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教授遗作：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愛思想编者注：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高华教授是爱思想网历史学科授权专栏学者，本网站表示沉重哀悼，并发布高华教授最后公开发表的遗作，与读者共同缅怀。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 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它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 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 「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 「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 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 「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 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 「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 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它支持故旧， 其它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 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 「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 「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 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 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 （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 郑彦英：〈与刘少奇项目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18期（2011年6月）
Tuesday, December 27, 2011
Monday, December 12, 2011
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
戴按﹕這是國內左派一翼的政治共識，其政見顯然與目前中共官方以及為官方服務的毛左派們（例如烏有之鄉網站、張宏良們）有聯繫，更有極大的區別，值得注意。他們認為，中國現已復闢資本主義，中共官員已演變成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官僚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左派必須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起而推翻之。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 6.27亿吨， 同比增长9.3％， 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 7.98亿吨， 同比增长14.9％
3、 水泥产量： 18.68亿吨， 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 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 同比增长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 精炼铜产量；457万吨， 同比增长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 32.4亿吨， 同比增长8.9％， 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 原油产量： 2.02亿吨， 同比增长6.9％； 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 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 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 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 同比增长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 ， 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 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 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 、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 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 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 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 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 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 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 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 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 6.27亿吨， 同比增长9.3％， 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 7.98亿吨， 同比增长14.9％
3、 水泥产量： 18.68亿吨， 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 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 同比增长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 精炼铜产量；457万吨， 同比增长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 32.4亿吨， 同比增长8.9％， 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 原油产量： 2.02亿吨， 同比增长6.9％； 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 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 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 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 同比增长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 ， 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 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 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 、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 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 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 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 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 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 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 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 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Wednesday, December 7, 2011
钱理群：回顾2010年之上层斗争
戴按：下面是华夏文摘网站转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一篇长文，值得一读。文中提到太子党的接班动向和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性，令人警惕。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专电，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头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专电，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头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Wednesday, November 23, 2011
甘肃教育厅长有多少身家？
戴按：
下面是大陆新浪微博和大旗网披露的一个中共厅级官员的详细财产资料，如属实，可见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官员财产]晒一晒正厅级干部家庭财产
白继忠，男，汉族，
1952年5月生，陕西延川人，
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历史学学士，现任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一、个人简历
1968.12—1978.03，兰州高压阀门厂工人;
1978.03—1982.04，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
1982.04—1984.03，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干事;
1984.03—1985.12，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事;
1985.12—1987.05，甘肃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87.05—1990.06，甘肃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1990.06—1993.10，武威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3.10—1998.04，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4.07—1997.07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8.04—2000.05，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0.05—2003.02，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3.02—至今，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二、家庭成员
妻子李东燕，甘肃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神经内科专业;
儿子白亮，甘肃省招生办公室中专科科长兼计划科副科长。
三、家庭财产来源家庭财产来源于家庭成员个人工资：
白继忠现个人工资5500元左右，
李东燕现个人工资为3000元左右，
白亮现个人工资为2800元左右。
四、部分财产(统计截止2010年)
(一)房产：兰州有3套房子，一套200平方米、两套120平方米(3套房子现房价每平方米均已达8000元)，1个价值15万元的车位，总价值约：人民币367万元左右;
(二)车产：有1辆丰田RAV4越野车，价值：人民币28万元;
(三)存款：因涉及个人隐私，在此仅公布妻子李东燕银行存款。
妻子李东燕有储蓄卡N张，部分详情如下：
1、中国银行存款
(1)中国银行卡10400011257：
09年6月5日存入 3574.6美元;
09年6月5日 存入 71575元;
09年6月22日 存入 51125元;
09年7月11日 存入 51125元;
09年10月3日 存入 51125元;
10年3月18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10月18日 存入 69236元;
10年10月18日 存入 55295元;
10年11月18日 存入 45666元;……
(2)中国银行卡104010882301：
10年 5 月20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6 月 1 日 存入 50000元;
10年 8 月 2 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8 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27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9 日 存入 40000元;
10年10月14日 存入 50000元;……
中国银行存款金额共计：
人民币858632.10元。
2、招商银行卡号4682039310105296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28498.07元。
3、建设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余万元。
4、工商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83余万元。
截止2010年，李东燕部分个人存款金额总计为：人民币400余万元。
下面是大陆新浪微博和大旗网披露的一个中共厅级官员的详细财产资料，如属实，可见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官员财产]晒一晒正厅级干部家庭财产
白继忠，男，汉族，
1952年5月生，陕西延川人，
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历史学学士，现任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一、个人简历
1968.12—1978.03，兰州高压阀门厂工人;
1978.03—1982.04，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
1982.04—1984.03，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干事;
1984.03—1985.12，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事;
1985.12—1987.05，甘肃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87.05—1990.06，甘肃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1990.06—1993.10，武威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3.10—1998.04，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4.07—1997.07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8.04—2000.05，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0.05—2003.02，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3.02—至今，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二、家庭成员
妻子李东燕，甘肃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神经内科专业;
儿子白亮，甘肃省招生办公室中专科科长兼计划科副科长。
三、家庭财产来源家庭财产来源于家庭成员个人工资：
白继忠现个人工资5500元左右，
李东燕现个人工资为3000元左右，
白亮现个人工资为2800元左右。
四、部分财产(统计截止2010年)
(一)房产：兰州有3套房子，一套200平方米、两套120平方米(3套房子现房价每平方米均已达8000元)，1个价值15万元的车位，总价值约：人民币367万元左右;
(二)车产：有1辆丰田RAV4越野车，价值：人民币28万元;
(三)存款：因涉及个人隐私，在此仅公布妻子李东燕银行存款。
妻子李东燕有储蓄卡N张，部分详情如下：
1、中国银行存款
(1)中国银行卡10400011257：
09年6月5日存入 3574.6美元;
09年6月5日 存入 71575元;
09年6月22日 存入 51125元;
09年7月11日 存入 51125元;
09年10月3日 存入 51125元;
10年3月18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10月18日 存入 69236元;
10年10月18日 存入 55295元;
10年11月18日 存入 45666元;……
(2)中国银行卡104010882301：
10年 5 月20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6 月 1 日 存入 50000元;
10年 8 月 2 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8 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27日 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9 日 存入 40000元;
10年10月14日 存入 50000元;……
中国银行存款金额共计：
人民币858632.10元。
2、招商银行卡号4682039310105296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28498.07元。
3、建设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余万元。
4、工商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83余万元。
截止2010年，李东燕部分个人存款金额总计为：人民币400余万元。
Thursday, November 17, 2011
《官场笔记》札记
报社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荐大陆的一本流行小说----“小桥老树”的《官场笔记》。花了十来天时间，在网路上读完这本书,颇有感想。
书中描写一个90年代初从一所很小的地区学院毕业生，没有家庭背景，被分配到乡下担任乡镇干部，一步步向上爬，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的故事。作者是重庆永川区政府建设部门的一个副局长,可以想象，小说内容来自作者在官场中的亲身经历，当然也表达了作者的“理想”----既升官，又有许多情妇。
书中描写中国中下层官员，要想升官，如没有家庭背景，就得贿赂送礼，吃吃喝喝，桑拿按摩，麻将赌钱，搞夫人外交，尤其要对上级察言观色，揣摩心理。当然也得有一定的政绩，但那绝非决定性因素。这本书既是大陆官场的一幅生态图，又是想升官者的一本教科书，难怪这么畅销。
从我的母校中学毕业、与1968-70年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中，有两人出身与城市贫民或农村家庭，后来爬上厅局级官员，大概就是这类人物。
但随着这类升官诀窍越来越普及，熟练掌握的人越来越多，家庭背景会成为决定某人官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官场已经显示这一趋势，中央官场如此，基层官场更不例外，上篇博客介绍的关于河南某县官场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书的网路稿显示，作者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很有限。
书中描写一个90年代初从一所很小的地区学院毕业生，没有家庭背景，被分配到乡下担任乡镇干部，一步步向上爬，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的故事。作者是重庆永川区政府建设部门的一个副局长,可以想象，小说内容来自作者在官场中的亲身经历，当然也表达了作者的“理想”----既升官，又有许多情妇。
书中描写中国中下层官员，要想升官，如没有家庭背景，就得贿赂送礼，吃吃喝喝，桑拿按摩，麻将赌钱，搞夫人外交，尤其要对上级察言观色，揣摩心理。当然也得有一定的政绩，但那绝非决定性因素。这本书既是大陆官场的一幅生态图，又是想升官者的一本教科书，难怪这么畅销。
从我的母校中学毕业、与1968-70年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中，有两人出身与城市贫民或农村家庭，后来爬上厅局级官员，大概就是这类人物。
但随着这类升官诀窍越来越普及，熟练掌握的人越来越多，家庭背景会成为决定某人官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官场已经显示这一趋势，中央官场如此，基层官场更不例外，上篇博客介绍的关于河南某县官场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书的网路稿显示，作者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很有限。
Sunday, October 30, 2011
笑蜀：特权阶层的那份自信从何而来
(2011-10-26,来源：《同舟共进》)
“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这是微博上流行的一句非名人名言，说的就是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北京街头寻衅。年少气盛一时冲动，本也寻常。不寻常的是，寻衅之后依然嚣张。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尤其乃父李双江所起的心理暗示作用了。
民意至此一发而不可收。压力之下，官方不得不宣布将其收容教养一年。这虽然也于法有据，但毕竟取的是最上限即最严厉的追惩，对一个15岁的孩子，恐怕还是过重了。但由此也可看出民意之激烈。李双江的显赫身份，不仅助长了孩子平时的骄横，更在事发后，先天地将自己置于道德审判的不利地位，显然都是咎由自取。谓之“墓志铭”，倒也恰如其分。
但相比最近披露的京城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李双江之子的拳脚之勇，却又不值一提。2010年底，“京城四少”之一王烁在王府井与另一“京城四少”王珂发生摩擦，不仅故意倒车将王珂的奥迪车撞至起火，甚至拔枪怒指王珂。气焰之高，能量之大，令人咋舌。那么王烁底气何来？原来也因出身豪门：其父是家财亿万的澳籍华人王志才。
这种豪门闹剧不仅反复上演，而且反复在首善之区的皇城根下上演，端的是有恃无恐，不惜最大限度地刺激公众的神经。令人不得不质疑：其有恃无恐到底所恃者何?单单是因为他们显赫的家世吗？
单个的家庭无论如何显赫，能量其实都很有限，都不可能超过国家机器。正常情况下，只有国家机器，即执法者，才是这个国度中最强大的力量。如果执法者公正无私，他们的公正无私就会构成所有豪门的天堑，所有豪门就都不得不有所约束，嚣张就有边界。但是，无论李双江之子寻衅案，还是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我们都看不到他们对国家机器的那种必要的敬畏。或者说，从他们的视角看，国家机器仿佛就不存在，这天下就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所以他们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谁阻挡，谁死。看看王烁犯案时和犯案后的从容：从容倒车撞对手，从容指使手下藏匿枪支弹药，删除当晚街头监控录像，等到这一切处置完毕，才从容向警方自首。那些从容里无不透出十足的自信。
