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rch 23, 2009

ZT毛左派批新左派

戴开元按:这是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3月22日贴出的网民“红色青年”的文章,表达了毛左派与新左派的一些分歧,有些分歧还很大,并不比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分歧小,这说明毛左派的理论包容量是何等的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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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代表人物若干言论摘抄、点评

“回首资本主义五百年历史,溯及人类社会由混沌未开到战争与文明并行,目睹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壮大和失败,我们深深感到,这一部人类历史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世界冲突渐开、矛盾渐剧的历史。” (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点评:在这里韩德强先生不讲阶级斗争,只讲“人与人矛盾”,用非阶级分析和非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之所以说出“目睹共产主义思潮的诞生、壮大和失败”,是他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使然,他带着这种偏见去看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

  “遗憾的是,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在这个世纪末遭受重创。马克思主义失败 的原因虽然很复杂,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不可忽视。原因虽然很复杂,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同享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进步论,同把技术成就泛化成历史进步,同诉求于‘物质极大丰富’,同样缺乏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同样不从每一个人都作为价值主体的立场来考察主体与主体的矛盾,同样不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局部性的,由此而奠基的国际共运对资本主义的改造也就是局部性的。局部性改造遭到总体性抵制的颠覆,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全面崩溃的根本原因。 ”(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点评:马克思主义在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要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与私有制及私观念彻底决裂;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要彻底消灭私有制!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什么“局部性改造”而是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从哲学意义来看,任何革命必然是暴力的,因为革命即质变,而质变不可能平缓进行。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二十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承诺的科技合理性、公平竞争的经济合理性、议会民主的政治合理性越来越远离现实,向来依附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有可能背叛这个制度,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统治寡头们众叛亲离,在一场形式上并不暴力的变革中落荒而去,相对顺利地实现社会质变。 ”(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
  (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人民群众,而不是自我陶醉的知识精英。依附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是不可能“背叛这个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质变”,只能靠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下而上的革命实现。)

  “新左派不是站在工农立场上,而是探讨如何不走向灾难,我们希望‘调整’,在中上层我们的观点也会有广泛的分布(支持者)。我们的立场在工农看来,也可以说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不希望动荡,我们是改良派。”(韩德强“香港讲话”)
  (这段话可以说是这位“新左派”旗手的自白。如果今后还有人将他视为“毛左派”,不是是非不分,就是别有用心。)

“阶级关系当中的基本关系,首先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样会具备矛盾性关系和共生性关系。作为聪明的统治阶级,必须是会尽量减少与被统治的各阶级矛盾性关,加强同被统治的各阶级之间的共生性关系。加强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共生性关系,统治阶级的最高任务是保持社会的和谐,共生而不是相反。如果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往往首先受到威胁的是统治阶级,并最终危害整个社会。历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社会失去和谐,矛盾尖锐化,其结果经常是统治阶级被推翻,被统治阶级生灵涂炭。” “其次在对称性的其他阶级,例如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作为两个阶级都存在着如何处理矛盾性关系和共生性非矛盾性关系问题。处理的好,双方都受益,否则双方都受害。其它的对称性阶级如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等都是如此。对称性阶级同样要特别重视减少矛盾性关系的一面,增强共生性关系的一面,唯此才能保持对称性阶级之间的和谐,避免双方受到致命的和非致命的伤害。” (韩德强、秋石客《即将震撼世界的中国左派反省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点评:秋石客先生在这里明确地宣扬阶级调和论。由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对抗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这个矛盾和斗争决定了阶级社会不可能存在敌对阶级之间的“和谐”。)。

“严格来说,毛泽东是即反资本主义又反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开创者,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秋石客《秋石客与左倾派的十二大分歧》)
  (以上是秋石客在明确的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歪曲毛主席的科学社会主义。要用他的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

  “左倾派对西方左派的看法,一般仍然停留在修正主义概念当中,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害的。”“常期被斥责为修正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忍辱负重,经过常时期的改良斗争,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纯资本主义性质,使国有化、福利化、人权化等共产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怀胎并等待分娩。”(秋石客《秋石客与左倾派的十二大分歧》)
  (点评:秋石客先生所说的“西方左派”,指的就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们其实早已变成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岂止是修正主义?事物的量变不等于事物的质变。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出现一些所谓的“准社会主义因素”不等于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混淆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二者之间质的区别。)

  秋石客:“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专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未必准确,而应该是劳动群众阶级专政。因为在公有制条件下,旧的剥削阶级以消灭,工人﹑农民﹑士兵﹑一般知识分子和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劳动者,以无本质区别,他们才应是新社会的主人。”
  (点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不能理解为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专政,更不用说其它阶级了,因为除了工人阶级,其它任何阶级都不能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国家的阶级性质只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国家。一个阶级的专政是国家的性质决定的,资产阶级标榜自己的国家是“全民”的,那是欺骗。无产阶级公开申明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一切愿意接受改造的中间阶级都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无产阶级与其同盟军的关系必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不能是联合专政的关系。)

  秋石客先生认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体,实质上可以说是一个独裁的类似封建的政体”。(秋石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 》)
  (点评: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工作确实有所欠缺,但这一时期建成的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本来以为托派骂斯大林骂得最凶,但多数托派好歹还承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的“工人国家”,他这种论调,实际上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如出一辙。)

  “中国左和右的道路都尝试过了,还剩下一个不左不右的中庸道路没有尝试,所以有可能试试看。我认为,胡锦涛他是进行了比较才拿出一些方略的,他是应该负责任,要考虑中国如何办的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他提出一些新思路,对这个新思路许多教条派、包括洋教条很不理解,我为胡锦涛说一句公平话,他的政治思路很有价值,将是中国政治成熟不可缺少的一步。中国右派、左派对胡锦涛政治思想呼应都比较小,为什么呢?有一些左派的人说他的东西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哪有和谐社会这个词啊?就是不明白胡锦涛的政治思路不同于邓、江,对左派是有利的基本事实。右派表现他们的政治前瞻性,对胡锦涛表示不满,西山会议就是例子,他们看到了胡锦涛政治思想不利于右派,比左派强。依我看,左右都不太理解胡锦涛政治思想,正说明了胡锦涛政治思想超越左右的事实。实际上,我客观地讲,胡锦涛在目前历史情况下只能如此,继续向右走是历史深渊,成千古罪人,回到毛泽东道路又会遭党内权力层制约,只能走一段折中主义道路。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左中右都是事物发展的必需,毛泽东为正,邓小平为反,胡锦涛为合,中国正在经历着正反合的历史过程,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聪明的政治家只能如此,胡锦涛如果合得成功,那将使他成为政治史上光彩夺目的里程碑。”(摘自秋石客《胡锦涛新政破冰起航》)
  (点评:秋石客先生如此力挺“和谐力量”,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美国社会的整个资本,在逻辑上已经落入到全体社会公众手中了,美国老百姓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所说的那种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双重身份。像微软、思科等许许多多公司,已经是从里到外的公有制了,当然准确的说应该是社会所有制,这些公司的股东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上亿人,已经不再是以往社会的私有制了。我们总不能说人家上千万上亿人拥有的企业叫私有制,我们三五十个老太太凑到一起编筐叫公有制吧,这样就太不讲道理了,而不讲道理的政治理论是征服不了群众,是没前途的。”(张宏良《伟大的转折——评析六中全会》)
  (点评:列宁早就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尖锐地指出:股票占有“实际上它不过是加强金融寡头实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在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家工人发行一部分小额股票,只不过是把分散的社会自己进集中到垄断资本家的手中,以便把它作更有利地运用,进一步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并麻痹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破坏工人阶级寻求自身解放的斗争。小额股票发行的实质是:资本家欺骗工人把仅有的活命钱拿出来交给资本家,以便资本家更好地剥夺自己,)

  “毛泽东生前带领中国人民全面探索的、目前美国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政治的民主制度,是当今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代表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张宏良《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在集团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过程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张宏良《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
  (点评:把美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大民主相提并论,张大教授是在夸毛主席还是在夸毛主席啊?)

张宏良:“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
(点评:国家绝不是超脱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外的力量,相反,它本身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张宏良:“三中全会到六中全会是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其标志就是胡温新政举起的人本主义大旗,人本主义大旗是胡温新政顺应历史潮流的最根本标志,人本主义大旗不仅形成了中国向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回归,甚至有可能让文明再次站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前列。可以这样讲,21世纪人类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就是资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
  (点评:不想再对张宏良先生这类“和谐卫士”多说什么,只想提醒张大教授一句:“人本主义”一词,是数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玩剩下的。)

总结:所谓“新左派”,是近年来和谐泛左翼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力量。“新左派”鱼龙混杂,就总体而言,它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左派。其代表人物有韩德强、汪晖、房宁、左大培、张宏良、秋石客等。许多新左派都肯定毛泽东和或多或少地肯定文革(这种肯定是抽象的),但他们将毛泽东视为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将文革简单地理解为“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的斗争,他们对文革的肯定,在较大程度上是因为向往传说中文革时期的“无政府状态”(这与某些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一致的)。相当一部分新左派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扬毛抑马,有的甚至主张“告别马克思”,企图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的新左派极力将真正的毛左派混同于新左派(如张宏良),有的则攻击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毛左派为“左倾派”(如秋石客)。新左派与所谓“老左派”(主要是指以马列正统自居的“三中全会派”)常常相互攻击,但多数新左派都力挺“和谐力量”,这与“老左派”的改良主义立场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新左派是“不打马列旗号的三中全会派”。

Wednesday, March 11, 2009

ZT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

戴開元按﹕

這是我所看到的對「人民文革論」做出最全面最深入的分析和批評的好文章。原文注釋夾在文中,為方便讀者閱讀,特轉移到文章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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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以公共记忆的形式来构建和保存的。全球范围内现有的公共记忆将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1980年代波兰的团结工会与1920和1930年代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和德国纳粹运动区分为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群众运动”,前一种可以称作“公民运动”(或“人民运动”),而后一种则不可以。群众运动和公共记忆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讨论文革研究中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那就是“人民文革”。

