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注：这是吴稼祥2009年5月16日在北京三味书屋的演讲，现在才公布，是不是觉得中国政治气候已经有变？文中关于统治距离与权威落差的关系，五种权威的划分，也颇有新意。黑体为本博所加）
说句心里话，我最近几年不想在任何地方开会和演讲，实际上刘老师已经邀请几回，我都拒绝了。这次实在是推辞不掉，因为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三味书屋是北京最早的民营书店，是坚持最久的思想讲坛。我觉得我要不来这支持一下这个就……（笑）我们应该算是同志吧。我觉得他们（三味书屋李世强、刘元生两位主人）应该称得上是莱蒙托夫所说的“当代英雄”吧（莱蒙托夫，俄罗斯帝国诗人，曾替普希金被害直言而流放高加索，《当代英雄》为其小说代表作——编者注）。英雄不一定要有惊天动地之举，但要有不绝于缕的坚持。相对那种依靠一霎那情感激愤做出的壮举，这种坚持显得更难。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生存最久的民族，未来可能是重登世界顶峰的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是个多样化的民族，什么人都有，汉奸也不少，像刘老师、李老师这样坚持到最后一滴血的人也很多。今天坐到这儿的人，我们心里都怀有共同的东西，要么是一个夙愿，要么是曾经有过的一些郁闷，要么是种追求，要么有种怀想。这不仅仅关于中国的现状，也关于中国的未来。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由《中国不高兴》所引起的。有一种白骨精或者幽灵，实际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只要是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冲动和欲望——无非是权力极大化和利益极大化。它们本身并没有错，我们不要谴责它们，否则就回到假道学上去了。关键要看冲动和欲望实现的机制，我们要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就跟赛马场的跑道一样。正是这些长存于我们人类心中的欲望和冲动，从政治学上导致了东方的专制主义和西方的扩张主义。什么叫权力极大化呢？首先就是个人要统治的人达到极大化，变成无数的人；然后是个人要统治的监狱是无限的，比如亚历山大；再次是个人生命要无限地长，“与天齐平”，于是才有秦始皇不断到东海边寻灵丹妙药。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和西方扩张主义的追求。
在座的包括我在内，有很多追求民主、谈论自由的人，我观察后发现，他们到单位上做了小领导以后，比共产党还专制，更听不得意见。追求民主的人，并不一定很有民主作风。民主机制、民主运动和民主作风、民主思想都不是一个东西。有些名字我都不提了，他们曾经很出名，在一些小单位搞专制搞得鸡飞狗跳。如果没有民主的机制的话，我们不相信任何人嘴上说的民主，这是绝对靠不住的。毛泽东有一篇伟大的著作叫《论愚公移山》，说要像愚公挖山一样，不断去挖，直到把封建主义挖走。他说得听众是心潮澎湃啊，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但邓小平1978后上台还在说，主要问题还是封建主义嘛。一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今天讲座名字叫“三打白骨精”，指的是什么呢？《西游记》里，有个漂亮姑娘给她的丈夫送饭，被孙悟空发现并打死了。她其实没有死，飞到半空中，又变成老太太了，第三次又变成老头了。简单地说，最早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我们国家的君主主义，或者说“天子”、“君权神授”这种意识形态。但是中国的君权神授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跟西方不一样。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刘邦，我待会就解释。第二个出现的老太太就是辛亥革命，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大革命，像畸形变异了似的，让全世界的君主专制都染上比现在甲型流感还要厉害的传染病，给全世界的君主专制都宣布了死刑。君主专制将要死还是已经死，这是现在还没清楚的问题。那么，辛亥革命基本上就是“一打白骨精”，把它打翻在地，袁世凯等人曾经还魂，后来都又失败了。那么白骨精换了一个妆，变成了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是谁呢？就是全权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以及中国的旧体制毛泽东主义。