什么样的自信?天大的事都能摆平的自信。这份自信，无疑基于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彻底藐视——你固然牛，但你不是最牛，我能找到更牛的力量摆平你，天大的事你们也不可能拿我怎么着。这种自信，毋宁说是对国家机器的公然侮辱，此举等于告诉公众，约束豪门言行的法律天堑并不存在，即执法者的所谓公正无私大为可疑，以致无力遏制豪门的嚣张。对执法者的这种公然侮辱可忍，孰不可忍？但愤怒的同时，冷静地反思一下，难道他们的那份自信，都是毫无依据的吗？
当然有依据，那依据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至少在他们的切身体验中，那种比国家机器的力量更牛的力量，那种他们可以如臂使指的超凡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正是那种真实存在的超凡力量，把国家机器的公正无私挤压到了最小限度，几乎在现实中不见踪影，由此慢慢累积出他们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傲慢与偏见。而那种超凡力量，当然不是单个的豪门所能拥有的，而应该是多少个那样的豪门的联合力量，即整个特权阶层的力量。
由一个个豪门组成的特权阶层，犹如巨大的航母编队，横行于社会。所有的其他社会力量，相形之下，都不过是小舢板而已。这就不难理解公众的愤怒。这愤怒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恐惧。特权阶层可以强大到连国家力量即执法者都根本不放在眼里，还会把小舢板放在眼里么?甚至，他们都不需要动用自己船舰上的任何武器，单单是他们的航母编队高速行驶所掀起的一股股惊涛骇浪，那份狂暴就已远远超出所有小舢板的承受能力，让所有小舢板失去平衡直至翻船落水。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出头，去阻止他们的强横呢？
“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这是微博上流行的一句非名人名言，说的就是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北京街头寻衅。年少气盛一时冲动，本也寻常。不寻常的是，寻衅之后依然嚣张。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尤其乃父李双江所起的心理暗示作用了。
民意至此一发而不可收。压力之下，官方不得不宣布将其收容教养一年。这虽然也于法有据，但毕竟取的是最上限即最严厉的追惩，对一个15岁的孩子，恐怕还是过重了。但由此也可看出民意之激烈。李双江的显赫身份，不仅助长了孩子平时的骄横，更在事发后，先天地将自己置于道德审判的不利地位，显然都是咎由自取。谓之“墓志铭”，倒也恰如其分。
但相比最近披露的京城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李双江之子的拳脚之勇，却又不值一提。2010年底，“京城四少”之一王烁在王府井与另一“京城四少”王珂发生摩擦，不仅故意倒车将王珂的奥迪车撞至起火，甚至拔枪怒指王珂。气焰之高，能量之大，令人咋舌。那么王烁底气何来？原来也因出身豪门：其父是家财亿万的澳籍华人王志才。
这种豪门闹剧不仅反复上演，而且反复在首善之区的皇城根下上演，端的是有恃无恐，不惜最大限度地刺激公众的神经。令人不得不质疑：其有恃无恐到底所恃者何?单单是因为他们显赫的家世吗？
单个的家庭无论如何显赫，能量其实都很有限，都不可能超过国家机器。正常情况下，只有国家机器，即执法者，才是这个国度中最强大的力量。如果执法者公正无私，他们的公正无私就会构成所有豪门的天堑，所有豪门就都不得不有所约束，嚣张就有边界。但是，无论李双江之子寻衅案，还是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我们都看不到他们对国家机器的那种必要的敬畏。或者说，从他们的视角看，国家机器仿佛就不存在，这天下就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所以他们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谁阻挡，谁死。看看王烁犯案时和犯案后的从容：从容倒车撞对手，从容指使手下藏匿枪支弹药，删除当晚街头监控录像，等到这一切处置完毕，才从容向警方自首。那些从容里无不透出十足的自信。
什么样的自信?天大的事都能摆平的自信。这份自信，无疑基于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彻底藐视——你固然牛，但你不是最牛，我能找到更牛的力量摆平你，天大的事你们也不可能拿我怎么着。这种自信，毋宁说是对国家机器的公然侮辱，此举等于告诉公众，约束豪门言行的法律天堑并不存在，即执法者的所谓公正无私大为可疑，以致无力遏制豪门的嚣张。对执法者的这种公然侮辱可忍，孰不可忍？但愤怒的同时，冷静地反思一下，难道他们的那份自信，都是毫无依据的吗？
当然有依据，那依据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至少在他们的切身体验中，那种比国家机器的力量更牛的力量，那种他们可以如臂使指的超凡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正是那种真实存在的超凡力量，把国家机器的公正无私挤压到了最小限度，几乎在现实中不见踪影，由此慢慢累积出他们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傲慢与偏见。而那种超凡力量，当然不是单个的豪门所能拥有的，而应该是多少个那样的豪门的联合力量，即整个特权阶层的力量。
由一个个豪门组成的特权阶层，犹如巨大的航母编队，横行于社会。所有的其他社会力量，相形之下，都不过是小舢板而已。这就不难理解公众的愤怒。这愤怒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恐惧。特权阶层可以强大到连国家力量即执法者都根本不放在眼里，还会把小舢板放在眼里么?甚至，他们都不需要动用自己船舰上的任何武器，单单是他们的航母编队高速行驶所掀起的一股股惊涛骇浪，那份狂暴就已远远超出所有小舢板的承受能力，让所有小舢板失去平衡直至翻船落水。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出头，去阻止他们的强横呢？
Saturday, October 29, 2011
北大博士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戴按：冯军旗的论文披露的虽然只是河南某县的官场状况，我们不难推及中国市、省乃至中央的官场也大体如此。小悦悦死后，有人问：中国还有救吗？冯军旗的论文问世后，人们更有理由发出这一疑问。但答案只有天知道！
林衍：北大博士收集官员造假证据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1-10-26)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 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 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林衍：北大博士收集官员造假证据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1-10-26)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 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 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Thursday, September 8, 2011
崽崽去世
今天上午，妻子来电话，告我崽崽已去世。虽然这是意料之事，也感到几分悲切。
崽崽是在我们家出生的“公民”。它的爹爹Baby和妈妈”妹妹“在数年前先后去世。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狗活一岁相当于人或七岁，算下来崽崽已有百岁，当是寿终正寝全寿。它在数年前房客遛狗时被汽车撞成半身不遂，当时医生建议给它注射麻醉剂，让其安乐死。但小女舍不得，把它抱归家来，居然又活了四年之久。这其中，妻子的精心照料当是首功。我们一家，尤其是妻子，是完全对得起崽崽的。我想，崽崽到了天堂，也会感激她的。
陶渊明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会对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动物跟人的关系亦是如此。其他不相干的人对崽崽之死无关痛痒，只有我和妻子最感悲切。 人跟动物一样，迟早也会死亡。面对死亡的结局，人世间的争名夺利，就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可笑之至。
崽崽是在我们家出生的“公民”。它的爹爹Baby和妈妈”妹妹“在数年前先后去世。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狗活一岁相当于人或七岁，算下来崽崽已有百岁，当是寿终正寝全寿。它在数年前房客遛狗时被汽车撞成半身不遂，当时医生建议给它注射麻醉剂，让其安乐死。但小女舍不得，把它抱归家来，居然又活了四年之久。这其中，妻子的精心照料当是首功。我们一家，尤其是妻子，是完全对得起崽崽的。我想，崽崽到了天堂，也会感激她的。
陶渊明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会对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动物跟人的关系亦是如此。其他不相干的人对崽崽之死无关痛痒，只有我和妻子最感悲切。 人跟动物一样，迟早也会死亡。面对死亡的结局，人世间的争名夺利，就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可笑之至。
Monday, August 15, 2011
环球时报社评：人类面临对政治制度的空前困惑
戴按：此文虽出自中共官方媒体，却颇有几分可读性。作者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留下过一段相对不错的记录；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创下惊人的效率，但由于荒疏了民主与民生，最终走向崩溃；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人类对政治科学的认识很可能处于幼年的水平。作者主张老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断面对经济与社会基础的变化而作出相应改革。这些看法比较客观，也具有某种思想深度。
当前世界各地的混乱，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上的迷惘。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民主，而民主的美国和欧洲在付出政治制度软弱无力的另类代价。中国社会的困惑也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完美的？是民主，威权，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别的什么呢？
人类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其实是非常少的。尽管各国的政治学著作汗牛充栋，但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突破，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屈指可数。卢梭、马克思这样的政治思想巨擘，远比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少得多。现代国家出现几百年以来，政治制度的大规模探索也很罕见，起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是少有一轮政治上的离经叛道。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同时保障民主、效率和稳定，并追求三者的平衡，但实际上多数国家只做到了得其一二。西方国家始于工业化时代的民主制度，留下过一段相对不错的记录。苏联式社会主义曾经创造了惊人的效率，但由于荒疏了民主及民生，最终走向崩溃。
然而在失去了与苏联殊死竞争的紧迫感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像蘑菇一样呼啦啦长了出来。它的民主是保障了，但它在早期向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效率能量，似乎被释放干净了。英国的大规模骚乱还暴露了社会失序之虞。世界沧海桑田，西方民主制度用全球资源“厚养”的条件不复存在。它的适应性开始面临挑战。
政治制度的好坏看来只是相对的，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设计的，而是走出来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它就像一支铅笔，一头绘制，一头的橡皮擦可以抹去错误和痛苦。然而“铅笔政治”不存在，政治制度没有假设和重演，无论选对还是选错，它都会化作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真实命运。
政治选择的严重性和政治主张的轻率及泛滥很不对称，世界上的很多革命能否有成果，有时全凭碰运气。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制度是最适合自己的，把别国政治制度搬到自己头上，成功的例子有，但失败的例子似乎更多。民主带来欧美的经济繁荣，但当新兴国家繁荣并崛起时，民主国家反而排着队走向经济衰退，这些都如何在政治学上解释呢？
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历史太短了，从西方的那段历史寻找答案显然不可靠。思想上搞教条主义，政治上搞经验主义，吃亏的风险很高。
最难厘清的政治学，国际上的是非之争恰恰最激烈。社会主义政治学曾经咄咄逼人，冷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学一统天下。但这不是学理之争，其中掺杂了过多国家利益的私心，以及意识形态的争强好胜。事实是，没有一种现存的政治治理模式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人类对政治科学的认识很可能处于幼年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民主政治有相当成功的地方，但它绝非人类自我管理模式的终结版。对处在改革路口的中国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西方的民主应当学，但我们的眼睛一定得放的更宽更远，我们的理智一定得扎根在中国大地。我们得清楚，我们至少目前还搞不太清楚民主政治的真正含义，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的皮毛。我们还得清楚，西方知道的也只是民主政治的过去，对民主政治今天的适应性，尤其是对它的未来，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稀里糊涂。
我们最后要清楚的是，由于政治的代价面太宽，它决不是一个“要勇敢改革”或“要谨慎改革”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不断面对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变化做“相应改革”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的唯一目的是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给今后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不慕虚荣，不图掌声，这样的改革会确保我们把改革的资源用在最迫切的方向上，即使走错一两步，也能及时发现，不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当前世界各地的混乱，从本质上说都是政治上的迷惘。阿拉伯之春的目标是民主，而民主的美国和欧洲在付出政治制度软弱无力的另类代价。中国社会的困惑也在互联网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完美的？是民主，威权，还是我们尚不了解的别的什么呢？
人类对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识其实是非常少的。尽管各国的政治学著作汗牛充栋，但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思想突破，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屈指可数。卢梭、马克思这样的政治思想巨擘，远比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少得多。现代国家出现几百年以来，政治制度的大规模探索也很罕见，起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是少有一轮政治上的离经叛道。
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应同时保障民主、效率和稳定，并追求三者的平衡，但实际上多数国家只做到了得其一二。西方国家始于工业化时代的民主制度，留下过一段相对不错的记录。苏联式社会主义曾经创造了惊人的效率，但由于荒疏了民主及民生，最终走向崩溃。
然而在失去了与苏联殊死竞争的紧迫感之后，西方民主制度的问题也像蘑菇一样呼啦啦长了出来。它的民主是保障了，但它在早期向资本主义社会提供的效率能量，似乎被释放干净了。英国的大规模骚乱还暴露了社会失序之虞。世界沧海桑田，西方民主制度用全球资源“厚养”的条件不复存在。它的适应性开始面临挑战。
政治制度的好坏看来只是相对的，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设计的，而是走出来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完美的政治制度，它就像一支铅笔，一头绘制，一头的橡皮擦可以抹去错误和痛苦。然而“铅笔政治”不存在，政治制度没有假设和重演，无论选对还是选错，它都会化作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真实命运。
政治选择的严重性和政治主张的轻率及泛滥很不对称，世界上的很多革命能否有成果，有时全凭碰运气。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制度是最适合自己的，把别国政治制度搬到自己头上，成功的例子有，但失败的例子似乎更多。民主带来欧美的经济繁荣，但当新兴国家繁荣并崛起时，民主国家反而排着队走向经济衰退，这些都如何在政治学上解释呢？
现代国家制度的形成历史太短了，从西方的那段历史寻找答案显然不可靠。思想上搞教条主义，政治上搞经验主义，吃亏的风险很高。
最难厘清的政治学，国际上的是非之争恰恰最激烈。社会主义政治学曾经咄咄逼人，冷战后资本主义政治学一统天下。但这不是学理之争，其中掺杂了过多国家利益的私心，以及意识形态的争强好胜。事实是，没有一种现存的政治治理模式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人类对政治科学的认识很可能处于幼年的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民主政治有相当成功的地方，但它绝非人类自我管理模式的终结版。对处在改革路口的中国来说，一切皆有可能，西方的民主应当学，但我们的眼睛一定得放的更宽更远，我们的理智一定得扎根在中国大地。我们得清楚，我们至少目前还搞不太清楚民主政治的真正含义，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的皮毛。我们还得清楚，西方知道的也只是民主政治的过去，对民主政治今天的适应性，尤其是对它的未来，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稀里糊涂。
我们最后要清楚的是，由于政治的代价面太宽，它决不是一个“要勇敢改革”或“要谨慎改革”的问题，它是一个必须实事求是，不断面对经济及社会基础的变化做“相应改革”的问题。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的唯一目的是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给今后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不慕虚荣，不图掌声，这样的改革会确保我们把改革的资源用在最迫切的方向上，即使走错一两步，也能及时发现，不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太远。
Wednesday, August 10, 2011
ZT一个“刽子手”的自白和忏悔
戴按﹕觸目驚心。
作者﹕陈义名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
１９７８年４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我和小游１９７７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ＸＸ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ＸＸ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 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
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竟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鸟？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鸟用。—到关踺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没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Ｕ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ＸＸ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１９８１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抢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作者姓名为化名）（原载共识网，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2011年8月9日转载）
作者﹕陈义名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
１９７８年４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我和小游１９７７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ＸＸ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ＸＸ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 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
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竟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鸟？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一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鸟用。—到关踺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没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枪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Ｕ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ＸＸ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１９８１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抢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作者姓名为化名）（原载共识网，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2011年8月9日转载）
Sunday, July 24, 2011
美国经济问题的新看法
What if the Right and the Left Are Both Wrong About Why the Economic Recovery Is So Slow? A New Theory.
