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的回忆——不堪推敲是病史

（2015-08-24，来源:共识网；作者:拾月霜寒）

       戴按：此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驳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很有说服力。最近，戚本禹、韩爱晶等文革余孽可能以为，现在中国正在朝毛的路线走，因而纷纷跳出来，为文革大唱颂歌，为毛、四人帮等涂脂抹粉。我看，他们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摘要：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全文刊发，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戚本禹当年是文革的干将，今天仍是文革的拥趸。文革的历史，由戚本禹来讲述，可以给人更多启迪。至于其中的真假是非，世人自有评断。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有很多刻意的隐瞒和篡改，所以，不能算作信史;同时，文中也流落出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也不算伪史。

　　既不是信史，也不是伪史，那么准确的命名，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病史。

　　对这类“病史”的诊断，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只要一点逻辑和常识就足够。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中，刻意强调：“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这里，戚本禹显然是在说：江青并没有迫害人。

　　但是，戚本禹的回忆中记述：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

　　“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

　　“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江青)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

　　对于这些事件，虽然戚本禹轻描淡写，或者对江青的指示未予执行，但是，江青的跋扈，已可见一斑。戚本禹1966年进入中央文革，到1968年被关押监狱，接触江青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江青下达的整人指示即有数起。文革的干将、江青的喽罗不只戚本禹一人，江青弄权的时间更长达十年，那些戚本禹不知情、或者不愿提及的恶行，还有多少?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却是戚本禹本人的经历。这一经历，也记录在戚本禹的回忆文章里。1968年，因为被江青怀疑，戚本禹被投入监狱。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

　　因为“打探主人的秘密”， 戚本禹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文革期间)，如果这还不算迫害，什么是迫害?

　　而且，戚本禹记述：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

　　国家中央机关秘书长的任命，江青一句话就能定音。戚本禹是否意识到了：这是“家天下”的典型病态?

　　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戚本禹的十年牢狱不冤，如果江青再生、文革重来，戚本禹还会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恐怕不只十年。

　　戚本禹的回忆称：江青不但不迫害人，相反的，江青还救了不少人，并举出了一些例证。但是，戚本禹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江青是火海中救人的人，那么谁是文革的放火人?而为了救人以市恩，不惜把国家社会推入火海，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

　　对于文革中的杀戮、破坏等恶行，戚本禹的回忆称：这是“资反派”指示高干子弟做的，对此，毛主席是反对的。

　　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恶行累累，这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这些暴行都是“资反派”和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当年的高干子弟有多少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暴行是“资反派”指使的，文革的暴行贯彻始终，遍及各地，已被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资反派”还有这样的能量？此外，如果毛主席反对暴行，为什么不发一个最高指示——当年，伟大领袖每发一个最高指示，那是要全国学习、全民庆祝的;或者至少，伟大领袖可以再写一张大字报，《炮打高干子弟》嘛。高干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都能被毛主席打倒，还有什么高干是毛主席动不了的？当年，亿万人民守侯在高音喇叭前，听到的最高指示可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戚本禹所谓的“资反派”的能量有多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戚本禹的回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戚本禹、江青等文革干将，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当年的戚本禹等人，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是担负着亿万国人生死祸福的政治中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处文字，都可能经过体制的传达而无限放大，造福社会或成为巨大的社会灾难。权力中心的一点火苗，蔓延到社会上就可能是冲天烈焰。所以，进入权力的中心，是需要对社会、对国民承担责任的。可惜，这样一点基本的责任意识，当年戚本禹们没有，今天的戚本禹们，仍然没有。

　　戚本禹1968年被关押监狱，1983年经审判获刑18年。1979年《决议》出台时，戚本禹已经在监狱中被羁押11年。可以看到，戚本禹主要的刑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

　　但是，被江青送入监狱、主要刑期在文革度过的戚本禹，为什么不恨江青、不恨文革?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的回忆中也有交代。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这是1968年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批示写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得到这个批示，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人，竟如获至宝。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

　　得到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的称谓，戚、关、王三人竟感激涕零。作为党员，在身陷囹圄之时，在意的不是是否违反了国法、党纪，而是毛泽东是否还称“同志” ——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奴性思维?这样的奴性心理体现在一个个自称革命者的身上，岂不是绝妙的讽刺?