苏东剧变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就是“二打白骨精”，宣布白骨精这个躯壳的死刑，但是现在又冒出了第三个的老头。老头出来的标志就是1996年，就是以《中国可以说不》为标志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变形虫，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变成任何的东西，跟鸡肉在一起煮就是鸡肉，跟猪肉在一起煮就是猪肉。民族主义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品格。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要想走向民主、自由、宪政，一定不比我们《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简单。现在人们说西天没有经了，只有鬼，只有妖魔。当然，我们说的民主也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民主和权力欲一样，都是潜藏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东西，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当我们自己追求权力的时候，它就是个幽灵；当你反对别人统治的时候，心里就有民主的音乐了。
为什么这种幽灵在东方是专制主义，而到西方就变成扩张主义了呢？难道中国人和西方人人种不同、血液不同，所以灵魂不同、精神不同？我不是唯物主义者，但我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与我们成长依赖的地理、气候环境有一定关系，使中国自古以来不得不走上通往大国的道路。卡尔·魏特夫（德裔美国汉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编者注）在专著《东方专制主义》里，通过“治水社会”来论证东方专制主义。他认为，东方的社会，尤其是诞生于河流流域的社会，都需要农业灌溉。而由于一条河不能被几个国家分割，否则上面的人就占有先决条件，可以利用上游的水量来控制下游的生存，上下游的战争就永远不能终了，直至灭亡。因此他认为，一个安宁的灌溉社会，国土面积应囊括全部河流流域，从上游一直到海洋。只有这样，它才足以能够调节水量的多少，实现对洪涝灾害的管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最权威的政府，都是善于治水的政府，比如大禹治水成为我们民族最早的君主合法性来源。
从此2000多年，我们政府都把治水看做巩固统治的一个机会，1998年抗洪救灾也是政府在寻求合法性。你看我们多棒啊，没有我们能行吗？我们呼风唤雨，调剂南北，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从这个意义上了来说，抗震救灾是专制主义的起源；同时，专制主义也是抗洪救灾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民主社会救灾抗洪还不如专制主义。除了洪涝灾害以外，我们还有干旱灾害。当然，地理环境的原因不是唯一的，待会我还要解释其他原因。
农业社会一旦在大区域内发生大灾害后，就出现大量逃荒、要饭的流民。而只有在一个比较专制的体制下面，一个大的国家才能在自己的版图里面，调剂丰欠，可以建立太平仓。一旦发生灾害，政府就把粮食放出去；一旦丰产卖不掉以致谷贱伤农，就把粮食收回来。政府就给人感觉是扮演了上帝的角色，用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这个国家，所以人们对这个政府感恩戴德。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坚实基础。
东方专制主义还有个更大的基础：我们民族是比较早进行农业定居的民族。这样子的话，第一点是我们每一个区域基本能做到自给自足，对商业的要求程度非常低。你要把我老家安徽铜陵县封闭起来，没用！它稻子可以生产，麦子可以生产，村民可以织布，顶多缺点盐，到外面捣腾一些也就行了。不像艾奥里亚，像古希腊群岛，甚至意大利群岛，因为土地太贫瘠，那里的人根本就不能把肚子填饱，它只能生产橄榄这样的东西，或者用泥土制造一些陶器交换粮食，它们太依赖于商业。所以我们重农抑商的政策是行得通的，经济上我们自给自足，但政治上、军事上是不安全的。
在冷兵器时代，人们主要靠肌肉和残忍获得胜利。我们这个种粮食的民族就相当于食草动物了，一只羊和一只老虎对抗那肯定没戏。研究表明，我们汉人的肠子要比西方人的长一些，而羊和牛的肠子也比豹子和老虎的肠子要长，因为这样更易于对本来就不丰富的养分，不断地反复吸收。肠子更长，脾气越温和。为什么中国喜欢喝烈性酒，而西方人喜欢喝葡萄酒呢？因为烈性的民族希望喝一点柔性的酒来显示它的浪漫，比如法国人。咱们这群“绵羊”平时不敢发脾气，喝点烈性酒就什么都不顾了，说老子豁出去了——这是很短暂的，而且大部分处于没有记忆的状态。
