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华尔街的有毒消息

〔机器翻译结果，在整理中〕
目前的危机结束以后，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声誉会遭到痛击，至少是因为华盛顿的做法与言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警告说，发展中国家幻想破灭后，也可能抛弃自由市场，会对全球稳定和美国的安全构成新的威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9年7月“名利场”杂志〕

所有危机都会结束，当前的经济危机虽然形势不佳，也会很快过去。但是，没有哪次危机，特别是目前这种严重的危机，过去之后，不会留下遗产。而其中一个遗产将是全世界的思想斗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可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发生这场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是第三世界，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1.4亿人每天靠不到1.25美元度日。在美国，称有人社会主义可能只是一个廉价的投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但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战斗，至少是许多美国人将标签的社会主义，仍持续存在。虽然可能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没有赢家，有输家，其中最大的输家是支持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来处理。

在柏林墙倒塌1989年，标志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可行的想法结束。是的，共产主义的问题已经表现了数十年。但1989年之后，很难说任何人在其辩护词。有一段时间，似乎共产主义的失败意味着，特别是在其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肯定的胜利。弗朗西斯福山竟然宣布“历史的终结，”界定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市场资本主义的民主，并宣布全人类现在在这个方向前进。事实上，历史学家将迎来20年来自1989年以来作为美国必胜信念短的时间。随着大银行和金融间房屋倒塌，和随后的经济混乱，救援混乱的企图，这一时期已经结束。同样，要加强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念，不受约束的市场，完全靠自己，才能确保经济繁荣和增长的辩论。今天，只有迷惑会说，市场的自我纠正，或者我们可以就自我兴趣的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依赖，以保证一切正常诚实和适当。

经济辩论是在发展中世界，特别是效力。虽然我们在西方往往忘记，190年前一个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是在中国。但是，相当突然，殖民主义剥削和不公平贸易协定，在欧美的技术革命相结合，离开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到了这一地步，到1950年，中国的经济少于5世界GDP的百分之构成在19世纪中叶，英国和法国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开放中国对全球贸易。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如此命名是因为西方曾与成瘾引起广泛的抵押品价值的影响不大出售给中国不是通过药物，它已被纳入中国市场倾销等。这是一个由西方早期试图纠正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殖民主义留下了一个在发展中世界混合遗产，但有明确的结果可以说是那里的人，他们被残酷地剥削看法。在许多新兴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他们的经验的解释，它认为，开采事实上是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独立，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制止经济殖民主义结束殖民地的成绩。在诸如非洲，利用某些地区，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环境的强奸，回报为微薄的工资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其他地方更加微妙。在许多世界各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全球性机构来作为文书后殖民控制上。这些机构推向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这是经常被称为），一个理想化的概念由美国人认为是“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市场。”他们敦促金融部门放松管制，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

世界银行和I.M.F.说他们正在为发展中世界的利益这一切。他们支持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队后，从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许多教堂，美国芝加哥大学。最后，在“芝加哥男孩”的计划并没有带来所承诺的结果。收入停滞不前。哪里有增长，财富到顶部的。在个别国家的经济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有100多个在过去30年里严重的多。

毫不奇怪，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变得越来越相信，西方的帮助，是利他主义的动机。他们怀疑这是自由市场的说辞，“华盛顿共识”，因为它是已知的简写，只是对旧的商业利益覆盖。怀疑是加强了西方自己的虚伪。欧美不开放自己的市场向第三世界，这通常是所有这些贫困国家提供农产品。他们强迫发展中国家，以消除旨在创造新的产业补贴，即使他们提供了大量补贴本国农民。

自由市场理念被证明是一种新形式的剥削的借口。 “私有化”的意思，外国人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以低廉的价格矿山和油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收获，例如在巨额利润的电信垄断和半垄断。 “自由化”，意味着他们能获得高回报的贷款和贷款时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损失社会化，这意味着螺钉对整个人口向银行支付回。 It meant, too, that foreign firms could wipe out nascent industries, suppr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而资本流入自由，没有劳动，除非在最有才能的个人而言，谁发现，在全球市场的好工作。

这张图片，很明显，涂上过于广泛画笔。总是有在亚洲的谁抵制华盛顿共识。他们把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亚洲的巨人，中国和印度经济管理他们自己的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eld sway, things did not go well.

到处，围绕思想争论仍在继续。即使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国家，其中有一个信念的教育和影响力，对游戏规则没有得到公平的。他们认为，尽管他们做了不公平的规则，他们也走软的在发展中世界谁也没有做，所有的朋友和同情。

在美国的批评风格的第三世界，认为美国已对当前经济危机的方式一直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东亚金融危机，仅在10年前，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受影响的国家削减开支的削减赤字，即使在泰国，这有助于在艾滋病流行的，或者即使重新抬头，在印度尼西亚，这意味着削减粮食补贴的挨饿。美国和I.M.F.迫使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利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They lectured Indonesia about being tough on its banks—and dema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not bail them out.多么可怕的先例，这会成立，他们所说的，在瑞士的自由市场机制，可怕的时钟干预。

之间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处理危机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努力没有白费。拉孔的美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开支和庞大赤字大量增加，尽管利率已下降至零。银行正跳伞左右。是谁在华盛顿与东亚金融危机处理一些相同的官员现在管理向美国危机的反应。因此，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要求，是美国管理不同的药给自己？

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聪明的戏弄他们多年接受：他们应该采取美国的机构，按照我们的政策，进行放松管制，开放本国市场，美国的银行，使他们能够了解“好”的银行业务，以及（并非巧合）出售他们的公司和银行的美国人，尤其是在防火，在危机期间的价格出售。是的，华盛顿表示，这将是痛苦的，但最后你会因此而更美好。美国派出的财政部长（从双方）围绕地球的宣传。在眼中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许多，旋转门，这使美国的金融领导人将无缝地从华尔街到华盛顿和华尔街回，给他们更有公信力，这些人似乎结合起来，权力和金钱权力政治。美国金融领导人正确地认为是好的东西对美国或世界金融市场是好的，但他们在不正确思想的交谈，那什么是对华尔街好是为美国和世界上的良好。

这与其说是幸灾乐祸的激励由美国的经济失败发展中国家的严格审查，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需要发现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可以为他们工作的未来。事实上，这些国家都在美国看到一个快速复苏的兴趣。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做美国的所作所为，试图重振经济。他们知道，即使是这样的消费金额不工作非常快。他们知道，从美国的低迷尘已进入贫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增加20000.0万人。他们越来越相信，任何可能支持美国经济的理想是理想的运行，而不是拥抱。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世界已成为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破灭？我们的思想，促进受损，但也许是一件好事，它可能无法修复受损。我们不能存活，甚至不一样好，如果不是每个人都遵守美国的方式？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影响将会减少，因为我们不太可能举行的典范，但是这是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的。美国经常玩一种在全球资本的关键作用，因为其他人认为，我们有一个风险管理和分配财政资源的特殊人才。没有人认为，现在，和亚洲在世界上发生的许多储蓄今天已经发展自己的金融中心。我们不再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全球最大的三家银行目前中。美国最大的银行是下跌了5号位。

美元一直是储备货币，美元的国家举行，为了备份自己的货币和政府的信心。但它已逐渐在世界各地曙光，美元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储存在中央银行。它的价值一直起伏不定，并不断恶化。在美国的债务大幅增加，在当前的危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大量贷款相结合，增加了对美元未来的忧虑。在中国公开提出，将发明一些新的储备货币，取代它的想法。

与此同时，处理危机的成本挤占了其他方面的需要。我们从来没有在我们的慷慨援助贫穷国家。但是，事情越来越糟。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超过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合并，而且美国相形见绌的。非洲国家正在运行的北京，在这场危机中的援助，而不是华盛顿。

但是，我这里关切的是思想领域更多。 I worry that, as they see more clearly the flaws in America’s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man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ill draw the wrong conclusions.一些国家和美国本身也许，将吸取正确的教训。他们会认识到，什么是成功需要的是一个制度，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是平衡的，并在一个强大的国家管理的有效管理。他们会认识到，特殊利益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

但是，对于许多其他国家，其后果将是更加杂乱，和深刻的悲剧。前共产主义国家普遍转向，后其战后制度令人沮丧的失败，市场资本主义，取代米尔顿弗里德曼作为神卡尔马克思。新的宗教，不利于他们。许多国家可以得出结论不能简单地，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美国式的，但并没有对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失败了，而且确实是在任何情况下是不可行的。旧式共产主义不会回来，而是过度干预市场的各种形式的回报。而这些都将失败。穷人受的苦在市场原教旨主义，我们滴了经济学，而不是涓滴经济学。但是穷人却再次受到这些新的制度下，不会实现增长。没有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减贫。目前还没有成功的经济尚未大量依赖市场。贫困饲料不满。不可避免的衰退，难以管理在任何情况下，但带来的基础上对美国的愤怒式的资本主义上台的政府，尤其是这样，会导致更多的贫困。结果表明，Con？全球稳定序列和美国的安全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有一间美国和美国的共同价值观教育世界各地的精英。经济危机已经削弱了这些精英的信誉。我们已给予批评谁反对美国对资本主义的放荡的形式大量弹药鼓吹更广泛的反市场哲学。我们不断给他们更多的弹药。虽然我们承诺在自己最近的G - 20会议不搞保护主义，我们把“买进到我们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的规定。然后，软化，从我们的欧洲盟国的反对，我们修改这一规定，实际上只有对贫穷国家的歧视。全球化使我们更加相互依存的;什么世界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会影响另一个那些事实作出的经济困难，传染明显。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有合作和信任，包括共同的价值感。这种信任是没有强有力的，是按小时削弱。

