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A，2018-05-04）
今年2月21日，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当局大张旗鼓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习近平也发表了不少讲话。这里我只提其中一句。
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习近平这话真是笑话。习近平批评那些主张学习宪政民主的人是“总想着‘西天取经’”，可是马克思主义这本经难道不也是产生于西方？共产党又何尝不是西天取经？习近平批评西天取经岂不是批评自己、批评中共？
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也有人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错，不是共产主义的错。他们说，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他们说，共产主义本来是好的，但是苏联、东欧以及中国和朝鲜搞的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这种辩解毫无说服力。我们不妨问一问，假如确实有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何以在现实中总不出现？为什么我们见到的总是冒牌货？假如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现实的共产主义都是假共产主义，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者，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总是被排挤被打压被捉弄？为什么总是让那些假共产主义一类骗子占了上风？沿着这条思路下去，我们也许更容易发现，问题究竟是出在共产主义的真假上，还是就出在共产主义本身。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属极权主义，罪孽深重。但是有不少人以为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要好一些。他们说共产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爱，法西斯主义发源於对人类的恨。
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大量材料证明共产主义也同样发源於对人类的恨。譬如恩格斯就讲过，对我们来说，与其说爱，不如说恨更是必不可少。格瓦拉说:“仇恨是我们斗争的基本因素；对敌人的无情仇恨，驱使我们超越人先天所具有的种种生理的限制，把人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仇恨就不能消灭残暴的敌人。”毛泽东的有关言论更多，这里就不重复了。
比上述领袖语录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一般群众的行为和心态。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政治迫害运动中，群众都被教导、被煽动、被要求向迫害对象发泄仇恨。在那种场合下，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受到称赞受到鼓励，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可见在这里，仇恨被视为革命者的第一重要的品质和最高美德。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也是发源於对人类的恨。
不错，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法西斯鼓吹种族至上，而共产主义宣布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当然就是爱全人类。但问题是，共产主义所爱的人类是抽象的人类而非具体的人类，因为它是指未来的人类而非现在的人类。依照共产主义理论，现在的社会还是阶级社会，现在的人类还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因此，现在还不能讲抽象的人类之爱，现在还不能只讲爱不讲恨，现在还必须强调恨。
当然，由於法西斯主义公开鼓吹种族至上，我们很可以假定，加入法西斯政党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种族主义。共产主义标榜解放全人类，因而投身共产革命的人里边，确实会有一些人是抱着对全人类的博爱之心。但问题是，既然他们加入了共产革命，从而也是接受了“我们”与“他们”的敌我划分，因此他们也就难以拒绝所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难以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也就必须要学会恨，培养恨。凡是经历过参加过共产革命的善良人，谁没有经验过那种努力克服自己的“温情主义”，为自己不具有别人那么强烈的仇恨而暗自惭愧并力图掩饰的尴尬心理呢？既然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压抑自己扭曲自己，既然唯有那些偏执狂热的人和邪恶残酷的人才能在这种场合下如鱼得水，那就怪不得善良的人再多却总是处於下风，邪恶的人虽少却总是能主导局势了。
一本经总是被人念歪，这就不可能只是念的人的问题，必定也是经的问题。总是被人念歪了的经，一定是本歪经。
共产党错了，马克思还能是对的么？（胡平）
（RFA，2018-05-04）
共产革命早已破产。作为共产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也随之破产。不过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为马克思主义辩护。
有些辩护者说，共产革命固然是错了，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只是那些共产党都用早了，共产革命搞早了。共产党过早地搞起共产革命，那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辩护者们最爱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段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按照辩护者们现在的解释，在马克思的时代以致直到今天，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都还没有全部发挥，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物质存在条件也还没有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而共产党在这时候就急匆匆地搞起共产革命，那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揭示的自然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必然遭到失败。在这里，共产党不是由于实行了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失败，而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遭到失败；所以，共产党的失败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相反，它倒从反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共产革命搞早了，所以错了，但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对的。
上述辩护不值一驳。因为就在他们引用的那段马克思名言之后，紧接着马克思就指出：“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消灭私有制这个历史任务，只有在消灭私有制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就是说，当马克思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革命的时候，历史必然是已经发展到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革命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已经在生成这样的阶段。
我们知道，各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感召下搞起共产党、搞起共产革命的。如果你要说共产党搞共产革命搞早了，你也就必须说《共产党宣言》写早了发表早了，你也就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产生得早了出现得早了。可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应运而生的，所以按定义就是适逢其时的，根本不可能有“早了”或“晚了”的问题。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并非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它自己标榜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由此可知，历史唯物主义也并不成立。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批评所谓空想社会主义者。恩格斯不无讽刺地写道：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真理的被认识“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它可以在现在被认识，也可以在五百年前就被认识。恩格斯强调，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这件事本身乃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历史决定论，而这套历史决定论当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自身当作历史决定的。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共产革命的破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那种用“共产革命搞早了”的说辞来替马克思主义打圆场的做法，由于它和马克思主义自己标榜的历史唯物主义互相矛盾，所以是站不住脚的；它反倒是提醒了我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