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简介：丛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06年春在耶鲁大学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其中部分内容以《民族主义何以激进？》为题刊载于星野昭吉、刘小林主编：《世界政治纵论》，2008年，第155页。此次全文发表并对原发表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增补。）
注释
[1] 学者们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和观察角度，将民族主义分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国家民族主义（State Nationalism）、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领土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实用主义的民族主义（Pragmatic Nationalism）等。还有的根据其主体的特点将其分为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和民间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由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兴起的民族主义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各种民族主义，有学者称之为“新民族主义”（New Nationalism）。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4, pp.21-36. Yongnian Zheng,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99，p.18. 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19页。
[2] 参见Cong Riyun,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8, Number 62, Nov. 2009, p.832.
[3] 人们经常用“狭隘”、“极端”、和“激进”等词汇来形容它。说它“狭隘”，强调它在认知上的片面性；说它“极端”，指它在价值取向和态度情感上的远离中道；说它“激进”，强调它的主张和行为方式上鲁莽暴烈。
[4] 关于当代民族主义兴起原因的分析，可参见任丙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0~14页。陈彦：《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3）, 2（34）, p.109.
[6] 民族主义者信誓旦旦地维护民族利益的行为经常让人啼笑皆非。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有的民族主义者在网上将其比作袁世凯卖国的“二十一条”。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向外扩张，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令人不解的是，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以低廉的价格摧毁着昔日西方列强的关税壁垒时，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保持着对全球化的恐惧和仇外心理。”赵敦华：《为普遍主义辩护——兼评中国文化特殊主义思潮》，载《学术月刊》，2007年5月，第39页。
[7]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1980年代中国刚刚开放时，与西方文化的差距更大，所谓“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更为强烈，但在当时，开放是政府极力推动的，所以在民间也没有出现剧烈的文化冲突。目前，大多数年轻一代人，包括民族主义者，都喜欢西方文化。而大多数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对外关系上，表现得都比较温和。
[8] 根据亨廷顿，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一样是与西方文明“冲突性较重”的文明。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A Touchstone Book,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7, p.245.另见中译本：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9] 亨廷顿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两种文明并列视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敌人，这是对中华文明特点的不了解。中华文明不是西方文明的敌人，而是竞争者。
[10] 根据学者的们研究，“中国”这一术语在中国传统语言中从未用来指中华民族或中华文明。它在不同场合分别指“首都”、“领土”、“夏朝的领土”、“中等国家”、“国家的中心”等。“民族”和“中华民族”概念也不见于传统文献。前者由梁启超在20世纪初从欧洲引进，后者源于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用法，于1895年引进中国，用来指汉民族。See 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p.45-46.
[11] See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p.44. 中译本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页。
[12] 民族主义按其本来意义，是要求族群的（ethnic）边界与政治共同体边界的同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按照盖尔纳的理论，即使它是一个“有效的民族主义”，它也会面对“N种潜在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参见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3、59、601页
[13] 中国人对他人的歧视一般不是根据其族群身份、肤色、宗教信仰，而是根据其实际权力地位的卑下、经济上的穷困以及某种生活习惯（如懒、脏）等。
[14] 令民族主义者非常尴尬的是，如果像他们那样模仿西方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结果必然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解体。
[15] 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专家亨廷顿，“权威的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威”，是政治现代化的首要内容。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张岱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页。
[16] 亨廷顿也把共产主义国家视为“高效率而非虚弱无能的政治体系”。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页。
[17]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整个1970年代，中国将苏联视为现实中的头号敌人，与此同时，媒体和教育中也突出强调俄罗斯对中国犯下累累罪行。不过，当代年青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对之所知甚少。