对民主的信仰是另一个受害者。在发展中世界，人们在华盛顿看，看到的政府系统，使华尔街写自我服务的规则，危及整个全球经济，然后，当清算的日子来了，转向华尔街管理经济复苏。他们认为，持续的财富重新分配的金字塔的顶端，透明的普通公民的代价。他们认为，在短，政治问责制美国的民主制度这个根本问题。当他们看到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步骤得出结论，认为事情是致命的错误，必然如此，与民主本身。

美国经济最终将复苏，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在国外，我们的地位。美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国家，我们仍然是最富有的。无论喜欢与否，我们的行动受到分钟的考试。我们成功的榜样。但是，我们的失败被看成与蔑视。这使我回弗朗西斯福山。他错误地认为，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力量将必然胜利，并有可能不归路。但是，他不会错误地认为，民主和市场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公正和繁荣的世界。 The economic crisis, created largely by America’s behavior, has done more damage to these fundamental values than any totalitarian regime ever could have.这也许是实情，世界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但现在航行顶风上的，我们当然为自己规定的。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史蒂文。温伯格：《五个半乌托邦》

译者：戴开元

[译者按]

此文作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u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为德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弱电理论的创始人。他除了在理论物理上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对文化、宗教、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兴趣，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他对后现代主义关於自然科学并未反映客观真理的说法，持严厉批判态度，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宗教。

此文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一月号。温伯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迷信自由市场、精英治国、回归宗教、环保第一、技术至上这五种乌托邦，主张一种追求平等、尊重文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温伯格并未指出，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国经济贫富悬殊、核大战阴云依然笼罩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提倡的“半个乌托邦”。
2001年2月译完，2008年修正个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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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读过许多科学幻想作品。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将来会当科学家，但使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不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而是其中描绘的未来社会，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有的更好，有的更糟。我後来又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爱德华．伯拉米的《向後看》等乌托邦著作，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作品。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未来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等待著我们。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关於未来社会的推测。契科夫一百年前写的《三姊妹》中的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类乌托邦梦想。例如，凡希宁上校说道：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人们将过著一种新
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亲自经历那种生活了
，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受苦的目标。我们
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的
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

凡希宁的理想在廿世纪并未实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它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虽然打著社会主义招牌，却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令人恐怖的反乌托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马克思本人却讥笑乌托邦思想，相反，他宣称自己是以历史科学为指导。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这个观点已经偏离本文的主题。即使我们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样，相信某种类型的政府或者经济制度是出於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未必就会喜欢它。如果马克思是一位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承认自己应该为提出一种想要实现的社会而承担责任，那麽，他从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努力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希特勒的德国也是从宣传一种乌托邦开始，即社会主义再加上由一种种族主宰世界的疯狂幻想。

即使如此，马克思或希特勒并不是最后一位乌托邦推销商。现在的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者以各种方式混合的乌托邦。我们最好仔细注意那些推销乌托邦的人。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抛弃了一种或者几种过去曾经激励出最美好乌托邦理想的重大观念，即平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自由市场乌托邦

自由市场乌托邦认为政府已丧失其大部分功能，仅剩惩罚犯罪、监督契约执行及国防等作用，主张政府取消对自由经济的所有限制，全世界会实现工业化，日益繁荣兴旺。

这种乌托邦的优点是，它不依赖於关於人类本性可以改造的任何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喜欢它。为了讨论起见，如果自由市场确实使某种事物(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或帕累托效率)获得了最大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它是否是我们所希望的应该获得最大值的事物。

显然，平等就是通过自由市场而没有获得最大值的事物之一。我指的不是所谓机会平等之类的浅薄替代物，而是平等本身。无论奖励有才能者的政策会达到什么目标，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无才能者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较少的好东西。除非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我们很难实现平等，很难为那些落到经济底层之外的人设置一个安全网。

并非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他崇拜的苏格拉底以后。他把社会比拟为人类的灵魂，来解释其理想国的严格等级制度：卫国者是理性成份，士兵是精神成份，农民和工匠是更低的成份。我不知道他是把理想国视为自己的化身，还是把自己视为理想国的化身，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荒谬的类比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使处於社会优越地位的人感到非常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逝，平等的梦想逐渐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主义的口号是约翰．波尔的诗句：“亚当锄地，夏娃织布，体面的人在哪里？”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法国贵族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了讨好雅各宾派成员，改名为菲力普-平等。然而，无论是他的改名，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仍然与路易十六和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伯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其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平等》。

在二十世纪，对平等的向往被用来为共产党国家辩护，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大笑话。在共产党国家，所有人被迫接受一种贫困的平等。这里所说的“所有人”，不包括那些能独享华厦美食和良好医疗的极少数政客、名人及其家属。在乌托邦思想中，平等主义也许是由於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最遭人诟病的一点。近年来，任何人如果主张更平等地分配财富，都可能受到企图复兴阶级斗争的指控。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职业棒球队的主攻手。法国革命期间，平等观念很快就被重视人才的观念取代。据说每个拿破仑的士兵，其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当然没有人认为许多士兵都能使用这根节杖。对我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们学校的物理系降低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的录取标准。由於才能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头衔、名声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人类的进取心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难道真的有必要在这些推动力之外再加上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纯粹从经济方面来判断。经济学家说，不平等的奖励制度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食品的不同价格有助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从而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食品；对劳工和资本的不同奖励，能指引人们选择工作和进行投资，从而得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两类不平等的差别在于，就其本身而言，小麦相对于燕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调节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无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项毁坏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社会弊病。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通常很难理会这一点。他们把减少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说成是“嫉妒政治学”。或许由於在以财富来决定人的阶级地位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美国的文学作品最能使有钱人体会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危害。德莱塞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危害。他小时候很穷，在他生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维拉 卡塞的小说《保罗案件》描述了一个贫穷绝望的儿童保罗，他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享受几天富人的豪华生活。

通过自由市场没有获得最大值的另一件事物是文明。我说的文明不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仅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整套公共的和私营的美好事物。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的清单。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古老城市的风貌。但它不包括电话推销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文明属于精英份子，偶尔才会讨大众的喜欢。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私人捐款，或政府的补贴、规定或税务政策的支持，文明不可能兴旺发达。

从专业角度，我所关心的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基础科研，如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宇宙和生命起源等等。这类研究不可能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效果来判断。东欧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带来了许多好处，还给这些国家的不能盈利的科研机构带来极大灾难。美国的电话业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以后，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而它原先是世界上处於最领先地位的私营科研机构之一。

如果政府权力的萎缩能够保证减少压迫，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经受风险也许是值得的。但这完全是幻想。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专制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健保机构，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压迫。有人说，任何工人都拥有以调换工作来逃离雇主压迫的自由，这就犹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以移民来逃离政府压迫的自由，都是不现实的。

精英乌托邦

精英乌托邦主张，公共事务掌握在最聪明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手中。

这是柏拉图提倡过的乌托邦。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其他对话里，描述了一种由优秀的卫国者阶级统治农民和士兵的等级社会。在《克利陀篇》里，柏拉图想象这就是在九千多年以前，在与亚特兰提斯国作战以前的古代雅典。在当代，新加坡的创始者李光耀说，只有占国家总人口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组成的精英阶级，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或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们也许会认为百分之三的人组成精英阶级仍然嫌人数太多。甚至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巴黎高等工业学院或东京大学，招募其官僚机构成员。

近年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很少有人相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专家治国“亚洲模式”的有效性。甚至在这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证明，在发展经济方面，威权主义政府一般并不比民主政府更好，而且在实际上，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更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但精英统治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即使人们信任效率很高而且具有崇高等精神的精英政府，它却可能使公民变成需要照顾的儿童。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知道，任何这种政府都是不可信任的。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不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精英政府。从社会的任何阶层挑选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布哈林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让工人担任国家首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变成统治者了。伯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提出，一旦把生产资料交给全国家的产业大军，工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工人已成工厂的主人。不说别的，仅仅从苏联工人的经历来看，这一观点就已经破产。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从企业领导者中挑选精英会干得更好。威尔斯等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把公共事务交给科学家。我非常了解我的科学界同行，因而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大多数科学家宁愿从事科研而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许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尽量躲避担任系主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学家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管理国家。

权力落在任何精英手中都很危险。但落在大众手中也同样不安全。取消对直接民主的一切限制，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不是由於司法部门精英人士的干预，美国许多州的多数民众仍然会赞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少会要求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正是大多数人赞成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仰。

那麽答案究竟在那里？我们可以信任谁来执掌政府大权？对这个问题，吉尔伯特曾经提出一个简单而值得赞许的答案。在他的歌剧《乌托邦》中，大权独揽的国王，随时有可能被两个聪明人交给公众审判，这两个聪明人说：