　　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称谓，两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赦令，就是无上的恩典，直接关系祸福生死。

　　文革政治的病态，在文革余孽深情款款的回忆里，显露无遗。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文革干将，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仍旧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如戚本禹，在漫长的非法关押期间，戚大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称呼我“同志”了。狱中的戚本禹，时刻期待着领袖的再度召唤，重入军机，再掌大权。曾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戚本禹，不但没有为国民负责的意识，而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人身依附的喽罗心态。而这种喽罗心态，能伴随戚本禹至今，也可算是奇迹。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只需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用病态心理写出的“病史”。这种病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戚本禹这样的文革干将，连基本的逻辑能力都失去了。这类“病史”，如果是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下，是没有任何欺骗性的。相反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革的遗毒，随时可能再度肆虐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戚本禹的回忆，也是一个警钟。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1968年，戚本禹先生因为被“误解”，看了一场电影，坐了10年苦牢。“上意从来高难测，”可怜戚本禹先生，至今仍在揣测。

何帆：历史就是猜测和偏见

（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08月10日）

        戴按：中纪委属下的方正出版社出版了美国1968年出版的杜兰特夫妇的一本历史书，还有本小册子，值得玩味。何帆引用了不少警句，颇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劲头，其中固然有许多真知灼见，亦存在偏激之处。一切历史书，都存在许多猜测和偏见，特别是专制社会官方主导编写的所谓“正史”（例如臭名昭著的《联共党史》）。但历史著作也多多少反映了历史的某些真相。否则，历史学家的所有工作岂不是都是在散布偏见而毫无意义？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花了50年时间，写了1500万字，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世界文明史》。回首这么多年的研究，杜兰特夫妇的心得是：“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想要归纳历史的规律，想要探究历史哲学，都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先是这样自嘲一番之后，杜兰特夫妇开始在一本一百多页的小书《历史的教训》中，一本正经地探讨历史中的人性，以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人类自称是地球的主宰，历史似乎只是对人类活动的记录，但如果你从太空远眺地球，人类就渺小得根本无法看得见。距离地球再近一些，比如当你坐在飞机上俯瞰大地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仅仅聚居在地球上很小的一块块土地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像大地上长出来的癣疥。小的村庄是小的癣疥，大的都市是大的癣疥。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狂妄地认为人类可以摆脱自然的束缚，但至今为止，地理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人类的行为，更不用说当人类刚刚起源的时候了。因此，谈到历史，就不能不谈到地理的影响：总有些地方人类无法居住，总有些地方部队无法交战，总有些地方难以形成城市，总有的地方易于遭受灾害。资源的分配也是极其不均的，这种极其偶然的初始资源禀赋无形中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就是著名学者戴梦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猜测的：由于亚欧大陆上的新月形地带有更多适宜栽种的种子，所以才出现了最早的农业。

        杜兰特夫妇继续讲到，人类在自然的约束条件下会努力地追求生存。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和整个生物界的进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生物因资源的稀缺而竞争，人类亦然。杜兰特夫妇讲到，“自然”未曾认真拜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同时追求自由和平等，是一种虚妄：若有无节制的自由，必有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若要人人平等，必然会限制某些人的自由。借着杜兰特夫妇的思路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妨认为，制度的演进和基因的变异有着同样的机制。大部分的变异都是盲目的、失败的，正如大部分的变革都是草率的、粗暴的一样，幸存下来的变异只是碰巧得到了自然的青睐。历史中胜利者战胜失败者，也大多充满了偶然性的因素。

        人类历史中很多独特之处都源于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人必须生活在人群之中，这就有了社会，也就有了规范社会的宗教和道德。杜兰特夫妇写到：“罪恶在每一个时代都曾蓬勃发展。”这就说明了道德的重要性。不同时代的道德会有极大的差异，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道德，都必须有道德：贞操可以是一种道德，性开放也可以是一种道德；杀人可以是一种道德，护生也可以是一种道德。道德是一种规范社会行为的工具，是一个社会里人人必须穿上的内裤。

