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7-13，战略智库网）
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仲裁案专设的仲裁庭于12日北京时间午后发布了此案的裁决。原本就计划对此进行一个分析和评论，正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提出，让我点评一下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雨博士最近关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演讲，所以将两者结合起来，谈谈本人对仲裁案裁决的看法。
该项裁决首先严密论证了法庭对菲律宾起诉的南海争端相关问题进行审议和裁决的法理依据，并指出其合乎程序要求，因此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裁决总体上符合外界预期，不利于中方对南海的主权声索。
它认定中国基于“九段线”对南海拥有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认定中方主张的南沙群岛相关岛礁无一能够匹配专属经济区，并可据此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而与中国任何可能的权利并不重叠；认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相关海域的人工岛屿建设、妨碍菲律宾的捕鱼和石油开采及未阻止中国渔民在该区域的捕鱼活动等行为，违反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的主权权利，并进一步认为中方执法船的执法行为“非法地”造成了严重的碰撞危险；认定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建设活动，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并在中国渔民采取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方式进行捕捞的过程中，知情而不阻止，违反了其相关国际义务；认定中方近期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填海造岛活动不符合缔约国在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义务，并破坏了部分争端南海岛礁自然状态的证据。
这些认定符合王教授关于此案“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展望，不过需要稍微提出的是，可能还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判断或愿望，他原本期待仲裁案的裁定对太平岛和“九段线”的说法作出例外处理。
我认为，王江雨教授的演讲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比较系统和深入地了解了南海主权之争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在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研判时就令人感觉很扎实，很有说服力。这大概是一些学者认为它的这篇演讲在目前的流行观点中“最中肯”的原因所在。
我对王教授这篇演讲中提到的两个观点特别赞同。一是他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从很早开始就在“下一盘很大的旗”，二是他认为，南海的主权争端就目前来看，对中国来说并非那么重要，如果因此搞坏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不必要，得不偿失，也影响其在亚洲的长远目标。他的这两个观点跟本人可说是不谋而合的。
第一个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美战略规划和对外关系决策的差异。美国拥有丰富和成熟的对外交往和处理地缘政治关系的经验，同时也拥有完备、科学、健康的决策及决策咨询体系，智库向政府和公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和理论。美国的立法和行政、政府、情报系统和智库在国家重大问题决策上形成了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体制和体系，这就避免了决策和规划中的“长官意志”泛滥和决策失之于随意、短视和无效的倾向。美国有条件从它决意介入亚太事务开始，就系统地规划其在东亚的政策和策略，并逐步实施。
但大陆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地缘关系时，既缺乏具客观性的科学而独立的理论与思想指导，在决策体制方面又实行党委中心制，立法机构、智库未能在重大问题决策和规划中发挥应有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说还停留于长官拍脑门决策的原始阶段，即令有些参与机制，也是流于形式，没有实际内容的。比如我对大陆的智库有一个基本的评价，认为这些智库的学者主要做的事，一是解释上意，以圆其说；二是揣摩上意，迎合建议。至于原因，你懂的……这样的智库就发挥不了美国智库所能发挥的作用，而且会误导国家的大政方针走向“异化”和扭曲。
所以，决策体制的因素是造成中国对外政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决策和规划，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就很容易被其牵着鼻子走，比如王教授提到，在当年的中菲海上对峙中，后者接受美国的建议，主动退出对峙并随即向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提出了诉状。这可能是美国整体战略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上了美国人的“当”了。这就源于中方的决策体制没有美国的发达。
王教授的第二个观点，在我看来，就是中国领导层没有全面有效地权衡当前各种利益及其关系，正确厘清国家战略的优先次序。南海相关岛礁的主权争议对于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来说，是局部的非中心的利益。什么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跟西方相比，无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还比较落后，所以，实现全面发展，并维系其外在保障——和平的外部环境，是当下中国压倒一切的核心利益。任何其他利益都要为之让步，在当前正处于危机边缘的中国，集中精力解决发展的问题尚且不够，哪有余力和资本跟周边国家斗？何况，要维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在亚洲推进经济一体化，建立共存共荣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具长远价值的方向性课题，怎可因南海疥癣之患，让区域所有国家跟中国离心离德？
我还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以国内思维处理对外关系，是南海仲裁案后应当反思的另一个焦点问题。现存国际体制是二战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既定的，中国没有能力改变它们，却欲将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在国内行得通，但在国外却是注定要碰壁的。国际关系体制也好，外国也好，是不可能吃中国的这一套的。你说要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这个法是什么“法”？不就是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嘛。
