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之伟：“中国模式”之法学批判（上）

来源：共识网  2012-12-25

　　

作者按：本文英文本于2012年8月提交给在新西兰Victoria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召开的“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Debate”研讨会举办方，中文本在2012年8月中国宪法学年会首次公开，纸面发表于《法学》月刊2012年第12期。纸面发表版稍有删减，此为删减前之原文。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其本国遭受重大损失，还影响全世界，形成一场世界性灾难。但与此同时及此后的几年中，中国不仅没有遭受灾难，其GDP还以9%以上的年平均速度持续增长。这就是“中国模式”的提法在中外传播开来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讨论重点是中国模式的概念，不是其存在尚有很大争议的“中国模式”的实体。

　　

        在中国，“中国模式”的话语虽然极为流行，但它其实不是一个官方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官方使用的相关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共十七大报告》记载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严格地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来自中国之外的、以“北京共识”[1]为最初依托逐步形成的概念，同时也是与“华盛顿共识”[2]相对称、甚至相对立的概念。由于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关注，也是因为好奇心，我近两年来对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十分关注，尽管这种讨论似乎更多地发生在中国大陆之外的世界。我曾多次试图撰文对“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表达一些看法，但都因我并不熟悉这个领域、自觉对它缺乏深入研究而放弃了表达意见的想法。2012年8月，我有幸应邀出席维多利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政府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研讨会，这使我不能不勉力就“中国模式”表达一些意见。

一、与“中国模式”相关联的一些基本经济事实

　　

        在讨论“中国模式”的宪法内容并对其进行评价之前，我先梳理一下与“中国模式”相关联的一些基本经济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差不多整整63个年头了。按中国的官方学说，这63年应该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大体上区分为前30年（1949—1978）和后33年（1979—2012）。下面就按这种阶段划分来说明相关的经济数据。

　　

（一）中国1949年后第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理想

　　

        这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可信的官方数据可查，学术界对这30年的评价也差异很大。有学者提供了反映那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数据，这些来自国外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发展速度远远不如周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以2000年的不变价格为基准，1952年中国的实际人均GDP是326.34美元，1978年是669.03美元。中国人均GDP数量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周边国家或地区同期（1952—1978年）与中国相对应的人均GDP数量是：日本从2651.34美元上升到14612.43美元，增长5.51倍；韩国从1361.01美元（1953年）上升到4442.86美元，增长3.26倍；台湾地区从1067.69美元上升到5354.69美元，增长5.02倍。不过，根据同一来源资料还可以看出，同期世界人均GDP，1952年是4205.87美元，到1978年增加到7240.48美元，后者只是前者的1.72倍，略低于中国的2.05倍。[3]这位学者援引的数据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研究中心2006年的研究结果。

　　

        另外一些过硬的数据也显示，P.R.China头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不理想。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道：“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4]这表明，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接近2^(1/28))-1=0.02506，即接近2.51%。前引学者著作中关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在1978年是1952年2.05倍的数据，与中共中央在这部权威性文献中的估计数大体可以间接相互印证，尽管人均GDP与人均消费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指标。那28年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翻一倍，平均每年的实际增长速度只2.5%，显然偏低。如果考虑到1952年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消费水平起点特低，不到世界人均的8.8%，基数特小的实际情况，仅326.34美元，这个速度确实很不理想。[5]因为一般认为，经济规模基数小、发展起点特别低，增长幅度提升起来要容易得多。

　　

        我注意到，按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其宣讲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文章中曾顺便提到，在P.R.China前30年中，1953-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6.1%，[6]但该文章没有说明这个数字是怎么形成的。从上下文看，“6.1%”显然指的是GDP总量，而且很可能没有扣除物价变动因素。这个数字与前引中国人均GDP在1978年是1952年2.05倍和中共中央关于到1980年全国人均消费水平才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的认定相比，水分太多，不足为据。

　　

       不过，中国第1次人口普查显示，1953年大陆人口总数是6.0193万，第3次人口普查确认，1982年7月中国的总人口约10.32亿，[7]这两个事实或许可以缓和上文几个不同来源的数字间接反映出的对那28年里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认识落差。因为，全国第2次人口普查确认1964年总人口为7.23亿，对比1982年的10.32亿，我们按平均增长率可推定1978年人口约为9.63亿，而这相较于1953年多出的人口是要参与GDP的平均分享的。按年均增长数计算，1978年应该比1953年多出3.61亿左右人口。当然，我们还可以用那些年的GDP质量指数很低来解释这个数字和国民实际获益之间的落差。不论怎么说，参考前引和中共中央的权威文献披露的信息，假定GDP的增幅与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应，中国前30年GDP实际年均增长至多只能认定为接近2.51%。这不会是低估，试想，中国人均GDP，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实际增长也只有8.6%啊。[8]

　　

        另外，我们在谈论P.R.China前30年的经济增长时，不能忘记1959年—1962年数以千万人因饥饿非正常死亡和文革10年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的这些经济灾难，以及那30年国民生活水平改善很少的实际情况。按照我个人的切身体会和观察，P.R.China前30年年均实际增长能接近2.5%就应该算相当不错了。

　　

       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尤其是国内，“中国模式”主要是一个以GDP为核心的经济指标快速成长的实事为依托的夸张概念，因此，它不适合用来描述P.R.Chinad 前30年。

　　

（二）P.R.China改革开放的30年确实创造了一个成功的经济故事

　　

       P.R.China的后33年，即自1979年以来的这些年份，其经济发展速度确实在世界经济史上十分罕见，可以说创造了一个辉煌成功的故事。官方统计资料显示，1979-2007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9.8%，此后到2011年的4年间，年均也有9.3%的增长。1978年，中国GDP总量只有3645亿元，约合2344.2亿美元（当年年均1美元折合人民币1.5549元），在世界位居第10位，2011年达到471564亿元，在世界排名中稳居世界第2。33年来，中国人均GDP成倍增加：1978年人均GDP381元，约合245美元，到2007年攀升至18934元，约合2504美元（按当年7月中1美元折合人民币7.56元计算），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9]另据2012年6月最新报道，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按当年年中汇率折合人民币约34500元），排名世界第89位。[10]

　　

       从在世界上的排位看，33年来中国一些重要经济指标的成长也十分可观。进出口贸易总额1978年排第29，2009年排第2；外汇储备1978年排第38，近些年连续排第1，2011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1811亿美元。[11]

　　

       从在全世界上所占比重的变化看，一些最重要发展指标也较客观地反映了33年来中国的巨大进步。中国的相应指标在对应的世界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如下：中国GDP所占的比重，1978年为1.8%，2009年上升到8.6%；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占的比重，1978年是0.8%，2009年为8.8%；外商直接投资占的比重，1978年无统计，1980年为0.1%，2009年为8.5%；工业主要产品粗钢、煤、燃油、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产量，1978年我国居世界的位次分别是第5，3，8，7，4，3，1，到2009年分别相应上升到第1，1，4，2，1，1(2008年)，1。农业中谷物等9项主要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中国1978分别是第2，3，3，3，2，2，9，2，9，到2009年其中7项都是第1，只有大豆和甘蔗分别排4和第3。[12]

　　

        33年来，我国社会的变迁还反映在其他许多方面，其中尤其引人注目有以下六个方面：（1）人口城市化程度迅速提高。人口城市化程度高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客观标志。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估计不足20%，但到2011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3%。[13]（2）人均实际收入大幅度提升。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约1091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约3413美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收入增幅仍然堪称巨大。[14]（3）教育事业发展有长足发展。在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领域，2011年招生较1978年扩大18.4倍，较1982年招生扩大了23.4倍，在校生是1978年的29.1倍。[15]（4）到2011年全国固定电话用户高达2.85亿户，移动电话用户达到9.86亿户，总数达到12.7亿户，电话普及率达到94.9部/百人。同时，互联网上网人数5.1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16]另外，博客、微博从整体上改变了新闻传播格局。新浪2012年初发布的财报显示，仅新浪一家的微博注册用户即已突破３亿，每日发博量超1亿条，重要指标同比上一年增长了约３００％。[17]这个行业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对外开放早已不可逆转。到2011年，入境旅游人数13542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485亿美元，较1979年分别增长35倍和100多倍。[18]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情况看，1983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还仅9.16亿美元，到2010年就达到了1057亿美元，增加115倍；截至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到2，458亿美元。[19]

二、从“北京共识”看“中国模式”隐含的宪法观

　　

        在对中国模式概念做实质性考察前，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一下1989年在华盛顿那次经济学家会议上达成的“华盛顿共识”的基本内容。华盛顿共识包括了与会者向有关国家建议采用的下列10项政策工具：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领域；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和实际利率为正；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废除阻碍市场进入或限制竞争的规范；⑩保护私人财产权。[20]

　　

        “华盛顿共识”主要涉及经济发展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和美国财政部立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直接针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病症开出的药方。间接地看，“华盛顿共识”也是针对当时陷入经济困境的其他国家，包括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解决经济问题的药方。但毕竟经济与政治、法律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经济主张中难免隐含政治、法律内容。政治、法律结合紧密，经济与政治、法律的关系集中表现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

　　

        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政策工具看，它是包含一些十分确定的价值暗示的。对此，华盛顿共识的记叙者约翰·威廉姆森先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说得很明白：“除了促进其经济的福祉，华盛顿共识在与它的拉丁邻居的关系之中显然还有其他一些关怀（正因为此，也涉及其他一些国家），其中包括促进民主和人权，遏止毒品贸易、保护环境和控制人口增长。” [21]

　　

        所以“华盛顿共识”是直接针对拉美国家，间接针对所有没实行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国家提出来的主张。由于经济与宪法关系密切，“华盛顿共识”隐含了不少宪法理念，其中首先是约翰·威廉姆森直接说到的“促进民主和人权”。此外，“华盛顿共识”隐含的宪法性质的主张还有：企业私有化；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权力受限制的政府；扩大个人、企业自由和加强社会保障；鼓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主张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投资和贸易自由化。

　　

        我们再看所谓“北京共识”。“什么是北京共识？”提出这个概念的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写道：“简单地说它包含了三条定理”，即“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与“旧物理学”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的主张不同，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北京共识’的第二个定理是，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你需要一整套新工具。它超越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这是管理中国发展的巨大矛盾的唯一途径。”“最后，‘北京共识’包含一个自主理论，这个理论强调运用杠杆推动可能想要惹怒你的霸权大国。”[22]看来，从内容到形式，“北京共识”原本都显得比较空乏。

　　

        老实说，我看不出雷默先生凭什么把这三句既无经典做根据，自己又没有加以证明的判断称之为“定理”。这三句话加在一起也就是重视创新、注重生活质量，与超级大国巧妙周旋的意思。这样话语只是表达了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处理外交事务方略的一些评论，谈不上有多少学术含量和理论价值。再说，所谓共识，至少应当是一个以上的人经过交流讨论获得的一致看法，而“北京共识”只是雷默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从正文看也仅仅反映他一个人的看法，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共识”。

　　

        雷默先生是《时代》周刊的一个编辑，不是专职学术研究人员，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虽针对“华盛顿共识”提了一个“北京共识”名词，但这个名词的必要内容却是由其他人来填充的。前几年，有学者提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特征是：（1）在国家严厉控制下开放投资与私有企业发展的自由经济政策；（2）实行极权统治，执政党把政府、法院、军队以及信息传播平台牢牢抓在手中。”[23]剑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波博士认为，中国是上述做法后面最强大的推手。他认为“北京共识”可简明地描述为“市场-威权主义的典范”，更通俗地说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维护极权制度”。另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华盛顿共识”则也被简单化地描述成“市场-民主模式”，即自由市场加民主政治。[24]这样一来，基于“北京共识”的中国模式隐含的宪法理念算是比较清楚了，但可惜讲得太简单。

　　

