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京：美國的中國難題
（自由亞洲电台，2015-05-12）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最近在新書《和中國打交道》中明確承認，在如何對待崛起的中國這個重大問題上，美國精英階層發生了嚴重分歧。保爾森說，在很長的時間裡，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主流，都認為與崛起的中國合作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現在，面對中國在軍事上越咄咄逼人，加上習近平上台後對待民間維權組織的強硬態度，一些美國精英改變了原來的立場。不久前公開批評中共的沈大偉，就是這種人的一個重要代表。
主張改變美國對華合作態度的美國精英，一方面認為中國在軍事上沒有必要如此快速擴張，更沒有必要對美國持如此強烈的敵意。同時，沈大偉還認為，中共正在沒落，不可能克服國內嚴重的危機。言下之意，美國沒有必要與這樣一個行將滅亡的政權進行合作。
保爾森本人也不排除中國會出大問題、出大事，因此，聲稱自己“只開藥方不算命”，不對中國的未來做任何預測。保爾森認為，盡管中國內部危機嚴重，但對於美國來說，與中國積極合作，是唯一正確的方針。
保爾森認為，唯有采取這樣的對華政策，美國才能立於不敗之地。因為對中國采取不合作的態度，不利於美國自己的改革。換言之，保爾森認為，對美國來說，最大的挑戰並非來自中國，而是來自需要改革的美國體制。
筆者認為，保爾森的選擇在邏輯上看起來比對華強硬派更有道理，特別是，對中國采取強硬的態度，很可能不利於美國自身的改革。不過，保爾森的這一主張，改變不了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中國將會是美國越來越棘手的難題，而關於美國應該堅持與中國積極合作的主張，也會在美國內部遭遇越來越大的困難。
之所以這樣說，倒不是因為兩國的經濟利益互補的大格局因中國崛起而發生了改變，而主要是我認為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令其有了把內部政治和社會危機轉嫁給世界、轉嫁給美國的能力，這一發展會讓美國很不舒服，給美國帶來很大麻煩。
以中國的軍力擴張為例，很難說中國的巨額軍費投入能夠給中國人帶來什麼實惠，但在美國方面來講，則不能不做出反應。也就是說，雖然中美彼此不可能發動戰爭，但中國投入巨資開發出一些對自己並無國防價值的進攻性武器，美國就要耗費大量資源來防備。這樣的競爭，其實只對兩國極少數人有利，對兩國的多數人並不利。
比這個問題更為嚴重的是，中國的人民幣越來越具有國際性。也就是說，缺乏民主合法性的中共政權，現在有了一種威力巨大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力——大量印鈔。這是過去蘇聯，乃至德國納粹，都沒有的手段。如果中國濫用這種手段來轉嫁內部危機，對於那些主張美國堅持與中國合作的人來說，壓力是非常大的。正因如此，不久前，保爾森在得知中國將采取”微刺激”來阻止經濟增長減速過快的時候後，曾發表了警告中國的言論，希望中國決策當局采取負責任的態度。言下之意，就是中國不要把內部危機轉嫁給美國、轉嫁給全球經濟。
可是，我們不難想像，沒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約束的中共當權者，在事關自己能不能繼續當權的厲害關頭，是不可能在意來自美國的警告的。目前，中國經濟存在巨大的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還有社保、醫保等巨大的社會福利基金的不足。如果讓決策者在艱難的改革和印票子之間做選擇，如果他們認為印票子能夠把危機轉移出去，或者能夠拖延改革的話，怎麼會選前者而不選後者呢？
也就是說，美國的中國難題，是她要不要，以及如何與一個經常把保住自己的權力置於本國人民利益之上的政權合作。這個問題，過去就沒有簡單的答案，今後就更難了。
（二）梁京：中国的美国难题
（自由亚洲电台，2015-05-19）
我上周评论的题目是“美国的中国难题”，思路来自美国精英关于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本周评论的题目选择了“中国的美国难题”，则多少和王岐山最近和福山的讲话有关。
中国崛起确实对美国构成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大的挑战，这让不少中国人相当得意。不过，这些人在得意的同时，往往又有一种真实的担心，乃至恐惧，那就是美国人不会甘心让中国强大，因此，他们坚信总有一天，两国会发生全面对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反美势力中有不少属于权势阶层，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密切合作的最大得益者。其中不乏在美国受过系统教育的学者。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对美国有深入了解的人，反而成为反美派呢？
这是因为这些人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觉到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大的不良倾向，其中包括迷信权力和集权，缺乏对公正和法治的信仰，是非常反感和格格不入的。他们也知道，美国的普通人不可能放弃自己对自由、公正和法治民主的信仰，而很多中国人又绝不会相信美国人相信的“这一套”，从而得出了两大文明必将冲突的结论。
随著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权势精英滋生了这样一种“中国梦”，那就是美国人拿中国不公正的秩序没有办法。中国权势精英的这种不识好歹的洋洋得意，引起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警觉。两国近两年的紧张关系，由此而生。在我看来，王岐山最近见福山的讲话的一个重要姿态，就是重新作出了“夹尾巴”的姿态，承认中国不如美国“现代化”，也就是承认自己不文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变的文明。
虽然王岐山此时的低姿态已经不大可能让美国人放弃对中国的警觉，但至少让美国人知道，中国当权者中还有明白人，彼此还能够继续打交道。这是王岐山讲话最重要的动机。王岐山的讲话还表明，他知道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要往邪路上走，美国是最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文化顽固的集权和反自由倾向，必然遭到美国的抵制，乃至对抗。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要想搞霸权是难以得逞的。这就是中国人面临的美国难题的第一层内涵。
但是，中国的美国难题还有另一层内涵，那就是由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巨大，同时又都是超级规模的国家，美国的认知偏差、美国内部的政治博弈，能够对中国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非常负面的。
在我看来，从长期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正面远大于负面，这是因为美国人对自由、公正的信仰，代表了人类合作规模不断扩大的主流方向。但从近期看，中国面临的美国难题，很可能是其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
这个判断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即美国精英和社会的认知偏差和利益扭曲对中国精英和社会的认知偏差和利益扭曲有一种放大效应。这个现象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存在著巨大的利益互补空间，因此，通过巨大的利益输送和传导，两国的认知失误和利益扭曲，会有一种相互推波助澜的互动；而由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和纠错能力要比美国差很多，所以，这种破坏性的互动，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后果会大于美国。
具体来说，近年来，中国权势精英和贪腐的既得利益者，对美国敢于口出狂言和得意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很多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抵挡不住中国的糖弹攻势，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作出了不少机会主义的选择。他们还看到了美国政治制度陷入了重大危机，改革十分艰难，加上美国独自支撑全球秩序中出现的错误和遭遇的困境，让他们情不自禁地露出了自己的本色和真面目。
福山之所以成为中国权势精英热衷“对话”的人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冷战后对自由和民主的扩展过于乐观，随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对美国和西方的体制问题和政治衰败进行了最诚实的检讨和批评。福山在检讨美国体制弊端的时候，赞扬了中国体制的“国家能力”，让中国精英感到非常舒服。在认知上，福山可能又走过头了。但福山的认知偏差对美国的影响并不大，但却让中国的权势精英忘乎所以，因此，会有非常不妙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