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30, 2021

今日美政:反对疫苗接种主要是这个原因

07/26/2021

        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之间,对于 Covid 19 病毒疫苗接种的接受程度,有着一些奇怪的分布情况。

        就在两个月之前,加拿大完成疫苗接种的比例,只有 5%,而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接近 40% 的接种率了。这是因为美国更早得到辉瑞和 Modena 疫苗。但两个月之后,完成了疫苗接种的加拿大人已经超过了 50%,而美国人却开始落后于加拿大人了。完成了至少一针接种的加拿大人已经超过了 80%,而这一比例在美国,还不到 70%

        英国的疫苗接种率也很快超过了美国,而英国甚至要比加拿大还更晚得到疫苗。这三个国家文化背景相似,他们之间的对比非常耐人寻味。

        在加拿大,支持左派自由党和更左派的新民主党NDP 的民众中,接种率为 85%。这一比例基本上和美国支持左派或民主党的民众接种率相似。美国的统计显示,支持拜登的选民中,接种率也达到了 85%。但不同点在于,两国的保守派。在 2019 年加拿大大选中支持保守党的民众中,接种率也接近 70%,而在美国,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中,接种率只有 52%

        美国的这种特殊现象也体现在和英国的对比上。英国实际上和前两个国家都不同。英国的保守派接种率甚至高于自由派。在英国保守党更占优势的地区,甚至超过 90% 的接种率,保守党不占优势的地区,却反而只有 83% 的接种率。

        从这个结果来看,可以有两个推论。一是保守本身,确实会增加人对疫苗的怀疑程度。英国的保守派接受疫苗较好,可能是因为英国本身是保守派领导国家;二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程度,远超过加拿大和英国。文化的保守加上党派的极端化,使得接种疫苗这个纯科学的问题,在美国变成了一个政治表态的问题,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如密西西比,阿拉巴马,阿肯色,怀俄明,路易斯安那等,都是一边倒支持川普的保守州。

        在中国文化中,科学来自强大的西方。中国的改变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西方的学习。因此中国现有的文化中,对科学几乎没有抵抗的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说一件事是科学的,基本上就等同于说这件事是真实的和正确的。但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一开始就是以反宗教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对于绝大多数宗教来说,否定人的理性和智慧是必须的。因为宗教追求的是彼岸的非现世的利益,要使得自己具有吸引力,就必须贬低现世的利益和幸福,也就必须贬低满足现世利益的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所以,西方文化传统中,对科学的质疑和反对,并非来自对科学结果的某种可能的负面结果的理性思考,而是本能地来自传统的宗教。

        对于疫苗来说,早期的反对者是出于某种混合的情感。其中主要来自宗教信仰。新教相对于天主教来说更为原教旨主义,因此大多数反对疫苗的声音来自新教国家,他们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人体是神圣的,是不可以随意注入其他物质的。另外,当时的疫苗生产很多时候要用到血清,这违背了基督教圣经中关于“远离血制品”的教导,也有些天主教徒反对疫苗是因为他们认为疫苗的生产使用到了流产的婴儿组织。英语中有个词叫 conscientious objector”,现在是指“为了自己的良心而拒绝服兵役”,但这个词最早却是用来指“为了良心拒绝接受疫苗注射”,直到一战的时候,这个词才被用来指拒绝服兵役者。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疫苗技术并不完善,确实有一些因接种疫苗而发生感染,甚至引发疾病的例子。这种少数的案例被反对疫苗者用来宣传疫苗的危险性。最典型的就是 1998 年英国医生 Andrew Wakefield 宣布他发现了麻疹疫苗会引发儿童自闭症。这一错误的指责导致英国孩子的麻疹疫苗接种率从 92% 下降到 73%,由 12 万美国孩子没有接种麻疹疫苗。在 2008 年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报告中发现,美国孩子中的麻疹发病率出现了上升,而在发病的孩子中,90% 是没有接种麻疹疫苗的。

        最后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早期美国存在严重的对有色人种,甚至包括对拉丁裔和爱尔兰裔的歧视。这些人几乎是被刺刀逼着接受疫苗注射的。因此注射疫苗在弱势群体中还带有被强迫被歧视的色彩。美国在 1908 年建立了“反疫苗联盟”,其中一个诉求就是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强烈的地区,反对疫苗的人也相对较多。比如以色列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教派哈雷迪,曾经发生过因拒绝疫苗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事件;美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在 30 年代曾经明令禁止教徒接受疫苗注射,这一政策在 50 年代改为由教徒自己决定。

        可以看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些人拒绝疫苗的最主要原因。这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几乎全部人类的进步上。因为进步总是某种对陌生领域的探索,这种探索就不可避免地走错道路甚至引起灾难。完全不顾代价地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是一种鲁莽和轻浮,但利用这些错误来批判进步也同样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个错误思维方式是:他们只看到失败的探索造成的代价,比如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探索是失败的;但他们却刻意忽略某些成功的探索带给人类的巨大的进步,比如美国的建立同样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社会形态,却带来巨大的成功。

        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普利兹历史学奖获得者 Gordon Wood 的名著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明确肯定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建国不是简单意义的独立,而是对欧洲两千多年以来封建贵族体制的彻底否定,使用了某种欧洲人梦想的理想社会模型(指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来创建的一个崭新类型的国家。而这是成功的。