监督国王的错误
是我们的职责；
对于其一切乖戾行为
我们要睁大双眼；
如果他想耍流氓
搞阴谋诡计，
我们就会教他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可信任。我们最多只能希望，把权力分散在各个相互对立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之中，其中任何机构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机构对自己权力的侵犯，正如现今的美国那样。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的浪潮席卷全球，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世俗化发生逆转。许多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以宗教领袖为国家领袖。宗教乌托邦主张美国回归其历史发祥地----基督教国家，科学研究和教育必须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前提。

很少有人会认为宗教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由於宗教分歧而相互杀戮。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中东、苏丹和印度至今仍在继续上演这类悲剧。但即使是为宗教而打仗，也没有强制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那麽恶劣。在所有可能压迫我们的精英中，最坏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他们除了能够用现今世界的惩罚来威胁我们，还能用来世的惩罚来吓唬我们。他们的影响力更富於侵略性，因为他们能够侵入到性生活、家庭生活等应该由私人选择的领域。现今世界，我们已经尝到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的乌托邦的苦难。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妇女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儿童也被动员来参
加圣战。

信仰宗教的读者可能反驳说，所有这些危害都是因为宗教走上邪路，而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处决是宗教生活的核心。那些某些人所认为的似乎仅仅是信仰宗教而走上邪路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某种超自然启示，或者发现了失传的宗教圣典，从而给宗教教义带来了新曙光吗？没有。相反，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人道主义传播，反过来影响了宗教信仰本身，导致更大的宗教宽容。并不是宗教改善了我们的道德，而纯粹是我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世俗进步，改变了各地的宗教实践。人们应该根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是根据宗教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任何幻觉，来决定他们是否信仰某种宗教。

绿色乌托邦

绿色乌托邦主张全世界放弃工业化，返回一种更简朴的生活；各地区民众自己栽种农作物、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只使用以太阳能、风力和水力产生的电力。

这是现代文学(例如奎恩的科幻作品)描绘得最多的乌托邦。但现代作家喜欢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在描写地球上的乡村乌托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摩里斯1890年写的《乌有乡新闻》。在摩里斯描写的未来英国里，大都市重新变成小村庄，全国的政府毫无必要，下议院用来储藏肥料。摩里斯生动地描绘书中的
主人公，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溯见到了没有受到污染的乡村。这些景色非常幽美，但有些人仍然会怀念大都市伦敦。

无需从事繁重劳动的人很容易将繁重劳动，特别是繁重的农村劳动理想化。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曾经想象，农民比任何国王都睡得更香甜。但我怀疑任何农民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劳动，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皇帝真舒服”。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如《自由世界》的作者威尔斯，希望通过大量减少人口来恢复过去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保留技术带来的好处。那些无法享受这种乌托邦生活的人很难赞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生。另一些人(如摩里斯)则想象出一种不采用技术、仍可维持现有人口的乌托邦。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乌托邦。即使我相信这种乌托邦，我仍然要反对抛弃为我们提供心脏起搏器和基本粒子加速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摩里斯在骗人。他说“某种力量”会帮助人类完成那些手工无法完而又很需要的工作，但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对技术的敌视还导致对科学的敌视，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更为这种敌视火上加油。1994年7月4日，捷克诗人和总统哈维尔在费城独立宫说道：“我们根本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畸形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相连。”他呼吁建立一种“后现代新科学”。哈维尔设想的新科学包括“盖亚(Gaia)假说”，根据
这一假说，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是关於生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明显事实的一种诗意化描述，那麽，它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只不过带有哈维尔喜爱的绿色味道而已。排除科学的好的一面，而谴责其令人不舒服的一面，这已经有很长历史。在《乌有乡新闻》描绘的未来英国，居民也从事某种科学，摩里斯说它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商业化”科学。这真是关於达尔文进化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奇谈怪论。在我的印象里，摩里斯的乌托邦科学只是搜集美丽的岩石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认为，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会极大增加生产力，以至于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意义，由於整个世界都用光纤网络连为一体，国家的疆界也失去意义。

目前存在着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被技术改变的速度的倾向。还有一年才到二〇〇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预言的商业登月飞行届时会成为现实。有些技术已经到达不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例如，自四十多年前出现波音707以后，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变化。电脑技术显然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它将来一定会，也许在固体电路的微型化达到单个原子的有限尺寸时就会这样。成功的技术一旦普及大众，往往会受到某种限制。我很怀疑。现在乘坐汽车横穿纽约的曼哈顿，会比一个世纪前乘坐马车更快。网际网路现在已经显示过于拥挤的迹象。我对於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二十亿台向大气排放巨量热气的空调机的前景，感到无比惊恐。

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而只会令人不寒而栗。有一项新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共同感情感觉伤害最大，这种新技术能使人的寿命延长数十年，但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买得起。

如果技术使人类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束缚，会发生人应该做什么事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爱情和工作。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谋生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它也是我们许多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原因。佛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完美舒适的世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由机器来处理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如此可怕，以至读者会为机器停止运转而感到高兴。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设想，人类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以后，自然会解决做什么事的问题。威尔斯曾经含含糊糊地设想，在技术导致物质的极大丰富之后，人人都会成为艺术家。伯拉米也曾设想，工人45岁退休以后从事艺术或科学。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局面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新文学、新音乐、新绘画或新雕刻，人们需要从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最后往往被极少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吸引。结果，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雕刻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多少快乐，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作品却无人欣赏。科学界也有类似局面。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可能读完某一狭隘专业领域内的所有论文，大多数理论物理学论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遗忘。

摩里斯描绘的乌托邦摈弃了现代技术，这是因为他不仅喜欢中世纪，而且还想为人保留一份工作。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摩里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装配线上的工人往往从事令人厌恶的不用脑筋、重复单调的工作，这正是为将来机器能够完全取代这些工人作准备。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汽车机械师、宇航员这类令人喜爱的工作岗位，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他们喜爱的工作。在短期内，技术却会把那些处境恶劣的雇员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技术统一全球的远景。在威尔斯的的《自由世界》描绘的乌托邦里，各国的疆界已经消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和一种统一的语言(当然是英语)，全世界采用公制度量衡系统，货币以固定汇率交换。在伯拉米的《向后看》里中，美国仍然存在，但美国人民盼望着最终实现世界统一。发明万维网(WWW)的物理学家，已经参与了世界统一的初步过程。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全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代码，这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LaTex。我最近在德州通过LaTex和电子邮件，与一位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物理学家交流方程式，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我并不认为世界统一只会带来好处。其副作用之一是缩小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数百年前，地图上存在着大量荒无人烟的土地，人们能自由地想象那里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类和动物。据说，维多利匹女王企图品尝英国出产的所有水果，却从未品尝过芒果和榴莲。现在我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可以在当地超市中购买芒果。但这决不是我想象的乌托邦。如果只有在印度才能吃到芒果，岂不更令人向往？如果世界都变成一个样，交通快捷有什么意义？

更危险的是，这种世界统一局面将来可能会囊括所有的人。被语言差异和国界隔离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它与过去的宝贵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独特的新艺术和智慧的机会。世界逐步走向统一，将可能使所有这些文化遭到毁灭。

我介绍了五种乌托邦的种种缺点。我自己能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乌托邦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简单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精英统治的危险、大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自由市场统治的危险和新技术带来的灾难。但我还是要提出一种自己的、非常谦卑的乌托邦。

文明、平等、资本主义的半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主张，大多数生产仍然掌握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手里，由民主政府负责监督，这个民主政府又受到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继续以高工资、地位和权力来吸引有才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以红利来吸引资本。收入高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其余收入并不是用来向政府缴税，而是捐给他们自己挑选的博物馆、大学等非营利机构，他们因此而获得的好处包括道德满足、歌剧院的好座位等等。非营利机构用这些捐款来投资，最终取代那些有钱人，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这只是现在某些趋势的自然发展结果。过去五十年里，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但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逐渐抛弃抵抗不平等的最佳武器，即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收渐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征收高税率累进所得税，再辅之以宽厚的奖励慈善捐款的抵税额，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即增加对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所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公共资助，而无需政府管理。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减税优惠政策，尽管它是美国所特有的，既能获得政府对文明价值的支持，又不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却遭到福布斯、斯坦恩等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对於这种谦卑的乌托邦，我也不抱狂热态度，因为我怀疑人们是否会对一种享有爱情、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感到满足。人们似乎还需要某种激励人心的集体事业，这种事业即使具有破坏性，却能使他们摆脱平凡单调的平民生活。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富裕男子享受着一种极为美妙的个人主义生活：幽雅的咖啡厅、剧院、乡村住宅、几乎没有污染的乡村风光，有恭顺的女人和仆人伺候，还可以欣赏科学和艺术的新成果。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由於厌倦生活的单调和漫无目标，因而在1914年积极地投入世界大战。现在战争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向太阳系其他行星移民的更好的共同事业。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即使那样，许多人仍然会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够改造自己、从而满意一种文明的社会吗？我认为，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梦想能够改变人类的本性，这似乎是最恶劣的对科学能力的夸大。在契科夫的《三姊妹》中，图真巴赫这样回答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也许我们将乘坐气球飞行，将穿上不同式样的服装，
我们将发现第六感觉，甚至发展这种感觉。天晓得。
但将来的生活将会和现在一样，充满艰难，未知和幸
福。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和现在一样，叹息说：活
着多么累呵。他们仍会害怕死亡，不愿意死。

面对新的一千年，我们可以继承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但如果要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确实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森巴赫一边。

