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研究院“中国式病毒”研讨会上的发言（2015年9月20日）
（《民主中国》2015-10-29）
（《民主中国》2015-10-29）
戴按：此文有几点讲得不准确或不完全准确。在毛时代，无论上层还是基层都存在腐败，尤其是到文革后期。我在合江工作时就看到，基层干部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现象相当普遍，当然，到邓小平时代。这类腐败的范围和程度得到极大的发展。西方民主社会也有这种现象，当然，其范围和程度远逊中国。“中国病毒”能征服全世界吗？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类似：伊斯兰国能征服全世界否？我不能说毫无可能，但可能性很小。因为人的本性并不只是“恶”的成分，还有“善”的成分，而且人类还具有理性。
中国研究院开张两三年了吧，意见分歧的时候居多，但今天好像是个例外，大家异口同声在夸奖何老板。说老实话，夸奖是应该的。你看，我也很认真，我也要夸奖，把何频的文章看了，还做了点笔记。我同意（冯）胜平的说法：极具思想力。思想力，在这里意味着有某种洞悉、洞察。何频是不是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何频很敏锐、很尖锐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刚才好几位都提到，对这个现象大家都有所感悟，也都在琢磨，怎么来把这事说清楚？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词：“中国病毒”。我不禁想起李慎之那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他说1949年参加“开国大典”时，特别激动，然后看到胡风的一句诗：“时间开始了”，觉得此诗特别贴切，但又心生嫉妒，这么好的诗怎么让他给提出来了？我们现在大概会有同样感觉：大家都在琢磨同一个问题，怎么“中国病毒”这么贴切的词让何频提出来了？（笑）
我自己也在认真琢磨这个事。刚才有些讨论，说“中国病毒”哪儿来的？毛负的责任大，还是邓负的责任大？何频自己的文章里，讲到邓负的责任更大。我基本上赞成这个说法，因为当下所谓“中国病毒”，它指的是什么？最概括的回答就是：腐败在征服全世界！中国式腐败，党国体制之下的这样一种腐败，权钱交易，不但征服了中国人，而且在征服全世界。这当然是“中国病毒”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那么这种党国体制下、中国式的权钱交易，这样一种腐败，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什么背景下形成的呢？显然不是毛泽东时代，这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年代，邓坚持了毛的专制独裁那一套，又放开了市场的潘多拉匣子，他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了，有了这两个东西，才有了中国式权钱交易，才有了腐败蔓延，才有了孙立平讲的“社会溃败”。这个背景和逻辑应该说很清楚。毛泽东那个年代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正是因为毛泽东把“斗私批修”，把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和道德禁欲主义推到了极端、推到了极致，才可能有后边的这样一种整个社会的大翻转，金钱的力量、物欲的力量以惊人的方式重新迸发出来，这个历史逻辑的连续性，是以反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连续性链条就是我刚才说的：毛时代奠定的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被邓全盘接受下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造成最野蛮的社会后果，这是中国今天这种权贵经济、道德堕落和腐败，社会溃败及其蔓延的基本背景。过去这类现象只是在中国国内，国人互相感染、互相中毒而已。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后，和外国人的交往多了，做买卖的时候也多了，外国人跑到中国来，中国人跑到外国去，这个过程里，很自然，中国人会把国内那一套生意术也用在老外身上，且屡试不爽，同样有效。外国商人为了赚钱势必在中国式生意经面前就范，学会了“搞关系”，巴结中国官员。这个过程，用（罗）小朋的一个词，并非是说谁在主观、故意地如何如何，这是一个自然扩散的过程。把中国国内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很龌龊、很低劣、很见不得阳光的做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国际间交往的潜规则。而老外过去大概没这个东西，但他们能够接受，能够心有灵犀，一点就通，这当然涉及刚才好几位都谈到的“人性”——胜平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在这儿需要进一步解释，因为人性内容很复杂，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觉得要更准确概述的话，应该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腐败，是利用并放大了人性中负面的、恶劣的东西。我在过去的写作中把这种负面人性归结为“生物性”，这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是哲学人类学概念，这里无法展开。简单说，正因为它是人性里边都有的，所以，不管是哪国人，接受起来并不困难。只不过在西方的法治经济范围内，这东西没有伸展空间，而在中国就不同了。所以这是一条。就是说，中国式腐败征服全世界，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集体无意识的、但导致了重大后果的一个过程。
