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有几个日子终身难忘。1965年的8月6日，就是我的这种日子。那一天，我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此与科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我家住在四川江津（现重庆市江津区）县城。在正街（Main Street）一家小铺修收音机的邻居戴其宇，回家吃午饭时对我说：”开元，上午邮差送信时说，邮局到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寄给吉人巷一家姓戴的。我们吉人巷一共只有两家人姓戴，今年考大学的只有你一个。一定是你的通知书来了。”
午饭后，十来个同学闻讯来到我家。三点钟左右，大门外传来邮差的叫声：“戴某某，有挂号信，拿私章来。”父亲慌忙找出私章，我陪着他来到大门外。父亲在邮差的登记本上盖章时，我看见他两只手不住地发抖。
通知书装在一个深黄色的牛皮纸信封里，落款是“四川省高考招生委员会”几个红字。同学李光林从父亲手上一把抓过通知书，嘴里连连说：“肯定是清华，肯定是清华。”但他一撕开信封，就愣住了。我考上的是科大而不是清华。
同学们纷纷向父亲讨“喜糖”。父亲立刻到糖果店，买了两斤水果糖（0.6元一斤），散给同学们和邻居吃。
考上科大，不仅李光林感到惊讶，其他同学和我本人也觉得意外。
当年，在江津一中（现叫江津中学）师生的心目中，科大是一所相当神秘的学校。该校直属中国科学院，招生简章声称“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精尖科研人才”，对考生的考分要求跟清华、北大等一流名校差不多，但“政治条件”则高于清华、北大（1965年科大新生的平均高考分数为81.9，清华、北大分别为82和79；但科大的“政治条件”跟国防科委的院校相同，皆为“绝密”、“机密”专业，而清华、北大只有少数专业属于“绝密”、“机密”级）。1958年科大创办时，津一中曾保送过两名学生，以后每年都推荐学生去报考，但皆名落孙山，而该校几乎年年都有人考上清华、北大。
在中学阶段，我除了学习成绩比较突出，在政治上却很不“红”。我出生于小商家庭，不属“黑五类”，但也不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而且，我只会埋头念书，不懂得“积极靠拢组织”，未参加共青团。班主任谢世淮给我作的毕业鉴定，里面有“只专不红”的评语。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有点自知之明，一类学校的前三个志愿分别是清华、西安交大和重庆大学。
但谢老师在审核志愿时，对我说：“津一中历年来没人考上科大。按照招生比例，今年我们学校有一个报考科大的名额，无人报考。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让你去试一试。”那时学校党支部的决定，对我来说相当于圣旨，我不得不服从，于是把第一志愿改为科大，但以清华取代了西安交大。我对谢老师说：“考科大，我没有把握，但考清华，还多少有点把握，我把第二志愿改为清华，以便万一科大考不上，还可能被清华录取。”
为了准备考大学，从1965年2月中旬起，每天晚上，我在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家以后，再“开夜车”一小时，把高中三年数理化教科书上的习题重新作一遍。6月，学校的高考复习正式开始时，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差不多了，在校图书馆借了十来本外国小说，天天看小说，下午还去水塘或长江里游泳。
高考于7月初举行，三天共考六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英语）。政治科一共有四道题，其中两道被津一中的老师事前猜中（俗称“打锭子”）。语文是一篇作文，题目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这是5月份津一中毕业语文考试的题目，因此高考时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默写自己的文章。数学只有加分选择题没有作。物理考得也很轻松，化学提前半小时交卷。考完后，我估计，考上“重庆大学”大概没有问题。
当年四川高考，分为川西、川东两个考区，川东考区的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重庆市，在重庆改高考试卷。津一中去了五名教师参加改卷，其中一位叫黄诗群，教过我高二的英语。黄老师后来告诉我，川东考区我考了理工科第一名，六科550分，平均91.7分。分数结果一出来，参加改卷的津一中老师高兴极了，说：今年我们津一中放了一颗高考卫星！
数年来，科大每年在四川计划招生约30人，但可能由于报考人数不够，几乎从未完成招生任务，唯有1965年顺利实现目标，于是给津一中寄了一张大红喜报。
四川高考招生委员会从8月5日开始，从成都发放录取通知书，我的通知书于次日抵达江津，当天全县只有我一份。第二天来了两份通知书，其中之一是李光林同学的，他考上的是上海交大。以后到达江津的通知书，一天比一天多。
通知书里附有一张申请路费补助的表格。当年从江津去北京，乘火车的半价学生票约为15元，对于我们家庭，这是一个难以负担的重担（父亲月薪仅有24元）。我填好申请书寄去，数天后接到的回复是“不予批准”。但家庭经济境况比我好的同学李光林和刘维斌（考上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却得到了路费补助。闻此消息，我发了几句牢骚，被好事者报告给津一中的某位领导，该领导后来把我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在全校大会上批判。
为了筹措路费，我只有另想办法。父亲在新华书店工作，8月份书店向中小学发放教科书，需要把教科书运到汽车站和码头，再用汽车或机动船运走。父亲借了一辆平板车，我们父子二人天天运送教科书，得到一点工钱，加上在巫溪县工作的五姨寄来的钱，总算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和父亲冒着炎炎烈日，汗流浃背地拉着平板车，经过大街小巷，遇到许多不相识的人，他们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明白，他们在说，我就是那个全县第一个接到科大录取通知书的人。我内心里颇为得意，以为自己即将去首都北京，走进我梦寐以求的科学殿堂了。
我的科学梦发轫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1957年10月，苏联发射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四年后，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上天，成为全球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这些重大的太空探索成就，使我对苏联的科技进展和宇宙的奥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959年夏季，我从四牌坊街小学毕业，一天晚上。教了我六年的茅燕雯老师邀请几个同学，到县城东门外的公园里喝茶聊天，她询问我们未来的理想。有的同学说想当教师、医生，我却说我想当一名宇航员。茅老师当时的愕然表情，至今犹留在我的脑海中。