译文：哈维尔论人权高於主权

[译者的话]这是一篇关于人权问题的重要文献。译者于1999年5月翻译此文时，删去了译者认为不重要的部分内容，在海外刊物上发表。现在译者准备重新校订译稿，并将删节部分补充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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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於国家主权
——捷克总统哈维尔1999年4月29日在加拿大国会的演说

尊敬的总理、参议长、众议长、各位参议员和众议员，各位来宾：
　　能在这里演说，我的确感到非常荣幸。我愿借此机会就国家及其可能在未来的地位说一些看法。
　　所有迹象表明，作为每个民族共同体发展顶峰与人类最高价值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它是人类可以以它的名义合法杀人，或值得为之而死的唯一组织），已经越过了其最高顶点而开始走下坡路。
　　若干代追求民主人士所从事的启蒙事业，两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对於制订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似乎正在逐渐地使人类认识到：人比国家更重要。
　　在当今世界，国家主权的偶像一定会逐渐消解。当今这个世界透过在商业、金融、财产，直到信息方面的数以百万计的整合性联系，将各国人民联为一体；这种联系还提供了各种普遍观念和文化模式。而且，在当今的世界，对一些人的危险会立即影响到其他所有人；由於许多原因，特别是由於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命运；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对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
　　显然，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盲目热爱自己的国家，把爱国置於至高无上地位，仅仅因为它是自己国家而为它的任何行动寻找借口，仅仅是因为不是自己国家而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行动，这种爱国必然变成一种危险的时代颠倒，一种产生冲突的温床，最终会成为无数人类苦难的源泉。
　　我认为，在下一个世纪，大多数国家将开始从那种类似邪教团体的、诉诸情感的实体，转变为更为简单的、公民享有更多管理权力的单位。这种单位将拥有较小的权力，但它更富於理性，它仅仅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社会自我管理的全球组织的层次之一。这种转变，要求我们逐渐抛弃那种互不干预的观念，即那种认为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其他国家对人权尊重与否，与己无关的观念。
　　谁来承担现在由国家行使的多种功能呢？
　　首先来看国家在诉诸情感方面的功能。我认为，这些功能将被更平等地分配给组成人类同一性的多层次的领域，即人类活动於其中的多层次领域，也就是我们看作自己家园或自然界的各种领域，家庭、公司、村庄、城镇、地区、专业、教会、协会，以及我们所在的大陆和我们居住的行星----地球。所有这些组成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多种环境。而且，迄今已膨胀过度的我们与自己国家间的连系如果受到削弱，这必定有利於其他领域。
　　至於国家的实际职责与法律制度，可以向上和向下转移。向下转移是指国家应该把其现行的许多职权，逐步转移给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机构。向上转移是指国家把其许多职权，转移给各种地区性的、跨国的和全球性的团体和组织。这种职权转移现已开始进行。在某些地区，这种转移已走得相当远；在另一些地区则进展较小。
　　然而，由於许多原因，这种发展趋势必须沿著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界定现代民主国家的特徵，通常包括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平等、法治和公民社会，那麽作为人类未来目标的这种生存方式，或者人类为自己的生存而应该朝著它前进的生存方式，也许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的尊重人权、世界性的公民平等、世界性的法治和全球性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生存方式。
　　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伴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的地理边界，即其疆界的确定。无数的因素，包括种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地理因素，权力利益，以及整个文明状态，都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建立地区性或跨国性的更大共同体，有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问题可能从加入共同体的民族国家那里继承而来。我们应该用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一自我界定的过程不会像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那麽痛苦。
　　例如，加拿大和捷克现在是同一防御性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发展过程，即北约扩展到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结果。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於，它是为了打破铁幕、在真实上而不仅在口头上废除雅尔塔协议，所迈出的真正严肃的、历史上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这一扩展过程远非容易，而且是在两极对立的世界结束十年後才成为现实。进展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於俄罗斯联邦的反对。他们对此不理解而且十分担心：为何西方要向俄罗斯附近国家扩展，而不接纳俄罗斯？如果我在此刻撇开所有其他动机，俄罗斯的这种态度暴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即俄罗斯世界或东方世界对自己的地理疆界□不清楚。北约与俄罗斯结成夥伴的前提条件是：地球上存在著两个对等的强大实体，即欧洲-大西洋实体和广袤的欧洲-亚洲实体。这两个实体可以而且必须相互携手合作，这对全世界有利。但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份，都知道自己的范围在何处。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遇到某些困难，并把这些困难带到现今世界，而在现今世界，地理边界不再涉及民族国家，而是涉及文化和文明的地区和区域。的确，俄罗斯有许多与欧洲-大西洋或西方相联系的东西，但如同拉丁美洲、非洲、远东、其他地区或大陆，俄罗斯也有许多与西方不同的东西。世界的各地区存在著差别，这一事实并不意味著有些地区比另一些地区更有价值。它们是互相平等的。它们仅仅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不相同□不意味著可耻。俄罗斯在一方面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体，是一个应该受到特殊对待的全球强国；另一方面，它又因为自己被看成是一个独立实体，一个很难成为另一实体之组成部分的实体，而感到不舒服。
　　俄罗斯正在逐渐习惯北约的扩展，有一天它会完全习惯这种扩展。我们希望，这将不仅是恩格斯所谓的被认识到的必然性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新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表现。在这个多元文化、多极化的新环境里，正如其他国家必须学会重新界定自己，俄罗斯也必须这样作。这不仅意味著，它不能永远以自大狂或自恋来代替自然的自信心，而且意味著它必须认识到何处是自己的疆界。例如，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无边的西伯利亚，属於俄罗斯；而小小的爱沙尼亚就不属於并永远不属於俄罗斯。而且，如果爱沙尼亚属於北约或欧盟所代表的世界，俄罗斯必须理解和尊重这一点，而不应把这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表现。
　　只要人类能经受人类为自己准备备的所有危险的考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以平等为基础的，人类在范围更大的、有时甚至覆盖整个大陆的跨国组织内更密切合作的世界。为了使这个世界变成现实，人类文明的各种实体、文化或领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与别人的差异所在，认识到这种差异性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对人类全球财富的一种贡献。当然，那些对自己的差异性抱优越感的人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联合国是所有国家和跨国实体能坐在一起平等讨论、并做出决定影响整个世界的最重要组织之一。联合国如果要成功地完成廿一世纪赋予它的任务，必须做重大改革。
　　联合国的最重要机构安理会，不能继续维持它刚开始成立时的状况。相反，它必须公正合理地反映今日的多极化世界。我们必须思考，某一个国家是否一定有权否决其他各国的共同决定。我们必须考虑，许多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在安理会内没有代表权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轮流性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等制度问题。我们还必须减少整个联合国庞大机构的官僚主义，提高其工作效率。我们必须讨论如何才能使联合国机构，特别是其全体大会的决策过程具有真正的弹性。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使地球上所有居民确实将联合国看成是自己的组织，而不只是一个由各国政府组成的俱乐部。最关键一点是，联合国应该是为地球上全体人类而不是为了个别国家谋利益。因而，联合国的财务程序，会员国申请程序和审批程序，也许应该加以改革。这并不是要剥夺国家的权力并以某种庞大的全球之国取而代之，而是不能让一切事务都一定要而且只能通过国家及其政府来处理。正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为了人权、自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的利益，应该存在多种渠道，使世界领袖的决策到达公民，并使公民达到世界领袖。多种渠道意味著更多的平衡和更广阔的相互监督。
　　显然，我不是在反对国家机构。一国的首脑在另一国的国会演讲时宣传国家应该废除，这是相当荒谬的。但我讲的是其他问题。我讲的是，事实上存在著一种高於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人。众所周知，国家要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公民服务於自己国家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对於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良好服务而言，公民的服务非常必要。人权高於国家权利。人类自由是一种高於国家主权的价值。就国际法体系而言，保护单个人的国际法律优先於保护国家的国际法律。
　　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各自的命运已融合成单一的一种命运，如果任何人都应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那麽，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应拥有胡制人民履行自己职责的权利。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逐渐脱离那种常见的构成其核心的东西，即自己国家的利益，自己国家外交政策的利益，因为这类利益倾向於分裂而不是团结人类。确实，人人都有某种利益，这是完全自然的，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自己的合法权利。但有一种东西高於我们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而且，这些原则是衡量我们的利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尺。许多国家的教义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坚持某原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原则必须为了其自身而被尊重或坚持。就原则而言，利益应该来源於原则。例如，如果我说，为了捷克的利益才需要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这是不对的。我应该说，必须有公平合理的世界和平，而捷克的利益必须服从於它。
　　北约正在进行一场反对米洛谢维奇的种族灭绝统治的战争。这既非一场可以轻易获胜的战争，也非一场人人拥护的战争。对於北约的战略战术，人们可能存在著不同观点。但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不能否认一点：这可能是人类并非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坚持某种原则和价值所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如果可以这样评价战争的话，那麽这确实是一场合乎道德的战争，一场为了道德原因而打的战争。科索伏没有可以使某些人感兴趣的油田，任何北约成员国对科索伏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米洛谢维奇也没有威胁任何北约成员国或其他国家的领土主权。尽管如此，北约却在打仗，正在打一场代表人类利益、为了拯救他人命运的战争，因为正派的人不能对国家领导下的系统性地屠杀他人坐视不管。正直的人绝不能容忍这种事，而且，绝不能在能够救援的情况下而不施援手。
　　这场战争将人权置於优先於国家权利的地位。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攻击没有获得联合国的直接授权。但北约的行动并非出於肆无忌惮、侵略性或不尊重国际法。恰恰相反，北约的行动是出於对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其地位高於保护国家主权的国际法的尊重，出於对人权的尊重，因为人权是我们的良心及其他国际法律所明确阐明的。
　　我认为，这场战争为未来立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它已明确宣告，不允许屠杀人民，不允许将人民驱离家园，不允许虐待人民，不允许剥夺人民的财产。它还表明，人权不可分割，对一些人不公正也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
　　过去我曾经多次思索，为何人拥有的某种权利高於其他任何权利。我得到的结论是，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深深地置根於地球世界之外。它之所以得到这种地位是因为在某些环境下，人类自觉地而不是被迫地把它看成是一种重於自己生命的价值。因而，这些观念只有以无限空间和永恒时间为背景才有意义。我坚信，我们的所有行动，无论它们是否与我们的良心相和谐，其真实价值最终将在某个超出我们视线的地方接受检验。如果我们感觉不到这一点，或者下意识地怀疑这一点，我们将一事无成。
　　对於国家及其在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我的结论是：国家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
（1999年6月译）