讨论“人民文革”首先要问的就是,所谓的“人民文革”中的“人民”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群众”?“人民文革”是相对于另外哪一种文革而言的?现在一般的看法是,另外那一种文革是“毛的文革”或“官方发动的文革”。“人民”是相对于“官方统治者”而言的,所用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官/民”区分模式。从这种官/民区分出发,人民文革指的是除了毛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的文革(正统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按照这一思路,“人民文革”指的是群众利用官方发动的文革,主动参与,力图突破官方界限,形成自主的群众运动。一些地区的造反派甚至有利用“人民文革”实现“人民革命”的企图。

坚持和赞成“人民文革 ”论的基本上有两种论者,他们分别是一些文革直接参与者和文革“歌德派”(其中有的是理论上的“新左派”)。前一种人是文革的直接见证者,而后一种人则不一定是,或者根本就不是。这两种人心目中的“人民文革”所指不同,一个是指文革中的一部分,另一个是指文革本身,这在后面还要谈到。“人民文革”主要是文革中的一些直接参与者提出来的。他们很多是当年的造反派,提出“人民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洗刷“造反派”的污名,拒绝让造反派背负文革罪恶的历史恶名。他们一方面将“造反派”与早期的“红卫兵”加以区分,另一方面则将文革十年的前三年和后七年加以区隔。这也就是所谓的“三年文革”论。按照这种说法,文革只有从1966到1969的三年,即所谓的三年造反等于三年文革。按照这一看法,中国从此进入“毛林权争”的“后文革”时代。

徐友渔在他的文革研究中指出,“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白霖(Lynn White)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于或局限于中共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和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他在发表于1981年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他说,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1966年至1971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1971年至1975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1976年4月3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 “人民文革”指的又或许是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1)

早先提出“人民文革”者大多数是直接或积极参与者。刘国凯论“人民文革”最成系统,共四卷。(2)“人民文革”论有助于他们证明自己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具有的“独立思想”、“暗中反抗”、或者“策略性挪用”
。“人民文革”也有助于克服文革铁板一块论的简单看法,并在文革普遍的消极破坏中发现一些早发觉悟的积极因素。“人民文革”论揭示了文革运动的复杂因素和参与者的复杂动机。文革参与者能够真实地说出他们的想法,对于后人了解文革有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价值。

持人民文革论的前造反派人士中,不少人曾成为文革内斗的牺牲品。他们对文革有所反思,但在反思倾向上往往是“青春无悔”(无须忏悔)和“我没有错”(无须负责)。他们往往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或类似他人的个人经验。局部经验既是“人民文革”的特色所在,也是它的局限所在。个人经验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但对“真实”经验的意义阐述却并不一定就可靠。因为人对经验的主观观照和理解本身受到现实经验环境的制约。许多研究都证明,在极权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中,人对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选择都失去了把持,主体判断也受到极大制约。“人民文革”夸大了极权统治下个人反抗意识的自觉性,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恰当地提出,在极权统治之外居然还能形成一种具有相当范围的公共自觉反抗意识和社会运动,即所谓的“人民文革”。就在破坏那个一元官方文革的神话的同时,“人民文革”不知不觉地又制造出另一个一元的另类文革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虚妄不实,可以从 “群众”和“记忆”这两个方面来分别加以讨论。

一.“人民文革”论中的“群众”问题

“人民文革”与其说是证明有一个与“正统文革”(毛的文革)平行存在的另类文革,还不如说是揭示了“文革”(一个文革)中“群众”的多元杂异。文革中出现的不是一种“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式的、整齐划一的“革命群众”,而是各种各样带着个人动机、背景、目的和意向的“杂异群众”。他们的相互作用、交叉渗透的参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革的进程。

但是,毛对杂异群众一直牢牢地维持着全面控制。毛对群众的杂异性可以说是了然于胸。毛始终非常成功地在利用和控制这种杂异性,将它转化成同一股供他随意调遣,派做不同用途的基层力量。在这一点上,毛展现了他巨大的蛊惑天才和权威资本。控制局面的始终是毛,而不是任何别的企图这样或那样利用文革的个人。毛发动文革,利用的不仅是群众“热情”(亢奋),还有群众的积怨和报复欲(称北京市委为“独立王国”,称中宣部为“阎王殿 ”),和群众的无理性暴力(文革中的斗老师,斗弱势阶级敌人)。从一开始,毛的文革就同时利用各种复杂的群众心理(各人有各人的心理或心理组合),将之统统纳入由毛的暴力强权规范导向的发泄渠道。

毛对群众的彻底控制和群众个体的杂异动机,这两者间的关系可以用现有的两种群众理论加以解释。这两种群众理论中,一种强调群众盲目愚忠和暴力破坏,另一种强调群众有自我保护意识和在革命中寻找“羊咬狼”的机会。文革中,毛正是通过群众的狂热盲从和给群众一些“羊咬狼”的机会来挑动并驾驭群众的。

第一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勒庞(Gustave Le Bon)和弗洛依德(S.Freud)。许多论者都用他们的理论来解释极权制度下领袖对群众的彻底控制和群众运动的凶暴残忍。“红卫兵”和“造反派”便是典型的勒庞式群众。勒庞群众心理学中的“人群”是一群乌合之众。人群不需要真的聚集在一起,也能成为“心理”的众人。成千上万孤独的个人,甚至整个国家,都可以聚集为一个心理的人群。勒庞认为,人群智力低下,极易冲动闹事,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些人才弄得血流成河。人群就像微生物,其作用就是分解已经死亡、腐烂的政治机体。人群的特征是极端冲动、非理性、感情用事、变化无常、经不起挑衅煽动。他们通过直观形象考虑问题,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群众喜欢仪式化的聚合,情绪一激动就如疯如狂。文革中的游行、检阅、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就是这种仪式化的整合。群众凭直觉行事,野蛮粗暴、喜怒无常。人群有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本性,它挟裹着每一个人,见到稍有不同的,就一拥而上,群起而攻之,极具强制性。(3)文革中口号震天、声嘶力竭的群众斗争会就是这种场面。

勒庞群众心理学刻画了群众“洗脑”(“思想宣传”)的过程。勒庞概括出领袖煽动信众的三个最为重要的手法,“断言、重复和传染”。根据勒庞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但却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因此,大凡能够成就大业的领袖人物,他最重要的品质不是博学多识,而是必须“具备强大而持久的意志力”,这是一种“极为罕见、极为强大的品质,它足以征服一切。……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住它,无论自然、上帝还是人,都不能。”(4)由于有这种强大持久的意志,他所坚持的观念或追求的目标,最初受到群众的赞成也许是因为其正确,但即使在已经铸成大错,思想的荒谬已经暴露无遗时,也还能操纵群众的信念。文革中,即使在林彪事件以后,群众对毛的指示照样是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一律执行。

弗洛依德是一个受过系统训练的心理分析学家,他十分赞赏勒庞对“群体心灵的极为出色的心理性格素描。”在《群众心理和本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依德始终用“群众 ”(mass)来转述勒庞所说的“人群”(foule)。他赞同勒庞关于个人在群众中就会变得野蛮粗鲁、残忍凶暴、轻信易骗的性格分析。弗洛依德对此解释道,这是因为,个人在变成“群众人”的时候,就会抛除潜意识本能所受到的压抑,“(群众人)那些看上去象是新性格的特征,显现的其实正是压抑释放前的人的下意识,在这一下意识中,人心灵中的所有的恶都因受到遏制,而只是处在一种(隐性的)倾向状态。”(5)文革中革命群众的血腥暴力、残害和破坏,前所未有地释放了久经压抑的人性恶。

弗洛依德强调,群众是因为领袖才可能,才需要结合到一起的。群众中的每个个体都与领袖之间有一种“利比多”(性欲)的束缚关系,后者成为前者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恋对象。领袖因此对群众有一种催眠力的影响,正是在这种集体受催眠中,群众才得以相互认同。群众代表的是一种向原始游牧人群情感结构的倒退,因为原始游牧人群就是由那种对同一父亲又爱又怕的共同情感所结成的兄弟关系。(6)文革中群众对毛癫狂般的父亲崇拜和热爱中同时包含着畏惧和害怕。毛控制群众的不只是他的“慈爱”,而更是出手无情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 ”。

第二种群众理论以卡耐提(E. Canetti)的表述最为系统。他的《群众和权力》代表一种现代群众理论脱离勒庞和弗洛依德的重要转折,把对群众的纯负面刻画转化为一种对群众的双重性和暧昧性的描述。卡耐提所分析的“群众”可以给个人以同伴的友情认同和集体抗争的力量,但也可以极端残忍地排斥、摧残,甚至毁灭个人。卡耐提在这二者间更强调群众对个人的保护作用,因为只有在群众中,人与人的隔阂才会被扫除,个人才能免受上司权力的命令和摆布。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尤其是“造反派”组织,给参与者的就是这样一种人际相互依靠、彼此亲近的感觉。这种“生死战友”的无间关系给孤独的个体以一种他所渴望的安全感。

“指令”和“ 蜇刺”是卡耐提解释现代群众以及群众与权力关系的两个核心概念。卡耐提指出,“每一个指令的背后都有死亡判决的意思。”(7)因为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道命令都是以不服从则可能受惩罚至死的肉体威胁为支持。每个人都不得不屈从于指令,每一道指令都在人们身上留下“蜇刺 ”。人间距离的重负有一部分就是由积累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蜇刺所造成的。这些指令的蜇刺应当理解成人所受的一切权威支配的指令,在人身上留下的心理后果。群众的反抗和革命,卡耐提称作为“逆反群众”(reversal crowd)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拔除这些积累的蜇刺。(8)文革中造反派的行为动机中包含了反官僚的因素,这就是一种群众的逆反。但是,这种逆反的作用是有限的,就在它冲击大大小小官僚的同时,它也加强了其他官僚或更大官僚的地位。

卡耐提说,“一个人是无法独自把自己从(蜇刺)的重负下解放出来的,”因此才会形成“逆反群众,为的是一大群人一起从他们无法独自摆脱的蜇刺下集体解放出来。”(9)卡耐提在介绍逆反群众时,引用朱丽安(Jullien)夫人在法国革命时写给她儿子的一句话,“亲爱的朋友,狼总是吃羊;这一次羊要吃狼了吧?”(10)耐提把革命称作为羊群咬狼。但是,他指出,羊在咬狼之前,会先咬兔子。法国革命其实不是在7月14日生的,而是在6月10日即已发生,它不是发生在巴黎,而是先发生在 Brittany。50多个青年人在 Brittany 杀死了四、五千只为贵族打猎而饲养的兔子,以表示平民的愤慨,“在羊群壮胆攻击狼之前,他们先攻击兔子。在逆反(群众)直接攻击在上者之前,他们把怒气发泄在可以最轻易找到的猎物身上。”(11)文革中的造反群众最保险的斗争和迫害对象不是当官的,而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的、早已成为人下人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

