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uly 17, 2016

王烁:军队何时干政(外一篇:旧文重发)

(20160716日,王烁博客) 
    戴按: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为何不允许军人干政?Finer和王烁皆没有指出最根本的理由:军队是一个利益集团,军人干政会导致军队把自己集团的利益置于全社会之上。
    文革中的大字报揭露,改革开放后宣判的案例,尤其是反腐中发现的案子,显示军队是最腐败的群体之一。这跟军队的权力结构高度集中、缺乏监督与制衡密切相关。
  土耳其今日政变,近年用军队解决政治纷争的尝试,多出一个案例。
  不过,与军人为什么干政这个问题相比,更有趣的问题是:军人为什么不干政
  这也是政治学大家Samuel Finer的名著 《马背上的人:军队在政治中的角色》中的核心问题,它为军人干政这个主题提供了完整的分析框架。
  军队组织严密,凝聚忠诚,垄断武力,为什么军队干政是现代社会的例外而非常态?
  因为军队干政有根本的弱点:不具备管理社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没有合法性。
  军队政变在欠发达国家成功率高一些,转入长期执政的机会也大一些,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分工和社会整合相对简单。但在发达社会,不可想象军人政变后长期用命令体制主导社会,这些国家经济既深且广,分工很细,军队缺乏所需的技术能力。 
  合法性是更大的难题,充分说明观念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之大。中古以前,马上得天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到现代社会就只接受民主共和政体的合法性,历史上流传至今的君主制还有优容的余地,但逆共和入专制,再无获得合法性的可能。袁世凯100年前已为之殉葬。
  军队干政还有其他难题。比如,如果军人被允许根据其政见采取行动,那么军队本身会分裂。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军队也不例外,但跟舆论场用批判作武器不同,军人用武器作批判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军队分裂,则对外丧失战斗力,对内造成内战风险,军队难以承受,社会不能承受。
  所以,进入现代以来,只在特定时候军队才会干政。Finer认为主要是三种情况:
  ——军队认为自己必須要保护国家免受现政权的侵害时;
  ——军队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裁决国内不可调和的政治纷争时;

