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6/2021）
最近的一份民调显示，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这三个国家之间，对于
Covid 19 病毒疫苗接种的接受程度，有着一些奇怪的分布情况。
就在两个月之前，加拿大完成疫苗接种的比例，只有
5%，而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接近
40% 的接种率了。这是因为美国更早得到辉瑞和
Modena 疫苗。但两个月之后，完成了疫苗接种的加拿大人已经超过了
50%，而美国人却开始落后于加拿大人了。完成了至少一针接种的加拿大人已经超过了
80%，而这一比例在美国，还不到
70%。
英国的疫苗接种率也很快超过了美国，而英国甚至要比加拿大还更晚得到疫苗。这三个国家文化背景相似，他们之间的对比非常耐人寻味。
在加拿大，支持左派自由党和更左派的新民主党NDP
的民众中，接种率为
85%。这一比例基本上和美国支持左派或民主党的民众接种率相似。美国的统计显示，支持拜登的选民中，接种率也达到了
85%。但不同点在于，两国的保守派。在
2019 年加拿大大选中支持保守党的民众中，接种率也接近
70%，而在美国，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中，接种率只有
52%。
美国的这种特殊现象也体现在和英国的对比上。英国实际上和前两个国家都不同。英国的保守派接种率甚至高于自由派。在英国保守党更占优势的地区，甚至超过
90% 的接种率，保守党不占优势的地区，却反而只有
83% 的接种率。
从这个结果来看，可以有两个推论。一是保守本身，确实会增加人对疫苗的怀疑程度。英国的保守派接受疫苗较好，可能是因为英国本身是保守派领导国家；二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极端程度，远超过加拿大和英国。文化的保守加上党派的极端化，使得接种疫苗这个纯科学的问题，在美国变成了一个政治表态的问题，接种率最低的几个州，如密西西比，阿拉巴马，阿肯色，怀俄明，路易斯安那等，都是一边倒支持川普的保守州。
在中国文化中，科学来自强大的西方。中国的改变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西方的学习。因此中国现有的文化中，对科学几乎没有抵抗的力量。在大多数时候，说一件事是科学的，基本上就等同于说这件事是真实的和正确的。但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科学一开始就是以反宗教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对于绝大多数宗教来说，否定人的理性和智慧是必须的。因为宗教追求的是彼岸的非现世的利益，要使得自己具有吸引力，就必须贬低现世的利益和幸福，也就必须贬低满足现世利益的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所以，西方文化传统中，对科学的质疑和反对，并非来自对科学结果的某种可能的负面结果的理性思考，而是本能地来自传统的宗教。
对于疫苗来说，早期的反对者是出于某种混合的情感。其中主要来自宗教信仰。新教相对于天主教来说更为原教旨主义，因此大多数反对疫苗的声音来自新教国家，他们主要的观点是认为人体是神圣的，是不可以随意注入其他物质的。另外，当时的疫苗生产很多时候要用到血清，这违背了基督教圣经中关于“远离血制品”的教导，也有些天主教徒反对疫苗是因为他们认为疫苗的生产使用到了流产的婴儿组织。英语中有个词叫 “conscientious objector”，现在是指“为了自己的良心而拒绝服兵役”，但这个词最早却是用来指“为了良心拒绝接受疫苗注射”，直到一战的时候，这个词才被用来指拒绝服兵役者。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疫苗技术并不完善，确实有一些因接种疫苗而发生感染，甚至引发疾病的例子。这种少数的案例被反对疫苗者用来宣传疫苗的危险性。最典型的就是
1998 年英国医生
Andrew Wakefield 宣布他发现了麻疹疫苗会引发儿童自闭症。这一错误的指责导致英国孩子的麻疹疫苗接种率从 92% 下降到 73%，由 12 万美国孩子没有接种麻疹疫苗。在
2008 年美国疾病防治中心的报告中发现，美国孩子中的麻疹发病率出现了上升，而在发病的孩子中，90%
是没有接种麻疹疫苗的。
最后还有一个历史原因是，早期美国存在严重的对有色人种，甚至包括对拉丁裔和爱尔兰裔的歧视。这些人几乎是被刺刀逼着接受疫苗注射的。因此注射疫苗在弱势群体中还带有被强迫被歧视的色彩。美国在
1908 年建立了“反疫苗联盟”，其中一个诉求就是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强烈的地区，反对疫苗的人也相对较多。比如以色列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教派哈雷迪，曾经发生过因拒绝疫苗而导致婴儿死亡的事件；美国的耶和华见证人教派在
30 年代曾经明令禁止教徒接受疫苗注射，这一政策在
50 年代改为由教徒自己决定。
可以看到，宗教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些人拒绝疫苗的最主要原因。这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几乎全部人类的进步上。因为进步总是某种对陌生领域的探索，这种探索就不可避免地走错道路甚至引起灾难。完全不顾代价地去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是一种鲁莽和轻浮，但利用这些错误来批判进步也同样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找到某种平衡。极端保守主义的一个错误思维方式是：他们只看到失败的探索造成的代价，比如对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探索是失败的；但他们却刻意忽略某些成功的探索带给人类的巨大的进步，比如美国的建立同样是一种人为设计的社会形态，却带来巨大的成功。
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普利兹历史学奖获得者
Gordon Wood 的名著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明确肯定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建国不是简单意义的独立，而是对欧洲两千多年以来封建贵族体制的彻底否定，使用了某种欧洲人梦想的理想社会模型（指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来创建的一个崭新类型的国家。而这是成功的。
这就是说，人类的理性会犯错，但这不是我们拒绝理性的原因。因为总体上，理性带来的进步是更加有利于我们的。
强迫接受疫苗接种的合法性，来自其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比如孩子在上学之前，必须接受五种联合疫苗的注射。这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是强制性的。在美国，这一决定来自
1905 年最高法院对
Jacobson 对马萨诸塞州案的判决。Jacobson
先生认为当时强制要求接种天花疫苗侵犯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但当时的最高法院判定 “无视对他人伤害的绝对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这一判决维持了强制接种疫苗的合法性。
另外，法国也有较强的反对疫苗的声音，但法国政府相当强硬。马克龙总统最近发表声明，在医疗卫生行业工作的人除特殊情况外必须接受疫苗注射，从下个月开始未接受疫苗注射的人如果想进入餐厅、咖啡馆、剧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出示最近的阴性检测报告等。这一命令的发布使得数百万法国人立刻开始申请了疫苗接种。一些美国学者建议仿照法国的例子，让拜登政府出台更为强硬的措施，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的保守势力远大于法国，拜登政府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疫苗接种属于州权，联邦政府在这个层面上无法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