你从一开始就断言“不参与，不接受”，到后来又增加了“不承认，不执行”，在外界看来，你无视甚至蔑视它们十分看重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又如何依靠它们来保护自身权益？
你说要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周边国家搞好关系，通过国与国的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但你整个过程中都是采取军事手段、军事方式去应对，如何取信于人？
到了最后，裁决公布了，你又大谈和平，那么之前在南海大张旗鼓地调动军队进行部署，算怎么回事？这就让人摸清了你的底牌，至少在眼下，你不敢真硬，真打。
所有这些，可以相信都是在美方的规划和预测中的。美国就是如来佛，大陆再怎么折腾都逃不出它的手掌心。
再回到裁决本身。五个“认定”一出，中国可谓满盘皆输。中方诉求的核心依据，包括历史性权利和九段线之说，被予以否定，等于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有关主权。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是非法的，是对菲律宾主权的“侵犯”。这些结果，都是根源于中方单方面决定不参与仲裁案，而仲裁案决定一作出，就是不可改变的，就成了既成事实。
中国国如何面对？有人说要强势反击，有人说要兵戈相向，但中国古人说得好，师出有名。按照国际法，你的主权是不合法的，以何理由这么做？全世界都会反对你，除非你有足够的钱去摆平所有的国家。那么最后，你只能变相接受结果，吃个哑巴亏。
----------------------------------------------------------------------二。何为汉奸？
（2016-07-15，共识网）
好吧，今天专门来谈谈何为汉奸。
《解放军报》近日用整版篇幅来谈“汉奸文化”，说明在一些人心目中“汉奸文化”已成现实问题。毋庸讳言，平日里不少读者也给我贴上“汉奸”标签。比如对昨天刚发的文章，为数不少的读者就作如是反应。
应该说，对这样的称呼，我既感到困惑、不解和小小的不快，又隐隐觉得有点荣幸。所谓汉奸，说一千道一万，必须具备两项条件，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行为。就“汉奸”一词的本义，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人，但现在一般是指出卖中国利益的人。
一些人把我称为汉奸，这就意味着，我有能力，并作出了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刹那间我不由得生出那么点虚荣心——老丁也有能力出卖国家利益了。但接下来就是曼衍而来的不快以及困惑，我老丁何德何能，竟有资格出卖国家利益?吾人既不掌握政治权力，也没接受任何外国的委托干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凭什么把我称为汉奸?
有人会说，你批评权力者就是汉奸，特别是在涉外事务上。确实，在最新的《在南海中国又上了美国的当？》一文中，我据理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对待南海仲裁案问题上，当局在决策体制、厘清战略优先次序、用国内思维处理对外关系三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对外政策决策失误，彻底输了南海仲裁案这场官司。可能让某些人更加不爽的是，我指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在这场仲裁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国际社会将会普遍认同，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声索不占理。
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者，长期的战略观察者，我有一条基本的准则：一切论述都必须基于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和研判，不因你是权力者就为尊者讳，也不因你是权力者就求全责备。
这篇文章是应有关约请，对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王江雨教授最近以南海仲裁案为主题进行的演讲所作的点评，并借此机会谈点个人看法。可以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我和王教授虽是隔海相望，却是心心相印的，不谋而合地认为权力者失策在先，南海仲裁案不利结果在后。
如果你以事实为依据，以批判主义为立场，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指摘权力者的不当作为，并叙述与此相关的客观现实，就是汉奸，那么我想请问，是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重要，还是你们口口声声的国家利益重要?是尊重事实，尊重真理重要，还是讳疾忌医，掩耳盗铃重要?
过去的皇权社会帝王常讲一句话，朕即国家，但在如今，这已经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是过时的观念了。“朕”，亦即权力者，可代表国家，但并非就是国家。批评权力者，批评权力者组成的政府，不意味着批评国家，更谈不上所谓的出卖国家利益。
反过来说，和那些动辄维护权力者脸面和威仪，讳疾忌医，掩耳盗铃者相比，据实指出权力者的过失，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利益，是真正的爱国。甚而可以说，在一个普遍以批评权者为汉奸的社会，在一个畏惧于权力者而万马齐喑的社会，敢于直面现实，勇于剖析弊端，直言社会痼疾，评判为政得失者，更难能可贵，更值得爱护和尊崇。
我想这样的批评，这样的爱国，没有胸怀和理想而只顾蝇营狗苟的利益的为政者是看不下去，入不了耳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和相关技术，竭尽全力屏蔽这样的批评。他们可能以为，批评看不见了，问题就不存在了。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个国家就有荣光了。恰恰相反，批评不在了，问题不仅将继续而且势必愈加严重，权力者的脸面和威仪护住了，这国家的未来将愈加黯淡。
近些年来，智库建设被置于国家战略地位，对它的认识不可谓不高，但现实情况如何呢？我想重申一下对当下智库的观点，即我认为他们现在基本上只干两件事，一是解释上意，以圆其说：二是揣摩上意，迎合建议。这种情况不是随着对智库的强调减轻了，而是愈加如此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不是因为他们就没有学者的尊严，就没有学者的智识，而是如同一句老话说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任何一个有点学识的学者，都希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希望奉献自己的全部智慧搞研究，做学问，都希望通过智库平台为国家建言献策，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哪些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有人留言，周永康们才是真正的汉奸。他们是国家的蛀虫，把国家公器当作私物，肆意以权谋私，把国家掏空，伤国家元气，损害国家利益，削弱本国实力，等于是造就了别国的强大，他们要比那些“带路党”更“汉奸”——顺便说一句，这些所谓的“带路党”反对的不是国家，而是权力者。
还有人说，那些直接把国土送给别国的才是汉奸。至于哪些国土被无偿送给别国，近代史上比比皆是，互联网上不少此类资料，有兴趣的可以慢慢查。
我想最后说的是，那些堵塞言路，妄图在毫无监督之下为所欲为者，也是”另类”汉奸。因为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不会做出正确决策，而且造成更多失误，更多失败，更多国家利益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