        有意思的是，对“北京共识”内容的最具体的描述，最后还是由“华盛顿共识’当年的记叙者来完成的。也许是急于想知道雷默先生想赋予“北京共识”这个名词的思想内容而他又说不出所以然，于是，当初记叙”华盛顿共识”的约翰·威廉姆森先生，那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只好反过来给“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帮忙。约翰·威廉姆森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为北京共识找到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但他还是描述了人们所说的“北京共识”的五项要点：（1）增量改革（与此相对的是以短期彻底变革为目标的激进路径）；（2）创新与实验。雷默先生所强调的一项具有导向性的策略是持续的创新和实验具有巨大的价值；（3）出口导向的增长。中国一直在追求出口导向的增长，这常被解释为中国依赖于巨大的经常性账户盈余并将其视为拉动经济的需求来源；（4）国家资本主义，与此相对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当中正是市场地位的提升构成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5）威权主义。中国领导人常常因为担心平民主义的胜利会威胁到那迄今为止被视作中国特色的公平决策而抵制民主的设置。[25]

　　

        或许，我们从华盛顿共识的反面，能够更明白地看清“北京共识”、进而所谓中国模式的宪法主张，因为中国模式的推崇者从来都是将其作为“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看待的。在1989年“华盛顿共识”形成后， 尤其是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后，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很快发表了一本相关的书。在这本书中，他认同塑造历史的力量更加倾向于自由选举和宪法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自由民主体制。他还探讨了此种体制之下的政府形式以及一些关于自由和平等是否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社会的问题。[26]

　　

        其中，“自由民主”可以认为就是反映“华盛顿共识”宪法观念的核心概念。但什么是“自由民主”？福山教授在其著作出版后的一个演讲会上，在回答主持人关于“您所说的‘自由的’民主是指什么？”这个问题时，做了如下讲解：“民主，我想大家都能略知一二，就是指诸如选举、多党制、无记名投票一类的东西。但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它是指选举加上保障一定的个人基本权利，正如大家所知的这些权利就包括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政治结社自由、以及最重要的参与政治体制的自由。” [27]

　　

        “中国模式”从来是以取代“华盛顿共识”或与之对立相标榜的，因此，“中国模式”包含的宪法主张，肯定处在间接反映“华盛顿共识”的“自由民主”的对立面。当然，处在对立面的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可能是尖锐对立，正相反对，也可以仅仅是不认同、不接受、视之如无。

童之伟：“中国模式”之法学批判（下）

来源：共识网  2012-12-25
 
四、“中国模式”论述可能误评两种不同宪法要素的经济功能
    　　
        是哪些要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揭示这些要素应该是中国发展模式研究的核心问题。支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要素可以说几乎有无穷多的方面， 其中既有客观的物质要素、制度安排，也有主观的方针政策和应对方略，而且其本身也都处在运动变化中。所以，人们面对的只有一个仍在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极其复杂的混合体，并不存在一个客观、定型的“模式”摆在那里供人们描述。所以，“中国模式”完全是不同的个体对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极复杂混合体 的最基本构成要素的主观认定。认识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因而认定不可避免带有行为主体个人的价值色彩，必然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由于本文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中国模式”的宪法要素，所以这里只讨论与“中国模式”相关的不同宪法要素的经济功能。
    　　
        任何立宪国家的经济生活都处在本国的宪法框架下，必然受其中很多要素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方面中国也不是例外。在中国宪法架构中，“中国模式” 的主张者们表现出明确价值偏好其中若干种要素的倾向。但是，是否真的是他们偏好的宪法要素对中国过去30余年的经济发展贡献最大呢？其他没有被他们看好的 宪法要素是不是就真的效用较低呢？看来得做些分析。为此目的，我下面先逐点简要介绍通常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宪法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我请读者特别注 意中国传统宪法要素与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相关规定的联系和区别。
    　　
        1．30多年来国家意识形态较此前没有实质性变化，政党制度和党-国关系体制基本没变，但国家根本任务变了。这表现在宪法序言部分确认的内容中， 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将要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现行宪法确认，国家 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在执政党语言体系中被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此前，中国事实上搞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
    　　
        与党的领导相联系的传统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不分；国家机构都有党的相应机构“领导”；各级行政区域党的专职干部都是国家公务员。以这些特征为主要标志的体制被有的学者形象地概括为所谓党国体制，其存在前提是一党固定执政。
    　　
        2.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都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国有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并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 配的原则”。这方面，现行宪法从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规定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其它规定，也大都继承原有制度。继承原有制度的内容包括：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 发展；除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之外，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 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相对而言，现行宪法在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以下规定富有超越传统体制的新内容：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 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的宪法都承认主权属于人民，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但依法治国和实行法治是1999年修改宪法加进的新 内容。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 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可以说都是50多年前就在苏联影响下形成的体制。不过，在其运作方面，宪法规定的新原则对其有不同于过去的要求，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现行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较此前的各部宪法更为广泛。虽然国家在履行相应保障义务方面常常受到批评，但总体保障水平中国第二个30余年较之 头30年要好得多，尤其在经济生活领域。在基本权利保障原则方面，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确认过后来又放弃了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规 定，还于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2004年修宪还在宪法“总纲”增加了如下重要新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犯。”
    　　
        中国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在种类上与欧美大洋洲国家差不多。国家承担保障义务的这些具体基本权利简要列举如下：选举和被选举权（18周岁以上的公 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在 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等等。
    　　
        5.监督宪法实施是现行宪法确立的新制度，但可惜30余年来它始终只是一枝引而未发的箭。从宪法文本看，中国已经有违宪审查制度，其名称是监督宪 法实施。中国宪法本身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并且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一 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等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此外宪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现行宪法中以上五个方面内容，我们可把它们比较具体地区分为传统宪法要素与创新性宪法要素。我们有理由说，所有这些要素都为中国经济30余年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它们角色有所不同。
    　　
        传统宪法要素对中国已有的经济成就，贡献了一部分基础性保障功能。如果从“模式”角度看问题，上述传统宪法要素聚合在一起是可以算模式的，它发源 于20世纪初期的苏俄，到中国后先影响国民党，后影响共产党，其基本特征在中国过去的60余年一直相当稳定。中国传统宪法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统一的国 家意识形态；一党固定执政；以执政党的财产与国家财产不分为基础的党国体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以国有经济国为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按劳分配；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大制度；民主集中制；权力几乎不受限制的政府等等。
    　　
        但是，事实表明，传统宪法要素不论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其经济促进功能表现十分有限，且没有特别成功的先例。根 据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室主任李新教授的研究，“1950－1990年期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50年代后半期经济增长达到峰值后逐渐下 降，到了70年代末以后经济增长趋于停滞。”这个年均增长率为3.53%的速度显然不算快，至少大大低于普京执政8年年均7％的速度。至于说到苏联历史上 两次类似于中国1959-1962年的大饥荒和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情况，都属于比较常识性的知识，这里就不多说了。中国改革开放前GDP的实际增长率年 均2.5%，这个数字前面已交代过了。
    　　
        总体看来，推动中国过去30余年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关键要素，只能是传统宪法要素之外的创新性宪法要素。这些创新性宪法要素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中 心；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 利和利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逐步加强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障。
    　　
        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似乎有意无意忽视了以上事实，把30多年来中国GDP持续高增长的“功绩”，都记在传统宪法要素的功劳簿上，近乎完全抹杀创新性宪法要素的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不符合事实，不符合逻辑，让人很难理解。

五、超越“模式”思维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原因
   
        超越“模式”思维，主要是要超越“政治正确”的标准和两极化的思维定势。
    　　
        从种种背景资料看，华盛顿共识原本是经济学者主导拿出来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单纯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意见或建议。但随着冷战将近结束，这个问题后来显得 有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其标志是政治学家从经济学家那里接过了话语权。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我们正在见证的可能不仅仅是冷战的终结，也不仅 仅是在经历冷战后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而是在终结历史。也就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过程的终结点，是人类最终普遍选择西方自由民主体制作为自己的治理 形式。”福山教授进一步认为，从此，“两种对立制度之间的斗争不再是当今时代的决定性的倾向”，这是“西方的胜利，是西方理念的胜利”。此即所谓历史终结 论。福山教授认为，“卡尔.马克思是历史终结论的最著名宣传者”，只是，卡尔.马克思认为历史应终结于共产主义，但其实际的终结点却是自由民主体制。
    　　
        当今的“中国模式”研究，虽然参与者都说是讨论社会的经济发展，但其实主要谈的政治乃至意识形态内容。这种讨论实际是弗朗西斯.福山之历史终结论 的继续，不是华盛顿共识的继续。这一点，从现在谈论这个话题的人们大都来自经济学之外的专业领域这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或许，探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应该更多地运用理性、注重事实，不宜过于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否则研究者势必被“政治正确”的判断标准所绑 架，难以实事求是地做结论。“北京共识”原本是借助华盛顿共识和历史终结论的较高知名度发出的一种专业化程度很低的异见，但它却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明显 具有公关广告的外观，与学术关系不大。所以，一般说来，任何人乐于提出和使用以“北京共识”为依托的“中国模式”这个术语，其本身就预示着对中国经济成功 这个事实后面无数背景性因素中少数几个的特定偏好。这种偏好极可能妨碍有关学者实事求是探讨现象与决定其现状的其它因素之间的客观联系。
    　　
        我充分注意到，中国有些学者对“中国模式”信心满满。已有新加坡学者指出：中国有些学者相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已经颇具 竞争力”；“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但是我得说，我既不相信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也同样不相信“中国模式”的魔力。“中国模式”论者看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宪法要素的联系，似 乎失之下结论过于简单、匆忙。经济高速度增长原因很复杂，宪法性因素只是其中一部分。中国这30年多来在发展经济上确实做得很成功，但是否可以把一段时期 内GDP年均增长率高低作为判断宪法性体制优劣的最根本标准？这恐怕不行，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以GDP之偏，概社会发展之全。正因为如此，中国最高领导层 现在正强调科学发展观，其中显然包括否定唯GDP主义的内容。
    　　
        在从制度或体制上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解释方面，前引的一些褒扬“中国模式”的观点，在方法论上的缺憾比较明显。其方法论缺憾的第一种表 现，是孤立地、表面化地看问题。在有关学者看来，既然中国GDP年均增速度这30余年比资本主义国家快，而中国所处的宪法背景又与美欧等洲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同，那么这种增长差异一定是双方之间的体制性差异造成的。
    　　
        按上述思想进路，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性体制相对照，两者不同点之所在，就是中国的优势之所在：中国实行一党固定执政，资本主义国家多党竞争 上位，因此，一党固定执政优于多党竞争上位；中国各级各类政治领导人和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的人选由执政党事实上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由竞争性选举产生，因此， 执政党决定人选优于竞选产生的人选；中国国民经济以国有制为主导，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制或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因此，国有制优于私有制；中国搞权力近乎无限 的高价强势大政府，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廉价且权力受限的小政府，因此，高价强势大政府优于廉价且权力受限的小政府；如此等等。这样看问题，显然是把没有直接 因果关系或只有很少因果关系的不同现象强拉硬扯拼凑在了一起。
    　　
        由于缺乏历史深度和过程意识，一些“中国模式”论者看不到中国传统宪法要素逐渐减少、创新性宪法要素不断形成和增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宪法 要素总体上与华盛顿共识确立的指标逐步接近的过程。我们可以华盛顿共识中涉及的几个显性的宪法性要素为实例，具体看看我国传统宪法要素向其逐步接近的情 况：华盛顿共识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出现了私有企业从无到有的大量事实，而且很多国有小型企业甚至中型企业都从国有变成了私有；华 盛顿共识主张贸易自由化，而中国30余年来一直在放松外贸管制，采取了加入WTO这种走向贸易自由化的决定性政策措施；华盛顿共识主张放松政府管制，中国 原来搞以统制经济著称的计划经济，到1993年修改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定性地放松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制；包括中国1982 年宪法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原本根本就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概念，但中国于2004年修宪增加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如此等 等。
    　　
        各种劳动者是全部生产力中最核心、最能动的部分，只有解放人的思想和行为，生产力才能获得解放。卡尔.马克思在谈到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的经济高速发 展时写道：“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 绊”。他这里说的就是打破旧的社会制度的束缚。这还不够，还要解放思想。所以，那个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 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黄卧云：体制标本王立军