William Galston
July 13, 2011 | 12:00 am
Ever since it became clear that the pace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was falling short of expectations, two competing narratives have vied to dominate our politics. Movement conservatives argue that the weight of a government that “spends too much, taxes too much, and borrows too much” is suffocating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at new laws and regulations have throttled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by creat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 costs of doing business. Keynesian liberals, meanwhile, counter that the problem is the collapse of demand and that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offer a large enough stimulus is consigning us to a rate of growth not easy to distinguish from stagnation.
What if they’re both wrong? That’s the claim of Amir Sufi, a finance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s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The data tell a compelling story, he argues: “The main factor responsible for both the severity of the recession and the subsequent weakness of the economic recovery is the deplorable weakness of the U.S. household balance sheet,” which is, Sufi shows, “in worse condition than at any other point in history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Because Sufi’s argument makes so much intuitive sense, I started digging into the data for myself. And the information I found supports his thesis.
For instance, according to reports issues quarterly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New York, household debt rose from $4.6 trillion in 1999 to $12.5 trillion in early 2008. After three years of painful deleveraging (mainly through home foreclosures and reductions in credit card balances), it still stands at $11.5 trillion—roughly where it was at the beginning of 2007.
To understand the burden this imposes on households, let’s look at a key measure: the ratio of household debt to disposable income. Between 1965 and 1984, the ratio remained steady at 64 percent. Between 1985 and 2000, it rose virtually without interruption to 97 percent. And then, it shot into the stratosphere, peaking at 133 percent in 2007. Four years later, according to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it has come down only modestly: Household debt still stands at 118 percent of disposable income.
The official figures confirm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mortgage debt is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In 1999, mortgages accounted for 69 percent of household debt. Today, it’s 74 percent, of a total that has more than doubled. Wors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that households used their homes as piggy banks during the boom turns out to be correct. During most of the 1990s, equity extracted from homes through home equity loans amounted to about 1 percent of disposable income. By the peak of the bubble in 2006, that figure had risen to a rate of $800 billion per year—a stunning 9 percent of disposable income. And we know that all that extracted equity was spent, because the personal savings rate collapsed to near-zero during that period. When housing prices collapsed, households were left with a mountain of debt, and little equity with which to offset it. Not surprisingly, equity withdrawals also collapsed, to -1 percent, by early 2008.
What’s more, consider that it has been 42 months since the peak of the business cycle, and 24 months since the trough. At a comparable point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two prior recessions (1990-1991 and 2001), real household net worth per person had fully recovered. But, today, real per capita household net worth stands more than 15 percent below its peak. Similarly, at this point in the prior two recoveries, real 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per person had reached and exceeded their pre-recession peak. According to a report just out from the San Francisco Fed, consumption per person today is still 1.6 percent below its 2007 peak and is growing very slowly.
SO THE DATA seem to support Professor Sufi’s thesis, and, if Robert Hall’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2011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which focuses on the housing collapse and the impact of high household commitments to debt service, as well as rigiditie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policies—is any indication, academic economists are beginning to pay attention. (Hall cites Sufi’s work.) But what does this mean, in practice, for public policy?
In recent remarks, President Obama has acknowledg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s housing policy hasn’t been adequate to the challenge. If Sufi is right, that has been the Achilles Heel of the administration’s entire economic program. If the core of the problem is excessive household debt, and three-quarters of that is in mortgages that millions of homeowners can’t service, then the solution requires writing down mortgage debt to a far greater extent than policymakers have yet attempted.
It’s understandable that, at the height of the crisis, with the entir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teetering on the brink, the administration was reluctant to contemplate steps that would have furthered impaired the capital position of major institutions. But that time has long passed. Meanwhile, the policie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have allowed these institutions first to recapitalize and then to profit handsomely from a benign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
It’s time, then, to reexamine our housing policy from the ground up. If employers won’t hire until consumer demand increases, and if demand won’t increase until 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recover, then policymakers should focus on accelerating that recovery. Here’s a back-of-the envelope calculation: If we need to return the household debt burden to where it stood before the bubble, we can either wait another four or even five years (which is what it would take at the current rate without additional intervention), or we can speed it up by allocating the losses of principal that lenders need to accept and remove from their books. Moving the household debt to disposable income ratio from 118 percent to the pre-bubble 100 percent implies a total debt reduction of roughly $1.5 trillion.
I wonder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 financial wizards whose innovations helped crater the world economy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devising a plan for reducing household debt to healthier levels without destabilizing systemically important lenders. One thing, though, is clear: Nothing of the sort will happen unless President Obama and Treasury Secretary Geithner set aside their incomprehensible passivity and fealty to the financial community’s cramped vision and get to work on the problem.
William Galston i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for The New Republic.
Saturday, July 23, 2011
陈嘉映：民主作为“价值”
戴开元按：此文说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跟是不是普世价值没有关系。
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遍价值？一开始我们多半并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有些人主张中国应该采用民主制，但有人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回应说，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不仅适用于外国，也适用于中国。两造争来争去，最后可能一直争成有没有普遍价值这种“哲学问题”。以相似的方式，人们争论人权或自由是不是普遍价值，基督教或儒家理想能不能成为普遍价值。
“世上有没有普遍价值”跟“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不是同类问题。要确定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你打开保险柜看一看，但你无法用相似的办法确定有没有普遍价值。金条是一种物体，你可以指着它说，这是金条。价值不是这样的物体，你不能指着什么东西说，这是价值。价值不是物体，是什么呢？是属性？金黄色是一种属性，你可以指着金条说，这是金黄色，但尽管黄金价值很高，你似乎仍然不能指着金条说，这是价值。“指着金条说”“指着金黄色说”都成话，“指着价值说”听起来就很奇怪。金条看得见也摸得着，金黄色摸不着但看得见，价值却好像既摸不着又看不见。
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没有。有谁拿一根金条和一根巧克力让我挑一样，我挑金条，因为金条有价值。它怎么就有价值了？据说，它凝结着更多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我不懂经济学，没办法往那个方向深想。不过，价值的确像是跟社会有关。要是没有社会，满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大概会挑巧克力。金条有价值，是因为我能拿这根金条到别人那里换到很多很多巧克力。没有别人，金条就没什么价值了。
价值依赖于社会，既不像“水由二氢一氧组成”那么客观，又不像“我想有一屋子金条”那种幻想那么主观，于是，人们争论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甚至还有“主观价值”“客观价值”这些用语。我恐怕这些用语带来的麻烦多于它们想要解决的麻烦。黄金和民主有价值，都依赖于人类社会，但两者又有重要区别。黄金是不是普遍有很高价值，可以去做个调查；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这个办法就用不上。实际上，如果世上到处都在采用民主制，就没谁再去关心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了。
这里的普遍说的不是事实上已经是普遍的，而是它值得为我们所有人所希望。为了区别于事实上的普遍性，“普适价值”优于“普遍价值”，虽然在英语里两者都叫universal。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非事情普遍是怎样，而是事情应该怎样，事涉应该怎样，“客观”这个词多半会误导。
二
在经济学里，在日常生活中，价值是个量，可以比多比少，黄金比白银值钱，白银比黄铜值钱。可是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却好像不可通约无法折算。常听人说，中国人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仿佛这就是争论的终点，不能接着问：哪个值得更多？“爱情多少钱一斤”这种问题，听起来怪犬儒的。爱情不是因为它能换来很多东西而有价值，它就是价值本身。生命也是一种价值，生命无价。当然，在实际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衡量生命值多少。一个花季女生被李刚的儿子撞死了，除了其他种种要追究的罪责，还有民事赔偿一项，商量赔多赔少。不过，在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上，我仍然要说，生命无价。有些东西，法律倾向于禁止买卖，生命、自由、婴儿、器官，有时还包括性服务。我不能出卖自己的生命，但我被车撞死了，法院不得不规定一个赔偿价格。
