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权双周刊，2015-5-13）
一
习近平、王岐山刚开始搭档打老虎的时候，大概没有考虑过何时收场以及如何收场的问题。王岐山说，“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他的意思似乎是说，这场游戏有始无终、没完没了，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在去年10月底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二次会议上，习近平也曾气壮山河地表达了不依不饶、穷追猛打、“全面从严治党”的昂扬斗志：“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好一副“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狠样。当然，这些话都是宣传语言，不能全部当真，但也能说明某种真实心情。
不过现在，高歌猛进的打虎战役似已渐渐进入休整阶段。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习、王愿意不愿意，也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收场的问题了。以下事实颇耐人寻味：
其一，周永康的庭审戏往后推延，显然不光是彩排出了差错、临时增加了若干“翻供”戏份——那是中国特色司法体制可以应付裕如的事情——十之八九是导演组或编剧组的战略意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其二，“海外猎狐”行动雷大雨小，明显名不副实，“红色通辑令”百人名单里既没有令完成、郭文贵这些与正在查办的大老虎案件高度相关的关键性人物，也没有高严这样已经逃亡多年、贪污证据非常扎实的昔日省部级高官。说是“猎狐”，待猎的基本上都是些连苍蝇也称不上的小蚊子，这表明“猎狐”行动尚未开始，就已经迷失了方向。
其三，日前，中纪委网站以罕见的指责地方党委、纪委的方式推卸中央的反腐败责任：“如果省区市党委不作为，不把腐败遏制在基层，让有问题的人逐级提拔，最后就会把问题全部推给中央。在反腐败问题上，只靠中央抓，那能抓得过来吗？”这话很好笑，集权的时候恨不得中央包揽一切，问责的时候倒是想到了地方。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反腐败的工作重心正在悄悄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中纪委的工作方式料想也将从亲力亲为、亲手抓人转为隔空下指导棋。
其四，已经隐约露出老虎面目的几只新的大老虎似乎又都逸出了打击范围：郭正钢父亲的案子虽已呼之欲出，却仍然停留在“你懂的”阶段，有人公开发出了“儿子是儿子，父亲是父亲，共产党不搞株连”的“正义呼声”；“江苏帮”的塌方式覆灭在仇和之后戛然而止，两位副国级的后台老板均无大碍，似已获得相对安全；至于“大清裸官庆亲王”，则是树大根深，人走茶不凉，虎老雄心在，一旦反扑，照样虎虎生威，其能量之大显然超出“新四人帮”多多，就连美国著名学者沈大伟，著名媒体《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也都有意无意卷进来趟这滩浑水。
二
转折点似乎就是中纪委网站那篇被人们解读为打虎预告片的影射文章《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这篇文章无非是借古喻今，但写得并不好，很缺乏历史知识。大清庆亲王奕劻虽然贪得无厌，却没有转移财产，也没有让子孙移民外国，他当权的时候一家老小常住北京，死后他的子孙们也只是从北京“移民”到了天津，连自家堂兄弟当皇上的“满洲国”都不肯去。奕劻的大阿哥、末代庆亲王载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所封）一生吃喝嫖赌，败完家产之后死于天津，只有奕劻的五阿哥是在共产党“解放”之前匆匆跑到香港，没两年又因为过不惯回来了，也是死在了天津。“大清裸官”一说显然是造古人的谣，“裸官”而加一“庆”字，再加上“亲王”头衔——意味着必是血统纯正的“红二代”，在中纪委眼里，这个人也就只能是曾庆红了。今年两会期间，曾庆红的秘书施芝鸿怒斥“全民竞猜庆亲王”是不正常现象，在媒体面前气急败坏、脸红脖子粗，颇显失态。这大概也能折射出他家“首长”对“庆亲王”话题的极端愤怒程度。
众所周知，曾庆红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的左膀右臂，二人的亲近程度远非普通江系人物郭伯雄、徐才厚、周永康可比。据说，当年拿下陈希同，帮助江泽民在邓小平92南巡后顺利过关，挑拨邓与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关系，这些事情都由曾庆红操盘，可见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堪称党内斗争高手。与大清庆亲王奕劻一样，曾庆红也是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虽贪得无厌，却足智多谋；既有顽固自私的一面，也有开明务实的一面；既是官场巨虎，也是政坛巨匠。这样的老虎打不打、怎么打，对习近平、王岐山而言非同小可，是天大的问题。