发布时间：12-12-24 来源：共识网

        在政治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创造物，在我们身上有深刻的体制烙印。王立军 的意义在于，不但体制塑造了他，而且他也充分适应体制，两个方面恰到好处地结合使之成为体制的宠儿，而最终又成为囚犯，完成了一个官员极有典型意义的人生经历，因此他身上集中了体制的全部电码，是体制的最佳标本。在官场，短期内飞黄腾达的人远不止他一个，但比起靠强大背景获得上升的人，他的平民出身多了不少传奇色彩；比起靠花大把钱财买来的高位，他的自我奋斗显得不同凡响。什么人成功，用什么方式获取成功，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制度的性质、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判标准。翻译这本王氏电码就能一清二楚地看到体制的全部病症，看清改革的路线，就像一位熟知病人情况的医生知道如何进行外科手术一样。

　　天才的小说家也不能创造出像王立军这样的能够如此集中反映体制特征的人物。俄国久负盛名的作家契诃夫所创作的两个经典形象，变色龙和套中人，被认为是生动刻画出了在沙皇专制的重压下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性格：奴性十足，胆小怕事，但又忠实而卖力地维护着专制。那位把自己总装在套子里对任何违反和偏离官方规章的事都忧心忡忡、对任何新事物都神经过敏的中学教员使整个小镇的人都生活在他的阴影下，全城的人都变得谨小慎微，诚惶诚恐。但读者无法从他们身上了解到那个时代的大人物，顶多只能从将军家的狗那里去间接感受它的主人的权势。王立军不同，他集大人物和小人物于一身，我们从他身上既可以感受到作为直辖市公安 局局长、副市长气焰高涨的权势，又可以体会到他作为恩主家奴的卑微。

　　王立军的成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陈永贵、王洪文、张铁生是另一个时代的成功者，他们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在那个变幻莫测、但又定于一尊的时代才能造就，随着那个独一无二的时代的谢幕，他们的政治人生也就谢幕，他们独一无二的成功也不会再现。王立军却不是由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按照官场上的游戏规则设计自己，他的成功只是由于他在游戏中更善于利用规则。作秀是近20年中官场最常见的政治技能，珍重政绩表演是官员获得升迁相当重要的一种游戏。凡权力所及的地方都是他们表演的舞台，他们所有能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是他们的表演道具。王立军的过人之处，就是把官场通用的政治作秀技巧发挥到极点。他的道具是警察，武警，冲锋枪，越野车，装甲车，还有打手。他是一个非常有表演天赋的人，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表演家，他使本来一件在别的警察做起来不过小事一件，在他做来就变成十分富有英雄气概的举动，据《南都周刊》报道，即便是抓捕一个小偷或者一名走私者，他也会带上大队人马，开着“沙漠风 暴”，携带冲锋枪前往，对嫌疑人施加最大的压力，然后奋不顾身地冲过去拿下嫌疑人。他在重庆组织的第一大战役是“缉枪治暴”之役，他动用专列运送上千名特 警和武警赶赴现场，对一个山洞实施了爆炸，一举摧毁由自己事先布置的“地下兵工厂”。正是这种常人所不敢为的表演，让他获得了常人所不敢想的荣誉和地位。 他不但拥有一大堆诸如“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等非凡的荣誉称号，更是一路官运亨通。

　　他英勇的一举一动都被他带去的记者拍摄了下来。王立军的行事风格一方面极尽夸张之能事，另一方面又夸张而不显荒诞，夸张而凸显个性。低调是时下官场的流行风格，它背后的理由可能各有不同，但又彼此心照不宣。不难想象，有时在表面的低调下则是隐藏着胆大妄为的腐败。一个高调、稍事张扬但分寸把握得当、略显另类的官员，这时倒更能获得组织的特殊青睐。

　　官场上的人们对形式的需要远胜于对真实的需要，对表面的需要远胜于对实质的需要。正是对形式的特殊偏好，使当局热衷于追求声势浩大的场面，运动于是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仪式。它也是官员喜欢使用的推动工作的法宝。生产“大会战”是毛泽东时代最常见的场面，各式各样的运动更是在大陆中国不间断地上演。重 大的政策部署都以运动的形式展开。重庆将“唱红”变为运动，无比展现排山倒海的阵势，它的“打黑”同样通过运动的方式要显示摧枯拉朽的气势。

　　运动式“打黑”对王立军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公安部门经常性地开展各类专项斗争，如追逃专项斗争，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打黄扫非专项斗争，王立军不但亲身经历，而且具体部署、指挥、落实，每次都重拳出击，积累了丰富的运动经验。快速出击、异地关押、刑讯逼供、短期内摧毁大量犯罪团伙，是 他多年职业生涯中打出声威、警威的基本招数。2009年6月3日发生在重庆的一起枪案成为王立军拉开重庆“打黑”序幕的契机，两天之后，即宣告第一批黑恶团伙的首犯落入法网，紧接着，随着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黑势力的首犯，一批黑势力团伙相继进入公众视线并被灭掉。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文 强，以及他的一批公安局的心腹骨干--文强团伙--作为黑势力的保护伞被收入法网，标志着重庆打黑进入高潮。打击黑势力的重点领域由此从商界转向警界内 部，成批的警员从警察队伍中清洗出去。

　　王立军冲冠一怒的治警风暴和打黑行动轰动全国，打黑英雄王立军的名字在各类媒体上占据着显著位置。在一个普通大众对贪官污吏和官商勾结满怀愤恨可又无可奈何的社会，官员的意外死亡都会引起大众的快意狂欢，他们看到众多的富豪、高官、警察被收拾，无不报之以热烈地欢呼，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恶人遭到了报应就是一场胜利，谁能让他们暂时享受胜利的快感就是希望之星。

　　铁碗权力在中国永远都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官员也乐于表现自己说一不二的魄力和权威，城市规划一定是大手笔，城市改造必须大拆大建。一个有魄力的官员不会把节制当作美德，不会把约束看成必要，相反认为它们妨碍了自己的魄力，影响了工作效率。对魄力、权威和工作效率的追求，使他们中一些人迷恋于极端手段。王立军对常规行动感到不耐烦，他“希望在打黑中听到枪声”。为了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破获大批大案要案，他私设令人恐怖的打黑基地，重用酷吏，动用酷 刑，直至2009年关押了当事人的辩护律师，他说，“对这些流氓律师不能客气，坚决打掉”。2010年他获得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山城重庆成为了一座警察城市，王立军的权势炙手可热，他的意志就是法律的意志。一切不利于打黑的声音都必须消失，在网络上发帖对打黑稍有异议者就被送 去劳教。他全面利用公民的金融、电信数据信息编织一张覆盖全市的监控网，并实施非法窃听活动。高压和恐怖统治却给了大众一种秩序感，因而受到重庆不少市民的称赞。一种流行已久、且至今生效的理论，对少部分人实施打击正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时重庆的官方媒体对打黑的报道就是使用这一专政理论，称重庆铲除黑恶势力是向公众表明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政府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强权践踏法律和社会秩序，损害人民利益”。专政理论不但与“依 法治国”水火不容，而且给人民的道德认知能力带来了持久的伤害，它使民众失去了对自我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的应有同情和关心，它实际上教导人们的是这样一种狭隘的生活哲学，只要自己不是被打击的一小撮和极少数就万事大吉，它也严重阻碍了人民的法治意识的形成，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强权保护之下。即使王立军大肆使用残酷手段进行刑讯逼供的事实已经暴露与天下，他的拥护者仍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那些遭受酷刑的极少数是罪有应得。

　　人们认为，薄、王在重庆是文革复辟，但其实所谓“重庆模式”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基本模式，不但唱红一直和政治保持着联系，而且运动的方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重庆的共富工程和各地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并无区别。重庆模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动静，只是因为它放大了基本模式的某些方面，另外一个重要因 素，是重庆主政者有其他地方的主政者所没有的锋芒毕露的强硬个性，以及由更强的政治人脉资源带来的更大政治能量。如果说重庆模式是文革的小版本，那也不是 复辟，而只能说明文革本来就没有真正消失过。文革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治，人治没有改变，文革就没有死去。

　　枪杆子和笔杆子形成权力体制的左膀右臂，文革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只是现在在机构设置上已经固定，在人事布局上已经定型。一般地说，在地方党委政府 的权力结构中，宣传部部长和公安局局长都进入党委常委班子，分享决策的最高权力。公安局长不仅指挥着一支一般意义上的警察队伍，还指挥着一支特殊意义上的警察--武警部队，宣传部长是当地引导舆论、管理舆论的最高长官。王立军不只是一名优秀的公安局长，也是一名出色的宣传部长。他组建了一支新闻宣传队伍， 他为新闻宣传定调，他统一报道口径，他决定报道什么和不报道什么，他亲自审查稿件，他向新闻界提供有关重庆打黑和警方报道的新闻通稿。他还组织专家研讨重 庆打黑模式。一时间，有专家学者乐意为他效劳，热情洋溢地讨论和颂扬“立军新政”，有中央级的大型媒体主动为他服务，有数十所高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纷纷聘请他担任教授。对于唯一他无法控制的网络，他便采取官方通行的渗透办法，即组建庞大的网评员队伍冒充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大量发布赞美重庆警方的“正面信息”。在精通所有引导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并炉火纯青地加以应用方面，他绝不亚于任何一个省市的宣传部长。

　　运气、能力从来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能力有各种各样的，科研能力，学术能力，创新能力，包括了十分广泛的方面。在当代中国仕途的跋涉中，某些能力特别重要，要而言之就是适应体制的能力。同上司吃吃喝喝的能力，善于领会上司意图的能力，为领导跑腿的能力，都是需要具备的最基本功，但只有这些能力，虽能获取小成，终究难成大气。善于按照体制的需要包装自己，才是真正懂政治的开始，这种人比第一种人肯定走得更远，不过，虽登堂但犹未入室。决定一个人成功入室的最为重要、重大、关键的因素，是他有不有能力进入某位主要领导人和大人物的“生活圈子”。生活圈子远比单纯的“工作圈子”重要，只有生活圈子才构成真实 的权力圈子。记得许多年前在同一个朋友的一次聊天时，他说到官场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要走进领导的私人生活。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组成的圈子，其行事方式不是依据原则，而是依据利益，甚至是不可告人的苟且之事。圈内成员呈现等级秩序，构成上下依附关系。圈子一环扣住一环，他既有向上的圈子，也有向下的圈子，他依附于人，是上司的心腹，同时也被人依附，有自己的心腹。他所进入的圈子的高低，决定他在仕途上能获得的职务的高低。王立军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他进入重庆市主要领导人的私人生活之后。王立军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时获得了薄熙来夫人谷开来的信任，到重庆任职后他就成了薄家一个重要的帮手和常客，这时， 他也达到了大权在握的人生顶峰。而当薄熙来同他的私人关系完全破裂时（标志性事件是落在王立军脸上的重重一记耳光），王立军不但仕途已经终结，更是性命难保。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作秀石破天惊，逃出严密的看守，一路狂奔进入美国领事馆。从他擅长表演的人生来看，这是他堪称神来之笔的颠峰之作。

　　2012年9月24日，成都中院以徇私枉法、判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判处王立军15年徒刑，而3年前的9月26日，文强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 组织罪和涉嫌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被警方执行逮捕。王立军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评价涉黑警员“打黑，比黑社会还黑”，引来无数叫好的声音，这句话用在王立军自己 身上同样非常贴切。

　　相比王立军，文强的人生缺少传奇和，缺少精彩故事，他最能让世人记住的创意是将2000万赃款藏匿于鱼塘之中。但二人的官场人生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 他们都曾是打黑英雄，他们都犯有徇私枉法罪、受贿罪，他们也都与不少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文强的由本地人组成的把持重庆警界的团伙同文强一道覆灭，之后，王立军和他的老家东北籍人士组成的团伙把持了重庆警界，他们也在王立军出逃后全军覆灭。