我们说到价值，有时因为它能带来某种好处，有时因为它本身就是好处，价值的这种歧义表现在方方面面。还说民主这种价值吧。常听人论证说，民主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防腐败，这么一说，似乎民主是工具性的东西，要是有另一种制度，照样发展经济，甚至发展得更好，就用不着民主了。但另一方面，民主也可以是价值本身。例如，它给予草民以政治上的尊严。在给予草民以政治尊严这件事上，不能说公民尊严是目的，民主制是达到它的手段，就像下棋，不能说好玩是下棋的目的，下棋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下棋本身就好玩了，民主本身就是草民的政治尊严了。
为了躲开“价值”这个词的歧义，人们又发明了“绝对价值”“终极价值”这些说法，用来称那些作为目的的价值，区别于金银铜铁值多少的那种价值。有的文章就以“民主是绝对价值”为标题。词儿是越来越多，事情不见得越来越清楚。生命是终极价值吗？法律虽然禁止买卖生命，但我们却可以为某件事情献出生命。那就是说，有某种价值比生命更终极？民主是绝对价值，是不是要说不管民主有没有好处，我们都应该施行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本身是一种价值，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别的价值。而且，即使因它本身而有价值的东西，似乎也并非完全不能比较。
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知道裴多菲的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因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东西不止一种，爱情、音乐、生命、自由、尊严、平等、信仰，都是价值。人们都说，现在是价值多元时代。其实从来没有什么人什么时代只有单一的价值，要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份苦恼就不会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了。既然到处有多种价值，这些价值又不大可能兼得，就难免要有权衡有选择。
哪种价值是更高的价值，因人因时而异。自由和安全，如果大家都要（我估计都要），那它们都是普适的，不过，它们的权重不一定到处一样——有人把自由看得更重，有人把安全看得更重。民族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民族把自由看得更重，有的民族把安全看得更重。中世纪人把信仰和乡土看得更重，今人把富足看得更重。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种普遍的价值排序办法。而且，价值排序的做法天然就有点儿外在，政治-伦理价值虽然有时也要分出轻重，但不像黄金、白银、黄铜那样可以放在一个单一的尺度上衡量。它们不仅各自有无法还原的品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远比谁多谁少孰轻孰重复杂，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冲突，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互相促进。信仰和安全比较亲近，音乐与自由比较亲近，另一方面，自由与安全、平等与效率难免有点儿相克。
不过，在一个持存的文化里，各种价值终究要有个大致稳定的配置，形成一套价值系统。各个民族的价值系统或多或少有点儿差异。各种伦理-政治价值本来就不像金银的价值那样可以通约，价值系统之间就更不容易通约了。价值系统也是自古多元的，不独今日为然。然而，如上文所言，不可通约不等于完全不可比较。尤其不等于不能互相欣赏，不能从别人那里学习。我一向刻苦用功，一直被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走于昊天之际的朋友笑话，我呢，一直反过来希望他们少超脱一点儿，多干点儿活儿。我们到头来谁也不曾改变了谁的价值观，但半世交往，互相影响，各自丰富了自己的心性。
泛泛说来，中国文化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不过，这套价值观一直在调整、变化。无论你是佩服明成祖还是佩服方孝孺，你的价值观跟他们已经大不相同。而变化的一个来源是向别的价值体系学习。学习既可以是直接模仿他人，也可以是参照别人调整自己。
三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或能否恢复儒家道德，其恢复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上的一些道德困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
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一、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是脱离了历史环境的普适价值。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不同——要是我生活在唐太宗时候，我大概不会认民主是一种重要的价值。二、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三、即使承认民主要求的普遍存在，还要看它占多大权重。你我都认为个人自由是好东西，但我认为自由绝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或者绝不能触犯对真主的信仰，这时，说你我都承认自由的价值，意思不大。
我与那些提倡普遍价值的人士，政治主张也许没什么两样，但我不觉得需要借道“普遍价值”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我们能为中国应当施行民主提供很多更切实的论证。我们去考虑民主体制的历史，多种民主国家的现状，它们在哪些方面有得哪些方面有失，我们去考虑中国方方面面的实情。说到得失，我们去考虑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民主制框架下是否更容易建设有效的防腐败机制。我不会只从工具性来论证民主可欲，我还会论证说，民主制满足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前一类理由是工具性的，后一类理由把民主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惟一价值，不为任何别的价值服务，不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民主带来好处和民主本身就是好处这两类理由相辅相成。
这些论证都跟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适价值关系不大。要说它们跟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有点儿什么关系，也许不如从反面说：民主体制没有那么特殊，特殊到只适合白种人采用。此外，有很多邻居都采用了民主制而且发展得不错，也算沾一点普适性吧。
所有这些论证，都已经承认民主不是绝对价值，绝不能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反对意见照样可以合情合理——即使反对施行民主制的人不能改变我们推进民主的决心，他们的反对意见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我们要的是何种形式的民主，我们应如何推进民主。
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遍价值？一开始我们多半并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有些人主张中国应该采用民主制，但有人反对这种主张，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回应说，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不仅适用于外国，也适用于中国。两造争来争去，最后可能一直争成有没有普遍价值这种“哲学问题”。以相似的方式，人们争论人权或自由是不是普遍价值，基督教或儒家理想能不能成为普遍价值。
“世上有没有普遍价值”跟“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不是同类问题。要确定保险柜里有没有金条，你打开保险柜看一看，但你无法用相似的办法确定有没有普遍价值。金条是一种物体，你可以指着它说，这是金条。价值不是这样的物体，你不能指着什么东西说，这是价值。价值不是物体，是什么呢？是属性？金黄色是一种属性，你可以指着金条说，这是金黄色，但尽管黄金价值很高，你似乎仍然不能指着金条说，这是价值。“指着金条说”“指着金黄色说”都成话，“指着价值说”听起来就很奇怪。金条看得见也摸得着，金黄色摸不着但看得见，价值却好像既摸不着又看不见。
看不见摸不着不等于没有。有谁拿一根金条和一根巧克力让我挑一样，我挑金条，因为金条有价值。它怎么就有价值了？据说，它凝结着更多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我不懂经济学，没办法往那个方向深想。不过，价值的确像是跟社会有关。要是没有社会，满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大概会挑巧克力。金条有价值，是因为我能拿这根金条到别人那里换到很多很多巧克力。没有别人，金条就没什么价值了。
价值依赖于社会，既不像“水由二氢一氧组成”那么客观，又不像“我想有一屋子金条”那种幻想那么主观，于是，人们争论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甚至还有“主观价值”“客观价值”这些用语。我恐怕这些用语带来的麻烦多于它们想要解决的麻烦。黄金和民主有价值，都依赖于人类社会，但两者又有重要区别。黄金是不是普遍有很高价值，可以去做个调查；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这个办法就用不上。实际上，如果世上到处都在采用民主制，就没谁再去关心民主是不是普遍价值了。
这里的普遍说的不是事实上已经是普遍的，而是它值得为我们所有人所希望。为了区别于事实上的普遍性，“普适价值”优于“普遍价值”，虽然在英语里两者都叫universal。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并非事情普遍是怎样，而是事情应该怎样，事涉应该怎样，“客观”这个词多半会误导。
二
在经济学里，在日常生活中，价值是个量，可以比多比少，黄金比白银值钱，白银比黄铜值钱。可是伦理价值、政治价值却好像不可通约无法折算。常听人说，中国人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仿佛这就是争论的终点，不能接着问：哪个值得更多？“爱情多少钱一斤”这种问题，听起来怪犬儒的。爱情不是因为它能换来很多东西而有价值，它就是价值本身。生命也是一种价值，生命无价。当然，在实际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免要衡量生命值多少。一个花季女生被李刚的儿子撞死了，除了其他种种要追究的罪责，还有民事赔偿一项，商量赔多赔少。不过，在一个很基本的意义上，我仍然要说，生命无价。有些东西，法律倾向于禁止买卖，生命、自由、婴儿、器官，有时还包括性服务。我不能出卖自己的生命，但我被车撞死了，法院不得不规定一个赔偿价格。
我们说到价值，有时因为它能带来某种好处，有时因为它本身就是好处，价值的这种歧义表现在方方面面。还说民主这种价值吧。常听人论证说，民主制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防腐败，这么一说，似乎民主是工具性的东西，要是有另一种制度，照样发展经济，甚至发展得更好，就用不着民主了。但另一方面，民主也可以是价值本身。例如，它给予草民以政治上的尊严。在给予草民以政治尊严这件事上，不能说公民尊严是目的，民主制是达到它的手段，就像下棋，不能说好玩是下棋的目的，下棋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下棋本身就好玩了，民主本身就是草民的政治尊严了。
为了躲开“价值”这个词的歧义，人们又发明了“绝对价值”“终极价值”这些说法，用来称那些作为目的的价值，区别于金银铜铁值多少的那种价值。有的文章就以“民主是绝对价值”为标题。词儿是越来越多，事情不见得越来越清楚。生命是终极价值吗？法律虽然禁止买卖生命，但我们却可以为某件事情献出生命。那就是说，有某种价值比生命更终极？民主是绝对价值，是不是要说不管民主有没有好处，我们都应该施行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本身是一种价值，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别的价值。而且，即使因它本身而有价值的东西，似乎也并非完全不能比较。
我们小时候人人都知道裴多菲的这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因其本身就是价值的东西不止一种，爱情、音乐、生命、自由、尊严、平等、信仰，都是价值。人们都说，现在是价值多元时代。其实从来没有什么人什么时代只有单一的价值，要么“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份苦恼就不会说在两千多年以前了。既然到处有多种价值，这些价值又不大可能兼得，就难免要有权衡有选择。
哪种价值是更高的价值，因人因时而异。自由和安全，如果大家都要（我估计都要），那它们都是普适的，不过，它们的权重不一定到处一样——有人把自由看得更重，有人把安全看得更重。民族之间也有差异，有的民族把自由看得更重，有的民族把安全看得更重。中世纪人把信仰和乡土看得更重，今人把富足看得更重。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一种普遍的价值排序办法。而且，价值排序的做法天然就有点儿外在，政治-伦理价值虽然有时也要分出轻重，但不像黄金、白银、黄铜那样可以放在一个单一的尺度上衡量。它们不仅各自有无法还原的品质，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远比谁多谁少孰轻孰重复杂，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冲突，有时这一样和那一样互相促进。信仰和安全比较亲近，音乐与自由比较亲近，另一方面，自由与安全、平等与效率难免有点儿相克。
不过，在一个持存的文化里，各种价值终究要有个大致稳定的配置，形成一套价值系统。各个民族的价值系统或多或少有点儿差异。各种伦理-政治价值本来就不像金银的价值那样可以通约，价值系统之间就更不容易通约了。价值系统也是自古多元的，不独今日为然。然而，如上文所言，不可通约不等于完全不可比较。尤其不等于不能互相欣赏，不能从别人那里学习。我一向刻苦用功，一直被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走于昊天之际的朋友笑话，我呢，一直反过来希望他们少超脱一点儿，多干点儿活儿。我们到头来谁也不曾改变了谁的价值观，但半世交往，互相影响，各自丰富了自己的心性。
泛泛说来，中国文化有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不过，这套价值观一直在调整、变化。无论你是佩服明成祖还是佩服方孝孺，你的价值观跟他们已经大不相同。而变化的一个来源是向别的价值体系学习。学习既可以是直接模仿他人，也可以是参照别人调整自己。
三
我们本来关心的，是中国是否应当施行民主制，或能否恢复儒家道德，其恢复是否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上的一些道德困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但随着思考和争论的推进，我们就可能来到有没有普适价值这种问题上。
我的看法是，中国当前除了民主制，别无合理的选择。然而，我看不出这跟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有多大关系。一、民主本身是一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它是脱离了历史环境的普适价值。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不同——要是我生活在唐太宗时候，我大概不会认民主是一种重要的价值。二、即使大多数国家不认为民主可欲，照样可以论证民主对我们是好的，否则第一个民主政体怎么为自己提供辩护呢？在我看，论证中国是否应该并可能施行民主，用不着管民主普适不普适，若能表明民主制对我们是好的，那还不够吗？三、即使承认民主要求的普遍存在，还要看它占多大权重。你我都认为个人自由是好东西，但我认为自由绝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或者绝不能触犯对真主的信仰，这时，说你我都承认自由的价值，意思不大。
我与那些提倡普遍价值的人士，政治主张也许没什么两样，但我不觉得需要借道“普遍价值”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我相信我们能为中国应当施行民主提供很多更切实的论证。我们去考虑民主体制的历史，多种民主国家的现状，它们在哪些方面有得哪些方面有失，我们去考虑中国方方面面的实情。说到得失，我们去考虑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民主制框架下是否更容易建设有效的防腐败机制。我不会只从工具性来论证民主可欲，我还会论证说，民主制满足草民参与政治的欲求。前一类理由是工具性的，后一类理由把民主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民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这不意味着它是惟一价值，不为任何别的价值服务，不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民主带来好处和民主本身就是好处这两类理由相辅相成。
这些论证都跟民主是不是一种普适价值关系不大。要说它们跟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有点儿什么关系，也许不如从反面说：民主体制没有那么特殊，特殊到只适合白种人采用。此外，有很多邻居都采用了民主制而且发展得不错，也算沾一点普适性吧。
所有这些论证，都已经承认民主不是绝对价值，绝不能向任何别的价值妥协。反对意见照样可以合情合理——即使反对施行民主制的人不能改变我们推进民主的决心，他们的反对意见仍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我们要的是何种形式的民主，我们应如何推进民主。
Thursday, July 14, 2011
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
------在三味书屋的演讲