        宗教是另一种对社会行为的规范。拿破仑曾经说，宗教的作用就是使穷人不会再去谋害富人。出于感激，统治者会和祭司分享税收，会给寺庙赏赐土地。吊诡的是，宗教有时候会形成自己的道德观，这反而会损害宗教自身。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在参观西斯廷教堂的时候，会被米开朗基罗的绘画震惊。在画里，基督把犯罪的人全部丢进熊熊大火。难道这就是那个谦卑、宽容和和善的“主”？即使在宗教盛行的时候，也没有阻挡社会中的腐败和堕落，而且宗教本身也经常会趋向腐败和堕落，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下一次瘟疫、下一场战争、下一会灾难过后，宗教又会浴火重生。

        除了道德和宗教，人类还需要各种政治体制。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最认可的是君主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谴责雅典的民主制，因为民主已经使文化颓废，道德堕落。节制被认为是怯懦，傲慢被视为有教养，混乱成了自由，浪费变成慷慨。老师害怕学生，学生轻视老师。民主藐视权威，只要稍加约束就变得大发雷霆。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想确立起来是非常难的。之所以难，不在于确立一种体制，而在于改造一国国民。斯多葛学派的哲人说：“你切莫只因为无知的数量巨大而崇拜它。”但我们怎能不崇拜它呢？对大众的无知，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

        也正是因为人是群居的，这才出现了种族和战争。种族的概念十有八九是虚妄。瑞典学者林奈将人种分为欧洲白色人种、亚洲黄色人种、非洲黑色人种和美洲红色人种，就很有争议。美洲土著不过是喜欢把红颜料抹在脸上而已，哪里有所谓的红色人种。法国学者居维叶按照《旧约》的说法将人种分为闪族、含族和雅弗族，更是牵强附会。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最为臭名昭著的就是希特勒宣扬的纯正“雅利安人”。既然民族的划分缺乏科学的基础，却总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乃是人们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曾经是家族和部落，之后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为了让“我们”之间互相“认同”，就必须有一个“他们”。

       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无时不有，极端的时候还会出现战争。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但宗教和民族主义推波助澜，使得战争的惨烈程度愈演愈烈。杜兰特夫妇谈到，在古代，甚至直到十七和十八世纪，战争往往都是君王之间的战争，到了二十世纪，战争才变成了人民战争。所谓的人民战争，就是人民被迫参与战争。为了赢得战争，就要大规模毁坏财物和生命。著名认知科学学者斯蒂芬.平克或许会反对这种观点，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平克声称，在国家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因暴力冲突而导致的死亡比例约为15%，而到了20世纪，尽管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因战争导致的死亡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3%。平克认为，正是国家的出现，抑制了战争的暴力。我们当然希望平克的预言是正确的，正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口之中，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已经少之又少，但我们的子孙还能像我们一样幸运吗？这是个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的问题。

        杜兰特夫妇最终探讨的问题是，历史是不是进步的。从生活的便利程度、技术的发展速度来看，社会似乎正在不断地进步，但生活的舒适也会削弱人类的体质活力和道德自律。杜兰特夫妇最后想要给我们一个乐观的结尾，他们讲到，我们之所以学习历史，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积累和传承文明的遗产。但萧伯纳也说过：“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们不会从历史到经验中吸取教训。”

       杜兰特夫妇的这本书写于1968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本小书中的某些观点已经略显陈旧，但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历史观”正方兴未艾。一个学者的视野越是开阔，他的观点就越会谦卑。当一对伟大的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猜测”的时候，我们这些读者又能从中读出自己的哪些偏见呢？

 （作者注：本书取材于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本书由中央纪委下属的方正出版社翻译出版。）

黄夏：希特勒的“选择性反腐”

