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资本主义绝非一个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它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演变，不断遭遇种种危机，然后不断地设法予以解决。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持完全悲观的态度或盲目的乐观态度，都不是理性的态度。人类社会的未来是无法预测的，至少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研究，尚未发现能可靠地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方法。
摘要 随着政府开始越发倚重举债，战后那种税收国家模式（tax-based states）也转变成当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债务国家模式（debt-based
states）。政府债务的增长让跨国资本家有能力凌驾于各国公民的意愿之上：债券市场的投资者能通过威胁索求更高的国债利息来否决他们不喜欢的政策。
自二战后大众民主（译者注：指普罗大众都能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兴起以来，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就一直存在内在冲突：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分配资源，而民主通过投票分配权力。经济学家尤其不愿意承认两者的冲突，而倾向于将市场当做一个超出政治范畴的领域，认为政治妨碍了原本能够自我调节的制度。不过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的相互配合决定了今天的世界，政治并不是一个妨碍市场的错误。
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两个体制一直以来做出的妥协，塑造了我们当代的政治和经济世界。二战后的30年里，民主立下规矩，用保护性劳动法律、限制性金融规则和惠及更多人的福利体系来驯服市场。但到了70年代，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全球化、去管制化的资本主义开始回归。今天，资本市场和资本家们制定规则，而民主政府必须遵守。
但资本的统治地位在今天也招致了强烈反对。不平等加剧，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与此同时各种富裕的机构刚陷入麻烦政府就会急忙纾困，而民众不那么愿意对所谓的调整成本逆来顺受。匈牙利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曾提出“双向运动”理论，指出受市场侵害最严重的一群人会夺回国家权力以自保。（译者注：“双向运动”理论是波兰尼关于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一个著名理论，其一是市场的放任自由，市场自我管制，自我调节；其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避免市场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美国的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正是这一反应的产物。
近期出版的三本书阐明了市场的当务之急与人民愿望之间的持续冲突，三本书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传记：其起源，其错误，以及面对停滞的生活水平、加剧的不平等和攀升的碳排放，它将去向何处。而前景并不乐观。
资本主义的崛起
德国历史学家约尔根·考克卡（Jürgen Kocka）所著《资本主义：简明历史一种》书名很贴切。书中从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长途贸易路线中的资本主义起源，讲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169页的书中囊括全部绝非易事，不过言辞简洁也意味着必要的删减。
在考克卡看来，资本主义是“理解现代性的必要概念”。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是一套保护产权，提倡用市场分配资源、保护资本的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理念，是一套原则和想法。考克卡对资本主义下的定义很广泛，这使得他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身上、在东地中海沿岸城市、在亚洲丝绸之路上、以及在11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和中国出现的商业资产阶级身上都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的雏形。
到12至15世纪，受益于亚洲与阿拉伯国家的长途贸易，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商人组成合作机构，更大程度上分担风险，这促进了资本的积累。考克卡书中写到，“拥有法人身份的企业”在此中发展诞生，随后最基本的资本市场形成，最后出现了银行，他们管理国家的债务，使得自身的发展与现代国家兴起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戴按：此段叙述与黄仁宇有异)
商业资本主义与新兴国家的联盟开创了殖民主义的时代。在愈发强大的国家支持下，商人、企业家和征服者们推动了欧洲扩张。三角贸易在其中至关重要：欧洲商人将成品带到非洲交换奴隶，再把奴隶带回到新大陆换得糖和棉花，带回欧洲。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比在中东和中国扎根更深：三角贸易的大冒险需要充裕的资金，“股份公司”因而诞生，经济历史学家所称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应运而生——1531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和161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现了证券交易所。（译者注：“商业资本主义”指各国通过远距离贸易,寻找出彼此所没有的商品来交换,从而产生拥有巨大财富的“资本”。“金融资本主义”则指以金融部门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早期欧洲资本家的利润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极其野蛮的活动。考克卡指出，“资本主义中……很少有抵抗不人道做法的部分。”但长期而言，资本主义为民主打下基础，积累财富，创立新制度，冲击同业公会（译者注：中世纪时，由同业公会组成的地方产业在贵族的保护下建立了广泛的垄断，通过对营业执照和许可的垄断来排挤竞争者，设立超过市场均衡的价格），帮助城市扩张，19世纪的工业化得以演变成20世纪的管理资本主义（译者注：在管理资本主义中，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此诞生的以职业经理人为主体的大型企业成为了管理资本主义中主要的经济力量）。
