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百亮，2021年7月26日）
几十年来，从商人变成独立历史学家的余汝信一直在中国各地的旧书摊上寻找磨损、泛黄的“文革”记录，那是毛泽东发动的长达十年的大规模政治动乱。
他多年的研究成果将于本月在香港出版，这本1354页的历史著作让人们对“文革”期间军队的核心作用有了新的了解。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被召来维持秩序，但余汝信还详细记录了军队是如何参与清洗和政治迫害的。
《风暴历程》这本中文著作分为两卷，有2421个注释，在中国当局决心抹去党史最黑暗篇章之际，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就在本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略过了该党执政早期的数十年时间里充斥的政治动荡和巨大苦难。
现年70岁的余汝信说，他不是反党人士，但中国应该对“文革”进行公正的清算，据一些专家估计，有160万人在那段时间遇害。
“产生的后果是我们吸取不到真正的历史教训，我们不会真正的吸取历史教训，只不过是历史可能会产生一个重复，”余汝信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表示。“它不可能跟‘文革’完全一样，但是相似的（地方）是不能排除的。”
近年来，在中国讨论这类话题变得越来越困难。历史学家和出版商都面临与官方口径保持一致的巨大压力。
即便如此，余汝信的新作还是展示了独立的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克服种种阻碍的。他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长大，上世纪80年代末移居香港，靠房地产生意的收入前往中国进行采访和文件搜寻。
通过详细叙述解放军如何卷入权力斗争，余汝信说自己想挑战人们对红卫兵的普遍关注，即他们是推动文化大革命暴行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当局现在将军队视为一个服从统一的、自上而下秩序的守护者；余汝信的发现挑战了这种形象。
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专门研究中国政治军事史的助理教授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说，余汝信的著作“极有价值”。“你真的需要花多年时间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慢慢累积素材，”唐志学通过电子邮件说，“仔细地将碎片拼凑在一起，把基本情况弄清楚，然后才能得出一些假设。”
早在“文革”结束之前，余汝信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当听闻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林彪元帅死于飞机失事的消息时，他正在广东的农村劳动。林彪在1971年9月31日逃离中国。
对余汝信那一代人来说，这个消息是令人震惊的转折点。在“文革”之初，他跟许多人一样，都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现在，党却说那位忠实的继承人是个叛徒。“对我们来说，它就像9·11对美国人一样的——就是说，当时你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到了那个消息，你永远忘不了，”余汝信说。“我们把毛看作跟一个神一样（的）人物，‘九一三’把这些都打破了，把毛的神话给打破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后，余汝信已经定居香港，中国历史学家开始探究过去几十年间的斗争。在邓小平领导下，共产党于1981年发布了一份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总体上为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进行了辩护，但承认他在晚年犯了错误，导致了巨大苦难。
之后，许多人撰文揭露毛时代的灾祸之深重，比如大跃进期间，农村有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这些执笔者有自由主义学者或记者，也有一些已经离退休的人，他们发表博文和日志，分析当年亲历的事件。
“他们的工作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现代中国的教授魏简(Sebastian
Veg)表示。“他们改变了民众谈论饥荒的方式。再也不是官方历史所说的‘三年自然灾害’了，而是政策和政治的灾难。”
余汝信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几十年，中国军队所扮演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角色上。余汝信说，没有军方领导人的支持，毛泽东是不可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如果不是他们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逮捕了激进领导人，“文革”也不会结束。他说，中国大陆曾有过一本关于“文革”期间解放军的书，1989年出版后不久就下架了。
“军队在‘文革’起的作用比任何红卫兵还要大得多，而且时间的长度也长得多，”余汝信说。“你看大部分书的话，你就不会知道这点。”
他走遍中国各地，说服50多名上了年纪的前干部和官员接受采访。他参观了一些地方，比如中国西北部废弃的“原子城”，在那里，残酷迫害扰乱了制造核武器的努力。
最重要的是，余汝信试图理解毛泽东的继任者林彪。中共的宣传把这位元帅描绘成一个恶毒的阴谋家。在今年中共建党100周年官方长达531页的党史中，他的倒台就留下了一句话。余汝信说，林彪的垮台是复杂的，因为毛泽东已将他的继任者视为对手。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官员试图严格控制对中共历史的叙述。习近平以苏联为戒，称其解体的部分原因是反党批评人士被允许玷污苏联的政治遗产。
习近平的观点是，“关于历史的太多辩论和多元化，让每个人都偏离了中国复兴的核心任务，”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纽约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研究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研究员格莱米·R·巴梅(Geremie R. Barmé)说。“过去必须明确、固定下来，这样中共才能掌握未来。”
香港也未能幸免，此前那里一直是那些无法在内地出版的作品的天堂。中国领导人去年强加给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对出版商造成了威胁。余汝信这本书的出版商新世纪出版社的联合创始人鲍朴说，中国边境官员近年来加大了对旅客试图从香港带回来的禁书的没收力度，疫情导致的旅行冻结也进一步打击了图书销售。
鲍朴在接受采访时说，十年前，像《风暴历程》这样的书可以卖到8万本，主要是卖给中国大陆的读者。他说，这本书他只会印刷1000册，而且他找不到一个愿意在最近的香港书展上展示这本书的商家。
余汝信说，不管销量如何，完成这本书已经成了他的个人使命。他说，他写这本书花了七年时间，通常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
“居然我们亲身经历了十年的东西，我们都弄不清楚的话，我觉得我这一生很大一部分，”他停顿了一下，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