卡耐提的“指令”和“蜇刺”直接指向二十世纪最令人痛苦的问题,那就是,平常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做出残忍的事情。卡耐提说,只有一种人能够受到指令而不感觉到它的蜇刺,那就是刽子手。刽子手受到的是杀害或迫害别人的指令。这种指令的威胁并不针对刽子手本人,刽子手可以立即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杀(或被迫害)者身上。刽子手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因为他是在很负责地执行命令,或者很光荣地表现革命热情。(12)文革和其它各种政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打手”一样,都是这样的刽子手。极权统治炮制“响当当的造反派”,要他们扮演和充当的也是刽子手那种暴力行使者的角色。

丁学良在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中,津津有味地回忆他自己在文革中用暴力“报复”而得到的痛快,便是一种卡耐提所描述过的“释放”。丁学良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他母亲工作的那个农场的领导“张书记”成了斗争对象。1960年左右,飞扬拔扈的张书记曾为一点小事把丁学良打成残废,他妈妈对邻居说,“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命,你也只好给他。”

文革中,张书记被整死了,丁学良记叙道,“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候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心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张书记被整死后,他的妻子求丁学良接见她。丁学良记叙道,“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她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原来,张书记被整死后,农场造反派不让他的家属安葬他。造反派的“革命决定”是,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埋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张书记的妻子来求丁学良向造反派说情,为的是好给张书记下葬。(13)丁学良自己承认与杨小凯和刘国凯的观点“很接近”。(14)其实,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所记述的各种人物,他们的动机和遭遇并不能只用“报复”就能概括。任何一种简约概括,无论是针对文革人物,还是文革异类人物,都会消除和掩盖他们的高度复杂和差异。“人民文革”的概括难以成立,原因也在于此。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的《自序》中说,这部书稿的英文本开始也因为没有试图提供一个“主题”而受到外来评审的否定,这位评审要在书中寻找的恐怕也是一个可以将不同人物纳入于其中的一般概括。杨小凯说,这正是他不愿意做的。〈第viii页〉。杨小凯把他描述的人物大致区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其实,“造反派”的对立面不仅仅是“保守派”,而且还是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后面这种区分才是文革中造反派的正当性所在。(15)

红卫兵和造反派斗争和迫害了张书记,也斗争和迫害过无数仅仅因为“成份不好”而沦为“阶级敌人”的坏人。他们咬狼,也咬兔子,包括那些被看成是狼的兔子(如学生们自己的老师)。参加红卫兵造反和迫害行为的,并不人人都是像丁学良那样来自羊群。他们有的出身干部家庭,本身就来自狼群。不仅如此,他们即使在咬狼时,也不是单纯的逆反行为,因为他们是在帮一群狼咬另一群狼。

“人民文革”论者赞扬所谓的“合理造反”,其实就是卡耐提说的“羊咬狼”。但是,逆反群众暴力在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又远远超过了卡耐提的比喻。文革中,造反暴力伤及了太多的无辜。造反者越感觉到蜇刺在自己身上积累,越想拔除蜇刺,就越把蜇刺转移到他人身上。文革前许多人遭受到共产党基层干部“指令”所造成的“蜇刺”,一有机会当然要发泄和报复。群众斗干部,甚至学生斗老师都无可讳言地具有某种拔除“蜇刺”的作用。而迫害无辜者(如根本从未对他们造成伤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则是把蜇刺转嫁到别人身上,以求自己的一时轻松。这是典型的“刽子手行为”,将指令的蜇刺转嫁到被害者身上。这种暂时的发泄根本不具有所谓“革命”的意义,因为它只是按照原先暴力威胁和伤害的逻辑,重新挑选其对象而已。它不但不能改变正统文革的暴力和恐怖,反而是在以它自己的方式加强这种暴力和恐怖。痛恨文革的人,也痛恨造反派,往往正是因为文革和造反派都联系着暴力的缘故。

二.文革中的“人民觉悟”

“人民文革”论看到了文革中群众的多元杂异性,这原本是正确的。但从群众在文革时的“非同一”、“非同质”一下子得出他们具有反抗极左统治意向的结论,那就太低估了文革极左洗脑和暴力恐怖摧残人性自由的严重程度。把非完全趋同、非完全奴化、非彻底脑控的那一部分人称作为“人民”,更是对“人民”的一种浪漫想象。当“人民”不能以个体成员身份受权利保障,当每个人都可能被统治权力随意排除出人民之列,并加以“人民之敌”污名的时候,“人民”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政治符号。奥威尔在《1984》中生动地刻画了对这种 “人民”(所谓“普罗”)的失望。

《1984》世界中的人民是占人口总数85%的“普罗”(无产者)。奥威尔借书中人物温斯顿之口说,“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一定(must)在普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这些不受重视的蜂拥成堆的群众中间,在大洋国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中间,摧毁党的力量才能发动起来。党是不可能从内部来推翻的。它的敌人,如果说有敌人的话,是没有办法纠集在一起,或者甚至互相认出来的。即使传说中的兄弟团是存在的——很可能是存在的——也无法想象,它的团员能够超过三三两两的人数聚在一起。造反不过是眼光中的一个神色,声音中的一个变化;最多,偶尔一声细语而已。但是普罗则不然,只要能够有办法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就不需要进行暗中活动了。他们只需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把苍蝇赶跑。他们只要愿意,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党打得粉碎。可以肯定说,他们迟早会想那样做的。”(16)

但是,普罗的力量顶多不过显示在对日常琐事的不满之中,根本不是针对压迫制度本身的反抗。有一次,温斯顿“在一条拥挤的街上走,突然前面一条横街上有几百个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在大声叫喊。这是一种不可轻侮的愤怒和绝望的大声叫喊,声音又大又深沉,‘噢——噢——噢!’就像钟声一样回荡很久。他的心蹦蹦地跳。开始了!他这么想。发生了骚乱!普罗终于冲破了羁绊!当他到出事的地点时,看到的却是二三百个妇女拥在街头市场的货摊周围,脸上表情凄惨,好像一条沉船上不能得救的乘客一样。起先是一片绝望,这时又分散成为许许多多个别的争吵。原来是有一个货摊在卖铁锅。都是一些一碰就破的蹩脚货,但是炊事用具不论哪种都一直很难买到。”群众的愤怒原来只是针对卖铁锅的摊贩,她们“责怪摊贩开后门,另外留着锅子不卖。”(17)

温斯顿对她们一下子充满了厌恶,他问道,“就在刚才一刹那,几百个人的嗓子的叫声里却表现了几乎令人可怕的力量!为什么她们在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却总不能这样喊叫呢?”这就是极权统治下的“人民觉悟”,“即使他们有时候也感到不满,但他们的不满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没有一般抽象思想,他们只能小处着眼,对具体的事情感到不满。大处的弊端,他们往往放过去而没有注意到。 ”(18)为买锅子而起哄的女人们,她们的不满并没有“人民反抗”这种政治意义,因为那根本不是针对极权制度的政治反抗。文革中,造反派在血腥武斗中表现了远比妇人叫喊更可怕的力量。但是,即使枪拿在手里,他们也照样没有真正造反的意愿。

群众从来就是杂色人等,从来就有杂异因素,文革时并不例外。从“杂色群众”似乎比从“有几种文革”更能看出文革的非同一性。把杂异因素分离出来,区分出来细加考查和分析并无不妥。但是,个人性质的杂异因素不宜拔高为具有“人民性”的普遍意向或趋势。“杂异”根本不等于“人民”,因为“人民”恰恰是一种抹杀杂异的人群概念。谁是人民必须接受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界定,“人民”就是权力认可的“主流”。否则就是人民的敌人,专政迫害的对象。文革中的极左势力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对“人民”的规定权,不断翻新地用人民的名义去打击任何它要打击的对象。

文革中确实存在多种个人动机因素,这些因素中也确实有许多与冠冕堂皇的文革话语不相一致,如对上级领导的怨恨,对不公待遇的宿怨,个人泄私愤,乘机报复,以至发泄对共产党或政府的不满,等等。但所有这些怨愤的发泄对象都是极为局部的,根本不可能明目张胆地相互联系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运动”或“革命”。将那些局部的怨恨、报复和发泄上升为“人民文革”是不妥当的。人们是以保卫党中央和保卫极左“ 革命司令部”的名义来发泄私愤的,私愤越发泄得厉害,反而越加在公共舞台上树立极左“革命司令部”的绝对权威,反而越加证明了极左“革命司令部”的绝对正确。

“人民文革”不如“文革中非正统因素”的说法来得确切。“人民文革”本来就是想表达与“正统文革”的区别,而正统文革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发动和进行的。个人的怨恨、报复、不满、反抗根本无法与正统话语争夺对“人民”一词的使用权。即使当非正统因素是一种自觉政治异见的时候,它也不得不时时刻刻隐藏起来,这与“人民”的那种公开展示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那些零星、孤立、脆弱的“异端”思想若要公开表露出来,都必须乔装打扮成与正统革命一致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红旗本身就是在树红旗,打红旗永远反不了红旗。文革极权并不能完全彻底消灭异端思想,但却能彻底有效地控制它。这种控制的有效表现在,没有任何杂异思想胆敢以“异见”的名义来公开表述自己。再杂异的思想,也必然以正统极左思想来包装自己,也必须重复和加强正统极左思想的谎言。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分析纳粹时期德国人罪责时所指出的,在极权制度下说谎、伪装,照样负有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

如果说政治罪过是每个公民不容推卸的共同责任,那么道德罪过则是个人必须承担的思想和行为责任。雅斯贝尔斯把道德罪过规定在私人领域内,但也为道德反思留下相互交流的公共空间。道德反思虽为“个人独自的自我评价,但我们可以自由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在道德问题上取得较为清晰的认识。”(19)在极端严酷的专制制度下,人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在面具下苟活。假面的形式在德国和中国虽不尽相同(如希特勒式敬礼,表态效忠,参加群众集会,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但对人的道德侵蚀作用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如虚伪,犬儒,绝望,冷漠,麻木等等)。雅斯贝尔斯强调,道德反思首先就是要知道自己以前过的是假面生活,进而重新看待自己现在的生活。

