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8，共识网；来源：《同舟共进》杂志2016年第7期）
戴按：薛理泰对下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估计，与本博类似。中国某些鹰派人物，大多是当代的赵括，对世界局势尤其是对美国的了解甚为肤浅，又满脑子的文革思维，他们以为美国人怕死，以为美国人不敢跟中国打核大战。总有一天，他们会碰得头破血流。
摘要 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执政，设若两国任何一方行差踏错，则中国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几乎是全方位的挑战，其力度之大，同奥巴马时期相比，必然不可同日而语。
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无论是共和党特朗普还是民主党希拉里执政，美国势必收紧对华总体政策，亦即同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相比，其严苛程度将不可以道里计。此乃大势所趋，不待智者而决。
首先审视一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相关的政策宣示。特朗普2016年4月27日在首次全面阐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演讲中抨击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指出：“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进行经济上的攻击，拒绝实施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压的杠杆，即经济上的力量。人们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这个经济力量来驾驭中国。”他回顾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遭受基地组织袭击时，华盛顿却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之耗费更多的精力。他还举例称，目前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表明，中国丝毫不尊重美国及其总统奥巴马。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抨击中国这件事上也没有袖手旁观。早在4月6日，她在费城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对中国发动了猛烈的批评。她提及任职国务卿的经验，向选民证明自己有能力影响中国。
在总统大选的“热身”阶段，两党候选人竞相以抨击中国作为争取选票的手段，此举说明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上升。最近纽约华人公益组织百人会发布2016年关于美国民意的调查报告称，七成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严重或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而且同2012年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带来社会转变的美国人的比例剧降了四成多。
上述情况无非说明，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执政，设若两国任何一方行差踏错，则中国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几乎是全方位的挑战，其力度之大，同奥巴马时期相比，必然不可同日而语。
中美关系：或“防”或“抗”?
无独有偶，在两党总统候选人竞相对中国发难的时刻，美政府也对中国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敌对性的政策宣示。
美国防部长卡特5月25日在演讲中指出，美国正面临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如今中美对峙的局势类似于美国与前苏联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状态。这是美高官首次宣布中美两国已进入“冷战”状态。这一政策宣示的含义及其将带来的后果，无论如何，不可等闲视之。
卡特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这篇演讲时还表示，鉴于中国的强势立场在短期内不会出现改变，而美国高度关注亚太这个对全球经济和安全最有影响力的地区，因此“亚太再平衡”将成为美国一项长期的战略。为此，美军必须作好应对来自这个方向的挑战的长期准备。至于中美在南海的对峙，仅是两国关系大局中的一环而已。另外，他意有所指地寄希望于中国社会发展导致的政策走向的改变。
这一宣示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发表，同美军方对中美两国未来战略博弈在军事层面的认知密切相关。五角大楼认为，二战以来美国掌握亚太乃至全球的海空优势，今后将面临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的中国的挑战，而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呈现新月形，也有利于中国海上力量向外突破，因此此项战略博弈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主要是中美海军之间的碰撞。
十多年前，美国前驻华海军武官即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指出，在解放军所有军兵种中，海军是发展势头最猛的军种。他对笔者表示：“未来中国经济、科技实力将更为雄厚。届时会放慢海军发展的势头吗?显然不会。中国海军迟早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构成严峻的挑战。”
美国防部长卡特在作出措辞严峻的上述演讲之后不久，5月27日再度在美国海军学院发表针对中国的火药味浓厚的讲话。他宣称中国正在“构筑一座自我孤立的长城”，为了应对中国采取的“前所未有的扩张主义行动”，五角大楼将把最精良的武器“全部”派到亚太地区，包括F-35隐形战机、P-8侦察机和隐形驱逐舰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0日回应说，美方部分人士“身体虽然已进入21世纪，但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时期”。