　　再把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范围，投向整个官场。王立军除了他参与谋杀英国商人和躲进外国领事馆脱离了常轨外，其他的职务行为都属于官场常规动作，只是他做的比一般官员做得更加出色。比起许多官员各类蹩脚的、千篇一律的、毫无创意的廉正秀，王立军的英雄秀显得更有特色；警察使用刑讯逼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王立军的刑讯逼供更有效率；为了特权而投机钻营、甘愿为奴者，天下滔滔皆是，只是王立军运气更佳抱住了大树；许多官场通行做法，诸如弄虚作假，伪造民意，捏造政绩，封杀真相，以言治罪，王立军都如法炮制。从体制内的观点看，以体制内的价值观衡量，王立军完全是一位优秀干部，他获得体制内的大量荣誉和激赏乃实至名归。对于熟知体制特点的我们，认为王立军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对于一个不了解这个体制的人，就无法理解王立军的成功。王立军身上反映出来 的是不但恶劣而且低劣的官场生态，腐败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在这种生态中，个人利益至上，人们践踏法律，蔑视人权，总之，它缺乏最起码的政治伦理。王立军作为体制的大受益者、体制的忠诚卫士，在遭遇生命危险时，却作出了同体制的受害者、长期受到严密监视的陈光诚一样的选择，要求美国保护，表明他完全不信任 他所维护的体制。事实证明，他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自己。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信任体制但又尽力维护着体制，目的只是从体制中最大限度地榨取自我利益。

　　在所有民主国家中，每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政党都必须实现自我约束，具有被公众认可的政治理念和良好的集体声誉，否则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前途。一二 百年来，在竞争执政权的过程中，政党活动产生了一套与公众期待相一致的政治伦理，包括：把促进国家利益作为共同准则，党内对一套共同原则的认同，党派竞争 超脱卑劣自私的宗派斗争，允许分歧和宽容异见，以坦荡与和平的方式争取权力，尊重少数的权利，政治与财富相分离等等。纳粹党和苏联共产党彻底屏弃了这套伦 理规范，排斥党派竞争，消灭自由，打击异己，后者则完全沦为一个腐败的特权利益集团，而不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组织。它们将作为人类政治史上的悲剧被铭记 下来。另一类政党，如中国国民党和南非国民党，它们从自利党完成了向正常政党的转变，展现了人类精神值得信赖的一面和向善的巨大潜能。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官制改革作为最低限度的起点——它也是戊戌变法的起点。反腐败、官员财产公示是恢复分配正义最低要求，但无法以此推动政治改革。官制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必须引入民主选举和竞争，把选择权交给人民，没有民主选举和竞争机制嵌入的改革，无论是枪毙文强，还是拿下王立军，都不可能使不堪的官场现状有丝毫改观，更不可能改变根深蒂固的官场价值观以及基于这种价值观之上的政治体制。

李伟东：关于重庆模式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2-12-12 09:19 来源：共识网

　　------在“依法治国与重庆教训”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接触重庆模式的，当时出了一本《重庆模式》的书，我去参加了那个书的发布会，我是那个会上唯一质疑重庆模式的。当时重庆方面还如日中天，我的说法也不敢过于激烈，只能在会上和我的新浪微博上以冬眠熊2010的名义，公开说重庆模式是一种行政主导的而且最终会走向国家主义的一套模式。 翻成今天可以公开说的话，我其实就在说它是一个准法西斯模式。后来我还去重庆跟当时的红色卫视有座谈，我说，你们这个模式有两点要小心，第一现在设计的金融循环将来很难画圆，可能造成重大亏空：第二这样一个行政主导的模式是跟我们整个党倡导的市场经济和法制是有某种背离的，因为当时打黑的内幕还没有揭出 来，我也不知道，我就说你们现在打黑，整顿一下市面，在短期净化社会的意义上勉强可以接受，但长期这样下去是违背法制的。同时我还说，这样一套模式运转到最后，可能跟市场经济、法制社会以及民主方向都是相悖的。这样的私下批评在当时是不会被认同的。从那之后我就转向了公开批评，虽然微博经常被删贴直至封号，但还是有很多网友看见并听进去了。

　　今年2月6号王立军逃馆之后，我从2月8号开始在新浪和腾讯微博连续以“午夜政治观察”的名义，每天两到三条分析案情走势和重庆模式的实质，当时全国每晚有数以十万计的人看我的微博，直到5月初被封号。

　　我曾说重庆模式就是一种通过“大老虎（权贵资本）打小老虎（民营资本）”的方式掠夺和毁灭民营经济，重塑国企（权贵资本）主导和个人极权的模式，同时 用扫浮财得来的钱给民众若干好处（后来揭露的事实是连做这个都是财政出钱，而打黑得来的钱都在打黑机关藏匿着不知干什么了），以重新赢得合法性。这样做短期内会赢得民众的某种支持，但长期看民众仍然处在一个极权体制的奴役之下，极权者随时可以为所欲为，造成极大的破坏。用后来流行的话说，就是：唱红就是顺我者昌，打黑就是逆我者亡。用胡舒立的话说就是：你们才是黑社会！

　　现在，重庆的案子还在司法调查阶段，这个模式也一直没有受到清算，似乎要用仅仅是刑事案件来遮掩过去。我说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本是同根生，一个基本立场就是大家都是毛这条线上走上来的，批了这个根子，大家就都没了合法性。而重庆模式不过是所谓中国模式的缩影和极端版。现在总体上是一条中左道路，按照国际标准可以叫做中右道路。而法西斯是极右翼的民粹运动，按照中国的标准来说就是极左翼的民粹运动。因为本是同根生，所以对极左的东西，上面都看成是家人胡闹，适当压制就可以了。但所有向右偏的都是非我同类，其心必异，全是敌人。60多年来一直把右翼思想当成敌对势力，该打的打、该压的压。这样一个思维惯性，无法保证他们不在混不下去时再次祭起没有薄的薄路线。所以认真反思和清算所谓重庆模式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执政集团如果不能对言论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容纳国际公认的意识形态，将面临极为困难的境地。你不以它为主导也没关系，反正是国际上大家都认同 的。你非得置外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才产生了薄现象、产生了重庆模式。重庆模式不过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极端版，再怎么命名实质都是一样的。搞成他这个样子就是法西斯模式，这难道不是邪路吗？

　　关于未来，我在微博上多次说，有可能接近于新加坡模式，即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有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政治清廉和言论自由。如果能先走这样的道路也可以，但最终目标一定要指向宪政民主。现在先用两年左右时间建立起一个威权体制，然后逐步向宪政民主努力才有希望。如果不走真正民主的道 路，面临的局面一定是崩溃性的，谢谢！

《南都周刊》：起底王立軍（之一）

 

戴按：南都周刊的王立军专刊，非常值得一读。从内容到文字，堪称上乘之作。

近闻中宣部 下令收回此期南都周刊，很可能是担心此文有损重庆乃至全国公检法的形象，讳疾忌医，不足为训。反过来，这也说明薄熙来事件並非局限于重庆一地的孤立现象。

王立军究竟是个什么人？

出走美领馆之前，他被视作打黑英雄和公安英模；之后，他成为四罪加身的罪犯；在媒体和网络上，他永远是争议的中心、舞台的焦点、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南都周刊》特派记者遍访重庆、铁岭、锦州、合肥等地，历时近一年，从尼尔•伍德案前后的变局开始，追溯王立军从铁岭到锦州再到重庆这二十八年的从警历史，分别从打黑、治警、文宣、专业技术、成名史以及语言艺术等七个维度，深度解剖这位警界传奇人物的个性风格、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和他所奉行的哲学语言。

王立军是如何炼成的？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凭借三套王氏刀法，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除却其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外，又是哪些力量把王立军推上了神坛？

文 石扉客

【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53岁的王立军毫无疑问是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从1984年的最基层警员开始，直到2012年2月2日被免去警职，28年间，他历任派出所长，刑警队长，县市级、地级市、直辖市公安局长，一直到扛上地方警察所能达到的最高警衔：副总警监。

他曾经权倾一时，有过众多显赫的头衔：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重庆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分管政法维稳的副市长。却又在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

他曾被媒体和网民奉为打黑英雄，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人民卫士、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却动辄劳教监听，涉嫌刑讯逼供，崇拜戴笠、胡佛和普京，并毫无悬念地“和数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

他号称法医专家，身兼真真假假多个硕士博士EMBA学位，29所大学的教授博导研究员，一百多项专利，多家国际学术组织负责人。却又被指外号两个合不拢：“嘴巴合不拢，解剖的尸体合不拢。”他的身边人指证他不懂英语，不会上网。即使是网络上的新闻也必须打印成纸质件。

他口才出众，即席讲话感染力极强。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书法作品所在多有。他经历传奇，号称唯一活着的公安一级英模，被黑社会500万悬赏项上人头的打黑英雄，到西西里岛和黑社会分子谈判过的打黑专家，和执行死刑前的要犯如刘涌、文强等唯一有过秘密谈话的人。但被他打掉的所谓黑社会团伙，却屡屡鸣冤叫屈甚至已经平反昭雪。

他至少有四个名字。一个是众所周知的“王立军”；一个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乌恩”，暗指他简历里的蒙古族血统；第三个是极少有人知晓的笔名：莅銞（即立军的谐音），这个用字生僻的名字多出现在《警察文化沙龙》、《视界》等内部报纸、画册、书籍、贺年卡、明信片等总策划总编辑的位置上，显示他的文化修养；第四个名字则是雅好书法的他在留言时喜欢用的“龙山书人”。龙山，即龙首山，是他发迹的故乡、“大城市”铁岭的一座名山。似是巧合，他离开铁岭后任职的地方也各有一座山：锦州是闾山，重庆是歌乐山。调任重庆时一篇讲话里，他曾写道“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闾山”。

在重庆成为他不受制约的大舞台之前，铁岭是他的小学，锦州是他的中学，从铁岭到锦州的二十四年间，他完成了内功外功的修炼，而重庆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则成了他把辽宁经验搬来、放大并恣意驰骋的大学。

【王氏刀法】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的江湖秘诀，是三套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

打黑是他一生功业的基础。追溯历史，王立军打黑，始于1994年在铁岭的919打黑案，发展于任职铁岭和锦州期间的数次抽调到外地打黑的“灭火队”经验，最终于2008年调任重庆后，获得了登峰造极的大发展。纵观这些打黑过程，王立军式打黑的秘诀，在于以下几个要素：全民动员的运动式打黑，一插到底的专案组模式，异地用警和武警介入，异地关押和刑讯逼供。在《从铁岭到锦州》、《打黑》这两篇中，读者将看到本刊记者对王立军打黑史的忠实溯源。

王式打黑，刀锋所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2009重庆打黑高峰时期，三百多个专案组按ABC三类分级管理，云集黄龙路555号，以091等十六个重点专案组为先导，主控了从文强到李庄的所有大案要案。当其时也，安徽、山西、广西等外地警方纷纷组团前往重庆学习取经。而王氏打黑的套路，也伴随着王立军盛极一时的荣光，不再局限于重庆。

对外是打黑，对内则是治警。

作为名声在外的“个性化”官员，王立军习惯对传统的警队体制展开雷霆般的冲击。在辽宁，他搞“查摆剖析”，搞责任倒查机制和就地“扒皮”，搞交巡警体制改革（见《从铁岭到锦州》）。到重庆后，这些得到更高强度的放大，一律先就地免职的全员竞聘机制给重庆警界带来的冲击之大，超出想象。《王立军辞典》一文中收录的“胜在起点，败在终点”，“不要潜规则，要元规则”等王立军语录，即是彼时情况的生动写照。

完成基本人事洗牌后，警营文化沙龙成为王立军文化治警的重要平台。而大规模招聘研究生以提升警队学历水准，也是文化治警的重要内容。王言必称文化承载力，“文化承载力决定警务生产力。”另一方面，以号称建设亚洲最大警局为口号的“警务大跃进”，斥资数百亿的近三十个大工程，以及“警察人民公社”，也自此拉开序幕。