（2015-08-19，共识网，来源:豆瓣网）

        戴按：此书值得一读。第一，它驳斥了阿伦特的一个说法；第二，纳粹党腐败的原因，恰恰是其权力不受制约；第三，它指出，纳粹党反腐是“根据党的运动的需要”进行。

        摘要：按巴约尔的分类，纳粹德国的腐败有这样三种：支持的腐败、容忍的腐败和打击的腐败。这三种类型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后两种腐败，是随国内形势、政治与军事动向而相互转化的。 　　

　　现代国家中，恐怕很少有像第三帝国这样热衷于腐败，和这样不热衷于反腐的政权了。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在研究大量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向我们揭开了纳粹德国的腐败之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汉娜•阿伦特关于纳粹大屠杀系“一个现代国家的、基于分工的官僚机器”的“行政大屠杀”的观点。

　　因为，“官僚机器”的说法暗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其成员是在经典的官僚体制（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的框架下活动的，“不带个人的喜怒哀乐、遵守严格的规章制度、分工合作、在官僚的等级制中各自只有有限的权力”。巴约尔认为这样的描述在评价纳粹腐败和反腐的问题上简直大错特错，因为纳粹政党及其成员不仅不遵守自己制定的党纪国法，反而以最穷凶极恶的方式从事和扩大腐败。而其之所以能够如此贪腐而又能逍遥法外，不是因为他们“各自只有有限的权力”，而恰恰是他们握有不受监管因而也是无远弗届的权力。

　　如此，纳粹腐败与其他政治体制中的“常态”型腐败，比如官员在分配公共资源和政府采购时受贿之类的现象，既有重叠，也有独具纳粹统治体制特色的重大区别。《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便着眼于揭橥这样的重大区别，就如巴约尔在披露该书的写作宗旨时所言，“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第三帝国特有的腐败现象，这些现象要归因于1933年之后国家和社会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不具有连续性，而是对纳粹统治结构和政策(包括灭绝政策)而言的典型现象。”

　　按巴约尔的分类，纳粹德国的腐败有这样三种：支持的腐败、容忍的腐败和打击的腐败。这三种类型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尤其是后两种腐败，是随国内形势、政治与军事动向而相互转化的。

　　关于第一种腐败，我们很难理解，它竟然会受到支持。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在纳粹“夺权”前的“运动”中，纳粹政党向其追随者灌输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其失业、破产、生活不顺，全系魏玛政体和犹太人一手造成，以此号召夺权并许下政治诺言，一旦夺权成功就将补偿他们在“斗争年代”中付出的牺牲。依循“牺牲—补偿”原则，纳粹政党在上台后将其拥趸大量安置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并排挤非党人员。其目的，在于用国家财政豢养拥趸，并以渗透政权机构的方式巩固其统治。这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体制化腐败”。

　　容忍的腐败则来自各种特设基金和小金库。鉴于纳粹统治结构分为不同的权力集团、特别机构、委员会、特别专员等派系，它们需要特别的活动资金来支持和供养自己的私人亲信和追随者。而特设基金和小金库则因其保密、不受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而备受高层的青睐。以希特勒为例，他的“基金会”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经济界捐款(到1945年，高达7亿帝国马克)、《我的奋斗》的版税和稿酬(户籍登记处必须向新婚夫妇提供这本书，每年收入约150万到200万帝国马克)、帝国邮政部门因销售元首肖像的邮票而给希特勒本人的分成(总计5200万帝国马克)，和各种不缴税的遗赠。而纳粹党各省部书记的“基金会”，则以控股党报、接管和购买企业、购置房产地产、要挟捐赠等方式筹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利用国家公器聚敛私财，或者通过将国产(包括“依法”征用、没收被占领区人民和犹太人的财产)“党产化”、再进而“私产化”的方式，收入个人腰包。　　