        这就是说,人类的理性会犯错,但这不是我们拒绝理性的原因。因为总体上,理性带来的进步是更加有利于我们的。

        强迫接受疫苗接种的合法性,来自其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比如孩子在上学之前,必须接受五种联合疫苗的注射。这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强制性的。在美国,这一决定来自 1905 年最高法院对 Jacobson 对马萨诸塞州案的判决。Jacobson 先生认为当时强制要求接种天花疫苗侵犯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但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定 “无视对他人伤害的绝对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这一判决维持了强制接种疫苗的合法性。

        另外,法国也有较强的反对疫苗的声音,但法国政府相当强硬。马克龙总统最近发表声明,在医疗卫生行业工作的人除特殊情况外必须接受疫苗注射,从下个月开始未接受疫苗注射的人如果想进入餐厅、咖啡馆、剧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最近的阴性检测报告等。这一命令的发布使得数百万法国人立刻开始申请了疫苗接种。一些美国学者建议仿照法国的例子,让拜登政府出台更为强硬的措施,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的保守势力远大于法国,拜登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疫苗接种属于州权,联邦政府在这个层面上无法介入。

Thursday, July 29, 2021

胡平:谁能说这不是人祸?

 RFA2021-0727

        726日上午召开的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视频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在紧急情况下,除特殊行业外,应该果断停工、停学、停业。特别是对人流密集的城市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必须要有保障安全的硬措施,宁可过一些、严一些,该停就停,该封就封。

        李克强这番话,实际上包含着对河南省与郑州市党政领导人的严厉批评。郑州暴雨成灾。此前,中共官媒一再热炒这场暴雨是“千年一遇”、甚至“五千年一遇”;还引用德国专家的话,说郑州的暴雨洪水,“世界上没有任何排水系统能应对”。言下之意就是,对于这场超级大天灾,目前人类还没有力量充分应对,因此造成人员的伤亡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有两起重大事故,一起是720日下午6点地铁5号线车厢进水;另一起是同一天京广路隧道被淹,大批车辆、人员被困。这两起事故都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这两起事故分明是可以避免的,而且是很容易避免的。只要早一点停运地铁,关闭隧道,灾难就不会发生了。

        据官媒报道,早在720日上午9点,郑州市气象局就接连5次发出红色警报即最高级别的警报,并且提出了防灾抗灾的建议。但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对这些警报和建议掉以轻心,没有及时地启动必要的应急响应,还要求“主要交通不要中断”,这才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认真分析官媒发布的信息,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这两起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例如地铁5号线,当时,已经有一些地铁线停运了,5号线却没有停运。另外,从当天下午6点车厢进水到9点多被困人员获救,中间有两个多小时,其间,被困的人不断底向外发出信号呼救,如果救援者早两小时甚至一小时半小时到,就不会有人死掉了。再说京广路隧道。这条隧道号称“智能隧道”,隧道内外有几百个摄像头,传感器可以对隧道里的人员和车辆进行跟踪和精确定位,还能密切监控隧道的排水系统。这就是说,对于隧道内发生的情况,有关部门是可以实时了解和把握的。只要有关部门提前一小时两小时关闭隧道,灾难就避免了。

        从这两起事故看,谁能说不是“人祸”呢?既然是人祸,难道不应该追责吗?

        据官媒报道,地铁5号线死亡人数是14个,并且公布了死者姓名;京广路隧道死亡人数是6名。这些数目是否准确,是否真实,暂且不论。另外,在郑州市区出现急湍的水流,有人说是由于溃坝,有人说是泄洪。这个问题也暂且不论。我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地铁5号线和京广路隧道这两起事故纯属人祸,在这两起事故中的人员伤亡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地铁5号线事件和京广路隧道事件的“人祸”性质是如此明显,可是官媒一连几天都竭力回避人祸这个问题。直到725日,官媒发表一则报道,浙江省长郑栅洁在杭州检查防台防汛工作时说:地铁遇到突发状况不能层层等命令。防台防汛,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浙江省委书记说: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依我看,这些话其实就是在批评河南与郑州的领导人。2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通知》,指出,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非常情况,要坚决即时启动最高等级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尽最大可能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改委在这个时候发出这样的紧急通知,它当然暗含着批评河南省和郑州市领导人的意思。紧接着,李克强总理讲话,意思就更清楚了,再下来,是不是就要追责呢?

