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8-24，来源:共识网；作者:拾月霜寒）
戴按：此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驳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很有说服力。最近，戚本禹、韩爱晶等文革余孽可能以为，现在中国正在朝毛的路线走，因而纷纷跳出来，为文革大唱颂歌，为毛、四人帮等涂脂抹粉。我看，他们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摘要：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全文刊发，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戚本禹当年是文革的干将，今天仍是文革的拥趸。文革的历史，由戚本禹来讲述，可以给人更多启迪。至于其中的真假是非，世人自有评断。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有很多刻意的隐瞒和篡改，所以，不能算作信史;同时，文中也流落出不少真实的历史事实，所以，也不算伪史。
既不是信史，也不是伪史，那么准确的命名，我个人认为，应该叫做：病史。
对这类“病史”的诊断，不需要复杂的专业知识，只要一点逻辑和常识就足够。
戚本禹的回忆文字中，刻意强调：“现在有些人拼命说自己当初怎么受到江青的迫害.其实除了阎长贵,有些人的所谓迫害,多有夸大其词.有的是为了表白自己,有的是迎合党内资产阶级”这里，戚本禹显然是在说：江青并没有迫害人。
但是，戚本禹的回忆中记述：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
“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不了,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
“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
“有个派去照顾她的服务员，头天她(江青)还说她怎么好，第二天就说这个人坏，知道她怕风，却故意把窗开着，让她吹风。要这个人走，送她劳改去。
对于这些事件，虽然戚本禹轻描淡写，或者对江青的指示未予执行，但是，江青的跋扈，已可见一斑。戚本禹1966年进入中央文革，到1968年被关押监狱，接触江青不过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江青下达的整人指示即有数起。文革的干将、江青的喽罗不只戚本禹一人，江青弄权的时间更长达十年，那些戚本禹不知情、或者不愿提及的恶行，还有多少?
不过，最典型的例子，却是戚本禹本人的经历。这一经历，也记录在戚本禹的回忆文章里。1968年，因为被江青怀疑，戚本禹被投入监狱。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抓阎长贵之前,江青也请他看了场电影,叫《一仆二主》。怀疑他一边做她的秘书,一边还受命于他人,她认为他是我安插在她身边的人。”
因为“打探主人的秘密”，
戚本禹被投入监狱长达十年(文革期间)，如果这还不算迫害，什么是迫害?
而且，戚本禹记述：
“1965年,杨尚昆被调离中央办公厅以后，由谁来接任中办主任的职位?……江青跟我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她投了汪东兴一票。江青说，主席身边有些人,像叶子龙，并不把她当回事的。但汪东兴对江青却始终是毕恭毕敬，惟命是从的。”
国家中央机关秘书长的任命，江青一句话就能定音。戚本禹是否意识到了：这是“家天下”的典型病态?
文革的浩劫，摧毁了很多人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对于戚本禹等文革干将来说：主人好，就是好。戚本禹的“回忆”旨在为江青抹粉，可惜，戚本禹用厚重的粉黛，曝露了江青的真面目。戚本禹的十年牢狱不冤，如果江青再生、文革重来，戚本禹还会被投入监狱。这一次，恐怕不只十年。
戚本禹的回忆称：江青不但不迫害人，相反的，江青还救了不少人，并举出了一些例证。但是，戚本禹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如果江青是火海中救人的人，那么谁是文革的放火人?而为了救人以市恩，不惜把国家社会推入火海，这是怎样的丧心病狂?
对于文革中的杀戮、破坏等恶行，戚本禹的回忆称：这是“资反派”指示高干子弟做的，对此，毛主席是反对的。
高干子弟在文革期间恶行累累，这是事实，无需否认。但是，文革的暴行罄竹难书，这些暴行都是“资反派”和高干子弟搞出来的?当年的高干子弟有多少人?三千，五千，或者一万？暴行是“资反派”指使的，文革的暴行贯彻始终，遍及各地，已被打倒在地、踏上一万只脚的“资反派”还有这样的能量？此外，如果毛主席反对暴行，为什么不发一个最高指示——当年，伟大领袖每发一个最高指示，那是要全国学习、全民庆祝的;或者至少，伟大领袖可以再写一张大字报，《炮打高干子弟》嘛。高干如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副总理邓小平都能被毛主席打倒，还有什么高干是毛主席动不了的？当年，亿万人民守侯在高音喇叭前，听到的最高指示可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与人斗，其乐无穷。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而戚本禹所谓的“资反派”的能量有多大？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是：他们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戚本禹的回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是戚本禹、江青等文革干将，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当年的戚本禹等人，是中央文革的成员，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是担负着亿万国人生死祸福的政治中坚。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每一处文字，都可能经过体制的传达而无限放大，造福社会或成为巨大的社会灾难。权力中心的一点火苗，蔓延到社会上就可能是冲天烈焰。所以，进入权力的中心，是需要对社会、对国民承担责任的。可惜，这样一点基本的责任意识，当年戚本禹们没有，今天的戚本禹们，仍然没有。
戚本禹1968年被关押监狱，1983年经审判获刑18年。1979年《决议》出台时，戚本禹已经在监狱中被羁押11年。可以看到，戚本禹主要的刑期，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
但是，被江青送入监狱、主要刑期在文革度过的戚本禹，为什么不恨江青、不恨文革?
关于这一点，戚本禹的回忆中也有交代。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这是1968年毛泽东写的一个批示，批示写在戚本禹的检讨书上。得到这个批示，戚本禹、关锋、王力三人，竟如获至宝。
“我拿到主席批示，就给总理江青他们汇报了……我就和春桥一起向他们作了传达，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因为主席称我们是同志，那就像是得到了解放令似的。720以后，主席在批的文件里称陈再道是同志，那陈再道的待遇马上就不一样了，房间和警卫马上都换了，没有原来软禁的样子了……”
得到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的称谓，戚、关、王三人竟感激涕零。作为党员，在身陷囹圄之时，在意的不是是否违反了国法、党纪，而是毛泽东是否还称“同志”
——这是怎样一种深刻的奴性思维?这样的奴性心理体现在一个个自称革命者的身上，岂不是绝妙的讽刺?
毛泽东的一个“同志”称谓，两个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道赦令，就是无上的恩典，直接关系祸福生死。
文革政治的病态，在文革余孽深情款款的回忆里，显露无遗。
事实上，这也是很多文革干将，即使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也仍旧怀念文革的主要原因。如戚本禹，在漫长的非法关押期间，戚大帅念念不忘的是：领袖称呼我“同志”了。狱中的戚本禹，时刻期待着领袖的再度召唤，重入军机，再掌大权。曾经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的戚本禹，不但没有为国民负责的意识，而是抱持着这样一种人身依附的喽罗心态。而这种喽罗心态，能伴随戚本禹至今，也可算是奇迹。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只需要稍作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是用病态心理写出的“病史”。这种病态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戚本禹这样的文革干将，连基本的逻辑能力都失去了。这类“病史”，如果是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的环境下，是没有任何欺骗性的。相反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文革的遗毒，随时可能再度肆虐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戚本禹的回忆，也是一个警钟。
“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
1968年，戚本禹先生因为被“误解”，看了一场电影，坐了10年苦牢。“上意从来高难测，”可怜戚本禹先生，至今仍在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