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请来了陈铁健老师为我们做演讲。陈铁健老师，字石之，祖籍浙江绍兴。1934年生于黑龙江安达。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80年代初、中期，陈老师先后发表瞿秋白研究方面论文数十篇之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1986年出版了饱含他数十年心血的《瞿秋白传》。这本书出版后“标志着对瞿秋白进入了全方位的研究，并开创了为中共领袖人物立传的先例”，陈老师本人也被大家称为瞿秋白研究的大家、功臣。
陈老师的著作有《瞿秋白传》、《蒋介石与中国文化》（合著）、《绿竹水南集》、《〈多余的话〉导读》等。1978至1996年，与李新老师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发表过《重评〈多余的话〉》、《论西路军》、《代人受过的陈独秀》、《北伐漫议》、《西安事变简论》、《AB团肃反之“法理”依据与文化根源》等。今天陈老师为演讲的题目是“瞿秋白何以从领袖成为叛徒？”，下面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做演讲（掌声）。
陈铁健：
各位朋友下午好！首先要感谢三味书屋的二位先生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瞿秋白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同时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朋友放弃休息时间到这里参与交流。我要谈的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由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变成了文革时期的大叛徒？他的罪名就是写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被毛泽东钦定为叛徒的自白书。今天，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简单介绍瞿秋白其人；第二，如何看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第三，瞿秋白的悲剧是和刘少奇的悲剧密切相关的，因此讲到刘少奇和毛泽东之间的在路线上、政治上的分歧，由此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概是这三个方面。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瞿秋白是个才子，出生于1899年，于1935年就义，时年36岁。他从1920年开始(当时他21岁)，到1935年，整整16年当中，有12年和共产国际密切相连。他是一个江南的书生，但学历不是很高，因为家道中落家里很穷交不起学费，中学没有毕业。他的母亲自杀以后，兄弟姐妹六个就各奔东西，父亲自己带了一个孩子到山东，以教美术绘画为生。大妹妹带了一个孩子到杭州。瞿秋白先到武汉，然后到北京投奔他的堂兄瞿纯白。16岁之前瞿秋白的生活很苦、贫困，到北京因为上不起好的学校，比如说本来是要进北大，北大的学费很高，但是堂兄没有这笔钱供他，只好到外交部下属的一个俄文专修馆，就在今天东总布胡同（这个房子已经不在了），免费到那里学俄文。“五四”运动的时候，瞿秋白是作为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成为这个学校的领袖，这个时候是1919年，瞿秋白20岁。
“五四”运动以后，瞿秋白开始转向社会主义。他以前信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信佛学，希望佛教人间化普度众生给中国人找一条出路。后来还信无政府主义，追求无政府、无阶级的自由平等没有约束的社会。受《新青年》的“科学、民主”口号的影响，还追求民主主义。“五四”运动时期发生了俄国革命，俄国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取消沙俄时代的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空话，但是在当时忽悠了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青年。大家认为俄国的国情和中国一样，都是因小农经济导致经济上落后、政治上专制统治的国家，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好像给当时的中国树立了榜样，所以国内一下子很多人就转向了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的各种门类很多，空想的、互助的、民主的各方面的社会主义，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倾向于俄国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所以，瞿秋白倾向于社会主义是受俄国的影响最大的。
在这时恰好有一个机会，北京《晨报》要派驻俄的记者，于是有人推荐了瞿秋白。瞿秋白很兴奋，认为是个很好的机会。他这时的思想还是倾向于文化救国，他到俄国去最大的目的还是了解俄罗斯的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绘画、音乐等方面，他说：“我生来对文学、文艺感兴趣，对政治没有任何的兴趣”。当时同去俄国的还有俞颂华、李宗武，瞿秋白对他们俩说，你们主要做政治方面的采访和报道，我专门做文化方面的采访、报道，同时我也研究俄罗斯的文化。但是到了俄国，人家就看中了瞿秋白，第一是俄文很好，第二是能够接受新思想，俄国的一些东西瞿秋白认为很新鲜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这时瞿秋白的朋友张太雷，也是常州人。常州出了三个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这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上都是很有名的。张太雷先于瞿秋白到俄国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已经是共产国际的党员，就是联共的党员。张太雷1921年的5月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那是属于联共党共产国际的党，不是中共，中共那时还没成立，正在酝酿。所以瞿秋白是早于中共一大之前的共产党，1922年的1月才转为中共的党员，他应该是中共第一代党员。
苏联的东方大学为中国、为东方培养人才，让瞿秋白去做翻译、助教，自然就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密切接触，所以由这他就开始转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俨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作为共产党员他已经是信仰者，同时又研究它的学理、学说。1922年底，共产国际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率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议，瞿秋白给陈独秀做翻译，陈独秀说，你跟我回国吧，国内需要人，我们共产党刚刚建立，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尤其是在宣传和理论工作上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于是，瞿秋白就回国。他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
到北京之后，一些学术单位希望他去做外交或学术方面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应了陈独秀的提议，开始在上海在陈独秀指导下主编《新青年》。这时的《新青年》已经完全转为共产党的刊物，不是以前的追求民主科学的刊物。《新青年》季刊是由瞿秋白主编的，同时他还参与编辑《前锋》、《共产党》这两个杂志。所以瞿秋白回国以后就完全投入中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当中。从这之后一直到1931年被米夫、王明一伙踢出中央政治局，踢出中共的领导位置，瞿秋白在这十年当中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上面。
瞿秋白的遭遇应该说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整个时代的悲剧。1925年中共“四大”，他进入中共中央局，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常委；1927年中共“五大”，他继续做政治局常委。中共“五大”之后，蒋介石清党反共，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今天如何看大革命失败？我只说一句，中国是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在东方战线上重要的阵地。这个革命的失败，主要是莫斯科决策的失误。莫斯科向中国派出了大批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顾问，他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来指挥中国的大革命，从头到尾都是“左”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说是“右”，是因为陈独秀“右”了，所以才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其实不是陈独秀“右”了，陈独秀也“左”了，只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根子是在莫斯科。莫斯科扶植的是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只是个小伙计，只能在大革命当中做苦力。他们在军事和财政上的支援全部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由莫斯科培养而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羽翼丰满之后就对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不客气。他认为，苏联人是在染指中国中东路的特权和外蒙古主权问题，扶持外蒙古的独立实际是使其变成俄国的附庸。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也是为成立亲苏的政权，来维护俄国在东方边界的安全，牵制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完全是从苏联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也就是所谓大国沙文主义。让中国人为它火中取栗去反帝，维护苏联的安全，实现东方战略的目的。今天我们看得清楚，从已经公布的共产国际的档案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当初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斯大林把责任完全推给中共中央、推给陈独秀，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杂烩，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1927年7月9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中明确的写到：我们以后要用顾问、总顾问把这个大杂烩能够固定成一个政党，就是我们要实行保姆制度，把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全部控制，没有保姆这个党将一事无成。他们是这样看待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他们认为，是中派、“左”派，有能力和帝国主义抗争，所以要给武器和经费，用顾问来控制它。信中还写到“我们要像挤柠檬汁那样把它挤干，然后再把它甩掉。”其实，斯大林对蒋介石也是同样不信任。总之，苏联对中国人是完全不信任，是一种利用，斯大林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说穿了是假的，不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改造又经过斯大林的曲解异化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实质就是斯大林主义。
1943年5月21日，在通过“解散共产国际决议”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了一句真话“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在世，还是我们今天，都不可能用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我们当初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导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这就是不打自招了，就是说世界革命是一种主观的、速胜的，甚至说是盲动的战略。共产国际曾经主张的“由共产国际指挥各国共产党就把帝国主义消灭。帝国主义已经是垂死的、是敲响最后丧钟的，只要发动世界革命、各国工人阶级都起来帝国主义就完了。”是完全主观的、盲动的对世界革命的估量。最后苏联自己也完了。所以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不能怪中国共产党、不能怪陈独秀，中共、陈独秀都有自己的问题，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再的抗争，四次提出要退出国民党。斯大林说，绝对不能退出，你们都是要为国民党服务。
共产国际做出要在大革命时期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是荒唐的。国共合作初期，在孙中山在世时，两党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北伐战争的期间，对地主的土地要实行减租减息，是两党联席会议达成的共识，中共方面也有这样的决议，都有档案可查。毛泽东原来也不是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那样激进，把地痞流氓当成革命先锋，农民协会可以在农村里随便抓人、杀人，不是这样的。在共产国际的七次扩大会议之前，国共双方都严守这个共识——减租减息，不能采取暴力的手段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这是孙中山既定的方针，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不能抢，这是对的。后来台湾的土改也是按照孙中山的这个思路，是一种赎买。地主的土地也不是白来的。我经历过旧社会，看到的地主一分钱也是掰成八瓣用的，是攒钱买土地。所以中国的土地情况不同，绍兴模式、麻城的模式、西北的模式、东北的模式、华北的模式都不一样，地主和地主也不一样，有恶霸地主，也有靠自己劳动、自己的经营发家的，而且这不在少数。我们今天重新研究中国的地主阶级、土地问题，和以前的结论有很大的出入。突破这个界限、突破了两党的共识在农村里乱来，这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的决议，要在中国全面的实行土地革命。是1926年的冬天到1927年的春天。
1927年春天这个指示传过来，很多人一下子180度变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驻中国国民党代表鲍罗廷以前同意主张减租减息，这时就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这是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鲍罗廷的一次演讲说“地痞流氓是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后来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也是这样的提法，“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农民革命的先锋，把他们发动起来再带动农民起来向地主进行斗争。
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矫枉必须过正。当时一定要在农村造成短期的恐怖，不这样做农民发动不起来，土地革命就不能完成。所以中共的“左”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使党的路线发生了很大的转折。后来在十年的内战时期，在所谓的苏区里“打土豪、分田地”都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很廉价的口号，人家的东西可以随便的予取予夺、轻易的拿来，这最能够发动、煽动群众。所以中共的大革命是失败的，过激的群众运动授人以柄。
蒋介石在北伐进军当中对两湖的工农运动非常称赞，两湖的农民运动对支援北伐战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他在多次的讲话中讲到这点。他后来变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农运动把北伐军的后方搞乱了，农会规定不许谷米出境，北伐军的粮饷后勤供给怎么办？“左”派扣押军饷，宋子文那时候是“左”派，扣押了一千三百万军饷不给蒋介石。城市的工人运动过激，工人要双薪、一年要放两个月假、每天四小时工作。随便抓老板、封店，农民可以进城抓资本家游街、游斗甚至杀人、无法无天。所以根子是从这来的，延续到后来的无法无天，其源头在那时已经开始了。
今天看当时的瞿秋白是紧跟共产国际、紧跟斯大林的，瞿秋白批陈独秀很厉害。其实他自己也是糊涂，也是摇摆不定的。当时在那种复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每一个成员都是摇来摇去的，大家都有错误、都有问题。后来瞿秋白说到，当年大革命的错误不要推给陈独秀一个人，我们都有责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应该多负一点责任，但是我们都要负。这是实话，所以后来他对陈独秀也很礼遇，陈独秀下台以后瞿照样去看他、尊敬他，自己认为是陈独秀的小学生。