 　　腐败受到支持和容忍，其根源在于作为一个“夺权”上台，架空了整个议会和其他监管体系的政党，纳粹政府缺乏合法的政治授权。它的统治，是以封君—封臣、恩主—门客、匪首—打手的“酬报—忠诚”方式来维持和运行的。而用以换取“忠诚”的，不可能是大而无当的党纪国法，只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一旦封君、恩主、匪首拿不出好处来，也就意味着其统治合法性的丧失。因此，纳粹中高层汲汲于以不法手段扩充小金库，并对下层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也有分赃不均导致矛盾激化的情况发生，“牺牲—补偿”原则推高了追随者们的心理预期，以至他们甚至会把没有满足其期望的上级告上法庭，要求作出应有的“补偿”。

　　因而，纳粹政党对腐败的打击，先天就已机制不足、动机不纯了。按照其统治原则，也只能找到“选择性反腐”这样一个唯一的选项了。当纳粹党员卷入体制内部的权力斗争、或者在靠山和保护人眼中失去利用价值，或者侵吞了党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或者在1942年德国开始遭遇战争失利，人民需要依靠救济品过活、而物资管理官员大肆贪腐的情况下，才会在“反腐”中被当成牺牲品、替罪羊清洗掉。而那些真正的大老虎，是从来不会被真正究责的。或许，希特勒的指示可以视作“选择性反腐”的最佳脚注：党和国家的司法机构“不应当根据法律的观点，而是应当遵照党的运动的政治需要”进行裁决。

　　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据以立国的理念，而是“强盗共同体”的宣言。但我们不禁要问，腐败横行，难道不是会蛀空国家财政、毒化金融环境、打击投资信心，进而造成经济全面崩坏吗？对此，巴约尔写道：“在纳粹统治下，货币本来就没有什么作用，政权靠借贷生存，借以开拓资源的则是最原始的手段——掠夺。”纳粹德国从对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对东欧等被占国家的压榨、从对集中营囚犯的剥削中，积累起巨额财富。因而，比起作为协调朋党体制、促进政府运作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润滑剂”，腐败“造成的高成本和收入亏空，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同时，腐败中的权钱交易，也鼓励更多人加入到“雅利安化”、大屠杀和剥削占领区的活动中。

　　在此基础上，巴约尔写出了本书最诛心的一句话：“虽然德国群众对腐败进行了大规模的口诛笔伐，但德国社会的确是通过腐败获得了很多好处。”巴约尔并不把纳粹统治视为自上而下的独裁政权，而是看作“德国社会以各种方式广泛参与的社会行为”。他没有继续往下说的话，笔者来将之补上：全体德国人必须为纳粹造成的重大灾难承担责任。这一点，与作家君特•格拉斯坚持对整个德国民族的批判，是相吻合的。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德]弗兰克•巴约尔著 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

保罗·克鲁格曼：人民币贬值不该浅尝辄止

（纽约时报 2015年8月13日）

      戴按：克鲁格曼批评中国领导人对经济是外行，分量很重，但是很有道理。当年毛泽东不懂经济，还自以为自己比经济学家更高明，搞了个大跃进，结果导致上千万人饿死。应该引以为训。 

  你是不是开始感觉到，在经济政策上，说一不二的习主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中国做出的人民币贬值决策，背后是有经济理据的。正如戴维·贝克沃斯(David Beckworth，美国卡托（Cato）研究所研究员----戴注)所说，这不只是要获得竞争优势。不管官方数据怎么样，中国的经济走势显然是不妙的，需要进行货币刺激措施。但是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是不相容的；中国的资本控制留出了一些余地，但仍然倍受资本外逃的困扰——中国希望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以求获得储备货币的地位。（这是个愚蠢的目标，但今天暂且不谈。）

     因此，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考虑，中国要实现自由浮动汇率，像日本那样随心所欲地利用货币政策，是合乎情理的。

      但一定要理解其运行机制才行。日本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会刺激资金转向海外，致使日元下跌。只有在投资者认为日元被低估，希望购买日本证券以期日元上涨时，才会止住下跌。在这里面，汇率过高是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既没有让人民币汇率浮动，也没有充分地贬值，让投资者觉得未来一定会上涨。它只是稍稍有一些贬值。