[18] 那个时代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都是以阶级斗争立场为基点，两者都包含着阶级仇恨的成分。前者是对国内阶级敌人的仇恨，后者是对西方国家统治阶级的仇恨。所以它与传统的世界主义和当代的全球主义不同。由此种国际主义转向后来的民族主义是很自然。由于阶级意识的淡化，仇恨的对象由西方的统治阶级和政府扩及整个国家民族。
[19] 笔者对学生说，你们的爷爷受过日本人的伤害，有的与日本人战斗过，他们的亲人可能被日本人杀害，有的人身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伤疤，但他们已经与日本人握手言和。而你们的父辈又推进了中日友好。为什么到你们这一辈——孙子一辈，仇恨的火种重新燃起呢？你们为什么因为他爷爷对你爷爷所做的事情，就和他孙子算起历史老帐呢？
[20] 郑永年认为：“如果近代民族主义的主题表现为‘如何达致富强’的话，那么‘如何体现富强’能够更为贴近地表达新民族主义的主题。”郑永年：《中国新一波民族主义——根源、过程和前景》，载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24页。吴国光指出：“如果说，早期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如何‘救国’、‘强国’，那么，中国民族主义今天的使命，已经成为如何消除国际阻力而把崛起中的中国推到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吴国光：《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载林佳龙，郑永年主编：《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第321页。
[21] 德国和日本在1920、1930年代产生过这种欲望，但到1960、1970年代他们再次强大起来时并没有产生这种欲望。
[22] 1980年代或许是个例外。所谓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主要是相对1980年代而言。
[23] 在互联网上，这些民族主义者有一个绰号叫“愤青”或“愤愤”。
[24] 在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政权垮台后，也都出现过民族主义复兴的现象，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像中国民族主义这样激进。
[25] 陈彦：《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第二节，作为意识形态替代品的民族主义之出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26] 陈彦：同上书，第四节，战略型民族主义，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1期，总第92期。
[27] 2008年底，在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出现的一批小学生朗诵《2009，中国加油！》的场面令许多人感到震撼（http://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type=&search_query）。这首诗中说：“甲：大雪，像西方的价值观，自由的飘洒。乙：漫天哀愁，一地冰碴!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奥运成功了！我们胜利啦！……甲：地震，像萨科奇的立场，用猥琐的伎俩，摇晃着巍巍中华。甲：中国退缩了吗？全：没有！神七飞天了！我们胜利啦！甲：瘦瘦的欧罗巴，挡不住天朝的金戈铁马。全：地震的余波也能把法兰西摧垮！……甲：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乙：不改旗、不易帜、不回头。全：将反华者狠狠的踏在脚下……甲：2009，全：中国加油！甲：2009，全：中国最大！”人们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怎样从学校中培养出来的。
[28] 在大众传播时代，人们是透过电视机的小方格子认识社会，将地球平面化在报纸上进行观察的。虽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互联网这种“小众传播”手段，它比大众传媒要开放些，但它仍然是受控的媒体。并且，他们中的多数人将互联网主要用作游戏和私人交流的手段而不是获取多元化公共信息的手段。
[29] 比如日本与中国建交后，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占全世界对华援助的约60%以上，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前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些。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他们是通过关于日本停止对华援助的报道知道的。这使他们又增加了愤怒。当媒体报道了日本准备停止对华援助的消息后，互联网上也出现一片骂声。所以，通过媒体的巧妙控制，就出现一种戏剧性的效果：援助没有带来感谢，停止援助却带来了愤怒。对于日本援助中国的15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也很少有人了解。当年北京地铁二号线通车时，北京人兴高采烈去坐地铁。驻华的日本大使馆也很高兴，但他们采访了上千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是日本援建的。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对黑龙江以东中国人赶尽杀绝的历史，也没见到有人要求他们道歉。顺便说一句，即使南京大屠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科书和媒体也很少宣传它，只是1990年代起，它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题材。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西方人强占了中国的香港澳门，但很少有人知道俄国人夺走中国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将外蒙分裂出去。中国的版图原是一片枫叶，俄国人将其变成了一只鸡。
[30] 这个术语最初是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运用于红卫兵的一代，他们是喝阶级仇恨的“狼奶”长大的。近些年，人们将其用来分析当代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喝民族仇恨的“狼奶”长大的。
[31] 他们都激烈地反对美国这些年所进行的每场战争，但他们并不是和平主义者或人道主义者，他们反战只是因为反美。而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同时又是激烈的主战者。
[32] 在2012年9月中旬大陆数十座城市发生的“保钓游行”中，许多人打出了非常激进、好战的标语，如：“对日宣战”，“血洗东京”，“核平日本”，“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可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核灭日本野狗”，“新仇旧恨，杀光日狗”，“小日本，我操你妹”。
[33] 勒庞指出：“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34] 比如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就被一些人解释为西方要整垮中国的阴谋。在笔者组织的一场关于“华尔街金融风暴”的讲座中，听众提的十个问题，有六个是基于“阴谋论”。
[35] 比如他们多年来一直宣传的抵制日货的宣传和行动。2008年抵制家乐福的行动，2012年抵制日货和大规模的砸、烧日本车的行为。
[36] 这是笔者的朋友孔寒冰教授所使用的比喻。
[37] 在中国历史上，如果国家强盛，就是东亚无可置疑的霸主，这是多数情况；如果国势衰弱，就受人欺凌，这是少数情况。所以，中国人只知道这两种情况，如果不甘于沦为第二种，就应该成为第一种。像欧洲那样保持不稳定的微妙的“均势”，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非常陌生的。
[38] J.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SAGE Publications Ltd.London:1994, p.64.