大革命之后陈独秀走了，共产国际看中了瞿秋白，因为瞿秋白的理论素养，和共产国际顾问的关系都很好，参加建立中共“一大”的马林说：“中共共产党内最有才华、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就是瞿秋白。”并把瞿秋白推荐给鲍罗廷。鲍罗廷到广州做国民党的总顾问时，指名要调瞿秋白做他的助手，他没和陈独秀打招呼就把瞿秋白调到广州，引起陈独秀、蔡和森很大的不满，说太不尊重我们，怎么可以随便就把我们的重要干部调走。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关系都很好，加上他本人精通俄语、有很好的中文底子，又懂英文、法文，多才多艺。现存的五百万字著作是他在十年中一边做党的领导一边写的，涉及面很广，除了政论、学说、思想之外，还对新闻出版、文字改革、书法、绘画、音乐、戏曲、金石篆刻样样都精通。在上海大学时，他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还作画在绸或棉布上，让丁玲和王剑虹刺绣。他对《国际歌》中翻译的“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都没变。法文“国际”翻译为中文就是两个字，八拍用“国际”两个字撑起来无论如何办不到，他就音译成“英特纳雄耐尔”。从瞿秋白1923年翻译《国际歌》之后，后来的歌词有很大的变动，但是“英特纳雄耐尔”到现在始终没变。瞿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 瞿秋白17岁得了肺病，1918年开始吐血。有时候高烧，几天不能睡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留下了五百万字的著作。我们现在编的《瞿秋白文集》有十四卷本，其中涉及理论有八本、涉及文学有六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文字到现在还没公开的，没有编到《瞿秋白文集》里，所以不限于五百万字，他是很了不起的。
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赶出政治局以后，有三年的时间和鲁迅在上海领导左联，和鲁迅共同推导左翼文学、戏剧、电影包括唱片等文化事业。比他大十八岁的鲁迅认为瞿秋白是知己，并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联语送给瞿秋白。鲁迅是瞿秋白的长辈，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抓住，他的论文尤其好，皇皇大论在国内没有第二人。这是1931年两人还没见面，鲁迅就和冯雪峰说，一定要抓住他，以瞿秋白的中文和俄文来翻译俄国的文学、文学批评方面的文章，太合适不过，国内找不出第二位。瞿秋白牺牲之后，鲁迅还有一句话，说“由瞿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是最合适的，仅仅是这一条，杀他的人就是罪大恶极。”鲁迅这么惋惜瞿秋白实在少见，能被高傲的鲁迅看得上的人不多。茅盾后来说到“左翼文坛两领导，鲁迅瞿霜各千秋。”瞿霜是瞿秋白的小名、别名，茅盾认为鲁瞿他们两个是双峰并列的。瞿秋白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却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不由自主的在“八七会议”上被共产国际推上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他是中共的第二代或者说是第二朝领导人。我们今天说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我想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我之前我们有五朝领袖，第一个陈独秀，第二个瞿秋白，第三个向忠发、李立三，第四个是王明、博古，第五个是张闻天，第六个才是我”，在毛泽东之后是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邓小平、江泽民，然后才传给了胡锦涛，这样顺下来我认为是合乎事实的，我们现在说的第几代不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来排列的。
瞿秋白是不由自主的被推上最高领袖，他说，我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有很多的文人习气，很多绅士意识，比如仁慈、礼让，害怕斗争，不愿意惹事，明哲保身，这些都不适合做政治家，但是推我又不能不做，做了以后又动辄得咎。他是受共产国际代表控制的，做对了说你是错的，做错了当然就更错了。错是从共产国际那来的，但是要由你来承担。大革命的失败第一个替罪羊是陈独秀，“八七议会”引发的盲动错误第二个替罪羊是瞿秋白。盲动的错误执行了6个月，从1927年11月—1928年4月大体上结束。大革命失败，被蒋介石大砍大杀之后，整个共产党都有激进的复仇心理，于是发动“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广州起义”三大暴动，在全国范围铺开，准备夺取上海、武汉、长沙大的举动是在瞿秋白领导下进行的。当时党的状况很危急，以武装斗争、武装的反抗，以进为退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八七会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党的状况很困难。我举一个广东的例子，1928年至1932年期间，广东的情况都很糟糕，当时共产党没有经费，大批的人退党、脱党、甚至有人叛变，没有多少人愿意留党。只好去找游民、流氓、地痞，这是在广东省委的文件里明文写的要招这些人来入伙。这些人要生存、生活，要向党要钱，不给钱不办事。党组织只好采取以下五种办法：一是捐，向地主凑捐；二是抢，就是抢富人的；三是勒，勒索；四是绑，绑票；五是骗。广东省委归纳了这五条。在琼崖的地委、潮阳县委、五华县委、东江的特委文件里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勒索呢？就是把富人的坟掘开把头盖骨取出来要坟主家用钱来赎，这是作为一种经验传播写在文件上。还有就是绑票，绑富家的妇女和儿童，用钱赎、不赎就撕票，在省委的文件绑票还有一个别名叫“捉猪”，把人当猪抓来，然后逼赎。另外就是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农民对本村的地主豪绅是敬而远之，绝对不伤害同乡人，于是就利用宗族矛盾、村籍矛盾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省委文件里就明目张胆的用“挑拨和煽动农民的阶级仇恨”，实行村籍之间不同宗族间的械斗，拿起冷兵器武斗，打到另外村子不分男女老少都置于死地。对如何去抢，文件中写到不要限制村民去抢另外村子的财物，要有计划、有组织的从事这样的活动。”可见，那时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八七会议”确实是挽救了党，就是把已经涣散的、走投无路的党组织恢复生机，这是瞿秋白的一大贡献。我们今天看这个手段，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看真是惨不忍睹。但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选择的出路。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作为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到此为止。这时候瞿秋白只是作为政治局委员，留在共产国际做中共代表团的团长，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实际权力。新的总书记是向忠发，是工人出身。因为当时要改造中共的领导层要把工人阶级的血液注入中共高层，于是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实际是由莫斯科指定，辅助向忠发的是李立三，实权是在李立三手上。向忠发也不是没有头脑，很聪明也很狡猾，能说会道有一点组织能力，是流氓无产者。他把共产国际领导人“拍”的很好，斯大林看中了他，所以获得了共产国际的青睐，把他扶为总书记。1931年夏天顾顺章叛变之后把他供出来，顾顺章4月份叛变，6月份向忠发就被抓了，他马上下跪叩头表示愿意归顺，但是蒋介石还是下令把他枪毙了。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瞿秋白最初状况是好的，他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政治书记处的成员、近东部部长（分管波斯、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和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久苏联反托派清洗运动开始。瞿秋白在这个时候遭到米夫和王明一伙的所排挤。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又是中山大学的校长，王明、博古、张闻天，包括杨尚昆都是米夫的得意门生。斯大林和米夫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改造，要有新的血液进入中共的高层，所以就扶植王明这批后起的国际派，他们完全是听从莫斯科的，他们起来就要把老的打掉，瞿秋白就是被打掉的目标之一。在莫斯科清党、处理中山大学风潮时，瞿秋白被撤销了代表团的团长职务，并让他回国。这时正赶上李立三在国内采取冒险行动，要夺取武汉，饮马长江。共产国际于是想到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处理这件事。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了共产国际7月的会议，会上决定要解决李立三的冒险错误。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在策略上出现了错误是“冒险”，但在根本路线上和共产国际还是一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于是周恩来和瞿秋白8月份回到国内，9月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很利索的解决这个问题。会上李立三承认了错误、冒险行动停止，撤销中央及各省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中央和地方党的正常的秩序。但是10月份，共产国际又来了指示，明确李立三的路线是从根本路线上、策略上全面对抗共产国际。这个问题严重了，因为此前根据共产国际7月份的决定，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仅仅说李立三是策略上的错误。此时瞿秋白被认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认为，瞿秋白在莫斯科已经犯了错误，是半托洛斯基主义、对共产国际耍两面派。回国又包庇李立三，叫做假批判真包庇。这两个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做法。于是承认了错误的李立三被调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李立三反戈一击，说他的错误是受瞿秋白的影响，执行的是秋白主义。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上一致反击，把两面派的帽子全扣给瞿秋白。米夫随即到上海和王明他们串通一气，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瞿秋白彻底从中共最高领导地位打下来。他们认为，周恩来可用，让他戴罪立功。于是瞿秋白离开中央的领导，每个月给17元生活费。当时上海最好的工人每月可以拿到40-50元，最低的10元上下，瞿秋白17元接近工人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偏下。瞿秋白吃药都不够，鲁迅用他的版税资助瞿秋白。鲁迅《二心集》出版拿到版税马上就给瞿秋白210元。遇到紧急情况瞿秋白夫妇就到鲁迅家里避难。那段生活很清苦、紧张，心灵受到压抑。在共产党内，扣上一顶大帽子都已不得了，况且他身上有那么多的帽子。但是瞿秋白和鲁迅在从事文学事业时却是非常高兴，他说，我终于回到文学的家园里，可以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了。
1933年的秋天，又一场在全党、全军肃清瞿秋白影响的运动来了，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把瞿秋白说成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在全党、全军“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就叫“狄康事件”。狄康是瞿秋白的化名之一，当时中央的党的机关刊物《斗争》约瞿秋白写文章，瞿秋白对这类的文章早已经不想写，但是碍于面子，有时就当时的形势、政策策略作一些分析，用狄康笔名在《斗争》上写一些小文章，完全是顺应中央的调子来写。但是就是这些文章，有人就从里面挑出了瞿秋白和中央有分歧、违反中央的路线。比如，他实事求是的估量了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和中央红军的实力对比，他认为我们应该避实就虚，避开强敌采取有策略的作战。这个观点就被认为“过高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类似的问题找了一些，于是就认定瞿秋白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逼迫瞿秋白检讨。上海中央局的书记李竹生也是米夫的学生，王明一伙的，在开会时挥舞拳头对瞿秋白说：“像你这样的人应该一个拳头把你从党打出去。”很粗暴。瞿秋白不说话全盘接受，没有任何分辨和不同意见。李竹生不久被捕叛变。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也是这样一再进行检讨，用沉默做一种无声的抗争。斗争结局就是让瞿秋白到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这是一种惩罚。瞿秋白说：“我能不能带杨之华一道走？”瞿秋白从小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而且瞿秋白是身患大病的人，整个的日常生活都是杨之华打理。有一次，瞿秋白的学生庄东晓在杨之华家，杨之华说：“有的人洗手就是会洗一面。”这说的就是瞿秋白。瞿秋白希望带杨之华一起到苏区，但是上边答复说：“杨之华在上海还有工作不能跟你一块去。”在1933年的年底，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道别，也是他们最后的诀别。走的前一天晚上，瞿秋白拿出10本笔记本，两人每人5本，约定分开以后，把要说的话记在本子上，等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看，这5个笔记本如果不够还可以买同样的。当晚杨之华睡了，瞿秋白就围着床踱步，表现出深沉的依恋和难于分离的情感。
瞿秋白到了苏区担任教育部长是个闲职，这时候毛泽东任苏区中央主席也没有实权，权力在张闻天手上，他们俩都是靠边。这时候毛泽东和瞿秋白的关系非常好、惺惺相惜，两人在瑞金的草坪，背靠背，席地而坐，两个诗人，吟诗弄词、一唱一和很有味道。瞿秋白总是沉默、思索、不高兴，有时候毛泽东开玩笑逗瞿秋白“是不是想杨之华了？”
在苏区，瞿秋白在主编《红色中华报》、党校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有，苏区扫盲工作、文艺宣传(戏剧)做的很好，这和瞿秋白的贡献有很大的关系。瞿秋白到达苏区是1934年的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这时的苏区形势是很紧张的。最后导致后来的长征。长征实际是大撤退、大逃亡，因为内困外扰不仅是军事上的。我们过去说为什么要长征，是因为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有问题。其实当时不仅仅是军事路线，军事路线只是一个方面，经济政策很糟糕，不断地开展查田运动，不断的在农村重新评定成分，本来这个村有十个地主，经过反复的查田之后可能定成一百名地主、富农，而地主、富农的地位连猪、狗都不如，让他们做长期的、无偿的苦役，挖战壕等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随时予以处决。
从1930年开始的AB团的肃反，本来已经消停了一阵，这时候由于战事的紧张、形势的恶化，肃反工作就更加紧了，敌人扩大面越来越多。AB团杀了七万人，是由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决策和批准的，总前委书记是毛泽东。120种刑法，不是靠证据是靠逼供信，文件写的叫“严行拷问”，实即严刑、酷刑逼供。不严刑拷问是不会交代的，在严刑拷问之下株连一片，今天还是台上的领导，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不问青红皂白，只要供出了就信，逼、供、信，信了就杀，因为在战时的条件不可能关押太多人，党政军各方面的一些精英就这么被杀掉，张国焘、夏曦、沈泽民所在各个苏区都是采取这个办法。
苏区肃反开端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AB团杀了七万多、社会民主党杀了六千多，改组派、托派杀了两万多，全部加在一起十万人。当时党和红军共约三十万多人，十万精英被杀掉，元气大伤。整个苏区的阶级关系非常严峻，交公粮、买公债、不断地搜刮余粮，生产不兴，需求无度，竭泽而渔，内囊淘尽，把老百姓能吃的东西全部掏尽了。本来大部青壮劳力已经都上前线了，家里都是老幼妇孺，还要再扩大十万人，这样就没人种田，在经济物质上要供养十万大军和党政干部，实在没有办法。苏区和友邻很僵，形成“赤白对立”，就是共产党统治的红区和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对立，红区的人到白区不管男女老幼统统杀光，把他们的东西全部抢光，造成了边界地区的形势非常危机，白区的人过来照样杀苏区的人，在苏区已经没有生存的余地，只有离开。当时整个中央苏区是八万六千大军，要吃没吃的、要打不能打，只能跑了。
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博古、李德（德国顾问）、周恩来“三人团”决定，周恩来是负责军事，周恩来后来说“我是负责军队方面的谁去谁留，地方上不管。”博古管地方的。瞿秋白病体支离，希望跟着走，留下来就是打游击，他这样的身体不能打游击。第二瞿秋白是国民党熟知的公众人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黄埔军校作报告、演讲，国民党的将领没有不认识他的。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年是辅佐孙中山的，是超越中央委员会之上的机构，委员都是当时的大人物。共产党最初派谭平山参加，谭平山退下就是瞿秋白。另外，他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又是鲍罗廷助手。“三人团”把瞿秋白这样的公众人物留在即将沦陷的中央苏区，就是让命运摆布他、让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摆布他，说不好听就是借刀杀人。王明这一伙就是借国民党的刀，杀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对自己形成威胁、可能东山再起的人。在苏区即将沦陷的时候，瞿秋白被留下，比他岁数大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以及毛泽东、周恩来有病都是坐担架走。陈毅说我把最好的马给瞿秋白让他走，瞿秋白说我已经留下了，他把最好的马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是教育部副部长，所以瞿秋白很快就被俘了。