在战国以来长时间的冷兵器时代，我们是不断的被匈奴等游牧民族侵犯的民族，总是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来维护安全。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远庖厨”，连杀猪都还不能看，看杀人怎么行呢。战国赵国时，李牧就用示弱的方法，成功把匈奴骗了，打胜了一仗；秦始皇更是在蒙恬将军的军国主义体制下，实现中国最早的大一统。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紧接着还有契丹，还有“五胡”、蒙古、女真、辽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帝国体制的诱导下，所有的皇帝都想实现满足自己统治欲的条件。今天的欧盟轮值主席等官员，如果我们可以不断弹劾他、轮换他，他就不需要像秦始皇一样想吃长生不老药了。中国古代当皇帝的甜蜜感觉，我估计在座任何人都没尝过，一旦尝过后，你也会跟他们一样，为了维护自己权力而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悖论，所以秦始皇在追求长生不老的道路上丢了性命。
在热兵器时代，获得财富手段包括枪炮、很好的路上运输工具、以及海上投递武装力量的工具，我们这样的农业国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在冷兵器时代，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草原；在热兵器时代，我们的威胁则主要来自海洋。我在《果壳里的帝国》一书中，把我们这种重农抑商的国家叫做“煎饼帝国”，经济像摊煎饼一样摊过去；而经济增长要发酵，我把那些帝国叫做“馒头帝国”。“煎饼帝国”讲求零和博弈，农业经济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的经济：比如粮食大丰收，结果人口就会增加，土地也会相对减少，有些地方产量又不够，有些人处于饥饿的边缘，一些流民为了寻求土地开始造反，又打了一仗，消灭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并重新划分土地——中国2000多年历史都是这样的。因此，清王朝的生产力没比汉朝有多大的发展，2000多年基本在原地踏步。你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你就是被动挨打，煎饼帝国不能抵挡馒头帝国派来的军舰。
历史上那些巴掌大的小帝国，大多是馒头帝国，像雅典帝国、威尼斯帝国、热那亚帝国、米兰帝国，以及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荷兰，它们在短时期内都能统治世界，尤其是意大利这个城邦帝国，把世界拖进了热兵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专制主义就成为一种幽灵了，幽灵老是呆在古堡里，永远都赶不走。现在《中国不高兴》一书不仅想加固中国的古堡，还要建造世界的古堡，说中华民族不做世界老二，要做世界老大，这要达到法西斯的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吧。
很多人说，我们民族就是爱用专制主义统治自己，没有一点扩张的欲望。美国学者写的《世界文明史》，写到中国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就是，中华民族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来没主动侵略过任何国家。其实，中华民族并非没有侵略的欲望，咱们也打过高丽，打过越南，也曾经征服过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关键的因素是，要保障国家内部安全，我们首先必须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然后汲取必要的财政。前几年，胡鞍钢和王绍光等中央财政汲取派学者，主张资源集中和收税，就反映中国2000年以来的思想。维持一个庞大的帝国，首先要养一支庞大的军队、警察机构和公务人员，来维持整个官僚体系。据说咱们现在每年要耗几十亿来养网络评论员，就是网络警察。
我有一个“权威落差”理论，这是我几个首创性的理论之一。大概意思是，一个国家的权威距离，与它的权威落差成正比。权威距离就是中央政府到达边疆的平均距离。权威落差包括三个方面：人民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的程度，地方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的程度，中央统治集团的权力集中在某个人手里的程度。毛泽东体制是中国有史以来权威落差最大的体制，权威落差接近于1，再大一点就没有活路了。咱们现在说“三个代表”，毛泽东时代是“三个代替”：政府代替人民，中央代替地方，毛泽东代替全党。从“三个代替”到“三个代表”是个进步。因为是国有制要容纳社会资源，所以它的权力必须达到最大。