        不少人把这次郑州暴雨洪灾当局的应对失误和去年武汉新冠疫情当局的应对失误相提并论。应该说两者有同也有不同。应对郑州水灾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要追责只是追地方官员的责,和中南海无关。武汉新冠疫情则不然。习近平自己也承认,至迟从去年的17日起,就是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这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国务院系统就提出应急方案,被习近平拒绝。习近平对这次郑州水灾的人祸没有什么责任,但是他作为疫情大流行的第一责任人则是无可推卸。

Tuesday, July 27, 2021

纽时:文革中军队扮演了什么角色?独立历史学家余汝信追寻真相

 (储百亮,2021726日)

        几十年来,从商人变成独立历史学家的余汝信一直在中国各地的旧书摊上寻找磨损、泛黄的“文革”记录,那是毛泽东发动的长达十年的大规模政治动乱。

        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将于本月在香港出版,这本1354页的历史著作让人们对“文革”期间军队的核心作用有了新的了解。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被召来维持秩序,但余汝信还详细记录了军队是如何参与清洗和政治迫害的。

        《风暴历程》这本中文著作分为两卷,有2421个注释,在中国当局决心抹去党史最黑暗篇章之际,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就在本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略过了该党执政早期的数十年时间里充斥的政治动荡和巨大苦难。

        现年70岁的余汝信说,他不是反党人士,但中国应该对“文革”进行公正的清算,据一些专家估计,有160万人在那段时间遇害。

        “产生的后果是我们吸取不到真正的历史教训,我们不会真正的吸取历史教训,只不过是历史可能会产生一个重复,”余汝信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它不可能跟‘文革’完全一样,但是相似的(地方)是不能排除的。”

        近年来,在中国讨论这类话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和出版商都面临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的巨大压力。

        即便如此,余汝信的新作还是展示了独立的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克服种种阻碍的。他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长大,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香港,靠房地产生意的收入前往中国进行采访和文件搜寻。

        通过详细叙述解放军如何卷入权力斗争,余汝信说自己想挑战人们对红卫兵的普遍关注,即他们是推动文化大革命暴行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当局现在将军队视为一个服从统一的、自上而下秩序的守护者;余汝信的发现挑战了这种形象。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军事史的助理教授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说,余汝信的著作“极有价值”。“你真的需要花多年时间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慢慢累积素材,”唐志学通过电子邮件说,“仔细地将碎片拼凑在一起,把基本情况弄清楚,然后才能得出一些假设。”

        早在“文革”结束之前,余汝信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当听闻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死于飞机失事的消息时,他正在广东的农村劳动。林彪在1971931日逃离中国。

        对余汝信那一代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震惊的转折点。在“文革”之初,他跟许多人一样,都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现在,党却说那位忠实的继承人是个叛徒。“对我们来说,它就像9·11对美国人一样的——就是说,当时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了那个消息,你永远忘不了,”余汝信说。“我们把毛看作跟一个神一样(的)人物,‘九一三’把这些都打破了,把毛的神话给打破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后,余汝信已经定居香港,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探究过去几十年间的斗争。在邓小平领导下,共产党于1981年发布了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总体上为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进行了辩护,但承认他在晚年犯了错误,导致了巨大苦难。

        之后,许多人撰文揭露毛时代的灾祸之深重,比如大跃进期间,农村有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些执笔者有自由主义学者或记者,也有一些已经离退休的人,他们发表博文和日志,分析当年亲历的事件。

        “他们的工作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现代中国的教授魏简(Sebastian Veg)表示。“他们改变了民众谈论饥荒的方式。再也不是官方历史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了,而是政策和政治的灾难。”

        余汝信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军队所扮演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角色上。余汝信说,没有军方领导人的支持,毛泽东是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不是他们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逮捕了激进领导人,“文革”也不会结束。他说,中国大陆曾有过一本关于“文革”期间解放军的书,1989年出版后不久就下架了。

         “军队在‘文革’起的作用比任何红卫兵还要大得多,而且时间的长度也长得多,”余汝信说。“你看大部分书的话,你就不会知道这点。”

        他走遍中国各地,说服50多名上了年纪的前干部和官员接受采访。他参观了一些地方,比如中国西北部废弃的“原子城”,在那里,残酷迫害扰乱了制造核武器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余汝信试图理解毛泽东的继任者林彪。中共的宣传把这位元帅描绘成一个恶毒的阴谋家。在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官方长达531页的党史中,他的倒台就留下了一句话。余汝信说,林彪的垮台是复杂的,因为毛泽东已将他的继任者视为对手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官员试图严格控制对中共历史的叙述。习近平以苏联为戒,称其解体的部分原因是反党批评人士被允许玷污苏联的政治遗产。

        习近平的观点是,“关于历史的太多辩论和多元化,让每个人都偏离了中国复兴的核心任务,”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研究员格莱米·R·巴梅(Geremie R. Barmé)说。“过去必须明确、固定下来,这样中共才能掌握未来。”

        香港也未能幸免,此前那里一直是那些无法在内地出版的作品的天堂。中国领导人去年强加给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对出版商造成了威胁。余汝信这本书的出版商新世纪出版社的联合创始人鲍朴说,中国边境官员近年来加大了对旅客试图从香港带回来的禁书的没收力度,疫情导致的旅行冻结也进一步打击了图书销售。

        鲍朴在接受采访时说,十年前,像《风暴历程》这样的书可以卖到8万本,主要是卖给中国大陆的读者。他说,这本书他只会印刷1000册,而且他找不到一个愿意在最近的香港书展上展示这本书的商家。

        余汝信说,不管销量如何,完成这本书已经成了他的个人使命。他说,他写这本书花了七年时间,通常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

        “居然我们亲身经历了十年的东西,我们都弄不清楚的话,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大一部分,”他停顿了一下,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Monday, July 26, 2021

Eric:今天,你选择相信谁?