都怪银行家
在考克卡的叙述中，资本主义各阶段之间的过渡近乎自然。资本主义的滚轮一路向前，多数时候是仁慈地前进——至少在改革者废除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后情况如此。但他写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事态开始恶化。公司从金融领域获得的利润比投资进实体经济更高，经济学家将其称为“经济金融化”。考克卡认为，这一过程“为资本主义制度增添了一个新的特性”。（译者注：经济金融化，是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房地产信贷等广义的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
与考克卡欣赏的早期“具有生产力的”金融形式不同，现代金融主要由不具有生产力的对冲基金组成，他们像“蝗虫”一样“蚕食”好公司，对整体经济中的产出无益。与此同时考克卡强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未能自我约束，民众消费过度，导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和私人债务大规模增加，是“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持续根源”。
但对现代金融的这种犀利批评与本书剩余部分的调门不符。考克卡认为，在腐朽的现代金融到来前，资本主义制度做得还不错。他坚持认为，经济金融化是资本主义演变进程中的一个转折。但是经济金融化若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演变而来的话，那究竟从何而来？考克卡未能就这一点做出解释。
毕竟，考克卡谴责的现代金融与他称赞的“具有生产力的”金融相比，区别没有那么大。2007年，德国因为接触到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而陷入麻烦，但起因不是“蝗虫”对冲基金，而是德国传统的各家发展银行。金融危机时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商是德意志银行
——他们在金融界绝不算新兴机构。简而言之，经济金融化也许不是资本主义的歪路，而是下一代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细细想来，恐怕得让考克卡先生浑身不自在。
——他们在金融界绝不算新兴机构。简而言之，经济金融化也许不是资本主义的歪路，而是下一代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细细想来，恐怕得让考克卡先生浑身不自在。
赤字世界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同样也视现代资本主义为一种瑕疵。然而，在《购买时间：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如何拖延危机》（Buying
Time）一书中，他却认为当前的困境并非一种反常，而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联姻被拆散而产生的直接后果。
施特雷克的解释重点关注了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一位在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间隔期间崭露头角的波兰经济学家。卡莱斯基于1943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预见了70年代的经济动荡。他认为，如果充分就业成为常态，劳工们便能自由跳槽。这样一来，不仅企业内部的传统权威关系遭到了破坏，而且工人更有资本要求提高待遇，报酬水平会因此推高，哪怕工人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并不值得高回报。
随着政府开始越发倚重举债，战后那种税收国家模式（tax-based states）也转变成当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债务国家模式（debt-based
states）。
作为回应，企业将不得不提高价格，创造一种螺旋式的通货膨胀，进而侵蚀利润并降低实际薪资。这样反过来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更大的动荡。卡莱斯基认为，为了恢复利润，资本家会反抗这个促进充分就业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会寻求创造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策的首要目标会是市场规律和对价格稳定的关注，而非充分就业。劳工的福利保障将会被压低，而失业将再次成为对劳动力进行约束的工具。
卡莱斯基的预言惊人地准确。70年代正如卡莱斯基所预见的那样，通胀率急剧飙升，利润下跌，进而资本开始了其对体制的反抗。诸如瑞典雇主联合会（Swedish
Employers’
Confederation） 和美国商业圆桌会议（the Business Roundtable）等五花八门的组织向政府施压减税，尤其是要对高收入者减税。然而在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减税则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降低、赤字扩大，以及随着赤字日益严重带来的实际利率上升。同时，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保守派政府则着手削弱劳工的力量，收缩国家发挥的作用，解除了自40年代以来为控制金融过度膨胀而实行的各项管制。
如今的金融产业已发展得不受限制，而且随着它扩张，投资者找到了具有高流动性和提供良好回报的安全资产：发达国家的公债。这让政府能在不用征更多税的前提下便可填补赤字并花费更多。然而这种向债务支撑的国家财政的转型并非没有代价。自二战以来，对劳动力与资本的征税提供了战后国家财政支出的基础。如今，随着政府开始越发倚重举债，战后那种税收国家模式（tax-based
