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庆安枪声的中国政治喻象
（中国法律媒体人段宏庆为《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2015-05-14）
中国东北偏远小县城庆安，在2015年5月2日之前默默无闻。但随着当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从庆安火车站候车室里传出的一声枪响，该县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在枪声中倒地身亡的徐纯合是庆安当地45岁的普通农民，开枪的是庆安火车站派出所一名警察。从理论上说，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事情并不难，只需查清三个问题：警民因何发生冲突？警察在什么情形下开的枪？警察开枪行为有无不当？
但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本来简单的问题也变得无比复杂。事发两周来，舆论沸腾，民情激愤，真相却始终难求。议题则从“警察开枪”逐渐延伸到中国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如“上访与维稳”“精英与民粹”“权力与腐败”等等，议题的扩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对事件本身认识的难度，并加剧了社会群体意识的分裂。
中国是全世界枪支管控最严的国家之一，遇到大型活动、盛会，甚至连菜刀等都要实名制购买，民间更休提拥有枪支。所以，开枪在中国的意味非常深远，民间涉枪就是特大案件，而警方开枪则意味着国家“正义力量”对犯罪分子的镇压。但这种观念近年来不断被冲击，诸多媒体曝光的警察滥用暴力、任意开枪的血淋淋案例提醒着人们：当权力失去约束，枪口对准的可能不一定就是真正的犯罪分子，而且受害的可以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
这种危机感，加上近两年来公权力不断强化社会管控导致的民间对立情绪，最终使得庆安火车站的枪响变成了一声集结令，一场声势浩大针对警察、针对公权力的质疑就此开始。这场质疑最大的优势在于，基于人命关天的案件、基于人文情怀，民众能最大限度被团结，而公权力的还击则会因自身的道德弱势而相对无力、苍白。
十多天来，庆安枪击案经历了数轮舆情反转，徐纯合从最初官方媒体报道的“歹徒”，变成网络上广为流传的“访民”，日前又在某媒体挖掘下据称“无上访史”；新华社则从5月3日“新华社记者看到了枪击现场的监控录像”的报道，转变为5月9日“追问庆安枪案：公布录像，真相别总靠倒逼”的评论，堂堂一国中央通讯社，一周内态度如此迥异，足以作为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的典型案例。
庆安当地官员更是真正见识了网络的力量。案发后代表黑龙江省市领导去慰问开枪民警的庆安副县长董国生被曝光年龄、学历造假，其妻在政府机构“吃空饷”，纪委随后介入，董国生目前已被停职。但董国生不过是“躺枪”的第一个当地官员，涉及到该县更多官员的各种举报正在源源不断被曝光，庆安从一个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瞬间变成一个全国公众眼中最黑暗、最腐败的地方。
汹涌的舆情之下，5月12日，中央的态度终于在案发十天后姗姗迟来——还是新华社，报道称“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铁路公安局工作组已经赶赴庆安开展调查处置等工作，对民警是否属于依法开枪情况的调查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调查结果将尽快对外公布。
这一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让民愤平息不小，但民间疑虑仍存，质疑公安部“自己人查自己人”，担忧案件最终处理不明不白。
回顾庆安枪击案，真相如雾里看花，各方自说自话。当地警方坚称开枪实属必要，但始终不公开监控录像；民间活跃人士深入当地调查，并自费高价收购了片段由现场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但也无法还原整个事发过程；前往当地采访的媒体通过有限的当事人采访，试图拼凑出“真相”，但往往隔天的报道就以“更新”或“后续报道”，自我否定一些所谓的“事实”。
在碎片化的信息与不完整的事实面前，每个人都各取所需：有人看到的是一个公民被开枪打死，却真相难寻；有人则发现死者生前“好酒、懒惰”；有人追问“为啥阻拦不让上车，从而引发纠纷”；也有人说“面对掏枪的警察居然不退缩，是自己找死”……
我可以断言，即便公安部的调查结果出炉，甚至现场监控录像真的得以完整公布，这场警察开枪引发的舆论争议仍不会终结，已经分裂的中国社会各界更不会就此真正达成共识，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庆安枪击案，每个人都只会相信他/她所愿意相信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而言，庆安枪击案包含一个对中国社会的巨大隐喻，社会的分裂，公信力的丧失，国家治理的失败，全在其中。
（之二）
一个历史灰烬中微小的“胜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
2015年5月2日，当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45岁贫民徐纯合之后，黑龙江庆安县官场自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场全民声讨令中国互联网再次爆发出改写历史的巨大能量。
一位卑微者的惨死引发了一场民间与官方的激烈博弈。