 (今日美政,07/22/2021

        美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如果要求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不信任” mistrust。川普的支持者不再信任民主选举,黑人不再信任警察,保守派不再信任医学权威,自由派不再相信保守派和他们一样爱国。

        但是有一点如何强调都不为过,那就是整个民主制度,就建立在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上的。如果我们不信任大选是公正的,那么我们凭什么去投票?如果我们不信任法庭是公正的,我们凭什么将矛盾诉诸法律而不是私自去解决?如果我们不信任交易是公平的,我们会反复要求对方的保证,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因此而打击我们的经济。我们应该认识到,信任本身,是我们社会良好运作的润滑剂。监管和法律,是为了这一润滑剂不致变质而失去润滑作用。

        一些历史学者们认为,南美和北美都是欧洲殖民者开拓的殖民地,其后两者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北美的拓荒者不但相互之间保持了信任,而且他们相信自己建立的制度,相信自己的法官,相信自己的政府。与之相对的,南美的拓荒者则缺乏相互的信任,他们不信任自己的贸易伙伴,不相信西班牙派来的长官,甚至也不相信自己的法庭。可以说从一开始,北美的殖民者就在一种良性的文明环境中发展,而南美的殖民者则一直生活在蛮荒之中,甚至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就会进一步加剧我们今天的焦虑。因为我们开始看到,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一点一点地消耗掉自己对社会的信任文化。1964 年的皮尤民调(Pew Research)显示,对联邦政府持信任态度的美国人,占到受访者的四分之三,而今天呢?这一比例下降到了四分之一。1970 年代,盖洛普民调显示 70% 的美国民众相信媒体,而今天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40%。而且非常不寻常的是,民主党倾向的人有 75% 的人相信媒体,而共和党倾向的人只有 10% 的人相信媒体。作为参考数据,在 2000 年的时候,共和党人相信媒体的比例是:50%

        美国人之间的敌意在加强。一些政治学调查发现,原来大多数人只是认为他们政治上的反对者只是意见不同或者“有些愚蠢”,大多数人依然认为自己的反对者是“忠诚的反对派”。但今天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反对派不仅仅是愚蠢,而且是邪恶。甚至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说,这些反对者继续作恶的话,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作同等的人类来对待。

        哈佛大学著名的公共政策学教授布特南(Robert Putnam)在他的名著“独自打保龄球”中声称,美国社会的所谓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1950 年代就开始下降了。他所谓的社会资本,指的就是美国社会成员在信任基础上的自组织功能,这一功能是美国社会构成的最底层基石,我在今年 5 10 日的“今日美政”中也谈过美国社会自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今日美政:社会分析板块“  https://jrmz.org/?p=321 )。在布特南教授最近的新书“上升”(The Upswing) 中提到正在摧毁美国的四种力量:“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剧,政治上的妥协逐渐消失,社交网络的消解,和封闭保守的对美国自身文化的自恋情结” (此书我正在阅读,会成为“今日美政”网站中“读书分享”版块内的介绍内容)我们从无数的历史和现实中可以看到,当一个社会中的成员相互信任开始消失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开始趋近于败落。他们可能暂时被约束在强权之下,但强权不但带来道德上的问题,也不会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政体。

        可以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信任不断扩大的过程。一开始我们只信任自己的家人和部落,所有外部人都是敌人,不可信任。慢慢地我们开始信任我们自己的村落,军队,乃至同一宗教的教徒、民族和国家。信任在很多时候和财富是挂钩的,研究显示一个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往往和他们拥有的财富呈正比。中国有一句语气强烈的俗语表达是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实际上说的就是财富和人的信任感之间的关系。

        所以美国社会的信任感的下降,会不会和他们的财富增长的停滞有关呢?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 1940 年代出生的美国人,90% 的人收入都比自己的父母要高;而在 1980 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只有 50% 的人收入比自己父母要高。另一项调查显示,越是受教育程度低,越贫穷的美国人,他们对其他人的信任感也就越低。曾经,大规模制造业中的集体劳动会提升劳动者相互的信任感,而今天越来越多的打临工和单独工作,使得这种信任也被破坏了。

        另一个导致美国社会信任度下降的因素,则来自社会的多元化。美国社会已经无可避免地开始了多元化过程,白人和基督徒的占比开始明显下降,其他族裔和文化的人群占比开始攀升。但美国社会却没有像加拿大社会那样去积极扶持和引导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促进不同族裔之间人的了解和交流。这导致美国社会开始盛行部落主义 tribalism。社交媒体的发达并非增加了每个人和其他人的交流,而仅仅是加强了每个人和使自己舒适的其他人的交流,这实际上是一个回音壁效果,每个社会部落更坚定了自己原本相信的信念,更加和来自其他文化和其他信仰群体发生了隔离,这种隔离进一步发展成了憎恨。在过去,信息较为集中和统一的主流媒体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不同读者之间形成某种共识,而如今,传统主流媒体没落,大家实际上又回到找同类抱团的部落文化时代。