这个假说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说明民主化改革的危险。民主化改革可能导致权威落差的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国家崩溃或民族独立。那么解法是什么呢？我在《果壳里的帝国》里有一点说明。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权威距离和权威落差可能达到来均衡状态，也就是权威距离再扩大一点的话，统治的收益等于甚至小于0。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和军队没有扩张欲望的原因，在于扩张的边际效益递减，并减少或消除了扩张冲动。明成袓他刚上台就把越南打下来，结果那里的税几乎没收上，军费又很昂贵，最后越南人一造反，他就把越南放弃了。因此，我们的和平主义是权威落差和权威距离达到均衡状态造成的。而现在，《中国不高兴》作者的扩张冲动就非常强。现代化的手段大大增强了统治手段和效率，即使统治全球也可能边际效益不递减。全球任何地方，飞机一下就到达了，导弹飞得更快。所以，我们现在专制主义的危险应该说远远大于古代，专制主义的幽灵更加得意洋洋。冷兵器时代只要流民造反，他就有可能打胜仗；现在老百姓一造反，一颗炮弹就把你炸得魂飞魄散。
当代的民主理念在全球得到传播，但专制主义的幽灵附着体，相对于过去的“老头”“老太太”，更像“变形金刚”。秦王朝只维持了21年，并不是像王晓东他们说的那样，是因为尚武精神不够，专制时间不够大。而是因为，东方专制主义在汉王朝以前，实际上是很脆弱的。秦始皇标榜他的祖先是一只大鸟，周王室标榜他们的祖先踩下了巨人脚印而怀上孩子。因为政府权力没有合法化，或者没有意识形态化，幽灵没有找到一个老百姓能看得见的躯壳。所以秦始皇当权后不知道怎么把权力维持下去。他今天住在这，明天住在那，动不动就把整个村子给杀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权力没有信心。他就到处落碑刻石，跑到泰山颠好几回，说我的武功多么伟大。如果权力不神圣，刀尖就不能深入人心，这点是个教训。
当年刘邦看见秦二世出行的时候，坐轿子，吹喇叭，就说“吾生当如此也”（我这辈子就想干这活）。刘邦后来想了个办法，让权力在自己老了的时候也不会丢掉，那就是实现权力的神圣化。于是我们在史记里看到，刘邦的父亲不是人，而是一条龙，他母亲在大堤坝“与龙交”，很有音响效果——雷鸣电闪，暴雨倾盆——刘邦是龙种。为了加强这个概念，时任亭长（因为那时候税收养不活那么多官，刘邦相当于现在镇上的派出所所长兼村委会主任）的刘邦就借用秦二世、李斯的话，让老婆吕氏在外边传言，说这个“龙种”很好找，因为他走过的东南一带，会有一片云气涤荡。1919年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宣传，共产主义为全世界穷人打天下，多么多么好，这两者造舆论的实质是一样的。
后来有一天，刘邦说打仗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太婆，穿着白衣在沼泽地里哭泣，一问就知道是赤龙杀了白龙，所以白龙的母亲在这哭。因此，刘邦举事后所有旗子都是红色的，上面都画着龙。应该讲，刘邦在君主主权神圣化道路上，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这个安全套很结实，2000年来弄老百姓，都没给它弄破。政体的合法性，包括君权神授、天子等概念，在汉朝以后就被老百姓接受了。因此，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政权危机（比如万历皇帝40年不临朝、刘阿斗治不了蜀国），从没政体危机。所有人上台做皇上，我们都没意见，蒙古人、满族也算是外国的龙，只要是龙就行。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影视剧作者，把清王朝的丰功伟业吹的简直让我这个汉人感到汗颜。我不是说要复仇，要打倒满族；但你总不能给把你老祖宗几乎杀光的人磕头，没这么卑贱的，没这么下三滥的。因为有了刘邦意识形态化的丰功伟业，专制主义第一具僵尸就开始附体，非常鲜活，样子像一条龙。今天我们自称是龙的子孙，实际上还是在传播专制主义的毒素。
白骨精最后真的被打死，还得感谢法国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宣布了君主主权的死亡，而且它让全世界的君主都得了急性传染病，比SARS都厉害，中国闭关锁国都不管用。这意味着，龙的躯壳已经变成木乃伊了，要重新把它复活，现在我们还没有这个医术呢。