在政治人脉、官场根基方面，曾庆红与奕劻倒是确有几分相似之处，比如说，二人都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善处官场人际关系的典范。拿奕劻来说吧，奕劻虽然贪名远播，却是清末政坛上各路各派人马都乐于交际，至少是各派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不仅慈禧太后信任他，荣禄、那桐这些满族权贵，李鸿章、袁世凯这些汉族能臣，也都乐意和他倾心交好，你来我往，投桃报李，这边联姻，那边拜把，所以，他树大根深，人脉深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至于虽谤满天下，却任谁也参不倒他。奕劻也不是没做过好事：庚子拳乱，他主张对外友善；晚清新政，他赞成立宪改良；辛亥革命，他坚持和谈、退位，也算是创建民国的有功之人，所以，清朝灭亡之后，民国政府对这位贪财好货、名声很臭的前朝巨虎也是优礼有加。像庆亲王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他会在一场反腐风暴中落马；要落马，他也只会和朝廷一块儿落马。
三
前一阵子，很多人都在谈论“政变”话题，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教授也说，“我也不排除习近平在权力斗争或政变中被废黜的可能性”。从习近平对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北京卫戍区、国家安全部进行密集人事调动可知，习本人对政变传闻并非等闲视之，而是持以高度警觉、高度防范的态度。但是，对军队、内卫、国安系统进行人事清洗，这样的动作只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样的准军事政变有防范之效，而对于前苏联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所经历过的那种和平政变，或对于中共前名义领袖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所曾遭遇过的非程序化下台事件，则是几乎完全无效的。
军事政变（或武装政变）并不是共产党国家政变的经典类型，非程序性的“党内斗争”式和平政变才是共产党国家常见的政变形式。像胡耀邦，在“组织生活会”上受到一群暗地里已经统一了口径的中共元老的恶意围攻，被当面“揭发”、诬陷、批判而百口莫辩，不得已只能辞职了事；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最高主席团会议上受到一群早已悄悄联络妥当的高层同事的突然发难，狂轰滥炸之下也只得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各种“错误”，并立即接受退休养老的安排。当年在“生活会”上“揭发”胡耀邦最得力的人当中，不仅有被他平反的势利老人，也有被他视为密友的多年至交；发动推翻赫鲁晓夫的人中，有人刚刚公开称颂赫鲁晓夫为“天才的领袖”；“8·19政变”的组织策划者全都是戈氏身边最亲近的人，是他亲自提拔的政治亲信。像这样的和平政变，习近平、王岐山们是很难防范的；如果政变阵营里既有代表政治高度的前代“核心”，又有足智多谋的智多星——而且还是庆亲王那样树大根深、人脉超强的智多星——那就更加难以防范了。
如果习近平某一天忽然在一个临时召集的“扩大”的（或缩小的）高层会议上被众人一致推上了被告的位置，当然，绝对没有人会指责他“反腐败”搞错了，他们只会指责他反腐败动机不当、另搞一套，只反别人的腐败、不反自己人的腐败（在事实层面这种指控十之八九倒是可以成立的），最后，他们会义正词严地要求他对损害了党的团结负责，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严重失误负责。
四
前两年习近平、王岐山打的大体都是弱老虎、病老虎、衰老虎，由王立军出逃事件发其端，落网者大都是这一条线上你牵出我、我连着你的人物——归根溯源，这都是薄熙来两个耳光打出来的一笔反腐红利。在军队，落网者大都是王守业、谷俊山、徐才厚这条线上攀扯下来的人物，扯出了郭伯雄，最后也扯到了贾廷安——这位跟随江泽民数十年之久、相当于江氏家臣的忠实秘书，打军老虎之事也就从此断了线。
打掉薄周徐令这些病老虎，习近平、王岐山倒是练出了胆气、打出了斗志，但随着两位打虎英雄意气飞扬，把战场摆到了“庆亲王”的门前，原本以为事不关己、暂避风头的巨虎、虎王也就被惹出了怒气，激出了凶性。接下来，除非打虎收场，否则，“大老虎联手反扑”的现实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大了——所谓“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转成长期僵持，以至发生逆转，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种种迹象表明，打虎已近收场时。虽然王岐山心有不甘，习近平意兴阑珊，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打老虎注定是一个烂尾工程。当习、王打得性起，打得正欢，或者打红了眼、打忘了姓的时候，他们似乎忘了，共产党里几乎无人不贪，苍蝇拍不尽、老虎打不完，红二代是老虎窝、中南海是虎头山，反腐败其实是一场根本上毫无胜算的绝望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若不从制度上改弦更张，还只能“信这个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