道德反思包括检讨自己以前所谓的“美好的理想”。许多德国青年对“元首 ”所规划的“伟大事业”确实曾抱有真诚的信念,就像文革中许多青年真心诚意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样。雅斯贝尔斯称此为“带有悲剧性”的道德罪过。雅斯贝尔斯指出,我们不应用昔日的“真诚”来为“错误良知”辩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失望负责。”(20)同样,许多人自称是“从内部寻求改革契机”(也就是“人民文革”论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实际上充当了罪恶政权的帮凶。对这些人士所自我标榜的“自由意识”和“斗争”,雅斯贝尔斯的评价是,“你们自欺欺人,你们所享受的是以服从、沉默和屈服为代价的傻子自由。你们的斗争是由领导意志决定的煞有介事的斗争。”(21)雅斯贝尔斯对这些运动积极分子的“事后觉醒”更是深不以为然,因为这些人“只是因为后来遭到排挤,心生怨恨,……才趁机摇身一变,成了反对者。 ”(22)

那些在文革中受迫害、遭劫难的人们,他们也有自己必须承担的一份道德责任。同在“牛棚”落难,“难友”照样为“争取进步”而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为了向看守邀宠而互相打小报告。他们不能不认罪,不能不跟着朝令夕改的政策腔调不断说谎。有的做出完全心悦诚服的样子,有的则是真的深信自己有罪。无数的文革受害者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罪”获祸者不仅不憎恨迫害者,反而还敬爱和感谢迫害者帮助自己洗清了“罪孽”,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专制统治下,“罪孽”对人的迫害甚至连死者也不放过,连死都不能不是“畏罪自杀”。苦难照样不能给人带来“人民觉悟”。极权统治的可怕正在于此。极权统治造成了包括加害者和受害者在内的整体道德崩溃。这种道德崩溃模糊了传统的善恶界线,也动摇了普通的加害/受害区分。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莫森(Hans Mommsen)在1986年出版的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序言中所说,“极权以它的暴力和恐怖塑造社会中所有的人群,无论是充当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同样适宜。”(23)

三.“人民文革”的历史记忆

“人民文革”论者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具体个人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记忆说到底都是个人性的。“人民文革”论者重视自己的个人记忆,这本来无可厚非。他们的记忆也确实是文革群体记忆中非常值得保存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把这一部分的局部经验记忆确定为历史上确实有过“人民文革”的证据,或者甚至以此将对文革的其它记忆统统判决为“扭曲记忆”,那就值得商榷了。

刘国凯在《论人民文革》中提出,对文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忆和意向”,第一种是“灌输记忆”,第二种是“自发记忆”。“灌输记忆”同时也是“扭曲记忆”,“扭曲记忆……常常源于记忆者某种变态心理,或者是在某种外力的胁迫或诱导下产生。扭曲记忆往往是对事实作蓄意的选择记忆、甚至是歪曲记忆。其所反映的非但不全面,甚至还与事实不符。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以至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刘国凯认为,“没有经过文革者的记忆就(只能)是灌输记忆。”

自发记忆则又可分为“扭曲”和“不扭曲”两种。刘国凯写道,“自发记忆并不都全面、甚至并不都真实。细心地加以考察,可知自发记忆还会产生片面性或扭曲性。通常因某个人乃至某个社会群体的视觉、感觉、经历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取向性,从而使之对文革中的某些情况留有较深的印象,对另一些则较淡薄,形成片面记忆。不过片面记忆尽管不能反映事物全貌,但它所反映出的那部分与事实还是基本相符的,只是不够全面而已。”刘国凯认为,只有那种既自发又不扭曲的记忆才是“人民文革”的记忆。

在刘国凯那里,区分不同性质的两种记忆是为了区分“两种文革”观念。灌输记忆要灌输的观念是,文革是一场灾难,但自发而又不扭曲的记忆则要坚持文革(或者至少有一部分文革)是“人民革命”。刘国凯认为,灾难文革观有文字记载,是“统治权力和文人配合”,一起炮制的产物,而人民文革观只有“社会底层”的口头表述。“人民文革”的声音要从社会底层中去倾听,“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各地工人抗议活动中都可听到表达这种意向的耳语。再来一次文革干什么?四十好几、五十来岁的工人说:如果再来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当权派那么简单,而是要把……那班贪官污吏彻底干掉。”

刘国凯坚持认为,“人民文革”是文革中“人民”借助毛式文革机会,有意识进行的对统治权力的“造反”。“人民文革”的参与者便是造反派。灌输式文革记忆“栽赃造反派”,把造反派当作文革罪恶的替罪羊,为的是让文革真正的罪人逃脱历史的审判。刘国凯的顾虑是有根据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尽管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许多人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但却很少有人会真的把他们看成文革的元凶,所以也谈不上是“栽赃 ”。(24)

然而,造反派不应为文革担负根本责任,这并不等于造反派在文革中没有需要担负的责任。尽管造反派遭受了统治权力“始乱终弃”的命运,但造反派毕竟充当过极左式革命的鹰犬和打手。在造反派里找一些不那么凶狠,甚至有异端思想的个别人并不难,问题是,“造反”组织本身就是被制造出来,用来进行极权统治的暴力机器。

刘国凯说,文革“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和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主要发生在1966年7月的文革最初期,……与文革时期的群众造反运动毫不相干。”他举例说,陈寅恪是受“贵族红卫兵”迫害而死,与“中山大学造反派”无关。经历过文革暴力和恐惧的人恐怕很少有人会同意迫害无辜与造反运动毫不相干的说法。我自己就于1968年初在上海火车站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车站上站满了上海造反派的纠察人员,一一检查排队进站旅客的行李。我前面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被喝令站住,交出手里的一个旅行包。那位青年顿时脸色煞白,手脚颤抖。造反派纠察从旅行包里找到了几本外文书(当时是严重的违禁物),当场凶神恶煞似地把那青年强行带走。

研究造反派有助于澄清文革中的一些史实,但却不会改变文革给无数中国人(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带来极权统治灾难这一根本史实。脱离了后面这个基本的史实,造反历史越是无限地细节化,也就越容易成为琐碎的“劈头发”式的材料堆砌。宋永毅在周伦佐著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序中说,把造反派和文革动乱联系在一起,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人们,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外面世界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自然也就把整他们的“革命群众”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25)话虽然不错,但是为什么分不清呢?因为“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对关在“牛棚”里的人是同样的凶狠。对于那些在“牛棚”和“劳改队”熬日子的人们来说,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人自称是“红卫兵”,是 “造反派”,还是“专案组”,是叫“红旗兵团”,还是叫“井冈山战斗队”,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个以造反派为主要参与者的“人民文革”,只有把它说得越和具体暴行无关,才会越像有那么回事。对文革的全貌评价也是一样。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论还只是想从文革中分离出一些有积极反抗意义的部分来。在一些新左派那里,整个文革都被抽象成了具有普遍积极意义的“人民文革”。(“新左”的定位是在批判“右翼”中形成的。例如,有论者说:“右翼固守的防线是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是,这道防线是感情型的,因而是不牢固的。……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战争,消除人与自然、人内心的战争状态。……右翼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罢了,他们还阻止别人去理解,把文革说成是全国性精神病发作。其实这样说的人本身就是沉浸在对自身往事的追忆中难以自拨,才是真正病态的。”(26)他们从文革总结出三种“人民价值”:一是打击官僚体制,等级制度,体现了“平等”;二是普通人的积极参与,体现了人民参与的“政治自由”;三是对现有的秩序的不断批判,体现了人民革命的理想主义。但事实情况是,文革不仅没有消除等级,反而在旧等级上再建立新的等级。“人上人”的红五类和“人下人”的“黑七类”(“狗崽子”、“牛鬼蛇神”)之间存在的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权利等级,而且更是人和非人的等级。文革的普遍参与是永远紧跟伟大领袖的“奉旨参与”,这种甚至不能选择“不参与”的参与根本与“自由”无关。文革新秩序是以神化的领袖为宇宙中心的,极左的不断革命论永远以别人为对象,成为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暴力斗争秩序。

对文革的记忆和评价都应该是具体的。然而,具体的记忆和评价却总是受认知限制,总是带有偏见。如何来看待“具体”和“全面”这二者间的张力?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应该如何建立一种有助于全面认识文革的联系?文革的集体记忆本身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记忆?这些问题必然会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在目前和今后的文革讨论中。我想用马各利特(A. Margalit)在《记忆的伦理》(The Ethics of Memory)一书中提出的“共同记忆”(common memory)和“分享的记忆”(shared memory)概念来为这些问题的可能讨论提供一个例子。

马各利特用1989年12月发生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历史事件来说明 “共同记忆”和“分享记忆”的区别。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群众在广场上对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人民的起义终于导致了独裁者的灭亡。马各利特写道,“试想,如果齐奥塞斯库依靠残暴的秘密警察(那些恶名昭著的国安警察),夺回并稳住了政权,在当时罗马尼亚的恐怖统治下,谁还敢大声,或者甚至悄悄再提发生在广场上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亲身经历,或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件事情的罗马尼亚人又都会记得这一幕景象。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在广场上的嘘叫便只能是一种共同记忆,但不可能是一种分享的记忆。”(27)

共同记忆是指个人记忆的聚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相对而言的,“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28)到今天为止,在中国还不会有人怀疑文革是一种共同记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随着直接经历者的逝去,情况就必然会有所改变。

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记忆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分享的记忆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同角度。”(29)广场上人群的记忆,虽然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特殊一角经历了事件的一个碎片,但却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公共的事件不必每个人都非得有机会亲自见证,但必须要有人亲自见证,必须要有自由畅通的渠道让人们分享见证。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有共同的文革记忆,但由于文革讨论的禁忌和限制,并不能形成真正分享的记忆。如果文革的公共记忆越来越淡薄,而分享的记忆则又没有条件存在,那么文革记忆的最后命运就只能是消抹殆尽。