我在《政治稳定与权威落差》一文里，提到了五种权威形式。在我之前，有两种大家都知道的权威理论。一种是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把权威分成魅力型支配（家族和宗教）、传统型支配（宗主、父权、封建制度）、以及官僚型支配（现代的法律和国家、官僚）三种类型。他的划分标准就是权威的人格化程度，传统型支配是一个半人格和半制度化的权威；官僚型支配是完全非人格化的权威；魅力型支配是个完全人格化的权威。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则根据人们对惩罚和诱导服从程度的不同，将权威分为惩罚型权威、奖励型权威等五种类型。我把权威分为五种：第一种叫血缘权威，父亲对儿子的权威就来自于血缘关系；第二种叫暴力权威，就是由政府带来的权威；第三种叫道德权威，人们主动服从于德行好的人；第四种叫做神授权威，权力是上天给的；第五种叫民授权威，权力通过选票获得的。
我经过分析发现，五种权威中，血缘权威的稳定性最高，周王朝前前后后维持了800年。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父亲的权威。我们国家春秋时期的权威，基本上就是血缘权威。为什么刑不上大夫？因为大夫都是你的亲兄弟。为什么礼不下庶人？因为庶人都不是你家的亲戚。稳定性排名第二的是神授权威，然后依次是民授权威、道德权威，最不稳定的是暴力权威。然而，最稳定的权威常常是最不灵活的权威，或者是最没有效率的权威，依次倒推。战国时期要废除周王朝的血缘制，是因为很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就是你家的亲戚。简单地说，在最稳定的权威里边，民授权威排在第三位；在最有效率的权威里，民授权威也排在第三位。寻求均衡的话，我们就选择民主，因为它虽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在这里，我通过一个非契约论、非人权论的权威理论的方式论证民主。
一直到辛亥革命，刘邦的君权神授模式才受到挑战。一直到今天，白骨精所能附体的躯壳，都是容易腐朽的、过渡性的，没有保鲜膜，不可能维持很长时间。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政权，如果抛去意识形态因素，它跟蒋介石政权在权威类型上是一样的，都是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权威。暴力权威的最大问题是不能遗传：老子会打仗，儿子不一定会打仗；老子有仗打，儿子不一定有仗打，除非你不断地挑起战争。于是通常暴力权威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德性权威，让政权的稳定性持续下来。
在台湾，德性权威的承担者是蒋经国。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蒋经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牺牲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了不起。什么叫身先士卒啊？1949年最后一个登上撤离大陆的飞机的，是蒋经国；他当“行政院长”时到地方去视察，坐的是军用直升飞机，和随行人员睡在一张降落伞上；他到基层视察，后边别说警卫员，连一个摄影记者都没有，他一个人开车到处乱撞，看见一个老太婆在插秧，裤脚一卷就下去了，跟她聊儿子、老伴。有一次他从花莲开车回台北时下暴雨，他看见一个老兵杵着拐杖，在暴雨徐徐前行，他把车停下，问老兵要到哪，听说他要去台北，就说你上车吧，我刚好今天顺道，到了台北天亮了，老兵一看到是蒋经国，马上跪了下去。蒋经国曾到美国访问，有一个人拿个摄像机，里面藏了一杆枪，枪子就从他的耳边擦过去。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扑过去把行凶者摁住，蒋经国笑眯眯地对特工说，不要因为他打的是我，就对他动手过猛。结果，蒋经国回到台北，万人空巷到机场迎接。我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有个少校军医被打成“坏份子”。我快上大学的时候到他家喝酒，他儿子是我好朋友。他谈自己曾经在重庆当医官，目睹蒋经国从苏联回来后，受邀参加孔祥熙女儿的婚礼，100多道酒席，他带了一批人马把桌子全掀了，说道：将士们在前方捐躯，你们在这干什么？
中国大陆的德性权威的代表，是胡耀邦。这个说法，赵紫阳在狱中谈话里也表示认同。在当时，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的头脑，邓力群（中共宣传家，刘少奇原秘书，1980年代曾任中宣部长，主张坚守毛泽东思想，反对改革派的“走资”路线——编者注）是中国共产党的手段。我曾在邓力群任下的中宣部干过。应该讲，他的心理素质、政治家品格、用人能力能让他的政敌发抖，让跟他干的人一生都有安全感。