        有一种较为乐观的看法。一位专门研究社会信任的学者 Rachel Botsman 认为,我们看到的信任的崩溃其实本质上只是信任的重组。原来的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阶层的信任,比如老百姓信任专家,专家信任报纸,报纸信任政府正式公告这种模式,因为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变为了横向的信任。Botsman 将之称为“分布式信任”,我们更信任自己的同伴和有归属感的群体。在我看来这只是另一个角度的解释,这种分布式信任的实质,和石器时代我们仅仅信任自己的部落没有本质区别。

        著名的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E.O. Wilson 说过一句很精妙的话:“人类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石器时代的情感,中世纪发展出的制度,和类似上帝般的技术。” 我们经常会用新的技术去满足我们来自石器时代的生物本能。所以不能说新的通讯技术改变了信任的模式,事实上这一技术在人群间的信任建立上,却是使我们更倾向于回到过去。

        这种信任上的部落化,甚至使得我们的一些社会调查变得没有意义。比如对总统的认可率,两个极端化的政党给出两个完全南辕北辙的数据。如果这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公众对于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就是对于金融政策制定者至关重要的数据了。但这个数据,甚至都会受到相互不信任的气氛的影响。因为一个反对派的民众会因为自己对在位的执政党的讨厌而刻意给出负面的回答。

        综上所述,信任感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美国社会今天信任感的丧失,有些来自经济停滞造成的危机感,有些来自社会结构改变,也有些来自通讯技术的增进。甚至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满嘴谎言的川普的出现。我们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信任感下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原因,进行相应的改进。

Saturday, July 24, 2021

纽时:美国的信念危机

 By David Brooks2021716日)

        在上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人类尊严有一个朋友——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存在根深蒂固的缺陷,也会犯错,但我们帮助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为欧洲和平、亚洲繁荣和民主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后来发生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美国对自己及其全球角色失去了信念——像一个被炮轰的投手,对自己坚信的事情不再有信心。左派当中,许多人现在拒绝接受美国可以成为或仍是全球民主倡导者的观点,他们认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或“地球上最后的希望”等形容荒谬可笑。右派当中,修墙核心小组已经放弃了与世界其他地方互动的想法,甚至觉得没有必要。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始终都在抵制美国自封的民主捍卫者的角色。但当美国袖手旁观,允许种族灭绝席卷卢旺达等地或允许危险政权威胁世界秩序时,他们的震惊也是理所当然。

        阿富汗人是这一现实的最新见证者。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已被充分记录在案。我们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失去了数以千计的人。但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向恐怖分子开展的20年战略,意味着全球恐怖主义不再被视为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小部分美国军队帮助阻止了地球上一些最糟糕的人掌管一个人口超3800万的国家——而美国的伤亡相对较少。1999年,没有阿富汗女孩上中学。四年内,她们中有6%入学,截至2017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近40%

        但幻想破灭的美国现在正在撤退。而且此次撤军极有可能造成战略挫折和人道主义灾难。塔利班正在迅速夺取领土。用不了多久,阿富汗女孩就会因为试图上学而头部中弹。情报机构看到了少数民族民兵的武装,并担心会发生更加暴力的内战。这些机构担心大量难民涌入,以及恐怖组织再次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

        历史并没有因为美国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停止。正如拜登总统正确指出的那样,世界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民主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之间的巨大竞争。这不仅仅是政治制度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同时涵盖了经济、文化、知识和政治竞赛的斗争,一场进步的现代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的较量。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及其盟友无数次背叛了我们的价值观,与暴君妥协。但在其核心,自由主义权力散发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是民主和资本主义,还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人权、平等主义、LGBTQ权利和种族正义的梦想。这些东西都交织在一个以个人尊严为中心的整套进步理念中。

        如果说21世纪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很多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喜欢这套理念,并感觉它威胁了自己的存在。中国的领导人不仅仅是独裁者,他们认为自己在领导一个文明国家,且乐于屠杀少数民族。普京不仅仅是一个暴徒,他还是一个文化反动者。塔利班倡导的是幻想版本的中世纪生活。

        这些人并不是在领导20世纪反对殖民主义和“美国霸权”的解放运动。他们正在领导一场21世纪的文化之战,反对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个人尊严——反对整套进步理念。

        你知道这是一场文化战争,而不是传统的大国竞争,因为对每个国家的威胁更多是内部而不是外部。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内的威权主义者在全球威权运动的鼓舞下将再次接管美国政府。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受全球自由主义理想启发的国内自由主义者将威胁该政权。

        因此,每个文明都在努力吸引信徒实现自己的愿景。我们在世界上如何展现非常重要。

        我们永远不会回到布什主义。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自己在阿富汗这样的地方抛弃了我们的盟友,那么在争夺人心的较量中我们可能处于下风。如果我们自己的行为开始类似于独裁者的现实政治,我们可能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照着镜子却看不到一丝羞耻,我们可能没法做得好。

        我想,最让我困惑的是美国左派的行为。我明白为什么特朗普和其他美国威权主义者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持矛盾态度。他们一直对美国帮助推动的整套进步理念持怀疑态度。