卡特的两番公开讲话堪称冷战结束以来中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心理层面的威胁。目前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严峻挑战主要仅止于心理层面，在双方互动、应对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则可能迅即体现在军事层面，这似乎越来越不是遥不可及之事。
综上所述，中美关系经过近年的战略博弈和互动，美方部分人士认为已经跨过了一道关键性的门槛，进入了“冷战”的初级阶段。有鉴于此，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立场正在从“防”
逐步向“抗”的方向转变。
从近期美军方高层的表态可悟出，尽管“防”与“抗”之间的区别泾渭分明，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堑。假如美政府的意图和立场仅止于“防”，则必然有所节制，在维持区域安全时注重平衡，有政策倾斜，却不容偏废；倘若立场和决心聚焦于“抗”，则必无所不用其极矣。
可以预估，2016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全方位调整对华政策，在军事、外交等层面，原先的“防”将一跃而为“抗”，并持续多年，涉及面广泛，影响深远。届时，所谓经济上“我中有你”，人员往来上“日益频繁”等的说法，皆成明日黄花矣。
何为“修昔底德陷阱”
中外学术界广泛引述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乃至战争成为两强之间不可避免的最终选择。有的学者以彼况此，用以比喻中美之间的关系，似有引喻失义之嫌。
自从核武器面世以后，以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破坏力，早就打破了这一条规律。否则，以冷战时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全球霸权触发的矛盾之尖锐持久，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是早就爆发了?“冷战”这一大国争霸的新形式，又如何可能主宰世界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
反观冷战史，可以发现一条新规律，即核武器问世以来，在核武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战争，甚至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边界冲突。
核武器已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重要因素。这一规律不仅贯穿于美苏争霸的全部历史，也适用于解释为何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战后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印度在1971年11月爆发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还肢解了巴基斯坦，导致东巴基斯坦被孟加拉国取而代之。然而，印巴两国在1998年相继拥有核武器后，近20年来连成规模的边界冲突也没有发生过。概言之，区域和平乃至世界和平得以维持，均拜核导弹这一终极武器所赐。
1949年以来，在中国面临的核战争威胁中，最严峻的一次是1969年苏联尝试把核战争强加于中国，形势十分紧迫。最终克里姆林宫核战争计划胎死腹中，中国面临的核威胁戛然而止。究其底蕴，当年中国处于举国备战的紧急状态，苏联无法通过突袭的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何况当时中国核武库尽管弱小，但数十枚东风2号中短程核导弹却也瞄准了苏边境城市和军事要地，这使得苏领导人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况且美国已明确警告苏联，不准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并启动了战略核武器，这也是中苏军事对峙后来趋于缓和的因素之一。
简言之，核武器问世，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不能以2500年前古希腊两个小邦之间争斗乃至最终爆发战争的故事，来形容处于热核时代的中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为时代背景已迥异。
早在2009年冬，笔者撰文率先指出，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成为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迄今笔者依然认为，中美矛盾固然尖锐，相当难调和，却尚不致于以全面战争的形式达到你死我活的目的。中美都是核大国，一旦爆发全面战争，必定是核战争，这一结局为任何理智的政治家所不取。
争取下一个战略机遇期
在未来数年乃至十年期间，中国能否再有一个战略机遇期，完全取决于能否避免中美两国滑落到彼此对决的境地。中国外向型的经济格局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旦中美两国步入彼此对决，则中国崛起必然受挫。况且，按照中国国情，要维持国内稳定，势必要达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在长达20余年的期间，经济欲振乏力，却能始终维持国内稳定。而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必须改善。
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呈现复兴势头时，均被日本拦腰截断，复兴戛然而止，成为民族痛史。19世纪末，全国范围内的动乱平定，各省大兴洋务，中枢又兴办北洋水师，史称“同光中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兵分水陆两路，击败中国军队，兵锋直逼京畿。清廷被迫割让台湾，又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知识界对清廷的幻想破灭，成为清廷一朝倾覆的原因之一。而1927年至1936年，百业兴旺，1936年国民生产总值在民国史中居冠。1937年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又把中华民族一个巴掌打入血泊中。可见盛世之毁，诚转瞬间之事耳。