市局政治部和纪委两个部门成为他的两大抓手，即所谓“双轮驱动”，前者掌握帽子，后者掌握棍子。问责一出，闻之色变。而对各项专报的批示以及市局警令部专项督办，对他写的、说的一一对照落实，一律发放督办书，则成为他的主要治理工具。王立军精力过人，平均每天要批示一百多个文件，对文件的内容和形式要求极高，对纸张，质地，抬头，格式，字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会成为打回重写的理由。

短短三年间，多管齐下，通过一次又一次严酷整风，王立军在重庆警界树立了说一不二的权威，警员们称他是货真价实的“王”，就是王法，一些高级警官称去见他也是“上朝去”。《治警》一篇中，对此有生动记录。

包装是他的第三条路径依赖。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就深谙包装之道。他个性中的演艺人格和略显夸张的行事风格，本就容易成为媒体猎奇的焦点。从早期持枪跃马的小马哥形象，到中期荧屏上亲自演绎的英雄热泪，再到重庆时期的偶露峥嵘，这些王立军极为重视的塑形工程兵分两路，外宣倚重本地媒体和关系媒体的定向报道，内宣则地毯式覆盖警界公安内网，以及呈送他一个人的专报、快报等，收效奇快。而他的文宣团队，私下自嘲每天都在办一份《顺天时报》，搜罗网络声音以塞上听。《化妆师王立军》一文，对此有条分缕析的记录。

打黑后期筹办的重庆打黑展，利用内外宣之间的政策缝隙，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重要客人前往，成为重庆三年间最为重要的外宣平台。一时之间，上午听书记市长介绍“五个重庆”，下午到重庆市局看打黑展，晚上到大会堂唱红歌，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备三部曲。

刻意筹建的女子交巡警特勤支队和遍布全重庆的近500座交巡警平台，是对外集中展示的两个重要平台，也是不惜血本的形象工程，在赢取眼球方面，为王立军立下了可与打黑展媲美的汗马功劳。

他对形式感的要求，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警车摩托车直升机，钢盔闪亮警灯闪烁，人海战术的大场面，整齐划一的画面感，覆盖了从抓文强到抓李庄到春节团拜会的所有重大场景。他违反警务条例，为女子交巡警修改警服和警车样式。重庆市公安局的底楼车库，也依据他的审美趣味，被改造成了类似华西村文化快餐的全球警察博览。

而最突出的形式感，则是他对学历与学位的迷恋。一个只拥有初中学历的转业军人，在通过自考与成教获取了中专与大专文凭后，在十余年时间里，通过在某校学习、进修、开会，或洽谈合作后，通常会在该校担任教职的“王立军定律”，相继获得了数十所大学荣誉教职，成为世界级刑侦与法医专家。王立军的学历技术与官位级别的平行发展路线，既是当下官场与学界联姻的典型道路，也打上了充满个人化色彩的王立军烙印。《学者王立军》一文，详尽描述了“王立军定律”以及王立军式的学术道路。

2008年，从辽宁转战重庆的王立军，挟三套王氏刀法南下，开始了在重庆浓墨重彩的三年，在重庆，他三年之内连升四级，其实际权力，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也是没有监督，无法制约，无人敢当其锋的三年。在2011年5月升任副市长后，若非尼尔伍德案这个小概率事件，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摆在他前面的就是一条金光大道了。

但即便是在仕途最顺利的时候，王立军自己也未必永葆乐观。在东北打黑时，他感叹自己就如领导嘴里的口香糖，随时可能被抛弃。重庆三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被迫害妄想症的产生，会进而转化成为对更高位置更大权力的渴求。

如果说2009年底的李庄案是重庆形势的分水岭，那么2011年底的尼尔伍德案则成为王立军命运的分水岭。此后，因该案引发的罅隙，王立军与曾强力支持他的市委领导关系陷入僵局，被免去警权四天之后的2月6日，王出走成都美领馆，以和他行事风格高度吻合的“惊天动地爆炸性事件”的方式，亲手落下了王立军时代的帷幕。一桩预先张扬的谋杀案，是如何引发末路逃亡，最终让重庆形势急转直下的？此中缘由，可细看《东窗事发》一文。

【谁把王立军推上神坛】

除却王立军的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的原因外，不正常的干部人事任命和管理体制，是王立军能成为王立军的首要原因。

在重庆，王获得了地方主要领导人的绝对支持，市委书记频频到市局视察，甚至直接介入到局党委的班子成员分工；市政府财政首先保障公安，对“警务大跃进”不计成本天量投入。这种干部体制上的绝对授权和信任，让王立军迅速成为城市治安管理上的第一首脑，也成为主要领导家庭内务治理的重要倚靠，这使得他获得了说一不二的无上权力。这也能理解，纵使上级公安机关不赞同他这套自行其是的高调做法，却也无可奈何。

警权过大的现实格局，和前述不正常的干部体制结合起来，使得王立军如虎添翼。2011年5月以前的重庆打黑高潮时期，王立军并未在政法委和市政府担任职务，仅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就能号令数百家专案组，指挥检法等多家司法系统，在文强、龚刚模、李庄、樊奇杭等要案中，将严重违反程序的王氏打黑刀法强行推进到底，最终使得重庆打黑由法治轨道上的“治安管理”演变成为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社会管理”（童之伟教授语）。

在这种情况下，劳教等短平快维稳手段，监控窃听等技侦措施大行其道，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酿成完全脱离法治轨道的人治灾难。针对嫌疑人，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基地”；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王立军的办法是直接劳教，“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劳教案层出不穷；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在此之外，还需反思的是警媒关系中的畸形生态。王立军现象的造神者——那些有意和无意的媒体以及媒体人不专业不负责任不加甄别的“三不式”包装，使得王立军在铁岭时期就已登上神坛。部分媒体和媒体人，沿袭主流话语里典型塑造的陈旧模式，迎合民粹情绪里的英雄情结，也呼应了王身上的演艺人格，主宾合力用种种低趣味半传奇式的情节来对王做了浓墨重彩的化妆。

这个粗糙的英模妆容，在获得了组织化的肯定与认可后，成为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标兵与模范。体制提供了合法性，也排除了正常的质疑和基于政治伦理的监督与制约。这就不难理解铁岭919案开创的王立军式打黑，最终发展成为他从辽宁到重庆一生功业的路径依赖。也不难理解经历了三轮车夫案的波折后，王立军对媒体包装的作用有了更加心领神会的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自大与自得，也从此时开始膨胀。

到重庆后，这一切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王本人对媒体本就娴熟的操控能力也获得了脱胎换骨的提升。与此同时，学术皮条客的主动介入，运用得出神入化的“王立军定律”，给他换来无数头衔。在诡异的意识形态气氛下，无良文人与江湖学者接踵而至，这些过江之鲫匪夷所思的追捧，将王立军的面目修饰得更加神鬼难测，到打黑风暴告一段落的2010年和2011年，王的形象到达顶峰。

在现行警媒关系中，媒体本就受制于警方的信息控制，因而很难质疑警方，更难质疑“公安英模”和“打黑英雄”主导的打黑治警。无法监督批评，只能锦上添花，最后是警媒双输结局：媒体丧失了甄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天职，警方失去了监督的诤友和纠错的机会。纵观整个重庆打黑期间，从秀山缉枪案的真伪，到文强黎强等打黑要案，到现在已经接近真相大白的李庄案，绝大部分媒体都在盲从于警方提供的信息，听其指挥，为其粉饰，成为王立军的道具。这就不难理解，即便在他出走美领馆后的2012年两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仍可以对媒体振振有词的说：王立军的打黑英雄称号不是市委封的，是媒体和网民、群众给的。

渴望变革的社会情绪也成为王立军在重庆推行“警务大跃进”的社会基础。对僵化官僚体制的不满和厌恶，使得刚到任重庆的早期王立军，获得了警界的支持。中下级警察们把王立军的到来视作一缕清风，认可他公安英模的道德形象与雷霆般的执行力，寄望于这些冲击人浮于事的僵化体制，从而带来警务改革的希望。王的俊朗外表，超强的记忆力和演说煽动能力，事必躬亲的执行力，以及此前包装出来的健康形象，重庆警局在内网和外宣上不遗余力的塑形作为，成为警界内外的王立军旋风，重庆一时之间成为全国警察一心想投奔的延安圣地。在过去三年中，除却王自带的“东北帮”之外，从江苏湖南黑龙江安徽江西等地调往重庆的各省市警察亦不在少数。

【后王立军时代】

无论是那些现在陷于尴尬境地的外地来渝警察，还是曾经拥戴过王立军的重庆本土中高级警察们，在经历了“一场压缩版的文革加大跃进”后，现在已经开始痛苦的反思。“个性化官员”之类以前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称呼，现在闻之惊悚，思之哀痛。 警察们感叹，“现在觉得，所谓保守未必天然坏，所谓改革未必天然好”，“原来元规则就是强者制订的规则，还不如潜规则有底线。”

2012年9月24日，王以滥用职权等四个罪名被判十五年。他的部下、副手和上司，正在和他一起被陆续送进监狱。讽刺的是，他身边庞大的文宣班子“蓝精灵”应他要求所做的详尽“起居注”，伴随着他的夸张个性与行事风格，正和他的罪行一样，以他所未能想到的方式，进入了历史封存，成为别具一格的研究样本。

在重庆公安局内，王立军题名的硕大圆石已经被磨去字样，毛主席诗词墙上的老鹰已被去掉。警营文化沙龙正在改头换面，所有关于王立军的照片都被取下。标志性的“三面旗”，已被换成“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民警核心价值观。“红梅赞”烈士墙也早已卸下，正门内两侧的四块高校和警局科研合作的基地铭石也早被搬走，世界警察文化长廊也已被还原成本来的车库。

与此同时，近千名被错误处理的警察已经平反，数以千计的劳教与打黑案也在接二连三的甄别中。而此前狂飙突进的“警务大跃进”各大项目也大多已喊停。女子特勤支队和交巡警平台这两块打着王立军烙印的样板工程的调整，也已经提上日程。

某种意义上，重庆公安和全国警界都正在进入后王立军时代。所谓踏雪无痕，润物无声，后王立军时代更深刻的变化相信还会陆续到来，更深的内幕也会逐渐暴露出来。但如果对把王立军推上神坛的因素不做认真的检讨，对王立军模式不做彻底的反思，对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和警权过大的司法体制不做彻底的变革，如果健康的警媒生态的建立不早日提上日程，酝酿和产生下一个王立军的气候仍将存在，王立军留给这座城市的伤痕，留在警察队伍精神世界里的惨烈伤痛，仍然会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和深深的痕迹。

起底王立軍之二：東窗事發

王立军突然出走美领馆，令举世震惊，其后顺势牵引而出的一桩涉及英国人尼尔•伍德的谋杀案，更是将薄谷开来乃至她的家庭推入谷底，重庆形势自此急转直下。作为打黑红人，王立军此惊世之举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

主笔_季天琴 重庆、北京、大连、合肥、上海报道

2012年2月15日凌晨5点，《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与原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单线联系的号码上收到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英国人尼尔•伍德在渝被害，其破案剑指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于是王被休假、入美领馆。这既是2月6日王立军出走美领馆后，外界首次听到其消息，也是关于尼尔•伍德案的最早信息。

半年后，薄谷开来、王立军先后接受审判。2012年8月20日，薄谷开来因犯故意杀人罪，一审被判死缓。9月24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受贿，数罪并罚，共获刑15年。

《重庆日报》11月6日报道称，王立军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除上述问题外，王还存在收受他人贵重物品、利用职权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关系等严重违纪问题。

谋划

按照前述判决所示，尼尔•伍德之死，薄谷开来（以下简称谷）是主犯，重庆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张晓军系从犯，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以及李阳、王鹏飞、王智等四个高级警官负有包庇之责。《南都周刊》记者获悉的资料显示，在尼尔•伍德案的策划实施中，原大连实德总裁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见到王立军的影子。

谷徐王三人之间，彼此关系密切。谷、王之间，徐明既是两人的钱袋，又充当了牵线认识的中间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于2006年，“朋友找王办事，他当场就办了，此后我们很熟”。检方指控，徐明也曾出资人民币285万余元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两套住房，并以其岳父名义办理了购房手续。

