犬儒主义划清界限，他承认，生命不只是生命而已，它总是有某种过量伴随，这种过量是人们可以用生命奋斗的。因此，他认为，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恢复像永恒、决定、勇气和英雄主义这些词汇。简言之，齐泽克本身就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既非天使，也非野兽，而是始终在偶然情境之中或左或右地摇摆着从而并不符合任何一根筋理论的人。如果非得从理论上给他贴一个标签，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代表的正是罗蒂式反讽自由主义者的对立面，反讽的共产主义者。这种反讽的共产主义者，正是当代左翼激进思想的幽灵。

　这种幽灵并非天上掉下来的。正如前文提及的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这些例子，作为激进思想家，不论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真实关系如何，他们实际上都是受这一反资本主义传统激励、旨在打开当代自我认知视野的思想家，其理论特色的形成都与对卢卡奇以来西方激进知识分子传统的自我反思直接相关。齐泽克不仅不外在这一理论史传统，而且正是其制高点。因此，要真正理解其比“后马克思主义”还要“后”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派的哲学立场，需要重新反思这个传统以及推动这一知识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变迁。这是齐泽克给我们提出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