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按﹕這是國內左派一翼的政治共識,其政見顯然與目前中共官方以及為官方服務的毛左派們(例如烏有之鄉網站、張宏良們)有聯繫,更有極大的區別,值得注意。他們認為,中國現已復闢資本主義,中共官員已演變成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官僚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左派必須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起而推翻之。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 粗钢产量: 6.27亿吨, 同比增长9.3%, 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 钢材产量: 7.98亿吨, 同比增长14.9%
3、 水泥产量: 18.68亿吨, 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 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 同比增长21.4%,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 精炼铜产量;457万吨, 同比增长10.6%, 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 煤炭产量: 32.4亿吨, 同比增长8.9%, 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 原油产量: 2.02亿吨, 同比增长6.9%; 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 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 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 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 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 同比增长20.9%, 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 , 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 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 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 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 、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 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 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 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 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 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 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 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 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 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 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 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