     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已故美国经济史学家，戴注)管这叫“啃第一口樱桃”。（谁会只吃一口樱桃呢？）中国现在已经标明它的货币挂钩不再牢固；但贬值又远远不能创造看涨的预期。这一来一去会让投资者确信，这个货币的未来走势是下跌的——也就是会加剧资本外逃（看起来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呢？中国可以直接让人民币汇率浮动；以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肯定会出现大幅贬值。但这会严重加剧贸易对立（应为“贸易紧张”----戴注），给外交政策带来麻烦。也许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领导层打算走出这一步。他们只是走出了一小步，创造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效益，却导致前景预期的不稳定。

     而这也提醒我们，当今世界的治理者是多么缺乏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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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皇帝的新装

（纽约时报 2015年8月6日）

  经济繁荣时期掌权的政客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产生妄想。在美国国内能看这种情况：杰布·布什(Jeb Bush)误以为他知道经济增长的秘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当佛罗里达州州长时，该州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他赶上了泡沫破裂前离任的好运。在许多国家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我还记得，在日本经济出现长期停滞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官僚们被人们认为具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

     这就是你想搞懂中国股市上出现的怪事儿所需要的背景。就股市本身而言，中国股票的价格本不该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当局通过试图控制股市，选择了用自己的可信度来打赌，而且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中国在过去25年里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层面。中国正处于一个时代结束的关口，那个在很大程度上靠大批就业不足的农民从农村进入沿海城市打工而带来的超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剩余劳动力的储备现在正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增长必须放慢。

     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围绕着高速增长模式建立的。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在内的企业，把自己的收入藏起来，而不是返还给公众，这导致了家庭收入的萎缩；与此同时，个人储蓄率极高，这部分是由于社会安全网薄弱，所以家庭储备现金，以防万一。结果是中国的开支极不平衡，一方面有很高的投资率，但另一方面，消费者的需求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份额非常低。

     只要有快速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充足投资机会，这种结构是可行的。但眼下，中国正在进入投资回报率快速递减的时代。这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过渡问题：如果投资减少，而消费不能足够快地上升，从而填补投资的缺口，那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需要的是能扩大购买力的改革，公平地说，中国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努力都还很不够。比如，中国已经推行所谓的国家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工人仍没有医疗保障。

     而这段时间，中国领导人似乎对出现即使短暂的经济衰退的前景都很害怕，这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所以，他们一直在刺激需求，用的是给市场提供填鸭式信贷的方式，包括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这些措施可以有一时的效果，而且，如果重大改革的速度足够快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可能都会烟消云散。但改革的速度不够快，结果出现了一个一触即破的大泡沫。

     中国对这个泡沫的反应是竭尽全力支撑股票价格。大股东被禁止出售股票；国营部门被告知要购买股票；许多股票下跌的公司获准暂停交易。你也许可以在一两天里使用这些办法来遏制一次明显不合理的恐慌，但这些办法被用来长期持续股市，虽然中国股市仍远远高于其不久前的水平。

     中国当局以为他们是在做什么？

     他们也许部分地担心泡沫破裂的财政后果。看来，一些中国股市玩家用股票作抵押借了大笔资金，因此股市的暴跌可能会导致他们破产。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影子银行”业，这个行业基本上不受监管，很容易出现银行挤兑潮。

     但对目前情况也可以这样看：曾经鼓励市民购买股票的中国政府，现在为了维护声誉，觉得自己必须捍卫股价。当然，它这样做的结果是，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毁掉自己的声誉。

     当然，每次你认为当局为破坏自己的信誉尽了一切可能时，他们总能干出超出你想象的事情。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正在把股市大跌的罪责归咎于——你猜对了——外国对中国的阴谋，这其实比你也许能想象的更没有道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严格控制股票市场，实际上把外国人排除在中国股市之外，你很难卖掉当初你从来就不能拥有的资产。

     看看我们刚学到了什么吧。中国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增长不是海市蜃楼，中国仍是具有生产力的经济强国。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低速增长的问题仍然显著，但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已有一段时间了。其中的大新闻不是事关中国经济，而是事关中国的领导人。忘掉你听来的有关他们多么杰出、多么前瞻的所有说法吧。从他们目前的拼命挣扎来看，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