2007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徐明介绍，与薄谷开来结识。当年，谷身体不适，医生发现在其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合了铅、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边的工作人员称此为12.06案。徐明推荐王立军办理此案。

“后来处理了谷的司机，谷比较满意，后王立军调到重庆。”徐称。

2008年6月，王立军调任重庆市公安局长副局长，颇受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重视。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军一周内在市局召开三次会议，学习薄的讲话。王称，熙来书记要求给他压担子，他本人备感压力。他还提到，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两次跟我谈到担子侧重移位的事”。

此后三年，王立军仕途通畅，从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一路飙升至副省级的重庆市副市长，不仅成为薄治理重庆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内务的重要帮手。

薄谷开来供述，自12.06案后，她和王立军关系良好，“王立军担任了我医疗组的组长，工作之外对我也很尽心，我对他相当依赖，瓜瓜（薄谷开来之子）在美国的安保也是他负责。”因此，当认为尼尔威胁到其子的安全时，谷连续两次向王紧急报案。

尼尔•伍德和薄谷开来及其子的经济纠纷，由来已久。2011年7月11日，尼尔•伍德致信薄瓜瓜，索要1400万英镑的报酬。此前，尼尔曾参与重庆江北区的某土地项目，该项目后搁浅。薄瓜瓜回信拒绝，随后双方多次交涉未果。

2011年11月10日，尼尔再次致信薄瓜瓜，称“如果你言行不一，你将会自食其果。我对你还未完全放弃”。薄瓜瓜回复称，会据此采取措施。尼尔再次致信薄，称“如果现在还不是解决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吧。”

对尼尔的邮件，各人的解读不同。谷报案称，尼尔会“像当年毁掉圆明园一样毁掉薄瓜瓜”。在接到报案材料后，王立军安排副局长郭维国检查薄瓜瓜和尼尔的往来邮件。郭安排网安总队排查，认为事情并非谷说的那么严重，“没有恐吓信息”。

《南都周刊》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庆市委3号楼拜访薄谷开来，3号楼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军办事不力。

在听到谷的抱怨后，徐明受托前去王立军处斡旋此事。王立军对徐明称尼尔•伍德是外国人，不好控制。徐借口称，“听说尼尔吸毒、贩毒”。

徐供述，自己话音未落，王立军说“这就好办了。”

《南都周刊》记者获悉，11月12日，王立军让徐明安排人致电重庆110，举报尼尔•伍德为西南贩毒网重要头目，并按王立军的要求，向王立军手机上发送了举报短信。当天，张晓军以薄谷开来的名义邀请尼尔至渝。

薄谷开来称，2011年11月12日，王立军来到3号楼，和她一起拆装封在红蜡烛里的毒药，中途她手疼，王还查找了氰化物的解毒方法，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泡手。

三号楼勤务人员王昊证实，当天王立军找他要纱布，泡在烧杯里的紫色溶液中，帮谷消毒、包扎。

毒药

2011年11月13日11点35分，张晓军偕尼尔•伍德乘坐CZ8129航班头等舱，由京赴渝。王立军安排郭维国对尼尔进行监控，郭将监控手续放在12•06案中。郭介绍，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操作，因为“这个案子是薄谷开来家里的事，到现在还没结束。”

如果说徐明是谷、王关系的牵线人，那么郭则是谷、王关系的见证人。

郭原为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支队长，作为王立军的下属，曾协助王处理谷家的12.06案。2008年11月由锦州调任重庆市江北区委政法委副书记，历任江北区公安分局调研员、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局长等职，2011年1月，升任重庆市局副局长。

材料显示，薄谷开来称，在郭维国的任命上，她曾向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打过招呼，郭对她比较感恩，她也认为郭很不错，但只能保持和郭的距离，“因为王立军不希望其他人跟我们走近”。

对郭维国，王立军既利用又防备。薄谷开来称，王立军曾告诉她不要跟郭多说，因为此人“不可信”。平时，王又通过郭向其他东北籍干部如原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长李阳、原技侦总队长王鹏飞、原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王智（注：后文《治警》中详述）等人安排工作、发号施令。

11月13日，郭维国安排王鹏飞对尼尔进行监控。薄谷开来供述，当天下午，王立军来到3号楼，告知其在飞机出口处对尼尔的监控情况，称一切都在他掌控当中。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在庭审时表示，为了不得罪薄谷开来，他回避了尼尔•伍德案。谷的供述却称，王在此案中推波助澜。

谷称，当晚8时许，王立军再次来到3号楼，“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材料显示，谷当场还写了一封信，称尼尔•伍德精神不正常，请求公安对她远距离保护。信的原件给了王立军，谷自己复印了一份。

“出门前，王立军还让我吃了一碗面。”谷称。

勤务人员王昊回忆，11月13日晚上，王立军来到3号楼，直接进了谷的卧室，中途还让他送了一碗面进去。

张晓军回忆，当晚王立军在谷的房间里呆了20多分钟，随后喊勤务人员“备车，瓜妈要见客人”。“瓜妈”是王对谷的特有称呼。

为了伪造尼尔•伍德吸毒、贩毒的现场，2011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让张晓军带上一个棕色的VC瓶，里面装有冰毒、摇头丸等毒品。

新华社报道称，当晚２１时许，薄谷开来、张晓军携带毒药和毒品，以及酒、茶等物来到尼尔•伍德入住的南山丽景酒店。谷与尼尔•伍德一起饮酒、喝茶。趁其醉酒呕吐后要喝水之机，谷将事先准备的毒药用酱油壶倒入伍德口中，致其死亡。

资料显示，当晚离开酒店后，薄谷开来通过勤务人员的手机致电王立军，后者未接电话。谷随后致电郭维国，问他“鬼子呢？”“鬼子”为薄谷开来用来称呼王的外号。郭维国随后去王的办公室，说谷在找他，王立军不耐烦地看看手机，说“知道了”。

“我感觉，王立军当时是故意不接电话”，郭称。

谷供述，当晚回到3号楼后，她用“红机” （保密电话）和王立军通话，简略告知了投毒过程。次日中午，王来到3号楼，谷详细告知。王对此进行了秘密录音。

据新华社报道，谷称，当天王立军“让我把案件的记忆抹去。我讲我有点担心，他讲过一两个星期就好了。”

这是一起张扬的谋杀案。郭维国供述，薄谷开来事后跟他提起，人是她杀的。徐明称，谷也曾告诉他，尼尔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跟圣女贞德一样。

谷向徐透露，当晚她上身穿紧身衣，下穿有裤兜的裤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药、茶叶都放在兜里，尼尔喝多后，她把毒药下到茶里，本来一滴就够了，她多下了几滴。

罅隙

薄谷开来、王立军一度关系非常密切。资料显示，2010年1月12日 ，身着红风衣、黑裙、黑色长靴的薄谷开来携其母范承秀，牵着宠物狗，莅临重庆市局，王立军作陪。当天，谷不仅参观了打黑展，还在王的办公室里把玩了微缩骷髅模型，亲手为王制作桌上装饰品。当年8月20日，谷开来到重庆街头探望执勤的王立军，并送水慰问。

鲜为人知的是，谷王两人都有多重身份。2009年1月，市民“乌恩”由辽宁锦州7711部队因退伍、转业迁入重庆。证件照显示，“乌恩”实为王立军。该张身份证由渝北分局签发，属黄泥磅派出所管辖。重庆市局即位处黄泥磅。《南都周刊》记者查实，两张分别署名为王立军和乌恩的身份证，年龄并不相同；当年6月，市民“开来”从北京东城区迁入重庆，迁入理由同为退伍转业，户籍地址也是黄泥磅派出所。“开来”和北京市民“薄谷开来”显示为同一人。《南都周刊》记者查实，这两张身份证年龄都是1963年11月15日出生，而据新华社报道，薄谷开来的真实年龄为1958年11月15日出生。

在重庆市局的一次打黑文学创作研讨会上，谷又变身为将军。2011年10月4日，谷身穿军装、佩戴专业技术松枝叶领花、陆军胸章、副军级级别章，参与座谈会，而座位上的名牌又显示为“开来律师”。除王立军外，参会者有重庆作家协会主席黄济人以及来自东北的作家等人。

他们的外号，也能体现各自在圈子内的地位和关系。薄谷开来母子昵称王立军为“鬼子”， 李阳、王鹏飞、王智称王立军为“老师”。对谷的称呼则各不相同：王立军称谷为“瓜妈”；郭维国称她为“律师”；3号楼的工作人员称谷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开来举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后，称王立军为“老师”的李阳、王智等人既称谷“师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开来看来，她和王的关系，2011年6、7月份出现了罅隙。谷称，自2011年5月王立军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后，想进市委常委没能如愿，“有一次，王立军让他的女儿跟我说，当副市长不如当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场”。

“还有一次，王立军在3号楼告诉我，他能不能进市委常委，就是薄熙来一句话。晚上薄回来我跟薄说了。薄很生气。”谷称。

据新华社报道，当年8月12日，薄谷开来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见王立军，王立军谎称自己在万州，结果薄瓜瓜在夜赴万州的路上差点出车祸，谷因此对王立军很生气。

但这些小插曲，并未影响谷在尼尔•伍德一案上对王立军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尔•伍德被发现死亡后，王立军指派郭维国负责此案。郭召集李阳、王鹏飞、王智到现场。郭称，“我们都是王立军圈子里的人”。11月16日，郭维国等人做出尼尔•伍德系酒后猝死的结论，王立军未提出异议，并同意隐匿谷到过现场的证据。11月17日，王立军将王鹏飞、王智提取的酒店监控录像硬盘交给薄谷开来。

“11月18日，王又到3号楼，说他随时监控这个事。”谷供述称，当晚尼尔•伍德火化后，王立军用红机电话打给她，说了8个字“化作青烟，驾鹤西去”。

到了2011年12月份，重庆市局气氛稍显怪异，有比较敏感的警员预感可能会有事发生。2011年12月11日晚10点，王立军紧急召集市局党委扩大会议，名曰“研究廉政建设”。会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车。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辆武警牌照的车要从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员共同使用，“凡市局领导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车”。

对于在重庆由其使用的几辆奔驰、别克商务车，王称，这些车不能归于个人。他把每辆车都指定给了其他党委成员。

他还在会上解释了研究基金的事。重庆恒德集团总裁王秉文在重庆万科悦府小区购置了三层别墅，捐赠给王立军建设“国际法医人类个体识别技术学会中心”。王秉文为山西煤老板，2009年在重庆茶园新城投资65亿人民币，开发工业地产。

王称，这个价值一千多万的捐赠虽是冲着他个人而来，但“必须交给国家，必须交给社会”。他要求，这些事形成会议纪要，在组织部、纪委要有记载。

据郭维国、王智等人的证词，当时王立军面临的形势是，上级部门正在考察他。

3天后，2011年12月14日，王立军在京开会，原重庆市委组织部主要领导找王智谈话。王智供述，“我以为是谈王立军提拔的事。但是领导告诉我，我有今天的位置，都是3号院的功劳，让我要忠诚。”

当晚，薄谷开来在3号楼宴请李阳、王智、王鹏飞，及原重庆市局经侦总队长李永宁，后者也来自东北。对这场饭局，谷、王双方各陈一词。谷称是受王的请托，代为宴请他的学生。王则认为，这是一场探测口风的鸿门宴。

这顿饭，也埋下了谷、王二人矛盾的苗头。

调解

12月14日那晚的饭局，颇显离奇。酒后的李阳为了让谷放心，让张晓军去自己办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笔录和碎纸机。王智和王鹏飞次日在洗脚房醒来，对当晚没什么记忆。谷则打电话给王立军，称他的学生又叫她师母又叫大姐，“还没刑讯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军通知郭维国把这几个人带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维国带着王智、王鹏飞飞赴北京，李阳也于下午赶到，向王立军请罪。王立军责骂了他们的不得体，也提醒他们，“昨晚的酒被下药了”。王鹏飞说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证王的说法。李阳则认为，当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王立军对李阳尤为生气。李阳供述，王立军骂他表功，问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单飞，想单线联系3号楼。