被俘以后，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还有笔供、口供和呈文。1979年复查瞿秋白被捕案时，在中央档案馆找到《多余的话》，是当年羁押他的国民党36师上报的抄本，是足本是最全的，八十年代我们把它收入《瞿秋白文集》。目前贵州、江西出版《多余的话》就是依据这个版本，比以前在国民党时代的《逸经》杂志、《社会新闻》(由国民党“中统”主办)上发表的《多余的话》多了几段文字。另外，瞿秋白对军统、还有36师宋希濂和中统的劝降一概打回去。我们在复查这个案子时，调来了公安部十三局从1954年至1964年十年时间的侦讯卷宗，二十卷。从36师的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松涛、高参陈定、特务连长曾起一直到抓瞿秋白营长李玉等人，还有中统派去劝降的陈建中、王傲夫、朱培璜、钱永健四人，还有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周月林（苏区司法部的部长梁柏台的夫人，做过红军瑞金总医院的院长），另外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张亮。这个卷宗说明了一切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审讯、侦查的记录，笔供和口供全有，不是逼、供、信交代的、虚假的东西。事后我们找过36师师长宋希濂，后来是政协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他说：“我对瞿秋白在监狱里关押时的供词完全负责。”这个卷宗是真实的。
瞿秋白打破了军统的7次劝降，针锋相对，别看他是个书生，但骨子是硬的。军统这些人对瞿秋白说，你做一个识时务者，要像顾顺章归顺国民党、归顺党国。你可以做翻译、可以不公开的做一些文化事业，发挥你的专长，可以不做反共的事情。党国希望你，你的亲属都希望你。瞿秋白很干脆回答：希望我生存你们是有条件的，是让我屈辱的生活，这我做不到。鸟都要爱自己的羽毛，何况人呢？这些人又劝降说，你可以学顾顺章，我们很重用他，顾顺章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头子，是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最高的负责人，他归顺以后我们是如何的重用他。瞿秋白说，我不是顾顺章，我不会学他做识时务者。七次谈话，有时是剑拔弩张、有时是笑脸面对，瞿秋白软硬都不吃，中统夸下了海口说，军统不行、宋希濂不行，我们中统保证把瞿秋白说服，让他为党国工作。结果后来宋希濂对王傲夫说，我看你们也不行。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中统劝降之前写的，国民党在公布《多余的话》时说的很清楚：不要在《多余的话》里找到瞿秋白求生免死的期望，他是可以进退自如的。瞿秋白经历这么多的沧桑事变，不会在生死的问题上参不透，不要抱什么幻想，国民党媒体的报人看的很清楚。
瞿秋白《多余的话》的“问题”是从1962年开始的。而在这之前我讲过，中央包括毛泽东对瞿秋白的评价很高。有过几次评价：一次是1945年，《中国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讲“瞿秋白是我们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最后英勇牺牲”。另一次是1955年的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找到之后，在八宝山的安葬仪式上，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也是对瞿秋白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政治活动家，对他的英勇就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这之前195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筹措出版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杨之华写信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毛泽东很快写就，这个题词写得非常好，是用毛笔写道：“瞿秋白生前许多人不理解、许多人反对他，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他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绝不屈服，他为人民工作的精神，他临难不屈的精神，他有思想，他留下的文字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落款时间是1950年12月31日。这个评价是很全面的，这信写好了装到信封写杨之华收，但是没有寄出去。我们在1980年编《瞿秋白文集》时，从中央档案馆找到了这封信，当时的毛泽东不应该也不可能怀疑瞿秋白有政治问题。有一种估计毛泽东可能忌讳出版瞿秋白的著作会夺自己的光彩。瞿秋白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对象、中国国情、中国社会阶级分析、中国的革命道路、包括政策策略进行全面的论述，远早于毛主席在四十年代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为什么信写好了不寄？这是一个谜。
1962年开始，毛主席开始关注党内反对派的问题、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在他身边赫鲁晓夫人物的问题。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从基层到中央七千人参加的大会，也叫做“出气会”。为什么叫出气？因为1959、1960、1961这三年整个的政策出了问题，所谓大跃进实际是大倒退，农业减产40％，农村非正常死亡几千万，最多的估量是四千万，最低的估量是一千七百万，不管怎么说这个数量都是巨大的。所谓“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用这个东西想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要赶超英国、美国，这是很美好的理想，却是空想乌托邦。用胡绳的话说“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于是毛与刘少奇为首的中央的另一部分人发生了分歧，这个分歧就演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毛认为对方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因为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讲的非常彻底，说到农业减产，不进反退，我们没有前进而是后退。饿死人、人吃人是要上书的，是要写到历史上，是要下“罪己诏”的。在历代历朝遇到这样的大凶事，皇帝是要下“罪己诏”，要取得臣民的原谅，自我检讨。但是毛泽东的回答很明确：“我是不下‘罪己诏’的”。因为“罪己诏”只有皇帝才能下。刘少奇的矛头是直接对准毛泽东的。刘少奇又说，我在湖南调查，湖南的农民说没有多大的天灾，这三年都是常年，有灾但不是大灾，所以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政策、路线、方针出了问题，是人的问题。谁来负责？中央要负责。彭真说，主席的责任要更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先把彭真打掉。
刘少奇在和谢富治、王任重在谈公安工作的时候还说，我们现在是混我为敌，把老百姓当成敌人，采取非正常的手段，用劳教、劳改、拘押对付老百姓，这是错误的要改正。今天不改，明天人家要揭露你。你不揭，人家要揭。你活的时候不揭，死后也有人要揭你。这话说得太厉害，说的是公安工作，但是这话传到毛泽东那里，他自然会想到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
在斯大林百年之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关押、镇压、杀掉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大跃进问题就成了毛泽东的心结。这是明摆的，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饿死那么多人，你怎么交待？我去过几个地方，几个地方的学者包括党校、高校的一些教授，都在做这方面的调查，在六七年前，他们文稿、书稿都写好了。写三年的大饥荒，每个省、每个地区进行调查，有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地方和名字。比如青海湟中这一带，人吃人事件有110起，是有名有姓的。年轻人不信这些事。我前两年遇到一些70后，问我，真的有这事？真的有文革这种事？真的有6.4这种事吗？我说，我是亲身经历。1965年到张掖去四清，仅在张掖地区就有四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张掖是甘肃河西走廊最好的地方，素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美称。那儿的土地很肥沃，最肥美的沃土却收不回粮食，人们都去大炼钢铁，粮食冻在地里。这边还超标虚报粮食亩产多少千斤、多少万斤。报了万斤就要征一万斤标准的公粮，征不上来就把老百姓的粮食都掏空了，不缴粮就是阶级敌人，这样的情况势必是要挨饿的。我想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包括北京人，也是要用“瓜菜代”来维持生命。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不吃肉，他认为老百姓很苦，要同甘共苦。但是我们后来看到公布的毛泽东的生活档案，他不吃猪肉是改吃牛羊肉和西餐了（笑声），菜谱有十几种，这后来都是公开发表的。
这种状况怎么能不纠正？党内怎么会没有意见？刘少奇在讲这些话时就自我批评说：“我也是有份的。”他提出要“包产到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包括林彪都同意，要改变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公共食堂的局面必须解决，而且要从党的高层总结教训，改变这种状况，“与民休息”。这个意见是对的，怎么就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怎么就成了阶级敌人？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就关注所谓叛徒集团的问题，就是认为刘少奇这伙人是叛徒。于是就联系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李秀成的《自述》，开始制造反修舆论。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四期发表了一篇“评李秀成的自述”。太平军的将领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之后，写了一篇自述，内容是讲太平天国的失误，为什么失败？想说服曾国藩反清，同时为了挽救他麾下的太平军将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刚先生曾经著书，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假投降，是策略性的。戚本禹不赞成这个说法。戚本禹当时认为彭德怀1959年上书，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晚节不忠。应该写文章，借李秀成这个历史人物来隐射彭德怀的晚节不忠，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目的。
这篇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之后，周恩来看到了，周恩来对周扬说，这样不行，李秀成、太平天国是我们竖起来的，我们党的事业是继承了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旗帜，现在戚本禹这篇文章让我们很被动，尤其对文艺界、戏剧界的震动很大，造成思想混乱，所以中宣部要开会清理。中宣部与范文澜、郭沫若商量后，在近代史所召集北京史学界近代史方面的专家二十多人开会，我那时是研究生旁听了这个会。会上是一边倒，翦伯赞、范文澜、邓拓、侯外庐、刘大年、李新相继发言，中宣部科学处副处长林涧青也参加会议，一致批评戚本禹。翦伯赞的发言最激烈，他说，史实都搞错了，这篇文章到处都是硬伤。你反修正主义，不要糟蹋历史人物。林涧青最后宣布三点：“事实上占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在实际上是有害的。”建议近代史所刘大年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戚本禹文章的影响，报刊、电台、电视都不要转播。本来是要求戚本禹到会当面接受批评。戚本禹当时是中央信访办的处级干部，正好出差，没有找到人。事后，戚本禹知道这个消息就准备写书面检查。
这时江青找到戚本禹，江青说，你为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主席读了你的文章，认为文章写得很好，主席说我们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要继续写，写了以后去找康老（康生）在钓鱼台的写“九评”的那个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戚本禹原准备检讨承认错误，这时一下兴奋起来。不久近代史所有人就把刘大年批评戚本禹的文章清样给了戚本禹，戚本禹就针对刘大年的文章逐条批驳，写成文章后到钓鱼台见康生。康生的那个班子都是大笔杆，调集了当时最强的理论写手。这帮大秀才一边吃饭一边对戚本禹说，你这文章不行，人家的观点你逐个驳，没有力度，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致命一击，这样才能把他驳倒。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是196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丝毫学术味道，完全是政治文章，在教唆者的指挥和指点下写的。文中对国内的叛徒从汪精卫、陈独秀一直批到彭德怀，国际是从考茨基、伯恩斯坦一直批到赫鲁晓夫。大家要是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两篇文章比较，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借学术影射攻击彭德怀，那第二篇文章完全就是政治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解决叛徒集团的指向来写的。戚本禹一下就红了，很快就调到《红旗》，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
怎么和《多余的话》联系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的秋天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是要解决两条路线斗争、要解决修正主义，认为刘少奇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在这之前，毛泽东算计刘少奇是在1953年的春天，因为高岗和刘少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那时土地改革刚刚结束高岗就要在农村搞合作社，刘少奇说，我们在没有实行机械化之前不要再生产关系上搞这套，不要搞农业集体化，先借着土地改革的契机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在工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实现农业机械化，来实行合作化的效果会更好，过早的实行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土地关系不利于甚至会妨害农业生产。然而高岗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是“右”的，当时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波澜。高岗同时从毛泽东那得到知毛对刘少奇种种不满的言论，就以为毛泽东信任他。高岗在底下串连，想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成为第二号人物，他要取刘少奇、周恩来而代之，要做部长会议主席、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时他对很多高级干部封官许愿。这事被陈云和邓小平揭发，于是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揭露高岗和饶漱石所谓反党联盟。高岗很有底气，认为毛泽东信任他。但他估错了形势，毛泽东在权衡整个局面以后还是牺牲高岗。座谈会批评高岗时很严厉，把他的那些丑事全揭露出来。当时我在东北工作，可以看到两个座谈会的文件。光是高岗男女关系问题，有名有姓七十几人。高岗好色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高岗一直等毛泽东找他谈话，毛泽东却没有找他谈话，后来毛泽东对此事也很后悔，觉得应该和他谈一次话。最后高岗选择了自杀，第一次是枪击，没死。第二次是吃安眠药，死了。实际上高岗和饶漱石没有联系，“高饶联盟”是莫须有。
1953年的春天，毛泽东让高岗在沈阳调查刘少奇1929年做满洲省委书记时，在奉天（今天的沈阳）被捕的情况，1953年就下手了。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前后关了十二年，审讯八百多次，其中的七百多次是让他作伪证，证明1935年11月开始的南京国共秘密接触、秘密谈判是刘少奇主使的，是刘少奇向国民党投降，要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做这样的伪证七百多次审讯，吕振羽是个硬汉就是不写。
1935年的谈判，刘少奇当时是北方局的书记，化名陶尚行，他让周小舟，后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就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最后一位周小舟，当时是北方局下面的一个负责人。刘少奇让周小舟出面和国民党铁道部的副部长曾养甫谈判，曾养甫是由陈立夫指示出面和共产党接触。共产党这方的联络员就是吕振羽。这次谈判持续了9个月，当时国共的秘密接触有四个渠道，这是其中的一个渠道。事先是经过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事后周小舟带了材料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是1963年审查吕振羽时，认为刘少奇是背着中央、背着毛主席擅自和国民党接触出卖红军和苏区，这个罪名很大，刘少奇是内奸在那时就定性了。这是第三个证据。
第四个证据。沈醉是军统的少将，后来起义了。解放后是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专员，和溥仪、宋希濂他们都是专员。他在文革之后和他的老朋友说，上边找我调查刘少奇的问题，不晚于1963年。1963年以前，就让沈醉交代刘少奇的历史问题。