在当今中国,文革记忆面临的首要问题似乎并不是所谓“只说文革灾难”的“记忆扭曲”,而是马各利特所说的记忆能否分享。其实并不只是受过迫害的老干部才记得文革是一场灾难,许许多多平凡的中国人(尤其是文革中家破人亡者、黑七类、黑九类和他们的家属)也都有这样的记忆。造反派人士和他们的记忆不同,不是因为造反派人士的记忆更“自发”,而是因为经验角度有所差别。其实在这两种记忆之外还有别的对文革的经验式记忆,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上山下乡,物品极度匮乏,等等。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有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

马各利特借用心理学研究的“闪光灯现象”概念来说明个人记忆与分享的记忆间的关系。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闪亮程度,清晰和深刻程度是不同的。黑人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的记忆就和一般白人不一样,白人记忆肯尼迪总统遇刺,德国人记忆柏林墙倒掉也与其他人群有异。(30)可以设想,文革中不同政治、社会身份,不同的幸运或苦难的经历,是否曾经直接生活在暴力和恐惧的威胁之中,等等,这些经验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具体个人对文革中具体事件和组织(包括造反派和红卫兵)的“闪光灯现象”记忆。我于1968年在上海火车站碰到的那位脸色苍白的青年,他对造反派的记忆又怎么会和那些当过造反派并引以为荣的人一样呢?对那位青年来说,他在具体造反派人员那里遭受的暴力和恐惧难道不应该比对造反派抽象而空洞的“公正认识 ”要来得更真切、更重要吗?他一定会同意马各利特所说的话,“即便闪光灯记忆并不全然可靠,但那毕竟是记忆人接通分享记忆的渠道。”(31)

尽管我们不接受“人民文革”论,但我们仍然重视造反派对自己个人经验的闪光灯记忆,重视他们的个人经历(包括史实记录或口述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就造反派记忆者自己来说,局部记忆不如就让它只是局部记忆,不要勉强将它一般化,上升为一种排斥其他局部记忆的唯一“正确记忆”。

那些因文革而家破人亡的人们,那些受迫害、遭伤害的人们,那些伤害了别人、自己又被伤害的人们,那些曾经为文革充当动力的人们(红卫兵、造反派、积极分子),那些扮演过打手、骨干、急先锋的人们,那些飞黄腾达的人们,那些政要大员们,他们各自对文革都会有自己的记忆亮点。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文革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场灾难或一场革命。对每个人来说,文革只是他自己的闪光灯记忆会特别回想的具体事情、印象、场景画面、人际关系、心境、情绪等等的混合。

遭遇灾变者和加害者可以经历过同一件事,但却并不拥有共同记忆。蹲过牛棚的人一定记得管教员的模样,姓名和禀性。但管教员却不一定记得所有受过他管教的人员。我清楚地记得红卫兵到我家抄家时抱走我父亲多年辛苦写成的手稿的那个红卫兵。这些手稿以后就再也没能找回来,成为我父亲的终生遗憾。我后来和这位学生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他根本就是对文革充满了反感。他积极投入文革,无非是为了自保。他大概就是“人民文革”中那些带着杂异动机的造反者。我是不是因为他的杂异动机而在他参加的抄家暴行中少受到一些伤害呢?他的“人民文革”对于我或其他受过他伤害的个人真的有什么实质意义吗?我曾和他提到我父亲手稿的事情,他说根本不记得了,也许是我记错了。对待同一件事情,我和他就有不同的记忆,因为这件事对我和对他,重要性真是太不一样了。

文革中的过来人,幸运的和不幸的,都只能拥有对文革的局部、零碎记忆。每一个在乎文革的人都必须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己的记忆勾连到对文革的分享记忆中去。正如马各利特所说,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后代要从这个直接分享记忆中接续记忆的人们还必然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甄别、解释和独立思考、判断。从道义上说,集体记忆有责任向弱者和无辜受害者倾斜,这就像社会正义有责任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一样。

德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并非因为人人都有犹太人那样的丧亲之痛或直接受害经历。记忆纳粹屠杀犹太人,那是因为纳粹暴力和恐怖不只是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全人类作为“人”的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谁只要还把自己当成是人类的一分子, 谁就不能对这样的暴行无动于衷,不能对这样的罪恶保持道德中立。强调保存文革的苦难和创伤记忆,同样不以文革中人人有相同的苦难为前提,同样体现每个人维护人类共同尊严、生命价值和自由存在的道德义务。在今天的中国,文革记忆问题上的困惑迷茫、孤独彷徨、避重就轻、麻木冷淡,甚至隐瞒歪曲、武断限制、刻意遗忘,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后极权社会思想僵化、道德麻木、价值虚无和公共语言枯竭的印记。保存文革的苦难记忆是为了避免类似文革的人道灾难再次在中国,或在世界任何其它地区发生。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每一个文革记忆分享者都不应当以文革记忆的“多样性”为借口,拒绝文革苦难记忆的特殊意义。社会正义和群体记忆向社会弱者(受难者)倾斜,为的是更多、更有效地保护弱者,为的是提升整个群体的人性水准。这样的正义和记忆才是任何一个正派和正义的社会存在的道德理由。

(1)《“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记》,郝建整理、编辑
(2)刘国凯﹕《人民文革丛书》四卷,分别为《文化革命简析》、《广州红旗派的兴亡》、《基层文革泥泞路》、《人民文革论》,博大出版社2006年版
(3)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pp.34-38.用勒庞理论解释中国文革群众,可参见吴茂华《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两本群众心理学著作读后》,《书屋》2004年第9期
(4)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pp.96-106
(5)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9-10
(6)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 pp.13-15
(7)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Gollancz, 1962, p.303
(8)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p.323-324)
(9)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328
(10)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59
(11)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59
(12)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p.330-331
(13)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思想》第1期, 2006年,第161-162页。
(14)丁学良:《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思想》第1期, 2006年,第156页。
(15)杨曦光《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p.60.
(17)同上。
(18)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p.61
(19)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 1947, p.63
(20)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66
(21)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68
(22)同上
(23)Quoted from Richard I. Cohen, "A Generation's Response to Eichmann in Jerusalem"
, in Steven E. Aschheim, ed., Hannah Arendt in Jerusalem, p.274
(24)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http://www.guancha.org/info /artshow.asp?ID=38516。
(25)宋永毅《“文革”造反派真相》序,周伦佐著《“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版第4页
(26)韩德强《通向和谐社会之路》,www.tecn.cn, 2006/11/1
(27)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p50-51)
(28)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51
(29)同上
(30)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p.51-52
(31)Avishai Margalit, The Ethics of Memory, p.53)

(原载《记忆》十五期)

Friday, March 6, 2009

ZT崔卫平:论草泥族的可能性与河蟹族的不可能性

不断有网站或博客“被河蟹”的消息传来。先是一个叫做“拉拉的后花园”的网站被关,这是一个拥有四十万同性恋网友的网站,它无疑是这些“少数族裔”的精神家园。当她们重新变得无家可归,一边流浪一边悲愤地写道:“政府啊,请你指出我们拉拉哪一点做错了。在中国的法律里面没有明文规定拉拉不能相爱啊,你们不是说有人权的吗?那我们拉拉的人权何在啊?”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motss/1/188636.shtml

这是一群的确想过平安日子的人们,在百度“拉拉的后花园为什么被关”的词条下面有人写着:“公安想要怎么改,那我们就怎么改就是了。” 接着又听说一个电子游戏为主的娱乐网站“电玩巴士”不能登录,它专门介绍、评论、下载电脑游戏、电视游戏以及掌机游戏,据说是全国最大的电视单机游戏网站,拥有电玩网友无数。有关部门给出一个科学解释,叫做“执行停止域名解析的操作”,简单地说,就是“被河蟹”了。这么长时间正常运转的大网站,为什么说关了就关了,网友们感到十分不理解。有人不免胡思乱想,莫非这个网站的域名www.tgbus.com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没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了,“各自领会吧”。总之,也许需要“改个好名迎河蟹。”

我的朋友沈睿名为“萧萧落木”博客被关。这家伙在美国海军学院当教授,同时将自己在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下来与朋友分享,我几乎无法概括她原来名为博客的丰富容量:电影(无论中外)、小说(无论新旧)、动物(兜兜猫与狼)、人物(希拉里、科贝尔等)、旅游、情感、美国大选、女权主义,一会儿《国际歌》一会儿“六卦文化”(听说过没有?),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要说有时候我也不能完全把握她神奇飞速的思路,但是将她客居多年的博客关闭掉这件事,则令人瞠目结舌。她现在搬家到另一个地方,一上来的文章看起来“很猛很强大”:“站队站到色情里”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81792.html
以及“低俗的十三个分类和人的生殖器官”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286760.html。

类似的消息纷至沓来。杭州傅国涌先生的豆瓣小组被解散,小组创办人山西雪堂与管理员阿啃1919自嘲地称他们的情绪“很稳定”,同时分别撰文《时代是多么低俗》和《河蟹来到我的家》。傅国涌先生是一位拥有浓郁历史情怀、成绩斐然的学者,通过他绵绵不绝、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前辈人物的足迹、风华以及伤痛变得清晰可见。这是傅先生部分文章的标题,从中大约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杨度感叹蒋介石不称帝》、《1947:傅斯年与中国言论界》、《1933年的宪法讨论》、《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民国以来第一清官》、《潘光旦烟斗上的铭文》、《戊戌年的伤痛并未成为过去》、《南京<新民报>被封杀之后》等。当然,奥巴马的那篇就职演说,也出现在傅先生的博客上面。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一个纪录片网站“影像中国”,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好的独立制作纪录片的网站,广州纪录片人周浩先生主持。这位周浩本人是一位杰出的纪录片工作者,我为他的纪录片《高三》专门写过文章,并将他的《龙哥》带到北大课堂上进行细读。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有一份持续不变的对于纪录片的公益热情。这个网站是纪录片人的一个重要信息平台,都是国际国内纪录片电影节或者相关活动的最新消息。比如最近的“热片推介”有“2009圣丹斯最佳导演奖《阿富汗之星》”、“2009圣丹斯电影节纪录片大奖《愤怒的阿姨》”,以及“沃纳•赫尔佐格:《在世界尽头相遇》”。注意这个赫尔佐格便是那个德国著名剧情片导演,他的一系列影片令我无比热爱。这个网站最近提供的“快讯”有:2009年3月5日——17日举行的法国真实电影节(最有权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的竞赛单元中,有四部中国纪录片已经入选,它们是《乌金》、《没有你在》、《制造的城市》、《现实是过去的未来》,可喜可贺。朋友喜欢这个平台还因为它及时发布同行们关心的消息,有关某个重要纪录片电影节何时开始何时“截稿”等。这样一个有水平、有品位的网站,这几天因为“在两会期间被和谐”。