  ——军队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决定军队的大小、组织和装备时;
    Finer的分析框架产生于60年前,仍适用于近年来从泰国到土耳其的历次军事政变。只不过,谁赋予军队以作出这些判断的权力?
  没有。这是军人用枪为自己赋予的权力。所以,军队与政治处于永恒的紧张关系之中。
  一方面,战争创造国家,这是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的共同发现。连国家都是由战争缔造,那军队作为战争机器自然是政治的最重要模块。古今中外,史实昭然。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共识是军队应该被隔离在政治之外,军人不能干政。无论是苏联体系下的“党指挥枪”主旋律,还是英美体系下的军队国家化,在此一致。政治家决策,军人执行。让政治的归政治,而军人的归军人,军人专心做邦之柱石、国之爪牙。
  可是,这个共识本质上是脆弱的,它必须托付给全社会的价值观、规范、宪法和人心,用这些层层保护起来。无他,军队力量太过强大,只要它拿定主意,社会没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所以整个现代史也是这样一部政治-军队关系史:创建军队并运用它达到目的,然后喂饱它,麻痹它,制衡它,羁縻它,欺骗它,监视它,拒绝它的一切政治诉求,只允许它保有对主人的绝对忠诚,以此为前提其他一切都可以商量。
  所以,现代军队不是完整组织,而是弱智巨人,相对于其他组织来说力量接近于无穷大,而自我意识越接近于无越好。
  军队不干政成为现代社会共同维护的神话,这样安排是有原因的:军队介入政治,政治就失去了遮羞布的保护,进入血与火的较量,代价太过沉重。
  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甚至说,现代军人不干政,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职业化。军人视从军为一种职业,在职业内部找到其抱负实现的舞台。好比科学家以科学发现为其抱负实现的的最终证据,军人以攀至这个职业的顶峰为其成就的证明,而视政治为市民的庸俗游戏。科学家何曾关心政治?现代军人亦当如是。
  很遗憾,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当宪政废驰,人心渐散,法治不彰,社会分裂,权力出现真空,军队迟早会意识觉醒,产生更宏大的报负。
  现代政治格局本就是由军人塑造。19世纪以后,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往东直至太平洋的这片大陆,衰败帝国帝国梦醒有关,古老民族急需走现代化道路,摆脱被殖民命运,重建国家,富国强兵。可惜,在西力东渐后过百年的应激反应中,稳固宪政民主政治出现是例外。
  阿拉伯世界应对西力东渐,多从一战后奥斯曼士耳其瓦解讲起,英法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达到顶峰。救亡与现代化同样是阿拉伯世界20世纪前半叶的主题。西方势力、君主制、纳赛尔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运动百舸争流。在中国也有过相似的光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法维新、革命、三民主义、列宁主义,也有义和团。
    1950年代以后,“阿拉伯人民从此也站起来了”。纳赛尔主义在埃及得政,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叙利亚、伊拉克上台,君主制在约旦草创。阿拉伯世界没有回归一统, 分头进入民族独立和世俗现代化时期。用新式武器和新式练兵法训练出来的军人是阿拉伯世俗现代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这一幕似曾相识,晚清的掘墓人也是新军。军队是这片大陆进入现代化的先头部队。
  军队不能干政,因为政治的逻辑是力量决定规则,而军队垄断暴力。凯末尔以一已之力,用军队作工具创立世俗体制的现代土耳其国家,然后力迫军队隐退,成为现代化体制的守护者。这是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惟一样板,但今天在埃尔多万体制下也重新面临考验。
  在其他地方,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更是常态。阿拉伯世俗政权大多演变成以强人为领袖、以军队和秘密警察为支柱的专制政权。在叙利亚、战前的伊拉克、埃及、利比亚,世俗的专制政权还走向世袭的专制政权。阿拉伯世界各种主义和道路之争,百年来走在暴力加剧的螺旋里,恶与恶相互激发,最暴力者胜出。
  今天,演变出到新一幕:“伊斯兰国”用超限暴力,试图驱使穆斯林社会回归伊斯兰教法之治,并迫使非穆斯林社会与其决一死战。
  如果一个社会必须在军人干政与“伊斯兰国”之间二选一,这是不可能正确的选择,只能祝福那些不能不作出选择的政治家。至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人民,首先要避免陷入这个处境。

附:旧文重发:海军陆战队的军徽(2002年4月2日初稿)