第五个证据，就是戚本禹交待。我们1979年到秦城监狱找他当面谈，问他写“评李秀成的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有没有关系？戚本禹说，说老实话我是瞿秋白的崇拜者，我写“评李秀成自述”绝不涉及瞿秋白，绝不涉及《多余的话》。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找过我，让我收集瞿秋白的材料，我不忍心，我让我手下的两个人草草弄了一个东西送上去，但是我自己绝对不做这个事情。由此证明，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对刘少奇就是用他的历史问题打击他，把刘少奇搞掉。
于是李秀成的《自述》、《多余的话》就成了毛泽东打到刘少奇而制造舆论的准备。毛泽东对周扬、陆定一、周恩来都谈到这个问题，说李秀成的问题是16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瞿秋白也是这样。毛泽东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实际上就是变节。在中央的一次会议，周恩来看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周恩来说的也非常彻底，说人死了不一定盖棺论定，瞿秋白虽然死了，但是他晚年还是变节自首。对红卫兵的谈话，周恩来至少是六次，其他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都有一些谈话，这样就把无知无畏的红卫兵煽动起来。
1967年的1月，一批红卫兵造反派到常州掘了瞿秋白母亲的墓，另一支红卫兵到济南掘了瞿秋白父亲的墓。2月7日一批红卫兵到了八宝山，把瞿秋白的墓碑砸了，那墓碑有瞿秋白的照片，现在的没有照片。到了5月12日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市法院的造反队伍开到了八宝山彻底把瞿秋白的墓掘了，掘墓扬灰。这都是在讲话影响下、煽动下造成的破坏，所以打倒死人是为了整掉活人，反瞿倒瞿和反刘倒刘是密切相连的。
本来中央的决策者可以从公安部十年的调查报告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调查证明瞿秋白被捕以后的表现是好的。《多余的话》有灰暗的、悲观的、消沉的情绪，这不可否认。但是，他没有出卖，没有出卖人、出卖党，没有求生免死的企求；他没有反对党的路线，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从青年时期就步入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到现在没有改变，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国情是由我来开其端的，尽管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当时没有人做这个事，只好用犬来耕田。”让瞿秋白做领袖等于是用老鸦树上筑巢（乌鸦是不筑巢的），是用弱马拉千斤的辎重，他说：“我是力不胜任，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是在文学园地里。但是我不能冒充一个领袖，我是一个不合格的领袖”。瞿秋白面对的是他加入共产党之后，特别是1931年之后，各种党内的斗争给他的摧残和打击，一直到最后把他甩在了绝地，让国民党摆布他。他不能公开讲，《多余的话》热话冷说、正话反说，如“我这个人坏、我这人不行，我这人绅士意识、文人情调，干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中央新的领导的想法，我很受启发，我怎么想不到呢？”这是一种讽刺和挖苦。
每一次品味《多余的话》都会有新的体会。瞿秋白在政治上没有问题，思想上有灰暗、有消沉，作为成全一个英雄、党的领袖、革命家，《多余的话》应该说是多余，但是成全一个心灵的波澜和内心的历程，《多余的话》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狱中能不能写？瞿秋白是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他想的这些东西合盘托出，让后人严格的解剖、审判、拷问。瞿秋白这时已经把生死看透了，所以他的思想可以自由的挥洒，但是他又有一定的顾虑，这个东西是要给敌人看，他不能公开的骂米夫、王明、斯大林，他只能说：“我不行，我的这套东西不合党内的那套东西。”人性和党性难以调和，理想和手段难以调和。他说：“我的理想是无阶级、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可是我们采取的手段，外边是强烈的阶级斗争，不断的肃反、不断地自我残杀，内斗没完没了，而他是深受其害。
这就想到我们如何来看这几十年的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整人运动，文革说穿了是整人的运动，叶帅的讲话里说“整了一亿人”，一亿人是直接被整，不是间接挨整，一个人被整会影响所有的家庭的人。文革中死了两千万人。有的是被红卫兵打死的。8.18前后，我们的办公室的后窗是翠花胡同，我们是在东厂胡同，红卫兵抡皮带打所谓“黑五类”，很惨。那时候人的优点和缺点全被调动起来，优点是对领袖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缺点就是把最原始的兽性也调动起来。
几十年的整人运动和什么思想文化有关系？一个是封建专制主义有关系，这是传统的，是上层的东西。还有一种就是底层的游民文化，游民习气。胡绳是我们原来的院长、大理论家，他在晚年有个反思的十次谈话。他说，我们党内一直存在有游民习气。他说话是很有分寸的叫“习气”。他还说，我们党从1927年开始总体上是“左”的倾向。这也说的很准，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算起，再早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算起，都是“左”的倾向。《中国的各阶级分析》是把整个知识分子推到反革命营垒。根子在哪？一个是封建主义，“我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另一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我在写瞿秋白《〈多余的话〉导读》时概括了几个方面。游民是走投无路的，从社会的正常秩序脱离，一无所有。他们要改变社会稳定的现状，改变自身一无所有的窘境，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乱了就可以火中取栗，别人的东西就是我的，无本生意，这是游民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游民的勇敢性。敢于主动出击，该出手就出手，主动进击，一往无前，不怕牺牲，常常被头领驱使成为打手。
第三是内斗和外斗结合起来的斗争性，或叫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有时是内斗盛于外斗。比如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不是，有些大的战犯、大的敌人投诚过来是可以做高官，在建国初期，我们的政协、人大里容纳了很多大的战犯、大的敌人的高官，不至于完全被杀掉。而内斗所谓党内的路线斗争，有时一定要把对方搞掉，置于死地而后快。我举一个例子，党的主席收拾国家主席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西路军的事情。
西路军的问题是个很大的历史冤案。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于1936年年底到1937年的3月期间，在河西走廊打了五个月，徐向前元帅领导的三个军，全部被俘、被杀，全军覆没。这个责任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档案看，西路军当时是由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主席团、张闻天为首的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西路军的进退都得听从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主席团，或者毛泽东、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签署的命令，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指挥作战。这些电报都摆在那里，进、退都有上面的指示，西路军的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必须执行。最后失败的责任第一位应该是毛泽东来负。但是西路军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中央的电报已经说了“这是你们过去错误的延续”，你们过去跟张国焘南下、另立中央、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继续，就把罪名转移到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头上，紧接着延安开始清算张国焘。西路军剩下的四百人到了新疆，当时盛世才是亲苏亲共的，把这四百人容纳下来建立新兵营，进行空军、装甲兵等特种兵的训练，后来我们这方面的高级将领有一部分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当时西路军的参谋长是李特，红五军的政委是黄超，这两个人听到延安在肃清张国焘，而且把四方面军的错误扩大化，把许世友这样的将领抓起来，他们不满，在征求是否回延安的时候，李特和黄超表示我们要到莫斯科去讨个说法。于是这两个人就消失了，在九十年代前一直说两个人到了苏联境内作为托派，由苏联的政治保卫局处决了。但是在平反时说了真相，是中共的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亲自到新疆把这两个人秘密处决，就是因为你们要到莫斯科去告状、要反对毛泽东。这样的例证可以举不少。睚眦必报、任何的反对和批评我都不接受，都记着早晚算你的账。
杨尚昆前几年有一个回忆，说的非常彻底，他说，任弼时要是活着非得把他整死不可。任弼时是七大选出的五大书记、五个常委之一。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反对和批评了毛泽东，而且把毛泽东从中央局的书记拉下来，杨尚昆是毛泽东最贴近的幕僚，对毛泽东的看法是很准确的。游民的内斗是非常厉害的。瞿秋白、陈独秀、刘少奇都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文革就是大量的中国人成为牺牲品。
第四是在野时的倡乱。要搞乱这个社会，反独裁、反专制，要民主、要自由，一旦上台就反过来要独裁、要专制、反民主，这就是以暴易暴，结果就是还用暴力来对付他认为的敌人，这就是游民文化当中的政治利己性。
第五是山头林立，拉帮结派的帮派性。
第六是仇文反智，嗜杀无度的野蛮残暴性，不择手段、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可言。
游民文化渗透到共产党里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造反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揉到一起，“中西合璧”，毛泽东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说的很对，很形象，就是游民加皇帝。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的代表，一上台马上收拾游民，发路条，走出两里地都要凭路条，他知道游民的祸害。暴君专制、暴民乱制，然后再走向暴君专制，往复的恶性循环。毛泽东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现代版的胜利者，是农民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绝对是了不起。为什么毛泽东能取得胜利？把蒋介石收拾了。就是帝王权术、游民的策略都揉到了一起，再加上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约束的、不受任何法令、法规约束的对敌人采取暴力行动。原来以为不受资产阶级法律限制，后来查了历次整人运动、肃反，也完全不受自己定的法律限制，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苏区也有宪法，也有民主、自由、公民权利的法规，但是宪法和法规也不过是一张纸，他不遵守。发动文革是不是违宪的行为？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绝对是。但是以毛泽东的能力他就可以这样做，而且全党几乎没有太多的反对，即使有些不满，在压服之后也就罢了。
当时有没有走资派？资本主义都灭绝了，哪里还有走资派，毛泽东的口号“十年、十五年让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所以工商业改造之后资本家的财产已经成为准国有了，无非就是再给点利息、半国有。所以那时没有走资派，有的是走封派、当权派，最大的当权派是毛不是刘，党在国上面。没有人制约他，他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理论的资源，他推崇个人崇拜，于是只能听他的。他有军队在手，有理论，笔杆子造势，枪杆子撑腰，可以指挥一切。原来让林彪来，后来林彪看出来，文革这样下去不行要收缩。看5.71工程纪要，文革是要收缩。最后信任的就是身边的几个人，包括自己的生活秘书才他最亲近的、最可靠的人。控制了所有的资源，是最大的当权派、最大的造反派，又要造反又要镇压。红卫兵起来控制不了就要镇压，你们都到农村去、插队去、到兵团去，所以红卫兵、五大领袖也是牺牲品，都操纵在毛一个人手里。
我们总结这段历史，重要的是记住它。要否定、消除整人运动，消除像文革这样的灾难，首先要记住，要把真相记录下来。不是中国人健忘，是执政者在掩盖这些丑恶（掌声），文革的历史不能很好的研究，就是因为无理的严格限制，写一篇小文章，有一点涉及文革的编辑就要抹掉。为什么？我说这个人和文革有联系，我写他在文革当中的遭遇，为什么要抹掉呢？说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要保饭碗，只能请你割爱。所以这种文章我们没法写，写出来也只好拿到国外去出版（笑声）。现在是有人写文革史的，我们所里的周良宵、顾菊英两位老夫妻，退休二十年，写了两部书。《文革史》大约是一百万字，还有一个五百万字的资料光盘去年在香港出版，今年出版了《6.4史》是五十万字，也是香港出版。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不要太多的人做，有几个人就行。
我最近写的关于宋庆龄的文章，文中写到，文革以后，还可以上溯到反右派以后，中国的知识界可以说基本上是成了驯服的、听话的、甚至是善于逢源的、顺杆往上爬的、向上攀扶的……俯拾即是，脊骨软化、筋脉倒转，匍匐在地。我这样说有点对不起知识界，但知识界总有几个、甚至有一些敢于讲真话、写真历史的人，我佩服这样的人。我们接受这个教训就是尽我们有限的一份力大家一起来做，有的刊物不愿发表，有的刊物冒险可以发表。在出版《〈多余的话〉导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编辑素不相识，到现在也没见面，我把瞿秋白《多余的话》的相关的文章编好了，在前面写了五万字的导读，书的前面的文章都叫导读，实际是解析、解读，这位编辑送审时把瞿秋白的文章送审，我的五万字导读扣下了，上级批了以后就与瞿秋白著作一起发表（笑声），我特别感谢这位编辑（掌声）。我刚才讲的很多东西我都写在这本书里，我当时担心的就是这文章不能在大陆面世，但是他居然一个字都没改就发表了。我到现在都很怀念、感激这位高明的编辑，希望以后出版社的编辑都应该向这位编辑学习，给我们作者一些发挥自己独立思考，想写真史的一个空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到临死、临难之际最深刻、最深邃的思考，他说，他不再思索了。实际上《多余的话》就是高度思索的结晶，其中把历史、诗情、理论思想融合在一起，是他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他是启发后来的共产党人，要弄懂什么是共产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途径？不是采取那种内斗、外斗，那种用手段来绞杀理想的那种东西，你们要去思考。我想这是一种启示，在中国这种沉重的、深刻的思考，其实就意味着一种期望、一种未来。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可以这么说，三味书屋举办了很长时间的讲座，有几百期了。今天的讲座有两方面特别让我感动，第一是陈老师带着病体（可以听出陈老师沙哑的声音）为我们做了近3个小时的精彩演讲，而且用大量的史实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很清晰的中共的党史，这充分的体现了老知识分子、老史学家的责任、严谨以及勇气。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受感动今天在座的听众，大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很认真、专注的听陈老师的讲演，而且给予这么热烈的回报，说明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关注的。其实这段历史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太重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太深远，如何把这段历史真实的还原？就要靠对这些历史人物逐个进行发掘和恢复原貌。因为所有的历史大事都是由事件、人物构成的，而事件也是由人来做的。对中共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人物，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这是非常重要的还原历史的手段。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共产党的标称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可是我们如果还原成刚才陈老师讲的在毛泽东之前是五位领袖，毛泽东之后截止到目前是六位领袖，没包括邓小平，邓小平都是连带的，邓胡、邓赵、邓江，大概是十一届领袖，现在除了江、胡还没有做评论，毛本人也没做评论，其他的好像都不怎么光荣和伟大，都有不同的问题，如果作为党的一个光荣正确党的领袖都是有问题的话，或者不是叛徒就是反党集团、反党分子、野心家，如何来理解这段历史？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去思索，更多的听取这样老的历史学家、有责任心、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揭示历史的真貌。今天考虑到陈老师的身体状况我们就不讨论了，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三味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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