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0，共识网，来源：人民论坛1月下）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左派继续以新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价值取向，而且趋于显性化、公开化。他们设置某个或数个易引起人们关注和激发情绪的话题，制造“意识形态群体性事件”;借助学术讨论、政策辩论平台，传播异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过去的2015年亦是如此。
2015中外十大思潮调查评选 NO.5 新左派
动向一：以各种方式传播观点主张，试图影响国家政策走向
2015年，新左派仍旧认为，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等问题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结果。他们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他选”，以求能够保证中国底层百姓的福利。由于新左派的主张多是从底层的角度关注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民主、公平等社会矛盾，因而极易引起广大底层民众的共鸣，进而形成影响政府决策的舆论场。
动向二：为“四人帮”翻案的暗流涌动
继前几年有人公开为江青开追悼会后，2015年4月21日，也有人在河南新乡召开纪念张春桥逝世十周年大会，并称张春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治家，毛主席的好学生，坚定忠诚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主义战士。声称要通过大会，“纪念这位几十年中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刻意回避甚至恶毒诋毁的历史人物”。
动向三：新左派中的“极左”思潮有所抬头，并呈间歇式活跃之势
“极左”意识形态以政治正确和道德优势之名，高调表达或扭曲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较大干扰，甚至有搅局之嫌。例如，极端新左派绝对肯定毛泽东，对毛泽东晚年犯下的严重错误，譬如大跃进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文革所导致的经济和文化停滞等，也极力辩护。这些主张在网络空间被放大，甚至被人过度解读，干扰了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正听。
以“深度解读”为手段传播渗透观点主张
2015年2月，国内一家影响较大的刊物发表了一篇分析当前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动向的文章，提出非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但继续以新的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发起冲击并形成一定挑战。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与策略，就是以“深度解读”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政策为手段，传播渗透其观点主张。
新左派人物中有不少人喝过洋墨水，嘴里经常不经意地蹦出几个普通中国人不大熟悉的外国名词和人名儿，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煞有介事地问出几个或深刻或忧郁的问题：“难道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么？”“难道中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难道中国不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么？”如果跳出来一想，这种问题纯属圈套，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话语假想敌。到底问谁呢？有谁说过“民主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中国要照搬美国发展模式”？
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卷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近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丑恶描绘已经成为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有人想要证明中国社会现在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他们提出，“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和三资企业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时候，我们也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新左派强调公平分配，主张用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处在转轨期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是触目惊心的，极易引起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关注、议论。新左派主张：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逐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治。例如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极端新左派利用当前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甚至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极端新左派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等等。
在学术活动中集体亮相
2015年11月4日，清华大学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挑战”的主题讲演，演讲者为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暨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日本籍学者福山。此活动由新左派领军人物担任主持人，另有两位新左派代表人物作为评议人出席，讲座现场盛况空前。
关于这场讲座的缘由，主持人谈到，福山出版于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在当年曾经引起过巨大的反响，从那时候至今，有关“历史终结”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主持人认为，福山的论述背景是对于美国政治危机的分析，而他对中国的讨论，也包含对美国政治危机的讨论，这也激起了中国知识界很多人的兴趣。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显示出很强的能力，但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上看，中国的发展到底是不是具备可持续性？这也是一个涉及“历史终结论”的重要话题。换句话说，很多朋友都会对福山今天是否还坚持“历史终结论”感到好奇，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当前政治危机的看法。因此，特别邀请福山来讨论中国和美国政治改革的挑战，讨论未来到底是怎样的改革前景和方向。
会上，作为评议嘉宾的新左派学者对福山的发言提出了质询，如：“你认为是先有奴隶制，还是先有奴隶？”在质询者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你是有了奴隶，然后才有了奴隶制的制度安排。他想要提出的问题是：是因为你有“落后的”制度环境，所以你才有“落后的”经济;或是相反的，我们有“落后的”经济，于是才有了某种程度的“落后的”制度环境，以与此相适应。
对“消沉说”的辩解
2015年6月下旬，一篇2万多字的长文《新左派的消沉》，引起了新左派的关注。文章提出：“某种程度上，自由派成为了资本的表达，新左派成为了权力的附庸。”新左派的还击文章针锋相对：“前半句说对了，可见先生尚能实事求是、良心未泯。后半句则是偏见之词，体制内的左派力量发出马列主义的声音，或是体制外的左派支持、宣传党与政府符合马列主义、人民利益、民族利益之举，怎么就成了权力的附庸了呢?”