但他们三个人都没成事，为什么呢？我认为在中国要做成任何大事，成大事的政治家要具备三个条件：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遗憾的是，1989年以前，这三种品质无法统一在我国一线政治家某个人身上。邓小平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这三者。你能说邓小平没有良心吗？当年大家还在天安门广场挂小平像呢。你能说他没有头脑吗？如果他的智商是一瓶水，后来某些人的智商加在一起还不够盖满瓶底。你能说他没手段吗？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里写了一个细节：当时姚依林要离开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曾两次在邓小平面前提出把位置让给邓力群。邓小平就“王顾左右而言它”，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位很重要，你要注意哪些哪些。第三次姚依林还请示，说中办主任是不是力群同志当。邓小平就把眼睛对着邓力群问：“力群同志，你看呢？”。邓力群就说：“我不行，我怎么行呢？”。
在我们概念里，所谓“左”派或保守派为什么总是不败呢？一般人（给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请示）碰了壁，马上就灰溜溜地回去反省：今天是不是给小平提这个不好啊，是不是会对不起他老人家啊。你看（邓力群）他们多么顽强啊！在邓小平面前都敢把事情提三次，见了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不掉泪，见了黄河心不死，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就像刘老师和李老师（三味书屋两位老主人——编者注）办讲座一样。我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改革还是反改革，进步还是反进步，都需要这种精神，否则都会失败。而邓小平也有如来智慧，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用霹雳手段，什么时候该用菩萨心肠。这两者用错了就是宋襄公，把自己盟友给抓了杀了，遇到楚国军队却说“吾不杀二毛”，贻笑千古。
但是，老子有道德，就能保证儿子有道德吗？即便有了道德，能保证有才干吗？所以道德权威和暴力权威一样，是不能遗传的，蒋经国和胡耀邦有接班人吗？这样的话，东方专制主义的幽灵又无法附体了，政治体制无法稳定。有的人讲，中国不实行民主也可以。他只要能回答上我一个问题，我就认为民主可以不要了——你能保证某人一定能当上最高领袖吗？你能保证他当上最高领袖后肯定能在一定时间内退下来吗？不能。但民主可以保证，国家元首在两任内肯定要退下来。我们不仅要看我们国家的现状，还要看它的趋势是否具有可预见性，而我们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我们的未来不是梦，因为无论噩梦还是好梦，我们都身不由己。我们愿意在这样一个状态下生活吗？我们愿意把心爱的儿女托付给这样一种体制吗？
我不是说民主就多么好，民主产生的混蛋也很多，但重要的是，它能把混蛋给干掉，就像陈水扁能被关进监狱一样。我们（那么多贪官）关得了吗？民主会犯很多错误，但重要的是，它能修正错误。就像你要游泳，你不下下水、呛呛水能行吗？你能呛了水就说游泳不可行吗？这不典型的因噎废食吗？民主是一种能力，获得这种能力需要训练的过程。我大学毕业后才开始学自行车，有一次觉得自己很牛，上街去骑，一下子摔了，22号公共汽车就从我头皮边上开过去。那我能说“自行车不可骑”吗？
我们之所以对民主有兴趣，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三种政体是稳定的。一种是基于血缘关系的酋长制，现在搞不了啊，因为我是你爸爸，我就能统治你，如果你对自己子女这么说，他不笑话才怪呢。第二种是已被证明缺乏合法性的君主专制，龙体现在不安康了，都变成木乃伊了。此外，我们搞暴力权威或者德行权威行吗？我刚才都已经回答了。那我们靠什么活着？像农业社会一样靠天吃饭吗？或者祈祷观音菩萨、上帝，让统治我们的人有个好德行？烧香还是投票，这就是我们的选择。但这个幽灵非常顽强，因为某些人觉得统治欲和权力实在太甜蜜了。（对某位在场听众）你做过正处吧，甜蜜吧。（众笑）
我1989年2月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那是我觉得权力最甜蜜的时候，也最不应该承受（这种甜蜜）的时候。我当时从北京回老家去探亲，经过山东，山东省委书记、省长俩人一块请我一个人。经过江苏，我让人别打搅江苏省委，结果还是让他们知道了，当时省委副书记出面请我。我回安徽铜陵前跟当地说，这次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坐火车到了车站，还是有个铜陵市经济协作办的人来接。他说你不让市委来接，但总得有人接你吧。我被人打的送到家里，10分钟不到，市委的车子就来了。他们说已经向安徽省委汇报了，要请你到我们那给我们做个报告。甜蜜吧？（笑声）就是因为这种甜蜜，我这一辈子就给父亲送了唯一一次礼物，就是铜陵市委请我吃饭的时候，把我父亲也请去了。我现在要是回铜陵市，他们在街上碰到我都假装没看见。（笑声）
为什么今年这么敏感，在我们国家来例假的年份，《中国不高兴》还能出版，还公然说“三大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编者注）都是狗屁”，还受到那么多媒体报道并轰动天下呢？其实它骂三大精英是假的，抓住它们才是真的，这个幽灵知道谁是它的同谋。《中国不高兴》为幽灵提供了更大的一个抓手——法西斯主义，其目标就是征服世界。这本书前言不搭后语，但它实际上有内在的逻辑，还故意把它打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把它拼凑起来，就是一条龙。
