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月30日启程去中国，7月19日返回美国，行色匆匆，走马观花，前后一共20天。
7月1日飞抵上海浦东机场，原先计划当日晚飞重庆，但其间发生的一起差错，导致原计划泡汤。 在费城登机飞芝加哥时，由于托运行李和安检费时太久，行李登机人却未能登机，工作人员为我找了30分钟后一个经旧金山飞上海的航班。在浦东机场没取到行李，住友人家，第二天去机场查问，称要去重庆机场申报，于是次日中午飞重庆。
此次中国行，主要是参加母校科大举办的值年校友聚会并与同学游览天柱山。五十年前我上科大时，科大还在北京。1969年底科大搬迁到合肥，我们系（近代化学系）的师生直接去马鞍山，边劳动边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次年毕业离开那里，至今我从未到过合肥科大校园。
3日早晨，乘动车去合肥，傍晚抵达，住科大附近一家酒店，当晚与同学餐叙。4日，上午在校礼堂参加大会，中午在校食堂吃自助餐，下午参观校史馆，然后与原本系马兴孝、辛厚文老师座谈，晚上在餐馆与老师共进晚餐。
5日乘大巴去潜山县天柱山旅游。此山乃纯岩石山，陡峭险峻，一柱擎天，山顶凉风习习，山下景色一览无余，风貌独特。当晚住县城酒店，次日游三祖寺旁的石牛古洞，绿荫蔽天，溪水潺潺，300多方王安石、黄庭坚等宋人及后人的碑刻，小县城保存如此多名胜古迹，非常难得。下午在细雨中乘竹筏漂流皖水，然后返回合肥，当晚乘飞机回重庆。
7日休息一天。8日晚去大渡口，亲戚在餐馆请客。9日与某公司主管座谈，在南滨路巴味堂用午餐，下午去岳母处。10日去江津老友家做客。11日乘动车去成都新都妹妹家。妹妹动手术，13日出院。16日飞北京，住亲家家。
此次回国有几点感受。一，经济不好。二，交通条件大有改善，尤其是高铁动车的发展，令人瞩目。三，汽车太多，泛滥成灾。四，高楼太多，太密。五，市场水果蔬菜丰富，一般也不贵，但很可能被施用过化学剂。
刚到上海，适逢中国爆发股灾，政府竭力救市。友人妻子颇信阴谋论，认为股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文化程度较高的友人不信此说，认为中国股市体量太大，美国或其他外国不可能有如此大本事。
一位从事建筑材料业的亲戚说，今年上半年其公司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一半，另一位经营美容店的亲戚表示，由于经济不好，许多老客人不来或少来店里了。在重庆、成都等地，看到不少烂尾楼。中国官方说上半年GDP增长7%，令人怀疑。
习王反腐似乎得到国内不少民众的支持，但许多知识分子却不以为然，其意见主要是两点：选择性反腐和不遵守司法程序。
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中共高层似有分歧，无非左右之争。江泽民、胡温时代，当局右手打左、左手打右，强力推行政左经右方针，但现在这种方针似乎难以为继。习王体制，高度集权，对内反腐，严控网路媒体，对外放弃韬光养晦，以有所作为取而代之。这些行动不禁令人回想起五十年代初的毛。
但当年毛所面对的中国国情及世界局势，和习王等大不一样。在毛时代，执政党干部和民众的知识程度相当低，知识分子的力量很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因此毛的锁国政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可以取得一定效果。即使如此，毛的极左政策所隐含的严重弊病，也逐渐显露出来，而且越来越严重，直到文革发生，这些弊病达到天怒人怨、难以为继的地步。
现在国际共运江河日下，日暮途穷，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越来越深入民心。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社会地位和知识深度，以及民众的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五十年代。互联网的发展使执政者越来越难以封锁信息的流通，国家的治理难度加大，使执政者面临空前的考验。
客观地说，本届政治局常委，除了李克强，其知识含金量并不高。知青出身的常委，虽然对中国基层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但对于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大国，他们的知识准备显然不足。一个解决之道是发展智库。但不像美国，中国的智库靠政府养活，他们与其说在从事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政府的传声筒和辩护士。而民间智库几乎无生存之地。中共高层究竟能从这类智库得到多少帮助，还是个未知数，更何况体制内颇有影响力的毛左派，一直在推动高层朝着毛的方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