这场博弈的民间路径有三：侠客只身潜入虎穴寻找目击者，并高价悬赏征集说明事件真相的现场视频；不畏强暴的律师联手进入庆安辖区，与死者母亲签订全权代理协议；全国网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扒粪运动，从副县长检察长到县委书记等一干人马的贪腐丑行相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车站候车室现场，浮现的是一个个冷漠的围观者，当局六十余年的威权统治，造就了比鲁迅时代更不堪的国民性：怯懦、冷酷、麻木、自私、贪婪、无耻。若只有那样乖顺、卑贱的人民，徐纯合的死都不会泛起一丝涟漪。好在有一个激愤呐喊并付之行动的网民群体，他们勇敢无畏，以发自内心的正义感，造就了一个强大灼人的气场，逼迫执政者做出回应。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网民们似乎又将取得一场伟大的胜利。当局迫于舆论压力，被迫停了慰问恶警的董副县长的职务，派出了由公安部和检察院大员组成的处理小组，赶赴事发现场调查，许诺要给社会一个交代。
对于身处“法治”高压两年之久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值得欢呼的胜利。他们终于将积郁甚久的那口恶气吐出来了，被压制的感觉让他们几乎丧失了自信，一场异常残酷的对互联网自发力量的打压，让很多人灰心丧气，他们以为又回到了权力主宰一切的年代。值得欣慰的是，一个无辜者的死又激活了唤醒了蕴藏在民间的永不熄灭的火焰，瞬间燃成熊熊烈火，造成蔚为壮观的局面：撕开了庆安县腐败的口子，将一伙寡廉鲜耻的贪官污吏送上断头台；还引发了对信访制度、穷人救助及警察开枪权滥用等问题的探讨。这个事件带来的正面结果，又一次证明了民众的力量，让他们看到了奋斗的果实。这是一场宝贵的庶民的胜利，也将载入国人争取人权的史册。
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一个无辜的弱小者悲惨的遭遇，令人心有戚戚焉。人们从徐纯合一家的处境以及他的惨死，看见了自己不祥的命运。在国家强权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每个人对忧虑自身及家人的安全，他们惊恐地看着权威主义的国家机器在挥舞，忖度着自己卑微的命运。在如此强悍的权力面前，人们无不感到生命的脆弱和个体的渺小，因为不受制约的公权力肆意妄为，每个人都几乎处于权力胯下，面临不可预知的打击。这是一次绝地反击，许多沉寂者重又发声，许多公民义无反顾加入正义的阵营，抑郁许久的人心的共振，导致了一个鼓舞人心的结果。在法治国家，这迟迟来到的结果本是应有之果，且远甚于此。
民间推着政府走，沉寂了两年多的互联网民主，仿佛回到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有些人不免心猿意马起来，以为就此开启了政府借助民间力量反腐的崭新模式，并遐想：若中国1600多个县都发动民众监督反腐，不就可以倒逼当局建成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了么？
且慢狂想，我以为这场博弈的结局并不会那么乐观。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在于，已经觉悟且不屈服于强权的民众众志成城，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逼迫政府正视每一个惨烈的个案，公正处理个案，进而推动立法司法的全面改变……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流血不止的运动，很多义人被噤声被囚禁被判刑，他们内心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他们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对生养自己故土以及对同胞的热爱，义无反顾地跟庞大而无情的体制搏斗。如果当局无视这一点，一味任性地蛮横用强，将更多的人推到政府的反面，社会对峙将日见紧张，并滋生不可预料的后果。
无处不在的贪官，成了民众的人质，他们通过艰难的“扒粪”，得到了执政者一点点恩赐的战果：摘几顶乌纱帽，发一通冠冕堂皇的整肃文件。愤怒释放之后，当局反而更安全了——因为围观者很快就会散去，当事人很容易就得到了安抚，一切仍旧，平安无事。当局将每一起案件都视为个案，维稳政治的制度安排未必会因此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故此，政府绝未必会以此事件为契机，借助民间力量整顿吏治。烂尾的区伯被嫖事件是一个铁证，政府并不欢迎正气凛然的民间反腐，他们其实最怕自发的民众反腐导致全国性的公民护国运动，因为那将会削弱自己的威权，进而造成政权解体的局面，更可怕的是，由此开展对威权统治的彻底清算。他们宁愿权力之肉烂在锅里，抱着摇摇欲坠的帝国沉沦，也不会分发给普通民众一张真正的选票，让民众当家作主。
以维稳保政权的执政当局，其许多做法本质上便是践踏人权和生命权，只要不改变这个执政理念，徐纯合事件就还将持续发生。
此次事件平息之后，其结果不一定是民间所渴盼的那样，他们会变本加厉收拾每一个参与者，进而收紧互联网绳索。秉持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策略的执政者，绝不会就此认怂，奉民意为圭臬，他们还会沿着那条正在塌陷的千疮百孔的路走下去。认输不是他们的性格，妥协，也不是。千万别低估了他们钢铁般的意志，一旦炼成这样的意志，就必定会不惜任何代价摧毁一切反对者，造就万马齐喑的意志帝国，哪怕是末日帝国。
庆安事件最不堪的是，扒拉出了一个“全面腐败”的县级政权。民众无处主张正义，无尊严地生活在基层强权之下。高调作业的运动式反腐，至此露出了自己的底色：什么都没有改变，被架空、悬置的新政，无力触动基层政权。无处不在的恶政、懒政，扎根于极权制度的要害处，“与汝同荣”“与汝同枯”，指望最高权力拥有者切断自己的供血体，无异于一场春梦，他们怎么会挥刀自宫呢？
扼制民间政治参与的反腐，到头来只是个清除异己的手段，怎么赢得的人心就会怎么迅疾地失去，他们一步步把自己放到了烈火上面。对一个无端自负的政权而言，一切劝告都是无用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却执意要创造历史。生活在历史灰烬中的人们，何时才能看到新生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