关于电影的网站,我还注意到了在豆瓣被解散的小组当中,有一个“禁演电影”小组,这个小组的前成员感叹:积累几年的东西,一下子都不见了。还有一个叫做“NHK小组”,应该也是纪录片小组,NHK是日本一家电视台,八十年代末最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因此在中国重新播下了有关纪录片(而非专题片)的基本理念,培养起中国第一批纪录片电影人,连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也在内,这些人后来在体制内、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录片这个东西就其气质来说,应该是小众的,它有种种局限,但应该说它最少媚俗。

不厌其烦地将这些遭遇不幸的网站、网页或小组做一些介绍,是想让大家对这些消失了的“当今远古文明”本身有一个感性印象,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些地方可能和不可能发生一些什么。并不是所有的人对网上这些情况都十分熟悉,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曾见过的,容易采取忽视的态度。实际上某种东西既然已存在,就表明它有存在的空间,也有存在的理由,除非万不得已,不能够将它轻易取消。即使是需要规范化网络,那也可以一步一步来,一边登记注册,一边继续开放。起码不久以前它们开放时,并没有造成很大“干扰”,天也没有塌下来。

人就是这样,他没有一件东西的时候无所谓,一旦它有了这个东西,尝到了它的甜头,你再从他面前将这个东西拿开,那他就十分不适应了。对于民众中已经存在的各种习惯、习俗、小小传统,需要一点真正“保守主义”的态度,不能动不动“连锅端”加以铲除。事到如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人们一旦坐到书桌面前不管这之后要干什么,先上一会儿网,去自己想看的网站,就如同去附近小区公园散步、提个鸟笼子进陶然亭、去早市吃点心、去超市购物、与老朋友下棋、聊天、发牢骚,已经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提供服务的那些网站,也许手续不甚完备(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太迅速了),但是也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存在。如今突然闹得这般鸡飞狗跳,遍地“尸横”,有网友戏称“鬼子进村了”,实在地说,这叫制造矛盾、发明对立、激化冲突,在目前经济危机和其他种种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实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且更为重要、也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打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它的既定目标,如果它有什么既定目标的话。想想它面对的是什么?是生活的汪洋大海!是千千万万的生命个体——不分男女老少——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生活下去,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方式、途径、兴趣、爱好、口味那样去生活,而不是在接受别人的指导之下生活。只要他们不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对别人构成伤害,那么他们就应该、并只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因此,不管是同性恋也好、电玩游戏家也好,用中文写博客的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也好,以及民国新闻史学者、电影爱好者、纪录片拍摄者,他们根深蒂固的生命倾向与热情,是任何人无法拔除和剪灭的。这里用得上那句古话,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接受他人的管制,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统治的要求,或者是为了实现某个既定的“历史目标”,相反,从他进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可能性。他的生命是一个有待打开的过程,他所携带的潜力有待唤醒,他所蕴含的能量有待释放,他的生活历程有待一点点拓展。作为这个世界的初来乍到者,他投身于这个世界,但并不是以这个世界的起点为起点,而是以他自己的降生作为起点。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随着每一次诞生,一些独特的东西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换句话说,每一个不期然到来的生命都是一个意外,就像一桩额外的事故。父母给了他血肉之躯,但是他给父母回报的,却是不同的东西。在他小小的身躯之内,同时带来了他自己的生命意志,他本人的内心动力,他这个人感到快乐和痛苦的不同体认。逐步地,他把父母的工作结果,改动为另外一个成果:他是他自己的,他本人的存在、痛苦和欢乐是第一性的,而不是双亲。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故意得罪父母,向父母发出示威挑衅,而是生命的本性使然,一代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便是人类的生命不同于一张桌子或一张板凳的地方。人是一种有待展开的、有可能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他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存在,这种生长是一个无法预料的过程,总是伴随着出乎意料,总是出现各种偶然因素,有时候甚至是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因素。任何人不能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蓝图去生活,更多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走一步。面对那些未知的因素,那些富有挑战性的局面,有人恰恰感到全身顿时增添了活力,觉得那是给自己一个新形象的机会。说人是脆弱的,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从无数事实中见到,人的生命何等茁壮,其生命力、意志力何等顽强,想象力何等丰富和伟大。

每个人给这个世界所提供不同的形象,则极大地丰富了这个世界本身。因此罗素说:“参差百态,乃幸福本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波澜壮阔的原因,为什么那么神奇充满奇迹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如此热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原因。总是有新的元素在那里激荡、碰撞,互相追逐、互相生发,互相促进和激励,一个原因带来不止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又变成另外一桩事务的开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这个过程生生不息,日夜不止,只要有人类存在一天,便会不断有新的奇迹、新的意外,新的形象升起。尽管我们回首所走过的道路也有时候人们的生活世界遭到无情压抑,比如文革,但是说到底,生活是压制不了的,各种自发的起点总是在制造各种自发的能量,这些能量总是在某处聚集、生长,寻找突破口,最终替自己正名,得到正当呈现。

眼下那些被河蟹的网站、网页,正是这个绮丽斑斓世界的一面镜子。它们来自生活,源于生活的多元和多样。这些有着各种各样不同口味、做着各种各样不同事情的人们,他们远远不是要与什么人对着干,想到要挑衅什么人,反对什么人,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听从自己内心的要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反低俗的“河蟹运动”,他们会一直安静地呆在自己的角落里,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别人打扰。然而,“河蟹”的大棒却将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捂热的“被窝”中驱赶了出来,这种做法不能不视为是富有敌意的。这是对于生活的敌意,对于人民群众和平的日常生活的傲慢无礼。

想想这种事情可能吗?!也许从一时来看,河蟹族暂时领先,但是从长远来看,什么人能够战胜生活?!什么力量能够令人们放弃自己的生活,交出自己生活的愿望、意志、如同交出自己的存折?在这个意义上,草泥族是不可战胜的!任何有山有水的地方,任何有人居住的地方,有生活有歌声有爱情的地方,遍布草泥族。他/她们就像“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铜碗豆,充满着生活智慧及“斗争”智慧。昨天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人被封掉之后,“现在我已经在做一些档案备份和资料转移的工作(咋搞的,整得跟野火春风斗古城似的。)”另一位小盆友称自己是“乖孩子第一次睁开眼睛”:“有些事情,令我猛然从书本音乐和电影中抬起头来,惊觉自己耽于童话和幻想世界的美好太久,并没有留心过这个真实的世界。其实生活的世界并不如简单所看到的这样,而且,那样的世界并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故纸堆的旧事,它离我的现实生活并不那么遥远。”

天才草泥族,最近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

一、 颁布了马勒戈币。其颁布词如下:马勒戈币是唯一由马勒戈go-vern-ment官方授权马勒戈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马勒戈币是马勒戈壁上的主要流通货币,也是法定货币。其正式的iso 9527简称为mlgby,但国际上常用的缩写为cnmy,在数字前加上符号“⊙”,表示马勒戈币的数额。马勒戈币迄今为止共发行了一套纸币一套硬币。马勒戈硬币共有1分5分1角5角1元五种。马勒戈硬币造型精美,正面是阿拉伯数字,背面分别为尾申鲸,吉跋猫,达菲鸡,潜烈蟹,吟稻雁。所以极具收藏价值。马勒戈纸币共有1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七种。纸币背面为马勒戈壁近景照片,纸币正面左部为防伪标识,右部分别为獾狸猿,春鸽,雅蠛蝶,法克鱿,草泥马,卧草泥马,狂草泥马。马勒戈币具有的价值有目共睹,且发行量极少,因此马勒戈币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http://dzh.mop.com/topic/main/readSubMain_9250906_0.html 见图示:http://dzh.mop.com/topic/main/readSubMain_9249425_0.html

二、成立了“马勒&歌碧”专售店http://www.maleandgebi.com/,出售布艺玩偶马勒(男)与歌碧(女),白色为马勒,咖啡色为歌碧,形象生动,憨态可掬,每只还配有出生证,“出生证”上盖着鲜红的大印,上写“马勒戈壁神兽管理局计划生育专用章”。据介绍,这种“草泥马”售价为39.9元人民币/只。这条消息已经上了《南方都市报》http://itbbs.pcshow.net/thread-350979226-1-1.html。有人为此提出口号:“养好草泥马、要喝草泥马奶、不喝三鹿。”这表明草泥马内部已经做了无害处理,坏事变成不好不坏的事。

三、“目”,动词,一种在网上的常见行为。其含义多样,包括:
一、路过。
二、看。
三、如同打酱油那样,边走边看。
四、现场不止我一个。
五、全看见了,哪怕是偷窥。
六、我看见,我不说。
七、围观。
八、深度围观。
九、不明真相群众的深度围观团。
十、真相的深度不可能达到,围观的深度就在眼前。
十一、“道路以目”之后呢?

2009年 3月5日

Thursday, March 5, 2009

ZT调查报告:华尔街与华府如何出卖美国?