        但每天我都看到进步人士在美国国内捍卫女性权利、LGBTQ权利、种族正义,同时支持将权力让给塔利班、哈马斯和其他国外反动势力的外交政策。

        如果我们要在美国国内与特朗普的威权主义作斗争,我们就必须与在世界各地盛行的更有毒的各种威权主义作斗争。这意味着留在场上。

Sunday, July 18, 2021

程映虹: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论和民族自大症

 (澎湃新闻,2019/7/23

        摘要:中国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样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体上——还不如自己“先进”的非西方兄弟,现在甚至连日本和俄国也包括进去了。这种看不起常常表现在谈论国际问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忽视甚至排斥。

        核心观点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认为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丰富多元的文化。

        *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这个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

        ------我对儿子的主张向来是:你是自由人,你是社会人,咱俩彼此不干涉,各过各的。你爱谁是你的事,你需要我,我就帮助你,你不需要我躲远些。

        ------谁知,我在新加坡,有一天吃饭。饭店里看到一个优秀的华裔男生,样貌儒雅,教养斯文,举止得体,身边竟然坐了个印度姑娘!要是灯开暗点,我都以为他对着夜空说话一般黑的印度姑娘!

        ------我的心顿时疼了。

        ------我坚定果断地对儿子说:“你记住:你以后不要找印度人或非洲人做老婆,妈妈不能接受自家的孙子看起来像伸手能搓出灰一样的……没洗干净。尤其是满嘴说饶舌的鸟语。”

        ------儿子说:“那白人呢?”

        ------我想了想说:“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

        这是一篇题为《身为中国人的子女是件很吓人的事情》文章中的话,作者六六是中国很有名的作家(作品有《蜗居》和《双面胶》等)。这篇文章被广为转载,包括一些影响很大的思想学术类网站。当我看到这些话,尤其是“我的心顿时疼了”的时候,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从文章的上下文来看,作者有对自己也干涉儿子找对象,从而还是落入“中国父母”之窠臼的调侃。但文字中对印度人和非洲人的蔑视极其生动刻薄,加上对“优秀的华裔男生”的那种由衷的赞美,让人很难想象这其实是自我批判,而只会觉得是作者真实想法的表露。

        当儿子问如果找个白人媳妇如何的时候,作者的反应是“也不如亚洲女人,最好是中国女人。”这话也有两层意思。第一,印度人已经被从“亚洲人”中排除了出去,从上文看,就是因为肤色,所以作者心中的“亚洲人”是没有深肤色的。第二,白人可以,那是因为肤色不再是问题,但还是比中国女人略逊一筹,我想这是因为文化的隔阂,而不是说你找了一个比我们中国人在种族上低劣的媳妇。

        种族歧视是普世现象。人更是生活在不完美的现实中的。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心里都是种族平等主义者,正像你不能保证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犯罪念头和肮脏想法一样。但你心里怎么想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也就是文明和野蛮的界限。

        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对批评他们对某些种族和族群有偏见的人说:你真虚伪,你心里不还是和我们一样?这确实是一个很难让人做出高姿态来义正词严地反驳的说法,唯一可以反问的是:难道等你把想法付诸行动并受到我的批评后,你也会说:别假装正人君子,你难道也真的不想这么做吗?

        经历了上个世纪的二次大战,第三世界独立运动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种族平等运动后,世界很多国家内部的公共讨论对和种族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已经越来越重视和普及。这种政治正确性在多族群的国家尤其敏感。但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仍然在各种社交媒体和网络空间广泛存在。在中国,这样的言论在网络上的泛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内容既涉及中外,也包括汉与非汉。

        这种自我与他者和主流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歧视虽然在世界各国都大同小异,但中国在这方面比较特殊的是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公共言说中也毫不掩饰他们有严重问题的种族观念,他们或者不知道这是种族偏见和种族主义,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认为自己不过说了真话而已。

        请看下面这一段:

        “种族歧视如果是制度法律上的那确实不应该,马丁·路德·金时代南方各州规定你黑人孕妇上车也得给白人小伙让座,这是肤色决定的。金追求平等。今天美国没有法律制度上的种族歧视,而且政府政策向黑人倾斜就像中国给少数民族加分一样。但人心里的东西是没法……来抚平的。基本上一栋公寓大楼搬进去一个黑人白人就开始往外搬,最后一个楼全黑了……美国的SAT考试,相当于咱的高考,华裔百分之一百通过,亚裔百分之八十五,算上韩国就完蛋了(学生笑),白人百分之六十,拉丁裔百分之二十五, 墨西哥挖地道过来的那帮,黑人百分之七,所以黑人都不上大学,只能满街追(听不清)去。马拉松冠军。只能干这个。要不就打球,要不就像摸着电门似的音乐一来他就转(学生笑)。他只能干这个。你根本没见着他有什么科学家。你那个黑人里边赖斯,奥巴马,奥巴马也不纯黑,半黑,鲍威尔,那都是黑人中的另类,太少见了,他们能念到博士硕士太少见。有的黑人上了小学六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死不认二十六个字母,没给我遗传这学习基因……所以他通过率很低,所以你看不起他吧,或者表面上很尊重,但人心里的东西你没法来……

        “你看非洲国家很明显,大陆给钱和大陆建交台湾给钱和台湾建交,寡廉鲜耻,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道义,有钱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翻脸比翻书都快,心比脸都黑(学生笑)……

