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12/01/2022）
这是一篇写于
2020 年
10 月
20 日的“今日美政”（那时候还叫“E闻美政”），存档一下，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
1949 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通过了一条行政法案，叫公平信条 （Fairness Doctrine）。其中要求广播电视节目，如果你要想获得 FCC 的广播执照，就必须在公共问题上的报道中，保持客观态度，在有争议问题上，提供正反双方的意见，需要诚实、公正和平衡。
但很显然这一政策本身很容易引起争议。反对方认为，我做广播公司是私人企业，我当然有权在我的媒体上表达我个人的意见，为什么一定要强制我推送我反对方的意见呢？因此这一法案一直处于可能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冲突的境地。而支持一方则认为，广播电视资源十分有限，它实际上承担了引导舆论的公共责任，不但会影响公众意见，甚至会影响美国基本的国策。这种情况下，完全私人控制，不做内容限制和规定的媒体，是一种公共的威胁。
在 1969 年，最高法院曾经判决过这样的上诉案件（红狮子广播公司诉FCC)。最终最高法院绕开了政府是否有权对广播媒体进行观点平衡调节的敏感问题，而强调，无线电频谱资源有限，而且资源属于政府。那么你如果想要获得资源，就只能服从政府平衡言论的要求。
到了 1985 年，里根总统时期，FCC
的这一政策被认为是违反了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权力。期间经过了一些周折，到
1987 年，FCC
正式抛弃了公平信条。
经济学家
James Hamilton 在《新闻目的是销售》（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Sell）一书中说：“新闻不是因为个人需要提高民主的功效，而是因为读者要消遣、记者要发达，老板要利润。”
在报纸时代，美国的报纸就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分歧和极端化，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治化的社会，每个地区的居民最关心的其实是自己当地市镇的新闻。这就充分保证了新闻的多元化。而反过来，那些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全国范围的大媒体，在电视广播诞生之前，阅读者大多集中在精英阶层，他们相对大众来说，有更理性的思维和辨别能力，极端化的宣传很少获得他们的亲睐。
但到了广播电视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广播这种形式可以迅速送达普通公众，如果你对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印象的话。这时候更大范围的受众意味着更多的商业利益。新闻的商业操作使得其越来越“投其所好”。这其实是
1987 年
FCC 开始废除公平信条的更深层次原因：公平信条使得商业操作的成本增加。为什么呢？
因为新闻作为商品，需要具备商品的普遍特性，那就是简单实用。美国传媒学教授、FactCheck
网站的创始人之一
Kathleen Jamieson 教授在她的著作《影响的相互作用》（The Interplay of Influence）一书中认为，商业操作的媒体，就必须将新闻和事件简单化，变成一种黑与白的对立，这样大众才乐于接受。大众是不愿意动脑子的。我上了一天的班下来，看看新闻无非就想找点乐子，或者找点道德感，为好人滴两滴眼泪，向坏人吐一口吐沫。大众并不需要冗长的分析文章或者罗列事实让我思考让我判断，我只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一个好人和坏人的世界。
Amercian
business is Business。美国人的事就是做生意。
所以在废除了公平信条之后，美国新闻媒体迅速地简单化和脸谱化，尤其在电视和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迎合市场是五大新闻网络共同的趋势。
与之相对的，大众也越来越极端化，由于左右双方都同时受到自己喜爱的媒体的有倾向性的新闻影响，使得双方都有一种集团作战的心理。即在公共事件上，出现了强大的“我和我的同志们，对阵邪恶的敌方阵营”的态势。这导致双方都开始将对方妖魔化。一项调查显示，双方对对方的认知，都严重地被夸大了。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有
44% 的人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以上，事实上这一比例是
2%；共和党人则相信民主党人有
38% 是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正确的比例是
6%。民主党认为共和党有
40% 是老年人，事实上他们只有
20% 老年人；共和党认为
44% 民主党人是工会成员，但事实上民主党工会成员只有
11%。调查还显示，越是关心政治新闻的人，他们的政治偏见就越大，对对方的判断错误就越大。
同时，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也开始下降。2008
年几乎没有人对媒体新闻的真实性有信心。但
2017 年之后，Gallup
民调显示公众，尤其是民主党人和非党派人士对主流媒体的信任度开始提高，民主党人甚至提高到了
72%，但共和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没有提高。
保守派人一直认为媒体有倾向性不是问题，因为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市场会自动安排不同的声音充斥舆论市场。但事实上他们忽略了媒体新闻的资源有限性，美国主流媒体一共就五家大媒体集团，在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下的媒体，不太可能恢复到自由竞争时代的百家争鸣，尤其在全国范围的大媒体市场，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地方媒体有可能，但他们更关注地方事务）。事实上，保守派的抱怨并不小。他们认为由于新闻媒体从业门槛的提高，越来越多高学历者占领了媒体市场，而他们大多数是自由派人士。事实上保守派大媒体也确实只剩下
Fox 公司一家。
那么新技术新媒体呢？网络媒体的产生非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使问题严重化。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公众关心新闻并非为了了解真相和促进民主，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寻找认同，摆脱孤独和宣泄情绪。所以网络社交媒体从一开始就出现内卷化。各种意见团体更加容易获得自己希望看到的所谓“事实”，希望听到的观点意见，这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意见之间的隔阂。在相对还有权威性的主流媒体时代，谣言相对还容易控制和辟谣。但在网络媒体时代，谣言非常难以控制。所以“为什么我们极端化了？” 的作者 Ezra Klein 说，“媒体现在不是更偏左或者更偏右，而是他们都变得更喧嚣，更愤怒，更用一切手段进行煽动了。”
民主党从
2005 年开始，陆续有一些议员提出要求重新恢复公平信条，这甚至包括目前的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但遭到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也并不支持重新恢复公平信条，致使这一提案搁浅。
舆论市场是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市场中交换所得，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其价值的。比如电脑是否快速便捷，汽车是否稳定舒适，冰箱是否安静，电视是否清晰。但有些时候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其价值的情况下，市场会起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比如目前很多人对钻石的追捧，广告说钻石有价值，钻石就突然有了巨大价值了。现代社会复杂的利益纠葛，庞大的组织结构，我们普通人对公正概念的理解甚至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简单说，一个政策放在普通公众面前，这个政策到底对你好不好，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到底如何权衡，绝大多数情况下超过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理解能力。这就需要有中间商，要有人把生肉做成香肠，我们才能进食。这个中间商，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媒体需要担任的职责。
你是否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要求食品制造商不能仅仅迎合我们的口味，还必须为我们的身体健康负责的话，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机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去要求媒体喂给我们的新闻要符合社会健康和社会公义的要求。食品健康的标准制定，来自政府和科学家。那么新闻健康的标准制定，应该要比公平信条来的复杂得多。
这就是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