译文：阿玛蒂亚．森论民主

原题：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观

1998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1999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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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天，日本一家大报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產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 -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 .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 .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獨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正是在本世纪，人们终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成人”，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见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 —- 瑞士总统露丝。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我们终於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具有普遍性的说法受到了来自各种方向、采用各种形式的挑战。这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之一。我不得不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观点及其相关的争论。但在讨论之前，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中一种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

任何时代和社会都有一些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它们就像电脑程序中的预设 （default ）指令组，被当做一种应该普遍遵守的规则。除非以某种方式明确地加以否定，它们的内容一般被认为是正确的。在世界各国尚未全部接受民主观念、也未全部采用民主制的情况下，民主制现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正确的制度。诋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完全处於守势地位。

这一历史性变化是不久之前才发生的，当时主张民主制适合於亚洲和非洲的人处於绝望的境地。虽然我们现在有充足理由与那些公开或隐含地反对民主制的人展开论战，我们必须清楚看到，和数世纪以前相比，普遍的观念环境发生了多麽大的变化。某个国家（南非、柬埔寨或智利）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类问题，尽管在十九世纪的话语中非常流行，我们讨论时却无需每次都从头开始，因为我们现已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我们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时所处的大环境。

　　印度的经验

民主的实践效果如何？现在没有人会真正怀疑民主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所起的好作用，但对於世界上许多较穷的国家，这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本文不打算详细探讨民主的历史记录，但我认为民主的实践效果相当好。

印度当然是这种争论的主要战场之一。英国人在反对印度獨立时，非常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印度1947年獨立时的状况确实非常混乱。印度政府缺乏经验，分治状态极不稳定，政治组合不明朗，加上普遍存在种族暴力和社会动乱。人们对於印度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国家缺乏信心。但半个世纪以後，以和平手段解决困难问题的印度民主制，其实践效果相当好。政治分歧主要是通过法律来解决。按照选举和国会规则来组织政府。印度这个由各种不同成份草率组合起来的国家，却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单位而生存下来，并运作得相当好。它确实是通过实行民主而结为一体。

印度的生存经历了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解决多种语言和多种宗教的问题。宗教和种族上的不同往往容易被宗派政客利用，而且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利用（例如最近数月发生的事件），从而引起全国的极大惊恐。但实际上，宗派暴力引起的惊恐，受到全国各阶层的谴责，这就为反对狭隘宗派主义最终提供了重要的民主保障。对於印度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国家的生存和兴旺，这是非常重要的保障。印度不仅有其主要的教派印度教，还拥有人数居世界第三的穆斯林教徒，数百万基督教和佛教徒，以及居世界第一的锡克教徒、帕西教徒和耆那教徒。

　　民主与经济发展

人们常说，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更快。这种观点的提倡者是新加坡领袖和前总理李光耀，因而它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说”。的确，南韩、新加坡和改革後的中国等威权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高於印度、牙买加、哥斯达黎加等威权性较少的国家。然而李氏假设的根据是一些零星经验，和非常有选择性的有限资料，而不是对范围广泛的现有资料进行的普遍性统计研究。根据非常有选择性的资料，不可能建立这类普遍关系。我们不能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威权国家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确凿证据”。同样，我们也不能根据非洲的民主绿洲博茨瓦纳，在数十年内其经济增长率居非洲第一、在全世界也名列前茅，而得出相反结论。我们需要进行更多的系统性经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事实上，没有可信的普遍证据可以证明，威权统治和压迫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确实有助於经济发展。普遍的统计资料的确不支持这种推论。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或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等人的系统性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政治权利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两者之间的定向关系可能取决於许多其他环境条件。有一些统计学研究提出，两者存在一种微弱的负向相关关系，另外一些研究却提出存在强烈的正向相关关系。综合考虑所有的比较研究之後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很可能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明确关系。虽然民主与政治自由本身极为重要，但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获得解决。

这个问题还涉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问题。我们不仅研究统计学联系，还要研究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有关的因果过程。对於导致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条件，我们现已有相当透彻的了解。尽管各种经验研究具有不同的重点，对於一系列有助於经济发展的政策，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这些政策包括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鼓励投资和出口的公共政策，高水平的文化教育，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扩大参与经济发展过程的其他社会机会。然而，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与民主相冲突，因而必须用南韩、新加坡和中国的威权主义手段来强力压制民主。相反，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为了全面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经济增长领域，考察更宽阔的经济发展需求，包括对经济与社会安全的需求。我们必须考察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和防止严重灾难之间的关系。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使人民获得一个好机会，来提醒政府注意普通民众的需要、□□取合适的措施。政府对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反应，取决於它受到的压力。投票选举、批评、抗议等政治权利的表现，确实能够对政府的运作提供一种真正不同的政治鼓励机制。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獨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对於这个规律，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例外，无论是在最近发生饥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獨裁国家，还是三十年代发生饥荒的苏联，或者1958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後发生大饥荒的中国，或者在外国人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爱尔兰和印度。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德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國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其原因就在於中国没有议会中的反对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多黨制选举。由於没有人敢批评中國政府，即使每年饿死数百万人，其错误政策依然能够持续下去。现在北韩和苏丹的饥荒也属於类似情况。

饥荒似乎往往与自然灾害有关系。评论家经常简单地用自然灾害来解释发生饥荒的原因，如中国在大跃进期间发生水灾，埃塞俄比亚发生乾旱，或者北韩因天灾而农作物歉收。然而，其他许多国家也发生过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由於政府采取负责的干预措施，减轻了民众的饥饿，妥善地解决了饥荒问题。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1973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

只要政府认真努力，饥荒并不难预防。而一个民主政府在面对选举、反对黨和獨立报纸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作。印度在獨立之前被英国统治的时代，发生过多次饥荒。我记得印度最後一次饥荒是在1943年，即獨立之前四年，我当时还是儿童。但在印度出现多黨制和新闻自由之後，饥荒就消失了。

我的研究工作，特别是我和让．德累兹（Jean Dreze）的合作研究，考察过这个课题，所以我就不用在这里饶舌。饥荒问题仅仅是民主可以解决的例子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它是最容易分析的例子。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这里有一个重要教训。许多专家治国论者在宣传市场制度可以提供经济鼓励机制的同时，却忽略了政治鼓励机制。他们选择了是一组极不均衡的基本规则。一个国家在走好运，没有严重灾害威胁，一切发展顺利的时候，人们不大会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但如果经济或其他条件发生变化，或者政策失误，一个似乎是健康的国家就潜伏著不安全的危险性。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民主制度带来的惩罚。这在两个方面特别明显。首先，南韩、泰国、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运作缺乏透明度，特别是与金融政策缺乏公众的监督密切相关。导致这一危机的核心原因是缺乏一个有效的民主论坛。其次，一旦金融危机导致全面经济衰退，印尼等国的人们就特别怀念民主的保护功能，即民主国家防止饥荒的那种保护功能。在非民主国家，受害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

过去数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经济每年增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因而其国民生产总值减少百分之十似乎并不算严重问题。但如果经济收缩的负担没有被广泛地分担，而是集中在承受力最小的一部分失业者或者被解雇者身上，经济衰退就会严重破坏民众生活，使数百万人陷於悲惨境地。在经济良好时，印尼人民可能并不怀念民主。但在经济危机的分担很不平等的国家，民主的缺乏使人们发不出声音或者根本没有声音。人们在最需要民主的保护功能时，才会最强烈地怀念它。

　　民主的功能

到目前为止，本文的分析局限在民主的批评者、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批评者所限定的范围。在後面我将讨论民主的文化方面批评者的论点。我现在要从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所做的事，以及说它是一种普遍价值的根据。

民主究竟是什麽？我们绝不能把民主等同於多数人统治。民主的内容很复杂，它的确包括投票和尊重选举结果，但它还包括保护自由，尊重法律机构，保障自由讨论，和发表新闻和公正评论时不受政府的检查。如果不同派别没有获得充分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和思考不同观点的自由，选举也会变成一场大骗局。民主是一套需求系统，而不仅是在孤立情况下所选择的某种机械性的方法（如多数决） .