郭维国推测：“王立军想通过11•15案控制薄谷开来，达到个人仕途目的。李阳在3号楼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坏了王的计划和步骤。”

据新华社报道，王立军认为，应该是12月15日他当着郭维国的面责骂王鹏飞、王智的话传回了重庆，“从12月14日以后，谷开来就跟我变脸了，开始对我防备。”

2011年12月底，谷调换、审查了王立军身边4名工作人员。张晓军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军在北京开会，薄谷开来以其贪污腐败为由，带他查抄王的办公室。当天从王的办公室共抄走六十多双皮鞋，七八箱衣服，几十瓶香水，烟酒、补品、手表、金银若干。

这些举动，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级。徐明回忆，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开来让他到重庆，调解其与王的关系。

面对中间人徐明，谷、王的说法再次不一。谷的说辞是，中纪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办公室，把东西都带到3号楼，是为了保护王。

王显然认为找自己麻烦的是谷，中纪委只是她的托词。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东西列了清单，跟他女儿说他是第二个文强，说中纪委要办他，还让重庆纪委找他谈话。

2012年1月10日，徐明说服王立军去看望住院的薄谷开来。徐明供述，当天，王的情绪还是很大，谷也装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闹别扭的二人。

二人的关系并未因这次见面有任何起色。1月14日左右， 王立军要求王智、王鹏飞、李阳各写一封辞职信，要点有三：尼尔•伍德为薄谷开来所杀，无法立案；谷安排他们做不恰当的事情；在3号楼喝酒，怀疑酒里被下药，心生恐惧。

王智等人供述，王立军并非要他们真辞职，而是利用他们的辞职来向谷施压。郭维国也按王立军的要求，写了尼尔•伍德案现场勘查存疑报告。报告中称，尼尔•伍德案与首长夫人“K”有关。

谷对王也日渐防备。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庆。徐称，王立军跟他抱怨薄谷开来竟然通知进3号楼之前要先报车号，“以前王几乎每天都要去3号楼见谷，都是长驱直入，最近居然被挡，他很生气。”谷也告诉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军给其电话，让他去薄熙来那说说谷飞扬跋扈的情况，替他说说话。徐明认为此举不妥，有挑拨夫妻关系之嫌，予以拒绝。王告诉徐：“你要是去了，就是为了党和民族大义，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会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难收。”

“我觉得他很嚣张，就去了重庆。”徐称，1月28日，他在3号楼见了薄谷开来夫妇。当晚，他还见了王立军。王向其透露，自己当晚见到了薄熙来，并向其控诉了谷的四大罪状：杀死尼尔•伍德；动用“两劳”人员搜查重庆市委秘书长徐鸣的办公室和家；让王立军抓其四姐谷望宁；让王立军抓薄与前妻的儿子李望知。王告诉薄，这些事情他都压着，办理尼尔案的几个警察要辞职，他也一直维持着。

徐明回忆，当晚王兴致不错，说薄表扬了他，临走时还深情地跟他握了手，并说薄对他不错。

翻脸

但事情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点多，他到3号楼见谷，原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吴文康也在场。谷告诉徐，昨晚王立军向薄邀功，列举了她的四大罪状，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维国、王立军都喊去，当场把茶杯都摔了。

郭维国供述，1月29日上午9点，他和王立军一起去市委1号楼，“薄骂王，说他陷害薄谷开来，又说他忘恩负义，越说越激动，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军躲闪了下，嘴唇还是出血了。王立军又向薄解释，和薄出去说话。”

新华社报道称，郭维国在讯问笔录中称，“打了王立军，导致矛盾就公开化了”。当天下午，王立军召集李阳、王智、王鹏飞，要求重新制作尼尔•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开来。

王立军仍未对自己的仕途感到绝望。王智、王鹏飞等人称，王立军并未将此案上报公安部，他并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

郭供述，当天他和王立军返回市局时，他对王称：“这回咱们是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还不如真整呢。”王立军答：“能真整吗？这回也达到80%的目的了，还有20%挂起来了。”

王立军确实并未放弃与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给二人写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号楼薄谷开来处看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表忠心，称所有问题都是吴文康的挑拨。

2012月2月2日上午9点，王立军在市局15楼的局长办公室会见驻渝某部领导，双方讨论的是一个涉及军地双方的强奸案，王透露，这是他“最后一次局长公务”，因为昨天市委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公安局长，而他本人前几天就已经知道这个结果。

2月2日中午，重庆市局召开党委会议，宣布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原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关海祥代替王立军，担任市局党委书记职务。

王立军被撤职当天，王智为表效忠，给薄谷开来写了悔过信。谷供述，“信上说王立军指使他陷害我有7条人命。当天我到市委1号楼去找王立军对质，王打了自己的耳光，辩解不是他指使的。”

据重庆市局办公室民警李娜（化名）回忆，２月４日，王立军还未搬离市局，薄谷开来来访，两人在王的办公室密谈了很久。当天中午，谷、王二人在市局14楼政务接待餐厅用餐，在外的服务员听到了谷的哭声。

2月2日，不再兼任市局局长的王立军，其副市长一职的分工也被调整，从分管政法领域换到分管教科文卫口。据新华社报道，2月初，王身边另外3名工作人员又被非法审查。王感到自身处境危险，遂产生叛逃的想法。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领馆内，王立军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政治避难。后经重庆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劝导，王于2月7日离开美领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

月９日，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开庭。谷在庭审时表示，尼尔•伍德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损失，“我应当承担责任，我将永远难以心安”。提到王立军时，她遗憾自己“用人不察”，“这个人实在太卑鄙了”。

王立军也认为薄谷开来拖了自己后腿。9月17日，王在成都中院受审时称，“这个案件如果不是牵涉到谷，我肯定会安排多管齐下，早就把这个案件查清了。”

在法庭最后陈述时，王立军表示：“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我知罪、认罪、悔罪……对培养关心我的组织、社会各界和亲人，我要在这里真诚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

起底王立軍之三：打黑真相

从“8?12”缉枪治暴案豪赌成功开始，打黑成了王立军在重庆的主要“功业”。2009重庆打黑高峰时期，以091等十六个重点专案组为先导，主控了从文强到李庄的所有大案要案。王立军式打黑，覆盖了治安管理、内部整肃、挤压民营经济、以组织打黑展的方式掌控舆论等多重目的。

主笔_季天琴 记者_龙盛亚 实习记者_唐爱琳、徐雨雯、常晔、王皞 重庆报道

“缉枪治暴”隐情

在重庆故事落幕之前，王立军并未像离开锦州那样，发表正式的谢幕词。

2008年6月，王立军曾在锦州市公安局《警察文化沙龙》上发表《我心永驻》一文。这是他离开锦州的谢幕词。在这篇临行自白中，王称：让我从渤海之滨，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庆，王立军的开幕式是低调的夏季治安综治行动。这个行动虽不如打黑一样为外界熟知，却颇得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赞赏。

2008年11月1日，原重庆市委主要领导数次找重庆市局班子谈话。在场记者回忆，市委领导指着王，对时任市局局长、党委书记刘光磊称：要多给年轻人压压担子。

当月，王立军还在市局开展忠诚宗旨教育，摘录了市委主要领导关于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让民警学习。

在这些铺垫后，王立军在一个涉及军地合作的案子中，打响了他的重庆第一枪。此案也让他履渝后首次在央视《法治在线》和《天网》两档节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军责令成立“缉枪治暴”专案组。为保密，“8?12”成为此次行动代号。参与行动的许令（化名）称，渝湘黔边界枪患曾一度猖獗，经中央政法委牵头三地警方治理，情况大为好转，但王上任后，声称枪患上升3倍多，并派刑侦人员前去渝湘黔边界的重庆秀山摸排。

许称，由于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击技师就是打击造枪窝点”。于是，刑侦人员选好造枪点，提供设备和资金，邀技师重操旧业，并经专案组布局，于2009年1月9日凌晨对秀山“地下兵工厂”进行集中清剿。

一张大幕徐徐拉开。许透露，警方本想申请运兵专列，未获通过，遂以旅游名义申请到了专列。2009年1月7日，装甲车及其他作战车辆先行，车队绵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冲锋枪、火箭筒等各种轻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专列，到达指定位置。

许回忆，行动场面壮观，“炸药轰隆隆响”。三号制枪点在溶洞，随访记者回忆，王立军一度准备用火箭炮炸毁溶洞，因在场的公安部刑侦局领导不同意，此举遂作罢。

许令介绍，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为了让冲突更具戏剧化。

行动收工，王立军出现在秀山花灯广场，装甲车、警车整齐开过，阵仗如同检阅部队。围观的一位当地老者对许令称：一辈子就看到两次解放军进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这次。

2009年1月，重庆警方通报称，在5个月的缉枪专项行动中，缴获仿制式手枪183支。

重庆打黑第一枪

秀山缉枪后，2009年2月，王立军接替刘光磊，成为重庆市局党委书记。现在看来，这是此后三年重庆打黑的起点。

这也是王立军仕途最为顺遂的时期。2009年3月19日，重庆某驻渝部队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身亡。案发后，王立军任专案组总指挥。一周后，他兼任重庆市局局长。

尽管“3.19案”在其任职三年期间并未破获（案犯周克华于2012年8月14日在重庆被击毙，当时王已被免职），此案仍成为王立军对重庆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机。

案发一月余，4月27日，王立军在治安整治动员会上透露，以“3.19案”为契机，警方完善了情报信息，把全市883万重点人口和27万不放心人员全都梳理了一遍，“这在全国是没有过的”。

此案还促成了“警务信息化”。当年5月，在视察网监总队电子证据中心时，王透露，重庆市委开全国先河，把移动、金融几十个部门的数据都整合给公安。他要求，对于被锁定人员，要“法律事权不商量”，意即可上情报手段。他以窃听为例，称窃听就应列为秘密证据。

在“3.19案”完成摸排后，借“6.3案”，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2009年6月3日，重庆江北爱丁堡小区发生枪案，警方为此成立了“6.3”专案组。王未能预料的是，“6.3案”也为后来的李庄案预埋了伏笔，令他遭遇了打黑以来的最大阻力。

在当年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上，王称，“6.3案”前，98%的干警不知要打黑，“6.3案”后，警方第一时间捕捉战机，技侦、网监各警种即时介入，“没一个专案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来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给多少”。

对于打黑对象，王立军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会见《求是》杂志编委郑某时，王不无自得地称，部署打黑时，他一张纸也没有，就说出400多个黑恶团伙成员的名单，“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后，2009年6月25日，重庆警方通报，数十个黑恶团伙的首犯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岳村已经落网。他们皆为民企老板。正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

2009年7月14日，原重庆市人大代表、渝强运输公司老总黎强被刑拘。黎强被抓5天后，王立军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恶斗争会上透露，在出租车罢运期间，黎竟然向政法系统的一个“一把手”叫板，称要在两会上联名人大代表罢免对方，导致该干部拍案而起，称要在两会开幕前将黎抓进监狱。

“我向市委领导汇报时说，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会告诉他，我可以将你击毙。”王称：“大家能想象，黑恶势力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王强调，打黑是市委主要领导的要求。2010年6月，在会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时，王立军称：打黑关键要看执政党的决心。

黎强被抓次日，到渝仅一年的王立军接替刘光磊，兼任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这是继秀山缉枪案后升任市局党委书记、“3.19”案后担任局长之后，王立军在重庆的第三次升迁。

091专案组

如果说“6.3案”打响了重庆打黑第一枪，091专案组则帮助王立军完成了内部整肃的第一枪。

091专案组由原重庆市局副局长郭维国牵头。作为王立军的嫡系部队，091专案组参办了包括文强案、李庄案在内的所有打黑要案。该专案组得名于 “2009年打黑第一号重要案件”，成员包括原禁毒总队队长王智、万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杨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残酷，在内部有“万州熊”之称。