[39]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迫使咸丰皇帝出逃，这时咸丰才不情愿地第一次下诏承认“英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允许其具有与我们平等的地位”。转引自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p.48.
[40] 民族主义者在表达他们因受到美国“霸权”的欺压而产生的愤懑、强烈吁求平等的同时，面对小国和穷国也会放肆地宣泄其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比如，2007年春，当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批评中国年轻一代民族主义的言论在中国互联网上转发后，在网民们一片漫骂声中，使用最多的是词汇是“鼻屎大的国家”。他们对一个小国“竟然也敢对我们说三道四”尤其感到怒不可遏。在与菲律宾关于黄岩岛的冲突中，国内网民也常公开表现出对作为小国弱国的菲律宾的轻蔑与鄙视。
[4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2] “极权主义偏好流露于宋强们的个人气质上”。肖雪慧：《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载乐山主编：《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第6页。
[43] 人们早已认识到父权制的家庭是权威主义人格形成的温床。如奥地利学者威尔海姆·赖希在1946年对法西斯现象的分析中就指出：“家庭是小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儿童在对父亲权威的服从中，养成了权威主义人格。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6页，第47页。中国目前社会的特殊情况是，一方面儿童在家庭中已经受到更多关爱，他们的个性开始申张；但另一方面，父权制的家庭关系模式却没有相应的改变。这在儿童的心理上，比起以前个性完全被否定的时代会产生更强烈的压抑感和挫折感。
[44]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没有进一步具体分析性压抑对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人格形成的作用。如果不考虑到这一点，对民族主义人格特征的分析就是不全面的。如威尔海姆·赖希指出的：“人的权威主义结构基本上是由于性禁锢和性畏惧嵌入性冲动的生命本质中而造成的。”威尔海姆·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26页。我们看到，性方面的侮辱侵害比任何事情都更能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如历史上日本的强奸行为、慰安妇问题，前些年的日本游客“珠海买春事件”、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色情”表演事件等，都产生了特殊的反应。性方面的发泄欲与报复欲也在反日浪潮中表达出来。在2012年9月一些城市的保钓游行中，一些人也打出了标语就有：“身背两支枪，长的打鬼子，短的干姑娘”，“钓鱼岛是中国的，苍井空是世界的”。
[45] 观察2012年9月各地的保钓游行就会发现，一些人就是通过这个场合，放肆地发泄自己的破坏欲，反日游行成了一些平时受压抑受挫折的懦弱人格的盛大狂欢。
[46] 2008年连续发生中学生杀害教师的案件，特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杀害老师的案件令世人震惊。在这些看似偶发的刑事案件后面，特别是互联网上为凶手叫好的喧嚣声中，我们看到弥漫于社会的暴戾之气。
[47] 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在谈中美关于最惠国贸易问题上的摩擦时，就恨恨地说：“我号召中国人民要记住仇恨。”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
[48] 即使在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在一次学界朋友的聚会上，谈起台湾问题，场面上一片喊打声。当笔者试探性地提出，即使不得已需要打的话，也可以考虑有不同的打法，结果被一片不屑一顾的否定声所淹没。他们不仅很容易过渡到“打”，甚至也不知道理性、克制和有限的“打”。在他们那里，“打”就意味着万炮齐轰、一片废墟、全面占领。“打”就意味着彻底胜利，并为了胜利不顾一切。
[49] 安德森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视为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7、33、43页。盖尔纳将“识字”作为民族主义的三个关键特征之一，认为受到“集中教育的群体”是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之一。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46、181页。现在，这些“识字”能读书报的人成为网民。互联网对民族主义的激发与凝聚的作用，远远超过现代印刷术。
[50] 2007年，官方报道的高等学校招生数为570万。这几年大体上维持在这个水平。
[51]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生活在城市的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群体，也是互联网上的活跃分子。
[52] 亨廷顿认为，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造成年轻一代穆斯林数量的急剧增加，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和暴力活动增强的一个原因，并预言“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00页。中国的情况是青年学生的数量爆炸性增长以及互联网这种民间表达和传播工具的出现，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