用这种观点来看，民主及其是普遍价值说法的优点，与某些特定美德及其自由实际很相似。我们可以分辨出民主丰富公民生活的三种方式。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普遍自由的一部分。实行公民权利与社会权利，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其幸福生活的关键组成部分。政治参与与社会参与对於人类的幸福生活具有天然的价值。人民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一种非常悲惨的处境。

第二，正如我在驳斥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观点时所指出，在促使政府倾听人民发出的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各种需求的声音方面，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价值。

第三，实行民主可以为公民提供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并有助於整个社会形成价值观和找到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即使是理解“需求”（包括“经济需求”）的概念，也必须让公众对各种资讯、观点和分析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除了具有在公民幸福生活的天然价值和政治决策方面的工具性价值外，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普遍价值时，必须进行这种多方面的分析。

要了解包括“经济需求”在内的人民的各种“需求”，就需要人民行使其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要真正掌握经济需求的内容和及其影响，必须进行讨论和意见交换。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特别是与保障人民公开讨论、辩论、批评和坚持异议有关的权利，乃是制订出资讯充分的、深思熟虑的政策这一过程的核心。这种过程对於形成社会的价值观与发现重要问题也极为重要。一般来说，没有公开的讨论，不进行公开地交换意见和争论，我们就不能发现需要优先处理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在评估社会与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果往往被低估。例如，公开讨论对於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的降低，起著重要作用。大量证据表明，公开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的恶劣後果，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生活的恶劣影响，对於印度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起了很大作用。印度喀拉拉邦或泰米尔纳德邦现在开始形成现代幸福家庭是小家庭的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就与公众的广泛讨论有密切关系。喀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为1.7%，与英国和法国差不多，却比中国的1.9%低。这种结果并非通过强制方法达到，而是由於社会形成了新的价值观，而政治对话与社会对话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喀拉拉邦民众，尤其是妇女的文化水平较高（比中国任何省份都高），这也是社会政治对话成为可能的重要因素。

人类社会存在著各种悲剧与危险处境，其中有些比较容易通过社会手段来加以克服。人类的各种危险处境应该是我们辨识自己“需求”的根据。例如，有许多我们很向往的东西，可能被我们视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可能像古人那样，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我们并不把长生不老视为一种“需求”，因为显然做不到。我们关於“需要”的观念，与我们知道有些危险处境可以预防，而且知道其预防办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在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特别是社会可行性）的过程中，公共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权利，不仅对於促进政府对经济需要作出反应很重要，对於了解经济需要的过程本身也非常重要。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包括母爱）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counterfactual） 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鎮壓。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迫的运动与抗议。

　　来自文化差异的理由

还有一些为民主的地区差异性辩护的论点，不是与经济环境有关，而是与文化差异有关。这些论点中最有名的也许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据说亚洲人具有重视纪律而不重视政治自由的传统，因而这些国家对民主必然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道德与国际事务理事会”的讲座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这种观点。

在亚洲文化史上，尤其是在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中，我们很难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确实根据。例如，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帝王 Ashoka 的铭文中就有关於容忍多元主义、保护少数是国家职责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全世界的60%。对亚洲的多种民族归纳出普遍的结论很不容易。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有时首先将东亚当作特别适合这种主张的地区。尽管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亚洲各国都很相似，但关於东西方差异的普遍命题往往以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为例。我们应该感谢李光耀，他清晰而充分地解释了这种观点，而其他人的解释往往模糊不清。李光耀说，“西方关於社会和政府的观念与东方有根本不同”，“我所说的东亚，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後者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和物，尽管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然而，在东亚的内部，不仅在日本、中国、韩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而且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著的差异很大的文化成份。人们在解释“亚洲价值观”时经常引用孔子的话，但这些国家的文化不仅受到孔子的影响，也受到其他影响。例如，日本、中国和韩国的佛教传统，历史悠久而影响广泛，在一千五百多年内具有很大势力。另外，这些国家还受到基督教的相当大影响。这些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存在一种崇尚秩序胜於崇尚自由的均质文化。

而且，孔子本人也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子路曾向他请教如何为君王服务，孔子的回答可能要引起当今威权政府新闻检查官的怀疑。他说：“即使得罪君王也要讲真话”（《论语。宪问篇》：“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 孔子并非反对在现实中要谨慎和讲究策略，而是主张在必要时人民可以反对坏的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好，要大胆说话和行事；如果政府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论语。宪问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

孔子确实明确指出，想象中的宏伟“亚洲价值观”的两个标尺，即对国家的忠诚（忠君）与对家庭的忠诚（孝）之间，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许多主张亚洲价值观的人认为国家角色是家庭角色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两者是相互冲突的。叶公对孔子说：“我有一个刚直不阿的邻人，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他就谴责自己的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邻人中间，刚直不阿的人行事不同：父子相互掩盖，这也是刚直不阿。”（《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责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将亚洲价值观单一地解释为反对民主与政治权利，这种观点经不起严格推敲。我们不应该过於严格地批评这类观点缺乏学术证据，因为提出这类观点的并不是学者而是政客，而且往往是威权政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代言人。有趣的是，我们学者对实际政治的态度也许不大现实，但现实政客讨论学术问题的态度却非常不实事求是。

当然，在亚洲传统中不难找到关於威权主义的记述，但西方经典中也很容易发现这类记载。只要查一下柏拉图或者阿奎纳（Aquinas ）的著作，就可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的专利品。仅仅因亚洲存在一些关於纪律和秩序的记载，就否定民主是普遍价值的可能性，就犹如根据柏拉图或阿奎纳的著作（姑且不提欧洲中世纪的大量赞成宗教裁判的著作），而反对民主可能是现今欧洲或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由於当代世界尤其是中东的政治斗争经验，人们常常把伊斯兰教描绘成根本不容忍或敌视个人的自由。但同一文化传统内存在著多样性的规律同样适用於伊斯兰教。印度的阿克巴及其他大多数莫卧尔王朝帝王（Aurangzeb 是明显例外），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实行政治宽容和宗教宽容的的最佳范例。土耳其的帝王比同时代的欧洲帝王更为宽容。开罗和巴格达也有不少类似例子。十二世纪的伟大犹太学者 Maimonides 不得不逃离其出生地----不宽容的、迫害犹太人的欧洲，在宽容的开罗得到萨拉丁苏丹的庇护从而获得安全。

多样性是世界上大多数文化的特徵。西方文明也不例外。民主在现代欧洲国家获得胜利，这主要是欧洲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二十世纪逐渐形成一项共识的结果。把这个现象解释为西方一千多年来对於民主的历史使命，然後与非西方传统（把每一种非西方传统视为一种单质文化）对比，这是一种绝大的错误。这种过於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於一些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著作，也存在於一些西方学者的著作中。

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著作为例，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学者的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杭亭顿关於文明冲突的著作。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各种文化的多元性。他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在文明社会中处於独特地位的西方，存在著“一种个人主义观念和关於权利与自由的传统”。杭亭顿还说：“在西方现代化之前，西方文明就出现了不同於其他文明的核心特徵。”他认为，“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很久，西方就已经是西方”。我认为，这一论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对於亚洲国家政府发言人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相对立的每一种说法，似乎存在著西方知识份子从另一角度得出的相应说法。假设对於亚洲的每一种说法，西方都有势均力敌的说法与之相对应。即使把双方的说法加在一起，也无法否定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结论

我已经讨论了有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许多问题。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文化差异方面的讨论并不排斥，也不能限制我们现在可以作出的选择。

我们现在必须作出这种选择，特别是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础。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参考文献从略。2001年1月）

译文：马克思的知识遗产

原题：一篇錯得太離譜的特稿──關於《馬克思的知識遺產》

戴開元

【多維新聞社6、7日電】戴開元來稿／2002年12月19日， 英國《經濟學人》（Economist）網站發表一篇長文《馬克思的知識遺產： 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22日，多維新聞網刊登該社記者蘇小蕙根據這篇長文編譯的特稿《不要拋棄馬克思》。將英文原文與 “多維”的特稿對比以後，筆者發現，後者歪曲了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原文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皆已失敗；西方人文學界的左派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而提出的種種理由（如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背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的弊病、全球化、經濟周期等問題的觀點是正確的而且具有預見性），是站不住腳的；馬克思主義已成為西方左派信奉的一種現代宗教。顯然，原文作者對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令人遺憾的是，不知是因為誤讀還是由於其他原因，“多維”的特稿卻把原文主題歪曲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體制雖已失敗，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仍然正確；應該拋棄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但不要拋棄馬克思。而且，特稿多次把原文所批駁的觀點當作原文的觀點，這種錯誤實在太離譜。編譯是翻譯的一種，其遵循的原則之一是忠實原文。編譯者無論是讚成還是反對原文作者的看法，都應該用中文忠實再現原文的主旨。

《經濟學人》網站在英語學術界具有相當高的地位，編譯該網站的文章更不應草率從事。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多維”的編譯者發生此項錯誤，大概隻有編譯者本人才能回答。 200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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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筆者的譯稿 《馬克思的知識遺產：共產主義之後的馬克思》
《經濟學人》2002年12月19日（戴開元譯）