进中学后，科普书籍、科学杂志和科幻作品，是我最喜爱的课外读物之一。《十万个为什么》、《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让我爱不释手，耳熟能详。《大众科学》、《科学画报》和《苏联画报》，期期必读。六十年代初，通过这些杂志，我获悉了超导现象和电子计算机。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田志伟翻译的《物理学的未知世界》，让我接触到宇宙大爆炸、基本粒子、统一场论、万有引力理论等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和概念。天文和物理是我最热衷的两个学科。高中时，我订了一份《天文爱好者》杂志。我暗暗立下志向，未来一定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大自然的无穷奥秘。
现在，我考上了科大，实现自己的科学梦，似乎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
8月下旬，
我和同年考上北京铁道医学院的同班女生邓新玉，还有原津一中毕业、从北京回家探亲的北师大历史系63级学生谭大容，一起乘火车去北京。哪知道一到成都，就遇到宝成铁路塌方，我们只好原路返回江津。五天以后，宝成铁路恢复通车，我们三人才再度启程。我们只能坐慢车，在成都、西安和郑州转车，一共用了五天，才来到北京。我进入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科大校园，学校已经开学三天。
从江津到北京的旅途遇到的波折，似乎是某种预兆，预示着未来我在科大的岁月，不会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果然，在科大念书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发动了的轰轰烈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也被卷了进去。学校从1966年6月2日开始停课，一直到1970年我毕业离校，没再上一天课。文革中，学生们造“走资派”的反，批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全国大串联，校内搞武斗，工军宣传队进驻校园。1969年底科大从北京搬迁到安徽的合肥，我们系师生则到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一炼铁厂，一边劳动一边参加“一打三反”运动，工军宣传队在学生中大抓“反革命”。我班同学谢吉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大会小会批斗。其他师生也被整得心惊胆颤，人人自危。次年8月，我拖着简陋的行李，像一条丧家狗，灰溜溜地逃离了马鞍山，我的科学梦则被扔到爪哇国去了。
在四川合江县当了七年船工之后，1978年，我考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该所工作，似乎与科学又搭上了关系，其实却相距甚远。我原来向往的科学是指物理、天文之类纯自然科学，科学史却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的历史学，研究对象和方法与纯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再后来，我去美国留学，下海经商，在报社当编译，与科学的距离更加遥远。
毫无疑问，对无数中国人来说，文革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也使我的科学梦化为南柯一梦。但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对于科学梦的破灭，我却似乎并不感到多少遗憾。WHY？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中国还有句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曲折的人生经历，我失去了科学梦，却获得了其它东西，而且我认为，这是比科学梦更重要的东西。
中学、大学时期，我虽然不“红”，却完全接受政治教科书上的教条。刚进科大，我就托父亲在江津新华书店买了一套竖排本《毛选（四卷）》（那时北京《毛选》缺货），寄来科大，一有空就认真研读。文革风暴席卷校园，有人贴大字报，揭发我和其他四名同学，被系里内定为重点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但我也积极写大字报，批判“走资派”推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甚至写信给江津一中，批判原先最器重我的语文教师傅道文“散布封资修黑货”。大串联期间，我回到四川和江津，参加当地的“造反”活动。直到1970年，自己被工军宣队整得心惊肉跳，对张春桥等为毛炮制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依然信而不疑。
历史是可以假设的。如果不发生文革，我按部就班地念完科大，可能会在某个研究所，一辈子从事科研工作，甚至做出点成果。但这样的我，对社会一无所知，对政治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是一件被权力利用的工具，甚至成为政治野心家的帮凶。这种偏狭、可怜的人生，并不值得我向往和追求。
现实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文革后期基层干部的普遍腐败，农民生活的贫苦悲惨，干部和民众自发的“走资”活动，官方宣传与社会实际的脱节，使我明白了文革的荒诞，经济体制的弊病，并对政治教科书上的那些“马列教条”产生深深的怀疑。研究科学史和出国留学，又使我看到科学技术的另一面，而且知道“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并非全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没有“等待我们去解放”。
近年来，为文革翻案之风盛行，文革余孽纷纷出笼，甚至有人号召再来一次文革。一些当年的知青大谈“青春无悔”，高唱《岁月甘泉》，留恋上山下乡的那个“美好”岁月。我却不为所动。生活的经历告诉我，老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
爱尔兰戏剧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说过，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learn nothing from history ）。作为文学家的萧伯纳，这句话有点夸张，但也指出了一种历史现象：人类很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
马克思也有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雾月十八日》）如果中国再来一次文革，我看只会成为一场笑剧，即闹剧（farce）或滑稽戏，因为它违背人性，违反历史潮流，违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做做科学梦，很正常。但人总不能一辈子做梦，永远生活在幻梦之中。Bye Bye，我的科学梦！
（2015年8月6日初稿，9月6日修改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