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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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6月,小女去弗吉尼亚州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为期十周的预备役军官训练。一周后,她因身体不适退出训练,回到家里,送我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徽贴纸,我把它贴在汽车后窗的左下角。
  这张贴纸呈圆形,直径约三寸,金色边缘,里面是一道黑色圆圈,黑圈上印有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的字样,军徽中心为红色,里面是一个地球仪图案,一只美国秃鹰盘踞在地球上,还有一只军舰的铁锚贯穿地球。政治敏感者会说,这个军徽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全球的野心。老实说,我也不大欣赏这个军徽,原因不在政治,而是觉得它与美国许多机构的徽章一样,构图太复杂,缺少我喜欢的简洁美。
  8月底一个周末,上午八、九点钟,阳光灿烂温暖,我在自己草地上剪草。一位黑人邻居路过,停住脚,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露出尊敬的神情。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问,我家谁在海军陆战队?我说女儿参加了陆战队的军官训练。他说他是工程师,在Quantico陆战队基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他知道,在美国军队中,海军陆战队挑选士兵的要求最严格,军官就更不得了,我应该为小女感到骄傲。我连声道谢,但没敢告诉他,女儿仅训练一周就回了家。
  九一一事件发生数天后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我驱车在德拉瓦州的加油站加油。一位手持撮箕扫帚的黑人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加油站的清洁工。当他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立即朝我立正,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吓了一跳,发现他胸前缀满勋章。我想,他可能误认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连忙声明澄清,也说了女儿受训的事。他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到过日本,立过功,受过奖,现在感到很自豪。
  10月,美国军队远赴阿富汗打仗。28日傍晚,我驱车经过新泽西州的一段公路,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路灯,也没有其他车辆,我一踩油门,加快行驶。数分钟后,公路分隔带冲出一辆灯光闪闪的警车,向我追来。我心想,今天死定了,连忙把汽车停在路边。警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他开口就问:“你家里谁在海军陆战队?”
  我一听,暗暗欢喜:今天的事可能还有转圜余地。我就告诉他,女儿在海军陆战队。我当然没有说女儿只是参加训练,而且一周就被淘汰。
  那位警察检查我的驾照、保险和汽车“户口”之后说,我在限速45英里的公路上以75英里车速行驶,超速30英里;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应罚款235美元。另外,我的驾照已经过期,也要罚款。然而,考虑到我的家人正在保卫国家(美军正在阿富汗打仗),他决定从宽处理,不罚超速,也不给我记点(point),只罚44美元的驾照过期违章。如果我觉得处理不公正,可向法院申诉。我大喜过望,连忙说:很公正,很公正,谢谢,谢谢。
  三件小事,说明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军队。文革前,大陆民众对解放军的印象相当好。军队主要在军营里活动,逢年过节,驻军经常派文工团为当地民众表演文娱节目。发生自燃灾害,军人往往冲在救灾第一线。但文革后,解放军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官兵的待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民众对军人的印象依然不佳,至少比不上美国军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军队是保卫国家政权、防止外来侵略的最重要工具。军人承担着打仗伤亡的较大风险。因此,军人享有某种特权和福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军队的特权和福利超出法定范围,那就是滥权和腐败。文革前,大陆军队腐败主要集中于高层(如文革中揭露出来的陈某某、邱某某、苏某某、叶某某)。文革中,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权力大增,腐败开始向下蔓延(如云南军垦农场军官大量强奸女支边青年)。
  文革后,邓小平准许军队经商,解放军开公司、建宾馆、开餐馆,与民争利,军队形成制度性、普遍性腐败。军队占有风景名胜,“天下名山军占有多”;军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守交通法规(前不久,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小车在青岛违章行驶,被交警拦下,交警居然受到处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特权表现,也令百姓深恶痛绝。
  美国军队也有腐败。数年前,美国海军男军官在派对上调戏、强奸女军官(尾钩事件),美国空军学院包庇强奸女学员的男学员,美军高级军官利用职权调戏、侮辱女军官,用军用飞机接送自己家属,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监狱侮辱、虐待伊拉克俘虏,等等。然而,美军从不经商,军队不仅受自己的监督部门监督,还受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这些机制使美军的腐败只是局部、暂时现象,不会引起民众对军队整体形象的恶感。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直属执政党的中央军委,人大只是执政党的橡皮图章,媒体只是执政党的喉舌,哪敢对军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约十年前,有个化名“解放军军官”的网民撰文说,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前线几个团级军官跑到中央军委办公室,要求立即攻打台湾。其中一个军官还拔出手枪说,愿意以自己生命担保一定攻下台湾。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1996年访美时告诉美国官员,
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如果美国出兵干预,中国会用洲际导弹攻击洛杉矶。解放军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中美为台湾开战,中国愿意牺牲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这些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养活的武装集团。打不打仗,何时打仗,这些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应该由国家最高政府和首脑做出,哪能由军人自己决定,随便对外发言?
  美军极少发生这类事件,万一发生,这些军人必定受到严厉军纪处分。美国是军政分离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其次是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文职国防部长,再其次才是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人必须脱离军队若干年以后,才能竞选议员、总统等公职。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军人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打不打仗,由总统、国会等决定。军人只管如何打仗。即使某一战争后来证明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主要罪责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军人承担。军人不会因此灰溜溜,受到民众的嘲笑或侮辱。
  更重要的是,军政分离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军人干政。军队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有能力搞武装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现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人都是“经济人”,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军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制度上杜绝军人凭借武力,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就很可能发生军人干政。
  当然,有时军人干政也会产生好结果。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就是华国锋等文官,与掌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掌握军队的叶剑英等人搞的一场政变。从后果看,这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但军人干政得到坏结果的恐怕更多。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过去经常发生军人政变,经济一塌糊涂。1989年苏联军方发动政变,囚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引起叶利钦反弹,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总的说来,军人干政不是正常现象,其后果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