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作為一種思想體系， 共產主義在未來的地位似乎依然穩固。

蘇聯共產主義在20世紀末的分崩離析，絕不是因為技術上的原因。它是一種在道德、物質和知識上的最全面或最丟臉的崩潰。共產主義殘暴地統治和掠奪其子民，殺害了數千萬民眾。過去數十年內，在蘇聯及其衛星國，如果有人談到平等、沒有剝削和真正的正義等共產主義教義公開宣示的目標，只會引起人們辛辣的嘲笑。共產主義制度最終崩潰以後，馬克思的塑像就像列寧、斯大林塑像的那樣，被人們輕蔑地摧毀。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皆被否定。無論是共產主義的理論奠基者，還是共產主義國家的統治者，皆被人們拋棄。

大多數西方人沒有在馬克思主張的政治制度下生活過，他們沒有受到這種生活的影響，得出一種更為不偏不倚的看法。他們傾向於認為，馬克思被人誤解了，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歪曲了馬克思的思想。在這些黑暗國土上發生的事情不僅使他們感到震驚，而且會使馬克思本人感到震驚。但這些共產主義國家的所作所為與馬克思思想的正確性毫無關系。

他們認為，在很多問題上，馬克思的看法確實正確。例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許多弊端，全球化和國際市場，商業周期，經濟決定意識的原理等問題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們不斷地念叨：馬克思是一位先知。應該完全拋棄蘇聯東歐（還有中國、北朝鮮和古巴，以及實行它的任何地方）實行的共產主義，但請不要拋棄馬克思。

給馬克思應得的榮譽

這似乎沒有任何風險。1999年，英國政府資助的英國廣播公司(BBC) 曾經搞了一系列民意測驗，讓人們推選一千年最偉大的人物。當年10月，在柏林牆倒塌十周年的前後數周，BBC宣布，民眾選出的一千年來最偉大思想家正是馬克思，而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居第二，牛頓和達爾文分別排名第三和第四。 BBC說：“雖然整個20世紀的獨裁統治歪曲了（馬克思）原來的思想，但作為哲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和革命家的馬克思，其著作今天仍受到學術界的尊敬。”至少BBC這段話的第二點沒有說錯：馬克思現在仍然得到人們的尊敬。

應該承認，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本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已經越過了它的巔峰時期。可以假定，迄今為止，馬克思所提出的，或者他實際上提出的，或者他可能會提出的，或者人們以為他可能會提出的大多數觀點，已經經受了充分的、雖然遠非結論性的爭論。但是，對於篇幅驚人的馬克思原著的學術研究日漸稀少，並不能成為衡量馬克思持久不衰的思想影響的最佳標準。

在西歐和美國，面向本科生和非專業人士的介紹馬克思的書籍仍有銷路，關於馬克思的最新著作仍在出版。例如，Verso最近出版的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德賽伊的《馬克思的報復》一書，受到了熱情的評論。德賽伊認為， 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牛津大學出版社今年8月出版的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教授沃爾夫的“為何今日要閱讀馬克思？” 一書，也是一本有吸引力的讀物。沃爾夫是一個技巧特別高超的政治哲學解釋者。他在該書中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終身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毫不悔悟的共產黨員霍布斯鮑姆，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也值得注意。實際上，對此書的評論好壞參半，但很少有人不表示尊敬，許多人稱讚他研究學問的堅定性。霍布斯鮑姆也說，馬克思被人誤解了，這位偉人的正確性遠遠超過他得到的榮譽。

可以說，亞當﹒斯密與自由資本主義（一種相對比較成功的經濟秩序）的關系，大致相當於馬克思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搜索亞馬遜等售書網站之後發現，關於馬克思的書籍的數量是關於亞當斯密的書籍的五至十倍。在經濟學院系本科生的閱讀書單中，亞當﹒斯密的著作卻遠遠超過馬克思。這很有趣，因為馬克思認為自己首先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其他領域，情況恰恰相反，不出人們所料，雖然亞當﹒斯密在這些領域的著作比他的經濟學著作多得多，卻很少有亞當﹒斯密的著作，盡管在馬克思及其解 釋者和信徒看來，這似乎是必然現象。正是馬克思持久影響的這種廣度，特別是與馬克思在現代經濟學中受到的反常冷遇相對照，如此引人注目。

如何解釋此一現象？馬克思著作存在（如果存在）哪些仍有價值的東西？這個問題並非一目了然，因為他的著作顯然很難為人理解。

馬克思確實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他願意的時候，他是一位有吸引力的作家，飛快地寫下一流的雋語 。《共產黨宣言》的結束語歡呼說：“工人階級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還具有一種令人羨慕的天賦： 發出歇斯底裡的咒罵。在《資本論》裡，他為他的研究對象所下的著名定義是“無生命的勞動力，是個吸血鬼，隻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勞動力的鮮血生存，生存得越久，吸取的勞動力越多”。這不僅令人難以忘懷，而且實際上非常恰當，只要你相信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當他願意時，他能夠非常出色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但是，馬克思的著作也常常非常乏味和復雜得讓人難以理解。讀一讀《資本論》的開頭幾頁就可以知道這一點。在他所謂的科學著作中，他飛快地創造術語，在詞匯下面劃線以強調其難懂，然後隨意改變其意義。馬克思在1844 年相信的東西，到1874年他就不再相信：唯一不變的是他認為他任何時候說的話都是絕對真理，而且與他以前的說法完全一致，這些使馬克思著作更加難懂。馬克思的大多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第二、三卷，是由恩格斯編輯、共同撰寫或代筆的。因此，多年來，把世人了解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分開，本身已成為一個學術產業。

然而，馬克思有四個觀點似乎最為關鍵，其他大多數觀點由此發展而來。 第一，馬克思相信社會遵循簡單而普遍的運動定律，足以據此作出長時段的預言。第二，他相信這些定律僅僅具有經濟性：決定社會形態的唯一東西是“物質生產力”。第三，他相信，在歷史終結之前 ，這些定律必然以一種劇烈的階級鬥爭方式表達自己。第四，他相信，在歷史終結時，階級和國家（其唯一的目的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必然消亡，為人間天堂所取代。

那麼，現代西方學者喜歡宣稱的蘇聯式共產主義對馬克思信念的偏離，表現在哪些方面？據說，這主要是俄國的“偷跑”。根據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當封建社會發展到阻礙了而不是促進生產力時，社會就會進入資本主義。後來，一旦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以致於資本主義的繼續存在成為實現物質豐富的障礙而不是通途時，資本主義也會以非常相似的方式，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但俄國從封建主義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太快了。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告訴列寧， 這樣行不通。

馬克思真的會這樣說嗎？毫無疑問，列寧認為自己是馬克思思想的真正繼承人，他也有充足的理由。到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思潮思想處在分裂之中。馬克思的運動定律正在失靈。資本主義依然繁榮，沒有出現預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利潤率下降的跡象。無產階級開始獲得選舉權。福利國家正在形成。工廠的生產環境正在改善。工人的工資開始大幅提高，遠遠超過其維持生存的最低水平。所有這些都與馬克思的運動定律相反。

在這種情況下，左派開始分裂。一方是改革派和社會民主黨人，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可以擁有人道的一面。另一方則相信可以發展和重新闡述馬克思主義，同時忠實於它的基本邏輯，而且最重要的是，保持它的革命性，反對改良。

馬克思如果在世，他會站在哪一邊？革命還是改良？他會繼續堅持要消滅吸血鬼，還是會變成溫和地要求吸血鬼少吸點血的改良派？後者似乎不可能發生。雖然馬克思是一個學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幻想家和革命家。他有一種病態的不妥協性。他對同志都不能妥協，更不要說對敵人。1882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俄文版的前言中表示，他希望俄國革命能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和相互補充”。如果真的如此，俄國雖然處於資本主義之前的階段，卻“可以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起點”。列寧確實說得對，只有他而不是那些心腸軟弱的資產階級妥協分子，才是大師思想的真正繼承人。

不僅因為古拉格

即使蘇聯的共產主義確實是或企圖忠實於馬克思的思想，那也不能指責馬克思的所有思想都錯了。在一些問題上，甚至在一些主要問題上，馬克思仍然可能是正確的。

馬克思的一些思想確實引人注目。然而，他關於全球市場發展的各種說法（這是對“馬克思是先知”說法的有利証據）事實上並非是最佳的范例。十九世紀已經是一個全球化時代，馬克思隻是為數眾多的注意到此一趨勢的人之一。過去30年來的全球加速化整合，隻是一種在馬克思年代已經蓬勃產生、在1914年受到干擾的趨勢的重現。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強大生產能力的預見更具原創性。他預見到資本主義將激勵出人類迄今無法想象的發明。他關於資本主義大公司將主宰全球產業的看法也是對的，盡管並非完全按照他說的方式。他強調商業周期的重要性也是對的，雖然他關於商業周期的產生原因及其後果的看法是錯誤的。

馬克思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性－－資本主義的強大生產力會導致自身的滅亡，資本主義存在導致社會主義及以後的共產主義的物質可能性和邏輯必然性－－被証明是錯誤的，但是，馬克思可以正確地宣稱自己比其他人更清楚地預見到，資本主義在改變人類的物質世界方面將達到何種地步，而反過來這需要對他的另一方面至少給予一點勉強的尊敬：其思想的影響之廣以及其勃勃的雄心壯志。