        “所以你在美国这些地方看见黑人躲着走。敢惹他们的就是韩国人,辣椒吃多了脾气火爆,说是小黑崽子在韩国超市偷巧克力吃了,就一块钱,没有钱,老板娘“嘣”一枪把他毙了。”

        这是北京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在高中历史课上讲课的内容。这里不谈事实问题(例如各个族群SAT的“通过率”——SAT没有一个公认的通过率,只有分数的高低——和美国公寓大楼里黑人一住进去白人就搬走等等),就说评论。有关韩国老板娘杀死黑人小孩一事发生在洛杉矶,被杀者是一个15岁的黑人女孩,她拿了一瓶果汁没有付钱就往外走,被韩国裔的老板娘开枪打死。美国各个族群都有人从店里偷东西,学生犯事的特别多,其处理顶多是把家长叫来并留个记录。为了这事杀人?不要说是在课堂上,就是对黑人再有偏见的人在私下恐怕也难以用这样的口吻——“小黑崽子”和 “‘嘣’一枪”——来谈论这样的惨案。

        重要的是,这些话把“黑人”的种族特征抽出来,认为这是他们在政治、智力和道德上的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美国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都一样。而那些成功的黑人却是黑人中的“另类”,好像不再属于黑人。在全球范围内把黑人如此分类出来另眼相看,这是最“彻底”也是最“古典”的种族主义观点。此外,这些话里还有对韩国人和墨西哥人歧视性的评论,很明显背后有一个基于种族的等级秩序观念。

                “不是一般的黑人”

        袁先生对美国黑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北美很多华人对黑人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也有很多华人在谈到身边一些表现突出的黑人时会不经意说:“他/她不像一般的黑人”,正像袁先生把赖斯、鲍威尔和奥巴马等等说成是“黑人”的另类一样。

        在美国打拼的经历和角度使得相当一些华人忽视了一个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读书成绩好坏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方面,虽然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不是世界上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把“学而优则仕”或“学而优则富”作为人生目标的。黑人文化重视音乐、体育、社交,黑人文化注重生活的即时当下性,并不总是用“将来”来规范和束缚现在,对生活的态度比较放松,黑人对自己的权利非常看重,寸土必争,黑人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能力很强,黑人对自己族群那个悲惨的过去始终不能忘却,对于他们来说,对历史的遗忘和麻木就是犯罪,黑人学习语言的能力非常突出,等等。所有这些,就像华裔文化注重成绩、排名、学位、收入、在哪个社区买房子等等一样,成就了美国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在一个族群多元的社会里,没有哪一个族群能把所有的长处都给包了。你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只是你的理解和追求,别人不一定非要像你一样拼命追求“上进”。更不用说黑人中产阶级也为数不少,黑人知识分子的思维和批判能力和别的族裔知识分子一样敏锐,他们当中既有对整个西方文明从希腊罗马开始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的深刻批判,也有对自己族群存在问题的无情解剖,就像鲁迅和柏杨等人批判“国民性”一样入骨三分痛心疾首,甚至为此遭到自己族群中人的憎恨。

        当然毋庸讳言,黑人族群的弱点和缺陷也很明显,但这种弱点和缺陷和他们的种族特征没有关系。就我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说,从非洲和加勒比地区来的黑人新移民的子女,一般要比美国本土的黑人学生用功,他们当中在品行方面发生问题的也要少得多。

        袁先生的另外几个有关殖民主义和非西方文明的视频中也有一些说法,让人难以“下咽”。有关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印第安原住民的评价,我听到的是“教材中评价广大印第安人遭受屠杀,但未开发地区被开发。这是什么概念?就像我们前面讲西方扩张,道理是一样的,历史的发展总要有人付出代价。如果印第安人今天还在那个地方呆着的话,那那个地方也许还停留在史前文明时代。但今天印第安人在美国就像咱们的熊猫一样,属于珍稀频危保护动物。他们可以不服兵役不交税,所有写着NO SMOKING的地方可以喷云吐雾的一定是印第安人,你别仗着你黄脸也在那儿喷就完蛋了。”

        有一个视频谈到海地。海地是世界上第一个由黑奴起义建立起来的国家,但在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毫无疑问是一个“失败国家”,甚至有传言说海地人只得吃土。讲课人发挥说:海地“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红酒面包不要吃土去吧。联合国列为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还有,“这话你得两说啊。我们中国确实受西方入侵带来深重灾难,我们现在客观上承认传来了文明,你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在白人入侵前还是史前文明时代呢!”

        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在白人入侵前绝不是“史前文明”。我想,一个历史教师是完全知道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和松海、刚果和马里这些名字的,我相信讲课人在教授这些内容时毫无疑问会说他们都是富有成就的人类文明。但为什么当把它们和“白人”放到一起时就忘掉了这些,它们就从“文明”退到“史前”去了呢?能不能用“历史发展的代价”来评价非西方民族遭受的灾难呢?对今天一些非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的落后原因的探讨,能不能延伸到对它们当年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斗争的重新评价呢?世界上独立后正常发展的非西方国家不是更多吗?