《中国不高兴》首先认为，中国做世界第一的大国，是天命所归，这实际上是君权神授的一个新形式。第二，中国不高兴的原因，在于做不了世界老大，觉得只有大喊“冲啊”才算英武的大男子主义，其他稍微理性的语言都是娘娘腔。我也很讨厌电视上一些不男不女的东西，比如小沈阳，那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怪胎。就像刘老师和李老师一样，英雄主义应该是表现在一种内在的韧性上。为什么《士兵突击》获得这么多女性的崇拜？男人嘛！现实生活中，别看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的，一说话都是娘娘腔。我在《一杯沧海》里说，男人如果吝啬，幽灵就被砍了一半。
第三，他们当世界老大的途径，就是推行黩武文化、军国主义文化。他们说，我们现在需要摩西和大禹，而且一定要理工科出身的人当领袖——十六大以后，政治局九常委百分之百是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局委员里（高级）工程师占到68.8%。十七大召开之前，我在海外发了一篇文章，国内没让发，叫《中国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这让他们很失望，因为十七大后当选中央委员的，基本上都不是理工科出身的。
《中国不高兴》认为，理工科出身的人逻辑性强，学文科的人都是脑子灌着水。我77年报考大学时，响应叶剑英“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号召，想报考理工科。结果中学老师跟我说，你考上文科专业的可能性更大，这明显是想说我智商不够，结果他说对了。但是，不见得学理工的人脑子都清楚。工程师为什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呢？因为他注重操作，而不是坐而论道。当我们国家的工程师不断接近权力核心的时候，西方是斯罗德、布莱尔、布什等律师不断接近权力核心。律师和工程师最大的区别，在于工程师是照本宣科、绝不反叛、按图索骥；而律师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操作者——律师的天职就是挑毛病嘛。工程师搞的是“五个一工程“，律师搞的是制度化建设。你把精神文明都搞成带螺丝钉的工程，确实操作性很强；但精神一旦用模子给铸出来了，那还是精神吗？
现在我基本上不愿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发博客时你删我的文章，我从来没怨言，因为我知道那是你们的阵地。一般的讲座我从来不去，会我也不开，演讲就更少了，除非和非常要好的朋友聊聊。因为我觉得好多问题自己想得比较清楚了，我不是没有乐观精神，而是绝对没这么幼稚，觉得开一个讨论会就能改变一个人的观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东西应该从小学从中学到大学就开始潜移默化，你现在跟他说改不了他，还要挨骂，我做这个赔本的买卖干嘛？
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年份，居然还有人把脏手伸到国家的裆下乱摸，亵渎她的灵魂和贞洁，而且居然摸成了，这不是让我们的母亲感染吗？现在一提就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是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的东西。我现在也爱这个国家，这是没有商量的，否则我早在美国拿了护照了。我到美国看过，很喜欢美国，现在也想回到美国，但是不是像某些“五毛党”（官方指派的网络评论员，据说他们发一条评论得5毛钱——编者注）讲的，我拿了美国多少钱。我不仅没拿美国一分钱，还交了不少税。1996到1997年间，我坐庄一次股票，挣了1000多万块钱，还开了家书店和茶馆，都赔了个精光。钱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我挣了就是别人欠我的，我赔了就是我欠别人的。