倘若中国在崛起未竟之际，同下一个战略机遇期失之交臂，说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笔者以旁观者清的角度，说一句理性而又客观的评语，即若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全方位围堵，较之苏联，处境可能更为险恶。之所以如此说，有若干依据：
首先，在工业、科技方面，苏联同美欧的差距不是很大。如1945年美国研制核武器成功，时隔4年，苏联也成功试爆核弹。苏空军装备同美国不相伯仲，陆军更是一枝独秀，仅海军装备远逊于美国。苏联毕竟是大陆国家，足可自保。而在自主创新的工业、科技方面，当前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差距不小，一旦外国公司全面撤资，许多高科技项目恐告中断。
其次，苏联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运行对外依存度极低，经济自成体系。即使外国强权实行全面封锁，也无碍苏联经济继续高速运转。但中国各项战略资源（包括超过一成民众的口粮）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运行久矣，假若面临全面封锁，经济局面严重恶化，确是不能承受之重。
最后，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阵营由亚欧两大洲十数个国家组成，在地域上连成一大片，由中苏两国作为支撑，起码维系了同盟关系。在外部世界，毕竟还有散布全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声应气求。但现在，一旦中美进入“新冷战时代”，一些邻国甚至会磨刀霍霍，伺机一逞。
当年西方世界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层面，对苏联锲而不舍地实行“分进合击”，孜孜不倦，不稍懈怠。回顾与反思之余，历史经验值得记取。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定格
关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实质以及互动中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的未来走向，笔者认为，在明了以下几个特点以后，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变迁路径予以定格了：
第一，历史经验说明，老大、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这是左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主旋律。譬如美国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争端，乃是鉴于中国军事投掷力量大举南下，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海空优势构成挑战。至于“海洋法”“区域安全”等仅是说辞而已。
第二，核武器面世后，从根本上扭转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说法的有效性。正是“冷战”这一新形式才体现了超级大国之间在热核时代既斗争又妥协的特殊关系。今后历史仍将证明，“冷战”作为大国关系的新格局早已并将继续取代“修昔底德陷阱”。
第三，中国固然可以避免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然而，如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核威慑背景下的多边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则避无可避了。想深一层，在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的军事较量在多数情况下是以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的，如今又有何国愿意替中国陷入与美国势力作一番较量的代理人战争呢?
假如日后中美真如美方部分人士所言，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对中国国家利益而言并非好事。
第四，无论老大、老二均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并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下，假如企图心太强而又战略谋划能力不足，则类似古巴导弹危机这样严重的危机完全可能重演。如此，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九、老十等或迟或早都会站在老大一边，最终的输家毕竟是老二。
第五，一旦中美陷入固化且长期化的“冷战”状态，则中国外交上可能受到一定的孤立。
第六，可以预料，今后中美对峙日趋紧张之日，内心憧憬国力膨胀者，必然会诉诸躁进的手段，一味强调要以强硬的手段对付境外强权势力。其实，翻阅中国近现代史书，即可发现1884年中法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乃至1929年张学良从苏联夺回中东铁路路权，无非是未谋定而动，却听信了主张躁进、膨胀者的怂恿，最终被迫面对事与愿违的结局。
第七，谚曰：“亡羊补牢，未为迟也。”当前中美关系属于事犹可为的阶段，尚有机会避免跨过临界点。
第八，至于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也是可以发生微调以至转化的。君不见，上世纪初美国综合国力已远超英国了，却从未挑战英国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二战后，方才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英美之间完成了老大地位的禅让。这就应了中国古哲名言：“大位不以智取”，遑论力夺。
结语
至今美国不少政界人士仍认为，中国崛起固然会对美国前途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却不具有紧迫性，反而还有充分的协调性。相反，全球其它事端（如伊斯兰国、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俄乌冲突以及全球恐怖组织的挑战等），尽管对美国前途不至于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在具体处理上却刻不容缓。
何况，美国军政界出于惯性思维，揽事太多，对全球事端一时放不下，却又消化不了。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化解中美在南海的紧张对峙提供了机会。玄机或许存在于此。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员)