用“中国式病毒”的扩散来形容这个过程，我觉得是相当贴切的。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词的适用范围再扩大一下的话，那还有其他的现象。比如，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往往被西方批评，你援助不讲规则，不讲底线，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人、什么政府都支持。中国政府自己则美其名曰“我们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不少老百姓大概也相信这个东西，他们不了解更多的情况嘛！而在西方，美国也好，欧洲国家也好，在对某一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时，是有一定政治条件的，比如说，你不能是一个过于专制的政府；我给你提供援助的话，会要求你在国内政治、社会方面，做某种改革。也就是说，他们把经济援助、经济合作和受援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当作一个有联系的课题来处理。中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党国统治者自己就不赞成什么民主化，他自己就是拒绝民主化的。那么他这种援助除了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外，在客观上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支持、加强了那些专制政体，反过来又使讲原则的西方在这些场合显得比较被动，比较尴尬。这是不是也是某种“中国式病毒”的扩散？我不知道何频原来的思路里是否包含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做伸展性讨论的话，这些内容也可以列入。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更准确一点的学术上的定义或者概念，来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我跟何频在短信交流时也涉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你这个文章基本还是描述型的，还不能说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定义。当然我也没想好。假如我们借鉴一下，西方现在有个词不是叫“软实力”嘛，一个国家除了硬实力以外还有软实力，指的是我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国家强力，而是靠我的价值观、靠我的文化产品、精神产品所弘扬的那些东西，对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吸引，让你认同我，这叫作软实力。比如说美国大片、迪斯尼动画片，谈的都是非常普世价值的东西。不是光靠武力征服，而是靠一种道德的、价值观念的力量来征服你。这种软实力概念被认为是政治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以此作为参考，何频所讲的“中国式病毒”，其实也具有某种“软实力”的特征，只不过着力点正好相反：它也不是靠强力，而是靠吸引，但这种吸引，是利用人性中低级负面的东西，打进去，污染人类心灵、恶化人类交往。它确实行之有效，但从道德角度讲，效果完全相反，它在颠覆现存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软实力”加上一个定语，称为“恶的软实力”，“负能量软实力”。它是在放大人性中卑劣的东西，但确实对获得实际利益有帮助、有好处，显得特别“好用”，无论是在个体的、民间的场合，还是在国家的场合，这个东西似乎都无所不在。这是不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呢？
那么，“中国式病毒”和今天人们常讲的“中国模式”是个什么关系？在座的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琢磨“红色帝国”的问题。昨天在另外一个会上我还发挥了这么一种想法，没有写成文章，还在构思当中，就是，最近几年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国统治者在力图实现党国中兴、谋划内政外交新格局的过程中，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架构，这个架构可以归结为党国政体和民族国家的结合，它可能具有世界史意义，体现了某种新的历史演进阶段。昨天那个会上，我曾把过去一百多年来人类政治的发展和文明演进，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我在这里再简单地概括一下：
第一个阶段我指的是19世纪，那是一个在主权国家框架内，弱肉强食、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支配一切的世纪。那个年代，强调民族国家逻辑，认可帝国扩张的合理性。当然这个东西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框架以来就有了，只不过在19世纪达到高潮，以至于直到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多所谓“现实主义”的主张和论证套路，还是建立在对这个原则基本认可的基础上。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的前半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把它称为“两战时代”。“两战时代”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否定19世纪弱肉强食原则的新原则。它比较突出的代表，就是一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14点和平倡议，那是一个体现康德主义精神的文件，强调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来处理各国间的争端，不应再诉诸武力，用拳头说话应该被历史所淘汰了。这个原则很具有超前性，甚至在美国国内都是很有争议的（威尔逊提出来以后，当时的美国国会并没有批准）。但是这个原则从后来的历史演进来看，具有极高价值和足够的历史深邃性。到了二战结束的时候，联合国的成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尽管还没有达到完全理想的状态。这是“两战时代”的正面结果。“两战时代”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出现了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治上它们都以极权主义著称，外交上都有某种扩张性。具体过程咱们就不说了，比较复杂。这是“两战时代”的特点。“两战”所以能够发生，其实还是19世纪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的延续。直到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扩张行为、弱肉强食行为才成为被人类共同体禁止的东西。
第三阶段，就是战后了，人们一般称为“冷战时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段时间的特点，是意识形态冲突凸显。出现两大阵营，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中国当时秉承共产革命的逻辑，批判西方是资本主义。而在西方看来，苏联、中国都是红色极权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冷战时代的主要标志，而民族国家冲突，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意识形态冲突相比较，处于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