2009年8月7日，在重庆江北机场，数百警员包围飞机，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王立军的亲自带队下，被带上警用防暴车。

2天后，王立军召开警方警示、督办会议。他在会上宣布，打黑除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除铲了文强、黎强等“五强”外，还有公、检、法、司参与的“司法打捞队”，及9名律师。王透露，市政法系统一有级别的干部还为落网的律师鸣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领导带话给该干部，让其好自为之，“现在这人闭嘴了”。

在打黑中，擅长数字管理的王立军，将案件分为A、B、C类。 A类为市局参办案件，B、C类为区分局、基层派出所参办案件。部署打黑仅2月余，2009年8月，王立军在国庆60周年安保工作会上透露，目前除16个重点专案外，其余ABC类案件已达270多个。

在办案透明度极低的情况下，律师依法为其当事人进行的辩护，被王立军视为打黑绊脚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师、“6.3”案首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李庄成为王立军决心清理的第一块绊脚石。

据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专案组民警熊峰等人从龚刚模处获得突破，龚反映了李庄教他编造刑讯逼供的情节。

随着李庄案庭审的推进，“铁山坪”基地浮出水面。这是重庆24个打黑基地中的标志地点。“6.3”案的所有涉事对象在此接受讯问。龚刚模称自己在铁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龚鹏称，专案组用窗帘把摄像头罩住，把他吊在窗户的防护栏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执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录的一份视频中称，他不堪折磨，曾两次撞墙自杀，咬下舌尖自残。

2010年2月9日，李庄伪证罪二审宣判，获刑一年半。李在陈述中留下了“被逼认罪缓刑”的藏头诗迷局。该月月末，重庆召开表彰大会，庆祝“打黑除恶”阶段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李庄案公诉人幺宁获“重庆人民卫士”称号。熊峰被记一等功，从郊县提拔为沙坪坝区刑警支队常务副支队长。

在内部会议上，王立军称，干警为了工作违纪，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确实打得很重，确实构成伤害了，我说那是刑讯，不是逼供。检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诉”。

在杨渝看来，熊峰的上升路径只是过去三年重庆警界的一个缩影，“刑讯逼供、私设监狱之所以泛滥，是因为王立军把恶魔从瓶子里放出来，对他们封官许愿，让他们尽情释放人性的恶。”

“大情报”

对重庆而言，打黑完全成为其进行社会管理的杠杆和抓手，并直接依靠警察部门的扩张来达到目的。

除打黑办案外，王立军还有个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报”。2009年12月14日， 李庄归案2天后，王视察情报信息中心，感谢他们在李庄案中的辛勤努力，并希望他们“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

在当月的情报信息中心启动仪式上，王立军表达了自己在“大情报”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够向它冲击的要毫不客气！

2010年1月，在情报中心组建座谈会上，王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他称，除数字化保障外，勤务也会跟进，市府主要领导已经同意，今年我们招警1.08万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报”专题讲座上，王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进度“有的已经一刀切到网通和移动的中心平台上”，并称大情报应对的是虚拟社会和虚拟群体。在他看来，“大情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难动民心，需要解放军；政府一告急，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透露了“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

在王主政期间，技侦总队队长这一要害职位，由其门生、东北籍干部王鹏飞担任。在王立军铁岭公安局长任内，王鹏飞被提拔为铁岭公安局副局长，主管技侦和刑侦。王立军2003年调往锦州市后，王鹏飞调盘锦市担任公安局副局长。2010年末，王鹏飞由盘锦调入重庆公安队伍，任渝北区公安分局局长、渝北区副区长等职，同时兼任重庆市局技侦总队队长。

2011年10月26日，王立军向北邮校长方滨兴透露，重庆警界刑侦、技侦、网监一次性各发3.5亿元设备，“现在我们每天要查87000人，还有技侦、网监的秘密介入，现在我们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达到这么多”。

2011年12月，王立军向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长盛威介绍，重庆市局共发了27亿的设备，都是德国和以色列的，“哪个省能比？”

“鲨鱼吞小鱼”

在重庆，王立军持续地强调打黑，并将之打造成当地最重要施政标志之一。通过打黑，王立军不仅实现了仕途的上升，也实现了个人权威。打黑办案以及情报系统的组合运用，成为其威慑民营企业家、公民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恶全面推进3月后，2009月9月，王立军倡导的“重庆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庆名营企业家共认捐7000余万。

2010年9月，在会见“世界名博沙龙主席”一清时，王立军称，劫富济贫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为榜样称：“十个人，普京出手把两个富的全干掉，两个一般富的一看，为了保全自己，也会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剩下的六个穷人会说，干得好”。王称，这就是民情，如果黄光裕在重庆，不会发展到今天。

在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看来，重庆打黑是实施了剑指民营经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恶一年之际，重庆希尔顿老总彭治民因涉黑被091专案组带走，彭原为重庆市渝中区人大代表，身家数十亿。

在当期重庆市局下属的《警察文化沙龙》杂志上，发表《希尔顿擦枪走火》一文。 该文称，彭“公然诽谤打黑除恶成果”， 于是被重拳喝止。

当年7月，在接受打黑创作组采访时，王立军提到，像彭治民这样的人，共产党早就在他裤腰链上挂了定时炸弹。他还为民营企业家拟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暴力色彩，罪恶累累，原罪运行”，下联是“党政勾结，司法保护，刑经并行”，横批“好自为之”。

王称，如果这些民营企业家，包括党政官员，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还是宽以为怀，否则他们会在深水区爆炸。”

在打黑中，为最大限度地寻找权力运行空间，王立军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学。他指向的对象，一类为其下属，对方是否会成为黑社会保护伞，取决其“忠诚”。另一类为民营企业家、后又扩展至党政官员、社会各界，即对方是否会落马，取决于其是否“听话”。

在重庆打黑中，一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2011年，希尔顿老总彭治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

这个模式，被王立军称为“鲨鱼吞小鱼”。在陪同客人参观打黑展时，王称：只要是黑社会，马上叫银行把它吞进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过来。

这种明火执仗，还体现重庆民警留学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军指示刑警总队长李阳，“找些企业家，让他们拿点，给我们支付留学经费。”当年7月19日，王接见了重庆13名民营企业家。当天，老板们一共认捐留学基金3000万。

在其主政后期，随着权力的膨胀，王立军的自由裁量哲学也越发精进。2011年12月1日，王立军向某银行重庆市分行行长表明自己如何爱护金融系统，称有些涉案金额达到七八百万，“我们全轻轻放下了。”

王称，自由裁量权在其手中，他以希尔顿为例，称“他说1000万，我们说只值200万，签个字就可以拿进来。跑的时候归他，划跑道的时候归我们。”

“裤腰上的定时炸弹”

童之伟在其报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权利中因此而受损最严重之一即为言论自由。

2009年9月，重庆男子彭洪因在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处以劳教二年。当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鸳等，也都仅因评点时政便蒙冤劳教。2011年1月，重庆市民龚汉周因转发“交巡警平台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击政府职能部门”为由，劳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庄漏罪案撤诉。李庄获得自由之际，涪陵区林业局干部方洪却因此案受牵连。方洪(网名方竹笋)因发表讽刺李庄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诗微博，被劳教一年。

令重庆司法形象受到负面影响的李庄案第二季，成为王立军在渝第四次升迁的契机。 2011年5月17日，王立军全票当选为重庆市副市长。对李庄案上的败绩，王立军并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军会见北邮校长方滨兴，副局长郭维国作陪。

“防火墙之父”方滨兴介绍了演讲时遭鞋袭后自己的应对。方的办法，为郭、王提供了灵感。郭维国称，像杨金柱、陈有西这样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陈有西为李庄第一季的辩护律师，杨金柱为湖南律师，李庄案第二季时曾赴渝声援。

王则希望方能在重庆网监种试验田，“我们现在有五百多人的队伍，天天在做”。

4个月后的10月26日，王立军再次会见方滨兴。说到网上对重庆不利的言论，王称，无论实名还是匿名，“我们不客气”。

民警孙凌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单，“飞机一落地，记者和律师全在掌控中。他要审查你的背景，监控你发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下，除极少数权力人士外，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在重庆市局2011年第14次扩大会议上，王立军提及原重庆移动董事长沈长富因受贿罪被刑拘一事，称以前警察上移动公司要数据，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号平台，也给我们乱切 ，说了还不听，所以郭维国把沈长富刑拘是对的”。王还提到：打黑期间，有的银行行长不给我们提供单子，当作妨碍公务，立即拿下。

在王立军时期，公安独大，王甚至能决定判决结果。2011年1月，针对《王天伦涉黑团伙“漏网之鱼”王东明受审》的报道，王批示：“要处极刑，否则，向社会怎么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将是后患无穷！”四个月后，王东明一审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庆市政府主要领导，对王立军也颇为忌惮。2010年1月4日，在统筹城乡户籍制度工作会上，王称，市府主要领导向他承诺“立军，你们什么时候要我开会，我就什么时候开，你要我们开多少会，我认为都不过分，要哪些部门参加，任何部门不得讲价。”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联办工程会议上，一市府主要领导笑称，昔日区县的领导看见王毕恭毕敬，看到他却嬉皮笑脸，“我知道，他在你们裤腰上都挂了炸弹”。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个场合，王立军都会提到，“熙来书记不是讲了嘛，一旦中央领导来了，一旦专家学者来了，得挤干压尽。”

杨渝透露，过去三年，凡来渝视察的中央领导，都要到市局参观打黑展览，节假日期间，来参观的退休老领导尤其多。市局宣传处还得将此作为政治任务，要写稿。

杨介绍，打黑展最初的解说词是由政治处民警写成，不过，每当有官员来参观，王立军都会随口发挥，形成新版本，“领导来了他表现欲望特别强，他喜欢戏剧化的东西、高潮迭起。”

杨举例称，截至2011年，按内部统计，参观打黑展的省部级干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这个数据达到了600多名。当解说组组长对此表示疑惑后，王怒称“跟我作对，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对”。有关领导私下做组长的工作，称王也是副部级干部，“这两年，他来回100多次总有吧，加起来不就600多了么？”

在孙淩看来，王立军的行事近乎疯狂。孙称，2010年12月，一中央领导到重庆市局参观。有个场景是该领导顺着王所指，看打黑展资料，后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领导顺着他所指，看向远方。

警令部民警蒋山（化名）回忆，一退休的中宣部领导参观过打黑展后，王立军要求在稿中加入该领导赞成打黑的内容，并称这是领导对他的耳语。类似的还有一退休的原中纪委领导，王要求将“退休老领导的话发挥一下”，最后稿中加入了该领导在任时的讲话。

蒋山介绍，后来来渝的不少领导，参观打黑展时都咬紧牙关，既没表情、也不说话，稿子里只好增加领导的肢体语言，如凝神贯注、频频点头等。

“王立军要出险棋、险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欢绑架别人，自己想说的话要通过别人的口说出来。”蒋称。

2010年11月，某中央领导在渝考察。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统发稿全文共1600余字，关于其肯定打黑的内容共50余字，《重庆日报》上关于该领导此行的稿子达3700余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内容有300余字。

蒋山称，这次王立军照例要求市局写稿，但特别报道小组以该级别领导的稿子只有新华社总社可写，他们以没资格、怕犯错误为由拒写，惹得王大怒，“公安内网上的新闻，跟新华社有什么关系？！”

最终，这条新闻，市局特别报道小组写了6000余字。蒋称，平常的稿子，王都亲自批示，但此稿呈给王后，他没签字，后经一副局长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网。在事后的总结会上，王却责骂相关人是“胜在起点，败在终点”。

“我们揣测，王对新闻报道的规定肯定有耳闻，所以他不签字，一旦追究起来也能规避。另一方面，他又拿这个来捆绑干部，收放自如。”蒋称。

蒋山感慨：但是王立军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更粗的绳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军欲对自己动手的风声后，李庄从重庆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军选择了跟李庄同样的走避路线，他逃离重庆，潜入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审现场。王立军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四罪并罚，领刑十五年。王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是“打黑英雄”王立军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