还击文章强调：左派思想理论也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确立了科学性，列宁特别是毛主席，对其进行了实践、发展。2008年前的左派只是对这些思想重新发现、打磨罢了。2008年后，思想武器已经打磨好了，则更倾向于运用这一思想武器进行战斗。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社会的断裂和利益的冲突，毛泽东成为了思想的试金石，肯定和否定毛泽东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左派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晚年继续革命思想的理解，已经十分深刻，不存在非理性的迷信、神话毛泽东。难道认同、继承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就是神话毛泽东？
新左派们还坦承：新左派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一方面要注重锻造我们的思想武器，一方面要注重运用这一武器。当前，在运用武器上存在较大问题，诸如组织有力、主攻方向、战略策略等方面。
逐渐影响青年的认知取向
2015年新左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弱势群体的抱怨和渴望呈现出很大的契合性。新左派以选择性记忆的方式，试图通过回到过去来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由于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他们的观点又在某种程度上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社会公正的渴望相吻合，因而对于身处现实困境以至于心智受到压制的弱势群体来说，颇有诱惑性。或许，新左派也有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左派在没有关于“文革”记忆的青年人中间是有着广泛影响的，他们面对新左派选择性历史记忆的话语基本上没有判断力。青年人本身就充满着浪漫与激情，而他们面临的社会不公的现实，以及如前所述的弱势群体的选择性记忆的话语环境，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激进化倾向。而新左派经过选择性记忆的加工所建构的貌似理想主义的“革命”话语，恰与青年人的激进情怀暗合，因此，即使新左派不作任何的煽动，也能赢得不少激进青年人的心。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新左派大多是有一定学术影响的知识精英，这本身就产生了晕轮效应，因而对于求知若渴、涉世未深的青年人来说，他们通常会不假思索地把新左派的选择性记忆及其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策略，当作了真实的知识。新左派思维就是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青年是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但是，现在的不少青年人对历史的认知状况、认知取向，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左倾化、“愤青化”趋势令人堪忧。长此以往，将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继续沿袭“文革”思维
2015年5月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评论中国学者思想倾向的文章。文章称，极端左派所向往的是“毛泽东时代”或者经过后现代主义解读过的“毛泽东时代”，即左派的“中国模式”。显然，左派所张扬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对邓小平时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中国模式”的否定。
“文革”思维的一个特点便是混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区别。浪漫主义就是主体把审美的愿望投射到一个他并不真正理解的外部对象上去，通过对该对象诗化的理解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同时满足内心未遂的愿望。新左派对现实中存在的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等社会不公平现象深恶痛绝。因此，“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制度、群众大批判与群众专制等，都成为“新左派”的精神寄托。
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加以解释。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
“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那么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就会被重新激活。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因“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极左概念的特定关联，而连成一片。
总之，对2015年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新左派继续沿袭着两个基本的思考维度：反思传统社会主义，意味着“新”;批评资本主义与西化潮流，体现了“左”。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
译：《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责编/刘瑞一
美编/李祥峰
【延伸观点】
1. 左派有两个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现实地说，较之自由派，中国的左派更具有现实社会基础，在手段上也更具有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左派有两个非常有效的意识形态手段，即“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往往自诩为爱国主义）。在民粹主义下，左派可以用意识形态或者“道德高地”来攻击对方，可以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阶级”（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的意志表达;在民族主义下，他们可以把任何一个自己不能认同的行为，视为是外国“反华”势力意志的表达。正因为具有这些优势，左派里面的一些人，尤其是左派机会主义者，可以不择手段。另一方面，作为追求西方价值的自由派，其手段往往会显得“文明”一些（或者用左派的话来说是更“虚伪”一些）。不过，两者在使用手段方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方式的不同。
2. 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旷新年：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对峙和冲突中，由于全球政治气候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处于进攻的位置，新左派明显处于守势，反对宪政和普世价值都反映了新左派缺乏思想、理论的自信。初期的新左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底层利益；然而，相对于自由主义漫长的思想传统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新左派的理论积蓄不厚。左派近年来的“民族危亡”论与自由派的“中国崩溃”论相映成趣，他们同样都对中国的现实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认识。而左派的民族主义喧嚣，越来越遮蔽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诉求，使得新左派越来越成为一个脱离中国现实和底层的派别。左派过分迷信权力和关注权力斗争，对思想和群众均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具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和上层路线倾向。
（以上观点来源于《联合早报》、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