(博讯2009年03月06日,boxun.com)

(中央社记者钟行宪台北 5日电)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纽约华尔街的投资公司、商业银行、对冲基金、房地产公司和保险业财团过去10年花费50亿美元说服美国政府与国会削减规范,直接导致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加州「消费者教育基金会」(Consumer EducationFoundation)与华府非营利组织「重要信息」(Essential Information)赞助的「华尔街观察」(Wall Street Watch)计画,4日发表题为「华尔街与华府如何出卖美国?」的231页报告。

报告中说,华尔街金融机构从1998到2008年捐出17亿美元政治献金,又花了34亿美元进行游说,目的就是削减联邦规范,最后直接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加州「消费者教育基金会」总裁罗森斐德(Harvey Rosenfield )表示,此一游说与献金导致衍生性金融产品不受规范、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间的管理障碍撤除、以及政府无法介入遏阻不当的次级房贷。

他又说:「原可阻止去年开始的金融瓦解的大萧条时期计画不复存在,预见灾难者提出的警告也被淹没在政治金钱的大海中。美国人被出卖了,而我们正为此付出上兆美元的高昂代价。」

这份报告指出,大约 55%的献金给了共和党,民主党得到45%,在 2008年大选中,民主党则获得略微超过半数的金融业政治献金。20家主要金融机构雇用的3000名游说者中,有142人曾在行政部门或国会担任要职。

报告的主要作者魏斯曼(Robert Weissman )表示:「国会和行政部门对金融业行贿有所回应、降低标准、禁止诚正的管理人员矫正浮现的问题并阻碍执法。逐渐腐蚀法规约束导致大批不良贷款,以及这些不良贷款造成的坏帐。」

报告中说,过去30年来,共和与民主两党的政府管理人员、国会与行政部门持续腐蚀阻止金融界步入歧途的规范体制。来自金融业的压力以下列步骤删除管制而导致金融瓦解:

丨国会在1999年废除禁止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合并的一项法案。

丨制订允许银行隐瞒债务的法规。

丨克林顿政府拦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理衍生性金融产品,导致日后的大规模投机。

丨国会在2000年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时禁止规范衍生性金融产品。

丨证券管理委员会2004年采取投资银行自行规范计画,使它们能够大幅提高负债金额。

丨全球管理人员应金融业要求订定规则,使商业银行能够根据本身内部的「风险评估模式」自行决定准备金额度。

丨联邦管理人员拒绝拦阻几年前普遍的不当放款作法,既不颁布适当的规定,甚至不执行原有规定。

丨联邦银行管理人员宣称其权力凌驾原可减少不当,和其他浮滥放款作法的各州消费者保护法律之上。

丨联邦法规让浮滥放款的受害者无法控告向他们原来的贷款银行买下债权的公司。

丨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房利美)与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房地美)这两大房贷业者扩展传统的业务范围并进入次级房贷市场,最后导致纳税人付出几千亿美元代价。

丨扬弃反托辣斯及有关管理原则,导致规模大到不能任其倒闭的超大型银行出现,而这些银行又比规模较小的银行倾向采取风险更大的作法。

丨在利益冲突包围下,私人信用评等公司对房屋抵押贷款支撑的债券作不正确的评估;一项2006年法律又阻止证券管理委员会适当规范信用评等公司。

ZT陈行之:严肃的谐谑——从“草泥马”说到“草泥马”

1

对事态的感觉,因年龄、阅历不同而不同,年轻人或者小孩子认为很严重的事情,在大人看来通常都微不足道。但是,就事物的机理来说,你还不能就此认为大人的世界与孩子的世界截然不同,很多种情况下,小孩子恐惧的东西其实也正是大人恐惧的。 ( http://www.tecn.cn )

我小时候跟同伴在一起打打闹闹,经常会出现矛盾,发生不愉快,在所有这些矛盾和不愉快中,最严重的事态是你违犯游戏规则导致对方宣布说:“不跟你玩儿了。” 这意味你这个人不地道,没办法跟你玩儿,你在道义上处在了下风,而且,你将陷入孤单,对小孩子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时候你通常会用两种方式解决问题,一种是赶紧给人家道歉,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将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咱们继续玩儿下去;一种是你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不玩儿就不玩儿!老子还不稀罕跟你玩儿呢!”

两种态度导致两种结果,前者把矛盾化解了,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大家都很高兴;后者则意味游戏到此为止,双方视同路人,各不相干。一般来说,大家都竭力避免出现后一种结果,就是说,尽量不要违犯游戏规则,如果违犯了,赶紧给人家道歉,让游戏进行下去,这对谁都有好处。小孩子正是凭借这种朴素美好的人性保持他们那个世界和谐美好的。

大人的世界也有这种机理吗?

也有,比如前几年开始在网络上的“恶搞”,比如最近由于国家有关部门大张旗鼓反低俗而横空出世的“草泥马”,蕴含着的就是这样一种机理:人家不跟你玩儿了。

玩儿好好的,怎么突然就不玩儿了呢?

这里大有文章。

2

崔卫平女士在《我是一只草泥马》一文中对“草泥马”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是深刻独到的,启发人想到很多问题。我想到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人逼到了无法用正常语言建构正常语境的境地?

我经常使用的“强力”的概念,用以说明有一种横亘在人类社会中的不为人所控制和约束的野蛮力量,从最终意义上决定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图景。

在我的阅历中,“强力”有两个重要来源,一个是隐藏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后面的强制规定;一个是氤氲在卡夫卡小说世界中专横粗暴、无所不在、令人绝望的那种神秘力量。当然,我在使用“强力”概念的时候,不可避免要赋予新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仍旧是卢梭和卡夫卡所强调的那种东西。

我认为,正是这种超级存在的强力决定了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而当前发生的事情又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延续,是一种新的结果。我固然可以在长篇小说中形象化地表达我的见解,这意味着我将以非观念的方式表达观念,但是具体到正在写的这篇文章,我则不能不直接用观念的方式谈论它,把它作为社会学或者说政治哲学话题来讨论,这样,不可避免就要说到国家,说到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曾经得到过一段短暂的“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条件,因此形成了被人们概括为“八十年代启蒙”的黄金历史时期。在这个短暂时期里,中国文学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责任,成为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望,一些远远说不上有多么高文学价值却直接反映了人们内心图景的小说、戏剧作品被读者欢呼和推崇。

在那个历史时段,我在编辑一份大型文学双月刊,可以说直接见证了人性解放以后那种催人向上的氛围,那种充满创造力的活跃。

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强力”就出来干预了:接连发生了“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场政治运动,那些“活在真实中,在真实中思索生活,在真实中展望生活”的文学作品遭到了大面积否定和批判,中国文学健康的发展势头被遏止,不健康的东西却沉渣泛起,逐步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流,直至前不久有人断言说“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

我从来不认为所谓“八十年代启蒙”是一个精准的概念。首先,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并没有达到“启蒙”(尤其是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比)的境界,它还是瑟缩的,拘谨的,还带着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所谓“启蒙”,只能说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粗略归纳;其次,就中国文学来说,也并没有成长到能够被我们骄傲地宣称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品,《伤痕》、《班主任》、《假如我是真的》等之所以被人们欢呼,主要的也不是其本身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而是因为它们作为社会良心起到了为民众“代言”的作用。

然而“八十年代启蒙”又是那样重要,那样值得怀恋,这是因为,正是那些在艺术上并不十分成熟的作品,预示着中国文学非常有可能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和审视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真正值得骄傲的文学脉流。我把这种脉流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像十九世纪欧洲文学那样。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拥有一大批载入史册的文学巨匠和可以被称之为史诗的文学作品。

然而这一切都在强力干预下戛然而止了——在专制主义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中,你是无法指望有新的绿色成长的,中国文学从此掉转过头,向另一个方向延伸,不幸的是,这个方向对于文学来说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动的。

最初它表现为形式主义,即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的深刻影响。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中说过,中国作家在借鉴拉丁美洲文学的时候,摒弃了内在精神,借鉴的不过是皮毛,仅仅是形式,这也是朦胧诗和谁也看不懂的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这意味着文学正在小心翼翼地与生活拉开距离,文学所担当的东西正在成为文学的负担,文学千方百计要卸载掉这个负担,一部分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一部分滑向虚假,滑向颓废,乃至于滑向色情……中国文学不再被我们所骄傲了。

精神成长一旦出现扰动,过程就会出现波折,并最终在其表象上显现出来。价值观混乱乃至于反动保守的歌颂帝王将相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走红,突出说明了作家的尴尬处境——如果你希图走红,你就必须向强力妥协,强力会给你所需要一切,否则,你就将“不在”。当强力拒斥的东西完全退出人的文学视野之时,人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再尊重文学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学不再反映民众的心声,民众也就不再寄望于它,他们自己会选择最便当的方式表达内心的见解。

问题是,民众与作家一样都处在强力的重压之下,当自然表达被扭曲的时候,人们就只好用自己的智慧扭曲地表达意愿——我们说民众的水平高于作家,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事实——这种意愿也许没有任何思想内容(即所谓“无厘头”),也许充满了无奈,也许是在“含着眼泪笑”,但那是他们自己的,他们有理由珍重那种表达。

“草泥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意一般出现在“马勒戈壁”草原上的。

3

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同前面所说,这意味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本来一直跟你玩儿的民众在遭受了很多愚弄之后,发现再也没有办法跟你玩儿下去了,于是宣布不再跟你玩儿了。

你是强力,你就像孩子堆里最强悍、最不讲理、经常把弱小孩子打哭的顽劣少年,如果谁直接跟你说“我不跟你玩儿了”,你不是得急了?你不是得抡起巴掌掴人家一个耳刮子?孩子都是聪明孩子,谁愿意让人家掴耳刮子呢?所以人家就不说“不跟你玩儿了”,装得很怂,很弱,脸上还带着笑,说:“我尿去呀!”就走了——最终还是不跟你玩儿了。

“草泥马”所蕴含着的社会学信息无法让我们笑一笑就过去,事实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它说明了一个被强力控制的世界已经荒诞到了无法言说的境地,说明了人们内心的景象已经无限凄凉,他们除了用扭曲的方式表达内心图景之外已经丧失了任何让自己显现为“在”的方式,他们甚至连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也心存疑虑,他们调侃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本可以不这样,不说“草泥马”,也不说“马勒戈壁”,他们是在别的话什么都不能说的时候无可奈何地这样说的,他们并不真的想这样说。

我非常赞赏郭于华先生把“草泥马”现象称之为网络时代“弱者的武器”。

他介绍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对东南亚农民的反抗实践进行民族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两个重要概念,用以解释底层群体生存与反抗的逻辑,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农民政治的灼见。

郭于华先生归纳说:所谓“弱者的武器”指的是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农民同那些索取者、压迫者之间平凡的却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在斯科特看来,甚至受雇于农场主的打谷工在脱粒时敲打稻谷的次数都关涉到阶级之间的争夺。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和计划,而是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通常体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它们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这类几乎不着痕迹的“弱者武器”的运用是由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郭于华先生还介绍说,斯科特推出的另一个概念“隐藏的文本”指的是相对于“公开的文本”而存在的、发生在后台的话语、姿态和实践,它们避开掌权者直接的监视,抵触或改变着“公开的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它们是千百万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斯科特指出,每一从属群体因其苦难都会创造出“隐藏的文本”,它表现为一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对于权力的批评,它使从属者可能破除“虚假意识”和神秘化的迷障。作为底层政治的“隐藏的文本”,有助于理解底层群体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和复杂情境中的权力关系。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草泥马”的出现是一场严肃的谐谑剧,它严肃过任何政治的社会的话题。