states）也转变成当前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债务国家模式（debt-based
states）。
这种转变产生了意味深长的政治后果。政府债务的增长让跨国资本家有能力凌驾于各国公民的意愿之上：债券市场的投资者能通过威胁索求更高的国债利息来否决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依靠法律无视国家对债务的违约，就像最近在阿根廷所发生的那样；一旦有国家投票反对债权人的利益，这些投资者也有能力让该国的国家支付系统停止运转，正如2015年希腊所发生的那样。施特雷克在书中写道，金融业已变成“现代国家的第二种选民”，而且远比普罗大众更有实力。
最初，这种从税收到债务的转变为资本主义赢得了时间：它恢复了利润，摧毁了劳工要求提高待遇的能力，通胀也被驯服为一定程度的通缩（通缩提高了债务的实际价值），7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繁荣似乎也有其一份功劳。抵押贷款和信用卡让每个公民积累起个人赤字，这一进程被社会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描述为“私有化的凯恩斯主义”。然而，它完全是一种错觉。信贷为下层阶级维持了繁荣的表象。现实却是，富人攫取了大部分新创造的财富。例如在美国，过去30年里，最富裕的1%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提高了超过两倍，而底层60%的人的薪酬仍然维持不变。
2008年的金融危机粉碎了这个幻象。政府救助银行，而这样做的成本却转移到了公共预算上。政府搭救富人，公债因此膨胀起来，而意欲减少这些新增债务的财政紧缩措施却只会加剧大部分民众的损失。资本继续主导民主，尤其在欧盟成员国：2011年的希腊和意大利，技术专家取代了民选政府；2015年，所谓的三驾马车——欧洲中央银行，欧洲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推倒了希腊的民主政治。
因此对考克卡而言，应该为当前危机负责的人——肆意铺张的政府和负债累累的国民，在施特雷克看来却是受害者。他证明道，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过度的公共支出，而是政府下滑的税收以及金融救助——它催生了累累公债，而且赋予了资本过大的影响力。考克卡等迷信紧缩政策的人认为国家在为讨好选民而一掷千金，但事实上并没有迹象证明这一点。“倘若公共债务的攀升是由于大众民主力量的崛起，”施特雷克写道，“我们就无法解释社会财富为何会....如此迅猛地从底层民众手里转移到最富裕的群体。”
施特雷克预见了旷日持久的低增长和政治动荡，在这期间，被债权人所把持的国家及跨国投资者陷入与债务国的艰难拉锯战：比如德国和希腊。“留给民主的时间不多了，”施特雷克写道，但“仍存在一个开放性问题....留给资本主义的时间是否同样也不多了。”
“新自由主义破产了”
对英国记者保罗·曼森（Paul Mason）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已走向穷途末路。在《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一书中，曼森写道，资本主义是“一种复杂的，能自我适应的系统，然而它已经到达了其调适能力的极限。”曼森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源于80年代（这也是考克卡认为问题出现的时期）新自由主义（对商业化不加任何限制的意识形态及一系列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接管。不幸的是，“新自由主义破产了。”为了解释其中原因，曼森了回顾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一位才华横溢的苏联经济学家，1938年被斯大林杀害）的研究成果。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为50年。在一轮周期的谷底，旧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不再起作用。因此，公私企业家们会推出新技术打开新市场，从而开启经济上行期。这样一来又促成了信贷宽松，进而加速经济上升。这个周期循环让人想起了1940年代由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普及的“创造性破坏”的概念。但曼森并不重视被熊彼特视为中心角色的企业家，反而关注阶级政治对生产力的影响。
曼森的第一轮周期从1790年持续到1848年。经济上行始于英国企业家将蒸汽动力应用于工厂，这种上升势头一直持续到18世纪20年代的萧条。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摆孕育了1848年革命，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异军突起，进入历史舞台。第二轮周期从1848年到18世纪90年代中期。铁路、电报和航运的传播推动了经济增长，直到18世纪70年代的萧条。在随后的几十年，劳工运动在全世界迅猛发展，资本也因此更加集中。紧接着，电力和工业化大生产促成了经济的第三轮上行，又结束于19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与大量资本遭到毁灭的二战。战后，电子技术和合成材料的创新、组织化生产的改进，以及福利国家体制下劳工阶级对资本的相对胜利开启了第四轮周期循环，其经济发展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然而这次并未出现非常严重的萧条。第四轮周期停滞不前。
资本主义的终结
为何过去四十年并未出现非常严重的萧条？曼森给出的答案一半中规中矩，一半标新立异。传统的解释有四点：第一，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后，美国转向纸币本位，这样便解除了维持金本位所必要的对赤字财政的限制。第二，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化通过以信贷换取的薪酬增长掩盖了收入停滞的现实。第三，金融与贸易中浮现的不均衡让美国保持着消费国的地位，而亚洲国家作为生产国参与到全球经济。最后，信息技术的进步赋予了资本强大权力并削弱了劳工的力量，同时促进了新自由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这是一种相当老生常谈的分析。而曼森标新立异之处还在于他的解释让人想起马克思和卡莱斯基，而且他强调，新自由主义，相比于此前的经济系统，能够更有效地阻止利润下滑。曼森借用了马克思和卡莱斯基关于平均利润递减的概念：随着竞争加剧，资本汹涌地进入其他新市场，每个市场的投资回报都会相应减少，进而任何市场中的平均利润都会降低。因此，资本家总是会设法用机器取代人力以保护他们享有的利润。在经济下行期，随着利润缩水，资本家会竭尽所能地提高利润，而这都以牺牲劳工阶级的利益为代价：他们会强制工人密集劳动，同时加速用机器取代工人的尝试。