但事實上，在所有馬克思認為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都錯了。馬克思宣稱，其思想體系的真正力量在於預見性，但他的主要預見都毫無希望地失敗。有人常說，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前景的預見，僅僅在時間上犯了一項錯誤。等到資本主義最終走到盡頭，就會証明馬克思的正確。然而，這種論証方式，正如其他許多為馬克思辯護的理由，雖然擁有無法被証偽的優越性，卻並未使之有理。問題在於，它忽略了階級。這是一種明智的忽略。因為階級這個概念，已經變得模糊不清以致於毫無意義。但是，階級矛盾卻是馬克思世界觀不可或缺的東西。沒有階級，即使資本主義停滯不前或走向衰落，仍然缺乏推翻它的機制。

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必不可少之物。但階級鬥爭，即使它曾經存在，也已經過去。在今日的西方民主社會，是受雇的工人即無產階級來選擇由誰來統治和統治多長時間，來告訴政府如何管制公司，來最終地擁有公司。而這恰恰是因 為存在馬克思最強烈批判的東西：私有財產、自由的政治權利和市場。在一些最重要的問題上，馬克思錯得最離譜。

原則上正確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遠非局限於人數日益減少的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士。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它經濟理論很可能是知識廢品，但他的許多假設、分析技巧和思維方式，在西方學界及其他領域得到廣泛傳播。

馬克思關於經濟結構決定一切的核心觀念特別差勁。例如，根據這一觀念，私有財產權存在的唯一原因是它為資產階級生產關系服務。這種說法適用於社會中的任何其他權利或公民自由。認為這類權利擁有更深刻的道德基礎，這是一種幻覺。道德本身就是幻覺，它隻是統治階級的另一工具。（正如盧卡奇所說： “共產主義的道德觀使邪惡的行動成為最高的職責......它是要求我們作出最大犧牲的革命。”）人的作用等於零：我們隻是被“這種制度”愚弄的工具， 直到我們把它徹底推翻為止。

馬克思關於道德的觀點也適用於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眾所周知，“已故馬克思”認為，這些學科皆不是客觀探索知識的領域，而是社會控制的方式。永遠不要詢問畫家、劇作家、建築師或哲學家對自己專業的見解。甚至不用看他們的作品，就知道他們實際在作什麼：支持統治階級。這種思維方式已經深入到整個西歐尤其是美國的大學科系，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文學研究。結果，智慧對話的機會消失了，青年人可以接受一種嚴肅的自由教育的信心也消失了。馬克思主義另一有影響力的特征還在於它的濃厚的烏托邦性質。《共產黨宣言》並不是一種政府的管理綱領，而隻是一種奪取政權的綱領，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明智地觀察某人奪權的綱領，也就是說，它是一種關於資本主義的缺陷與活力的評論。在《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任何其它著作中，馬克思都沒有論述他所預言和鼓動的共產主義會如何實際運作。

馬克思的牧牛理論

馬克思曾如此說：“在共產主義社會，無人能獨佔某些活動領域，社會管理著總的生產，因而我可以今天做這件事，明天做那件事，上午打獵，下午釣魚， 傍晚牧牛，晚餐後從事批判活動，這隻是我心中的設想，我並未變成獵人、牧人或批判家。”許多人希望予以更詳盡地討論的問題之一是，牛是否會滿足於僅僅在傍晚放牧，或者這隻不過是人們內心的一種設想。但這個卡通片幾乎就是馬克思所談論的共產主義實況的一切，其余的必須被約簡掉，正如他對資本主義的猛烈批判，必須消除不平等、剝削、異化、私有財產等等。

令人驚訝的是今日的全球化的激烈批評者，無論他們是否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事。對於現存的經濟秩序，他們沒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物，相反，卻乞靈於一個沒有環境壓力、社會不公正和名牌運動服的烏托邦，號召返回到一個工業化以前根本不存在的黃金時代，卻從未清晰地描述這種另類的未來或提出充分的証據。除此以外，反全球化人士還繼承了馬克思的其他許多東西，特別是自以為是的憤怒、暴烈的語言、願意訴諸實際暴力（以回應對方的“暴力”）、對大公司的妖魔化、把世界劃分為剝削者和受害者、蔑視漸進改革、狂熱的行動主義、對民主的不耐煩、玷污自由的“權利”和“自由權”、懷疑妥協、關於為市場秩序的辯護屬於偽善（或孩子氣的幼稚）的假設。

反全球化主義已被妥切地描述成一種世俗宗教。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這是一種完整的信條，擁有先知、神聖文本和關於神話中的天堂的承諾。馬克思並不是一個他自稱的科學家。他建立了一種信仰。他激勵的那種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經死亡或正在死亡。但他的宗教不僅信徒眾多，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

译文﹕伊金评德里达去世

原题：包罗万象的理论，安息吧——评德里达去世
(原载纽约时报2004年10月17日)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于10月8日逝世，静静地为大理论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德里达先生是一代思想家中的最后一人。这些思想家以男性为主而且清一色是法国人。他们关於语言、存在与真实的本质的概括性主张，从1960年代起在数十年内支配了大西洋两岸的学者，使人文学系产生了许多著作，引起激烈的争论。

德里达先生比阿尔都塞、巴特、布尔迪厄、福柯、拉康、德吕兹等理论家同伴都活得久。但多年以来，在他周围，理论影响力衰退的迹象日益明显。1990年代初以后，与这些思想家有明显关系的宏大知识范式－－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追随者日渐稀少，地位不断下降。

世界已经变了，但未必按照某些大理论的狂热拥护者所希望的方式变。一度被视为革命催化剂的思想，似乎开始变为陈腐的、与实现社会变革毫不相干或完全不适合的东西。

德里达先生的主要遗产----解构主义也不例外。它原先只是一种严格的文本分析方法，企图显示任何文本并不完全等同于它表面显现的东西，而蕴含着模糊不定与矛盾的意义。解构主义在人文学科以及其他学科找到了追随者，包括许多不仅决心解构文本还要解构政治制度与社会的人。今日，解构主义这个名词已变成没有多少意义的大众文化产品，《时尚》杂志（Vogue）以之描述一件不合身套装的机会远远大于研究生以之讨论乔伊斯。

但解构主义理论本身，或至少其特有的词汇，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有些学者对此表示谴责。杜克大学英语教授冷崔恰（Frank Lentricchia）1996年在《交际语》杂志（Lingua Franca）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解构主义理论几乎取代了英语系的文学，文学作品被简约为有关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冗长乏味的连祷文，“一个关于种族主义、贫困、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和帝国主义的粪坑”。其他学者则悄悄抛弃了以最普遍和和最抽象形式写作的大理论，而从事更个人化的写作，撰写回忆录甚至小说。

2003年，学术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编辑主办的未来理论讨论会，显现了这种冷酷的情绪。一位学生听众向二十多位知名学者提问，什么理论持久站得住脚。这些正在为布什政府和伊拉克战争感到绝望的学者们回答说：几乎没有。

同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特里.格尔顿（Terry Eagleton）教授，在其新著《理论之后》中宣称：“我们现在生活在人们可能称为高理论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阿尔都塞、巴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的丰富卓识，也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

为何大理论一度兴旺，现在却走向衰落？最可能的解释与政治有关。按照这种看法，大理论的兴衰与左派的命运起落同步。伊格尔顿先生说：“大理论的命运与某一政治时代紧密相连。大理论的英雄时代是1960至1980年代，那也是左派地位上升的年代。”大理论不仅是分析文学或哲学文本的工具，还被视为一种挑战现状的政治武器。正如英语教授斯坦利.希（Stanley Fish）所说：“当时普遍欲望理论的系统阐述会获得政治上的报答，希望发生世界革命。”

解构主义认为，透过对文本的仔细研读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权力等级制和论题，这种观点具有巨大的政治号召力。198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米歇尔.蒙特（Michelle Lamont）的文章《如何成为一位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分析了德里达先生变成明星的过程。她说：“在他提供的事物中，只有理论满足和配合了政治气候的需要。”

现在，政治气候变了，大理论就落得尘封的下场。柏林墙倒塌了。苏联崩溃了。神经科学的进展推翻了弗洛伊德关于人脑的假说。影响精神的药物取代了精神分析疗法。在相当大程度上，大理论预言的社会革命并未发生。

今日，人文学系的局面比德里达的思想刚刚走红时要平静得多。他的一些洞见卓识，特别是关于语言并非表达真实的透明中介，而是一种塑造我们价值与信念的文化系统的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仍将保存下去。但这些日子，学者们很少产生跨学科的打破范式的新著作。学者研究的重点，已转移到拉蒙特女士在采访中所说的“精细雕琢的经验性研究，那里没有多少高理论可以派上用场”。

也许这并非一件坏事。费希先生说，回头去看，相信理论可以改变世界，这是一个错误。他说：“一旦理论问题不再成为哲学领域内的问题，而变为关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理论就背上沉重的负担。没有哪个理论可以承受这种重负。这是对理论可以提出的合理要求与也许不该提出的要求之间的差别。一方面，作为一个理论家，你可以说：‘跟着我，我将为你提供关于一个重要的长期问题的答案。’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跟着我，我可以带领你们到达希望之乡。’当然，第一种说法是学者和理论家提出的合适、必要的主张。第二种说法是先知乃至上帝的语言。幸好，理论家既非先知也不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