第四阶段，冷战后。整个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统统瓦解了，除了中国一枝独秀，挺了下来，其它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红色专制政体，纷纷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冲突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才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说民主已经取得胜利，今后再有什么冲突存在的话，大概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了，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或佛教之间的冲突，是亨廷顿讲的那套东西。这是冷战后，从1991年到本世纪前10年吧，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换言之，无论以弱肉强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冲突，还是以“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冲突，似乎都已经退居幕后，不再是历史的主角。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在这段时间里，当年属于共产革命阵营一员的中国，它的掌权者虽然历经六四危机，非但没有倒台，反倒经过二十几年发展逐渐“崛起”，今天已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内政外交均发生了、且还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内政方面，习政权一方面强力反贪腐，一方面强力反宪政，目的在实现“党国中兴”，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极权主义时代。外交方面，则在全力谋划联俄制美的全球战略新格局，一个红色帝国正在崛起，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把民族国家的弱肉强食及扩张逻辑和党国政体的专制逻辑重新拾起来，并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谈到“扩张逻辑”，可能有人不同意，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无主动向外扩张的传统，也缺乏此类冲动。这当然是事实。我所谓今日红色帝国的扩张，一方面是指在南中国海等地发生的事情，北京正在用武力威胁方式向争议方频频示强，它体现的是典型的19世纪传统；另一方面，这种扩张，更是红色帝国海外利益的扩张，因为今日中国的需求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它要从中东、北非、俄罗斯进口石油，从北美进口粮食，从拉美进口矿产品，中国的公司也在遥远的非洲、欧洲、拉丁美洲投资建厂做生意。中国需要保护这些海外利益，所以才要建设远洋海军。以上这些，似乎是民族国家性的，是基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但它同样基于党国政体的需要。我在最近写的一些文字中曾指出，党国外交的第一要务，是反颠覆、保政权，可以说，恰恰是这种政权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自保需求，成为打着民族国家旗号对外扩张的根本驱动。这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完全不同，也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完全不同。
总之，我们正在目睹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中国的习式新极权主义，既要在内政方面实现党国中兴，又要在外交方面实现红色帝国的崛起，后者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把民族国家的逻辑和党国政体的逻辑结合起来。从世界演变史的角度看，这是不是一个新现象、乃至一个新时代呢？这样一种结合，在过去经历的4个历史阶段中似乎从未出现过，它本身已足以构成近代以来第五个历史时代的标志。若真的是如此，这对当今人类、对二战乃至冷战后所形成的人类文明规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这么说，可能有些人不赞成，因为大家多是对党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有些人甚至希望它尽快倒台。我个人也希望，中国的制度应该尽快发生积极方向的变化，实现民主化。但这只是一种愿望。作为研究者，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分析，是客观、冷峻地看待今天中国的现实，这么一个现象恐怕得正视。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式病毒”，可以获得更大的想象力和讨论空间。“中国式病毒”作为一种“恶的软实力”，或者称为红色帝国的一种力量，正在对这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不是一直有人在鼓吹“中国模式”吗？据说，党国的决策模式比西方更“有效率”，党国的“民主”也比西方的“选主”更高明；更根本的是，党国似乎证明了，一个专制政权是可以和一个开放经济并行不悖的，甚至正相关；更何况，党国的完美统治术，包括高超的媒体、互联网控制，迫使知识人就范的种种手段，让中产阶级既满足又恐惧的经济社会氛围，通过民生投入对底层民众的收买，国家主义情绪的鼓噪，军队的进一步党化，社会生活与艺术的“小时代”化，等等，都在造就一代代病态的、奴化（臣民化）的、精于计算的、老于世故乃至不知羞耻的人格，恰恰是这些东西，构成一个专制体制运行的基础。党国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成功”，不正在给全世界的那些威权政体提供“榜样”么？这个“中国式病毒”，真的是何其了得！它的潜能，来自于对负面人性的驾驭，也正因为此，它具有了某种征服世界的力量。
何频贡献的价值，如果我们放到这个框架里来看的话，无论怎么讲都不算过分。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讨论、琢磨。另外也需要给它归纳出一些定义，这是从学术角度、学理角度看，至于说从行动角度，如何改变它，结束它，那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