过去，这种试图仅仅通过压榨劳工而恢复利润的企图总是以失败告终。在头三轮经济循环中，无论用哪种方式，工人总能设法抵制。最好的范例便是战后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强大的工会，严苛的规章，以及慷慨的劳工福利制度。当工人阶级为对抗资本家压榨其利润的企图而建立了上述条条框框时，企业必须予以遵守。资本家没有和劳工在固定的收入分配上做斗争，而是被迫投资于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让劳资双方都受益：这便是二战后经济增长的故事。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下，资本家却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设法压榨劳工。全球化彻底摧毁了劳工的抵抗力量，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资本以及工作机会能轻轻松松地流向别处。这就解释了世界罢工数量的急剧下滑。正如曼森在书中所述，“第四轮经济循环被延长、被扭曲、并最终被破坏了，因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因素：劳工组织....的失败，信息技术的兴起，以及人们发现，一个超级大国一旦国力举世无双，它便可以长时间无中生有地变钱出来。”
不过，曼森相信这些因素仅仅是推迟了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马克思曾设想组织化的劳工力量会奋起反抗并推翻资本主义体系，而曼森则把宝押在了信息技术上，认为信息技术会从内部摧毁这个体系。诸如音乐和软件等虚拟世界的商品给市场造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它们破坏了价格所扮演的平衡供求的角色。人们可以永久免费地复制这些数码商品：它们没有边际成本，在消费中也不存在竞争性。举个例子，某人从互联网下载了一首音乐或一段代码之后并不影响其他人下载同样的内容。因此，为维持利润，公司唯有垄断产权：想想苹果和三星为专利获利权而相互起诉，以及大型制药公司维持高昂药价的必要性，你就会有所领悟。
对于能否有新事物取代谋利动机，曼森秉持乐观态度。他指向了去中心化的网络，例如“由两万七千名志愿者组成的全世界最大的信息生产组织”维基百科，以及所谓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出现：一种非市场化的并行生产体系（nonmarket
peer production systems），在这种模式下，工作价值不能以传统模式定价。这便导致了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一面是免费且丰富的社会生产资料，一面却是垄断组织、银行以及政府竭力维持对权力和信息的控制。”在这样的世界里，保护知识产权和以民主之名意在摧毁知识产权的两拨人必会展开决战。曼森认为，风险之高前所未有。如果不进行他所呼吁的革命，世界还将会受到更大的威胁：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下一步呢?
梅森（即上文的曼森）在“恐慌的理性实例”一章中直面了大部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回避的问题：现在这种形态的资本主义会杀死所有人。当然，人们以前就预测环境毁灭将带来世界末日。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的专家们曾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预言经济和环境的危机。尽管当初的预言没有实现，但这次也许不同。
这一次，支撑气候变化的科学结论更好也更确凿。世界已经陷入麻烦。正如梅森所说，2012年国际能源署曾预计，就算各国领导人实施所有宣布的减排计划，到203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将上升20%。全世界在燃烧6成到8成的剩余碳燃料储备时，不可能不带来毁灭性的全球变暖。这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将变为现实，碳交易税也于事无补。
更糟糕的是，发达世界老龄化加剧，因为巨额养老金负担重重，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年轻人无处可去，所以也难怪经合组织预计接下来50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富裕国家的不平等上升40%。不过尽管有各种这样的警告声音存在，但梅森提出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其适应性的潜能，而考克卡和施特雷克都不够重视这一点。
比如说，很有可能诸如GDP这样的数据低估了新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影响。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表示，谷歌这一免费的搜索引擎对美国的用户来说每年价值1500亿美元，他这么说可能有些夸张，但无疑谷歌改变了信息查找的经济学。谷歌为所有人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但在GDP上没有体现。尽管资本主义在适应性方面可能到达了极限，但比起许多末日论者的预测还是更强劲一点。
无论如何，梅森认为气候变化是资本主义唯一躲不开的子弹。新自由主义者往往天真断言，资本主义在需要的时刻会产生一种奇迹科技，延缓灾难的发生。但是梅森表示，如地理工程学（译者注：用工程手段解决地球问题）和碳捕获这样的万福玛利亚传球已经无法成功（译者注：万福玛利亚传球Hail
Mary pass，是一个美式橄榄球术语，指成功率很低的长距离直传，一般在比赛快结束时候使用，孤注一掷地传出去以求在最后的时刻得分，剩下的就只有祈求圣母玛利亚保佑了。在这里指不顾一切的最后手段）。梅森的希望在于，在微观层面上对产权结构进行改变或许会比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更重要。
这样的结构重组是否足够拯救世界还暂不清楚，不过梅森仍然保持希望的态度是对的。当前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如果有哪个时刻，需要我们在理智上悲观，在意志上乐观，那就是现在了。
（原载Foreign Affairs
编译/Liwen
& 一颗马
& 雨山
& eve & 伍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