        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几年前读到的一篇流传很广的谈论为什么中国人在非洲受歧视的网文,作者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社会评论家,在非洲工作过多年。那篇文章在客观陈述中国人在非洲遭受的不公对待时也表现了相当程度的种族主义观点,和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的一些观点甚至说法非常相似,例如也用“鸟语”来形容非洲当地语言,认为非洲在白人到来前没有文明,暗示非洲人的动物性,说“黑人争取独立,那只是政客玩弄的把戏”等等。最有意思的是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受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他们殖民”。不过,那位作者后来很快在另外的文章中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对中国人为什么在非洲遭受歧视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知识分子的种族歧视

        我在这里重提旧事,只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上述六六女士和袁腾飞先生对黑人和其他一些非西方民族和文明的说法,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应该说不是很罕见的,而且这不是一些零碎的看法,而是涉及对整个非西方世界和人类文明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和评价。这些言论在中国的公共言说甚至学校课堂上公开传播,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和批判,甚至连这样的意识都没有。

        和这些具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和倾向的言论相比,中国知识界更为常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种族的自大。而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这种言说特别反映在很多通俗历史作品和通俗历史讨论中。通俗历史作品和讨论有很多形式,是今天大众文化和文化市场化的产物,从历史讲座到历史小说、影视作品和网络讨论,对当今中国人的历史观有不小的影响。

        任何人都可以谈论历史,起码他们都是自身的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从历史中抽象出某种法则、规律、模式或范型,对人类历史和文明做宏观的划分而夸夸其谈。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通俗历史讨论中存在的问题。网络上那些业余历史学家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等等大而化之的讨论比比皆是。但以下言论却不是出于他们之口:

        “人类文明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界性的,一种是区域性或者民族性的。也因此不同的文明圈它的历史地位、作用影响、责任担当也是不一样的。根据这一点, 我认为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可以分为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西方现代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二名是伊斯兰文明,第一世界的第三名中华文明。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文明、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综合排名是斯拉夫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其他的属于第三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世界,将是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因为第三世界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相当于散户,大鳄是前三甲,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这就是中华的位置。”

        这是“著名历史学家”易中天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很多人从不把易先生当作一个值得一提的学者,正如这个演讲的题目所表示的那样。但我觉得单凭他听众的广大,就不能对这些宏大叙事掉以轻心,尤其是在“北大”。我在一篇网文中说:易先生“这里谈的究竟是历史,是文明,还是江湖世界的排座次,是考科举,是奥运会的奖牌数,是GDP,还是股市?排不上第一等级的文明怎么可以统统归入‘综合排名’?第三世界近百个国家又怎么可以被打入‘散户’?‘大鳄’云云,难道意味着其他的都是小鱼小虾吗?所谓‘唱主角’,最直接的解释就是有更多的话语权甚至是独白权—戏台上的主角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一个国家文科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发表演说,用权力话语、江湖话语和股市话语来定义和排列“世界文明”,而所谓“中华文明的位置”就由这三套话语的坐标来界定并据此要求比别人更多的“责任担当”——我很想知道在座的“北大”那些中国学者和学生中有没有人质疑。在座的如有外国学生和学者,尤其是那些来自被易先生归入“综合排名”或者等而下之——“散户”——的又有何感想。

        把全人类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观念(当然结合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来分类,自说自话地建立一个优劣高低的等级秩序,据此来给中国定位,把很多被自己看成是等而下之的民族甚至整个地区排除出人类文明的概念或者甚至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这一套货色是从晚清时候在中国知识界就有相当影响的。从康梁严谭陈天华到孙中山都或多或少地在这个话语影响之下,今天汉语中很多对黑人、各地土著和印度人的蔑视性用词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而这个影响在“赶超”、“自强”、“雪耻”、“球籍”尤其是“崛起”等等话语下从未得到认真清算。

        中国知识界在痛感被西方看不起的同时,同样看不起那些在某些方面——更不用说整体上——还不如自己“先进”的非西方兄弟,现在甚至连日本和俄国也包括进去了。这种看不起常常表现在谈论国际问题时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忽视甚至排斥。

        今天中国有关“文明”的讨论越来越多,既有专业学者,也有普罗大众,但很多人都是把这个讨论作为论证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讲台。很多学者嘴里的世界其实就是西方和中国,文化比较研究其实就是“中西”的比较而非“中外”的比较。西方几乎是中国唯一的参照系。很久以前中国“领先”,后来被西方赶超,受西方的欺负,现在中国崛起,“大国”几乎成了中国的自称。世界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世界史就是大国的主宰史。世界除了“西方”就是“东方”,而这个“东方”甚至“亚洲”常常又成了“中国”的代称。

        难怪有人站在崛起的中国放眼四望,除了西方,一片散户。

        上文所引的那些种族主义观点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放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出现,但中国的问题是它们出自知名知识分子之口,不但见诸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大众讲堂,而且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我想,这至少可以说明种族平等和文化多元的观念在知识分子中远没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很多人对这些观点习以为常,读着很自然,听着并不觉得刺耳。

        更进一步说,这种受众文化和今天中国从主流舆论到大众媒体中形形色色的中华文明优越论,中华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如何突出等等话语的熏陶分不开的。总之是“我们中国”如何如何。这些文字放在中文语境下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如果按照它们的原意翻译成外文,其骨子里的自我优越恐怕会让别人感到又回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是古典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再版。

        (本文作者程映虹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