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西方社会是常识，但在中文世界长期成为国民心智盲点的道理
（推特，2022-11-08）
读书有什么用？可能多少能让人明了一点眼前看不见的道理吧。今天讲一个在西方社会是常识，但在中文世界长期成为国民心智盲点的道理。
西方这两千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反对“武断任性”的统治，因为它导致灾难。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到现在的美国法院，讲到行政权力的时候，“武断任性”（arbitrary
and capricious）这两词重复了成千上万遍，婆婆妈妈，到了让人烦的频率。
权力这个东西，集中也好，分散也好，都能干好事，也都能干坏事。所以，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在具体干哪件事上，本身是分辨不出来的。必须超越孤立的事件，放到历史纵深中才能比较出优劣。从亚里士多德起，西方人发现，历史上的人造灾难有个共同特点，就是“武断任性”决策的结果。有些“武断任性”几次，政治共同体就散架了。但大部分“武断任性”的决策不会有那么严重的直接后果，一下就完蛋，而是日积月累，像失血一样，每一刀下去，都不会致命，多少流点血，然后是另一刀，还没愈合，再来一刀……遍体鳞伤之后，会到一个临界点。
基于这种发现，亚里士多德主张，政治的头等大事是避免“武断任性”的统治，找到有智慧的统治方式。这就是法治的理论起源------不能一个人或一伙人说了算，要法律说了算。这是两千多年前西方人的认知，思考过程写得清清楚楚。自那以来，西方各时代最聪明的头脑不是不知道集权能干一些好事；但在这方面，他们比东方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也知道集权避免不了“武断任性”，而且不会只“武断任性”一次，而是免不了形成一个“武断任性”的链条，最终后果不可收拾，造成巨大社会灾难。西方是有了这种理念，又“武断任性”了一千多年、经历无数人造灾难后，才付诸实践。中国历史传统上一直在武断任性的闭环中打转转，尝一段甜头，降一段灾难，统治形态像蒙眼驴拉磨，在对政治权力的认知结核化，直到近代西学传进来，没什么长进。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权力的认知在西方大部分历史时段属于人间常识，到了近代逐步精细化和专业化：行政需要权力集中，但集权导致武断任性的决策，武断任性的决策导致灾难------很少有例外，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必须对集中的权力有监督和制约，目标是达到一种平衡：权力足够集中到有效行政，但又无法武断任性地行政。西方经历过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政体，都贯穿着这个线索。美国的行政权（总统的权力）比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要大、要集中，这是行政能力的保障。但要在国内行使这种权力，有个紧箍咒，就是不能“武断任性”，这是联邦法院审理行政当局滥用行政权的标准用语。在国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比较紧，但在非国内事务中，这个紧箍咒很松，比如外交，比如在国外用兵。
回顾这条线索，多少让我们对未来有个不太离谱的宏观判断------具体微观走向和一些规律性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只有上帝和骗子才知道。大的图景：集权会干一些好事，但避免不了武断任性的统治，这是巨大灾难的源头活水。长远看，没有例外；短期看，有个别例外。不管是一个人集权（独裁政治），还是一伙人集权（寡头政治），历史上都是这样。肯定有人想：“我比历史上那些更聪明、更高瞻远瞩，而且吸取了他们的教训，更集权、更厉害……”这种想法不新鲜------历史上几乎所有武断任性的统治者都这么想，但都没逃过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那个规律。能有机会武断任性地统治，人肯定聪明，这没说的，很清楚。但同样清楚的是，肯定没有亚里士多德聪明，不只是在他写的那些书的意义上，而且也在他是亚力山大大帝的老师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和他老师都没少讲“暴政”，美国佬学英国佬，翻译成tyranny，因为翻译问题，大部分中文知识分子和广大学生望文生义，以为只有残暴的统治才叫tyranny。这是个基础性误解。Tyranny固然包括残暴的统治，但更重要的是讲抛开法律，武断任性地统治。武断任性地统治能不能干些好事，给臣民点甜头？当然会。世界上不存在只用残暴手段统治的tyranny，那种极端状态只在虚构作品中才存在。Tyrant------中文翻译成“暴君”，误导性更强------给臣民点甜头的时候，大概相当于古代中国书生讲的“仁政”或“善治”。但按亚氏传统，这种“仁政”跟“暴政”一样，都属于tyranny，因为都是不要法律的武断任性统治。先把这一点搞清楚，思路才能上轨道，去理解17世纪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讲反tyranny是怎么回事------不只是说国王太残暴 — — 都革命造反了，这一点肯定是自明的，而是说国王不讲理，无法无天，说话不算数，武断任性，瞎搞。
知道了tyranny是什么意思，才能一点一点理解像洛克、孟德斯鸠、杰佛逊那些人为什么讲那些话，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思路。在这种理论框架和政治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习惯讲的集权也能干好事，是个假问题，因为集权也干坏事。就像问开车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样，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它既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武断任性地开，肯定没好事，但截取一个时段，它可以比按交通规则开要爽。但历史不会终结在权势人物的高潮时刻，爽完了历史还继续，后果迟早出来，进入不爽时段。所谓君主立宪也好、人民立宪也好，无非是为了避免那种武断任性地爽一把，留下后果让别人承担的统治方式。它不是要废除“集权”------把行政权搞得太弱，国家会失败，像当年的魏马民国一样，而是要用法律、常规、惯例等手段监督和限制行政权，让行政当局对自己的政策和行为负责。学会这个，这好像比学习数理化造手机火车头难多了。
比如说，美国有法院、行政系统有自己的惯例和常规，川普胡来，行政系统按法律和惯例做事，拒绝有效执行。前年大选期间，这种事发生过不少。这种制度设计和传统肯定存在自己的问题，好比说，在常规下，它缺少效率，要靠进入非常状态，才能解决一些紧迫问题。但它成功避免了很多导致社会全面崩塌的灾难性后果。像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它的制度漏洞相当多，任何一位有能力的总统，如果有机会武断任性地多折腾两届，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武断任意的统治，灾难不会马上降临。大部分家暴都不会马上导致离婚或家破人亡的后果，何况有着严密组织资源和强大武力的国家？历史是一个过程，有时候很漫长，体现在上一代人武断，下一代人支付代价。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人们不知道的只是一些具体事件将要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中国这几年显然进入转折时段，不只是经济发展由盛转衰，而且国民对未来的预期由乐观转向悲观，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社会上升期，大部分国民随大流水涨船高，只要不太笨不太懒或性格不太离奇，都会顺势上升。转折期是考验一个人的心智和见识的时段，传统中国人称之为“水落石出”，美国人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的说法。对于心智和见识在平均线以上的人，不管是身处其中，还是作为世事观察者，你不需要等到水退到脚脖子才知道退潮了。
人是一种精神世界复杂的动物，说好听点是丰富多样，说不好听点是颠三倒四。这是人性常态，一个典型表现：即便知道了道理，不一定愿意按道理去做，即便愿意按照道理去做，也不一定有能力做到。至于连道理也不知道的，只要运气足够好，也能糊弄到寿终正寝。只是，运气是不可重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