如果我们的政治家具备基本素养,应当从中看到极为可怕的东西。“哀莫大于心死”,当“草泥马”在“马勒戈壁”与河蟹争夺食物的时候,你应当看到现实版的你死我活,看到几乎处于绝望中的人含着眼泪笑的凄惨境况,看到这种境况背后隐藏着的巨大危险。

这不是危言耸听。

2009-2-26

Tuesday, March 3, 2009

译文:难以量度的美

美是第12届柏林戴姆勒-本茨基金会(Gottlieb Daimler and Karl Benz Foundation)研讨会的主题。在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sycholinguistics)主任沃夫冈·克莱因(Wolfgang Klein)引领下,与会的历史学家、研究文学艺术的学者、汽车设计师、数学家和律师,探索了“美可以量度吗?”这个问题。

艺术爱好者普遍认为,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 1445-1510 意大利著名画家)画的维纳斯很美。然而,他们对其他艺术品的看法却分歧颇大,因为其美学判断可能相互冲突。价值判断因人而异,必然受时尚与时代的影响,这可以解释它们为何似乎一直未得到扎实可靠的科学分析。此次讨论会的主席、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主任克莱因说:“科学回避涉及价值与价值判断的东西,这决非偶然。这样一个讨论会是研讨这个问题的绝妙机会。”专家们在柏林阿登纳基金会研究院(Academy of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研讨美的度量问题,是一次很好的聚会,是一种悠久的优良传统的延续。寻找美的度量公式的活动贯穿了整个人类的文化史。自古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尝试用数字、度量单位和比率来破解这个秘密。他们多次获得最神奇的计算理想比率的公式,只是后来又抛弃它们。

美是否可以以数值度量并用公式来准确地表达,这个问题显然至今仍令人着迷。然而,这次柏林会议的讨论显示,现在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研究动机:例如,汽车设计师如何才能使汽车吸引买主?主审法官如何根据某个双方有争议的艺术品的美学价值做出裁决?数学家可否为美容手术提供设计漂亮面孔的公式?如何辨别某个乐曲中的优美乐章?

会议东道主、戴姆勒-本茨基金会主席普特利茨(Gisbert Freiherr zu Putlitz)表示:“美与(产品的)销售量直接相关。”这是探索这个尚未解决的重要美学问题的底蕴的一个很好的理由。然而除此之外,美及其可度量性问题,在许多方面还与人、环境和技术的互动有关系。这是该基金会20多年来感兴趣的主要专业领域。他说:“我们对这些美学结果的核心东西了解得越多,我们通过建筑、城市规划、景观美化和产品设计来塑造我们的环境时,所得到的益处就越大。”

无论美的普遍标准可能具有多大实际意义,人类虽然作出巨大的努力,至今尚未得到一个普遍适用、永恒不变的美的公式。黄金分割、体质指数、90-60-90(36-24-36英寸)的理想女性体形比例等,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但它们并未成为标准的规范。

克莱因认为,没有找到美的标准,不是因为美的公式不存在,更是由于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缺乏对美学性质的经验分析,即像寻找支配自然现象的物理学定律那样,来寻找确定某个物体美学价值的科学方法。”

克莱因说,例如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是许多人认为优美的文学作品。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奥地利诗人)的诗《豹》(The Panther)就是典型例子。他说:“我常常想,如何用经验证明的方法研究美学问题,无论是文学还是美学的其他表达形式。我想这里存在很多种可能性。”

勇于踏上寻求知识的长路

但为了探索美的设计原理,人文学者必须缩小研究目标。克莱因说,“他们往往专注伟大复杂的作品,然而在这里你必须从小的东西开始,不要试图马上解释为何只有少数人而不是所有人认为歌德的《玛丽安悲歌》(Marienbad Elegy)、贝多芬的奏鸣曲《热情》(Appassionata)或者伦勃朗(Rembrandt,1606-1669,荷兰画家)的名画《夜巡》(Night Watch)很美”,人们必须“看到这些原则的如何应用”于最简单的文本、声音序列和艺术形式;然而如同任何处理可变事件的经验科学,这种方法“费力、单调而烦人”,正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教授不喜欢的做法”,“但这是寻找决定我们美学判断的因素和规则的唯一途径”,这就要求艺术界的学者“勇于踏上寻求知识的漫漫长路”。

维尔茨堡大学(Wurzburg Univ)音乐研究所的康拉德(Ulrich Konrad)使用威尔第(Verdi,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的歌剧(La Traviata)中的简短乐章,显示人文学科中这种经验研究可能采取的形式。他精心分析音乐中“优美乐章”的表现型(phenotype),一小节一小节地仔细地分析这些乐章中的和弦、弱音、节奏及其他乐曲要素,这些乐章使人浑身颤抖,激起令人愉悦的感情奔放,由此产生的心律加快和皮肤导电率变化,可用测量仪器记录下来。然而,到最后,甚至康拉德也未能说清楚,美学的神秘公式可能像什么样子。

克莱因断言,经验的程序特别好地适合于研究的不精确的或可变的领域,----那正是他企图使用严谨的科学要解决的美学问题的特点。“那不是偶然的,短语de gustbus non est disputandum----不存在有争议的味道,在讨论某个东西是否美时经常听到的短语”。他在这里指的是在争论美学问题时,习惯性的修辞克制。这几乎无助于解决个别例子的问题,但却是暗示某种特征:观点的极大相对性。

实验室里的美学

美还只是可能区别艺术作品与日常生活用品的许多美学品质之一,而且对接受者有某种影响。克莱因想要使用经验方法检视这些关系,“实用客观定义的方法,我们必须企图解释为何某篇文章对人们有某种影响,还具有可观定义的特征。”

戴姆勒公司设计总监Hans-Dieter Futschik很快同意,美学评价涉及一种个人因素的复杂联合。他负责保证驾车者觉得他设计的汽车有吸引力并购买它们。“为何人们觉得一辆汽车有吸引力,可以通过各种美学品质和其他超越物体的形式的因素的互动来解释”。

为了决定什么吸引可能的顾客,戴姆勒公司的设计师们只是依赖经验美学,使用各种测量方法,分析汽车的感情影响。Futschik解释说,设计研究的发现也在汽车设计中扮演一个角色。然而。对他们,最重要的推动力?是汽车诊所得到的结果,测试实验室,尝试参与者评估投放市场之前的汽车模型。Futschik总结若干测试结果的分析,说“这些判断显然依赖于汽车的若干不同的美学的和社会的特点,对观察者产生前意识的影响。”“大多数人对汽车模型的反应跟他们对艺术品的反应相似,直接,直觉,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如我喜欢它,或我不喜欢”。

美的公式的执行,必然会激发出顾客的巨大热情,会成为圣杯(Holy Grail)而且不仅是对于Hans-Dieter Futschik之类设计师。来自各个专业团体的无数其他人会知道如何最好地应用这种公式。例如它也会成为律师的巨大需求。基尔大学(Kiel Univ)的法律专家夏克(Haimo Schack)在发言中说。“经过对美的判断”已经引起一些法官的一个真正的大难题,他们通常有任务,把明确定义的规范应用于某个案例。

“法律规范定义得越明确,个别法官的主观感觉影响某个裁决、因此给法庭带来随意性的风险就越小。”重要得是,“美丽的”和“美”这类词汇似乎没有成为法律词语?的标准。尽管如此,法官有时必须对美学问题作出裁决,尽管他们往往竭力避免做出美学价值判断。一个被毁坏的物体可能必须恢复其原有状态,不管其原先是美还是丑。受到版权法保护的艺术作品,在法律眼睛中,未必美丽,而只是个人的和有能力的,以某种方式激发人类的美感。

对于柏林自由大学的科学计算教授、柏林祖斯研究所(Berlin Zuse Institute)所长、数学家德埃弗哈特(Peter Deuflhard)来说,美的测量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他没有研究最美丽的算法,相反,他操作数字,几乎是真正地,因为他的一个研究组提供支持,为口腔及上颌面外科医生在计划手术和确定一个很有比例的面孔的尺寸时。

在外科医生用手术刀纠正某个病人的面部缺陷之前,德埃弗哈特及其研究组要计算如何使病人的面部在手术后显得最有吸引力。为了完成这个,对每个病人,他们必须重新研究问题,什么是构成一张漂亮面孔的因素。他问道:“黄金比例的分配原则是漂亮面孔的指令,还是第七个规定?”,介绍他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然而他必须找到一条公式,对所有病人都适用的,而且继续进行研究。“我应用一个数学家和一个物理学家的知识,探索艺术必须在这里提供的东西。”

数学家的沮丧

德埃弗哈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标准目录,口腔及上颌面外科医生在计划手术时可以依据的。”然而,无论是古代的艺术和哲学大师,还是现代科学实验室研究的结果,都没有提供给他他一直寻找的测量原则。因此,他对此次会议的贡献,只是提供一个共同美的公式的拆解----例如对吸引力的研究结果,显示非常对称的普通面孔对男人和女人都有吸引力。对德埃弗哈特来说,这种关于普通面孔的吸引力的理论,来自心理学和美学的实验,没有为他的研究提供基础。

他并不相信这些试验的方法论,还指出,他们的解释存在明显的缺陷。他没有幻想地总结说:“我对寻找美的公式几乎不抱希望。”

然而,语言学家克莱因对此并不满足,他说“对于一种非常确定的现象,存在广阔领域的变化的这个事实,人人可以理解的现象,不可能成为不能进行科学分析的理由。”克莱茵的得出结论:“美,作为对各种美学价值,诸如魅力、优雅,的通用词汇,因此必然可以经验地确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量。”

克莱茵认为,建立一门关于美的精确科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但预期会有来自他自己阵营的反对。他相信,特别是他关于对美的作品进行经验研究的建议,将遇到来自人文学科的反对。然而他依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尤其是专门研究文学、音乐和艺术的学者,对美的经验研究将需要他们,由于他们对其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毕竟这完全是一个具有不小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如果不可能理性地讨论美学判断问题,我们就不再需要任何音乐、文化和艺术的批评家。”

(2009-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