但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地说，从中办出来以后，我没拿过西方机构任何一分钱。我在美国的时候，原《世界金融导报》驻北京的站长说服比利时一个基金会，给我申请了每月150美元的资助，他请一个人给我带过来，让我填个表，我把支票退回去了。我这个学经济的，假如在自己的国家都挣不到吃饭的钱，那不等于学物理的还不会按电灯泡吗？所以我一边写作、一边挣钱，我钱不多，但是不缺钱花——只有这样，我才能算得上一个公共思想者，并相信自己说的话。2002年，我在哈佛大学访问，写了两篇敏感的政治文章，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在海外，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是绝不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第二是不跟法轮功不发生正当和不正当的关系。凡是对中国有利的事情我都支持，我还严厉反驳过那些反对中国加入WTO、举办奥运会的人。我不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那篇文章也只是调侃。我朋友跟我说，你千万不要回国参加北大经济系77级的入学20周年纪念会，一回海关就会被逮起来了。我当时心里想，逮起来才好，我已经很厌烦了，若能在某个地方待了三年，看看书，练练功，三年练下来也可以号称大师了。
我在香港的朋友家里住了一晚上，他要送我到海关，我说千万别送，逮我的时候就把你一块逮了。我先坐港九铁路到深圳罗湖海关，进去以后，他们看了看护照，理都没理我。当时我带的包里装着所谓的“反动书籍”，红外线检查的时候我问，你要不要照我的包啊，他们说照什么照，过去吧，我一刹那就感到很失落（笑声），觉得自己坏事干得不够，想在海关成名都难了。我的同学情谊都挺深，没一个愿意当媒子勾引我被捕。回来以后，有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学跟我谈话，说我们对你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你还是爱国的。我说你想让我不爱国都不行啊，他说“继续保持”，我心里说，不用保持了，我都回来了。
我从波士顿开车到纽约，500公里内，红叶连绵不断。我们的香山红叶到那边，连叫爷爷都不够格。但是我看了以后无动于衷。这些红叶不能让我想起“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美国的那些山水没经过唐宋诗词的处理，我觉得不够韵味，在我心里产生不了联想。我这是开玩笑的，其实回国还有别的原因。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的民族的向心力应该是最强的。孔老夫子就是爱国主义的首席领袖，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有中国人心里想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落叶归根，就是一定要保持血统的纯正性。你如果一定要跟外国人结婚，虽然心里清楚，但说不出来，因为这意味着“断子绝孙”。你生出来小孩的皮肤是黑的，2000多年前的祖先在天上看着，就问这是我们的后代吗？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爱，老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就是找祖先啊。我们的神不在天上，都在祠堂里，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是深入骨髓的。中国人要当汉奸是短暂的，为了要活下去，当完就回来了。
我最后再说几句，如果不是从横向比较，而是从纵向比较的话，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感到很幸福。幸福感来自什么地方？我们不仅是千年之交、百年之交的幸存者，还是制度之交、现代和传统之交的幸存者。我们度过大饥荒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啊！目前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是千古以来最好的时期。
从政治上看，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带有民主模仿的禅让制度。我们的历史从来都绕不过三皇五帝，他们无非是让贤嘛，把自己的权力让给比自己更贤的人。三皇中的尧、舜、禹还是终身制，在自己快死的时候才把权力让给别人。我们现在已经是过7、8年就让了，已经开始采纳任期制了。我们要不是生活在当代世界，如果中国现在仍然在桃花源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幸福得没事偷着乐了。
从经济上来看，有史可考以来，中国的乞丐和饿殍从未像今天这样少。中国一直到明代还有人吃人现象，还把人给烧了以后分给大臣们吃，这至少是政治意义上的“人吃人”。从不平等的角度看，我们现在任重而道远，很多东西还骇人听闻；但要从温饱的绝对量来说，那活下去的人已经相当不错了。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些，要想让这个局面能够在趋势上变得更好，我们就永远不要放弃对民主、自由和宪政的渴望。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文字整理：梁嘉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